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

目录

43、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44、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45、杂谈小品文

46、“题未定”草

47、论新文字

48、《死魂灵百图》小引

49、后记

43、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２〕，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３〕，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４〕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但是，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终于也并不只成了说教或抗议就完结。因为这是当不住的忍从，太伟大的忍从的缘故。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堕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的罢。

　　十一月二十日。

　　〔１〕本篇原用日文写作，最初发表于日本《文艺》杂志一九三六年二月号，中译文亦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同时在上海《青年界》月刊第九卷第二期和《海燕》月刊第二期发表。参看本书《后记》。

　　〔２〕陀思妥夫斯基参看本卷第７０页注〔１１〕。

　　〔３〕但丁（ＤａｎｔｅＡｌｉｇｈｉèｒｉ，１２６５—１３２１）意大利诗人，《神曲》是他的代表作，通过作者在阴间游历的幻想，揭露了中世纪贵族和教会的罪恶。全诗分《地狱》、《炼狱》、《天堂》三部。“炼狱”又译作“净界”，天主教传说，是人死后入天国前洗净生前罪孽的地方。

　　〔４〕伦勃罗梭（ＣＬｏｍｂｒｏｓｏ，１８３６—１９０９）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著有《天才论》、《犯罪者论》等书。他认为“犯罪”是自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反动的“先天犯罪”说，主张对“先天犯罪”者采取死刑、终身隔离、消除生殖机能等以“保卫社会”。他的学说曾被德国法西斯采用

44、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写信，已经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２〕，今人作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来不及出版。王尔德的自述，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３〕，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发表〔４〕，这在我们中国恐怕办不到。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就是在“文学概论”上有了名目的创作上，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不过加了些藻饰，有了些排场，仿佛穿上了制服。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５〕，不愿意别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奥如叔本华先生者，中国还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写信，总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经：这是要请编者读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鲁迅记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

　　〔１〕本篇最初印入《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１９０４—１９７２），浙江桐乡人。他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于一九三六年五月由生活书店出版，改题《现代作家书简》，收作家五十八人的书信二一九封。

　　〔２〕“匆匆不暇草书”《晋书·卫恒传》载：“恒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弘农张伯英者……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按张伯英名芝，后汉人，善草书，人称草圣。

　　〔３〕王尔德的自述指王尔德在狱中写给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的一封长信，即《狱中记》。一八九七年王尔德出狱后将这信交给好友罗伯特·罗斯。罗斯于王尔德死后曾将它删节发表，一九四九年十月才由王尔德的次子维维安·霍兰初次将它全文发表。

　　〔４〕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等。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瑞士所记的《战时日记》原稿（分订二十九册，最后一册记于巴黎）交瑞士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保存，又将三份打字稿分交苏联列宁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要求各保管者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才可以启封，并译成各该国文字出版。

　　〔５〕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梵文，古印度的文字。

45、杂谈小品文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来，看看书店广告，连信札，论文，都排在小品文里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经，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见，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并不是小品文的特征。一条几何定理不过数十字，一部《老子》〔２〕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说是小品。这该像佛经的小乘〔３〕似的，先看内容，然后讲篇福。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谓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长，寥寥几句，也说不尽森罗万象，然而它并不“小”。

　　《史记》〔４〕里的《伯夷列传》和《屈原贾谊列传》除去了引用的骚赋，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见，所以没有人来选出，翻印。由晋至唐，也很有几个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５〕诗，却确是我所谓的小品。现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说“抒写性灵”〔６〕是它的特色。那时有一些人，确也只能够抒写性灵的，风气和环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写这样的文章。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了“天马行空”〔７〕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８〕，有国时是高人，没国时还不失为逸士。逸士也得有资格，首先即在“超然”，“士”所以超庸奴，“逸”所以超责任：现在的特重明清小品，其实是大有理由，毫不足怪的。

　　不过“高人兼逸士梦”恐怕也不长久。近一年来，就露了大破绽，自以为高一点的，已经满纸空言，甚而至于胡说八道，下流的却成为打诨，和猥鄙丑角，并无不同，主意只在挖公子哥儿们的跳舞之资，和舞女们争生意，可怜之状，已经下于五四运动前后的鸳鸯蝴蝶派〔９〕数等了。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１０〕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啃过一堆牛骨头，即使是牛骨头，不也有了识见，可以不再被生炒牛角尖骗去了吗？

　　不过“珍本”并不就是“善本”，有些是正因为它无聊，没有人要看，这才日就灭亡，少下去；因为少，所以“珍”起来。就是旧书店里必讨大价的所谓“禁书”，也并非都是慷慨激昂，令人奋起的作品，清初，单为了作者也会禁，往往和内容简直不相干。这一层，却要读者有选择的眼光，也希望识者给相当的指点的。

　　十二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上海《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老子》又名《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著。全文五千余字。

　　〔３〕小乘早期佛教的主要流派，注重修行持戒，自我解脱，自认为是佛教的正统派。

　　〔４〕《史记》西汉司马迁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故称“太史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全文引录了屈原的《怀沙赋》和贾谊的《吊屈原赋》、《服赋》。

　　〔５〕“江湖派”南宋末年的诗人陈起（在杭州开设书铺）曾编刻《江湖集》，收南宋末年的文人隐士和宋亡后的遗民戴复古、刘过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者后被称作江湖派。《江湖集》原有前集、后集、续集；现在所见的《江湖小集》（九十五卷）和《江湖后集》（二十四卷），共收作者一一一人，已非原本。

　　〔６〕“抒写性灵”当时林语堂等提倡小品文，推崇明代袁中郎、清代袁枚等人“抒写性灵”的作品。林语堂在《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发表的《论文（下）》中说：“性灵派文字，主‘真’字。发抒性灵，斯得其真。”

　　〔７〕“天马行空”林语堂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论文（上）》中说：“真正豪放自然，天马行空，如金圣叹之《水浒传序》，可谓绝无仅有。”

　　〔８〕“悖谬”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凡被视为有“违碍”的书，都加以全毁或抽毁。在各省缴送的禁书书目中，有的就注有“有悖谬语，应请抽毁”字样。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９〕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一个文学流派。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以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迎合小市民趣味，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１０〕翻印所谓“珍本”指《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国学珍本文库》，前者由施蛰存主编，上海杂志公司发行；后者由襟霞阁主人（平襟亚）编印，中央书局发行。

46、“题未定”草(六至九)

记得Ｔ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２〕，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３〕。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着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４〕，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５〕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６〕之类的“金刚怒目”〔７〕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８〕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９〕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癌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１０〕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欤，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１１〕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１２〕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内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訽。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訽。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１３〕，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１４〕序里，有这样的句子：“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１５〕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１６〕，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七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１７〕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１８〕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１９〕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２０〕。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２１〕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２２〕也。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Ｓｅｒｅｎｉｔｙ）

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

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２３〕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２４〕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２５〕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胡，不过这含胡，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２６〕，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２７〕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２８〕，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下第题长安客舍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长不到丈六〔２９〕。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八

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３０〕，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３１〕，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３２〕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３３〕，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３４〕，那当然听他自己的便，还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开，他却偏要躲躲闪闪，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发生关系，随作随删，删到只剩下一张白纸，到底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３５〕，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现在已经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铅字一排就够。虽说排印，糟蹋纸墨自然也还是糟蹋纸墨的，不过只要一想连杨邨人之流的东西也还在排印，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３６〕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

收回了谦让的人，在实际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谓“爱惜自己”的居多。“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３７〕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３８〕相同。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但记得Ｃ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 不似钟谭〔３９〕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４０〕，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 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 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 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 《石匮》一书，洶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 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 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４１〕 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 〔４２〕。……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 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４３〕，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 尤可丑者，时敏〔４４〕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４５〕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 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 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 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 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 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谢国桢〔４６〕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４７〕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４８〕，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 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４９〕，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 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 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 （《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５０〕！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１〕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２〕施蛰存对《集外集》的批评，见他在《文饭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 ‘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 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三○年前后他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在内。

〔４〕蔡邕（１３２—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后王允诛董卓，他受牵连下狱，死于狱中。他的 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辑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萧统《文选》中选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赋》系有愤于当时宦官擅权而作。这里所引的四句，“工 巧”原作“变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续古文苑》所载并同）。《续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孙星衍编。

〔５〕“愿在丝而为履”四句，见陶潜所作《闲情赋》。他在该文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这里说“止于礼义”，即指此。“止于礼义”，语见《诗经·关雎》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６〕“精卫衔微木”四句，见陶潜所作《读山海经》之十。精卫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其名自叫，是炎帝之 少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形天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 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７〕“金刚怒目”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怒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８〕《青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林语堂的话原见刊于《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烟屑》，原文为：“吾好读极上流书 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 的不好。”

〔９〕《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间世》，小 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风》，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一九三五年九 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１０〕“意德沃罗基”德语ｌｄｅｏｌｏｇｉｅ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１１〕张岱（１５９７—１６７９）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石匮书》、《琅嬛文集》、《陶庵梦 忆》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诗文杂集，六卷，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校点，后面有乙亥（１９３５）十月卢前的跋文，其 中说：“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跹其间，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卢前，字冀野（１９０５—１９５１），江苏南京人，戏曲研究 者，曾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１２〕《景清刺》是一首关于景清谋刺永乐帝（朱棣）的乐府诗。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８〕。

〔１３〕“本色”林语堂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发表的《说本色之美》一文中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

〔１４〕《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乐歌。张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鹡鸰，一种鸣禽类的小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常喻作兄弟友爱。

〔１５〕关于唐太宗射杀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书·太宗皇帝本纪》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时封秦王），未发。 （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载：“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 之。”又同书《魏征传》载：“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 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贞观）十七年，疾甚。……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是 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１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拟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写的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

〔１７〕《述酒》陶潜的这首诗，据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的注语，认为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 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 名篇也。”

〔１８〕《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朱光潜安徽桐城人，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第六十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２０〕《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二赋是北周庾信作。

〔２１〕“只在此山中”二句，见唐代诗人贾岛《寻隐者不遇》一诗。“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

〔２２〕“至心归命礼”二句，是道教经典中常见的话，意思是诚心皈依道教，礼拜玉皇大帝。

〔２３〕沙孚（Ｓａｐｐｈｏ）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希腊女诗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两三篇完整的短诗和一些断片，内容主要是歌颂爱情和友谊。

〔２４〕亚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２５〕钱起（７２２—约７８０）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天宝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诗人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著有《钱考功集》。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７６６—７７９）。

〔２６〕“省试”唐代各州县贡士到京城参加考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故称省试或礼部试。

〔２７〕椒兰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兰。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剥兮，菭又欲充夫佩帏。” 据后汉王逸注：“兰，怀王少弟（按应为少子）司马子兰也，……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 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

〔２８〕《大历诗略》清代乔亿评选的唐诗选集，共六卷。

〔２９〕丈六佛家语，指佛的身量。晋代袁宏《后汉纪·明帝纪》载：“佛身长一丈六尺。”

〔３０〕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鲁迅校本。集中附录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赠答诗共十四首，向子期、张辽叔等人的论难文共四篇。

〔３１〕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义书》，并录有伏义的《与阮嗣宗书》。伏义，字公表，生平不详。

〔３２〕《谢宣城集》南朝齐诗人谢朓的诗文集，今存五卷，书后有宋代娄拜跋：“小谢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传……考其上五卷，赋与乐章以外，诗 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联句，他人所囗见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则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载于本传、《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谢朓 （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３３〕《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３４〕“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３５〕“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３６〕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 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 阵营。”

〔３７〕“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 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 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３８〕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 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３９〕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谭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４０〕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４１〕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 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４３〕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４４〕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４６〕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 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４８〕周顺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 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鐮尉 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４９〕《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５０〕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

47、论新文字

　　汉字拉丁化〔２〕的方法一出世，方块字系的简笔字和注音字母〔３〕，都赛下去了，还在竞争的只有罗马字拼音〔４〕。这拼法的保守者用来打击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说它方法太简单，有许多字很不容易分别。

　　这确是一个缺点。凡文字，倘若容易学，容易写，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罗马字拼音能显四声，拉丁化字不能显，所以没有“东”“董”之分，然而方块字能显“东”“”之分，罗马字拼音却也不能显。单拿能否细别一两个字来定新文字的优劣，是并不确当的。况且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虽是方块字，倘若单取一两个字，也往往难以确切的定出它的意义来。例如“日者”这两个字，如果只是这两个字，我们可以作“太阳这东西”解，可以作“近几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种动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个“一”字，在孤立的时候，也不能决定它是数字“一二三”之“一”呢，还是动词“四海一”之“一”。不过组织在句子里，这疑难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两个字，说它含胡，并不是正当的指摘。

　　主张罗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两派的争执，其实并不在精密和粗疏，却在那由来，也就是目的。罗马字拼音者是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成罗马字，使大家都来照这规矩写，拉丁化者却以现在的方言为主，翻成拉丁字，这就是规矩。假使翻一部《诗韵》〔５〕来作比赛，后者是赛不过的，然而要写出活人的口语来，倒轻而易举。这一点，就可以补它的不精密的缺点而有余了，何况后来还可以凭着实验，逐渐补正呢。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拉丁化却没有这空谈的弊病，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它和旧文字的关系轻，但和人民的联系密，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汉字拉丁化一九三一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吴玉章等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特点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不标记声调。一九三三年起国内各地相继成立团体，进行推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曾由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发起《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签名运动，至次年五月，有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教界人士六百余人签名。

　　〔３〕注音字母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通过由会员钱玄同、许寿裳、鲁迅等提出的汉字注音方案，共字母三十九个，称为注音字母，一九一八年公布。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将它改名为“注音符号”，重新公布。

　　〔４〕罗马字拼音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３〕。

　　〔５〕《诗韵》指供写诗用的一种韵书，按字音的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分类排列。

48、《死魂灵百图》小引

　　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２〕，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照着跳舞夜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也不是电灯，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像清楚的。

　　关于《死魂灵》的有名的图画，据里斯珂夫说，一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３〕。这图画先有七十二幅，未详何年出版，但总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现在也快要九十年；后来即成为难得之品，新近苏联出版的《文学辞典》里，曾采它为插画，可见已经是有了定评的文献了。虽在它的本国，恐怕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更何况在我们中国。今年秋末，孟十还〔４〕君忽然在上海的旧书店里看到了这画集，便像孩子望见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号，总算弄到手里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图完备，还增加了收藏家蔼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并那时的广告画和第一版封纸上的小图各一幅，共计一百零五图。

　　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所以现在就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除绍介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５〕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广布于世，实足偿其损失而有余，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对于木刻家，却恐怕并无大益，因为这虽说是木刻，但画者一人，刻者又别一人，和现在的自画自刻，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是已经大有差别的了。

　　世间也真有意外的运气。当中文译本的《死魂灵》开始发表时，曹靖华〔６〕君就寄给我一卷图画，也还是十月革命后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这正是里斯珂夫所说的梭可罗夫〔７〕画的十二幅。纸张虽然颇为破碎，但图像并无大损，怕它由我而亡，现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于是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死魂灵》的插画，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

　　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题句大概依照译本，但有数处不同，现在也不改从一律；最末一图的题句，不见于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记乞乞科夫免罪以后的事，这是那时俄国文艺家的习尚：总喜欢带点教训的。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８〕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死魂灵百图》。此书由鲁迅出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２〕摩托卡英语Ｍｏｔｏｒ－ｃａｒ的音译，即汽车。

　　〔３〕里斯珂夫（aPUcRHLG）在《关于〈死魂灵〉的插画》一文（原载一八九三年俄国《涅瓦》周刊第八期）中说：“作《死魂灵》插画的有三个俄国艺术家：阿庚、皤克莱夫斯基和梭可罗夫。”阿庚（１８１７—１８７５），俄国画家。这些插画的雕版者是培尔那尔特斯基，阿庚的同时代人。

　　〔４〕孟十还原名孟斯根，辽宁人，翻译家。译有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涅克拉索夫的《严寒·通红的鼻子》等。

　　〔５〕“出相”或“绣像”都是指过去印入通俗小说的书中人物的白描画像。

　　〔６〕曹靖华河南卢氏人，未名社成员，翻译家。曾在苏联留学和在列宁格勒大学任教，归国后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东北大学等校任教。译有长篇小说《铁流》等。

　　〔７〕梭可罗夫（ffPGLGQG，１８２１—１８９９）俄国画家。

　　〔８〕吴朗西四川重庆人，翻译家。当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

49、鎌田诚一墓记

　　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门必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鎌田诚一（１９０５—１９３４），日本人，内山书店职员。参看本书《后记》。

50、后记

　　这一本的编辑的体例，是和前一本相同的，也是按照着写作的时候。凡在刊物上发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经过官厅的检查，大约总不免有些删削，不过我懒于一一校对，加上黑点为记了。只要看过前一本，就可以明白犯官忌的是那些话。

　　被全篇禁止的有两篇：一篇是《什么是讽刺》，为文学社的《文学百题》〔１〕而作，印出来时，变了一个“缺”字；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为《文学论坛》而作，至今无踪无影，连“缺”字也没有了。

　　为了写作者和检查者的关系，使我间接的知道了检查官，有时颇为佩服。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我那一篇《从帮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导什么儿童年，妇女年〔２〕，读经救国，敬老正俗，中国本位文化，第三种人文艺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从已经不会帮忙，只能扯淡这方面看起来，确也应该禁止的，因为实在看得太明，说得太透。别人大约也和我一样的佩服，所以早有文学家做了检查官的风传，致使苏汶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七日的《大晚报》上发表了这样的公开信：

　　“《火炬》编辑先生大鉴：顷读本月四日贵刊‘文学评论’专号，载署名闻问君的《文学杂谈》一文，中有——‘据道路传闻苏汶先生有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弹冠入××（照录原文）会消息，可知文艺虽不受时空限制，却颇受“大洋”限制了。’等语，闻之不胜愤慨。汶于近数年来，绝未加入任何会工作，并除以编辑《现代杂志》及卖稿糊口外，亦未受任何组织之分文薪金。所谓入××会云云，虽经×报谣传，均以一笑置之，不料素以态度公允见称之贵刊，亦复信此谰言，披诸报端，则殊有令人不能已于言者。汶为爱护贵刊起见，用特申函奉达，尚祈将原书赐登最近贵刊，以明真相是幸。专此敬颂

　　编安。

　　苏汶（杜衡）谨上。十二月五日。”

　　一来就说作者得了不正当的钱是近来文坛上的老例，我被人传说拿着卢布就有四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以后，这才将卢布说取消，换上了“亲日”的更加新鲜的罪状。我是一向不“为爱护贵刊起见”的，所以从不寄一封辨正信。不料越来越滥，竟谣到苏汶先生头上去了，可见谣言多的地方，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查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写的文章，有两篇冒犯了他们，一篇被删掉（《病后杂谈之余》），一篇被禁止（《脸谱臆测》）了。也许还有类于这些的事，所以令人猜为“入××（照录原文）会”〔３〕了罢。这真应该“不胜愤慨”，没有受惯奚落的作家，是无怪其然的。

　　然而在对于真的造谣，毫不为怪的社会里，对于真的收贿，也就毫不为怪。如果收贿会受制裁的社会，也就要制裁妄造收贿的谣言的人们。所以用造谣来伤害作家的期刊，它只能作报销，在实际上很少功效。

　　其中的四篇，原是用日本文写的，现在自己译出，并且对于中国的读者，还有应该说明的地方——一，《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里，我在对于“支那通”加以讥刺，且说明日本人的喜欢结论，语意之间好像笑着他们的粗疏。然而这脾气是也有长处的，他们的急于寻求结论，是因为急于实行的缘故，我们不应该笑一笑就完。

　　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是在六月号的《改造》杂志上发表的，这时我们的“圣裔”，正在东京拜他们的祖宗，兴高采烈。曾由亦光君译出，载于《杂文》〔４〕杂志第二号（七月），现在略加改定，转录在这里。

　　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５〕。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四，《关于陀思妥夫斯基的事》是应三笠书房之托而作的，是写给读者看的绍介文，但我在这里，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临末我还要记念鎌田诚一君，他是内山书店的店员，很爱绘画，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三三年七月，以病在故乡去世〔６〕，立在他的墓前的是我手写的碑铭。虽在现在，一想到那时只是当作有趣的记载着我的被打被杀的新闻，以及为了八十块钱，令我往返数次，终于不给的书店，我对于他，还是十分感愧的。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学，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辩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而且这些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

　　自然，这情形是极不容易明了的，因为倘一公开，作家要怕受难，书店就要防封门，然而如果自己和出版界有些相关，便可以感觉到这里面的一部份消息。现在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已往的公开的事情。也许还有读者记得，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四日的《大美晚报》上，曾经登有一则这样的新闻——中央党部禁止新文艺作品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其中有曾经市党部审查准予发行、或内政部登记取得著作权、且有各作者之前期作品、如丁玲之《在黑暗中》等甚多、致引起上海出版业之恐慌、由新书业组织之中国著作人出版人联合会集议，于二月二十五日推举代表向市党部请愿结果、蒙市党部俯允转呈中央、将各书重行审查、从轻发落、同日接中央复电、允予照准、惟各书店于复审期内、须将被禁各书、一律自动封存、不再发卖、兹将各书店被禁书目、分录如次、店名书名译著者

　　神州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文艺批评集钱杏邨

　　浮士德与城柔石

　　现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石炭王郭沫若

　　黑猫郭沫若

　　创造十年郭沫若

　　果树园鲁迅

　　田汉戏曲集（五集）田汉檀泰琪儿之死田汉

　　平林泰子集沈端先

　　残兵周全平

　　没有樱花蓬子

　　挣扎楼建南

　　夜会丁玲

　　诗稿胡也频

　　炭矿夫龚冰庐

　　光慈遗集蒋光慈

　　丽莎的哀怨蒋光慈

　　野祭蒋光慈

　　语体文作法高语罕

　　藤森成吉集森堡

　　爱与仇森堡

　　新俄文学中的男女周起应大学生私生活周起应

　　唯物史观研究上下华汉十姑的悲愁华汉

　　归家洪灵菲

　　流亡洪灵菲

　　萌芽巴金

　　光华幼年时代郭沫若

　　文艺论集郭沫若

　　文艺论续集郭沫若

　　煤油郭沫若

　　高尔基文集鲁迅

　　离婚潘汉年

　　小天使蓬子

　　我的童年蓬子

　　结婚集蓬子

　　妇人之梦蓬子

　　病与梦楼建南

　　路茅盾

　　自杀日记丁玲

　　我们的一团与他冯雪峰三个不统一的人物胡也频现代中国作家选集蒋光慈新文艺辞典顾凤城

　　郭沫若论顾凤城

　　新兴文学概论顾凤城

　　没落的灵魂顾凤城

　　文艺创作辞典顾凤城

　　现代名人书信高语罕

　　文章及其作法高语罕

　　独清文艺论集王独清

　　锻炼王独清

　　暗云王独清

　　我在欧洲的生活王独清湖风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郭沫若青年自修文学读本钱杏邨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田汉饥饿的光芒蓬子

　　恶党楼建南

　　万宝山李辉英

　　隐秘的爱森堡

　　寒梅华汉

　　地泉华汉

　　赌徒洪灵菲

　　地下室手记洪灵菲

　　南强屠场郭沫若

　　新文艺描写辞典（正续编）钱杏邨怎样研究新兴文学钱杏邨新兴文学论沈端先

　　铁流杨骚

　　十月杨骚

　　大江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鲁迅毁灭鲁迅

　　艺术论鲁迅

　　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陈望道艺术简论陈望道

　　社会意识学大纲陈望道宿莽茅盾

　　野蔷薇茅盾

　　韦护丁玲

　　现代欧洲的艺术冯雪峰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冯雪峰水沫文艺与批评鲁迅文艺政策鲁迅

　　银铃蓬子

　　文学评论冯雪峰

　　流冰冯雪峰

　　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冯雪峰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往何处去胡也频

　　伟大的恋爱周起应

　　天马鲁迅自选集鲁迅苏联短篇小说集楼建南茅盾自选集茅盾

　　北新而已集鲁迅

　　三闲集鲁迅

　　伪自由书鲁迅

　　文学概论潘梓年

　　处女的心蓬子

　　旧时代之死柔石

　　新俄的戏剧与跳舞冯雪峰一周间蒋光慈

　　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合众二心集鲁迅

　　劳动的音乐钱杏邨

　　亚东义冢蒋光慈

　　少年飘泊者蒋光慈

　　鸭绿江上蒋光慈

　　纪念碑蒋光慈

　　百花亭畔高语罕

　　白话书信高语罕

　　两个女性华汉

　　转变洪灵菲

　　文艺安特列夫评传钱杏邨光明青年创作辞典钱杏邨暗云〔７〕王独清

　　泰东现代中国文学作家钱杏邨枳花集冯雪峰

　　俄国文学概论蒋光慈

　　前线洪灵菲

　　中华咖啡店之一夜田汉日本现代剧选田汉

　　一个女人丁玲

　　一幕悲剧的写实胡也频开明苏俄文学理论陈望道春蚕茅盾

　　虹茅盾

　　蚀茅盾

　　三人行茅盾

　　子夜茅盾

　　在黑暗中丁玲

　　鬼与人心胡也频

　　民智美术概论陈望道

　　乐华世界文学史余慕陶中外文学家辞典顾凤城独清自选集王独清

　　文艺社会科学问答顾凤城儿童穷儿苦狗记楼建南良友苏联童话集楼建南商务希望柔石

　　一个人的诞生丁玲

　　圣徒胡也频

　　新中国水丁玲

　　华通别人的幸福胡也频乐华黎明之前龚冰庐

　　中学生中学生文艺辞典顾凤城出版界不过是借书籍以贸利的人们，只问销路，不管内容，存心“反动”的是很少的，所以这请愿颇有了好结果，为“体恤商艰”起见，竟解禁了三十七种，应加删改，才准发行的是二十二种，其余的还是“禁止”和“暂缓发售”。这中央的批答和改定的书目，见于《出版消息》〔８〕第三十三期（四月一日出版）——

　　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批答执字第一五九二号

　　（呈为奉令禁毁大宗刊物附奉说明书恳请转函中宣会重行审核从轻处置以恤商艰由）

　　呈件均悉查此案业准

　　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函并决定办法五项一、平林泰子集等三十种早经分别查禁有案应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三十种内容宣传普罗文艺或挑拨阶级斗争或诋毁党国当局应予禁止发售三、浮士德与城等三十一种或系介绍普罗文学理论或系新俄作品或含有不正确意识者颇有宣传反动嫌疑在剿匪严重时期内应暂禁发售四、创造十年等二十二种内容间有词句不妥或一篇一段不妥应删改或抽去后方准发售五、圣徒等三十七种或系恋爱小说或系革命以前作品内容均尚无碍对于此三十七种书籍之禁令准予暂缓执行用特分别开列各项书名单函达查照转饬遵照等由合仰该书店等遵照中央决定各点并单开各种刊物分别缴毁停售具报毋再延误是为至要件存此批

　　“附抄发各项书名单一份”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常务委员吴醒亚

　　潘公展

　　童行白

　　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略）

　　这样子，大批禁毁书籍的案件总算告一段落，书店也不再开口了。

　　然而还剩着困难的问题：书店是不能不陆续印行新书和杂志的，所以还是永远有陆续被扣留，查禁，甚而至于封门的危险。这危险，首先于店主有亏，那就当然要有补救的办法。不多久，出版界就有了一种风闻——真只是一种隐约的风闻——

　　不知道何月何日，党官，店主和他的编辑，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善后的方法。着重的是在新的书籍杂志出版，要怎样才可以免于禁止。听说这时就有一位杂志编辑先生某甲〔９〕，献议先将原稿送给官厅，待到经过检查，得了许可，这才付印。文字固然决不会“反动”了，而店主的血本也得保全，真所谓公私兼利。别的编辑们好像也无人反对，这提议完全通过了。散出的时候，某甲之友也是编辑先生的某乙，很感动的向或一书店代表道：“他牺牲了个人，总算保全了一种杂志！”

　　“他”者，某甲先生也；推某乙先生的意思，大约是以为这种献策，颇于名誉有些损害的。其实这不过是神经衰弱的忧虑。即使没有某甲先生的献策，检查书报是总要实行的，不过用了别一种缘由来开始，况且这献策在当时，人们不敢纵谈，报章不敢记载，大家都认某甲先生为功臣，于是也就是虎须，谁也不敢捋。所以至多不过交头接耳，局外人知道的就很少，——于名誉无关。

　　总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于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会图书杂志审委会审查证……字第……号”字样，说明着该抽去的已经抽去，该删改的已经删改，并且保证着发卖的安全——不过也并不完全有效，例如我那《二心集》被删剩的东西，书店改名《拾零集》〔１０〕，是经过检查的，但在杭州仍被没收。这种乱七八遭，自然是普通现象，并不足怪，但我想，也许是还带着一点私仇，因为杭州省党部的有力人物，久已是复旦大学毕业生许绍棣〔１１〕老爷之流，而当《语丝》登载攻击复旦大学的来函时，我正是编辑，开罪不少。为了自由大同盟而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也是浙江省党部发起的，但至今还没有呈请发掘祖坟，总算党恩高厚。

　　至于审查员，我疑心很有些“文学家”，倘不，就不能做得这么令人佩服。自然，有时也删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为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气，是虽是文学家也很难脱体的，而且这也不算是恶德。还有一个原因，则恐怕是在饭碗。要吃饭也决不能算是恶德，但吃饭，审查的文学家和被审查的文学家却一样的艰难，他们也有竞争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会被抢去了饭碗，所以必须常常有成绩，就是不断的禁，删，禁，删，第三个禁，删。我初到上海的时候，曾经看见一个西洋人从旅馆里出来，几辆洋车便向他飞奔而去，他坐了一辆，走了。这时忽然来了一位巡捕，便向拉不到客的车夫的头上敲了一棒，撕下他车上的照会。我知道这是车夫犯了罪的意思，然而不明白为什么拉不到客就犯了罪，因为西洋人只有一个，当然只能坐一辆，他也并没有争。后来幸蒙一位老上海告诉我，说巡捕是每月总得捉多少犯人的，要不然，就算他懒惰，于饭碗颇有碍。真犯罪的不易得，就只好这么创作了。我以为审查官的有时审得古里古怪，总要在稿子上打几条红杠子，恐怕也是这缘故。倘使真的这样，那么，他们虽然一定要把我的“契诃夫选集”〔１２〕做成“残山剩水”，我也还是谅解的。

　　这审查办得很起劲，据报上说，官民一致满意了。九月二十五日的《中华日报》云——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会工作紧张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自在沪成立以来、迄今四阅月、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十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故出版界咸认为有意想不到之快、予以便利不少、至该会审查标准、如非对党对政府绝对显明不利之文字、请其删改外、余均一秉大公、无私毫偏袒、故数月来相安无事、过去出版界、因无审查机关、往往出书以后、受到扣留或查禁之事、自审查会成立后、此种事件、已不再发生矣、闻中央方面、以该会工作成绩优良、而出版界又甚需要此种组织、有增加内部工作人员计划、以便利审查工作云、如此善政，行了还不到一年，不料竟出了《新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门，编辑者杜重远〔１３〕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的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零丁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

　　那么，不是还我自由，飘飘然了么？并不是的。未有此会以前，出版家倒还有一点自己的脊梁，但已有此会而不见之后，却真觉得有些摇摇摆摆。大抵的农民，都能够自己过活，然而奥国和俄国解放农奴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却哭起来了，因为失了依靠，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活。况且我们的出版家并非单是“失了依靠”，乃是遇到恢复了某甲先生献策以前的状态，又会扣留，查禁，封门，危险得很。而且除怕被指为“反动文字”以外，又得怕违反“敦睦邦交令”了。已被“训”成软骨症的出版界，又加上了一副重担，当局对于内交，又未必肯怎么“敦睦”，而“礼让为国”，也急于“体恤商艰”，所以我想，自有“审查会”而又不见之后，出版界的一大部份，倒真的成了孤哀子了。

　　所以现在的书报，倘不是先行接洽，特准激昂，就只好一味含胡，但求无过，除此之外，是依然会有先前一样的危险，挨到木棍，撕去照会的。

　　评论者倘不了解以上的大略，就不能批评近三年来的文坛。即使批评了，也很难中肯。

　　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凡是发表的，自然是含胡的居多。这是带着枷锁的跳舞，当然只足发笑的。但在我自己，却是一个纪念，一年完了，过而存之，长长短短，共四十七篇〔１４〕。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夜半至一月一日晨，写讫。

　　〔１〕《文学百题》参看本卷第３２４页注〔１〕。该书原为百题，经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去二十六题；出版时被删各题仍列入目录，下注“阙”字。

　　〔２〕妇女年一九三三年冬，上海市商会和一些妇女团体为提倡国货，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简称妇女年。

　　〔３〕××会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４〕《杂文》文学月刊。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先后由杜宣、勃生编辑。国内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发行。至第三号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四号起改名《质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期。

　　〔５〕陈源（１８９５—１９７３）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一文，其中诬蔑鲁迅说：“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又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闲话》中影射鲁迅“整大本的剽窃”。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６〕鎌田诚一殁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同年五月十七日鲁迅日记：“午后闻鎌田政一（诚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

　　〔７〕《暗云》一书已列入本书目的“光华”部分（见第４５５页）。据《出版消息》第三十三期所载，在“亚东”部分应补入“《爱的分野》蒋光慈”一种。

　　〔８〕《出版消息》半月刊，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停刊，共出四十八期，上海乐华图书公司编辑发行。

　　〔９〕某甲指《现代》杂志编者施蛰存。参看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的信。

　　〔１０〕《拾零集》共收杂文十六篇，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该书封底印有“本书审查证审字五百五十九号”字样。

　　〔１１〕许绍棣浙江临海人。曾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刊出冯珧（徐诗荃）的《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揭露该校内部的一些腐败情形，出身该校的许绍棣于同年九月以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名义禁止《语丝》在浙江发行。

　　〔１２〕“契诃夫选集”指鲁迅翻译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一九三六年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内收契诃夫早期的短篇小说八篇，其中七篇的译文曾先在《译文》月刊发表，但《波斯勋章》一篇，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禁止刊登。

　　〔１３〕杜重远（１８９９—１９４３）辽宁开原人。曾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五年主编《新生》周刊，因《闲话皇帝》事件被判处徒刑一年又两个月。

　　〔１４〕按本书除有题无文的《“题未定”草（四）》以外，共收杂文四十八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