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1年初山東郯城西南八哩歸昌集外的一個小村莊，有一對結婚約有兩三年的夫婦，丈夫任某與可能是童養媳的王氏，發生了些爭執，生活不太愉快，王氏決定與第三者逃離任某，在多方考量下，他們最後決定先奔往郯城縣城，再另尋他路。

 

          在逃跑的路上他們或許會遇到各路人馬，比如四處遊走的專家，像是算命的、卜卦的、說笑話、街頭賣藝的、摔角的，以及游方僧、道士、尼姑，哪至於各種節慶用品製作商等，而夾道其中，不免許多貧窮之人，他們在路邊隨意搭設草棚，同時這裡也有許多難民、亡命之徒與逃兵，而這裡似乎也有一條產業鏈，可以提供這類人生存的機會，比方說農人需要廉價勞動力時會開放招工，招攬麥客這類打短工的勞動人員，以及客棧與飯館老闆有提供它們住宿與食宿，當然，還是得付錢的。

 

     關於亡命之徒，此地也興起另類的次文化，一些士兵會假冒成逃犯，躲到民居中，待到捕快來此地抓人，以窩藏逃犯的名義，威脅民眾付錢了事，更有甚者在離開後直接搶奪他們的錢財，亦或是擺渡人自己敲詐過客，透過額外收費，或是把船開到河中間然後強行勒索。

   

       如果上述情境對逃跑的兩人已屬困難，那麼對不久被情夫拋棄的王氏來說，接下來的生活便是一場惡夢了。雖然常人一般尊重婦女，但郯城縣似乎並沒有給她們夠多的工作機會，於是王氏選擇回到歸昌的老家，由於近鄉情怯，王氏後來躲到村莊附近的道觀中，裡面的道士給王氏一個棲身之所。

 

      1671年十一月，以前的鄰居高某發現王是住在道觀，將此事告訴任某，並對任某譏笑了一番，任某氣不打一氣出來，於是兩人大打出手，於是兩人就此結下樑子。

 

         王氏與任某相處了兩個月，1672年的一月的一個傍晚，大雪紛飛，屋外的人依稀看見屋內人影與燈火搖曳，不時傳來爭吵聲……之後，王氏將身上的外套脫去，並在草蓆上緩緩入睡，彷彿在夢中，能有一股旋律在低唱……

「人對愛和永遠 應該有幻覺 路過人間 也才幾十年 卻為了愛 勇於蹉跎歲月 相遇離別 貪瞋愛痴怨 路過人間 就忙著這些 誰有意見 莫非是心裡面 渺無人煙 無人可戀 來這人間 有多浪費……。」

    當任某的雙手深深掐住王氏的脖子時，郯城依舊下著雪，任某本來打算將王氏抱到鄰居高某的家門附近，但任某卻被路旁的狗吠聲和打更夫所驚動，獨自一人迅速離開，只留下王氏靜靜地躺在雪地中，或許因為雪地的嚴寒，王氏被發現時看起來像活人一樣，仍保留一份鮮活的顏色。

 

    最後縣官黃六鴻判任某殺人無罪，因為大清律規定不守婦道的王氏已不再法律保障範圍，而且看在任某無後且有高堂老父要奉養，也不再多加其他皮肉之刑，而高某也因先對任某動手，而需負擔王氏之後的喪葬費用，透過祭典以慰王氏幽魂，以達到教訓高某不要太衝動的效果。

 

至此王氏一案便退出歷史的舞台了，如同其他記載一樣回到那故紙堆中。以上內容改編自史景遷的《婦人王氏之死》，雖說這並非如同較魂案一樣是件通天大案，似乎無法推動歷史的演進，而在時間的尺度上來看，就好比天邊不時飄來的白雲一樣，如此尋常且稍縱即逝，但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中，一件普通的案子，卻是一個曾經擁有血肉之軀的人真真實實的生命經驗。

書評：

    本書作者史景遷，英文名喬納森．斯賓塞Jonathan D. Spence，是西方著名漢學家，他的著作不以理論見長，反而是以生動的故事講述歷史事件，甚至有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個人編故事到最後一個人的美譽，其代表作有《康熙與曹寅：一個皇室寵臣的生涯揭秘》、《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婦人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追尋現代中國》著作等身。

 

這本《婦人王氏之死》是他早年的著作，並且早已體現他的寫作風格[2]。自從蘭克開啟的史學革命以來，歷史學一直在乎如何將自身打造成一門科學，藉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工具，透過跨領域的視角更全面地分析過去的史實。但這種科學化的思維，反而會割捨歷史敘事的寫作風格與技巧，因為科學化的歷史會使論著的不再類似過去的傳世之作，擁有較強的可讀性與廣大的受眾，前者體現在學門知識的不斷更迭，後來的論文若在研究上有所突破，便取代前者；後者則歷史敘述的目的是為了分析問題，且受限於史料，少了吸引大眾的情節。

 

然而史景遷打破以論為重的歷史敘事，回歸到傳統的敘述當中，如在本書中並沒有一句關於社會學理論的論述，而是全然透過史料與敘述建構出當時眾生的百態。尤其體現在他的篇章安排中，如第一章觀察者，因為觀察視野從將相王侯下沉到黎民蒼生，相較於歷史名人會有後人為其修史，這些百姓會需要一位觀察者來「記錄」的歷史，於是史景遷透過官員馮可參、知縣黃六鴻與小說家蒲松齡，當作王氏之死一事所在地的山東郯城的觀察者，並且逐一深入訴說當時的社會背景。在觀察者角度方面，作者特別挑選蒲松齡這位回憶紀錄者、說故事的人、形象創作者的文字當作史料，相較於馮黃二人書寫人際境遇與時人心態的著作，分別是《郯城縣志》，以及是黃的回憶錄與官箴書《福惠全書》，蒲松齡的著作更加深入寂寞、淫蕩與夢想等不為前兩者所載，但可能更貼近王氏心境的領域。

 

雖說本書名叫《婦人王氏之死》，但王氏實際上出現的篇章，只有不到一章，而其他章節則以土地，寡婦，爭鬥，以及王氏所在的私奔的女人，為讀者展現出十七世紀中葉的山東郯城。不過再說到具體內容之前，我們必須回到史景遷在史料上的運用。「如其實然」，即蘭克史學著重如何達到什麼真實發生，以達到客觀的歷史，這個目標雖被後進史家不斷否定，但史家如何重構(reconstruct)出真正的、扎實的歷史事實，以提出積極性的見解，或是讓讀者能夠同情之理解，設身處地把事件放入時代背景，從整個脈絡去了解，都會遇到史料不足的問題，無法多作推論與演繹。

 

     所以本書獨特的地方在於遇到史料不足的問題，便在其中穿插虛構小說的情節，以完成其敘事，雖然虛構小說(fiction)內容只是可能，就只是可能，未必為真，並且為了讀者設計劇情與情節鋪排，而且與歷史學家追求真實的歷史大相逕庭，但不可否認地，史景遷透過蒲松齡的小說，構建山東郯城的民間社會氛圍，讓人能夠同情與理解當時的社會百態。

 

書中土地與寡婦兩章的敘述，前者一如費孝通《鄉土中國》中所述人們往往是附著在土地上，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3]，人們若遇天災，往往難以自救並且得靠中央減稅以維持居民生計，而郯城縣便是這樣的貧困縣城，作者引了許多在寒災之後，以及官方地主敲脂吸髓下百姓民不聊生的記載，雖有官員殫精竭慮為民祈求上天，但仍舊陳述蒲松齡筆下沒有官員介入只有民眾自救的社會組織型態，以刻劃那群土地上農民的如何應對地主與天災樣貌；後者則是以蒲松齡對寡婦的書寫對比縣志中的忠貞敘事，例如他對寡婦的態度曖昧，有時嘲諷他們所堅持的貞潔，並且嘲笑士紳編纂鄉賢與節烈一事，由於他們集挑剔與好色於一身，所以大力褒揚沒有這惡習的人。不過大體而言蒲還是支持儒家的道德敘事，比如他會在意寡婦獨自養育孩子成人的故事，如〈細柳〉，而在郯城真實發生的事情，則是一位寡婦與幾位夫家兄弟之間的對於遺產的爭議，導致寡婦之子被殺害的故事，事後夫家兄弟部分落網，並由夫家過繼給寡婦一子告終。

 

而在逃跑的女人一章中，先是敘述女人逃跑一事，從仕紳認為節烈婦女必須滿足其價值觀，並透過這類傳記的書寫，將他們心中完美女性形象強加於他人。因此在此章作者用蒲對不同女性的書寫推展敘事，例如機智勇敢女性的書寫，比如烹殺蒙古侵略者的〈張氏婦〉，以及諷刺社會現實的〈荷花三娘子〉他因為書生的不同於他人在外野合的求歡方式，而被書生降服並在他家共度良宵。不過有時蒲也會寫實地描寫性的權力不對等女性的迫害，或是構建一些這些女性逃離的幻境，如〈雲翠仙〉。然而現實中沒有魔法能作為女性的依靠，爾後書寫本書書名的來源，王氏之死的案件始末，並在王氏被丈夫殺害的前一刻，作者為其打造一個虛幻地綺夢，為王氏之死畫下了句點。

 

    而上述例子的書寫效果，使得史料與小說文字之間產生共鳴，原本史書中的幾句話，卻與蒲在小說中所用的類似元素互相碰撞，現實與虛幻之間的界線彷彿消失了，使人更能神入當時的時空；抑或是鋪陳過程中間接強調現實與真實的落差，並且透過這樣的手法，變成一個觀察當時社會的視角，史景遷的文字功力便體現在此，流露在書中的歷史觀點，往往不只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是隱藏在敘事背後。

 

最後結語中對於王氏之死事後案情的敘事安排，反人令人玩味，因為史料限制，我們沒辦法講述任某他們後續的故事，但曾經真實活在過往的王氏，或許如在作者序言中所說：海灘中的眾多石頭中的一顆特別花紋的石頭，不時導熱給持握它的血肉之軀。

後記：

這是我第一次直接將歌曲的內容融入我的歷史書寫當中(雖然有點隨意)，或許因為是巧合，我發現這歌詞的意境很貼近作者的書寫，及他背後可能相傳達達個體的人是如何面對自己的生命中危機。

 

雖然我們不會像王氏一樣在悲劇中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把時間這把尺子拿出來對照我們自己的人生，其實也會跌入很多當下過不去的坎中，在那低谷裏面嘆息，但這個過程總不會是壞的，有一很好的朋友對我說過，有時候就是得品嚐低潮的感覺，雖然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結束，但我想這過程總是重要的，嘗試握住些什麼沒有錯，只要記得自己還擁有很多就好。

 

害(≖_ゝ≖)_/¯我還是少點說教意味吧⋯⋯總之我們一樣可惜，我們仍在努力。

 

 

累哇歷史2021.6.25 贈摯友

參考資料:

[1] 史景遷，李孝愷譯，《婦人王氏之死》（台北：麥田出版，2001）

[2] 陳國棟，〈史景遷與康熙皇帝的「自傳」〉，收入葉高樹主編《歷史經典導讀》（台北：五南出版，2019），頁23-25

[3]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歌詞來源 路過人間 改編

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1]摘要

 

    本書共分六章包含結語，主要講述在1668-1672年間山東郯城的一群農民、寡婦、農場工人與他們妻子，在面對困難的處境與抉擇。在史料方面則是使用馮可參《郯城縣志》、黃六鴻的回憶錄與官箴《福惠全書》、作家蒲松齡《聊齋》，史景遷運用上述馮黃二人的史料中記載時人際遇與心態，以及蒲在人性淫慾上更深入的刻畫，回歸到對人的特性書寫並勾勒出社會群像。

 

    在第一章「觀察者」中作者首先用馮的縣志構建在明清之際天災下的郯城實景，接著引黃的著作書寫因天災人禍，導致時人失去生命意義、價值感與放蕩、慾望橫生的社會現象，並且描寫此城是一個因孔子於此向郯子求學，而使儒家與地方信仰並存的地方，最後藉由蒲在此地的居住經驗和相關《聊齋》神怪故事，以之作為當時社會的評註。

 

接下來三章分別為「土地」、「寡婦」、「爭鬥」，結合上述三種史料鋪陳當時社會背景下的人們的行為與危機。如人們牽扯到土地耕耘與賦稅的問題，或有位一位寡婦保護自己她的小孩與遺產的企圖，抑或是一場地方爭鬥引發的暴力事件。

 

    最後兩章「私奔的女人」與結語，相較於縣志中忠貞女性與聊齋中能有魔法、金錢依靠的女性，婦人王氏因不滿現狀，選擇逃離郯城的家與丈夫任某，奔向愛人。再被愛人拋棄後躲到道士廟中，王氏被丈夫任氏接回後殺害，棄屍在外，並設法加害於曾經摑打任某的鄰居高某。在結語「審判」中，官方雖找到真兇任某，但依大清律與社會情況並未對其處刑，只是透過祭奠亡魂王氏，由高某負擔以慰幽魂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