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传统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失败,而鲍曼认为大屠杀是现代性固有的可能性,是工具理性和现代官僚制度的成就。以此为线索,鲍曼展开了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道德的重估。
一、重估大屠杀——反犹主义的渊源与现代性中的犹太人
德国的反犹主义不是大屠杀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德国的反犹情绪低于欧洲他国;其次,反犹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大屠杀却前所未有。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反犹情绪不能完整地解释大屠杀。
鲍曼重估了反犹主义,他认为反犹主义是指犹太人“作为外来的、敌对的和不受欢迎的群体的概念,以及从这个概念中衍生出来并支持这个概念的实践”。 它是强势的一方与弱势一方——内部的他人——间的关系。当主人面对“内部的外人”对“界线”的跨越时,就会产生维持界线的冲动。
这种反犹主义的产生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犹太人迁移的连续性使他们与非犹太人的隔阂加深,他们是无家可归的民族。其次,犹太人拒绝基督教,但他们又是与基督教密不可分“他我”。除此之外,在前现代社会,犹太人是“流动的阶层”,充当了农民与贵族的中介。这个身份使他们再次游走在夹缝中,承受了两个阶级的怒火。犹太人的自由主义传统也使他们格格不入,作为“无民族的民族”,在民族主义发展的当下,他们始终是“叛徒”。以上多个方面都表现出犹太人在社会中始终是游移的、粘性的。他们是骑跨在屏障上的为两方所不容的群体。
而尽管犹太人拥有这些暧昧性与“粘性”,但在前现代的欧洲,所有人都生活在阶级的框架下,犹太人被轻易地统合入社会。并且他们聚居在特定区域,与其他居民接触减少,冲突也随之减少。这些手段解除了粘性的“内部的外人”给主人的自我认同带来的危险。所以前现代的反犹主义并不会发展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而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由于公民身份的赋予,犹太人进入了城市中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的财富要求社会的尊重,欧洲人对此无法忍受。就此,犹太人与资本主义的各种通病联系起来。在东欧,犹太人则被认为是威胁到贵族的新精英,是不稳定的因子。总而言之,犹太人崛起使得他们的暧昧性更加引人注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犹太人并不被欧洲所接受。
同时,由于现代性带来了差异的削平,犹太人正在向着非犹太人转变,因此对界线的破坏和新秩序的建立勾起了人们的焦虑,这种焦虑要求新的一致性,并且要同破坏界线的敌人战斗。此时需要一个稳固的界线来阻止犹太人的转变,这个界线就是“犹太性”,它与血缘相连,永远无法被模糊。新的界线建立起来,种族主义也出场了。
二、大屠杀:现代性与种族主义的结合
(一)种族主义及其与现代性的姻亲关系——园艺文化的出场
如果没有现代科学和现代国家,种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首先,鲍曼区分了异类恐惧症和种族主义。异类恐惧症是人无法掌控、预估局势的焦虑,而种族主义则由于面对一群无法以轻松的方式交流、交往的人时人们会感到焦虑。种族主义确信有一个种群的人无法融入到良好的社会构建中,它会自然地带来疏远的结果。因此,大屠杀只能与种族主义相联系。
种族主义的盛行是在一个被设计好的社会中,例如千年德意志帝国。对此,鲍曼提出了园艺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种族主义是一项社会工程,也是一项园艺计划,纳粹就是园丁。园艺文化渴望清晰的秩序,而犹太人作为一个粘性的、跨越屏障的人群,是无法被归类的,他们是园艺中的杂草。而根据种族主义的定义,犹太人的血统已经决定了“根本不可能通过额外的惩罚将犹太人带回到文明化人类的羊栏,他们永远都是犹太人” 。因此,对不希望杂草出现的园丁来说,犹太人只能被消灭。
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想法与现代国家所掌握的社会工程改造的大量资源相结合就会产生大屠杀——这就是种族主义逻辑与现代性手段、社会工程相遇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种族主义首先是一个政策,其实才是一种思想,大屠杀是服务于德意志帝国的宏大社会构想的。
此外,种族主义还在另外两方面与现代性的世界观和实践活动产生共鸣。第一是客观知识的盛行。科学家在遗传、疾病等层面大谈犹太人的丑恶,诞生了“科学种族主义”。其二是科学的工具化,它辅助了园丁计划的完成。
为了消灭“病原体”,德国在园艺精神的指导下遵循着官僚体系的原则设计合理的方案开始有计划地迫害犹太人,“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技术的集中混合” 造就了犹太人的悲剧。这就是园艺文化的登场及其与种族主义在现代国家背景下的互动。
(二)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现代官僚体系对道德盲视的生产
在这一部分,鲍曼解释了大屠杀的常态性与独特性,探究了大屠杀背后的原因。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阴暗面,但大屠杀不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其中存在着一些不常见因素的结合,例如“纳粹分子式的激进的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变成一个强大集权国家的实际政策、这个国家支配者一个庞大的、有效率的官僚机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 。
但大屠杀又是常态性的,它依赖的无非是“典型现代的、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行为模式制度化、产生、维持和再生产的心态” 。大屠杀是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那么,工具理性是如何占据了统治地位、手段又如何与目的的道德评价脱节,导致了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的释放?
鲍曼认为这是官僚体系两个过程的产物:“细致的劳动划分”、“以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劳动分工使人在精神上和实践上与最终产品产生距离,对结果的认识变得抽象、孤立。同时在官僚体系的逻辑中,人只对上级负责,技术责任的胜利是无条件的:道德不重要,重要的是行动是否有效率。官僚体系内部复杂的功能划分引导他们远离了自己行动所导致的结果之后,“道德也就归结为要做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勤劳的专家和工人的戒律”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已经被极大地淡化了。
脱离道德桎梏的另一个方式是使行为对象非人化: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这些对象。非人化开始于“官僚机构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因为来开了距离而可以并在实际上被简化为一套定量措施之时”。犹太人逐渐变为了单纯的度量,失去了主体性的权力,不再是道德的对象。
现代科学也成为了帮凶。现代科学的口号是将科学从道德中解放,这导致科学家只关心自己是否有充足的研究资源。而一旦纳粹愿意给科学家充足的科研资源,科学家就愿意在“忽视道德”的原则下为纳粹服务。
在这套逻辑中,鲍曼轻松地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屠杀而不是驱逐?他提出了官僚体系固有的缺陷:忽视目标而关注手段。“集体屠杀的技能之所以不得不用,只是因为它们是现成的” 。纳粹的目的是清除犹太人,而基于德国的现实情况,依据工具理性和官僚体系追求效率的特点,屠杀就成为了最适合的手段。
除了上述真正参与屠杀的行动者外,还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旁观的德国人。纳粹最初希望直接把灭绝理念灌输给普通德国人,但他们失败了。不过直接的暴力冲突失败了,但它促成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冷漠:异类恐惧症使他们不反对迫害,厌恶暴力使德国人支持将犹太人隔离。这为种族主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道德盲视的外部环境。
以上几个方面有力地佐证了“在面对不道德团体……文明无法保证它所形成的可怕力量被道德地使用” 。文明将暴力剔除出了大多数人的视线,但本质上却造成了暴力的集中。而“当这些手段受工具理性的单一标准支配并因此与目的的道德评价相脱节时,使用暴力就是最有效和最合算的”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暴力被工具理性利用的惨痛教训。
大屠杀的秘诀被鲍曼概括为“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力量中解放了出来。” 因此,发展出大屠杀的条件是特别的,但是却并不异常。现代性内在的逻辑依旧可能导致大屠杀,文明构建的“阻碍暴力的复杂之网”是不可靠的。
三、对受害者理性的利用
在大屠杀的过程中,引导犹太人行动的是经过理性解释的目标:活下去,然而他们却因此离死亡越来越近。这证明了“现代的、理性的、官僚化组织的权力有能力引导出与行动者的切身利益极度冲突、而在功能上又是实现其意图所不可或缺的行动” 。
首先,为了大屠杀的顺利实施,纳粹有两个目标:官僚机构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不会涉及旁人,同时,目标对象存留在这个专门化机构的职权范围内,没有别的机构插手。第一条措施保证了未受影响的群体不会来救助目标群体。第二条则保证了请示权威和资源的核心是无用的。
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很简单:虽然纳粹在直接煽动反犹情绪上失败了,不过德国人也因此相信犹太人的悲惨境遇与自己无关。德国还专门为犹太人定义,使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不留任何空隙。犹太人的世界就只剩下了纳粹。他们被迫加入了这场生死游戏而没有人会来救援。
第二个目标的实现依托于犹太社区和犹太委员的设置。犹太社区与犹太领袖“向下对大众行使着正式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向上他们却被掌握在一个不受国家宪制机关任何控制的罪恶组织手中” 。
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为目标群体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官僚机构,犹太人脱离了正式行政机关的管辖,这个机构就可以轻易地把受害者的理性动机规划到为实现其任务而可资利用的资源当中。
接下来鲍曼阐述了犹太人的理性是如何在这场生存游戏中把自己推向死亡的。首先,为了避免整体的反抗,纳粹让犹太人相信自己只是被驱逐。纳粹甚至任命了一些犹太精英作为犹太委员,这一方面减轻了纳粹的工作量,同时也起到了欺骗、分化犹太人的作用。因此,在屠杀的各个阶段中,犹太人都相信按照“理性的模式”行动就可以得到拯救而始终不愿集体反抗。
而为了使犹太人更加相信这件事,纳粹还对犹太人进行了分化,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凭借长处来求得宽恕。在分化的过程中受害者默认了一条规则:如果没有特长,犹太人就应该被迫害。这又造成了犹太人内部的分裂,纳粹可以更方便地逐步击破,生存战略的个人化便利了大屠杀。
但实际上纳粹的屠杀政策没有逃离的空间。在“种族歧视”一节中已经谈到,由于“犹太性”是无法去除的,因此犹太人理性选择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但犹太人尚未意识到他们的结局,依然理性地追着目标,例如“通过工作获得解救运动”。
而即使屠杀已经开始,为了得到犹太委员的配合,纳粹也想方设法地让他们相信每次屠杀都是最后一次。这再次阻止了犹太人的集体反抗。犹太委员的理念逐渐变为“牺牲一个,拯救多数”,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死去。
在全部过程中纳粹提供的只是“可能活下去”的假相,这使自我保存成为了行动的标准,“理性原则内在的道德冷漠因此被推向极致并被完全利用” 。道德责任的抵抗力被清除了,犹太社区自然地变为谋杀集团。纳粹的政策逼迫犹太人在理性的前提下摧毁了自己的道德自抑。现代官僚理性用最小的付出获得了最大的收获。
四、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启发——距离与道德、责任与权威
这一部分是对本文第二部分的补充与深化,鲍曼借米尔格拉姆的实验阐释了自己上文的某些观点。
米尔格拉姆认为纳粹的残酷与他们的个性关系并不密切,而与社会联系更紧密。他的电击实验首先证明了残酷的倾向与和受害者之间的接近程度成反比;其次,由于受害者被排除在被试者和实验助手组成的初级群体之外,而这个初级群体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团结,因此身体距离与纯粹心理作用的距离被伤害性行为的集体特征进一步削弱;最后,在序列化行动中,起初受试者的道德只有一点瑕疵,而随着电击次数的增多,道德的扭曲越来越明显,但停止行动的成本也加大了,所以即使在电流大得可怕时,受试者依然没有停下电击。
以上结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屠杀。
现代官僚制度用技术道德,用忠诚、纪律等面向上级的道德取代了常规道德。根据米尔格拉姆实验,通过改变被试者与行动目标的接近程度以及与行动权威的来源的接近程度之间的平衡,这种技术的道德的替代就会更加成功。即,个人只是加害中的一环,远离了结果,在心理上就更容易忽略责任,也因此更容易从道德中摆脱。并且,加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反而会形成团结的感情,构成一个小型群体,这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技术道德。
除此之外,责任转移机制也是大屠杀的重要问题。在实验中,受试者清楚地知道权威掌握在实验员手中,自己不必负责,他们会更轻易地按下电击按钮。在官僚体制中,各个等级之间责任的转移则更加复杂。而通过责任的不断转移,组织就会成为湮没责任的工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自由漂浮的责任也因此成为了不道德发生的条件。
在本节中,鲍曼补充了官僚机制中道德的破坏机制的几个角度,包括团结的群体的建立、责任转移机制的出现以及序列化行动的泥淖。综合以上的论述,鲍曼证明了残酷本原的社会性要大于性格。与之相对地,道德又从哪里来?
五、道德的前社会性与大屠杀的诞生
不道德的社会生产居于大屠杀的核心地位,因此鲍曼在本节试图回到道德的起源,重新塑造道德的社会学理论。
从孟德斯鸠开始,人们就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于某种集体性需要。对道德的研究也聚焦于它背后的社会机制。涂尔干拒斥了孟德斯鸠的解释,但也不过是把道德从个人需要转移到了社会需要或社会整合的需要,认为道德的本质要从它所表现的强制力量中去寻找。涂尔干依然认为社会是道德生产的工厂,与道德约束相对的是动物般的激情。
以上理论是与一种生活方式的自我意识相契合的,即现代优渥的生活条件。这种自信使人们认为不受社会约束的一面的人性应当是危险的,在社会理论中就使人们认为前社会或者非社会的冲动不可能是道德的。
然而,当道德被理解为社会的产物,人们也就承认了社会有强加具体的道德行为观的权利,也赞同社会垄断道德判断。道德行为就与社会大多数人遵守的规范与顺从成了同义词。然而这与大屠杀的非道德性直接矛盾。
大屠杀中的个体遵循着自己社会中的“道德规范”。如果把道德认为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如果德国是战胜国,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完全道德的。所以道德必须是前社会的,我们应当把社会化的进程理解为操纵道德能力而非生产道德能力。而从道德本身要取决于有人性的人,道德问题也必须从受社会实施的人道化过程来看,导致道德能力出现的因素要到社交而非社会的环境中寻求。
接下来,鲍曼展开了他“道德的前社会来源”的理论。
社交很少得到社会学的关注,社会学中的“他人”只是环境的一部分。如果行动者有一个特定的目标要完成,他人就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挑战,行动者这时面临的选择就只有“理性与非理性”而非“善与恶”。萨特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把他人作为一个特别的他我存在着,“他我”就是主体的一个烦恼和忧虑,是对自由的约束。但没有做出本质突破。在以上两个“与他人相处”的经典视角中,道德都没有产生。
而鲍曼认为与他人相处首先意味着责任,这种责任是无条件的,是“主体性本质的、主要的与基本的结构” ,当你看到了他人就拥有了责任。因而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道德就此成为了前社会的。因此,不道德行为不是社会功能障碍的结果。
而因为责任与接近相联系,道德也因此与接近联系。社会距离的拉大会使作为同伴的人类主体转变为他人,责任就会被怨恨取代。这就是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对大屠杀有全新的理解。从前人们认为反犹主义导致了犹太人的悲剧,但大屠杀利用的却恰恰是德国人的中性态度。作为邻居的犹太人处于德国人的道德浸润当中,因而直接的暴力不会得到欢迎;而当颁布针对犹太人的法令时,它针对的则是抽象的犹太人,德国人就可以保持绝对中立和道德理性,并且由于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赞同这些法令。这就是亲身印象和抽象印象的分离的结果。因此,大屠杀是基本的道德驱力弱化的结果。纳粹将犹太人变为了抽象的犹太人,并非道德责任延伸的它者。屠杀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加大了受害者和他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距离。对刽子手是如此,对德国的普通人也是如此。
从以上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道德驱力不依赖于社会秩序,但道德取向的实用效力却依赖于社会秩序。道德冷漠的意义因此在现代社会更加严重,因为今天人们行为的后果会远超道德视野的消失点。大量行动中介和中介人的引入使行动的结果置为交往区域,也就是道德的约束区域之外。这种精细的分工使人们聚焦于寻找完成任务的手段,而不关心最终目标的道德评价。例如为大屠杀设计毒气室的科学家,他们的道德本应遍及的“他人”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因此他们拥有的就是对组织的忠诚,设计毒气室对他们而言就如同设计小汽车一般正常。就此,鲍曼对官僚制度与工具理性究竟是如何破除道德自抑做出了完整的解答,大屠杀的神秘面纱也由此揭开。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不可避免地,一些执行者会和受害者面对面。鲍曼认为“专家”能解决这个问题。“专家”的逻辑在于人们假定做事需要知识,专家拥有的知识比普通人多,因此他们负责管理,执行者负责执行。对不拥有知识的人来说,对行为负责就变成了听专家的指挥,个人的责任消解到了技术知识的抽象权威中。对犹太人的处理又变成了纯粹的技术问题。
本章讨论的是道德驱力来源。道德驱力有前社会起源,而现代社会组织可以削弱道德驱力的约束。距离的社会生产废止或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技术责任掩盖了道德责任,国家权力则以主权的方式进一步对道德进行了垄断和弱化。
在本书的最后,鲍曼指出:纳粹依靠理性为自己服务,营造了理性与道德对峙的世界,人道成为了主要的牺牲品。而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中,这无疑是值得反思的。还有那些无罪的旁观者,他们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但是道德依然会对他们发出谴责。大屠杀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这都是社会学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
六、现代性的弊病该如何克服
韦伯的理性铁笼已经牢牢地笼罩在社会上空,鲍曼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似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鲍曼本人的逻辑出发,试着寻找现代性阴暗面的出路?
鲍曼在书中给出了两个暗示。
其一是对前社会的道德的回归。鲍曼指出,纳粹直接挑拨民众反犹情绪遭到失败的很大原因就是德国人对身边的犹太人保有道德。一个例证就是不论在屠杀的哪个阶段,都会有德国人提出自己认识几个“好犹太人”;而一旦德国人的视线转移到“抽象的犹太人”身上,他们就会痛快地同意每一个迫害犹太人的法案。
这种分裂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对道德的坚守。这听起来非常单薄,因为不道德的社会生产在通信设备和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相当容易,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轻易营造足以遮蔽行动结果的社会距离,精细化的分工与大量的中介本就是现代社会固有的特征。但在鲍曼看来,它依旧是最重要的出路。它要求生活在现代性背景下的人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去直视在分工不断细化的今天我们的每个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并就此把道德推广到更多人身上。同时,我们需要对道德的坚守,破除“道德是社会的产物”的逻辑,在道德与社会要求冲突时选择站到道德的一边。
但我们不禁要对这种道德能否成功建立产生疑问。鲍曼在本书的结尾发问:在极端情况下,面对生命与道德的冲突我们会选择什么?西方哲学的传统认为善恶不能脱离自由进行评判,正如人无法去评价一台机器是善是恶一般。因此鲍曼的问题实质上可以改写为“自我保全对人而言是自由还是必然”,霍布斯一定会认为自我保全是一种必然性,是人性中的本能,与自由无关,因此为了生命安全而拒绝帮助犹太人是无关道德的;而鲍曼的问题似乎给我们了另外一种启发:自我保全并不是人生中的一个沉重的必然,面对生命与道德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当选择后者。这种道德的建立当然是艰难的,但鲍曼对它依然怀有期盼。
其二是多元化。在米尔格拉姆实验一章中,鲍曼提出电击实验中受试者之所以会按下电击按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单一权威——实验助手——的控制。而不难推测,如果此时有另外一位实验助手提出不同的命令,处在道德挣扎中的受试者的行为很可能会因此而得到改变。
在大屠杀中也是如此。在社会力量被极大削弱的现代国家中,纳粹作为集权性质的政权掌握了所有国家力量,成为了社会中的唯一权威。而对官僚体系中的个人来说,科层制下直线型的权力结构则为他们每人都安排了一位“顶头上司”,这位上司承担了行为的责任,同时也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权威。权威的控制加之精细分工与社会距离对道德的抹杀,大屠杀行动链条的缓缓启动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对现代性危险潜能的规避指向了一个权力多元化的社会,这不仅要求在政治权力的角度避免独裁,推崇民主;更重要的是使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扁平化、多元化,为道德留下更多喘息和反思的空间。多元权力主义就是鲍曼针对现代官僚制度中权威力量的回应。
七、总结与回顾
以大屠杀为切入点,鲍曼拒绝认为大屠杀只是一次偶然的反犹主义事件,而是将其与现代性的危险潜能相联系。
首先,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是园艺文化。园丁要求清晰的界线划分。而无论是历史与现代,犹太人都作为一种“黏性物质”骑跨在屏障之上。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这种反犹主义就发展为种族主义,犹太人被相信具有不可改变的“犹太性。因此在园丁眼中,他们就是必须被清除的野草。这种想法的出现还无法直接导致大屠杀,但统治者在集权国家的支持下同时掌握了暴力。暴力与危险想法的结合为大屠杀提供了直接条件。
然而,大屠杀中的道德屏障是如何被摧毁的?在官僚体系中,精细化的社会分工使社会距离拉大,人们手边的任务与实际结果间产生了距离。缺少了直接的刺激,那种隐藏在人与人直接交往间的前社会的道德就会自然地消失;而在官僚体系中,技术道德趁虚而入,对上司的忠诚和纪律成为了新的道德。同时,现代科学的去道德化为大屠杀提供了技术支持,而德国人由于社会距离而产生的普遍冷漠则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同时,纳粹利用犹太人的理性阻止了可能的反抗。他们潜移默化地将犹太人分化为无数小团体,并使他们相信自己有可能逃过屠杀。理性的犹太人因此沉默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屠戮,并暗自希望自己是那个例外者。纳粹的欺骗和以生命为赌注的游戏轻易地摧毁了犹太人的道德自抑。
就这样,在纳粹分子、德国群众以及犹太人三方的“努力”下,大屠杀成为了20世纪历史中的一道深刻的伤痕。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互动中,鲍曼为我们揭示了现代性的危险潜能以及可能的应对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