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

目录

30、“题未定”草

31、名人和名言

32、“靠天吃饭”

33、几乎无事的悲剧

34、三论“文人相轻”

35、四论“文人相轻”

36、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37、“题未定”草

38、论毛笔之类

39、逃名

40、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41、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42、萧红作《生死场》序

30、“题未定”草（一至三）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２〕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４〕，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５〕，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６〕。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７〕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８〕。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９〕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１０〕；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１１〕，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１２〕，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１３〕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１４〕，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１５〕，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１６〕，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１７〕，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１８〕。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１９〕，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２０〕。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２１〕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

　　〔２〕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及“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３〕《世界文库》郑振铎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每月发行一册，内容分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名著翻译两部分。该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册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库》的总名改出单行本。鲁迅所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在印单行本前曾连载于该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册。

　　〔４〕沙袋旧式电灯为调节灯头悬挂高低而装置的瓷瓶，内贮沙子，故俗称沙袋。扑落，英语Ｐｌｕｇ的音译，今称插头或插销。

　　〔５〕指略悉珂所作的《铁的静寂》。《一天的工作》，鲁迅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内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译，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６〕关于文章是挤出来的，作者曾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７〕上田进（１９０７—１９４７）日本翻译家。曾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多种译成日文。

　　〔８〕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林语堂在《人间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说法虽乖，功效实同。……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下面就紧接着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９〕“那摩温”即英语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的音译，意为第一号，当时上海用以称工头。“土司”，即英语Ｔｏａｓｔ的音译，意为烤面包片。

　　〔１０〕《探母》即京剧《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杨家将故事。

　　〔１１〕“事大”服事大国的意思。语出《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１２〕文素臣小说《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这里说他“崇华，抑夷”，是因为书中有关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写。这书写的是明代中叶的事，说他是“满崽”，似有误。

　　〔１３〕这一段引文见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随行随失，狗逐尾巴”一节中。

　　〔１４〕《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是刊载文言小说和旧诗词笔记等，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经过改革，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该刊第十二卷第十号曾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增刊，刊有鲁迅、沈雁冰等译的波兰、捷克等国的文学作品和介绍这些国家的文学情况的文章。

　　〔１５〕“花旗”旧时我国一些地方对美国的俗称；“茄门”，英语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译，通译日耳曼，指德国。

　　〔１６〕《天方夜谈》现译《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１７〕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在北京设立了培养译员的学校，称“京师同文馆”，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次年添设法文、俄文馆，后又设德文、日文馆。

　　〔１８〕“勤工俭学”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勤劳作工，节俭求学”；当时赴法求学的人不少。该会于一九二一年停办。

　　〔１９〕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英国的如司各德（ＷＳｃｏｔｔ，１７７１—１８３２）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迭更斯（Ｃ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０）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狄福（Ｄ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惠夫特（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等。

　　〔２０〕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罗蜜欧与朱丽叶》和《哈孟雷特》，由中华书局印行。

　　〔２１〕这则笑话见于清初石成金所著《传家宝》的《笑得好》初集，题为《割股》。

31、名人和名言

　　《太白》〔２〕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３〕，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太炎〔４〕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一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以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事，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还有江亢虎〔５〕博士，是先前以讲社会主义出名的名人，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从‘’从‘心’，‘’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６〕。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

　　不过在社会上，大概总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所以译一本欧洲史，就请英国话说得漂亮的名人校阅，编一本经济学，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题签；学界的名人绍介医生，说他“术擅岐黄”〔７〕，商界的名人称赞画家，说他“精研六法”〔８〕。……这也是一种现在的通病。德国的细胞病理学家维尔晓（Ｖｉｒｃｈｏｗ）〔９〕，是医学界的泰斗，举国皆知的名人，在医学史上的位置，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进化论，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几回讲演，据赫克尔（Ｈａｅｃｋｅｌ）〔１０〕说，很给了大众不少坏影响。因为他学问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视甚高，以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无人能解，又不深研进化论，便一口归功于上帝了。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Ｆａｂｒｅ）〔１１〕，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农学者根据对于人类的利害，分昆虫为益虫和害虫，是有理可说的，但凭了当时的人类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虫为善虫或坏虫，却是多余了。有些严正的科学者，对于法布耳的有微词，实也并非无故。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

　　不过名人的流毒，在中国却较为利害，这还是科举的余波。那时候，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头讲章，和天下国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临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办学校，开煤矿，·练·新·军，·造·战·舰，·条·陈·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绩如何呢，不待我多说。

　　这病根至今还没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满天飞”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们是应该将“名人的话”和“名言”分开来的，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分别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门，而对于他的专门以外的纵谈，却加以警戒。苏州的学子是聪明的，他们请太炎先生讲国学〔１２〕，却不请他讲簿记学或步兵操典，——可惜人们却又不肯想得更细一点了。

　　我很自歉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说，可是我想，“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盖亦“悬诸日月而不刊”〔１３〕之论也。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越丁。

　　〔２〕《太白》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６〕。

　　〔３〕南山即陈望道（１８９０—１９７７），浙江义乌人，学者。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等。《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太白》第二卷第七期。它开头说：“保守文言过去有过两道策。……直到最近，才由章太炎提出白话比文言还要难做的话头来，勉强算是缴了第三道。”其后引证了章太炎自己的话：“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学，如何可写白话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即白话之‘罢’字……‘矣’转而为‘哩’，……‘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不应用‘呀，唉，罢，哩’也。”（按章太炎的话见于他的讲演稿《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４〕太炎即章炳麟。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０〕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５〕江亢虎（１８８３—１９５４）江西弋阳人。辛亥革命时曾组织“中国社会党”进行投机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汉奸，任汪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在上海发起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这里说他“谈到小学”的一些话，是同年三月在上海“讲学”时说的。

　　〔６〕《说文解字》卷十下：“，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从从心。多则切。”又卷十二下：“，正见也，从从十从目。徐锴曰：，隐也，今十目所见，是也。除力切。”

　　〔７〕岐黄指古代名医。黄即黄帝，名轩辕，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岐即岐伯，传说中的上古名医。今所传著名医学古籍《黄帝内经》，是战国秦汉时医家托名黄帝和岐伯所作。其中《素问》部分，用黄帝和岐伯问答的形式讨论病理，故后来常称医术高明者为“术精岐黄”。

　　〔８〕六法中国画过去有“六法”之说。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名录》中说：“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９〕维尔晓（１８２１—１９０２）通译微耳和。德国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早年曾拥护达尔文主义，后来却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著有《细胞病理学》等。

　　〔１０〕赫克尔（１８３４—１９１９）通译海克尔，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者和宣传者。主要著作有《宇宙之谜》、《人类发展史》等。

　　〔１１〕法布耳（１８２３—１９１５）法国昆虫学家。他著的《昆虫记》出版于一九一○年，是一部以生动活泼的文笔介绍昆虫生活情态的书。当时我国有好几个节译本，如《法布尔科学故事》、《昆虫故事》、《昆虫记》等。

　　〔１２〕一九三三年前后，章太炎曾在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授国学。他在《制言》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九月）中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讲学吴中三年矣。”

　　〔１３〕“悬诸日月而不刊”语出汉代扬雄《答刘歆书》。扬雄在这封信里，引用张伯松赞美他的《方言》稿本的话：“是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也。”刊，这里是掉下的意思。

32、“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饭图》的碑〔２〕，民国初年，状元陆润庠〔３〕先生也画过一张：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靠着，捧了碗在吃饭。这图曾经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许还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确是实行着这学说，和图不同者，只是没有碗捧而已。这学说总算存在着一半。

　　前一月，我们曾经听到过嚷着“旱象已成”，现在是梅雨天，连雨了十几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并无飓风暴雨，却又到处发现水灾了。植树节〔４〕所种的几株树，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５〕，去今已远，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吃饭，大约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罢。到底还是做给俗人读的《幼学琼林》〔６〕聪明，曰：“轻清者上浮而为天”，“轻清”而又“上浮”，怎么一个“靠”法。

　　古时候的真话，到现在就有些变成谎话。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世界上穷人有份的，只有日光空气和水。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报上往往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行”，这岂只是“天时不正”之故，“天何言哉”〔７〕，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他们要拚命，决不肯做一首“阿呀诗”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８〕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到，“带住”可也。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姜珂。

　　〔２〕《靠天吃饭图》的碑山东济南大明湖铁公祠有这样的碑，并附有清嘉庆癸酉（１８１３）魏祥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余襄工五台，得此石拓，语虽近俚，实有理趣……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３〕陆润庠（１８４１—１９１５）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同治时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

　　〔４〕植树节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

　　〔５〕“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语见王充《论衡·是应》：“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唐虞之世，指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尧（陶唐氏）、舜（有虞氏）时代。儒家典籍中常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典范。

　　〔６〕《幼学琼林》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７〕。该书的首二句为：“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７〕“天何言哉”孔丘的话，见《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８〕斯坦因（ＭＡ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在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等处盗走我国大量古代文物。敦煌，汉唐时代我国与中亚和欧洲交通线上的重镇，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33、几乎无事的悲剧

　　果戈理（ＮｉｋｏｌａｉＧｏｇｏｌ）的名字，渐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了，他的名著《死魂灵》的译本，也已经发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译·文·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借此知道了从第二至六章，一共写了五个地主的典型，讽刺固多，实则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连他们诚心来帮绅士们的忙，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当时的绅士们很不满意，一定的照例的反击，是说书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大俄罗斯地主的情形。这是说得通的，作者是乌克兰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时也简直和书中的地主的意见相类似。然而即使他并不知道大俄罗斯的地主的情形罢，那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像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例如第四章里的罗士特来夫，是地方恶少式的地主，赶热闹，爱赌博，撒大谎，要恭维，——但挨打也不要紧。他在酒店里遇到乞乞科夫，夸示自己的好小狗，勒令乞乞科夫摸过狗耳朵之后，还要摸鼻子——“乞乞科夫要和罗士特来夫表示好意，便摸了一下那狗的耳朵。‘是的，会成功一匹好狗的。’他加添着说。

　　“‘再摸摸它那冰冷的鼻头，拿手来呀！’因为要不使他扫兴，乞乞科夫就又一碰那鼻子，于是说道：‘不是平常的鼻子！’”

　　这种莽撞而沾沾自喜的主人，和深通世故的客人的圆滑的应酬，是我们现在还随时可以遇见的，有些人简直以此为一世的交际术。“不是平常的鼻子”，是怎样的鼻子呢？说不明的，但听者只要这样也就足够了。后来又同到罗士特来夫的庄园去，历览他所有的田产和东西——“还去看克理米亚的母狗，已经瞎了眼，据罗士特来夫说，是就要倒毙的。两年以前，却还是一条很好的母狗。大家也来察看这母狗，看起来，它也确乎瞎了眼。”

　　这时罗士特来夫并没有说谎，他表扬着瞎了眼的母狗，看起来，也确是瞎了眼的母狗。这和大家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世界上有一些人，却确是嚷闹，表扬，夸示着这一类事，又竭力证实着这一类事，算是忙人和诚实人，在过了他的整一世。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２〕，在他本土，现在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七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旁。

　　〔２〕“含泪的微笑”这是普希金评论果戈理小说的话，见于他在一八三六年写的《评〈狄康卡近乡夜话〉》。

34、三论“文人相轻”

　　《芒种》第八期上有一篇魏金枝先生的《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是为以前的《文学论坛》上的《再论“文人相轻”》而发的。他先给了原则上的几乎全体的赞成，说，“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中间虽说“凡人在落难时节……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看起来好像有些微辞，但其实说的是他的憎恶骗子屠夫，远在猿鹤以至麻疯病菌之上，和《论坛》上所说的“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的话，也并不两样。至于说：“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则在近来的庄子道友中，简直是鹤立鸡群似的卓见了。

　　然而魏先生的大论的主旨，并不专在这一些，他要申明的是：是非难定，于是爱憎就为难。因为“譬如有一种人，……

　　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但“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的。

　　到这地步，我们的文人就只好吞吞吐吐，假揩眼泪了。“似是之非”其实就是“非”，倘使已经看穿，不是只要给以热烈的憎恶就成了吗？然而“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又不得不爱护“非中之是”，何况还有“似非而是”和“是中之非”，取其大，略其细的方法，于是就不适用了。天下何尝有黑暗，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不是总有Ｘ分之一的光的吗？看起书来，据理就该看见Ｘ分之一的字的，——我们不能论明暗。

　　这并非刻薄的比喻，魏先生却正走到“无是非”的结论的。他终于说：“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人无全德，道无大成，刚说过“非中之是”，胜过“似是之非”，怎么立刻又变成“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了呢？文人的铁，就是文章，魏先生正在大做散文，力施搏击，怎么同时又说是“手无寸铁”了呢？这可见要抬举“非中之是”，却又不肯明说，事实上是怎样的难，所以即使在那大文上列举了许多对手的“排挤”，“大言”，“卖友”的恶谥，而且那大文正可通行无阻，却还是觉得“手无寸铁”，归根结蒂，掉进“无是非”说的深坑里，和自己以为“原非确论”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说成了“朋友”——这里不说“门阀”——了。

　　况且，“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魏先生的文章，就他自己的结论而言，就先没有动笔的必要。不过要说结果，这无须动笔的动笔，却还是有战斗的功效的，中国的有些文人一向谦虚，所以有时简直会自己先躺在地上，说道，“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明明是加入论战中的了，却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来，推得干干净净，连肋骨在那里也找不到了。论“文人相轻”竟会到这地步，这真是叫作到了末路！

　　七月十五日。

　　备考

　　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

　　魏金枝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但天下的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恶，便有些为难了。

　　譬如有一种人，他们借着一个好看的幌子，做其为所欲为的勾当，不论是非，无分好恶，一概置之在所排挤之列，这叫做玉石俱焚，在他自己的心目之中，已先无是非之分。但他还要大言不惭，自以为是。于是其所谓“是”，不免似是而实非了。这是我们在谈话是非之前，所应最先将它分辩明白的。次则以趣观之，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对于腰骨硬朗的，他会伏在地下，打拱作揖，对于下一点的，也会装起高不可扳的怪腔，甚至给你当头一脚，拒之千里之外。其时是非，便会煞时分手，各归其主，因之好恶不同，也是常事。在此时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

　　至于非中之是，它的是处，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凡人在落难时节，没有朋友，没有六亲，更无是非天道可言，能与猿鹤为伍，自然最好，否则与鹿豕为伍，也是好的。即到千万没有办法的时候，至于躺在破庙角里，而与麻疯病菌为伍，倘然我的体力，尚能为自然的抗御，因而不至毁灭以死，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所以，倘然要讲是非，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但近来那般似是的人，还在那里大登告白，说是“少卿教匈奴为兵”，那个意思，更为凶恶，为他营业，卖他朋友，甚而至于陷井下石，望人万劫不复，那层似是的甜衣，不是糖拌砒霜，是什么呢？

　　总之，文人相轻，不外乎文的长短，道的是非，文既无长短可言，道又无是非之分，则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

　　七月一日，《芒种》第八期。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35、四论“文人相轻”

　　前一回没有提到，魏金枝先生的大文《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文章。他以为现在“往往有些具着两张面孔的人”，重甲而轻乙；他自然不至于主张文人应该对谁都打拱作揖，连称久仰久仰的，只因为乙君原是大可钦敬的作者。所以甲乙两位，“此时此际，要谈是非，就得易地而处”，甲说你的甲话，乙呢，就觉得“非中之是，……正胜过于似是之非，因为其犹讲交友之道，而无门阀之分”，把“门阀”留给甲君，自去另找讲交道的“朋友”，即使没有，竟“与麻疯病菌为伍，……也比被实际上也做着骗子屠夫的所诱杀脔割，较为心愿”了。

　　这拥护“文人相轻”的情境，是悲壮的，但也正证明了现在一般之所谓“文人相轻”，至少，是魏先生所拥护的“文人相轻”，并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交道”。朋友乃五常〔２〕之一名，交道是人间的美德，当然也好得很。不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们自己之间，却也叫作“朋友”的。“必也正名乎”〔３〕，好名目当然也好得很。只可惜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翻手为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４〕这是李太白先生罢，就早已“感慨系之矣”，更何况现在这洋场——古名“彝场”——的上海。最近的《大晚报》的副刊上就有一篇文章〔５〕在通知我们要在上海交朋友，说话先须漂亮，这才不至于吃亏，见面第一句，是“格位（或‘迪个’）朋友贵姓？”此时此际，这“朋友”两字中还未含有任何利害，但说下去，就要一步紧一步的显出爱憎和取舍，即决定共同玩花样，还是用作“阿木林”〔６〕之分来了。“朋友，以义合者也。”古人确曾说过的，然而又有古人说：“义，利也。”〔７〕呜呼！

　　如果在冷路上走走，有时会遇见几个人蹲在地上赌钱，庄家只是输，押的只是赢，然而他们其实是庄家的一伙，就是所谓“屏风”——也就是他们自己之所谓“朋友”——目的是在引得蠢才眼热，也来出手，然后掏空他的腰包。如果你站下来，他们又觉得你并非蠢才，只因为好奇，未必来上当，就会说：“朋友，管自己走，没有什么好看。”这是一种朋友，不妨害骗局的朋友。荒场上又有变戏法的，石块变白鸽，坛子装小孩，本领大抵不很高强，明眼人本极容易看破，于是他们就时时拱手大叫道：“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这并非在要求撒钱，是请托你不要说破。这又是一种朋友，是不戳穿戏法的朋友。把这些识时务的朋友稳住了，他才可以掏呆朋友的腰包；或者手执花枪，来赶走不知趣的走近去窥探底细的傻子，恶狠狠的啐一口道：“……瞎你的眼睛！”

　　孩子的遭遇可是还要危险。现在有许多文章里，不是常在很亲热的叫着“小朋友，小朋友”吗？这是因为要请他做未来的主人公，把一切担子都搁在他肩上了；至少，也得去买儿童画报，杂志，文库之类，据说否则就要落伍。

　　已成年的作家们所占领的文坛上，当然不至于有这么彰明较著的可笑事，但地方究竟是上海，一面大叫朋友，一面却要他悄悄的纳钱五块，买得“自己的园地”〔８〕，才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交道”，可也不见得就不会出现的。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五常我国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旧时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五伦，认为制约他们各自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可变易的常道，所以称为五常。

　　〔３〕“必也正名乎”孔丘的话，见《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４〕“翻手为云覆手雨”等句，见杜甫《贫交行》一诗。管鲍，即管仲和鲍叔牙，春秋时齐国人，二人少年时友善，后齐桓公命叔牙为相，叔牙推荐管仲自代。

　　〔５〕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上海《大晚报》副刊《剪影》上载有罗侯的《上海话那能讲头》一文，其中说：“在上海，……要这些上下三等人都不把你看作可欺的阿木林瘟生呢，你就非得好好研究上下三等交朋友用的谈话，在上海交朋友，你必须了解的是，所谓‘朋友轧得要好，讲个闲话要漂亮’……譬如你们初见面，道名问姓起来，上海的上等朋友就爱半说话半咬文的，‘格位朋友尊姓？’……‘格位’和‘迪位’是‘这位’的意思”。

　　〔６〕“阿木林”上海话，即傻瓜。

　　〔７〕“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朱熹注：“朋友以义合”。“义，利也”，语见《墨子·经上》。

　　〔８〕“自己的园地”一九三五年五月，杨邨人、杜衡等组织“星火”文艺社，出版《星火》月刊。他们标榜该刊是“无名作家自己的园地”和“新进作家自己的园地”。当时《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八月）“文学论坛”栏发表署名“扬”的《文艺自由的代价》一文，批评了上海一些文人用商人手法，要文学青年“投资五元”，以取得在“自己的园地”“投稿而且被登出的权利”。杨邨人、杜衡等即以“本社同人”名义在《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发表《警告〈文学〉编者傅东华》一文，否认该刊要作者“投资五元”，说只是“曾向社员征收按月三元（暂以三个月为限）的出版费”。

36、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文人相轻”是局外人或假充局外人的话。如果自己是这局面中人之一，那就是非被轻则是轻人，他决不用这对等的“相”字。但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也可以拿这四个字来遮掩一下。这遮掩是逃路，然而也仍然是战术，所以这口诀还被有一些人所宝爱。

　　不过这是后来的话。在先，当然是“轻”。

　　“轻”之术很不少。粗糙的说：大略有三种。一种是自卑，自己先躺在垃圾里，然后来拖敌人，就是“我是畜生，但是我叫你爹爹，你既是畜生的爹爹，可见你也是畜生了”的法子。这形容自然未免过火一点，然而较文雅的现象，文坛上却并不怎么少见的。埋伏之法，是甲乙两人的作品，思想和技术，分明不同，甚而至于相反的，某乙却偏要设法表明，说惟独自己的作品乃是某甲的嫡派；补救之法，是某乙的缺点倘被某甲所指摘，他就说这些事情正是某甲所具备，而且自己也正从某甲那里学了来的。此外，已经把别人评得一钱不值了，临末却又很谦虚的声明自己并非批评家，凡有所说，也许全等于放屁之类，也属于这一派。

　　一种是最正式的，就是自高，一面把不利于自己的批评，统统谓之“漫骂”，一面又竭力宣扬自己的好处，准备跨过别人。但这方法比较的麻烦，因为除“辟谣”之外，自吹自擂是究竟不很雅观的，所以做这些文章时，自己得另用一个笔名，或者邀一些“讲交道”的“朋友”来互助。不过弄得不好，那些“朋友”就会变成保驾的打手或抬驾的轿夫，而使那“朋友”会变成这一类人物的，则这御驾一定不过是有些手势的花花公子，抬来抬去，终于脱不了原形，一年半载之后，花花之上也再添不上什么花头去，而且打手轿夫，要而言之，也究竟要工食，倘非腰包饱满，是没法维持的。如果能用死轿夫，如袁中郎或“晚明二十家”之流来抬，再请一位活名人喝道〔２〕，自然较为轻而易举，但看过去的成绩和效验，可也并不见佳。

　　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抛头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要时髦些，就可以说是“批判”。尤其要紧的是给与一个名称，像一般的“诨名”一样。

　　因为读者大众的对于某一作者，是未必和“批评”或“批判”者同仇敌慨的，一篇文章，纵使题目用头号字印成，他们也不大起劲，现在制出一个简括的诨名，就可以比较的不容易忘记了。在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上，这法术，用是也常用的，但效果却很小。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果戈理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号——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３〕。这正如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可惜我们中国人并不怎样擅长这本领。起源，是古的。从汉末到六朝之所谓“品题”，如“关东觥觥郭子横”〔４〕，“五经纷纶井大春”〔５〕，就是这法术，但说的是优点居多。梁山泊上一百另八条好汉都有诨名，也是这一类，不过着眼多在形体，如“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或者才能，如“浪里白跳张顺”和“鼓上蚤时迁”等，并不能提挈这人的全般。直到后来的讼师，写状之际，还常常给被告加上一个诨名，以见他原是流氓地痞一类，然而不久也就拆穿西洋镜，即使毫无才能的师爷，也知道这是不足注意的了。现在的所谓文人，除了改用几个新名词之外，也并无进步，所以那些“批判”，结果还大抵是徒劳。

　　这失败之处，是在不切帖。批评一个人，得到结论，加以简括的名称，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现在却大抵只是漫然的抓了一时之所谓恶名，摔了过去：或“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或“破锣”，或“无政府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等等；而且怕一个不够致命，又连用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封建余孽”或“布尔乔亚破锣利己主义者”；怕一人说没有力，约朋友各给他一个；怕说一回还太少，一年内连给他几个：时时改换，个个不同。这举棋不定，就因为观察不精，因而品题也不确，所以即使用尽死劲，流完大汗，写了出去，也还是和对方不相干，就是用浆糊粘在他身上，不久也就脱落了。汽车夫发怒，便骂洋车夫阿四一声“猪猡”，顽皮孩子高兴，也会在卖炒白果阿五的背上画一个乌龟，虽然也许博得市侩们的一笑，但他们是决不因此就得“猪猡阿四”或“乌龟阿五”的诨名的。此理易明：因为不切帖。

　　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６〕，是指做“载飞载鸣”〔７〕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到现在，和这八个字可以匹敌的，或者只好推“洋场恶少”和“革命小贩”〔８〕了罢。前一联出于古之“京”，后一联出于今之“海”。

　　创作难，就是给人起一个称号或诨名也不易。假使有谁能起颠扑不破的诨名的罢，那么，他如作评论，一定也是严肃正确的批评家，倘弄创作，一定也是深刻博大的作者。

　　所以，连称号或诨名起得不得法，也还是因为这班“朋友”的不“文”。——“再亮些！”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指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和施蛰存编选、周作人题签的《晚明二十家小品》。

　　〔３〕果戈理夸俄国人善给别人起名号在《死魂灵》第五章末尾，作者有一段关于诨名的议论：“俄罗斯国民的表现法，是有一种很强的力量的。对谁一想出一句这样的话，就立刻一传十，十传百；他无论在办事，在退休，到彼得堡，到世界的尽头，总得背在身上走。”

　　〔４〕“关东觥觥郭子横”《后汉书·郭宪传》载：“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今安徽太和）人也……（王莽）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征宪，拜博士。……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觥觥，刚直的意思。

　　〔５〕“五经纷纶井大春”《后汉书·井丹传》载：“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今陕西郿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纷纶；浩傅的意思。

　　〔６〕“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这两句原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钱玄同攻击当时摹仿桐城派古文或《文选》所选骈体文的旧派文人的话，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一九一七年七月）他给陈独秀的信中，当时曾经成为反对旧文学的流行用语。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姚鼐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的文学主张的人为桐城派。

　　〔７〕“载飞载鸣”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评论《社会通诠》译者严复的文笔说：“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见《太炎文录·别录》卷二。按《社会通诠》，英国甄克思著。

　　〔８〕洋场恶少指施蛰存。参看《准风月谈·扑空》。“革命小贩”，指杨邨人。参看《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37、“题未定”草（五）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

　　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

　　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颇有点难。说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绽。还记得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６〕先生手抡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的时候，曾经说，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从冷落堆里提出作家来。这是好的，虽然勃兰兑斯曾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但我们似乎也难以斥他为追随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这一张支票，到十多年后的现在还没有兑现。说得远一些罢，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张露薇先生的期限还要少到约十分之九的样子。

　　然而讲已往的琐事也不易。张露薇先生说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这质问是极不错的。我只得招供：读得很少，而且连高尔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几本也不知道。不过高尔基的全集，却连他本国也还未出全，所以其实也无从计算。至于祝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却并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７〕。这也并非怕有“奴性”，只因没有人来邀，自己也想不到，过去了。发不妨，不发也不要紧，我想，发，高尔基大约不至于说我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不发，也未必说我是“张露薇的追随者的作家”的。但对于绥拉菲摩维支〔８〕的祝贺日，我却发过一个祝电，因为我校印过中译的《铁流》。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较难于想到，还不如测定为对于高尔基发电的容易。当然，随便说说也不要紧，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于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见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谓的奴隶们，也只隔了一张纸。如果有谁看过菲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那一个和一群，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张纸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

　　我在这里，自以为总算又钩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艺“豫言”家——的嘴脸的轮廓了。

　　八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目下原有小注：“一至三载《文学》，四不发表。”按《“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

　　〔２〕“生脑膜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伪满《盛京时报》第三版载《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消息一则：“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同年三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据以转载。

　　〔３〕《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停刊。

　　〔４〕张露薇原名贺志远，吉林人，曾主编北平《文学导报》，后成为汉奸。《略论中国文坛》一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题目分别为《意识正确的文魔们的新梦》和《茅盾先生的法宝》。

　　〔５〕纪德（Ａ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作家。著有小说《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巴尔扎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多部。

　　〔６〕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

　　〔７〕关于祝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一事，上海《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刊出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等人署名的《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祝贺》一文，并不是祝电。

　　〔８〕绥拉菲摩维支（ＡＣＣｅｐａdMpGMZ，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铁流》由曹靖华译成中文，鲁迅写了《编校后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38、论毛笔之类

　　国货也提倡得长久了，虽然上海的国货公司并不发达，“国货城”〔２〕也早已关了城门，接着就将城墙撤去，日报上却还常见关于国货的专刊。那上面，受劝和挨骂的主角，照例也还是学生，儿童和妇女。

　　前几天看见一篇关于笔墨的文章，中学生之流，很受了一顿训斥，说他们十分之九，是用钢笔和墨水的，这就使中国的笔墨没有出路。自然，倒并不说这一类人就是什么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妇女的爱用外国脂粉和香水似的，应负“入超”的若干的责任。

　　这话也并不错的。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３〕。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青年里面，当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挂一枝万年笔〔４〕，做做装饰的人，但这究竟是少数，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如果说这提议是笑话，那么，劝学生改用毛笔呢？现在的青年，已经成了“庙头鼓”，谁都不妨敲打了。一面有繁重的学科，古书的提倡，一面却又有教育家喟然兴叹，说他们成绩坏，不看报纸，昧于世界的大势。

　　但是，连笔墨也乞灵于外国，那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却要推前清的官僚聪明，他们在上海立过制造局，想造比笔墨更紧要的器械——虽然为了“积重难返”，终于也造不出什么东西来。欧洲人也聪明，金鸡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为去偷种子，还死了几个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这里种起来了，使我们现在如果发了疟疾，可以很便当的大吃金鸡那霜丸，而且还有“糖衣”，连不爱服药的娇小姐们也吃得甜蜜蜜。制造墨水和钢笔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没有偷金鸡那子那么危险的。所以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造墨水和钢笔；但必须造得好，切莫“挂羊头卖狗肉”。要不然，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个白费。

　　但我相信，凡有毛笔拥护论者大约也不免以我的提议为空谈：因为这事情不容易。这也是事实；所以典当业只好呈请禁止奇装异服，以免时价早晚不同，笔墨业也只好主张吮墨舐毫，以免国粹渐就沦丧。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然而这办法却是没有好结果的，不是无效，就是使一部份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黄棘。

　　〔２〕“国货城”一九三五年上海一些厂商为扩大宣传提倡国货，特设立一个临时性的国货展销场地，称为“国货城”，于六月五日（夏历端午节）开幕。据同年六月十三日《申报·国货周刊》报道：“本市国货城开幕以来，营业甚盛，每日到城购物及参观者，十分拥挤。”

　　〔３〕“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此语在宋代即已通行；北宋苏易简著有《文房四谱》一书，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

　　〔４〕万年笔日语：自来水笔。

39、逃名

　　就在这几天的上海报纸上，有一条广告，题目是四个一寸见方的大字——

　　“看救命去！”

　　如果只看题目，恐怕会猜想到这是展览着外科医生对重病人施行大手术，或对淹死的人用人工呼吸，救助触礁船上的人员，挖掘崩坏的矿穴里面的工人的。但其实并不是。还是照例的“筹赈水灾游艺大会”，看陈皮梅沈一呆〔２〕的独脚戏，月光歌舞团的歌舞之类。诚如广告所说，“化洋五角，救人一命，……一举两得，何乐不为”，钱是要拿去救命的，不过所“看”的却其实还是游艺，并不是“救命”。

　　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有些像，却还不充足，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弄到暂时非把“解放”解作“孥戮”〔３〕，“跳舞”解作“救命”不可。捣一场小乱子，就是伟人，编一本教科书，就是学者，造几条文坛消息，就是作家。于是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

　　天津《大公报》〔４〕的副刊《小公园》，近来是标榜了重文不重名的。这见识很确当。不过也偶有“老作家”的作品，那当然为了作品好，不是为了名。然而八月十六日那一张上，却发表了很有意思的“许多前辈作家附在来稿后面的叮嘱”：“把我这文章放在平日，我愿意那样，我骄傲那样。我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了，我愿着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因为许多时候他们的东西来得还更新鲜。”

　　这些“前辈作家”们好像都撒了一点谎。“熟”，是不至于招致“厌倦”的。我们一离乳就吃饭或面，直到现在，可谓熟极了，却还没有厌倦。这一点叮嘱，如果不是编辑先生玩的双簧的花样，也不是前辈作家玩的借此“返老还童”的花样，那么，这所证明的是：所谓“前辈作家”也者，有一批是盗名的，因此使别一批羞与为伍，觉得和“熟人的名字并列得厌倦”，决计逃走了。

　　从此以后，他们只要“挤在虎生生的新人群里”就舒舒服服，还是作品也就“来得还更新鲜”了呢，现在很难测定。逃名，固然也不能说是豁达，但有去就，有爱憎，究竟总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小公园》里，已经有人在现身说法了，而上海滩上，却依然有人在“掏腰包”〔５〕，造消息，或自称“言行一致”〔６〕，或大呼“冤哉枉也”，或拖明朝死尸搭台，或请现存古人喝道，或自收自己的大名入辞典中，定为“中国作家”〔７〕，或自编自己的作品入画集里，名曰“现代杰作”〔８〕——忙忙碌碌，鬼鬼祟祟，煞是好看。作家一排一排的坐着，将来使人笑，使人怕，还是使人“厌倦”呢？——现在也很难测定。但若据“前车之鉴”，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大约也还不免于“悲夫”〔９〕的了！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杜德机。

　　〔２〕陈皮梅，沈一呆都是当时在上海游艺场演唱滑稽戏的演员。

　　〔３〕“孥戮”语出《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思是“不但你自身，连你的儿子也都杀死”。

　　〔４〕《大公报》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创刊于天津，创办人英敛之。一九二六年九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后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关系。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桂林、香港版等。

　　〔５〕“掏腰包”指杨邨人、杜衡等人创办《星火》月刊的自我表白。该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五月）刊出的《〈星火〉前致词》中说，他们这刊物是“由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创办的。参看本书《四论“文人相轻”》及其注〔８〕。

　　〔６〕“言行一致”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７〕顾凤城在他所编的《中外文学家辞典》（一九三二年乐华图书公司出版）中，除外国文学家外，收中国文学家二七○人，其中也列入了他自己的名字。

　　〔８〕刘海粟编《世界名画》（中华书局出版），所收都是近代外国著名画家的作品，每人一集。其中的第二集是他自己的作品，由傅雷编辑。

　　〔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语见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40、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今年文坛上的战术，有几手是恢复了五六年前的太阳社式〔２〕，年纪大又成为一种罪状了，叫作“倚老卖老”〔３〕。

　　其实呢，罪是并不在“老”，而在于“卖”的，假使他在叉麻酱，念弥陀，一字不写，就决不会惹青年作家的口诛笔伐。如果这推测并不错，文坛上可又要增添各样的罪人了，因为现在的作家，有几位总不免在他的“作品”之外，附送一点特产的赠品。有的卖富，说卖稿的文人的作品，都是要不得的；有人指出了他的诗思不过在太太的奁资中，就有帮闲的来说这人是因为得不到这样的太太，恰如狐狸的吃不到葡萄，所以只好说葡萄酸〔４〕。有的卖穷，或卖病，说他的作品是挨饿三天，吐血十口，这才做出来的，所以与众不同。有的卖穷和富，说这刊物是因为受了文阀文僚的排挤，自掏腰包，忍痛印出来的，所以又与众不同〔５〕。有的卖孝，说自己做这样的文章，是因为怕父亲将来吃苦的缘故〔６〕，那可更了不得，价值简直和李密的《陈情表》〔７〕不相上下了。有的就是衔烟斗，穿洋服，唉声叹气，顾影自怜，老是记着自己的韶年玉貌的少年哥儿，这里和“卖老”相对，姑且叫他“卖俏”罢。不过中国的社会上，“卖老”的真也特别多。女人会穿针，有什么希奇呢，一到一百多岁，就可以开大会，穿给大家看〔８〕，顺便还捐钱了。说中国人“起码要学狗”，倘是小学生的作文，是会遭先生的板子的，但大了几十年，新闻上就大登特登，还用方体字标题道：“皤然一老莅故都，吴稚晖语妙天下”〔９〕；劝人解囊赈灾的文章，并不少见，而文中自述年纪曰：“余年九十六岁矣”者，却只有马相伯〔１０〕先生。但普通都不谓之“卖”，另有极好的称呼，叫作“有价值”。

　　“老作家”的“老”字，就是一宗罪案，这法律在文坛上已经好几年了，不过或者指为落伍，或者说是把持，……总没有指出明白的坏处。这回才由上海的青年作家揭发了要点，是在“卖”他的“老”。

　　那就不足虑了，很容易扫荡。中国各业，多老牌子，文坛却并不然，创作了几年，就或者做官，或者改业，或者教书，或者卷逃，或者经商，或者造反，或者送命……不见了。“老”在那里的原已寥寥无几，真有些像耆英会里的一百多岁的老太婆，居然会活到现在，连“民之父母”也觉得希奇古怪。而且她还会穿针，就尤其希奇古怪，使街头巷尾弄得闹嚷嚷。然而呀了，这其实是为了奉旨旌表的缘故，如果一个十六七岁的漂亮姑娘登台穿起针来，看的人也决不会少的。谁有“卖老”的吗？一遇到少的俏的就倒。

　　不过中国的文坛虽然幼稚，昏暗，却还没有这么简单；读者虽说被“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１１〕，但有辨别力的也不少，而且还在多起来。所以专门“卖老”，是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不是养老堂，又所以专门“卖俏”，也不行的，因为文坛究竟也不是妓院。

　　二卖俱非，由非见是，混沌之辈，以为两伤。

　　九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太阳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提倡革命文学。在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该社和创造社都曾奚落过鲁迅年老。

　　〔３〕“倚老卖老”《星火》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八月）刊有署名巴山（杨邨人）的《文坛三家》一文，就《文坛三户》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

　　〔４〕指邵洵美。他在自办的《十日谈》旬刊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发表文章，攻击有些人“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所以作文卖稿的。他自己却靠岳家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钱开书店，办刊物。鲁迅在《登龙术拾遗》中曾讽刺他“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不久，《中央日报》上就刊出署名“圣闲”的《“女婿”的蔓延》一文，攻击鲁迅说：“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忌”。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５〕指杨邨人、杜衡等办的《星火》月刊。该刊创刊号所载《〈星火〉前致词》中说，当时“文坛已经被垄断”，“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因此他们要办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为筹划开始几期的印刷费，我们的几十个同人从最迫切的生活费用上三块五块的省下钞来，逐月积蓄，一直积蓄了几近半年之久，才算够上了我们的预算，于是才大胆的把创刊号付印了。”

　　〔６〕这里是指杨邨人。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发表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参看《准风月谈·青年与老子》。

　　〔７〕李密（２２４—２８７）字令伯，晋初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晋书·李密传》载：“泰始初诏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年高，无人奉养，遂不应命，乃上疏……。”这一篇奏疏，在《文选》中题为《陈情事表》，在《古文观止》中题为《陈情表》，其中有“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等语。

　　〔８〕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零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９〕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２〕。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北平特讯”报道他在北平发表的谈话：“中国人想要装老虎或狮子，固然不易，但起码也应该学一个狗。因为一只狗你要杀死它的时候，至少你也要有相当的牺牲才行。”

　　〔１０〕马相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江苏丹徒人，清代举人，教育家。曾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民国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１１〕“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这是炯之（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中的话。参看本书《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的引文。

41、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所谓文人，轻个不完，弄得别一些作者摇头叹气了，以为作践了文苑。这自然也说得通。陶渊明先生“采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悠然见南山”，如果篱中篱外，有人大嚷大跳，大骂大打，南山是在的，他却“悠然”不得，只好“愕然见南山”了。现在和晋宋之交有些不同，连“象牙之塔”〔２〕也已经搬到街头来，似乎颇有“不隔”〔３〕之意，然而也还得有幽闲，要不然，即无以寄其沉痛，文坛减色，嚷嚷之罪大矣。于是相轻的文人们的处境，就也更加艰难起来，连街头也不再是扰攘的地方了，真是途穷道尽。

　　然而如果还要相轻又怎么样呢？前清有成例，知县老爷出巡，路遇两人相打，不问青红皂白，谁是谁非，各打屁股五百完事。不相轻的文人们纵有“肃静”“回避”牌，却无小板子，打是自然不至于的，他还是用“笔伐”，说两面都不是好东西。这里有一段炯之〔４〕先生的《谈谈上海的刊物》为例——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天津《大公报》的《小公园》，八月十八日。）“这种斗争”，炯之先生还自有一个界说：“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辱骂。（一个术语，便是‘斗争’。）”云。

　　于是乎这位炯之先生便以怜悯之心，节制之笔，定两造为丑角，觉文坛之可怜了，虽然“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似乎不但并不以“‘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简直不登什么“文坛消息”。不过“骂”是有的；只“看热闹”的读者，大约一定也有的。试看路上两人相打，他们何尝没有是非曲直之分，但旁观者往往只觉得有趣；就是绑出法场去，也是不问罪状，单看热闹的居多。由这情形，推而广之以至于文坛，真令人有不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之感。到这里来一个“然而”罢，转过来是旁观者或读者，其实又并不全如炯之先生所拟定的混沌，有些是自有各人自己的判断的。所以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５〕，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６〕，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７〕，现在也不算是丑角。

　　自然，他们有作品。但中国也有的。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昔之名人说“恕”字诀——但他们说，对于不知恕道的人，是不恕的〔８〕；——今之名人说“忍”字诀，春天的论客以“文人相轻”混淆黑白，秋天的论客以“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抹杀是非。冷冰冰阴森森的平安的古冢中，怎么会有生人气？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炯之先生问。有是有的。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９〕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兑飞〔１０〕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九月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象牙之塔”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３〕“不隔”见王国维《人间词话》：“间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又：“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４〕炯之即沈从文。

　　〔５〕关于古典主义者与罗曼主义者相骂，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观众中支持古典主义的顿足、起哄，拥护浪漫主义的则狂热喝采，双方的喧嚷声混成一片，甚至引起斗殴。罗漫主义，今译浪漫主义。

　　〔６〕左拉（mＺｏｌａ，１８４０—１９０２）法国作家。一八九四年，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莱孚斯被诬泄露军事机密罪判处终身苦役。左拉于一八九七年对此案材料作了研究后，给法国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为德莱孚斯辩护，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侵犯人权，以致被控诽谤罪而逃亡伦敦。在这一事件中，法国报刊不断刊载攻击他的文字和漫画。直至左拉死后四年（１９０６），该案终于真相大白，撤销原判，德莱孚斯恢复军职。

　　〔７〕一八九五年马奎斯指摘王尔德与其子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恋，道德败坏。王尔德在道格拉斯的怂恿下，控告马奎斯诽谤自己。因证据对王尔德不利，结果他被判两年苦役，于一八九五年五月入狱。出狱后流寓国外，死于巴黎。

　　〔８〕指新月社的人们。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９〕“死的说教者”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６〕。

　　〔１０〕彼兑飞即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这里所引是《我的爱——并不是……》一诗的最后两节。鲁迅曾译有全文，发表于《语丝》周刊第九、第十一期（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六日）。

42、萧红作《生死场》序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２〕，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３〕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４〕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奴隶社〔５〕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骆驿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鲁迅。

　　〔１〕本篇最初印入《生死场》。

　　萧红（１９１１—１９４２），原名张薨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小说家。《生死场》是她所著的中篇小说，《奴隶丛书》之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容光书局出版。

　　〔２〕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战争。

　　〔３〕“训政”孙中山提出的建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由政府对民众进行行使民权的训练。国民党政府曾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公布所谓《训政时期约法》，借“训政”为名，剥夺人民一切民主权利，长期实行独裁统治。

　　〔４〕《略谈皇帝》应作《闲话皇帝》。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处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因“失责”而撤销。参看本书《后记》及其注〔１３〕。

　　〔５〕奴隶社一九三五年鲁迅为编印几个青年作者的作品而拟定的一个社团名称。以奴隶社名义出版的《奴隶丛书》，除《生死场》外，还有叶紫的《丰收》和田军的《八月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