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深切怀念濮之珍先生
◎王敏
编者按
2023年10月11日，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濮之珍先生于北京逝世，享年101岁。濮先生1922年12月22日出生于安徽芜湖，曾任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代表著述有《语言》《中国语言学史》《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濮之珍语言学论文集》等。濮先生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成就卓著，而且长期致力于语文规范化工作。濮先生担任本刊顾问长达28年。她关心、支持、指导《咬文嚼字》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本刊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濮先生的逝世，对语言学界，对《咬文嚼字》，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本期特刊发纪念文章，寄托我们对濮先生的深切悼念之情。
深切怀念濮之珍先生
王敏
2023年10月29日，上海青浦福寿园，濮之珍先生追思暨安葬仪式隆重举行。濮先生三女儿蒋年女士代表家属致辞，发言中专门感谢咬文嚼字公司及时将新近出版的《扬雄〈方言〉的研究》手稿本快递到北京，在火葬时随先生一起西去，了了老人家一个心愿。这本手稿是濮先生大学毕业论文。蒋女士说，从小时候起，她就常听母亲说起抗战时期在江津白沙小镇的大学生活，校园依山傍水，校门前有溪流，有桂圆林，校园后山有橘子林，风景优美……濮先生对那里终生念念不忘，尤其怀念那些培育自己成长的老师。
朴素的话语饱含深情，令人闻之不禁潸然泪下。与濮先生有关的点滴往事，一时涌上心头。
我是2001年到《咬文嚼字》工作的，算起来与濮先生交往已有20多年了。
最早去濮先生府上，是春节拜年。编辑部每年春节都给濮先生拜年，多年下来，对濮先生的习惯已经非常了解。
到了约好的时间，濮先生会先把门开一条缝，我们一敲门，她就听见了；为了招待我们，濮先生会准备好花生、糖果等小零食；我的年纪和先生相差近半个世纪，濮先生每次都会叫我“小王敏”……
当然，濮先生与《咬文嚼字》的交情更深。
1995年《咬文嚼字》创刊，濮先生担任顾问。她那时七十三岁，还常为刊物写稿，如《语文是基础》（1995.6）、《香港要大力推广普通话》（1996.7）等。
《咬文嚼字》初创时是辑刊，当时濮先生和几位顾问都曾多方为《咬文嚼字》呼吁。2000年，《咬文嚼字》终于有了刊号，刊物发展迈入新阶段。
2003年，《咬文嚼字》出版100期的时候，濮先生撰写《生机勃勃的刊物》一文，给予热情肯定，鼓励《咬文嚼字》为语文规范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5年，《咬文嚼字》举行创刊十周年庆祝会，濮先生代表顾问、编委发言，题目是《一朵小花却开得好看》，除了祝贺，还希望刊物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作用。这年的合订本序言，也是濮先生写的。她肯定《咬文嚼字》“在规范祖国语言文字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路”，同时要求：“语文规范化道路漫长，刊物也要与时俱进。”
2019年12月，《咬文嚼字》迎来了出版300期的重要时刻。九十七岁高龄的濮先生专门题词祝贺，并撰文《更上一层楼》，肯定《咬文嚼字》多年来在语文学习、研究和语文规范方面的努力和作用。这年的合订本即以此文为序。
《咬文嚼字》创办至今28年，濮先生陪伴了刊物28年。一路走来，《咬文嚼字》的成长与发展是与濮先生的关心、鼓励、支持分不开的。
濮先生不仅不吝对《咬文嚼字》的鼓励表扬，还常就刊物的编辑思路予以指点。她多次在与编辑部谈话时指出，除了纠错，《咬文嚼字》可多谈谈正面的语文知识。这个思路编辑部是完全赞同的。比如词语是语言发展中最活跃的，刊物从各个角度设计了多个正面谈词语的栏目。1995年开设《寻根探源》，1996年开设《词语春秋》，都侧重词语典故。1999年开设《时尚词苑》，侧重新词新语。为充分反映网络时代的新词语新用法，2012年开设《热词快递》，2015年又设《网语漫谈》，后调整为《网言网语》。2003年，刊物特设年度重点栏目《过目难忘》，专门赏析“最难忘的一句新诗”“最难忘的一副对联”“最难忘的一个书名”等。这些工作，都是正面谈语文这一思路的实际体现。
第一次见到《扬雄〈方言〉的研究》手稿大概是五六年前，记得也是拜年的时候。那天是个大晴天，濮先生兴致很好，给我们看她和爱人蒋孔阳先生的照片，谈她的老师魏建功、胡小石、台静农等先生，又叫我们进里间欣赏胡先生的书法作品。给我们看论文，则还在客厅。
濮先生打开层层包裹，那是一本泛黄的毛边纸手稿，比16开窄一点，页角已卷起，一看就有年代感。接着，濮先生讲起了手稿的故事：她怎么举家搬迁躲避战乱，怎么就读女子师范，怎么上魏建功先生的课，怎么写论文，魏先生怎么评分，怎么帮她保存手稿，手稿又怎么经台静农先生辗转交给她，珍藏至今……
濮先生的回忆充满感情，思路清晰，表达生动，让人难以相信那是一段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往事。
我觉得这本手稿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因此一直想将它正式出版。谁知好事多磨，其间曲曲折折，濮先生最终还是没能亲眼见到新书。幸好最后赶上随先生西去，聊以安慰遗憾的心情。
如今，濮先生走了，我们怀念她，应该继承发扬她的治学精神。
第一，濮先生既重视教学、科研，也重视联系实际、服务社会，关心社会语文运用，致力于语文规范化工作。
濮先生在大学教授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学史，但她的视野覆盖全社会，并不局限于校园与学界。
她多次撰文指出，社会语文生活的混乱现象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反复强调“语文是基础”，“汉语汉字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语文形式，是祖国几千年优秀文化的载体”，“语文规范化应是精神文明重要标志之一”。
她曾专门写信给《文汇报》，呼吁《笔会》副刊为“语文规范”留一席之地，“让现代汉语能更好、更规范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她研究秦汉时期重视识字教育和语文规范的历史，写文章纠正把“公里”写成“公裏”的错误，探讨香港推广普通话问题，探讨字母词等外来词的规范问题。她九十多岁了，还有媒体采访她，请她谈社会语文规范。
有一次，她还打电话问我社会语文运用中的常见问题，说她现在读书看报少了，怕自己说得不对。她的话令我汗颜。
第二，濮先生治学，不怕困难，不畏权威，勇于创新。
濮先生回忆，她在抗战时期读大学，学校为避日机空袭，设在一个小镇上。1941年入学不久，她就听说魏建功先生的课深奥难懂，是“天书”，但濮先生专门到魏先生为高班上的课去旁听，那时她十九岁。后来，魏先生上音韵学、文字学课时，课外还指导濮先生读一些中国古代语言学专著。濮先生“每每学习这类书时，好像面对严肃的‘老先生’，似懂非懂，又不甘心，总想能读懂它们”。经过几年循序渐进的学习，濮先生1945年本科毕业时写的论文是《扬雄〈方言〉的研究》，比较深入地对比研究了《方言》与《尔雅》的关系。魏先生评定的成绩是甲等九十分，还夸奖道：“濮之珍，你教授水平啊！”
1951年，濮先生研究生毕业，应聘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到60年代初，濮先生应中文系要求给学生讲“中国语言学史”课，可是当时既没有人讲过这门课，也没人写过这类书，她就从报刊上搜集资料备课。1963年，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文》上连载《中国语言学史》，濮先生赶快找来学习。王力先生虽然写的是《中国语言学史》，却明确地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语言学，基本上就是语文学”，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语言学。濮先生认为王力先生讲得不对，就写了一篇文章《书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后》，指出“我国古代没有语言学只有语文学的看法是不妥当的，是不符合我国古代语言学历史的实际的”，寄给《中国语文》，发表在1964年第6期上。后来，王力先生来上海，濮先生去拜访他。见到濮先生，王力先生并没有生气，就说了一句：“原来你还是个女同志啊。”濮先生就笑了，说：“王老师，你说中国古代到底有语言学史还是没有？”王力先生也笑了，说：“有，看样子是有的。”
这两段故事，都是濮先生当面讲给我听的。我至今还记得她轻轻捂嘴、笑容可掬的样子。
说“女同志”研究语言学不容易的，还有张斌先生，他也是我刊创刊顾问。2002年12月14日“庆祝濮之珍教授80华诞暨学术思想座谈会”上，张斌先生发言说，在语言学界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一是研究西洋语言学的多，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少；二是研究语言学的男性多，女性少；三是研究语言学的张王李等姓氏多，濮姓少。张先生睿智风趣，实话实说。
确实，研究中国语言学史到濮先生这个程度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2004年濮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改名为《中国历代语言学家》再版，我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书中评介了自先秦至“五四”时期五十一位中国语言学家，当中没有一位是女性。特别难得的是，这本具有开创性的语言学著作，其主编是一位女性。
记得濮先生曾经说过，做学问要安心、专心、有悟性，悟性就是创造性，最重要。濮先生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她研究中国语言学史并不因循研究“小学”的传统，不是简单地按照内容去理解中国语言学史。她认为“中国训诂学史+中国文字学史+中国音韵学史”不等于中国语言学史。她希望对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有一个历史发展概貌的把握，所以是按照历史发展时代来划分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章节的，这就是一个大的创新。正因为学术上有创新，濮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1987年出版至今再版十余次，1992年在台湾出版，1998年还被译为韩文，版权输出到了韩国。
我们永远怀念濮之珍先生。她的高尚品格和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发扬光大。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3年第12期《缅怀》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