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民共同会

（一）万民共同会是大韩帝国时期的一种民众集会形式，由独立协会召开，其存在时间为1898年3月到1899年1月。前后召开五次，由徐载弼、尹致昊等人领导，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次爱国的、自发的市民大会，系独立协会的外廓团体。第一次万民共同会是以反对俄国侵略为目的，其后逐渐演变为伸张民权、反对专制的民主运动，并于1898年10月29日达到高潮，向政府提出“献议六条”作为其纲领。但是万民共同会引起高宗皇帝李熙及保守大臣的忧虑和反感，其与御用组织皇国协会的冲突也不断升级，因此最后在大韩帝国政府的镇压下解散。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的国家主权遭到严重破坏，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当时各国对朝鲜的侵略中尤以沙皇俄国为最。俄国利用“俄馆播迁”一举在朝鲜半岛确立政治优势，并开始对朝鲜的经济渗透，掠夺包括鸭绿江、郁陵岛的森林采伐权和咸镜北道镜城和钟城的矿山采掘权等利权。同年朝鲜政府派闵泳焕出使俄国，与俄国达成秘密协定，讲朝鲜的财政和军事交与俄国控制。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时朝鲜的部分有识之士于1896年7月成立独立协会，由安駉寿出任会长，美国归来的徐载弼出任顾问，而徐载弼是独立协会的实际操作人。徐载弼早年是开化党的一员，参与过1884年的甲申政变，失败后经由日本流亡美国，并在美国留学多年，加入美国籍。他一方面极具独立自主精神，另一方面深受西方启蒙思想熏陶。他在1895年底归国以后积极投身国民启蒙事业，于1896年4月创办《独立新闻》，积极鼓吹守护主权的独立自主精神和欧美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自由平等、法治主义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整个独立协会可以说就是由他指导的，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在独立协会的主导下朝鲜于1897年建成象征国家独立的独立门，并将过去迎接中国使臣的慕华馆改名为“独立馆”，作为独立协会的会馆，这充分表明独立协会捍卫国家独立的决心。与此同时独立协会还组织开明官员和进步青年在独立馆召开各种讨论会，以此探讨和普及自主精神和民主思想，一场外争主权、内护民权的独立协会爱国运动正如雨后春笋般在朝鲜兴起。与此同时朝鲜政府也注意到维护独立的形象，其中“称帝建国”便是典型的事例。1897年10月12日朝鲜高宗李熙即皇帝位，改国号称“大韩帝国”，朝鲜从此改称韩国，也一度呈现“转危回安，创独立之基，行自主之权”的景象。然而俄罗斯并不愿意失去俄馆播迁以来在朝鲜半岛建立的优势地位，反而加紧对韩国的控制与支配。早在1896年10月和1897年8月俄国就先后派普提亚塔上校等两批军事顾问和教官来韩，阿列克谢耶夫等人也被俄国财政部指定为韩国度支部顾问而于不久后来韩。1898年3月1日俄国又成立韩俄道胜银行，展开对韩国的经济侵略，其后又向韩国政府提出租借绝影岛的无理要求。

（二）面对俄国的侵略与渗透时独立协会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此时尹致昊、李商在、郑乔等代表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走上独立协会领导岗位，开始推动独立协会运动的发展。他们不断向政府上书，抨击署理外部大臣闵种默等亲俄派的卖国罪行，要求驱逐俄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拒绝俄国对韩国的租借要求和开设的银行。在这种背景下独立协会走出独立馆，开始走上汉城街头，发动群众展开爱国运动，终于诞生万民共同会。第一次万民共同会发轫于1898年月10日，是一次由反俄风潮引发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由于独立协会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加上其不断上书政府，给韩国当局施加压力，引起俄国的恐慌。1898年3月7日俄罗斯帝国驻韩公使士贝耶向大韩帝国政府抗议，诬蔑独立协会的活动为“无业之贵国人，假称：“关政之善才，妄作激端，违乎俄国，而不期然而自然，以致甚讶于俄国大皇帝陛下，是甚可哀之事情。”他进而声明俄国对独立协会的排俄活动“不能忍耐更久”，要求韩国政府在24小时内答复韩国是否能维持国家独立，是否需要俄国“帮扶”、“支持”，是否需要起用俄国顾问和教官等问题。韩国政府面对沙俄赤裸裸地威胁，不得不乞求暂缓3天答复，而独立协会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亦对俄国对大韩帝国的公开威胁和对独立协会的放肆攻击感到强烈愤慨。独立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徐载弼决定采用一个与韩国从未有过的新颖方式——群众集会，以此来回敬蛮横的俄国人。于是他分别密请李完用、尹致昊、郑乔等独立协会干部，要求他们在首都汉城（今首尔）市中心的钟路组织市民集会，称为“万民共同会”。1898年3月10日午后2时由独立协会组织、有一万多名汉城市民参加的万民共同会在钟路召开了，矛头直接对准沙皇俄国，米廛行首玄德镐被推为万民共同会会长。在这次集会上韩国老百姓抗议声讨沙俄的侵略干涉，独立协会、协成会等进步团体成员李承晚、玄公廉、洪正厚等人慷慨陈词，向群众发表演讲，痛论：“财政兵权不可付于他人。”疾呼：“训练军队之士官及财政顾问官由外国人充任与大韩之自主独立权利关系至为密切，大韩二千万同胞对此深感耻辱。”同时强烈要求韩国政府立即决断以照会的形式答复俄国公使馆：“俄国士官和顾问官应尽快离京回国是二千万同胞兄弟一致所愿。”当时众民莫不拍手曰可。这次万民共同会虽然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混乱或冲突。集会群众表示若政府不实行万民共同会提出的要求，则绝不散会。这次朝鲜半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群众请愿和抗议斗争，使韩国政府意识到人民的力量，终于同意实行万民共同会的请求，于1898年3月12日回复俄国公使士贝耶，声明以“全国公议物论”和“众情实为不协”，要求俄国“凡系外国士官、顾问一切勿用”。

（三）俄国没有料到独立协会竟来这一招，再加上国际关系上的考量，决定于1898年3月18日撤走留在韩国的俄国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同时还关闭营业不久的韩俄道胜银行，停止对绝影岛的租借要求，至此独立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万民共同会以排除俄国势力、收复国家主权为目标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第一次万民共同会斗争取得的胜利极大鼓舞韩国民众的参政爱国热情，同时也引起韩国政府和列强势力的恐慌。独立协会的实际领导人徐载弼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俄国非常痛恨他，韩国国内也对他以美国人自居的傲慢态度感到不满。史载：“徐载弼归国后谒上称外臣，着眼镜，含卷烟，负手而出，举朝痛愤。”而他被排斥攻击更关键的原因就是他大力伸张民权，搞民众启蒙，严重威胁大韩帝国的封建专制统治。于是徐载弼就在韩国政府及列强的压力下于1898年4月决定离开韩国，重返美国。后来徐载弼回忆道：“有一天美国公使找我谈话，极力规劝我不要与皇帝与政府对抗，他说：‘你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在他们加害于你之前你必须带家属离开韩国回到美国。’当时我并没有理会他的话，继续做我该做的事（指召开万民共同会）。但是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和出于‘播下的种子，肯定会有人秋收’的想法，我决定离开韩国重新回到美国。”在这种背景下独立协会于1898年4月30日在汉城南大门（崇礼门）召开第二次万民共同会，反对徐载弼去美国，但是徐载弼决心已定，决定离韩赴美，于1898年5月15日饯别独立协会干部，前往美国。第二次万民共同会虽然规模不大，但标志着其矛头已从外国转向本国政府，并成为独立协会后期运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为其高潮的到来做好铺垫。徐载弼虽然离开韩国，但是他所缔造的独立协会与万民共同会并未戛然而止，反而达到高潮。在徐载弼去国前后独立协会就决议展开“议院设立运动”，企图将大韩帝国专制政体下的有名无实的咨询机构“中枢院”改组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议会或国会。朝鲜王朝自俄馆播迁以后政局混乱，政治体制一度处于真空状态，因此导致“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的状况。高宗李熙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而独立协会也欲借助这个机会实现韩国的民主化，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于是“君权”和“民权”的斗争在大韩帝国建立的第二年（1898年）爆发了，万民共同会就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1898年7月尹致昊等独立协会领导人上疏请求设立议会，高宗皇帝对此持消极态度，在御批中写道：“所陈虽若出于忧爱，朝廷之事不可出位妄论。”但是独立协会仍不妥协，特别是1898年8月尹致昊当选正式会长以后独立协会愈发激进。1898年10月初在独立协会在群众集会支持的猛烈弹劾下申箕善、沈舜泽等守旧七大臣被罢免，朴定阳、闵泳焕等倾向民权的开明官员得以上台，形势逐渐朝有利独立协会的方向发展。

（四）10月15日朴定阳政府与南宫檍等5名独立协会代表围绕中枢院改革问题进行破天荒的“官民协商”，协商的结果是：中枢院议官50名，一半敕选，一半民选；议长由政府指定，副议长则由议官投票选出；模仿外国议会规则制订中枢院章程。然而韩国国内的保守势力依然非常强大，赵秉式、李基东、洪钟宇等人在宫中的授意下组织“皇国协会”与独立协会对抗，高宗皇帝也欲利用这两个对立的组织，使之相互牵制，以维护自己的权力。于是独立协会在议会设立问题上与政府屡屡碰壁，高宗皇帝也于1898年10月20日下诏禁止独立协会召开群众集会。独立协会仍决定重新组织徐载弼倡导的“万民共同会”，向政府施加压力，作为维护民权的有力武器。1898年10月28日独立协会于汉城钟路召开万民共同会，围绕包括中枢院改革在内的国政全盘改革问题展开协商与讨论，由于这次万民共同会邀请政府官员列席，与群众共商国是，因此这次万民共同会又称“官民共同会”。1898年10月28日这天官民共同会召开时独立协会设会于钟街，广大遮日，蔽于半天。太极国旗翻于西风，木栅周匝于会场。数千名会员静坐于栅内，观光者如云，下午一点钟独立协会会长尹致昊与众会员来到，说开会之主旨。但是邀请的政府官员并未到来，只有警务官安桓前来，以奉10月20日禁止独立协会集会的诏敕为由制止官民共同会的召开，并传尹致昊、李商在两人入政府谈话。面对高宗对二人“会事有何目的乎”的质问时两人回答：“开会大旨保护皇室，次及国计民忧故，已为说明于众中矣。”于是高宗皇帝终于同意召开官民共同会，经过几个小时的周旋后时间已经很晚了，于是官民共同会推迟到第二天。1898年10月29日下午2时官民共同会在汉城钟路正式召开，尹致昊为会长，朴定阳、闵泳焕、李钟健、徐正淳、金明圭、韩圭卨、沈相薰等10多名政府大臣应邀列席会议，此外还有协成会（学生团体）、总商会（商人团体）、顺成会（妇女团体）、大韩帝国民力会、光武协会、国民协会、教育会和进明会等10多个群众团体参加官民共同会，场面十分盛大、蔚为壮观。在这次空前的官民共同会上上至大臣、下至白丁各抒己见、发表演讲、讨论国是，他们最后把建议归结为“献议六条”，轮布万民，皆曰可，朴定阳等政府大臣也相继在建议书上写“可”字。中枢院议长韩圭卨发言道：“今日官民协议五百年初有之事，所议六条皆是原定法律内事也。比于人身言之，则政府皮肤，人民脏腑也。切望官民合心，毋过范围，期于永久为一。”参政大臣朴定阳发言道：“今日官民合同，协议安定六条，则可知官民合心也。”最后决定由政府大臣将“献议六条”向皇帝上奏，群众解散回家，只留独立协会会员50人在钟路会场过夜，等待皇帝的批示。

（五）“献议六条”是：（1）不为倚附于外国人，官民同心合力，坚固专制皇权事。（2）矿山、铁道、煤炭、森林及借款、借兵，凡政府与外国人约条事，若非各部大臣及中枢院议长合同着衔捺印，则不得施行事。（3）全国财政则毋论某税，并自度支部句管，而他府部及私会社则毋得干涉，豫算、决算人民处公布事。（4）自今为始，凡干重大罪犯，另行公办，而被告到底说明究竟，自服后施行事。（5）敕任官则大皇帝陛下咨询政府，从其过半数任命事。（6）实践章程事。 “献议六条”是官民共同会召开的成果，也可以说是独立协会的纲领。这次官民共同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将独立协会运动推向高潮。官民共同会讨论出的“献议六条”被朴定阳等人呈给高宗皇帝以后得到高宗的首肯，高宗在次日（1898年10月30日）颁布“诏敕五条”，对“献议六条”几乎无条件批准。尹致昊等独立协会成员听说后欣喜万分，山呼万岁，同时决定印刷“献议六条”和“诏敕五条”10万张散布于韩国十三道城乡，同时让各校学徒认真学习。1898年11月2日，枢院官制颁布，明确规定议官的半数（25名）由“民会”（独立协会）投票选出，并且中枢院具有决议权，开始对君权形成约束。万民共同会（官民共同会）的斗争似乎取得胜利，于是独立协会即刻解散万民共同会，并依照规定时决定于11月5日举行议官选举。满城人民闻此报，莫不欣喜，以为我国初有之盛举，而从此中兴政治拭目可睹。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便于11月4日发生“匿名书事件”，打断这一切的进程。赵秉式等守旧大臣炮制匿名书，诬陷独立协会阴谋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高宗借机打击独立协会，下令逮捕独立协会干部李商在等17人（尹致昊逃跑），下令禁止独立协会一切活动，并欲将他们处死。独立协会的议会设立运动化为泡影，受到重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汉城市民不胜愤怒，从1898年11月5日清晨起就有几千名民众冲破军警的阻挠，在警务厅门前举行第四次“万民共同会”，推独立协会会员尹始炳为会长。在这次万民共同会上李承晚、梁弘默等人发表演说，揭露守旧派的阴谋与迫害，他们理直气壮地宣称“万民共同会”群众与17人“同功一体、同罪一体，表示：“确执死字同盟之义，以同死为荣。”要求立即释放17人。汉城全市的商人、学生亦自发罢市、罢课，声援万民共同会的斗争。下层民众争相给万民共同会捐款捐物，比如一名寡妇卖房子捐款100元，有一位卖辣椒的老太太在3元收入中送来2元，以表微诚，甚至侨居汉城的中国商人也主动赠送食品。就这样数万群众冒着风雨严寒，在万民共同会的旗帜下坚持五天五夜的集会斗争，终于在1898年11月10日迫使高宗皇帝以“笞四十”的轻刑将17人予以释放，并罢斥赵秉式、闵种默等守旧派。但是虽然17人被释放出来，但独立协会的奋斗目标并未实现，充当政府打手的御用组织“皇国协会”也依然存在，因此群众继续召开万民共同会，反对政府对独立协会的打压政策。

（六）1898年11月15日汉城市民在庆运宫（今德寿宫）仁化门前召开万民共同会，以高永根为会长，谴责韩国政府取缔独立协会，要求“诛群奸、施六条、任贤能、允民会”。高宗皇帝不得不同意恢复独立协会，表面称要惩办赵秉式等人，暗中却授意皇国协会破坏万民共同会。11月21日上午11时冲突终于爆发，吉永洙、洪钟宇指挥“皇国协会”旗下的褓负商2000多人袭击仁化门外的万民共同会，他们大声咆哮，木棒乱下，与会群众受伤者不计其数。万民共同会也不甘心被镇压，对皇国协会奋起反抗，据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日置益在致本国的报告中称：“到了夜里有一部分市民及万民共同会会员在城内各处跋扈跳梁，并谩骂褓负商或袭击被怀疑与此有关的大臣高官之宅邸，此种惨状无所不至，几乎尽显乱兆。”可见从这时起由设立议会的政治改革目的而发起的万民共同会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对韩国政府而言无异于民乱。独立协会与皇国协会的冲突亦全面升级，而其实质则是君权与民权的尖锐矛盾达到白热化。11月26日高宗皇帝与各国公使一道破天荒地亲自接见万民共同会的群众代表200人，表示接受他们的要求，晓谕他们不要“越权犯分”，并宣布：“有罪无罪，不计轻重，一并荡涤，洞释疑阻，咸与维新。”于是独立协会在这“四千年初有之事”的感化下解散万民共同会。这时独立协会发生分化，上层领导人如尹致昊、南宫檍等人主张妥协，曾前民会中有声誉者，多脱会潜匿；而李承晚、崔正德等少壮派则主张继续斗争。1898年11月29日韩国政府颁布中枢院新官制，议官仍然为50人，可是皇国协会有29人、守旧官员有4人，独立协会只有17人，守旧派被大量重新起用。于是独立协会激进派感到被高宗所欺骗，于12月6日在钟路发起第五次万民共同会，会长高永根数次上疏要求高宗恪守信义，实践诺言，清除守旧派，实行11条（即献议六条和诏敕五条）。但这更加引起高宗和守旧派大臣的反感，他们认为召开万民共同会的独立协会“欲用他国民主共和之俗，变我邦君主专制之规”，是“天地所不容，王章所必诛”之罪，应该全面取缔。同时高宗也曾针对独立协会召开万民共同会咨询各国公使，他们都主张“以巡检禁之”，尤以日本主张镇压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最力。日本公使对高宗说：“倘若人民仍然敢肆意做出暴乱之举，便对此施以断然之处置，固无不可。凡政府皆有力保一国之治安，维持一国之秩序的权利义务。倘臣民妨害治安、扰乱秩序，采取相当措置予以镇压属政府当然之职能。”再加上万民共同会中有不少人提议亡命日本的“逆贼”朴泳孝回国，主导改革事业，更引起高宗的恐惧不安。为了维护君权，高宗下定决心镇压和取缔独立协会和万民共同会。

（七）1898年12月23日高宗动员军队镇压万民共同会，强制驱散集会的市民。12月25日高宗亲临端门晓谕民众，将11项罪状强加到独立协会身上，宣布取缔独立协会。1899年1月9，活跃于万民共同会的李承晚等430多人被逮捕下狱，1月18日韩国政府下令禁止所有集会活动，至此万民共同会被彻底解散，独立协会运动也随之以失败告终。“万民共同会”作为独立协会后期的一个附属组织，是独立协会后期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其整体意义与独立协会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一致的。单独从万民共同会本身来考察，其所包含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万民共同会的召开对冲击外国侵略势力起到重要作用：第一次万民共同会的召开就是针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同时也成功达到目的，迫使俄国撤走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打击沙俄侵略者的气焰，取得守护国家主权斗争的一次胜利。正是由于万民共同会在独立协会的旗帜下发挥着守护主权、打击外势的作用，它招致列强在韩势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国的忌恨，成为其解散的重要原因。万民共同会的召开有力维护和伸张民权：以资产阶级市民阶层为首的集会斗争沉重打击韩国的封建专制势力，是韩国最早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人民第一次为自己的权利而发起的集会请愿和抗议斗争，一度取得中枢院议会化等成果。虽然最终遭到大韩帝国政府的强制解散，但其作为韩国历史上最早的民权运动之一部分仍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万民共同会作为朝鲜半岛历史上最早的市民大会，凝聚人民的力量，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民主意识和参政热情：可以说是韩国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源泉，促使韩国人民前赴后继地为主权和民权展开斗争。万民共同会开启韩国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形式，此后多次群众集会，如1919年的三一运动都可以说是继承万民共同会的模式，所以万民共同会对韩国民运史有着深远影响。万民共同会促进韩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觉醒，使他们从斗争中获得经验与教训，为其后进一步的爱国运动做好铺垫：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传统儒学的知识分子透过经历和投身万民共同会的斗争，转化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民权的斗士，积极为国家主权和人民民权奔走呼号，比如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人，这些活跃于万民共同会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的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起着主导作用。然而万民共同会终究在韩国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其失败原因除了守旧专制势力的强大外还有万民共同会提出的有些要求过于激进，并不符合当时特定条件下韩国的国情和民智，没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另外其斗争策略也有问题，在面临皇国协会的攻击时万民共同会在自身实力偏弱的情况下一味针锋相对，与其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甚至公然打砸抢烧，使运动趋向暴民化。不仅促使独立协会内部的分裂，也失去高宗皇帝的信任，一些会员轻率展开的朴泳孝召回运动也使高宗下定决心采取镇压政策。但其光辉的历史意义的无法抹杀的，也应永远为人们铭记。

独立协会

（一）独立协会简称民会，是指朝鲜王朝后期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团体，其存在的时间为1896年7月到1898年12月，广义上是从1896年4月《独立新闻》创刊到1899年1月各地支会解散为止。独立协会由美籍朝鲜人徐载弼倡导建立，早期为朝鲜高官的社交沙龙，后来发展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启蒙团体。自1898年3月以后独立协会以“万民共同会”为名义召开群众集会，要求对内实现政治民主和经济富强，对外摆脱列强的支配，掀起大规模的爱国运动。独立协会运动前期取得一些成绩，但在大韩帝国政府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1876年朝鲜被日本打开国门、签订《江华条约》而开港以后朝鲜的民族资本主义就逐渐诞生并发展起来，1885年-1886年就有织造局、造纸局、矿务局、电报局等官办民族企业创立，此后的机器厂、卷烟局、转运局、三湖玻璃局等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从事海运的转运局（后改称利运社）在1886年到1892年间已居朝鲜海运业的首位。随着朝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朝鲜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开港城市，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当时的开港城市釜山、仁川、元山、南浦、木浦等沿海通商口岸都已经成为拥有5万人口以上的近代城市，而汉城、平壤、开城等传统都市的市民阶层规模也变得相当庞大。朝鲜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队伍的不断壮大为后来的独立协会运动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朝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非常不充分的，它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艰难成长。外国的经济侵略十分严重，尤其是日本严重摧残朝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在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倾轧下的朝鲜民族企业利运社没落就是典例。除了经济侵略以外外国入侵造成的长期以来极度动荡、风雨飘摇的局面也使朝鲜民族资本主义面临巨大的压力和困难，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到1896年“俄馆播迁”让朝鲜陷入空前动荡时期，虽然朝鲜表面上脱离中国独立，但却陷入日俄竞争的漩涡中。1894年开始实行的甲午更张是朝鲜全面近代化的起点，但局势不曾稳定过，东学党起义、乙未事变、春生门事件、俄馆播迁等混乱接踵而至，亲俄、亲日各派官僚你方唱罢我登场，日俄等列强也借机攫取朝鲜大量的利权。此时的朝鲜正蒙受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这成为独立协会爱国运动发生的外部条件。在国内经济基础发展、国外列强入侵刺激的环境下朝鲜的资产阶级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重要的政治势力。早期资产阶级雏形建立开化党，并在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企图藉此使朝鲜走上近代化道路，但在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朝的介入下以失败告终。幸免于难的开化党人流亡海外，其中的徐载弼经由日本流亡美国，在美国潜心读书，获得医学学士的学位，取得美国公民权，甚至还娶了一位美国太太。

（二）但是他心系祖国，从未忘却自己的未竟志向和朝鲜的独立富强，因此深入研究西方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书籍，使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意识更上层楼。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在甲申政变失败后在中国和美国的学校接受西式教育，甲午更张期间返回朝鲜，参与近代化改革。1896年又随闵泳焕访问俄国，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有着较广眼界的政治家，因此有人称他为“朝鲜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还有一名开化知识分子李商在系朝鲜大臣朴定阳的门生，早年随朴定阳出使美国，后来退隐研读西方启蒙书籍多年，对朝鲜的发展有较深的认识，这三人就是后来独立协会的“三巨头”。1894年朝鲜开始实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更是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上为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创造条件，1895年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开化党人朴泳孝劝告徐载弼归国，为祖国的近代化服务。1895年12月徐载弼在甲午更张的感召下归国参与改革，就任中枢院顾问，准备联合国内开化派知识分子大展宏图，就这样独立协会运动终于在朝鲜发生了。徐载弼归国以后并未放弃美国国籍，而是一直以“外臣”自居，因此他以外国人身份而授予中枢院顾问之职。徐载弼在他向政府提出的建议未被采纳的情况下决定以前内部大臣俞吉濬提供的5000元国库补助金，于1896年4月7日创办《独立新闻》。《独立新闻》是朝鲜最早的民间现代报刊，其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报纸内容全部用朝鲜文，不夹杂任何汉字，这正寄托着徐载弼等开化派人士对于祖国独立的追求。而它宣传的内容更是革命性的，包括西方的天赋人权说、法治思想以及拒绝任何外来干涉的独立自主精神等，并以社论形式发表。徐载弼曾总结甲申政变的失败原因，认为甲申政变最大的败笔就在于没有得到国民的支持，对国民的近代文明普及严重缺乏。因此他决定用通俗易懂的朝鲜文（谚文）创办《独立新闻》，系统、大规模地向朝鲜官民普及西方启蒙思想。《独立新闻》果然大受欢迎，创刊号的发行量仅为300份，后来增加到500份，再后来超过3000份，对朝鲜的近代化启蒙立下汗马功劳，也加速独立协会这种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的建立，因此史学界将《独立新闻》的创刊作为独立协会运动的开端。随着《独立新闻》影响的扩大，徐载弼开始考虑组建相应的社会团体。1896年5月21日徐载弼在美国人创办的培材学堂进行每周一讲，他在那天向160多名学生提议建立讨论会这样的知识分子沙龙。随后前“建阳协会”和亲西方官员组成的“贞洞俱乐部”等组织的成员联合起来，以筹建独立门为契机于1896年7月2日在汉城（今首尔）中枢院建立“独立协会”。独立协会的首批成员为安駉寿、李完用、金嘉镇、李允用、金宗汉、权在衡、高永喜、闵商镐、李采渊、李商在、玄兴泽、南宫檍、李根澔等30余人，其中选举安駉寿为会长，李完用为委员长。

（三）徐载弼虽为独立协会的发起人，但由于自己是美国籍，所以自处以外国人，不为会员，而会中诸般事只应顾问。不过徐载弼仍然是独立协会的实际领导人，独立协会创立后的活动如建立独立门便是遵照他的意志，独立协会的机关刊物《大朝鲜独立协会会报》也隶属他主办的《独立新闻》旗下。独立协会最开始是鼓吹民族思想，呼吁朝鲜独立。他们主张的核心内容在于指出甲午战争后朝鲜的“独立”空有其名而无其实，即国家在形式上获得独立，但民族意识的近代性转变并没有与之相随。不言而喻甲午战争后朝鲜的“独立”是日本获胜的结果，而不是朝鲜自身争取来的。一个民族争取真正独立本来是要在国家、国民意识孕育成长的基础上展开的，而此时朝鲜取得独立完全缘于外部原因，独立并未建立在培植国民意识的基础之上。所以独立协会便是要通过鼓吹“独立”来填补当时朝鲜绝大多数民众仍欠缺的“国家认同”意识（即独立国意识）这一空白。而他们第一个靶子就是朝鲜的前宗主国清朝，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朝鲜为亲俄政府主导，君主尚在俄国公使馆中，日本亦保持在朝鲜的势力，与俄国形成均势。如果甫创办就攻击日本和俄国的话那么正犯朝鲜政府的大忌，也会使独立协会中的政府要员离心，难免使独立协会被扼杀于摇篮中。另一方面朝鲜数千年来盛行事大主义，以“小中华”标榜，尽管甲午中日战争后已经脱离中国独立，但其余毒仍然存在。独立协会会员撰文向来蔑称为“支那”，视为半开化国家，决心割裂与清朝的关系，而他们在1896年7月2日建立独立协会时其名义就是建立独立门。他们在汉城外部官署前举行第一次集会，向民众募集建立独立门的资金。到1896年11月21日在万众集会的欢庆声中独立门终于开工，独立协会在过去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的基础上策划建造象征朝鲜独立的“独立门”，而迎恩门附近用以“迎敕”的驿馆“慕华馆”也被改建为“独立馆”，用作独立协会的办公室。1897年11月20日独立门竣工，有史料对当时人们的心态形容道：“半岛江山，自白头山至汉拿山，自鸭绿江至洛东江，数千年来所谓事大耻辱一洗净尽。当时情况，人人肩臂欲与独立门争其高，人人胸襟欲与独立馆较其广。”建立独立门也成为独立协会创办以来的第一个成果。1896年11月30日独立协会的机关刊物《大朝鲜独立协会会报》由独立新闻社刊行，作为《独立新闻》下属的半月刊。它宣称其编辑的方针是：“一以阐扬幽沈，一以开豁知见，一以补阙治化，一以外御人侮，洵及时之要务，不世之盛事也。”独立协会最初的性质只是标榜文明开化的朝鲜高官的社交沙龙，除了建造独立门以外未有其他建树。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学生、知识分子被吸收入会，独立协会开始广泛讨论起近代文明的学术问题和启蒙问题乃至现实政治问题，其启蒙团体性质也愈发明显。

（四）在徐载弼的倡导下从1897年8月29日开始独立协会于每周日下午3点在独立馆举行讨论会，每次讨论会讨论一个专题，在前一周选定讨论题目和四名主讲人，分为左议和右议各二名，使之“精熟研究”所定专题。会上四名主讲人以专题进行演说和辩论，并且动员会员和旁听人自由参加讨论，最后投票表决。每个会员不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下，都以平等的立场讨论各种话题，均可各抒己见。这实际上是徐载弼导入西方议会模式，可谓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截止到1898年2月20日独立协会先后讨论21个专题，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国际形势和社会风俗等问题。通过日益深入的讨论，独立协会中的少壮派日益崛起，逐渐取代高官而成为独立协会的主导力量。少壮派的构成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尹致昊、李商在等接触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化派官员和归国留学生，他们比较彻底地接纳近代文明，已完成从地主阶级世界观到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化；其二是南宫檍、郑乔等从儒生中分化出来的人士，他们大多是甲午更张科举停止后所产生的新知识分子，在保留旧文化的基础上接受新文化。民族主义非常强烈，是少壮派的中坚力量；其三是在朝鲜新式学校接受美式教育和近代文明的青年学生和教员，他们表现得最为激进，是少壮派的先锋。少壮派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改革。于是独立协会的发展导致内部“批判和攻击国政的积极派”（即少壮派）与反对批判政府的“温和派”（即官僚派）的分裂与对立，以致高官会员逐渐退出，民间人士大量参加，最后演变为完全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的团体。独立协会刚创立时只反中国，不反日俄，再加上内部有许多政府要员与政府的步调基本一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朝鲜政府的支持。朝鲜君主李熙于1897年2月从俄国公使馆迁出以后在朝野的一致呼吁下建元称帝，1897年8月高宗改元“光武”，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大韩帝国的建立使国威在形式上得到提振，但并未改变受外国侵略的事实。独立协会的主要批判矛头也从中国转移至日俄，在1897年9月4日的《独立新闻》社论中宣称：“要将亲俄、亲日两派的政客全部骂倒。”当时俄国正尝试向朝鲜半岛扩张，不仅通过派遣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控制韩国，还设立韩俄道胜银行，并强迫大韩帝国政府将绝影岛租借给自己。1898年2月13日独立协会如往常一样召开讨论会，徐载弼给的题目是对奴隶制的批判，但会员们的讨论愈发激进，延伸到现实政治问题。有人暗示高宗皇帝是俄国人的奴隶，有人则指出沙俄正在奴役韩国，韩国人可能会被抓去修西伯利亚大铁路等等，反俄情绪一下被调动起来。尹致昊则提议向皇帝上疏请愿，最后投票表决，除了李完用等4人投反对票外其他都表示赞成。

（五）于是独立协会在1898年2月20日以会长安駉寿的名义上疏高宗，阐明本会的宗旨是：“上而尊皇上之位，下而固人民之志，确立万亿年无疆之基础。”进而痛陈“全国之权，俱让于人”的现状，呼吁高宗：“确执圣衷，以三千里一千五百万赤子之心为心，共其愤而同其忧，内以实践定章，外以毋依他国，自立我皇上之权，自立我一国之权。”此次上疏虽未产生太大影响，但标志着独立协会经20余次讨论会的酝酿后由单纯的启蒙活动转化为参与政治，以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主张，从而在1898年掀起外争主权、内护民权的爱国运动。1898年2月27日独立协会进行改选，李完用接替安駉寿出任独立协会会长，尹致昊当选副会长。3月11日由于李完用外放为全罗北道观察使，尹致昊代理会长。7月17日独立协会开会声讨李完用任外部大臣时的卖国罪行，将其开除出会。8月28日尹致昊正式当选会长，李商在当选副会长，至此独立协会完全掌握在少壮派手里。与此同时独立协会的组织建设也日益完备，首先是在各地建立支会，1898年2月独立协会建立公州支会，7月建立平壤支会，9月建立大邱支会，到这一年年底义州、宣川、江界、北青、木浦、仁川均建立支会。其次是不分阶层招纳会员，仅在汉城的独立协会会员就达到4000多人，并改定《独立协会规则》为59条，新订《支会认可条例》7条和《支会细则》7条。第三是完善组织结构，在独立馆设常务机关“事务所”，选定100名干部昼夜轮流值班。协会内设评议员、司法委员、查察员、制疏委员等具体负责人员，又有会计、演说员、奉疏委员等名目繁多的工作人员，此外因事临时选“总代委员”作为独立协会代表，使之与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谈判交涉。组织生活上坚持民主原则，干部任免等一切组织事项都是投票表决。在独立协会的影响下其他民间社会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涌现出总商会、协成会、国民协会、光武协会、教育会、缙绅会、顺成会等等进步组织，这些人事的变动和组织的建立为独立协会展开爱国运动做好准备。1898年以后独立协会运动的主要方向是：（1）保卫国家的独立，反对外国势力的干涉，反对政府出卖国家经济权益，主张国家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2）提倡广开言路，效仿欧美，使“大小政令，上达百僚，下至庶民，广询博采，措诸所为”。（3）要求民众参与立法，将中枢院由咨询机构改造为近代化的议会，实现政治民主和君主立宪。（4）兴办学校教育，开设工厂，推进民族自强运动。为了实现以上目标，独立协会走出独立馆，以群众集会的形式发动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不懈地进行针对守旧大臣及政府恶政的斗争。独立协会的斗争首先体现于守护国家主权上，独立协会自改选以后就以排俄为目标，而徐载弼则建议独立协会采取群众集会的方式。

（六）1898年3月10日独立协会在汉城市中心召开“万民共同会”，李承晚、洪正厚等会员向一万多名汉城市民发表演说，声讨沙俄的侵略，要求政府顶住俄国压力，收回国家主权。这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集会请愿和群众斗争，大韩帝国政府由此以“全国公议物论”和“众情实为不协”为由拒绝俄国，俄国不得不撤出财政顾问和军事教官，关闭韩俄道胜银行，停止对绝影岛的租借要求。俄国暂停对韩国的侵略渗透，主要是由于国际关系的牵制，但独立协会领导的韩国人民反俄斗争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独立协会领导人之一的郑乔曾谓：“自独立协会之兴，俄国不敢复为干预我国政治。”虽不无夸大之嫌，但反映出独立协会在维护韩国主权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随着独立协会的爱国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招来大韩帝国统治者和列强的注意，独立协会的幕后指挥徐载弼迫于压力，准备离韩去美。独立协会曾在1898年4月30日召开第二次万民共同会，请求政府挽留徐载弼。但徐载弼执意要走，遂于1898年5月中旬远赴美国。徐载弼走后独立协会并未因此受挫，爱国运动的规模更加壮大，除了守护主权以外独立协会还重视人权和财产权的保护。在独立协会的弹劾下，1898年6月企图勒索独立协会会员洪在旭的法部大臣李裕寅被罢官，肆意拷问并掠夺民财的警务使申奭熙也被解任。1898年9月发生“茶毒事件”，前俄语通译金鸿陆企图毒杀高宗未遂，金鸿陆及其同党孔洪植等人被捕。法部大臣兼高等裁判所所长申箕善等人主张恢复甲午更张时期废除的连坐法和孥戮刑，将金鸿陆一族男女老幼全部处决。独立协会认为此举野蛮残忍，有违人权保护，因此在1898年10月7日组织万余人在庆运宫仁化门接连数日伏阙上疏，弹劾申箕善、沈舜泽、尹容善、沈相薰、闵泳绮、李载纯、李寅祐7名政府大臣，声称：“七臣一日不去，则臣等一日不退；七臣百日不去，则臣等百日不退。”最终高宗迫于压力而将他们全部免职，朴定阳、闵泳焕等开明官员上台。独立协会最重要的活动是议会设立运动，这是独立协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徐载弼多次在《独立新闻》上强调设立议会的好处和必要性，独立协会也在1898年4月3日召开过论题为“设立议会乃政治上第一要务”的讨论会。1898年7月3日独立协会上疏高宗，请求设立议会，高宗皇帝对此持消极态度，在7月9日下达的御批中写道：“所陈虽若出于忧爱，朝廷之事不可出位妄论。”7月11日独立协会再次上疏强调其主张，又被驳回。独立协会仍继续坚持设立议会，不过他们并不主张开设民选议会（即下议院）。7月27日《独立新闻》刊登的一篇名为《不要急于开设下议院》的评论文章指出：“韩国民众因缺乏教育，故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理解自由、民权等词汇的含义，因此主张仿效日本的先例，缓设下议院。我们在自己本分之内行使其权利，政府在皇帝陛下的统御下担当起应尽的职分，如此对内广设学校，对年轻施以教育，对外向欧美各国派出学生以习得有用之学问，如此尽速开发人民之智力，而经四五十年取得进步以后再考虑下议院才更为稳妥。”

（七）1898年10月独立协会成功弹劾申箕善良等七大臣后朴定阳、闵泳焕等开明大臣上台，独立协会也就更积极地提出自己的诉求。10月15日南宫檍等5名独立协会代表与朴定阳政府展开谈判，提出关于禁收苛捐杂税和将中枢院改组为议会的两条改革方案，其中改组议会的方案中规定一半由皇帝敕选，一半在独立协会中选举产生，并仿照外国议会制定章程。虽然独立协会的主张得到朴定阳的首肯，但高宗却在10月20日忽然下诏称：“盖闻外国之例，有协会焉，有国会焉。协会者，民人之所私设，职不过共同讲谈之称也。若乃评论政令，与闻黜陟，原非协会之规也。至如离次开会（即非法集会），封章守阙，胁迫大官，荡无防限，虽国会亦无此权，况协会乎。”因而严禁独立协会参与政治，朴定阳、闵泳焕等也迫于守旧势力的压力而一度辞职。独立协会不屈不挠，上疏反驳高宗诏敕，高宗在独立协会的强硬态度下不得不屈从，重新起用朴定阳等人，并下诏改定中枢院官制。独立协会抓住机会，向政府提了自己拟定的将中枢院改造为议会的方案，但未得到高宗同意。于是独立协会决定重新召开万民共同会，向高宗施压，以达到开设议会的目标。1898年10月28日独立协会组织汉城市民在汉城市中心的钟路举行万民共同会，商议包括开设议会等在内的全盘国政改革问题。史载当天开会时广大遮日，蔽于半天。太极国旗翻于西风，木栅周匝于会场。数千名会员静坐于栅内，观光者如云。下午1点独立协会会长尹致昊到会，向群众说明开会的宗旨。独立协会本邀请朴定阳等政府大臣与会，但政府以10月20日皇帝诏敕中禁止独立协会参与政治为由拒绝参与。而后高宗传召尹致昊与李商在两人，两人解释开会本意后得到高宗许可，于是改在第二天（10月29日）开会。这天开会时朴定阳等一干政府大臣全部与会，与万民一道共商国是，故这次万民共同会又称“官民共同会”。大会通过6项决议，由朴定阳上奏高宗皇帝，称为“献议六条”。其内容是：（1）不为倚附于外国人，官民同心合力，坚固专制皇权事。（2）矿山、铁道、煤炭、森林及借款、借兵，凡政府与外国人约条事，若非各部大臣及中枢院议长合同着衔捺印，则不得施行事。（3）全国财政，则毋论某税，并自度支部句管，而他府部及私会社则毋得干涉，预算、决算人民处公布事。（4）自今为始，凡干重大罪犯，另行公办，而被告到底说明究竟，自服后施行事。（5）敕任官则大皇帝陛下咨询政府，从其过半数任命事。（6）实践章程事。“献议六条”是独立协会的纲领，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代表当时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第一条的“专制皇权”不是指过去封建社会乾纲独断的绝对皇权，而是与日本明治宪法中所规定的“天皇大权”相同的“皇帝大权”、“君主大权”之意，是在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权力。

（八）第二条表现出对国家主权的守护，第三条和第四条分别是完善近代财政和法制。第六条则指的是实行独立协会所提出的中枢院章程，将中枢院改造为议会。从“献议六条”来看独立协会的主张与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一脉相承，并增加维护主权和设立议会两个内容，官民共同会的召开及“献议六条”的公布标志着独立协会运动进入高潮。独立协会自建立以来就是守旧大臣和儒生攻击的对象，1896年7月9日儒生郑惺愚首先发难，上疏攻击独立协会创建者徐载弼并称：“凶徒载弼，身被万古罔赦之罪，肆还本国，安敢头戴天日，手弄国柄，又况自称外臣于陛下之前。渠若外臣，何关于朝鲜国之事务乎。渠所谓《独立新闻》，不过诽讪，都蔑义理，此非为国，亦非为民，只欲改先王之法制，专欲为本国之倾覆。如此凶逆，岂可容贷于覆载之间乎。”要求将徐载弼等人“明正典刑”，此后这类攻击独立协会“大逆不道”、“目无君父”的上疏源源不断，虽然都被高宗一一驳回，但高宗及守旧大臣对独立协会愈发激进的行为自然是无法容忍的。1898年以来韩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基本应允独立协会的要求，但是暗中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将其镇压下去。1898年7月法部民事局长李基东召集各地褓负商，成立所谓“皇国协会”，被独立协弹劾免职的大臣赵秉式又建立“皇国中央总商会”。这两个团体以修订商务规则为幌子，实际上充当政府的打手，与独立协会对抗。独立协会展开议会设立运动期间皇国协会就暗中破坏，以致高宗对独立协会的疑虑，朴定阳等一度辞职也是皇国协会胁迫所致。1898年10月29日独立协会召开官民共同会、通过“献议六条”以后高宗皇帝对此表示全部认可，并颁布所谓的“诏敕五条”以回复独立协会，称：“一、谏官废止后，言路壅滞，上下无勤勉警励之意。亟定中枢院章程，以为实施事。二、各项规则，既有一定，各会与新闻亦不可无防限。会规令议政府、中枢院参酌时宜，裁定新闻条例，令内部农商工部，依仿各国例裁定施行事。三、观察使以下地方官及地方队长官等，无论现任与已递，若有干没公货者，依赃律施行。骗夺民财者，这推给本主后，按律惩勘事。四、御史、视察等员之作弊者，许令本土人民赴诉于内部及法部，以为査究惩治事。五、设立商工学校，以劝民业事。”独立协会听说后山呼万岁，同时决定印刷“献议六条”和“诏敕五条”10万张散布于韩国十三道城乡，同时让各校学徒认真学习。11月2日朝廷又按照独立协会的要求公布中枢院新官制，韩圭卨为议长，尹致昊为副议长，半数为官选议官，半数为民选议官，民选的由独立协会中投票选出。独立协会遂决定于11月5日在独立馆举行投票，史载：“满城人民闻此报，莫不欣喜，以为我国初有之盛举，而从此中兴政治，拭目可睹，会员亦踊跃欢喜。”独立协会的改革运动似乎取得胜利。

（九）正当独立协会会员做着议会梦的时候以赵秉式、闵种默和李基东为首的守旧大臣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很快制造“匿名书事件”来打击独立协会。1898年11月4日夜晚赵秉式指使手下的褓负商在光化门外的朝房及汉城各通衢粘贴匿名书，称独立协会将阴谋废除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赵秉式等前去奏对时更是利用高宗对独立协会的不满心理，将匿名书事件加以润色，诬称：“独立协会在11月5日的投票中将建立共和国，选举朴定阳为总统，尹致昊为副总统，其余独立协会会员均有一官半职，欲置独立协会于死地。”高宗闻讯后大怒，下令将李商在、南宫檍、郑乔等独立协会要人17名全部逮捕投狱，朴定阳等人罢官，尹致昊逃走。汉城市民听说政府的暴行以后十分愤慨，在当天召开万民共同会，强烈要求释放独立协会被捕会员。高宗迫于人民的抗议，不得不于11月10日下令释放李商在等17人，宣布匿名书为捏造，并将赵秉式革职查办。然而独立协会仍然不满意，于11月15日在仁化门外举行万民共同会，谴责政府的镇压政策，要求“诛群奸，施六条，任贤能，允民会”。在高宗本人的授意下皇国协会的褓负商们于11月21日在吉永洙、洪钟宇的率领下突然冲进万民共同会的集会场所中，对集会群众乱棒殴打，酿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人民失望之极，奋起反抗，据当时日本驻韩代理公使日置益说：“现今韩国舆论皆以向独立协会倾注同情之姿态，完全站在协会一边。一般人民将帝（高宗）比作殷之纣王，或绝叫自己早已非帝之臣民。”郑乔也记载道：“是时城内外人民郁愤所激，昼闭廛门，号天叫呼，群聚于贞洞屏门者如山，拾取小石子积成城郭，将欲打杀负商，负商辈逃出新门外，人民追击以石子，颇有被伤者。”又载高宗派警务使闵丙汉等晓谕市民时：“道路巿民皆曰：‘此是不为保护人民之警务使。’乱投石子，丙汉遂避入高等裁判所附近民家。城外卖柴商民入城中卖柴，归路毁李基东家宅。而万民不胜愤恨，争往毁破赵秉式、闵种默、洪钟宇、吉永洙、俞箕焕、尹容善、闵泳绮之家，又破坏信义商务所（褓负商的老巢）。”在汉城陷入独立协会与皇国协会、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大规模冲突的乱局下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而引发民变，高宗不得不下令惩罚洪钟宇等人，又赦免尹致昊，任命他为汉城府判尹。1898年11月26日高宗皇帝又与各国公使一道，破天荒地亲自接见万民共同会的群众代表200人，表示接受他们的要求，晓谕他们不要“越权犯分”，并宣布：“有罪无罪，不计轻重，一并荡涤，洞释疑阻，咸与维新。”于是独立协会在这“四千年初有之事”的感化下解散万民共同会，暂时平息政治风波。这时独立协会发生分化，上层领导人如尹致昊、南宫檍等人主张妥协，他们明确反对再次召开万民共同会。而李承晚、崔正德等少壮派则主张继续斗争，他们甚至还主张召回亡命日本的开化党人朴泳孝。

（十）事实上独立协会不少会员都与亡命中的朴泳孝保持联系，希望朴泳孝回国主政。朴泳孝在甲午更张时因谋逆而逃亡，独立协会召还朴泳孝正中高宗大忌，为不久后高宗武力镇压独立协会埋下伏笔。1898年11月29日韩国政府重新颁布中枢院新官制，议官仍然为50人，可是皇国协会有29人、守旧官员有4人，独立协会只有17人。独立协会不服，于12月6日召开万民共同会，在之后10余日的时间内4次上疏，要求高宗遵守诺言，实施独立协会的要求。保守派官僚和儒生李南珪、安泰远、李文和、金奭济等也在此时纷纷上疏，要求追究独立协会扰乱秩序的责任，声讨其：“欲用他国民主共和之俗，变我邦君主专制之规。以欧美共和之政，欲移我专制旧规。”在此期间中枢院于12月16日无记名投票选举政府大臣，结果朴泳孝以10票当选。12月18日又有李锡烈等30余人联名上疏请求召还朴泳孝，高宗本来就深恐独立协会运动酿成“法国革命之乱”，又看见召还朴泳孝之议甚嚣尘上，于是对独立协会失去最后的信任与耐心，于1898年12月22日下令动员军队，将独立协会所召开的万民共同会用武力强制解散。1898年12月25日高宗亲赴端门晓谕汉城市民，将11项罪名强加给独立协会，宣布取缔独立协会，至此独立协会宣告解散。1899年1月17日韩国政府又指示各地镇卫队用武力对独立协会支会“痛禁之”，独立协会会员李承晚等人被捕，郑乔等人躲进外国租界，尹致昊则被怀柔政策收买并任命为德源监理兼德源府尹。李商在亦“特免惩戒”，《独立新闻》也在这一年停刊。独立协会运动在大韩帝国政府的镇压下以彻底失败告终，独立协会被资产阶级开化派视为大韩中兴的“最后希望”，独立协会被镇压意味着韩国又一次错失实现近代化的机会。与之对立的大韩帝国专制政府虽然实施“光武改革”，但只是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近代化改革，政治方面仍然延续腐败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并透过1899年的“大韩国国制”以宪法形式确定“无限君权”。对外则竭吾国财谄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这使韩国国势并无法得到根本性的转机，最终失去独立地位，被日本控制直至吞并。在日本控制下的韩国民族资产阶级又兴起爱国启蒙运动，但已无法企及独立协会运动的效果，难挽亡国的颓势。独立协会运动是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爱国运动，所以有学者认为它是韩国版的“自由民权运动”，同时也是继甲午农民战争之后又一次群众性爱国运动，所以独立协会这一组织及其掀起的爱国运动具有鲜明的进步性。综观独立协会的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896年7月2日到1897年8月29日的独立门建设期，这个阶段为高官社交沙龙；二是1897年8月29日到1898年2月20日的讨论会启蒙期，这一阶段为启蒙团体；

（十一）三是1898年2月20日到1898年12月25日的政治改革运动期，这一阶段为民权运动的领导势力，而该阶段又可细分为2月20日到10月28日的自主民权自强运动期、10月28日到11月5日的官民共同会运动期和11月5日到12月25日的万民共同会斗争期。独立协会在政治上伸张民权，倡导民主，使身份等级森严的朝鲜社会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平等状况，史载：“时流品既混，漫无名分之限，士大夫与旧日厮役对椅抗礼，而犹为其所榨拶，往往有不虞之辱。”保守派也攻击独立协会说：“老少妇女，杂处会中，豫论国政，蔑绝伦常，同人道于禽兽。”这种性别和阶级上的平等现象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却鲜明地体现出独立协会的民主性。在经济上独立协会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主张：“扩张商路以振国力，永保独立之基础。”不仅不少会员投身实业（如会长安駉寿就参与创建多个民族企业），其守护国家主权的运动也是为了保护民族经济，指出：“外人买占土地，赁造房廛，商民之权利、农户之产业日耗月损。土为外人所有，户为外人所占，则国名虽存，国计实空。”因此要求政府：“截禁外人买占土地之弊，使本土人种保存农商之业。”这些都反映独立协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上独立协会提倡近代文明与新风俗，反对四书五经所代表的儒家文化，抨击其：“政治学问与富国之术全无，白白耗费青春岁月。”并鼓吹独立自主的新学问，通过《独立新闻》、《皇城新闻》等近代报刊对民众进行启蒙。总之独立协会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以独立自主为核心思想，以政治民主和经济富强为奋斗目标，由此展开一系列启蒙活动和改革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因其源源不断地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和民权思想，因而对韩国人的近代民族意识及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独立协会运动作为一次近代化的政治运动，区别于之前的甲申政变和甲午更张的是这次运动具有更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扩大这次运动的影响。作为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又比先前的甲午农民战争更加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直接推动朝鲜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思想的启蒙。然而独立协会又是朝鲜民族资产阶级早熟的表现，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及朝鲜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现状，所以它的局限性还很大，也注定独立协会的短命。正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第2代总统、历史学家朴殷植所指出的那样：“吾国民党号为有力者三，即甲午东学党、丁酉独立党（指独立协会）、甲辰一进党（指一进会）是也。东学之暴动，一进之卖国，其状襮著天下，毋庸论之。惟独立党由绅士组织，最有精神之足尚，故其败为吾民之深惜焉。然独立党之知识根基亦不免幼稚粗浅，急于虚荣，骛于狂躁，能无蹶乎。”

爱国启蒙运动

（一）爱国启蒙运动又称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是指韩国在1904年—1910年间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心、以恢复国家主权为目标而展开的养成实力与开启民智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运动的总称，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兴起、舆论启蒙运动、教育救国运动、实业救国运动、国学研究、新文化运动、宗教运动、国债报偿运动等。其兴盛阶段是1906年—1908年，与义兵运动共同构成旧韩末民族抗争的两大潮流。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控制大韩帝国，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韩国先觉知识分子认识到培养民族实力和唤醒民众觉悟的重要性，试图透过结社、舆论、出版、集会等诸多手段来启发韩国民众的自立自强精神和加强民族团结意识，通过促进民族产业和教育的发展来增加民族实力，最终实现独立自主，代表人物有张志渊、申采浩、朴殷植、梁起铎、周时经、南宫檍、尹孝定、吴世昌、安昌浩、李儁等。然而随着日本的压力增大以及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次运动没有达到收复国权的目标，并随着日韩合并而结束，但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朝鲜自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而开港以后逐渐向近代化转型，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以后政府开始实施“光武改革”，大力殖产兴业，鼓励工商。在运输业、金融业、纺织业、农林水产等行业上韩国民族资本主义有较快的发展，这种情况致使韩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发育，为一系列的近代化运动奠定经济基础。1884年甲申政变、1894年甲午更张和1898年独立协会运动是韩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一次次高潮，其领导者从封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势力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式亦从自上而下过渡到自下而上。20世纪初的爱国启蒙运动正是继承上述变革运动而产生的新一轮高潮，资产阶级通过启蒙思想家提出自己的要求与主张，反映韩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集结与发展已到新的高度，因而韩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爱国启蒙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而韩国所面临的深重的民族危机则是催生爱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与直接的原因，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及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加剧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在经济上的侵略更是让韩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其害。日本、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争相掠夺韩国的铁路、矿山、电信等利权，导致韩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与日本为首的列强的竞争中举步维艰。韩国进步知识分子切感外国经济侵略的危害，爱国启蒙运动的发端便是反对日本的利权掠夺。而比经济侵略更紧迫的危机则是当时日本对韩国实施的保护国化政策，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朝鲜半岛，于1905年11月17日强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乙巳条约》，使韩国一步步堕入殖民地的深渊。著名启蒙运动家张志渊在条约签订后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来疾呼救亡，其他知识分子亦试图在保护国体制下探索恢复韩国主权、实现富强独立的道路，于是掀起爱国启蒙运动。

（二）爱国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近代民族主义，而韩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是在这一时期一蹴而就，而是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的开化思想一路发展而来。开港以前韩国人自处中华秩序之下，奉行事大主义，民族意识较薄弱，开化思想最早也是以实现近代化为主的，但已包含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想。独立协会运动时期韩国的开化思想家通过《独立新闻》等媒介竭力鼓吹自立自强的民族主义，肃清事大主义余毒，唤起大众的近代民族意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韩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不仅传承开化思想，更与社会进化论的传入与消化有关。最早引入社会进化论的是开化思想家俞吉濬，他在1880年代撰写《竞争论》，但并未刊行，所以没有造成影响。其后是独立协会运动时期的徐载弼与尹致昊，他们在《独立新闻》上撰写的文章中已运用弱肉强食等社会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明列强侵略弱国的事实，以此唤醒国民的爱国心。真正大规模引入社会进化论是20世纪初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对韩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甚巨，他的《饮冰室文集》在1903年传入韩国，迅速风靡于韩国知识分子之间，成为韩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在《皇城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启蒙阵地上如参考书一般频繁被介绍与引用。梁启超的观点立足于社会进化论，强调在当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人类社会中弱小民族必须强化自身实力，方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而他认为最关键的在于摆脱国民劣根性，实现“新民”。梁启超的思想在韩国引起广泛共鸣，张志渊、朴殷植、申采浩等人都受到梁启超的强烈影响，从社会进化论受到启发，在爱国启蒙运动中奠定培养民族实力和唤醒民众觉悟的基本方向。而仅崇尚开化思想而缺乏民族主义（即所谓文明至上主义）则会陷入“败北主义”的泥潭，最终投向日本，爱国启蒙势力的对立面“一进会”就是典型代表。故由开化思想和社会进化论相结合产生韩国的民族主义，便为爱国启蒙运动奠定思想基础，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稍早于爱国启蒙运动之前兴起的救国运动“义兵运动”亦给爱国启蒙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造成影响，义兵运动是韩国民众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运动，但是韩国知识界却对其不以为然。以《大韩每日申报》为例，曾在爱国启蒙运动初期的1906年5月30日的论说中写道：“今日大韩人民值此奇变，抱此至痛，若其无复雪之志者，不可以人类称谓也。然而不度时、不量力，徒激于一时之血愤，而啸聚千百乌合之徒，为此纷纷妄举，则增国家之祸乱，糜烂其生民而已，是岂稍有知觉者之所为者耶？呜呼！大韩臣民，罔极之痛，何时可忘？而复仇之举，非仓促可办者，幸观于古来智士、义士之事为，必以坚忍耐久之心力，养成自强之实力也，决不可为此愚痴狂妄之举，以祸于国、害愚民而徒益其耻辱也。”这可以说代表爱国启蒙运动主导势力的基本观点，他们为了避免像义兵运动那样与日本正面冲突，选择启蒙运动的途径。所以义兵运动的反面参照也是爱国启蒙运动展开的一个因素，并且这两大潮流基本上各行其是，并未交汇在一起。

（三）爱国启蒙运动的展开首先体现在社会团体的兴起，而社会团体也是爱国启蒙运动的载体。大韩帝国原为专制国家，自独立协会被镇压以后民众的结社自由被禁止，因此未曾出现过任何公开的社会团体。日俄战争以后韩国的党禁逐渐开始放宽，为爱国启蒙运动的展开培植土壤。1904年6月6日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照会大韩帝国外部，要求将韩国全国荒地的开垦权转让给日本人长森藤吉郎手中。消息传出以后韩国上下哗然，前中枢院议官宋秀万、沈相震等于1904年7月13日在汉城（今首尔）钟路白木廛组织“保安会”（又称辅安会），取“辅国安民”之意，展开反对将土地开垦权转让给日本人的运动。参与的人有三四千之多，他们连日召开声讨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以担当日俄战争期间韩国治安自居的日本对此十分恐慌，在1904年7月16日出动宪兵和警察镇压保安会的集会，抓走申箕善、宋秀万、沈相震等主要干部。但保安会成员继续抗争，他们把集会地点从钟路转移到典洞汉语学校。日本则继续进行镇压，关闭保安会总部“保安会议所”与集会地典洞汉语学校，并造成人员伤亡。大韩帝国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于1904年7月23日宣布不会向日本人转让全国荒地，日本方面也在8月1日取消这一要求。同时韩国政府还不断敦促保安会解散，保安会见目的已达成便自行解散了。保安会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其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并使自独立协会以后沉寂已久的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重新兴起，揭开爱国启蒙运动的序幕。保安会后来在1904年8月27日再次创设，同年9月11日李儁、李商在、李东辉等将其改组为协同会，后又演变为共进会、进明会等，与当时的亲日团体一进会相抗衡。尽管韩国政府多次颁布禁止民会的命令，甚至逮捕李儁等社会团体领导人，但这股潮流已无法阻遏。1905年5月24日尹孝定、李儁、梁汉默等组建“宪政研究会”，其纲领是：“帝室威权之揭于钦定宪法（大韩国国制）者，期图尊荣事；内阁职权之载于官制章程者，期图责成事；国民义权之得于法律范围者，期图自由事。”宪政研究会倡导政治体制改革，鼓吹民主宪政，具有鲜明的进步性质。同时在1905年11月《乙巳条约》缔结前后宪政研究会积极展开反对日本人及其走狗一进会的运动，结果会长尹孝定被傀儡政府逮捕，宪政研究会解散。1906年4月3日继宪政研究会而兴的社会团体“大韩自强会”成立，发起人是张志渊、沈宜性、尹孝定等人，尹致昊被推为会长。当时韩国已沦为日本保护国，韩国统监府只容许不直接妨碍其侵略的文化运动，因此大韩自强会只能在保护国的体制下“合法”地展开爱国启蒙运动。他们定期召开演讲会，发行《大韩自强会月报》，不断扩大影响力。该会以振兴教育和殖产兴业为主旨，以此来达到“自强”的目的，而政治改革与恢复主权的目的则被隐去。但其“自强”的终极目标仍是如此，即二千万口之自强，则国家之政治可以改善，世界之羁绊可以出脱。

（四）尹孝定亦撰文指出“专制国民无爱国思想”，强调必须废除专制政体，实行民主宪政，才能凝聚人心。当时不仅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清朝内部的立宪运动对韩国知识界影响也很大，《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一直追踪清朝政界动态，高度评价中国实行宪政。因此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们亦以清朝为榜样，鼓吹立宪政体。而大韩自强会尽管避免像义兵运动那样与日本正面冲突，然而因其爱国属性终究不容于日本，1907年大韩自强会发起反对日本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游行示威运动，事后便遭遇解散的厄运。1907年11月10日被取缔的大韩自强会骨干张志渊、尹孝定又与天道教势力吴世昌、权东镇等联合，组织“大韩协会”。它是一个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政治团体，其会员不仅遍及朝鲜半岛，而且分布于中国上海、间岛和俄国滨海边疆州等地。1908年7月大韩协会已有30多个支部和1万多名会员，1909年2月其支部增加到60多个，会员达数万人。创立初期大韩协会作为开展爱国启蒙运动的团体与亲日的一进会展开斗争，受到民众的信赖。但在日本收紧管控、加强钳制的情况下大韩协会的政治性质比大韩自强会退步，在该会的纲领中已看不到恢复国权这一政治目标。以后该会的亲日色彩日益浓厚，称日本为“友邦”，认为韩国统监府的统治是“文明的指导”，主张在此前提下实现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逐渐丧失爱国启蒙的目标。日本殖民者伊藤博文标榜“施政改善”，宣称：“本人来此地就是要将韩国建设为世界之文明国。”故在起初对这些启蒙团体予以容忍。但自1907年以后，他愈发觉得这些以收复主权为终极目标的社会团体对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是一种威胁，于是加以限制，1907年8月更出台《保安法》，剥夺韩国人民的结社自由，在此情况下具有鲜明反日独立色彩的爱国启蒙团体只能转入地下。1907年4月“新民会”成立，这是韩国近代第一个秘密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为新闻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军人以及商人。新民会的发起人是安昌浩，梁起铎任总监督，李东宁任总书记，全德基主管财务，安昌浩任执行员，其他委员任各道的总监。经过积极开展活动后该会的会员人数快速增加，到1910年已达800多人，这说明当时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启蒙运动家均加入该会，使该会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全国性爱国启蒙运动团体。新民会仍延续振兴教育与产业的基本路线，同时其终极目标不仅是收复国权，更破天荒地主张建立共和国。新民会在展开学校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体育和军事训练，以便为将来的复国奠定坚实基础。还开设太极书馆、朝鲜光文会等书店和出版社，以传播发扬韩国传统文化。同时为了振兴民族产业，他们由会员出资设立平壤瓷器制造株式会社、协成同事、商务同事、朝鲜实业会社、安岳纺织工厂等近代企业。到了后期新民会会员李会荣等还计划在境外间岛等地设立武官学校，创建独立军基地，等到时机成熟后就发起独立战争，独立军攻入国内，而国内则以新民会为核心发动起义，这反映出新民会的主张比起之前保护国体制下公开的爱国启蒙团体已有很大的进步。

（五）1911年日本殖民当局炮制“寺内正毅总督暗杀事件”（105人事件），搜捕大量爱国启蒙运动家，新民会组织暴露并随之解体。除了上述政治团体以外爱国启蒙运动期间还涌现出大量“学会”，如西友学会、汉北兴学会、湖南学会、关东学会、畿湖兴学会、西北学会等，他们发行会刊、组织启蒙讲演、设立私立学校、开展教育运动、培养爱国志士。此外一些学会也重视产业振兴运动，西北学会设立“农林讲习所”，开展农业技术教育，并为促进产业、发展和设立实业部而筹集资金。这些学会弘扬新学问，与维护儒教旧学的吕圭亨为首的大东学会展开多次论战。通过这些学会的努力，韩国民族教育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民族文化被注入新的活力。爱国启蒙运动以前韩国已涌现《独立新闻》、《每日新闻》、《帝国新闻》、《皇城新闻》等现代报刊，到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又出现《大韩每日申报》、《万岁报》、《大韩民报》、《京乡新闻》等报纸，加上各社会团体的会报、学报使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舆论界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这些报刊一般都用国汉文混用体，也有用纯韩文的，贴近大众，因此在民间普及度很高，更是知识界进行启蒙的阵地。报刊上的言论除了一般的报道以外主要是介绍近代文明、抨击亲日政府乃至统监府，通过“论说”的形式大力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所以这一时期的韩国报刊对启迪民智、唤起爱国心居功至伟，以至于统监伊藤博文不得不发出“伊藤之百言还不如新闻之一笔更能打动韩人”的哀叹。由于报刊舆论的巨大力量，日本殖民者开始进行镇压。早在1905年《乙巳条约》缔结之际张志渊在《皇城新闻》上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揭露日本侵略韩国的真相，抒发韩国人对沦为保护国的悲痛心情，因而遭到日本人的逮捕，《皇城新闻》也被迫停刊80余日。韩国统监府于1907年7月嗾使李完用内阁颁布《新闻法》，1908年又进行修订，大力限制韩国的新闻自由。在保护国体制下韩国诸报刊受制于日本人的淫威，都回避与日本直接交锋，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局限性。惟有《大韩每日申报》异军突起，不避锋芒，经常直接抨击日本的统治与政策。比如《大韩每日申报》指责：“伊藤的政策是迷乱韩人之精神，结缚手足之手段。”又曾发文咒骂一进会头目宋秉畯、东亚开进教育会代表赵重应和大东学会会长申箕善为日本的“三大忠奴”，除此之外《大韩每日申报》还经常报道禁闻，比如高宗皇帝宣布《乙巳条约》无效的声明就发表于1907年1月16日的《大韩每日申报》上。而且《大韩每日申报》虽然不支持义兵的手段，但却肯定义兵的爱国精神，所以在每号上设专栏转载义兵运动的正面消息，且不按日本及傀儡政府要求的“匪徒”而以“义兵”称之，从舆论上对其进行声援，时人赞其：“书日人情状，痛斥无隐，令人甚快。”

（六）《大韩每日申报》之所以敢在保护国体制下鲜明举起排日旗帜是因为其投资者是一名叫裴说的英国人享有审查豁免权，日本人一时对此也无可奈何。日本自然不肯放任《大韩每日申报》对其保护政治构成威胁，于是敦促同盟国英国政府于1908年逮捕裴说，将其移送上海领事馆囚禁。不久后裴说回到韩国，但在1909年去世。《大韩每日申报》经历日本迫害后势头衰落下去，到朝鲜日治时期则沦为总督府的官媒《每日申报》。当时的爱国启蒙报纸除了最负盛名的《皇城新闻》和《大韩每日申报》以外还有创立于1898年的《帝国新闻》，主要针对不识汉文的下层群众和妇女，颇受欢迎。《万岁报》是由天道教人士吴世昌等人于1906年创刊的，该报的目标也是启发民智，主张开展新教育和殖产兴业，尤其关注妇女教育，还连载李人稙的新小说《血之泪》，但因竞争力不足而在1907年倒闭。1909年吴世昌又创办《大韩民报》，继续进行启蒙事业，对抗一进会。《京乡新闻》是创立于1906年的天主教报纸，此外还有美国韩侨的《新韩民报》、俄国海参崴韩侨的《海潮新闻》等。朝鲜自甲午更张以后就确立普及近代教育的方针，到爱国启蒙运动期间韩国的教育事业取得飞跃性的全面发展，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启蒙运动家呼吁：“二千万民众人人就学，发达开明之知识，贯彻爱国之精神，我韩国权之回复，即性在此，国家之富强文明，岂有别样方策乎？”他们在“内修外攘”、“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下展开教育救国运动，通过对民众的启蒙来灌输民族主义、培养民族实力。当时韩国统监府的一份报告中反映这种情况说：“国家将亡，基因于固习旧学，苟欲恢复国权为独立国、揭扬太极旗于世界，则须研究新学，取其精、收其华，此一大急务也。此种观念深刻于韩民之脑里，今此思想有支配各道人心之观感。又地方官鼓吹此趣旨，以促学校设立，于是靡然成风，虽山间僻邑，尚未有一校不设之地，反倒是不无滥设之观。特别是中流以下子弟，大有立志新学之迹象，着眼于恢复国权亦是学校设立之动机，皆为值得注意之一大重要件也。”由此可见教育救国已成为当时韩国深入人心的一大潮流，并且新学已占据上风，而其目标则是恢复国权。那时候韩国的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以私设学校为时髦，其结果到1909年各级私立学校达4000多所。其中有名的私立学校有汉城的普成学校、徽文义塾，平壤的大成学校、崇实学校，安州的安兴学校，定州的五山学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妇女教育的兴起，这些私立学校中有女子学校84所，说明当时对妇女教育的关注大为增加，这些学校对韩国妇女从传统社会的依附地位解放出来发挥重要作用。当时韩国的学校主要是向学生灌输近代文明与爱国思想，采用启蒙运动家玄采、朴殷植、张志渊、申采浩等编撰的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教科书，还阅读《越南亡国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彼得大帝》、《华盛顿传》、《美国独立史》、《瑞士建国志》等建国史、独立史或亡国史，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爱国精神。

（七）很多学校还热衷兵式体操，强健学生体魄。这一时期还涌现出许多活泼向上的校园歌曲即所谓“唱歌”，如《爱国歌》、《独立歌》、《少年男子歌》、《运动歌》、《劝学歌》、《同心歌》、《学生前进歌》等，从这些歌曲可以看出当时韩国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精神风貌。其中《劝学歌》流传很广，旋律借用的是日本的《铁道唱歌》。在爱国启蒙运动的教育事业中西北地区（平安道）可谓是一枝独秀，时人记述：“我韩全国凡十三道，京城以外，惟平安一路最先开明，新立之学校相望，新学之教育菀兴，彬彬然文化之发达颇可观。是时学校、社会（社团）满国中，学校则关西（平安道）尤盛，龙川一郡至二十余区。”西北地区的新式教育之所以如此朝气蓬勃是因为该区比起三南地区所受的儒家思想影响较小，容易接受新学问。且由于临近中国，贸易发达，资产阶级发育较快，加上平安道在当时已广泛接受基督新教，平壤成为朝鲜半岛基督教中心。据1910年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韩国共有2235所学校，其中私立学校就有2082所。在这些私立学校中平安南道有417所、平安北道有367所，高居十三道前两位，占总数的37.7%、而宗教学校（主要是基督教学校）则共有370所，占西北地区私立学校数量的47.2%。韩国最大的学会“西北学会”亦设立于平安道，该会力开风气之先，为国民启蒙事业倾注心力。韩国著名独立运动家安重根开办的三兴学校和敦义学校亦设立于平安南道南浦。爱国启蒙运动的教育事业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恢复国权目标早就为韩国统监府所掌握，所以不断加紧对爱国教育事业的限制。1908年8月26日日本通过李完用傀儡政府公布“私立学校令”，规定不能确保3000元基本金的私立学校一律关闭。由于大部分私立学校财政困难，到1909年5月虽有1824所学校提出申请，但只有337所获得许可。教育事业由此受到挫折，私立学校数量下降，对此韩国民众采取设立不需获得许可的教会学校和书堂（私塾）的形式予以对应。统监府还专门设立所谓的“教科书编辑及鉴定委员会”，对私立学校的教科书进行严格的审查，强行删去带有政治观点和激发人民情绪的词句，又以妨碍治安为由禁止一郡以上的联合运动会。傀儡政府还于1909年5月5日发布《出版法》，严禁历史、地理、国语等与民族教育有关书籍的出版发行，这些禁书有：玄采的《幼年必读》、《幼年必读释义》、《中等教科东国史》；李相翊翻译梁启超的《越南亡国史》；金大熙的《二十世纪朝鲜论》；安国善的《禽兽会议录》；尹致昊的《笑话》等。此外还对一些“唱歌”加以禁止，日韩合并以后日本又颁布“朝鲜教育令”，全面接管与整饬朝鲜半岛教育事业，教育救国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进行。

（八）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家在韩国民族主义的指引下开始挖掘与发扬韩国传统文化，树立本民族的主体性。朝鲜半岛过去长期受中国的熏陶，以“小中华”自诩，不重视弘扬本民族文化。启蒙运动家经历民族主义思想的洗礼，欲整肃中国影响，重塑韩国历史文化。国文运动是当时的一大盛事，在甲午更张与光武改革时期汉文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被打破，谚文的地位已逐渐提升至“国文”的地位，国汉文混用体成为主流。爱国启蒙运动时期出于实现言文一致和建立民族自尊与内聚力的目的，知识界大力推崇谚文，他们直接把汉文与事大主义相联系而加以排斥，并指斥：“韩国人轻视国文、学习汉文是自家先祖顿置忘域，他人谱牒胸藏千卷，可耻可笑，孰甚于此。遗失父祖光明宝藏，求作邻家门外乞儿。”明确将汉文视为外来物，并且是韩国人丧失“祖国精神”的罪魁祸首，全力提倡谚文。在此思想引导下涌现出周时经、池锡永等韩文研究专家及《国语文法》、《国语文典音学》以及俞吉濬《大韩文典》等韩文辞典或语法著作。周时经、李能和等人还在1909年完成《国文研究议定案》，对字母进行增删，规范韩文发音，使韩文最终定型。经过启蒙运动家们的努力后这一时期国汉文混用体仍为主体，而纯韩文的使用已超越纯汉文，纯汉文的地位彻底没落。尽管如此，但仍有一部分人坚持纯汉文，这些支持者不仅限于崇拜中国或弘扬儒学。也有一些人是迎合日本的东洋连带论，将东洋的中心由中国置换为日本，认为汉文是东洋的共同文字，具有亲日色彩的大东学会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因而国文运动也在间接上具有排日的性质。国史研究也是国学研究的一大重点，过去在中华秩序下的朝鲜半岛历史著作皆以中国为宗，而爱国启蒙运动的主导者们则企图以民族主义来重新书写韩国历史。朴殷植提出“国魂”史观，申采浩则强调：“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他们极力推崇高句丽好太王、乙支文德、姜邯赞、崔莹、李舜臣等扩张领土或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为他们作传，鼓吹韩民族的光荣历史，以增强民族自尊与自信，他们的史观直接影响后世韩国民族主义史学和在野史学的产生。爱国启蒙运动中的新文学运动从由启蒙运动家们进行的小说改革运动开始，出现新的形态——新小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李人稙的《血之泪》、《牡丹屏》、《鬼之声》、《雉岳山》、《银世界》；李海朝的《自由钟》、《鬓上雪》、《红桃花》、《春外春》、《驱魔剑》；崔瓒植的《雁之声》、《金刚门》、《绫罗岛》、《秋月色》；安国善的《禽兽会议录》、《共进会》等。新小说也是启蒙群众教育的阵地，大部分是用纯韩文写成的，以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为题，宣传“内修外学”、“独立自主”、“拥护民权”、“文明开化”等思想。宗教运动也是爱国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其中基督新教对知识界从事的政治运动和教育运动具有重大影响。

（九）自19世纪80年代起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们就创立培材学堂（亚扁薛罗创建）、梨花学堂（施奇兰敦夫人创建）等新式学校，此后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全国各地陆续建立起教会学校，如平壤的崇仁学校和正义学校、群山的永明学校、顺天的圣恩学校、开城的松都学校、木浦的永兴学校、光州的崇一学校、江界的英实学校等。到1910年2月基督教设立的学校达到796所，其中新教设立的学校达666所。基督教对爱国启蒙运动的贡献不仅在于设立学校，还通过翻译圣经和发行基督教报纸对国文运动作出贡献，并编撰教科书以促进新文明的普及与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的美国人领导的新教势力比起法国人所领导的天主教势力之所以更能吸引韩国人是因为其鼓吹排日的独立思想，这一点为韩国统监府所察知，韩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是日本人的大忌之一。基督教对当时启蒙知识分子影响很深，当时的启蒙运动家安昌浩、李升薰、全德基、李儁、南宫檍、李商在等无不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或信仰基督教，他们与基督教的关联有通过教会保护来免受日本人迫害的缘故，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本人受了基督教思想的影响。面对外有欧美新文化的涌入、内有传统价值观崩溃的形势时一向保守的儒教界也出现新的动向，儒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朴殷植，他提出“儒教求新论”，主张用王阳明的心学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来改造被朱子学垄断的韩国儒学。佛教界也在爱国启蒙运动期间进行改革，代表人物是韩龙云。韩龙云在研习佛经的同时也接触梁启超的思想和欧美文明，1909年他开始执笔《佛教维新论》，主张佛教应成为基于彻底的平等主义的宗教，佛教必须与现实维持积极的关系。除此之外天道教（由东学演变而来）、大倧教等宗教也在爱国启蒙运动期间积极活动，整个韩国宗教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国债报偿运动是1907年到1908年间掀起的一次全民性的排日爱国运动，伊藤博文到任后以“施政改善”为名义强迫韩国借款1000万元（加上利息为1300万元）。为了偿还这笔巨额国债，避免做日本经济上的奴隶，启蒙运动家号召动员民众捐献资金。一时全韩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各阶层人民踊跃参与，男子戒烟，女子献环，全民减膳，只为还清国债，维护国家独立地位。最后一共募集230万元，1908年遭日本打击而失败。国债报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反映出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已植入韩国人民心中，可以说是爱国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爱国启蒙运动是韩国近代史上继独立协会运动之后又一次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启蒙运动家们在面临主权被夺的现实下痛定思痛，于是在韩国社会各领域展开启蒙运动，以养成实力、开启民智，以实现恢复国权的终极目标。他们在政治上继承独立协会的民权思想，并在梁启超等的影响下进一步鼓吹立宪政体，甚至新民会还主张实行共和制，在反对封建主义、否定君主专制和培育国民意识的方面已有飞跃性的进步。

（十）在经济上积极振兴民族资本主义，创设许多近代企业与商工会议所、经济研究团体和实业奖励团体，以求养成民族实力。在文化上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并通过灌输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来改造韩国文化，肃清事大主义余毒，树立韩民族的主体性。虽然独立协会运动时期已经展开国民启蒙事业，但真正全面广泛进行的是20世纪初的爱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家们希望透过各种启蒙活动促进国民的团结与觉醒，以此来改变韩国被日本奴役的现实，达到恢复主权的目的，因此是自下而上的改良运动，国债报偿运动就是其初步成果。通过启蒙运动家的努力后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韩国人心中生根发芽，为发展近代民族教育、培养独立运动的人才、振兴民族资本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爱国启蒙运动后期的新民会又在境外建立独立军基地，因此爱国启蒙运动可以说是后来三一运动与独立军武装斗争的源流。但是爱国启蒙运动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的薄弱，尤其是作为领导者的知识分子虽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但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并未与这一运动积极结合，导致其很不成熟，未能形成一整套战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并以此为武器来领导一场足以挽救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而主要原因则是处于保护国体制下的“合法”运动成为爱国启蒙运动的最大缺陷，这导致爱国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只热衷于社会文化运动，而尽量回避与日本的正面冲突，并都对直接反抗日本侵略的义兵运动持否定评价。其程度有所不同，如大韩自强会及其后续大韩协会视义兵运动为洪水猛兽，认为其会导致亡国；而《大韩每日申报》虽然也批评义兵运动的不自量力，但肯定其爱国精神，并逐渐有支持的倾向。爱国启蒙运动或多或少具有排日的性质，但只能说是温和的排日运动，其领导势力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模糊。日韩合并以后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发生分化：一部分爱国心坚定、矢志不渝的继续进行独立运动，甚至诉诸武力（如朴殷植、安昌浩等）；另一部分抵抗意志薄弱、对现实绝望的则向日本妥协，堕落为亲日派（如张志渊、尹致昊等），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打出“实力养成”、“物产奖励”的口号进行文化运动，但已变成为日本“文化政治”点缀的亲日活动。之所以爱国启蒙运动会有这样的对日态度，正是由于韩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造成的，而这种在保护国体制下的非战斗性、非革命性的运动也不可能阻止日本对韩国的吞并步伐。除此之外日本的压力也不容忽视，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最开始并未有太大阻挠，但自1907年逐渐收紧管控。1908年以后爱国启蒙运动便逐渐消沉下去，因而日本的限制与镇压是制约爱国启蒙运动的外部因素。还有财政问题也是一个限制原因，导致许多一时热情而创建的学校、报刊和民族企业因经费不足而倒闭。

（十一）后世最早提出“爱国启蒙运动”这一说法的是1949年孙晋泰的《国史大要》，他在书中提出爱国启蒙运动包括新教育运动和民族宗教运动，并指出：“这种爱国启蒙运动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和宗教打下基础，是一项历史大业，从那时起教育才开始向民众开放。”此后学者们进一步扩大其范围，将爱国启蒙运动定性为：1905年日本逼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之后以开化自强派为中心、以完全恢复国权为目标而在1904年至1910年间展开的开发民力和培养民族独立力量的运动总称，主要包括教育救国运动、舆论启蒙运动、实业救国运动、国债报偿运动、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国学运动、民族宗教运动以及创建国外独立军基地运动等。由于爱国启蒙运动对韩国民族主义形成所产生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后世普遍受到肯定为主的评价，与义兵运动并列为旧韩末救亡运动的两大潮流。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否定的意见，犹太裔韩国左翼历史学家、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朴露子在2003年发表一篇名为《“爱国启蒙运动”是否为“爱国”运动？》的文章，对爱国启蒙运动的对日妥协性进行尖锐批判。他指出：“大韩自强会聘任日本“友人”大垣丈夫作为顾问，而大垣丈夫则主张韩国没有必要保留军队，文明的列强会以正义对待韩国。因此韩国没有必要担心遭受侵略，当务之急是致力于教育和殖产兴业，在适当的时机恢复独立。”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当时爱国启蒙运动的知识界产生共鸣，大韩自强会的领导者之一李沂高度评价大垣丈夫的观点“唤醒世人，振奋人心”。大垣丈夫是一个日本国粹主义者，正如1936年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记录他所说的那样，他来韩的目的是指导和启发韩国人，以利于帝国的政策，以报答国家的大恩。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够成为大韩自强会的顾问，与张志渊、吴世昌等爱国启蒙运动领导人成为至交的呢？其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持有矛盾的对日观。面对日帝剥夺国家主权的现实感到焦急和愤怒，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爱国的。但他们所代表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将东渡日本留学和对日贸易视为财富积累的手段，因此对他们而言日本不是一种威胁，而是值得学习的楷模。大垣丈夫提出的“日韩同盟论”以及安于保护国现实的“实力养成论”正好与他们的阶级利益相吻合，所以朴露子认为从即将沦为亡国奴的人民群众的角度来说，这个运动实在不配冠以“爱国”，而单称之为启蒙运动或自强运动更为恰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史学界则将其舆论活动、学会和私立学校的设立活动称为“爱国文化运动”，政治制度改革运动、民族产业运动和民族财政金融制度确立运动称为“爱国的启蒙运动”，合称为“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代表朝鲜观点的《朝鲜全史》称其为：“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人民的反日斗争的鼓舞后为恢复国权而掀起的运动，作为以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为主的一大潮流，对人民政治文化的启蒙是其活动的基本内容。”又谓其启蒙活动：“由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我国的日帝侵略者与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政策，不仅没能想到对劳动人民大众的子女实施近代教育，而且其所有教育的内容没有脱离封建的框架，完全陷入沉滞状态。”对爱国启蒙运动给予较低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