九到十一世纪的拜占庭等级制度
九到十一世纪的拜占庭等级制度
尼古拉·卡涅夫（大特尔诺沃）
在标题所示的时期内——即当考虑拜占庭的等级制度、整个现象或其任何特定方面时——我们必须记住该术语本身的一般复杂性和明显的多义性。九到十一世纪的拜占庭有不止一个，而是知道几个不同的、相对独立的官方等级制度；然而，所有的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互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单一的、泛帝国的等级结构，通过所谓的帝国等级优先制度来表达。正是这种整体性和更普遍的范式反映了九到十一世纪拜占庭的等级模式；因此，将其称为古代拜占庭中期的等级制度似乎是合适的，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118）改革之前的时代。【1】
九到十一世纪拜占庭世俗等级制度的两大支柱，分别是是尊称等级和职位等级。对于拜占庭人来说，这两种等级制度——以及另一种等级结构，即教会等级制度——构成了在拜占庭的巴西琉斯（basileus）主持下的帝国统一结构（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三大基石。让我们记住，从拜占庭帝国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帝国和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同义词；这个潜在的实体不仅是关于拜占庭帝国权力的普遍维度的假设的来源，也是对拜占庭等级制度的公理化理解的来源。
拜占庭的等级观念完全排除了两个或多个职位被赋予相同权重的可能性（同样，两个或更多人在帝国等级体系中担任与其重要性完全相等的职位是不允许的）。同时，对于罗马人（Romaioi）来说，这一等级制度的含义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这源于皇帝的人格：后者按照神的旨意掌管尘世；而在这个世界，哪怕反过来说，只要它是天体的镜像，也只能是和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能比拜占庭权贵在宫廷礼仪中的安排更有效地象征（同时表达）帝国普遍的基督教等级制度了，特别是他们在宫廷招待会上被召唤的顺序。在具体层面上，这一原则是通过考虑到尊称的重要性和每位拜占庭权贵的职位相关地位而实现的。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在等级优先制度中所占的位置，即在泛帝国等级体系的整体结构中；他在宫廷招待会、假日和宴会上的地位是按比例计算的。【2】
就职位和头衔的等级而言，后者对拜占庭人来说是两者中最重要的。正是这些尊称显示了其持有者与“巴西琉斯”那神圣、超等级人格的个人与等级的联系，这体现在俗世上，反映了以全能上帝为中心的天堂安排。虽然头衔等级严格是个人的（并非巧合，所涉及的头衔是终身授予的），但职位等级只具有功能意义：每一个官阶都赋予拜占庭官员一种临时（实际上非个人）的重要性。后者并非源于某个人相对于皇帝的固有等级地位，而是源于他以特定身份履行的职责。因此，某一特定官员的这种短暂的、本质上纯粹的职能意义可能在任何特定时刻终止，而职责则转移给另一个人。【3】
荣誉头衔的区分在拜占庭帝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占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在君士坦丁堡由上帝任命的“巴西琉斯”统领的“罗马人”对家园世界（oikoumene）实行统治的意识形态模式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拜占庭的头衔等级在九到十一世纪经历了相当大的发展。这种尊称区分的具体等级制度的目的是，强调人而不是功能特征，既要说明相关权贵的个人重要性，也要将其与基督教埃克梅内派君主的直接、特殊联系制度化，即拜占庭的巴西琉斯（一种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存在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头衔等级制度被认为是——在尽可能充分的程度上——天堂般的、天使般的等级制度的世俗反映，从而体现了上帝所选择的、统一的、普遍的拜占庭-基督教帝国的包罗万象的和谐。正如天上的天使级别等级制度以上帝为中心，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全能统治者，因此，根据拜占庭人的说法，世俗的头衔等级制度必须围绕由上帝任命并激励的皇帝。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讨论的尊称等级制度既具有拜占庭式的特点，又具有普遍性，因为其基本观点是基于将帝国和“家园世界”视为不可分割、重叠的概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拜占庭的尊称可以授予外国人，包括主权国家的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其目的是将以这种方式区分的个人整合到“家园世界”的个人、等级安排中，并将他们适当地“定位”在尘世的人（这反映了在天国的人）中。这一步骤决定了他们作为文明基督教世界最高统领相对于“巴西琉斯”的独特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拜占庭头衔授予外国统治者或首领本身就是某种“个人行为”，对这位杰出统治者所在的国家或王朝没有法律上的固定后果。这表明一种个人层面而非国家层面的联系和依赖，与相关政治的地位无关。【4】然而，从如何解释世界和谐和上帝指定的世俗秩序的角度来看，根据尊称的等级制度和普遍安排超过了任何国家级的君主等级制度。这是因为后者可以简化为一个仅仅是暂时的排列顺序（taxis），以作为上帝天国的忠实复制品，而其在尘世中并没有根基；因此，其存在最初并没有受到“家园世界”的神圣设计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家园世界本应有一天在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巴西琉斯的直接统治下，实现一个最终的、完整的、永久统一的国家，作为上帝唯一的世俗代理人和仆人）。
拜占庭式尊称的等级可以分为四组：高级、一级、二级和初级。此外，类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区分宦官和非宦官的头衔，即所谓的“蓄胡须者”。最后，另一个类型的划分，将分别与元老和军人阶层相关的头衔区分了开来。【5】
高级头衔，包括了只有皇室成员或近亲才能享有的荣誉称号；因此，所讨论的阶层也可以被称为皇家阶层。【6】在我们讨论期间的早期阶段，这一类别包括三个头衔：第一名为凯撒大人（kaisar），第二名为无上贵族（nobelissimos），第三名为殿中内监（kouropalates） 。【7】原则上，这些头衔不能与其他头衔相结合；在没有共治皇帝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相关时期的前半段，他们对继承享有一定的推定权利。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很少由一个人以上持有，尽管规则并非没有例外。上述每一个头衔都伴随着最慷慨的国家年金。例如，在拥有“凯撒大人”这一头衔的情况下，此人可以达到高达128利特拉（litrai）的黄金——即超过9,200诺米斯玛（nomismata）！
在皇帝狄奥斐卢斯（829–842）统治期间，另一个头衔被添加到皇家集团中：束腰世家贵妇（zoste patrikia），这是拜占庭等级制度中唯一的一个专门女性的头衔。所讨论的区别，同样不能由一个以上的人同时承担，是专门为皇帝的岳母而设立的；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其只能被授予作为“巴西琉斯”亲属的女性。
九到十一世纪拜占庭时期的高级头衔，以其明确定义的一般特征，构成了该时期等级体系的最上层。原则上，属于这一群体的所有头衔都是留给皇室成员和近亲的；至少在九世纪中期之前，他们很少被授予。他们的拥有者享有与“罗马人”的皇帝同桌的特殊特权，因此可以亲自接触罗马皇帝。所有这些头衔，包括“束腰世家贵妇”，都完全属于“蓄胡须者”的等级制度，直到1040年代，把这些头衔授予宦官都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所有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荣誉；在十一世纪下半叶之前，很少允许两个人同时拥有。这是鉴于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优越地位，因此不允许将他们与其他头衔相结合（与拜占庭的其他尊称相反）；只有“殿中内监”这一名称，有时不受此规则的限制。
出于同样的原因，直到十一世纪中叶，我们所讨论的头衔通常不会与行政或宫廷职务合并。它们贬值的过程明显晚于其他拜占庭头衔。总的来说，除了“束腰世家贵妇”之外，高级头衔在本报告所述时期结束时，也就是在等级优先制度消亡后仍然存在，并在科穆宁王朝时代继续使用，尽管地位有很大不同。
第二类是一级头衔，包括不属于皇室的个人所享有的最高荣誉。【8】这些头衔授予了帝国最高精英的成员，在整个讨论期间，这些头衔与非凡的声望、重要性和社会吸引力联系在一起。在中拜占庭时代初期，最高的头衔可能是世家贵族（patrikios）。这一头衔和后来出现的其他几个头衔（但不属于皇室阶层——如上所述，通常保留给巴西琉斯的家族成员）构成了拜占庭的一级头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高的头衔是教导主官（magistros），其在我们所讨论组群中位居榜首。在960年代，其被新创建的大统领官（proedros）称号所超越；尽管如此，考虑到后者是为宦官保留的事实，直到十一世纪中期，“教导主官”的头衔仍然是“蓄胡须者”当中最高级别的晋升。
直到1040年代，“蓄胡须者”和宦官分别享有的头衔之间的严格区分才得以坚持。因此，这也反映在一级头衔组中，其中，宦官可以获得“大统领官”、授衣侍长（vestrarches）、授衣侍者（vestes）和“世家贵族”的等级，而“蓄胡须者”可以获得“教导主官”、“授衣侍者”、代理执政高官（anthypatos）和“世家贵族”的等级。然而，在十一世纪中期，正在讨论的这一制度便分裂瓦解了。稍晚些时候，新的衍生头衔开始出现，通过前缀“proto”从先前存在的头衔中形成。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十一世纪拜占庭头衔普遍贬值的必然结果（具体过程见下文）；从本世纪中叶后的二十五年开始，其逐渐导致了它们影响深远的严重贬值和声望的丧失。【9】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I Komnenos）统治期间，随着等级制度的转变，被分析群体的头衔并未持续存在；它们中的大多数不迟于十二世纪初就被废弃了。“大统领官”和头等大统领官（protoproedros）的称号是唯一存活到十二世纪中期的称号。
等级制度中的第三类，就是二级头衔。到了就世纪末，它包括（按降序排列）：仅限于宦官的总监长官（praipositos）、“蓄胡须者”和宦官都能担任的头等佩剑卫士（protospatharios）、一等使者（primikerios）、看门使者（ostarios）和佩剑司寝内侍（spatharokoubikoularios），上面的这三个头衔都只限宦官使用，佩剑白衣选士（spadharokandidatos）和二重执政高官（dishypatos），此二者均仅限“蓄胡须者”使用，还有仅限宦官的司寝内侍（koubikuolarios）和仅限“蓄胡须者”的执政高官（hypatos）。这也是最庞大的群体；这里有许多头衔的持有者，特别是在九到十世纪，他们同时担任了与各地、首都、宫殿相关的行政和军事要职。不用说，那些最重要的职位仍然主要由拥有一级头衔的人担任；尽管如此，至少在十一世纪初之前，甚至有可能由一个头衔为头等佩剑卫士（protospatharios）的人担任某个军区部队（thema）的统领将军（strategos）或某个中央机构的文房尚书（logothetes）等职位。
最后，第四组是初级头衔，按降序排列，包括御马副官（strator）、白衣选士（kandidatos）、王家传令使者（basilikos mandator）、盥洗使者（nipsistiarios）、穿衣技师（vesetor）、静默使者（silentiarios），以及最初级的离任上等长官（apoeparchon）和领军卫士（stratelates）。在这些头衔中，似乎只有“盥洗使者”是为宦官而设的。
一个现象证明了头衔在拜占庭世界的重要性，那就是同一个人拥有一系列不同头衔的普遍做法。这一现象是所讨论时期的特点。在拜占庭，被授予更高级别的头衔并不一定意味着失去当时已经拥有的头衔，或与之相关的荣誉和利益——无论是经济收益还是与宫廷优先权制度相关的特权。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可以同时累积许多头衔，这在许多情况下反映在该人在宫廷礼仪安排中的地位上。这也可能意味着从每一个拥有的头衔中获得年工资的总额（以罗加的形式，即养老金；参见下文更详细的内容）。
同时，头衔的累积并不是一项全面的原则；一些限制措施已经生效。首先，如上所述，与皇帝头衔直接相关的头衔（即凯撒大人和无上贵族），至少在拜占庭中期不与其他头衔相联系。无论是拜占庭的铅封，还是可用的叙事来源，亦或是目前已知的这一时期的文献，都没有证明“凯撒大人”和“无上贵族”这两个头衔与其他任何头衔的结合。很明显，在拜占庭人看来，这些头衔的区别与皇室权力和尊严有关（因此，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极高，直接反映了皇帝的圣礼）。因此，它们仍然超出了累积头衔的传统范围，甚至可能超出了这一范围；他们的结合被禁止，因为同样的原因，皇帝的头衔不能与其他任何等级结合。总的来说，这同样适用于等级制度中剩下的两个高级头衔，通常仅限于皇室的近亲：“殿中内监”和“束腰世家贵妇”，尽管他们的出身与“凯撒大人”和“无上贵族”不同。鉴于没有其他女性头衔（理论上可以与之结合）存在，“束腰世家贵妇”这个头衔——唯一一个专为女性而设的头衔——则完全不受头衔累积规则的约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将“殿中内监”的头衔与其他荣誉结合起来；然而，持有者同时持有其他较低尊称的情况也得到了证实。一个这样的例子是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的弟弟利奥，他同时拥有“殿中内监”和“教导主官”的头衔。【10】
就一级和二级头衔的群体而言，一个人累积几个尊称是完全允许的，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常规做法，尽管较低级别的头衔似乎并非如此。
对该时期可用来源的分析——特别是九到十一世纪的符号学材料——表明除了上述限制外，在头衔累积方面还有一些额外的限制。因此，例如，在九到十世纪，“殿中内监”的头衔可以单独与“教导主官”的头衔相结合，而不是前几个世纪，当时“殿中内监”可以自由保留先前持有的“世家贵族”头衔。似乎，关于“殿中内监”的尊称的限制同样与“大统领官”和“头等大统领官”的等级有关，这是在后来出现的，因为后两个头衔通常是单独出现的，并没有其他头衔。
同样，关于一级头衔（对大统领官和头等大统领官也有同样的限制），它们似乎只能在同一组的范围内与较低的头衔结合；如果累积的过程超出了这一界限，那么这就严格限制在二级头衔群体的最高头衔上（属于蓄胡须者的头等佩剑卫士和属于宦官的总监长官、头等佩剑卫士和一等使者）。而属于蓄胡须者的那些世家贵族（patrikioi）也可以——尽管很少，而且可能只是例外——进一步获得“二重执政高官”和“执政高官”的称号。
还应指出的是，通过将前缀头等（proto）添加到现有等级而形成的头衔，通常不能与其来源的头衔相结合。可以想象，这种限制与传统的、原始的对这些头衔的解释有关——被描绘为给定等级中的“第一”。然而，根据上述规则，将它们与其他不相关的头衔合并是完全可能的。
大致直到1140年代，同时为“蓄胡须者”和宦官设计的等级制度中出现等级累积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拜占庭累积等级的传统背后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累积随之而来的利益的可能性。所讨论时期拜占庭头衔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尽管原则上与执行任何公务几乎没有关系，但它们为持有者提供了从国库支付的年金形式的固定收入，称为罗加（roga）。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被授予尊称并不意味着被授予“罗加”。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头衔并不是根据个人的功绩或作为帝王恩典的象征而授予某人，而是通过付款获得的（见下文）。也就是说，当接受者只支付了构成头衔本身价格的金额，而不附带相应的“罗加”权利时。同样，当受封者是外国首领或贵族时，获得爵位可能并不等于被授予“罗加”。拜占庭的尊称，无论是在帝国内部还是在拜占庭文化和政治影响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其本身的威望通常都是足够大的——因此，这些尊称通常被视为受人追捧的宝贵财富，即使这些尊称与“罗加”形式的经济利益无关。
每个头衔附带的“罗加”相当于严格定义的金额，在几乎整个我们所讨论期间，这些金额很可能保持不变。例如，一个拥有“头等佩剑卫士”尊称的人一年的罗加总计为1利特拉（即72诺米斯玛），而一个“教导主管”的“罗加”相当于16利特拉（即1152诺米斯马塔）。【11】事实上，在分析期间，“罗加”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拜占庭头衔持有者的财务状况，并经常为他们提供唯一的稳定收入来源。因此，其是“巴西琉斯”手中的重要影响力工具。另一方面，头衔持有者的总数相当庞大，因为一直在稳步上升（特别是在九世纪），所以其数量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考虑到罗格也支付给了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的各类官员，例如一些统领将军（strategoi），那么每年支付的那些罗加（rogai）肯定是帝国预算中的主要开支之一。
从理论上讲，拜占庭时期的头衔被视为终身荣誉。正如九世纪末菲洛修斯（Philotheos）所证明的那样，它们是神圣仁慈的象征，由皇帝在特定的节日按照上帝的旨意分配；因此，从法律上讲，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任何形式的买卖对象。然而，事实往往恰恰相反。特别是在十世纪，无论是通过直接违反现有法律规范还是通过规避现有法律规范，交易所有权都绝非罕见。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保罗·勒梅勒（Paul Lemerle）所观察到的那样，“拜占庭历史上有大量关于购买职位和头衔的做法的交替证词——无论有无工资或年金[…]——以及这种做法的弊端”。【12】然而，所讨论的做法——包括出售和购买头衔——只涉及等级制度中下阶层的尊称；受这种贸易影响的最高等级地位是“头等佩剑卫士”。在某些情况下，这一现象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制裁——某些时期甚至出现了固定税金，从而准确地描述了特定商品的价格。此外，可以购买或不购买相应的“罗加”。皇帝经常对这种做法视而不见；有时，他们则会公开容忍，甚至直接从中受益。
尽管如此，如上所述，这一现象从未影响过高级和一级头衔：这些头衔仍然毫发无损，以上述方式获得这样的头衔将使其成为非法和无效的，此外还可能给非法持有者带来严重后果。如前所述，最高的尊称原则上保留给皇室成员和直系亲属，而一级头衔仅适用于最上层贵族阶层的成员和精英职位的持有者（被授予其中一个头衔是巴西琉斯那特别优雅和仁慈的象征）。因此，相关的社会圈子和这些头衔的持有者的总数在任何时候都相当有限；因此，通过购买获得这些排名最高的头衔之一的可能性不会被忽视（因此不会受到惩罚）。
高级和一级头衔被排除在帝国（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等级交易实践之外，这一事实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这些头衔为确定一个人的角色和地位，以及他们是否属于贵族的最高阶层，提供了一个明显且相对客观的标准，拜占庭国家、宫廷和政府有关的精英。
拜占庭的等级制度，在十一世纪达到了最广泛的形式。在同一时期，特别是从1030年代开始，它缓慢但稳定地发展出明显的“贬值潜力”。【13】从杜卡斯王朝开始，等级膨胀的进程越来越快，在米海尔七世·杜卡斯（1071–1078）和尼基弗鲁斯三世·波塔尼亚斯（1078–1081）统治时期，等级膨胀达到了危及体系存在的程度。但在米海尔五世·卡拉法提斯（1041–1042）时期，尤其是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1042–1055）统治时期，尊称的无节制、广泛分布已经全面展开；不久之后，这导致了许多名义上的区别以及整个拜占庭等级制度的严重贬值。顺便说一句，这些是帝国在十一世纪屈服于深刻危机的一些最明显的症状。米海尔·普塞留斯（Michael Psellos）虽然总体上对君士坦丁·莫诺马赫（Constantine Monomachos）有利，在报告皇帝违反等级法时（君士坦丁篡改了既定的爵位顺序，甚至向地位低下的人提供了一些爵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元老院的大门几乎向市场上所有的无赖流浪汉敞开，荣誉并没有授予两三个人，也不是一小撮人，而是通过一项法令将整个帮派提升到最高的国家职位……”【14】上述趋势持续到随后的几十年，并在1070年代和1080年初达到顶峰。【15】
在某种程度上，尊称等级制度在1050年代末已经达到了极限：现有的可能性已经耗尽，因此必须创建新的等级（介于现有等级之间并高于现有等级）。这就解释了包含前缀“头等”的头衔出现（除了头等佩剑卫士，一个已经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的头衔）。第一批这样的创造物是“头等大统领官”、头等衣柜使者（protovestiarios）和头等授衣侍者（protovestes）；在1070年代末和1080年代初，头等殿中内监（protokouropalates）、头等无上贵族（protonobelissimos）和头等代理执政高官（protoanthypatos）也紧随其后。
正是在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统治时期，至尊之人（sebastos）的头衔——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女性形式至尊夫人（sebaste）首次出现。根据著名的拜占庭学家，如尼古拉斯·伊科诺米迪斯（Nicolas Oikonomides）的说法，在上述皇帝执政期间引入“至尊之人”这一头衔是十一世纪的科穆宁全面改革之前的拜占庭等级制度中最深远的创新。然而，“至尊之人”一词（翻译为最为尊贵的人）实际上是拜占庭对奥古斯都（augustus）这一古罗马帝国头衔的翻译。直到那一刻，“至尊之人”和“至尊夫人”都是以皇帝称号的身份而存在的，分别构成了皇帝和皇后头衔的一部分。在前两个皇帝夫妇以外的人使用头衔的案例中，“至尊之人”的尊称被授予了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科斯的两个最爱（玛丽亚·斯科勒芮娜和后来的阿兰人后继者，皇帝统治后半期的伴侣）。在这两种情况下，君士坦丁九世都将自己的最爱称为至尊之人（sebastai），试图将他们与合法的女皇佐伊（Zoe）和狄奥多拉（Theodora）等同起来，或者至少尽可能接近后者的地位。尽管普塞留斯在其编年史书（Chronographia）中声称，“至尊之人”的新头衔是在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赫（Contantine IX Monomachos）为玛丽亚·斯科勒芮娜（Maria Skleraina）统治期间创造的，无法确定的是，这一头衔是否仅仅是将奥古斯塔（augusta）的尊称适用于未被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后的人（即这是试图将奥古斯塔地位授予出生或结婚均不是女皇或皇后的女性，因此她们不能根据法律被视为女皇或皇后）。鉴于此，假设所讨论的新头衔在十一世纪中期还没有被纳入等级制度，这并非不合逻辑。同样，在阿莱克修斯一世于1081年的改革之前，也有可能是“至尊之人”这个头衔的后续授予——也就是说，米海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VII Doukas）统治末期的君斯坦丁·瑟如拉留（Constantine Keroularios），【16】以及尼基弗鲁斯三世·波塔尼亚斯（Nikephoros III Botaniates）统治时期的两位科穆宁（Komnenoi），即阿莱克修斯（Alexios）和伊萨克（Isaac），也可能是菲拉雷托斯·布拉哈米奥斯（Philaretos Brachamios），【17】与授予一个真正的、高级的蓄胡须者之头衔（axiai dia brabeion）无关——而这是“至尊之人”可能在1081年后才达到的状态。相反，这些行为可能是为了强调相关人员的崇高和杰出地位，特别是他们与“巴西琉斯”的距离。因此，被称为“至尊之人”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帝国地位，尽管没有任何事实上的法律地位或特权。
不用说，我们不能排除“至尊之人”在阿莱克修斯一世执政之前就已经被用作正式头衔的可能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至少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为什么头衔的创建没有充分反映在来源中？此外，“至尊之人”的排名应该在头衔等级中的什么位置？（可能的话，正确的位置应该在凯撒大人之下，无上贵族之上，至少如果我们遵循1081年的头衔分级位置背后的逻辑的话）。鉴于资料来源有限，就“至尊之人”的尊称（包括其实际和法律意义，以及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改革之前其在拜占庭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得出任何更详细的结论都只是纯粹的推测。毕竟，不应该忘记，“至尊之人”的头衔主要与科穆宁时代的等级制度有关，而不是所讨论的时期。
拜占庭的头衔（这在十一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有效的，而且在该世纪中叶后的二十五年，在现有的等级结构中建立新的头衔显然无法弥补）是导致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改革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
由马雷克·马耶尔翻译
翻译：Mark54/君士坦丁乌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