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大帝国，开启了历史形式的停滞循环 第一弹

魏晋南北朝是秦汉帝国崩溃的余波，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文明季候论现实。

周秦之变，周代封建制的毁灭，走入了绝对君主国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终结于秦制大帝国的诞生。新秦制大帝国的完善在于它的后继者汉，当汉承秦制，并经历过刘邦消灭异姓诸侯，文景开始逐渐限制诸侯藩国体系，到了汉武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推恩令，藩国郡县化，周代文明遗产大体上已经消耗殆尽。

      秦汉帝国模式最终框架性完成于汉武帝时代，随之便很快出现了由于资源汲取的迅速，表现为对外军事征服与支撑军事征服的一系列财政税赋变化（军事财政体系--刀笔吏），代替旧贵族时代贵族角色的白衣卿相功臣集团的自然老化消逝，那么能够阻止这种变化的几乎所有主要因素都不存在了，汉帝国的社会出现了两周以来的一种两极化，朝廷----编户齐民。社会生命力于是迅速衰退。新的豪强集团还因为汉之陵邑制度与酷吏传统（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未诞生出后来的士族门阀，法家刀笔吏集团也仅仅是朝廷的纯粹工具，而也并不是后来宋明官僚士大夫的角色。

编户齐民无法在这种现实之下，能够对抗汉帝国财政索取，一切税赋转向最弱者，小家小户的汉帝国社会的家庭，必然在这种体系下难以维持。缺乏中等阶层的社会是最悲哀的，同样的道理如同沙俄帝国。随着对外战争，对于四方的经营战争需要大量资源，汉武帝几乎毫无阻拦的采取了告缗制这类对于民间财富搜刮的手段，汉帝国之臣民很快陷入普遍的破产萧条，大量帝国编户齐民，这样的帝国财政基础（税基）为了逃避沉重的帝国税赋，开始以寻求豪强庇护，或者是依托宗族进行避险，形成了恶性循环。帝国越是加大财政税赋的搜刮，帝国的财政越难以维持。由此形成了汉武帝末期的大危机，所谓有秦亡之险。虽然在武帝末期终止了对外军事征服，经历过昭宣中兴，但是这种趋势，已经是难以逆转。

秦制帝国的框架，已经耗尽了大部分两周文明的的遗产，所谓社会的生命力。帝国基础的编户齐民不断逃亡，自耕农要么逃往山野荒服，要么为了躲避残酷的压榨，以人身依附为代价成为豪强部曲，要么成为宗族部曲，新的豪强正朝着士族门阀演进，这便是王莽面临的时代，也是刘秀面临的时代。王莽的失败在于他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历史格局性质的变化，自我幻想的复古导致了四方大乱，头颅不保（被做成了漆器）。刘秀之成功便是认识到了这种现实，而且他自己也是新兴豪强宗族集团一员，并且依托河北强大的豪强宗族集团完成了东汉的建立。

所以两汉，西汉与东汉是大大不同的。西汉是由春秋战国转向秦汉帝国的初响，而东汉则是秦制帝国耗尽了两周文明遗产（封建社会遗产，封建传统，体现为汉之郡县封国制在武帝时最终消失，封国郡县化，封建体系最终被刀笔吏官僚体系取代。贵族被贤良方正察举制取代。）

那么东汉帝国之社会就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豪强与皇室共天下之命运，体现为光武帝时期试图恢复西汉限制豪强政策的失败。南阳的豪强并非仅仅是皇亲国戚而避免了光武帝度田，光武帝度田试图重新恢复西汉那种程度的编户齐民，夺回豪强宗族手中的人口土地，不可避免的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

如果说西汉政治博弈体现在，功臣集团与皇室博弈，两周封建传统与秦汉帝国体制的博弈，那么东汉的政治博弈则体现在新兴豪强通过开国军功与逐渐垄断察举制进入了朝廷，体现为豪强与皇权博弈。演化为代替皇帝执政的外戚集团，士人集团与皇权白手套宦官集团的博弈。白热化的博弈最终导致了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这两个还在皇权阵营一方的集团毁灭，何进与宦官们的同归于尽，其实是皇权毁灭的象征，最终导致了董卓时代的到来，预示着士人集团，士族门阀走上了历史舞台。

士族门缝是对于秦汉帝国模式的反动，犹如自然界不存在真空一样，秦汉帝国消灭了两周的封建传统，文明遗产，那么必然诞生能够取代旧时代两周贵族的新阶层。这就像唐代关陇贵族门阀与关东门阀的消失，必然以进士为代表的新文人集团取代他们一样。

士族门阀是一种弱化的再封建化，对于秦汉帝国体系的反动。但是他们并不能突破秦汉帝国的框架，而以一种朝廷-霸府的模式（日本之幕府将军制度演化脉络大体如此）构成了新的社会与政治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