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墨结缘：10个月拍摄103张底稿，我和《礼器碑》书法视频的故事

2020-06-27 21:47 作者:晋公子8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要写好毛笔字，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许多人愿意或者不愿公开承认的答案，恐怕是我得先有一支称手的好毛笔。我之所以想到这个答案，是因为在我推送《礼器碑》日课系列视频的这小一年时间里，时不时会有朋友给我留言，问我拍视频的这支笔是哪里买的。

（这就是我拍视频用的毛笔。我最喜欢的是它的短笔杆。据说，这个尺寸是吴昌硕先生当年亲自设计的。）

对于毛笔，从来就有两种争论不休的态度，一者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二者说“善书者不择笔”，还常常举出虞世南点评欧阳询、褚遂良二人的话来做证据：欧阳询无论用什么样的纸、笔都能写得出来，你褚遂良行吗？

举例欧、褚的人大概忽略了虞世南的评价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欧阳询生于公元557年，而褚遂良生于公元596年。也就是说，当年长39岁的欧阳询已入炉火纯青之境的时候，年轻的褚遂良恐怕还在混沌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摸索。

虞世南拿这话来敲打褚遂良，无非是要告诫这个后生小子：你面前的路还长着呢。就凭眼下这点儿道行，你根本攀不着欧阳询，别总把“吾书孰与欧阳”挂在嘴边，还逢人便问。

把欧阳询、褚遂良这一老一少摆上擂台，就好比让我站在乒乓球桌的这头，而站在那头的人是马龙——他还需要用球拍吗？抓个空调遥控器也能打赢我啊！马龙随便拿个什么都能打赢我，这叫“善书者不择笔”；但他不可能随便拿个什么拍子就赢下全满贯冠军，这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支称手的家伙还是重要的。

但我也经常看到这样的器材发烧友：他们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去买一支数字编码版的龙5球拍——据说，这样的球拍是红双喜公司特制出来供马龙等国手挑选的，国手们挑剩下的便以数字编码版的方式天价推向市场——我总是很奇怪，有这几千块钱，请个好教练认认真真上一套训练课我不香吗？把一支800块的市场版龙5换成5000块的数字编码版，就能在比赛时立竿见影、如有神助？反正我是不信这回事儿的。

甘心掏空了钱袋子去换拍，却不愿意踏踏实实地上课，这可能是一种虚妄的侥幸心理在作祟：毕竟上课的成果是要靠训练时的汗水一滴一滴砸出来的，而换拍容易得多，只管爽快掏钱就是了。不但不付辛苦，还能体验一把一掷千金的豪兴。只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往往羞于启齿，于是便不得不美其名曰“器材控”。

我也曾经痴迷于做一个“器材控”。那年，我还不满14岁。直到今天，我还时不时回想起这样的场景：一个裹着羽绒服的孩子，脚底下蹬着一双棉鞋，坐在大冬天的阳台上课字。天本来很冷，一坐太久，脚下的棉鞋便一丝余温都没了，像踏着两片生铁。而砚台里的墨又往往因为低温而胶凝，膏笔不畅。写在纸上滞重难起，拖出难看的飞白，就像一个得了重感冒的病人非要扯着嗓子唱High C似的。

（金亭湖笔，纯羊毫。老师给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送给我一支笔。和图片里的这支是一模一样的。）

（金亭湖笔，纯羊毫。这是当年老师亲手挑选，还没来得及使用的一支笔。老人家为我挑的也是这样的软毫笔。）

那时冻得瑟瑟缩缩的我，课字每到手不应心的艰难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向坐在桌对面的满头银发的老师投去羡慕的眼光：为什么老师就能寒暑如一地写得那么从容安详呢？如果把他老人家那支笔借我用一回该多好，或许我也能写得像他一样。

只是老师健在的时候，没让我试过他的笔。这倒不是老人家宝贝那点儿的东西，不容他人染指，而是他实在并不觉得他的笔和我的有什么两样。而尽管老师是如此和蔼慈祥，就像对待亲孙儿一样地呵护我，从来没舍得教训过我一句重话，但出于一个小孩子对老师先天的敬畏，我虽有渴望借老师的笔一试，话到嘴边，却始终鼓不起勇气说出口。

现在，老师的那支笔就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已经很多年了。这支笔转入我的手里，那是拜师一年以后的事儿。八十三岁的老师驾鹤西归。我对着老师的遗像下跪叩头，做完了最后的告别，师母便将老师的遗物——他常用的那支笔和一方压纸的镇尺（镇尺本该是一对，师母自己留下了其中一支，而把另外一支送给我了）送给我这个唯一的徒儿留作念想。

说来也有意思。从前那么心心念念地想要试一试这支笔，可它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却一次也没有用过。一开始是舍不得，生怕糟践了老师的遗物。每当我看到这支笔的时候，总会想起数九寒天，老师坐在阳台上陪我课字的情景：其实在教我之前，老师已经好几个冬天足不出户了。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冬，他却强撑着沉重的病体，陪着我在阳台上一天又一天地坐了过去。

老师去世之后，我再也没有正式拜过师，从此开始了独自上下求索的学书过程。而这么多年过去，我对书法的理解，用笔的习惯和要求都跟老师有了很大的不同。

到今天，就算再拿起老师的那支笔，恐怕我也用不顺手了。跟着老师学字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我练习的主要是小楷。到后来老师准备教我行书的时候，他已不幸病入沉疴，力不从心了。至于篆、隶二体，我只看过老师的遗稿，但从未亲承教诲。

（这是老师的遗稿，但它并不是正式的作品，只是平常的练习稿而已，所以没有钤印。老师钤印的作品，我只有两幅，是他生前送给我的。至于像这样的十几幅练习稿，是老师去世之后，他的长子送给我做临摹练习用的。）

（这是老师去世10年后，我写的小楷作品，和老师当年教给我的风格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不知道他老人家在天上看到，会微笑还是撇嘴......）

相比于小楷，我的隶书纯粹出于自学。而着手学习隶书，其实缘于一段非常偶然的经历。细说起来，那该是2005年的事儿了。

彼时我刚刚考上四川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余除了下死功夫通读《四库提要》和《说文段注》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临摹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上。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言不及义地玄扯《老子河上公注》，我实在不耐烦听下去，便坐在后排随手翻开了一本书法杂志。也就是在翻开的那一刻，杂志上几帧《赠肯园四体书册》的照片一下子就震撼了我。它的作者是清代号称“篆、隶、真、行皆国朝第一”的碑学宗师邓石如。

（上边这幅就是邓石如的名联，下边是我的涂鸦）

在那时，邓石如的名字我已经知道了。几年前通读沃兴华着《中国书法史》的时候曾读到过关于邓石如的专章论述。只不过沃兴华先生关注的焦点似乎专在完白山人的行草书，所以我也只是从书里记住了“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这幅名联的用笔与结构的不协，至于邓石如最负盛名的篆书和隶书，那时的我是没什么印象的。

《赠肯园四体书册》本是篆、隶、真、行四体书写的长篇作品，我从杂志上看到的有限的几帧照片都是其中的楷书册。可就是这几帧照片勾着我跑遍了成都的大小书市，并最终在西南书城花掉了550块买回了一部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而其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才花600块钱而已。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那套《全集》中收录的《敖陶孙诗评》印刷尺寸太小，字迹看不清楚。日本的二玄社倒是出版过彩印的放大版，只可惜印数不多，价格昂贵。这幅图节录自我购买的高清彩印放大版电子书）

就是这部《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为我打开了隶书的大门。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敖陶孙诗评》，仍会为邓石如的朴拙老辣、笔力万钧而钦佩不已。最初临写的时候，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样苍劲有力的线条一定要用硬毫笔如刀刻一般地扎入纸中才能表现得出来，但这其实是是一种误解。

（这是我用过的第一款隶书笔，名叫“尖头奴”。是短锋的加健狼毫笔，也就是用冬狼尾掺入一定比例的猪鬃制成的。锋利，腰硬，但其实并不适合作隶书）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瞻仰完白山人的手迹，拍摄地点在四川省博物馆。细看这幅作品的用笔，它只能是以软毫写成的。）

邓石如从汉碑中化出的一路风格，追求苍茫雄浑的金石气，只有蓄墨量大、造型能力强的软毫笔才能做到。可是毫软、锋长，对书写者的控笔能力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习隶的这些年里，我前后换过几十支不同的毛笔，总的来说是笔毫越换越软——自然，这也意味着笔力越来越强——直到几年前换用了视频里的这支“吴昌硕定制”，才算稳定了下来。

从前听有些写字的老前辈谆谆告诫后生们说：千万别在一开始练字的时候就用狼毫笔，写惯了硬毫，软毫往后便用不了了。可我的经历却与此正相反，笔力由弱渐强，用笔也就从硬到软。

这件事情给了我一个教训：挑笔是非常个性化的事儿。小马过河，总得亲自试一试才知道什么是合适自己的。不要盲目模仿名家的用笔（比如周虎臣为邓石如特制的篆书笔，马毛的。我是怎么写都不习惯），更不要轻率地给别人建议。就说这支“吴昌硕定制”吧，缶翁当年本是拿来作行草用的，可到了我手里，篆、隶、真、行就全都是它了。

（这是我用“吴昌硕定制”临写的《二谢帖》。这支笔直径14mm，出锋60mm，是用来写大字。许多人临二王，都会选择偏硬的狼毫笔，以原帖的尺寸临习。但我更愿意用软毫放大来写。从前看白蕉先生的书论，他回忆自己早年临习二王的经历时说，以原大尺寸写了很多年，都不得其门而入。直到将二王法帖放成径寸大字，他才渐渐悟出了二王笔法。）

（还是这支笔，临《泰山刻石》）

相比起花钱“烧”笔，临帖课字的过程要艰难得多。从邓石如入手，一路上溯汉碑，这些年里，我先后临过了《史晨碑》、《西岳华山庙碑》、《乙瑛碑》、《礼器碑》和《张迁碑》，期间还参考过伊秉绶、何绍基、李瑞清、吴让之、梁启超、来楚生、林散之、邓散木、康殷等诸多近现代名家的临摹本，其中甘苦，一言难尽。

临帖课字就像长跑，不能总盯着地平线尽头的终点，那样太容易因为距离遥远而失去信心了。我只能盯着自己的双脚，鼓励自己每迈进一步，便距离终点又近了一步，至于最终能不能到达，何时才会到达，不妨委诸天命。

这十个月来对《礼器碑》日课的拍摄，其实就是我的一段长跑的再现，100多张日课的底稿，便是我艰难前进的一个又一个脚印。到了日课结束的今天，我愿意将这些底稿的图集分享给同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