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章 最高检察官(a)
第三部分
创造新人
第二十章 最高检察官
格瓦拉一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庆祝新年的时候听到巴蒂斯塔逃跑的消息。一个神秘人给他们送来了“特特”的信,他还活着,格瓦拉一家又一次有理由为埃内斯托高兴了。外电报道切·格瓦拉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带领的起义军纵队正在向哈瓦那挺进。
一天前,卡米洛已经抵达了城市另一边的哥伦比亚营地,从拉蒙·巴尔奎恩的手里夺取了司令部,逮捕了康迪洛将军。卡斯特罗也成功地进入了圣地亚哥。他对着欢呼的人群讲话,宣布圣地亚哥将是古巴的临时“首都”,而从委内瑞拉飞来的曼努埃尔·乌鲁提亚将成为新任总统。
卡斯特罗身边的卡洛斯·弗朗吉不明白切为什么会被派去攻打卡巴纳,这相当于降格。“我记得当时一直在想为什么卡斯特罗会下这样的命令:哥伦比亚营地是那个暴君和军队的中心。……切夺取了装甲列车和圣克拉拉市,他是革命的第二号人物。卡斯特罗有什么理由派他去攻打卡巴纳这个次重要的战略位置?”
卡斯特罗的确挑选了一个不那么显眼的位置给切,因为他不希望切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在被击败的巴蒂斯塔政权及其追随者的眼里,在华盛顿的眼里,切是可怕的“国际共产主义分子”,让他这么早就扮演如此显眼的角色只能是自找麻烦。相比之下,卡米洛英俊潇洒,头戴牛仔帽,爱打棒球,幽默风趣,而且他是古巴人,不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人,也已经成了受人拥戴的民族英雄。他是可以登上中心舞台的。
卡斯特罗需要切来肃清政府军,对叛徒、密探和战争犯实施革命裁决,巩固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这是必须做的工作。切对这个任务的成功完成至关重要。
这场战争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大批外国记者来到哈瓦那报道新政权的建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谈论的全是这件事,”切的父亲写道,“我觉得自己像是悬在了空中。亲戚朋友不断向我们提问,我们告诉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可是全家最关心的还是埃内斯托的生命。战争已经结束了,埃内斯托还活着。”
可是即使在古巴,也很少有人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卡斯特罗仍然在圣地亚哥,正尽力为新政权建立一个适当的阵线,同时为自己和“总统”曼努埃尔·乌鲁提亚未来的关系定调子。卡斯特罗只让乌鲁提亚提名司法部长,其他人员都由卡斯特罗提名。乌鲁提亚显然很感激卡斯特罗让他当总统,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有少数几个“7·26”组织的成员被列在最初的内阁成员名单里,而且大部分还是来自平原的成员。
卡斯特罗开始慢慢从圣地亚哥移师哈瓦那,一路上在敬仰的人群面前享受胜利的滋味。记者跟着他的队伍,不断向外面的世界发布这里的消息。对于记者的提问,卡斯特罗反复重申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他听命于“乌鲁提亚总统”,至于未来的革命政策,他们将遵循“人民的意愿”。但是,他“接受”了乌鲁提亚让他担任“军队总司令”这一职务的要求。
无论游击队战士们在哪里出现,都有群众向他们欢呼。在哈瓦那,欢庆中夹杂着不和谐的气氛。仍有几处狙击手负隅顽抗,暴徒袭击了几处赌场,捣毁了一些停车计时器和其他一些地方,可是“7·26”组织的民兵走上街头后,局面很快得到了控制,甚至童子军都成了临时警察。各国大使馆里挤满了巴蒂斯塔突然逃走后留下的军官、警察和政府官员。
1月4日,卡洛斯·弗朗吉离开卡斯特罗,飞往哈瓦那。随后,切来了。总统府发生了些问题:革命指挥部的队伍驻扎在那里,而且看上去没有要撤走的意思。切想要跟他们的领导人谈谈,可是被拒绝了。弗朗吉写道:“卡米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应该打两发加农炮弹,警告他们一下。……我不喜欢总统府,于是说听上去是个好主意,可是切很有责任感地对我们说,现在不是浪费加农炮弹的时候,他耐心地返回总统府跟福尔·稠蒙见面,问题解决了。卡米洛总是听切的。”
1月8日,卡斯特罗抵达哈瓦那,乌鲁提亚已经在总统府安置下来,从表面上看,政府已经恢复了。起义军占领了公共建筑、警察局、报社和工会,而共产党也出来号召大家支持胜利的起义军。流亡领袖回来了,被禁止的报纸也重新开始出版,甚至前总统卡洛斯·普里奥也从迈阿密回到了古巴。在国外,“7·26”组织的代表占领了古巴的主要驻外使馆。委内瑞拉已经承认了古巴新政府,美国也是。1月10日,苏联也承认了古巴新政府。
媒体让卡斯特罗和他的大胡子出了名。一家服装公司推出了一款名为“解放”的男士衬衣,这款衬衣的广告上就有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模特。卡洛斯·弗朗吉重新开始出版曾为地下刊物的“7·26”报纸《革命》,加入了赞颂卡斯特罗的行列。一家剧院将一出名为《黎明出逃的将军》的戏搬上舞台,其中扮演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演员身穿制服、留着大胡子。在几名市民的出资下,哈瓦那军事区的十字路口竖起了一座卡斯特罗的半身像,上面刻着的文字称这个人“用自由的火焰打破了独裁统治的枷锁”。
切也受到了人们的称赞和敬仰。在战争胜利时,古巴诗人、共产主义者尼古拉斯·纪廉正流亡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应一家周刊编辑的邀请写了一首诗向格瓦拉致敬。在这首诗里,切被拿来和古巴的民族英雄“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相提并论。
这种比喻在渴望英雄的古巴民众中得到了共鸣。切到达几天后,叫曾经在艾斯卡姆布雷为他提供过经济情报的糖业专家胡安·博罗托到哈瓦那来跟他见面,博罗托感到很紧张,他回忆说:“切已经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亲眼见到他对很多古巴人来说简直就像在做梦。你得揉揉自己的眼睛。他身体结实,皮肤很白,长着栗色的头发,很有魅力。”
卡斯特罗是坐在一辆被缴获的坦克上进入哈瓦那城的。在去总统府向乌鲁提亚表示过敬意之后,他登上了“格拉玛号”。“格拉玛号”已经被带到了哈瓦那,现在正停泊在港口。在卡米洛和劳尔的陪同下,卡斯特罗穿过街道走进哥伦比亚营地,街道两边是成千上万挥舞着旗帜的热情的哈瓦那市民。此时切谨慎地留在拉卡巴纳,处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当晚,卡斯特罗在电视上做了长篇演讲,强调目前需要法律、秩序以及革命团结。“新古巴”只有一支革命军队,不能有“私人军队”。他的话是对革命指挥部的警告,革命指挥部的战士已经让出了总统府,可是仍然占领着哈瓦那大学,据说还在囤积武器。空气中已经火药味十足了,可是革命指挥部的领袖稠蒙还公开宣称他们的组织担心被排除在政府权力之外。卡斯特罗带有威慑性的演讲起到了作用,在演讲结束前,革命指挥部传话过来说他们会交出手里的武器。卡斯特罗获得全胜。
卡斯特罗加强了新政权的民族主义特性。当被记者问及他是如何看待美国政府撤军的传言时,卡斯特罗回答说:“美国一定会撤军。首先,美国政府无权在这里长期驻军。换句话说,这不是美国国务院的特权,而是古巴革命政府的特权。”他还说,如果华盛顿想要和古巴新政权建立良好的关系,首先要平等地对待古巴。
同时,卡斯特罗告诉全国人民,军队将要重新组建,将由“忠诚于革命的人”组成,如果有需要,他们会誓死捍卫革命。卡斯特罗警告说胜利还不稳固。巴蒂斯塔带着他偷走的钱逃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寻求另一个独裁者特鲁希略的庇护,他们俩很有可能会进行反扑。
卡斯特罗让古巴人对未来做好准备,关于那天晚上,人们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几只白鸽飞过听众头顶落在卡斯特罗肩膀上的那一刻。在很多人眼里,这一刻如神明显灵,证实了卡斯特罗作为革命最高领袖的地位;在其他人眼里,这充分表现了卡斯特罗在恰当的时刻塑造令人敬畏的公众形象的非凡能力。
在接下来一连申发生的事件中,相互矛盾的信号把观察者弄蒙了,也让古巴处于动荡之中。华盛顿很快承认了古巴的新政府,显示出和解之意。他们希望缓和关系的下个动作是让和巴蒂斯塔政权有染的厄尔·史密斯辞去大使职务,离开古巴,让一名临时代办替代他的职务。
艾森豪威尔政府很难对新组建的古巴政府有什么微词。乌鲁提亚内阁的组成成员都是政治上很“安全”的资深政治家和野心家,事实上,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多是反共分子,其中很多是卡斯特罗从前的对手。卡斯特罗把他们放在新政府的重要职位上,显然是要安抚持有保守思想的政治和商业团体,拉拢潜在的反对派。
最出人意料的是,卡斯特罗任命市民反对阵线组织书记、知名律师何塞·米罗·卡尔多纳为新任首相。“米罗·卡尔多纳的任命是一枚炸弹,”弗朗吉后来写道,“他是哈瓦那湾协会的会长,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代表,也是古巴最亲美的政治家之一。多年前,在著名的格劳·圣马丁案中,他曾经为古巴总统中最大的盗窃分子辩护,格劳·圣马丁总共盗取了8400万比索。他还曾经为谋杀糖业工人领袖耶稣·梅南德斯的刽子手卡西拉斯上尉辩护。我们不理解卡斯特罗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但这是很聪明的一招,把美国人、资产阶级和政客们都弄糊涂了。”
由于之前签订了迈阿密协定,费利佩·帕索斯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曾任普里奥内阁大臣的胡斯托·卡里罗成为发展银行行长,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菜吉诺·博蒂成为经济部部长,经济学家和分析家鲁福·洛佩兹·弗莱斯科特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而外交部长由人民党的罗伯托·阿格拉蒙特担任。
被任命为新建立的“非法占有财产恢复部”部长的是“7·26”组织右翼的福斯蒂诺·佩雷斯。教育部长由阿曼多·阿尔特担任。切战时的对头安瑞克·奥尔图斯基成为交通部长。卡斯特罗的老朋友路易斯·奥兰多·罗德里格斯担任内政部长,他曾经帮助建立起义军电台和《自由古巴》。另一个新职位是“革命法律部”部长,由奥斯瓦尔多·多蒂科斯·托拉多担任,他是一名律师,和人民社会党有联系。他的任命在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异议,不过托拉多将在卡斯特罗未来的计划里扮演重要角色。
内阁开始工作了。他们召开马拉松式的会议,修改古巴宪法,重建被毁的基础设施,涤荡古巴堕落的社会。乌鲁提亚日程上的第一条就是一项禁止赌博和卖淫的法案。同时,新任部长们开始各扫各屋,清理各部人员。他们最初的政令都带有同样的“清洗”的性质:暂时禁止所有政党,没收巴蒂斯塔的财产,没收参加过上两届巴蒂斯塔时代选举的部长们和所有政客们的财产。
卡斯特罗开始在大批群众面前进行演讲,他把这称为“直接的民主”。利用自己作为革命领袖的权威,卡斯特罗用这些演讲探测、塑造和激发公众的情绪,最终,借此向政府施压。他一次又一次地重申,新政府的责任是服从“人民的意愿”,因为革命是人民进行的。
卡斯特罗还开始改革军队,这是他真正的权力基础。原来的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建制被废除,原来的军官也被清除了。拉蒙·巴尔奎恩被任命为军事学院院长。克维多少校掌管军队的后勤部门,他在上次夏季政府军进攻失败后就投奔了起义军。新的起义军中坚力量由忠诚的起义军战士组成。卡米洛成为陆军参谋长。曾经为劳尔的第二阵线做审计的奥古斯托·马丁内斯·桑切斯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劳尔的精英部队的队长艾菲吉尼奥·阿尔梅西拉斯被任命为公安部长。卡斯特罗起义军的“空军”司令佩德罗·路易斯·迪亚兹·兰斯现在被正式授予这个职务。古巴各省的军事长官也都是由“7·26”组织的忠实成员担任。
显然,革命权力的真正所在并非哈瓦那华丽的总统府,从现在起,只要卡斯特罗愿意,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卡斯特罗的大本营设在市中心新建的哈瓦那希尔顿酒店23层,不过他也在塞莉亚·桑切斯那里工作和休息。塞莉亚·桑切斯就住在附近科希马尔村的一座别墅里,位于哈瓦那以东,距离哈瓦那约30分钟的路程。古巴的未来实际上是在这座别墅里而不是在总统府里决定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卡斯特罗、他的亲密战友和共产党的领导们每晚就在这里开会,商讨组成一个秘密联盟,将人民社会党和“7·26”运动组织合并成一个单一的革命党派。卡斯特罗、切、劳尔、拉米罗和卡米洛代表游击队参与讨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阿尼瓦尔·艾斯卡兰特和布拉斯·罗卡代表共产党人参与讨论。
表面上,切和劳尔没有获得重要职务的任命。劳尔是奥连特省的军事长官,切只有一个“拉卡巴纳司令官”的小职务。卡斯特罗让他的革命阵线展现出一种温和的外表,希望避免过早地与美国正面对抗。劳尔和切秘密地与人民社会党加强联系,巩固卡斯特罗在军队中的权力基础。
切继续大刀阔斧地行动着。1月13日,他在拉卡巴纳主持了“军事文化学院”的开办仪式,开办这个学院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文化水平”。除了基础教育,这个学院也培养军队的“政治意识”。课程包括公民学、历史、地理、古巴经济、“拉丁美洲共和国的经济和社会特征”以及时事。发现斗鸡在军队中流行开后,切下令禁止斗鸡。作为替代的娱乐项目,他组织了国际象棋班、马术队和各种体育比赛,安排艺术展览、音乐会和戏剧表演。堡垒里的几个电影院每晚都会播映电影。切还为自己的队伍创办了报纸《自由拉卡巴纳》,不久后又为革命军队的刊物《橄榄绿》创刊。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切不动声色地将军事文化学院交由人民社会党人的管理之下。曾经在艾斯卡姆布雷担任他的政委的阿曼多·阿科斯塔现在也到了这里,他被切任命为军事文化学院院长。
到了1月底,切得到了另一个头衔——“革命军队培训部部长”。根据卡斯特罗的指令,切秘密会见了劳尔、卡米洛、拉米罗和人民社会党的维克托·皮纳,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由此建立起来,它又被称为G-2,由拉米罗·巴尔德斯领导。人民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奥斯瓦尔多·桑切斯任拉米罗的副手。
同时,古巴流亡者开始从各地返回祖国。一架飞机飞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回住在那里的古巴流亡者,格瓦拉的家人也受到邀请。切的父母、妹妹塞莉亚和妹夫路易斯·阿加纳拉斯以及切的弟弟胡安·马丁接受了邀请。1月9日,他们抵达哈瓦那,激动的格瓦拉·林奇甚至亲吻了机场的停机坪。“我们立刻被一帮长着大胡子的士兵包围了,”格瓦拉·林奇写道,“他们穿着很脏的制服,拿着步枪或机枪。在致敬后,他们匆忙把我们带到机场里面,埃内斯托正在那里等着我们。我明白他们想给他一个惊喜,他在我们抵达前几分钟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妻子跑过去和他拥抱,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无数的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了这个场景。很快,我也拥抱了儿子。上次见到他已经是6年以前了。”
当天拍摄下的一张照片上,切神色有些疲惫,戴着贝雷帽,留着稀松的胡子,身边是他的父母,还围着一群好奇的旁观者。切的身后可以看到一支竖起的冲锋枪。最让人注目的是塞莉亚和切的脸上露出的深切、激昂的骄傲之情。他穿着保守的父亲站在一旁,像个看热闹的人,呆呆地笑着。
格瓦拉一家被作为贵客安置在哈瓦那希尔顿酒店。格瓦拉·林奇终于可以和他的儿子单独在一起了,他带了几瓶阿根廷酒,是埃内斯托最喜欢的牌子。
埃内斯托乐意看到家人的到来,但在家人入住希尔顿后,他不得不返回拉卡巴纳,那里正在进行革命法庭的审判,而他是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