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币制改革

（一）正在实施经济改革计划的东欧国家已积累大量的过剩货币（即过剩的变现能力），这反映公共部门（包括企业）财政状况的严重恶化，其现状已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情况相比，因此已有人建议效仿1948年德国的先例，进行币制改革。然而德国的经验表明独立地进行币制改革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的确在1946年至1953年间东欧进行多次币制改革，但都没有产生像联邦德国那样的结果。在联邦德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复兴进程中1948年所进行的币制改革发挥神奇的作用，它被称誉为是一次带来一蹴而就成功的大胆行动。这并不完全正确，对其进行的更深入的研究表明：那次改革是包含在一项广泛的全国经济规划中的一项计划周密、配合默契、执行细致的措施，但它花费多年的时间才使经济步入复兴阶段。1948年年初德国的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由于战争的大面积破坏，制造业产量不足1936年的60%，人均实际消费水平仅约为1936年的2/3，大部分日用品严重匮乏。而且战争借款使“第三帝国”的公债在战后几乎达到1939年GNP的400%，并导致数额巨大的过剩变现能力。帝国马克（RM）已丧失其作为交换手段的作用，易货贸易已成为日常的交易形式。黑市交易逐渐破坏物价和工资管理以及商品生产与分配体制，能够刺激人们为赚钱而工作的机制已荡然无存，一般市场上的进口商品很快就会被一抢而光。由于外汇收入必须兑换成帝国马克，致使出口变得无利可图。货币体系的改革（包含在一项更广泛的经济改革中）对于改善经济状况是十分必要的，原则上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减少过剩的货币：其一是在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物价；其二是在物价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币制改革，减少名义货币供应量。由于情况的严重性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大概由于德国拥有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经验，人们选择币制改革作为适当的途径。有控制地减少货币供应量会消除过剩的变现能力，并降低出现通货膨胀螺旋上升的危险，它还允许采取配套措施，以弥补（至少是部分弥补）由于币制改革而造成的财富再分配的影响。凡是涉及到私人部门货币资产大量地突然减少的任何一种币制改革，其实质就等于公共部门部分或完全违约，这对整个经济范围内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币制改革的含义远不只是以某种武断地确定的兑换率进行的新旧货币替换，它意味着对整个经济进行全面的调整。设计联邦德国币制改革计划（即著名的“科尔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计划”）的美国设计师们必须解决三个大问题：改革方案的设计；它的次序与实施以及配套措施。改革的设计：至关重要的一步是确立一个能够保证新币内外稳定性的旧币与新币（即西德马克）之间的兑换率。

（二）计划的设计师们注意到1935-1945年间非银行部门的现金和活期存款（M1）增长近500%，而同期GNP（国民生产总值）却下降40%多。这种货币供应的急剧增长自1939年起还伴随着价格和工资的冻结以及配给制的实行，其结果是出现大量的过剩货币。为了把速度恢复到被认为是正常的1935年的水平上，M1不得不下降90%。因此改革的设计师建议1DM（西德马克）兑10RM，以期把当时的价格水平改变为新的均衡的价格水平，新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原则上应反映币制改革时实际通行的比价。1948年以当年（官方）价格估算的帝国马克的购买力平价被估算为3RM兑1美元，考虑到货币改革后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物价上涨，因此西德马克的汇率被确定为3.33DM兑1美元。货币改革计划的设计者们建议将银行系统对私人非银行部门的全部负债核减90%，但出于政治和心理原因，对政府和纳粹党的全部负债则一笔钩销，这样确定银行系统的合并负债后资产的结构调整就十分容易。对私人部门的国内信贷也按银行负债的相同比率转换成DM，同时对前帝国的全部信贷也予以废除，由联邦政府的债券所取代。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计算出这些资产的价值，即银行系统的总资产相当于总负债加上适量的股权。对于私人非银行部门的债务和金融契约，该计划也采用同样的RM与DM的兑换率，所以在转换成DM的债务后其数额降至原先RM债务的1/10。由于对货币资产进行重新估价而引起的财富再分配通过税收体制和转移支出得以纠正，对于全部经常性支出（如工资、租金和税收以及商品和劳务价格）也都确定RM与DM间的比价。为了使实际货币流通量降到合乎要求的水平，这样做是必要的。次序与实施：为便于DM的转换工作，所有的未收回现金都必须回笼到银行帐户上，经税务当局审查和确认持有RM的合法性后才分期付给已转换的资金。但为了避免由于兑换过程的耽搁而导致经济活动的脱节，对家庭（以统一兑换率）和企业（按雇员人数）支付预付款。当局还宣布RM转换的延缓偿付期，过期一律停止对RM的转换。配套措施：鉴于集中为战争服务的经济所遗留下来的结构问题以及提出币制改革所意味着的剧烈变化，计划的设计者们强调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必要性，以便改善经济中的供给方面，并纠正预计会发生的因币制改革而引起的财富的再分配。为了提高工作积极性并鼓励投资，他们建议在大幅度削减所得与财富税的同时还要相应减少预算支出，特别是用于现有的社会计划方面的支出。通过建立额外预算专用基金（以实质资产税为收入）来缓解由战争和币制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困难，后者将不难做到。在既定的商品和实际资产价格水平条件下，对货币资产和负债贬值90%将使那些拥有商品和实际资产的净货币债务人以牺牲净货币信贷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得巨额暴利收益。货币信贷是以货币形式发放的信用贷款，信用贷款是指以借款人的信誉发放的贷款，借款人不需要提供担保。

（三）科尔姆-道奇-戈德史密斯建议对这些收益课税，就所有的私人债务人来说他们的暴利收益每年要按100%的税率纳税，这笔税收收入要转入特别负担均等基金。为了平均分摊战争破坏造成的负担，他们还提出用同样的方法对余下的净资产按50%的税率课税。实际上开征这些税种的目的在于重新分配购买力，使依靠拥有过去财富而获得购买力的状况转变为依靠劳动和产业活动获得购买力。该计划设想应赋予那些因战争和币制改革而遭受损失的人们有权向均等基金的资产提出非交易性的无息使用权，这些使用权的收回将取决于资金的多少和所遭受的损失类型。这样就赋于政府当局两个手段，用以确定给予私人的最终补偿额（已确认的损失）以及补偿支出的等待期，经过稍加修改后科尔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计划于1948年夏季付诸实施。西部占领区的军人政府制订三项法律（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和货币转换法）以及众多的法规条例，从而拉开币制改革的序幕。货币法正式的名称为“币制改革第一法”，把西德马克确定为唯一的合法货币，并规定向被占德国西部的每个居民支付首次预付款（1948年6月预付40DM，两个月后再预付20DM），并按等量的RM支付额向政府当局和企业提供新货币。有趣的是该法律没有公布RM转换成DM的最终兑换率，它只是在一星期后才在货币转换法中得以公布，而且对企业的预付款总额仅占对个人的预付款总额的17%。选择这种倾斜性分配是为了诱导企业迅速地卖掉其囤积的存货，以获得流动性。人们期望商品供应的陡然增加而产生的心理作用将增强人们对新货币的信心，见证者的叙述证实这一战略的成功。该法律规定在一星期内（即直到货币转换法发布为止）停止偿付一切RM债务，并要求把所有RM现金存入银行帐户中，以便将来转换成DM。该法律于1948年6月20日生效（即支付DM预付款的同一天），到6月底在经济领域中流通的DM已达到44亿。“币制改革第二法”（货币发行法）建立德意志国家银行（后来成为联邦银行），德意志国家银行成立于1948年3月，它的作用是领导先期所建立的各州储备银行和负责发行西德马克的机构。与货币法同时生效的货币发行法赋予德意志国家银行执行币制改革的重任，并赋予其各种货币政策手段（特别是最低准备金、贴现率、证券抵押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业务）。 一星期后生效的“币制改革第三法”（货币转换法），详细规定银行和非银行部门的RM资产和负债的转换办法。在第一章中规定：“私人非银行部门的帝国马克帐户必须按10 : 1的比率转换成西德马克帐户，1/2的DM资产被记人活期存款且经转换后可自由支取，至于另一半在随后90天的期限内（对其处理决定作出之前）记人有条件支付帐户，银行同业存款和公共部门的存款一律核销。”与科尔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计划相一致，未包括在内的信贷机构的其他负债（在考虑到币制改革的当时尚有为数占DM负债4.5-7.5%或占RM负债10%的指拨股本）则以联邦各州发行的债券进行平衡。流通股本是指在以往的指数计算中只要是在交易所有权利进行场内流通的股票均算作流通股，这样无论是公司发起人、国有股还是战略投资者的股份，一旦获得流通权就可以算作自由流通股。

（四）货币转换法第二章的规定则涉及非银行部门的负债，政府机构和纳粹党的全部债务一律勾销，其余（私人部门）的RM债务则按10 : 1的比率转换成DM债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大多数金融性契约，包括证券和保险契约。经常支出债务（如工资、租金和养老金）也像价格一样按1 : 1的比率进行转换。原则上预先考虑负担的公平化问题，但详细的条款则留给将于1948年12月31日通过的德国法规去解决。在各项币制改革法出台后不久经济中显然仍存在着过量货币供应的问题，与科尔姆-道奇-戈德史密斯计划中所估计的情况相反，货币流通速度大大高于1935年的水平。因此当局在1948年9月作出决定，将有条件支付帐户中特有的资金核减70%（21亿DM），结果在1948年9月底到12月底这段时间内流通中货币减少2%，从而使货币转换率从1 : 10下降到1 : 15.4，并且使私人非银行部门的未收回现金减少93.5%（而计划规定的指标为90%）。 为配合币制改革，当局主要根据路德维希格·艾哈德的倡议，采取许多对德国经济的复兴至关重要的措施：（1）放开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但食品价格、农产品和大多数原材料的价格仍然受到控制，并对这些产品实行定量配给。棉纺织品和鞋的价格也是放开的，但供应上也是实行配给制。（2）从1948年6月22日起降低所得税、公司税、财富税、遗产税和烟草税的税率。（3）采取许多措施，以补偿那些由于币制改革而导致生活困难的人们。但是由于“负担均等基金”在1952年才建立起来，所以先把暴利税（前面已提到过）收入归入政府，由政府将其用于补充社会支出。（4）同盟国（特别是美国）为复兴联邦德国经济提供大量融资资金，在1953年达成的伦敦债务协议（该协议还涉及帝国遗留债务的处理）中将这些资金转变成不需偿还的赠款。随后几年以后经济取得成功的基础是在币制改革后的最初几年打下的，但复兴的道路决非一帆凡顺。在引进DM、部分放松价格管制以及后几年解冻工资之后西部占领区（1949年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强有力的恢复，然而由于一开始出现的变现能力强劲及其出入意料的增长，通货膨胀率几乎上升到38%，这促使新的中央银行采取各种反通货膨胀政策，这些政策到1949年年底显示出某些结果。然而紧接着那一年所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措施而来的是外汇平衡的急剧恶化，当局在1950年不得不开始实施一项由OEEC（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前身）资助的调整计划。上述各种为稳定所作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在50年代初“韩战转机”的带动下经济状况从此得到改善。对1948年以及随后几年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回顾表明币制改革只是德国经济复苏的踏脚石，尽管这种踏脚石很重要。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币制改革是通过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它要求价格、工资以及贸易的自由化），并把它与谨慎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相结合而得以实施的，成功的其他重要原因在于拥有为经济和政治复兴而拼命苦干的人民以及一个决心坚定的中央当局（军人政府形式）。 

资本主义所有制

（一）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者的一种私有制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也有所发展。它是通过各种方式迫使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剥夺劳动者个人的私有制，瓦解封建主私有制和封建行会制，使大量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成为“自由人”，他们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的剥削。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意味着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确立，资本主义所有制有资本家个人所有制、集团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三种具体形式，相应的经营方式是独资经营、合资经营或股份经营、国家经营三种方式。主要内容：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者的一种私有制形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性质：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最后一种私有制，它同奴隶主所有制和封建主所有制有所不同。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完全占有奴隶的人身。在封建社会里封建主占有土地，但又不完全地占有农奴的人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只是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并不占有劳动者的人身，劳动者在形式上是自由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产生：在工业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主要通过两条途径：①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一些条件好又积累较多财富的商品生产者开始雇工生产，上升为资本家；另一些破产的小生产者由于丧失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沦为雇佣工人。②商人变成包买主直接支配生产和流通，使手工业者丧失独立性，成为雇佣工人，而这些商人变成工业资本家。以上两条途径的发展过程十分缓慢，要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基本经济条件：①要有大量的货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②要有大量的自由劳动者（即“无产者”）。在西欧一些国家中这两个基本条件是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来加速实现的，这便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英国的“圈地运动”是最典型的形式。欧洲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发源地，早在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出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萌芽，后来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一方面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扫清障碍；另一方面通过实现产业革命，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大工业所代替，从而使资本主义所有制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

（二）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也有所发展。19世纪下半叶由于一系列重大科技发明的出现和应用，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这显然是大多数独资经营的资本家所难于承担的。于是独资经营的企业开始向股份公司转化，资本加快集中和积聚。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已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在股份公司发展的同时作为资本家总代表的资产阶级国家在矿山、铁路、河道、港口、邮电等部门进行投资，产生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大量地出现于各交战国家，后来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中有所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得到发展，不过这些基本上是为了应付战争和经济危机而不得不进行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真正较大规模的发展是从战后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出现耗资巨大的宇航事业、广泛的现代化设施、规模巨大的新工业基地、宏大的现代化科学试验机构等等，它们大多由资产阶级国家投资经营，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发展就进一步加快步伐。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产生的途径是：国家把私人企业收归国有；成立国家和私人共有的混合公司；由国家拨款兴建国营企业和各种公共事业。通过这些途径产生的企业，也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因为国有企业的性质完全由国家的阶级性质所决定。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获得空前的发展，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后果。跨国公司是垄断资本集团所控制的国际性垄断企业，它把资本主义所有制由国内引伸到国外，它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控制所在国的子公司，从事世界规模的生产、销售及其他业务活动，这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大量输出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上所引起的一种新变化。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表明庞大的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生产资料的集中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将必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

北约东扩

（一）北约东扩是指北约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欧的国家纳入该组织，这是冷战后欧洲战略格局转变时期的必然产物。冷战后不久，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相继敲响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门，申请正式加入北约。1999年3月北约首先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吸纳为会员，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七国成为北约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该组织的成员国也由先前的19个增加到26个。北约东扩是冷战后欧洲战略格局转变时期的必然产物，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大国霸权因素，又有小国寻求“保护伞”的因素；既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又有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因素。首先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是北约东扩的一个关键原因，1991年7月华约宣布解散，冷战时期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土崩瓦解，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分崩离析。苏联本身也分解成十几个独立国家，欧洲地区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开始大分化、大调整。东欧各国处于游离状态，前苏联诸国虽然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但形式分散、机制不全、力量薄弱。前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在独立之后为了迎合西方，获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东欧地区收缩力量，与该地区的国家拉开距离。这样在安全格局上欧洲均势严重失衡，出现所谓东欧地区“力量真空”的局面。针对这种局面时各种力量为争夺未来欧洲安全主导权展开激烈的竞争，北约东扩就是这种竞争的产物。其次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极力主张北约东扩。对美国而言40多年来一直自恃是西方的盟主，一手筹组并控制着北约，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尽可能地将西方的军事势力乃至西方的意识形态向东扩展。华约解体后美国认为“灾祸帝国”已经不存在了，意识形态分歧已经不存在了，把欧洲分开的柏林墙也已经被推倒了。前苏联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正忙于处理本国内部问题，这是扩大冷战胜利成果，加紧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大好时机。

（二）因此美国力主吸引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尽可能快地把东欧国家列入西方的地缘政治范围。这样一来可以扩大北约的存在基础，加强自己在联盟内的地位，起到牵制欧洲联盟并向该地区施加影响的作用。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力量，遏制俄罗斯的重新崛起，避免俄罗斯再次对西方构成威胁。再次欧洲地区利益驱使北约东扩，多少世纪以来在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国家都在欧洲，但欧洲在1914年至1945年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削弱了，而且使整个欧洲陷于分裂状态。二战以后欧洲的局势一直被北约和华约集团所左右，西欧国家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往往委曲求全，任由美国摆布；东欧国家则处于前苏联的控制之下。冷战的结束也意味着欧洲分裂的结束，西柏和东德的统一，德国和波兰的和解，和平伙伴关系纷纷建立，一个完整的欧洲正在逐步显现。西欧各国在安全方面基本消除冷战时期形成的各种担心，以法国为主的西欧国家不再一味顺从美国的意志，力图增强自主权，由自己主宰欧洲的命运。它们日益重视加强欧洲联盟的建设，竞相吸收东欧国家加盟，扩大影响，试图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加强欧洲的力量，从而达到排挤美国的目的。一位西欧外交官说：“如果欧洲国家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不会比美国弱，通过北约东扩让我们向成员国以外的国家证明一种有用的东西。”此外东欧各国自己也强烈要求加入北约，华约解体后以前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诸多矛盾日益显现，前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前苏联民族与地区冲突的出现表明欧洲在新形势下已成为国际冲突地区，民族、宗教和经济对抗在东欧国家时有发生。另外俄罗斯又调整对外战略，企图重新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都引起东欧国家的恐慌。东欧国家自己没有能使其免遭军事威胁和外部入侵的有效组织，为了确保自身的独立与安全，开始主动求助于北约并申请加入北约，希望得到北约确实的安全保障。

（三）1990年7月北约第11届首脑会议在伦敦宣布冷战结束，1991年12月北约在罗马首脑会议上决定与部分中东欧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1991年12月北约首创成立由北约国家、前华约国家、独联体及波罗的海三国组成的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自1992年起波兰等东欧国家相继提出加入北约的请求，同年北约批准一项原则，允许它的军队离开成员国领土到其他地方参与维和行动，当年年底北约便决定以军事力量介入南斯拉夫危机。1994年1月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通过与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2月开始向波黑派出维和部队。1996年9月北约公布《东扩计划研究报告》，1997年5月取代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旨在加强北约同欧洲和欧亚大陆的非北约成员之间的安全关系的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理事会正式成立。1997年7月马德里首脑会议决定首批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1999年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为北约新成员国。4月23日～25日北约19个成员国同“和平伙伴关系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庆祝北约成立50周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因抗议北约轰炸南联盟而拒绝出席会议。会议讨论科索沃局势，通过和发表《关于科索沃的声明》、《华盛顿宣言》、《北约战略概念》等文件。2002年11月21日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达成第二波的东扩决定，决定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7个国家加入北约，这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2004年3月上述7国正式递交各自国家加入北约的法律文本，从而成为北约的新成员，使北约成员国从21世纪初的19个扩大到26个，此轮东扩是北约的第二次东扩。

（四）2009年4月阿尔巴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式加入北约，从而使该组织成员国总数升至28个，这也是北约的第三轮东扩。在此轮东扩前北约就已将乌克兰列为“北约候选国”，而2008年爆发的格鲁吉亚南奥塞梯事件和乌克兰政治内乱使得乌克兰“入约”计划暂时搁浅。北约东扩不仅挤压俄罗斯，而且还恶化中国的总体国际环境。北约东扩自身力量大大增强，将来力量有可能扩展到中国边境，与日美防卫体系连成一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态势得以迅速推进与强化，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压力。北约东扩已经在事实上推进和强化对华战略遏制圈，有的学者指出如果俄方顶住北约向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扩展，而中国利用俄方最需支持的时候而给予支持，其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不仅巩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而且还可进一步改善中国在中、美、俄战略三角中的处境。还有的学者指出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后在意识形态上会更加西化，而为了表明自己的西方立场，它们可能在意识形态上有意突出自己的西方化，从而使这些国家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上与中国产生冲突。而在台湾问题上如中国在北约东扩上明确表示支持俄罗斯，那么这些国家在加入北约后可能进一步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北约东扩至少对俄罗斯有三个方面的不利影响，首先它使东欧地缘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对俄罗斯安全利益构成很大威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雅科文科说：“北约东扩将触及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这迫使俄方不得不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使俄罗斯西北部边界完全暴露在北约面前，在南部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形成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的军事、政治包围圈。最让莫斯科不安的是由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是欧洲常规武器条约成员国，北约可在这些国家领土上任意部署军队，使欧洲出现“灰色地区”。

（五）其次北约东扩是美国实施控制欧亚大陆战略的重要步骤，将使俄美及俄欧关系更加复杂化。近年来美国加紧向俄罗斯传统利益地区“独联体”扩张渗透，北约大规模东扩更是让俄罗斯感到来自美国争夺战略空间的压力，东扩给俄美关系蒙上新的阴影。美驻北约大使说：“这次东扩是北约55年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将有助于改变欧洲的版图，把联盟中心移向东方。”北约东扩的目的被诠释得十分清楚。再次独联体的政治军事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利益有被进一步削弱的危险，新一轮东扩不仅加强北约的实力，也为美国向独联体扩张提供有力条件。美国在中亚得手后近年来又多以援助作诱饵拉拢其它独联体国家，以达到控制这一战略地区和限制俄罗斯的双重目的，目前独联体内有显著的离心倾向。北约东扩的国际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不确定性。国际上许多政治家、军事理论家都对此作过分析和推断，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北约东扩是冷战的延续，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因为东扩无端地激起俄罗斯对被包围的担心，它对北约东扩不会袖手旁观，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加强与中国的联合、重整核力量等。另一种观点认为北约东扩将使美国失去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将更加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对欧盟各国来说基于安全利益可以勉强接受美国的意图，但在经济利益上将会出现更大的矛盾，以至于各国从长远角度来说都不愿接受美国的这种帝国政策。还有的观点认为北约东扩将使独联体解体不可逆转，独联体将出现“文明离婚”，甚至还有的观点认为北约东扩可使日益强大的德国安分守己等等。但现实地看北约东扩的国际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欧洲一体化进程将会加快，欧盟的力量将会增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六）同时欧盟与美国的矛盾会越来越多，欧盟与美国的距离将会拉大，北约的性质和职能也会发生变化。至少要改变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形象和色彩，欧洲的命运将由欧洲人自己来主宰。这种趋势已经慢慢成为现实，如欧洲经济实力的增强、欧元的发行和启动、欧盟主要国家对中东局势的处理等等；俄罗斯将重塑自我，改变对内、对外政策，寻找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出路。俄罗斯对北约东扩一直是在被动中寻求主动，在国内频繁更换领导人，调整对外政策，争取外部支持。在军事上重新调整部署，组建新的军队，重新重视核力量的作用，放慢核裁军步伐等，以取得讨价还价的筹码。在经济上利用传统的经济依存关系，实行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以取得经济的重新崛起。在政治上赞成建立世界多极格局，并努力提高本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1998年2月访问意大利时曾说：“历史证明建立世界霸权的企图任何时候都不会长久，建立多极世界的趋势今天已经形成。”；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干预将会越来越明显，冷战以后美国失去昔日的对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北约东扩又将其军事势力范围大大扩大，以致其帝国霸权思维与日俱增。总之北约东扩是影响国际局势的一件大事，而且还在进行之中，有许多不定因素。因此应密切关注实际局势的发展，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确定相应的策略。面对美国和北约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时俄罗斯积极寻找应对措施，巧妙处理与北约的关系。面对北约东扩时俄罗斯采取象征性抵制与策略性靠拢的政策，面对北约新一轮东扩时俄罗斯《新闻时报》发表文章称俄罗斯再也无路可退。外交部发言人雅科文科声明说：“北约东扩将触及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迫使俄方不得不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然而俄罗斯这一“严肃”的态度既有象征性的一面，也有策略性考虑。

（七）首先国家利益决定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抵制只能是象征性的，俄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曾说：“在北约扩展问题上有两条‘红线’是不能越过的，横线是波罗的海国家和其他原苏联各共和国加入北约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联系到普京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一系列表态，人们不能不认为普京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抵制仅具有象征意义，只能停留在口头，不会使用强硬措施，只是向国内民众一个政治交待而已。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普京对北约东扩象征性抵制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此时的北约已经不同于彼时的北约；二是普京对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有着理智的判断，安心于俄罗斯在当今所处的地位，不再抱有超级大国幻想。目前俄罗斯首要的国家利益是经济利益，实现经济利益一方面离不开西方的“众多源泉”；另一方面俄罗斯必须花长时间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经济的诸多老大难问题，抵制北约东扩无疑会牺牲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其次以退为进，策略性靠拢北约。普京执政之后鉴于俄罗斯地处欧亚两个大陆，军事力量强大，且又拥有数千枚核武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因此与其同北约进行对抗、竞争还不如改善和发展同北约的关系，因为这样既可以获得和平环境，又可以从西方国家获取资金和技术援助，这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恢复和提高俄罗斯大国的地位。因此欧洲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被提高到独联体之外的第一位，这就大大加深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有鉴于此的普京开始抛弃一味硬顶的方式，以退为进，争取参加北约，从内部化解其东扩对俄罗斯造成的威胁。9・11事件后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恐怖主义成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敌人。普京聪明地抓住这一机会，主动、积极地改善和发展同美国和同北约其他国家的关系。政治上他表示坚决支持美国和英国联手进行的反恐战争，在军事、技术上他向美国提供情报，并允许美国使用中亚前苏联共和国的基地。

（八）对普京的上述表现时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深受感动，为了“感谢”和“奖励”俄罗斯，他们多次发表讲话，表示要采取措施，加强和密切北约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2001年10月普京访问布鲁塞尔并同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会谈时双方达成共识，建立一个工作机构，把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推向新水平。2001年11月16日英国首相布莱尔建议成立新的机构———北大西洋-俄罗斯理事会，用“20国”机制代替过去的“19加1”。“20国”机制建立后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双方的合作领域和水平都较过去有很大提高，但是令俄罗斯不解的是北约东扩的进程并未停止。俄罗斯为何要拉北约的手？评论家认为北约和俄罗斯合作的加强是各有所需、共存多赢，俄罗斯向北约靠拢，可以与北约分享对欧洲和世界安全事务的领导权，并获得更多的经济、技术援助，争取欧美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能减免俄罗斯的庞大债务。北约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以拉住俄罗斯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软化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态度，同时对俄罗斯的市场也寄予厚望。由此看来俄罗斯向北约作出的让步到底是卧薪尝胆还是战略转移，恐怕东西方都不能轻易作结论。加快国内发展步伐，加强自身实力。俄罗斯总统普京知道要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增加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因此近年来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政府采取一系列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首先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新型市场竞争机制，这是制度改革的“瓶颈”。其次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提高透明度和政府行政效率。普京认为：“如果权力机关名声扫地，明天国家就会没有面包吃。很显然要有效地发展经济，必须提高国家行政效率，因此保障政权机关及其决策过程更为透明公开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改革。”

（九）再次把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追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政府追求的最高目标，保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是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百姓得不到实惠则改革与发展不成功。普京特别强调和致力于以让广大百姓从改革中得到实惠，使人民生活水平切实提高并消除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由于国内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苏联解体以来的12年中俄罗斯经济1992—1998年连续7年剧烈下降，走向1999年以来连续5年的快速恢复和回升阶段。21世纪以来俄罗斯政府通过多次提高工资、退休金以及对贫困线以下居民的补助等使百姓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2003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达到GDP增长率的2倍。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增强军事威慑力量。前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指出由于北约东扩，俄罗斯有可能重新修改军事学说。这有两层涵义，首先是强调核武器的作用。2000年《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提出核武器是保护军事安全的最可靠工具，在俄罗斯及其盟友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和遭到侵略时它可有限或全面地使用核武器。2004年初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表示，由于装备水平不高，俄军常规力量根本无法与北约抗衡，所以核武器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是俄有效的战略威慑力量。其次是不排除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2004年4月7日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对北约匆忙东扩表示担忧，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原则真的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通行规则，俄罗斯将别无选择地适应现实，采取行动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一旦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军事基础设施对俄构成威胁，俄罗斯将采取对应措施。发展新式武器，加速武装力量现代化建设，200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就积极寻求突破美导弹防御系统的武器。

（十）2004年3月30日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国防部高级官员的话说俄罗斯已成功地研制出一种“革命性”的武器，能轻松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一新式武器在俄罗斯2月举行的军事演习中进行测试，结果令人相当满意。如果部署这种新式武器，那么美国精心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将变得毫无作用，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这种武器的造价并不昂贵。据军事专家推测这是一种新型“机动弹道导弹”或“极超音速巡航导弹”，可直接从飞机上发射，能够在外层空间和地球大气层之间飞行。耐人寻味的是这位官员透露新式武器信息的同一天，7个新成员正式加入北约。俄罗斯此时宣布研制成功新式武器一方面是向世界表明俄罗斯仍是世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新武器的消息或许会让他们的心里不会出现太大的失衡。强化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巩固俄在独联体的影响和地位。北约新一轮东扩不仅增强实力，也为美国向独联体国家进一步渗透提供有利条件。由于美国不断以援助作诱饵拉拢其他独联体国家，一些国家纷纷向美国示好：乌兹别克斯坦答应美机动部队可临时在其国家驻守；乌克兰宣布必要时它允许北约军队进入领土；白俄罗斯外长也表示将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安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及其它独联体国家、稳定周边局势、营造和平环境成为俄罗斯日益迫切的战略任务。俄罗斯竭力促进独联体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内加强独联体的安全防务，并利用独联体国家面临的各种切身问题，加强和巩固俄罗斯在独联体的影响和地位。

（十一）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作为消弭北约威胁的战略支点。由于欧美在国际秩序、地缘政治和经贸利益以及欧盟独立防务等方面存在分歧和矛盾，俄罗斯会充分利用欧盟争取同其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的诉求及它与美国的分歧，加强与欧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与协调，牵制美单边称霸的企图和北约的压力。在北约东扩的问题上欧盟内部心情各异，对于北约今后的定位，欧盟更是处境两难。首先法、德等国对今天的欧美关系发展并不乐观，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法、德等传统欧洲大国越发意识到美国支持欧洲一体化是以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条件的。美国永远都不希望西欧与其平起平坐，更不希望欧洲自主。法国一位高官直言：“伊拉克战争并未在美、法之间制造分歧，只不过是揭露掩盖多年、在苏联解体后日渐加深的美、法分歧。”在美欧角力的过程中俄罗斯是关键因素，因地缘与经济方面的纽带关联，再加上历史和文化的亲近，欧俄关系的发展后劲显然胜于美俄关系。其次北约中的欧洲盟国也急于与俄罗斯建立一种新的安全机制，减少军事威胁的压力。俄罗斯强大的战略核武库始终是欧洲盟国的安全忧患，西欧国家比美国更积极主张与俄罗斯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对于北约东扩时如果俄罗斯的反对情绪得不到安抚，造成俄与北约关系紧张，受害的首当其冲是北约中的欧洲国家。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暗示在新的合作机制中可以给俄罗斯一定的否决权，反映欧洲盟国以更大让步来换取俄罗斯融入西方的意愿。此外俄罗斯将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同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开展与东盟对话来牵制北约的行动，消弭来自北约东扩和美国的压力。

中央银行制度

（一）中央银行制度是关于国家最高的货币金融管理组织机构即中央银行的规范体系，在各国金融制度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银行制度是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直接产生于政府融资、银行券统一发行、最后贷款人、清算和金融监管的需要。中央银行制度的先驱：古代的公共银行在中国作为政府的金融机构可以追溯到前11世纪的西周初年，《汉书》有“太公为周立九府环法”的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政府金融机构和货币立法，后来的秦、汉、唐、宋、明、清政府常常出台干预货币金融的政策。清代康雍时期民间金融活跃，出现办理票据交换、承担货币金融监管的金融行会组织，呼和浩特有“宝丰社”、包头有“裕丰社”、大同有“恒丰社”等。在西亚和欧洲中金融业从寺庙借贷和摊桌钱币兑换商开始，政府“为了反对高利贷，也为了减轻雅典和德劳斯神殿带来的影响，古希腊的许多城市从前4世纪就决定成立公共银行，由政府官员掌管和监控，这些公共银行除了充当银行本身的职能作用以外还负责征收赋税和铸造货币”。前3世纪古埃及以古希腊的样板建立皇家银行网，垄断银行业务。后来古希腊和古埃及融入古罗马，由于“各公共银行或摊桌兑换商都分散在外省，在古罗马城设有一个中央银行。他们的合作者被称之为包税人。在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公共银行再度出现。1401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创立“交换所”，延续3个世纪，1407年法国瓦朗斯成立第二家公共银行。1408年第三家公共银行“圣乔治银行”在热那亚成立，它接受市政大量债务，进行整顿，吸收存款，为政府融通资金，并延续4个世纪。意大利一些教会的典当在省政府支持下变成公共银行，1619年威尼斯共和国成立一家转账银行——吉罗银行，促使国家的供应商接受延期付款，银行以流通票据购回供应商的票据。1637年它兼并另一家公共银行——理亚多银行，成为威尼斯国家银行，印制流通票据，承兑国家债权、现金存款和商业债权，1797年与共和国同时寿终正寝。1609年阿姆斯特丹市成立一家外汇银行，垄断外汇结算和转账，与威尼斯银行一样发行流通票据。

（二）1656年立陶宛籍瑞典人约翰·帕尔莫斯塔奇在斯德哥尔摩成立威克塞尔银行，在用流通票据支付存款时，不计利息、手续费，没有期限，可以换取现金。但是需要交付一笔现金或者签署一个简单的债务认可书，这就成为最早的纸币，该银行也就成为最早的贷款无须存款的银行，但是它在1666年还是陷入支付困难。为了接替这家银行，1668年瑞典组建王国国家银行，这就是最早的中央银行。其实这3000多年公共银行的出现和发展只是告诉人们：货币信用的出现、存在及其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客观需要，商品化、货币化、信用化和国际化程度愈高愈需要。17世纪晚期在英国的商界和政界出现这样一种意志：组建一个大型银行机构，同金银器商兼银行家竞争，并为私人和公共利益服务，同时这家银行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并且想以阿姆斯特丹银行为样板。1688年一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苏格兰绅士威廉·佩特森带来一份具体方案，经过国会长时间辩论会1694年7月24日通过成立股份制英格兰银行的决议，向社会筹资120万英镑，拥有货币发行权。1696年发生一场挤兑，国会出面干预，支持银行将资本扩大一倍，延长发行期，伪造英格兰银行钞票者为犯罪。在工业革命中银行业迅速发展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银行券发行与流通的地域和信用问题、票据交换问题和发生危机之后对商业银行的救助问题，即最后贷款人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正常运行。比如1825年和1837年在英国爆发历史上两次最早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并冲击整个国民经济。这两次危机的爆发点都是从货币信用领域突破的，支付手段缺乏，货币不足，信用中断，存款挤提，贷款被迫冻结，1825年—1826年间有140家银行倒闭，并且发生国际收支逆差，黄金外流，存款人和银行券持有者对银行失去信心。事过之后痛定思痛，资产阶级认为货币信用问题是危机的根源，便从货币信用方面寻求防止危机的办法，从而酿成19世纪上半叶的一场关于银行券发行保证的大争论。

（三）1844年英国首相比尔主持通过《英格兰银行条例》（亦称《比尔条例》），英格兰银行分设发行部和银行部，以国债担保发行不超过1400万英镑的银行券，超过此数额则必须要有100%的准备金。当时全国有200多家银行享有发行权，《比尔条例》规定新增银行和旧有银行改组合并就失去发行权，这些银行停止发行时英格兰银行可以增发停发银行券，就这样逐步垄断全国货币发行权。随着英格兰银行发行权的扩大，其地位日益提高，许多商业银行便把自己的一部分现金准备存入发行银行，它们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便通过英格兰银行来划拨冲销，而票据交换所的最后清偿也通过英格兰银行来进行。在后来几次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英格兰银行居然能巍然不动，商业银行便围拢过来，犹如百鸟朝凤，使英格兰银行取得清算银行的地位。到了1876年英格兰银行半数以上的存款均是各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早在1825年和1837年两次经济危机中英格兰银行曾经对普通银行提供贷款，在后来的1847年、1857年、1866年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会不得不批准英格兰银行将货币发行量暂时突破1400万镑的限制，用它的银行券支持一般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在经济繁荣时期商业银行需要大量直接或间接对工业家和商人们办理票据贴现，由于其资力有限，因此需要向发行银行要求重贴现，英格兰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就这样确立了。在法国中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强烈地刺激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适应工业资本发展的需要，1800年组成法兰西银行并发行银行券，后来国家给了法兰西银行在全国开设分支行的权力。1848年又有9个省的发行银行与之联合起来，从而使其集中整个银行券的发行。最初国家只给3000万法郎的投资，后来增加到18 250万法郎。总经理与副总经理由国家元首任命，从而使法兰西银行与政府的关系一开始就很密切。

（四）19世纪30年代它曾给君主政体的政府以帮助，1848年二月革命它又站在反对革命的一边，力图使共和国失去威信和引起金融危机。不过后果却是打击自己——银行券大量挤兑、濒临破产，后来是小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给它帮助。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它又成为反革命的金融支柱，供给凡尔塞反革命集团以25800万法郎的货币。在普法战争中法兰西银行又成了向普鲁士投降的反动派的金融后盾，很明显它一开始就在政府金融方面迈出较大的步伐。在美国中1782年成立的北美洲银行是美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家银行，到1861年美国的银行有2500家，然而都不很稳定。1791年国会批准建立第一所国民银行——第一美洲银行，联邦政府掌握股权的20%，掌管政府存款，为全国各地转拨资金。并通过拒收过度发行钞票的州立银行的银行券或拿这些银行券去要求发行银行兑现黄金，借以管理州立银行，从而受到各州立银行的攻击，仅过20年到1811年就短命夭亡了。1816年政府批准第二美洲银行开业，亦落得同样的命运。1833年至1863年出现一段自由银行制度时期，货币流通和信用都很混乱。1861年—1865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给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有力的刺激，从而也提出对于货币信用的要求。1863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货币法案，建立国民银行制度，在财政部之下设立“货币流通监理官”，监理国民银行的活动，要求发行规格统一的、安全可靠的银行券。凡在政府注册的国民银行，每发行90美元的银行券就要在货币总监存入100美元的公债。如发行的银行倒闭，货币总监便将其公债出售，代偿银行券持有人。州立银行发行钞票，须交面值10%（年率）的税款，借以限制滥发，从此美国有了一种按面值流通的统一钞票。但是这个法案并没有解决统一清算的问题，对于存款准备金也定得过死，货币供应量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调节机关。所以在1907年的经济危机中才着手成立货币委员会，拟建新的联邦储备制度，可是长期难产，直至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通过之后才建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制度。

（五）日本的情况则不同，1864年日本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1870年日本派人专门考察美国的货币银行制度，回国后颁布《国立银行条例》。初期的国立银行仅4家，享有货币发行权，但限于资本不多，信用不佳。4年之后又作一些改革，学习英国金融经验，国立银行始得以继续发展，1879年末达到150家。1880年前政府利用银行发行不兑现纸币，调节金融的日本银行，其他国立银行一律于期满解散，或改为普通商业银行，日本银行就成为日本的中央银行。中国现代中央银行始于20世纪初，由于当时钱币紊乱，平色折合十分繁杂。为整理币制，1904年由户部奏准，1905年设立户部银行，额定资本400万两，由国内各界认股。但认股者并不踊跃，结果由政府拨款20万两，先行开业。1908年户部更名为度支部，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经理国库，发行纸币，但未能真正起到管理金融的作用。户部银行成立未几邮传部借口户部银行管不了外汇，发生镑亏（清末中国借外债很多，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还债时有意提高汇价使中国吃亏甚大，因多数借款是英镑故称镑亏），要求成立交通银行。经清政府批准于1907年3月4日开业，发行纸币，经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个单位的一切款项收支，因此出现两个“中央银行”，“国无二君”实际都不成其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央银行多是因各国的不同情况和形势要求，意识到货币发行需要统一管理而开始组设，尚属幼稚，功能也极为简单。其特点是：经营存放款的普通银行自然演进；逐渐集中货币发行；对一般银行提供服务，其功能只包括政府融资功能、货币发行功能、金融服务功能（仅仅有集中准备金、贴现商业银行票据、转账结算）。

（六）在一战前各国中央银行因为国际形势紧张都千方百计集中黄金，在一年半当中（1914年6月止）黄金产量为70500万金元，其中35500万金元被德、法、俄吸收。世界金融中心交易停止，各国中央银行停止或者限制兑现，禁止黄金外流，各国国际债务宣布暂停清偿。战争开始后战费不足就由中央银行借垫，或者央行对国库券贴现，钞票大增，造成通货膨胀。1920年39个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国际金融会议，提出16条决议，主要内容是：先使各国财政预算平衡，以断通货膨胀之源；同时确定发行银行的发行原则，即发行银行应脱离政治压迫而自由，更应恪守金融谨慎的原则。1922年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又提出各国未设中央银行者应即设立，会议认为国家金融的稳定与调节需要各国中央银行的合作，会议以后各国中央银行发展很快。一战后新产生的国家需要解决国内货币金融问题，先后设立中央银行。许多国家为解决经济困难、金融混乱，依靠国际联盟或者美国的帮助设立中央银行。为了重建币制，稳定币值，参战各国不得不改组或者新设中央银行。四为了货币发行的制度化，各国都授权中央银行集中统一发行钞票，并建立比例发行准备制度。这个时期中央银行的特点是：新设中央银行大多是人为创设型；中央银行的重心在于稳定货币；集中储备成为稳定金融的重要手段；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提到议事日程，但主要是准备金制度。所以这个时期中央银行的功能除了政府融资功能、货币发行功能、金融服务功能（仅仅有集中准备金、贴现商业银行票据、转账结算）外又产生金融监管功能。

（七）由于一战中各国货币发行过度酿成通货膨胀，这一阶段特别强调中央银行要独立于政府。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金本位崩溃，各国实行管理通货制度，控制货币数量自然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为此从1945年到1971年改组、重建和新设的中央银行共有50多家。为了恢复经济和稳定金融，国家加强对中央银行的控制，开始中央银行国有化进程，中央银行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在凯恩斯理论影响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成为中央银行最突出的职责。近几年经济犯罪在世界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反洗钱斗争的任务艰巨，政府不得不赋予中央银行一定的职责。社会诚信问题的突出，金融系统征信及其资源共享也需要国家出面协调组织和管理，也只能由中央银行负责。伴随着交通电讯高科技的进步，经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国际间的金融联系、金融合作与金融协调更需要由中央银行承担。所以当代中央银行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国有化成为中央银行的重要准则；国家控制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成为中央银行的最重要职责；中央银行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日益加强。在这个时期中央银行的功能又一次得到发展，在政府融资功能、货币发行功能、金融服务功能、金融监管功能之外调控宏观经济功能格外突出，而且近年又产生反洗钱功能、征信管理功能。欧洲中央银行于1998年6月1日在法兰克福成立，这是货币银行史上第一个建立在没有相应的联邦中央政府的基础上的新型中央银行。

（八）制度类型：单一式中央银行制度，是指国家建立单纯的中央银行机构，使之全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领导全部金融事业的中央银行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最主要、最典型的类型。分为以下两类，一元式中央银行制度是指一国只设立一家统一的中央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权利和履行中央银行的全部职责。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是指在一个国家内设立一定数量的地方中央银行，并由地方银行推选代表组成在全国范围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机构，从而形成由中央和地方两级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机构共同组成的中央银行体系；复合式中央银行制度，国家不单独设立专司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央银行机构，而是由一家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的国家大银行兼中央银行职能的中央银行制度，多见于央行形成初期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如前苏联、1984年前的中国等；准中央银行体制，是指国家不设通常意义上的完整的中央银行，而设立类似中央银行的金融管理机构，执行部分中央银行职能，或者由政府授权某个或几个商业银行承担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如中国香港；跨国中央银行体制，是指若干国家联合组建一家中央银行，在成员国范围内行使全部或部分中央银行职能，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东加勒比海货币管理局、欧洲中央银行。资本结构类型：全部股份为国家所有，国有化有两条途径。历史悠久的中央银行大部分是从商业银行演变而来，其资本最初也为私人所有。在中央银行的长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国家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认为排除私人资本更有利于为国家整体经济目标服务，逐步实行国有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掀起中央银行国有化的高潮，而在这个时期新成立的中央银行大多是由国家出资建立的；

（九）公私股份混合所有，公私股份混合所有的中央银行也可以称为半国有化中央银行。其资本金的一部分为国家所有，另一部分由私人所有，国家持有的股份一般占资本总额的一半以上。在采取这种所有制结构的中央银行体制中民间股东的权限受到很大限制，但是民间股东不能影响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政策；全部股份私人所有，全部股份私人所有的中央银行实际上是私人银行经政府授权，执行中央银行职能，如意大利的中央银行意大利银行。由于中央银行的特殊性，因此由私人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也受到某些限制；无资本金的中央银行，由于中央银行获得国家的特别授权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后马上就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和吸收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存款获得资金来源，因此作为中央银行时有无资本金在其实际业务活动中并不重要；多国共有资本的中央银行，跨国中央银行的资本不为某一国家所独有，而是由跨国中央银行的成员国所共有。三种形式的组织结构：三权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统一于一个机构：一般是中央银行的董事会或理事会，既要制定各项政策和方针，又要负责这些政策、方针的贯彻、实施和监督。 特点是决策层次少、权力比较集中等。优点是有利于政策的衔接和一致，便于迅速决策和实施。 缺点是决策、执行和监督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机制；三权分立，三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承担，并由其分别行使权力。 决策机构代表国家发行行政命令，执行机构通过中央银行业务掌握全国的金融情况，监管机构执行金融管理纪律，体现行政、业务和司法的三方面配合。优点是有利于专业化管理和权利的制衡， 缺点是相互协调的效率较低；（三）三权交叉，中央银行通常设有一个主要的决策机构，除此之外还设有专门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也有一定的决策权。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一）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时期开通以来，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而东南亚地区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中国着眼于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十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历史背景：古代背景：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2000多年前一条以中国徐闻港、合浦港等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六朝时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正式开辟，南京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心城市。唐代中国东南沿海有一条叫作“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航路，这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60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极盛时期，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南京、扬州、福州等其他支线港组成 。

（二）广州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从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时期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宋末至元代时泉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后因明清海禁而衰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便是泉州。在东汉初年宁波地区已与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为中国的大港之一，两宋时靠北的外贸港先后为辽、金所占，或受战事影响，外贸大量转移到宁波。福州作为唐中期至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启泊地之一，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南京作为郑和七下西洋的决策地、造船基地和始发港，郑和从南京龙江关（今下关）启航。相对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命名来说“海上丝路”的提法出现较晚，直到1913年才由法国的东方学家沙畹首次提及。从此之后有关“海上丝路”的使用和研究越来越多，划分也越来越细。时代背景：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政治、贸易格局不断变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路，其核心价值是通道价值和战略安全。尤其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合纵连横的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拓展无疑将大大增强中国的战略安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海自贸区、高铁战略等都是基于这个大背景下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仅限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由于东盟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和必经之地，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首要发展目标。自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携手开创“黄金十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连续举办十年，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延拓，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抗击重大灾害中形成合作交流的良好局面。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以自贸区升级为标志，双方关系已进入成熟期，合作进入快车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要推力和载体，将从规模和内涵上进一步提升双方贸易政治关系。国际背景：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凸显，政治地位明显提升，被看做下一个超级大国。

（三）美国在建立“两国集团”（G2）或中美国的愿望落空后转而实行“重返亚太”或“转向亚洲”政策，并在2013年调整为“亚太再平衡”。客观地看再平衡政策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地区战略，迥异于冷战时期的对苏遏制战略，但从安全与经济角度看中国显然是美国再平衡的主要对象。国内背景：经济方面：中国2008年11月推出的“四万亿计划”负面效果日益凸显，大量产能过剩，银行不良贷款率明显增多，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外汇储备增势难止。政治与安全方面：中日未来几年大幅度改善政治与安全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中韩之间提升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空间也有限，考虑到欧美经济复苏缓慢、市场饱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需要培育与开发欧美以外的市场以保持外贸增长，转移过剩产能，减少外汇储备。外交与安全领域：需要突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构筑中国自己的安全空间与机制。 基于上述考虑新一届中国政府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后在2013年9月提出建设涵盖近30亿人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013年10月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在10月底召开规模空前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定今后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工作思路与实施方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在崛起为世界大国的过程中针对大周边地区而实行的一项中期战略，旨在和平地突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由近及远地构筑涵盖大周边的区域性政治安全经济网络，其中经济是领域重心，小周边是区域重心。综合论之中国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背景为：（1）中国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产能过剩主要表现在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制造业，这一行业曾对中国的经济积累和发展有过重要贡献，而现在国情、世情都发生重大变化。以2012年为例，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当年年底分别为72%、73.7%、71.9%、73.1%和75%，导致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负债累累，经营十分困难。如继续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生态环境恶化、企业倒闭等严重问题，不仅迟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民生改善，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大局。（2）中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高，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2014年1月15日由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编撰推出的《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行业报告》预测：2014年中国石油需求增速4%左右，达到5.18亿吨。石油和原油净进口量将分别达到3.04亿吨和2.98亿吨，较2013年增长5.3%和7.1%，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8.8%。

（四）（3）中国的资源输入主要是通过沿海海路，而沿海直接暴露于外部威胁，在战时极为脆弱。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也集中于沿海，如果遇到外部的打击，整个中国会瞬时失去核心设施。（4）中国已同除印度、不丹外的12个陆上邻国解决边界问题，未划定的中印、中不边界地区也总体保持稳定安宁。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共建原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守平等互利。坚持开放合作：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发展历程：涵盖范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圈定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省市。各地定位：根据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

（五）对沿海诸市的定位是：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广西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海丝路线：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讨论，一般对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划分归为两条比较重要的线路：一条是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黄金通道；另一条是南海航线，也称“南海丝路”，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各国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基于共建原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为：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规划建设：（1）加强政府往来，增进沟通解，巩固政治和战深化与相关国家开展经济、贸易、能源、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共同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完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在区内实行更加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及物流政策，利用双方的互补优势开展各项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繁荣。（2）建立完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合作交流国际化。以海洋经济为突破口，共同建立海洋养殖合作基地。探索产业园区双向投资，健全常态化的合作交流机制。构筑双方海上互联互通网络，开拓港口、海运物流和临港产业等领域合作，积极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3）全面拓宽对外开放合作格局，促进共同发展。抓好信息、通关、质检等制度标准的“软件衔接”，推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企业创造更为便利的原产地证书申领和核准环境，推动优惠政策的更好落实。加强与各国海关和签证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建立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保证海路资源运输的安全，加强海上战略通道的保障能力。（4）以海上丝路建设为契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相关产业的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实现共赢。（5）全面提升海上丝路学术研究水平，提升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水平。加强媒体间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交流。加强文化、媒体等领域的合作，做好民间友好组织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合作向心力。

（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平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金融合作和机制平台建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深沿线区域经贸合作，加强安全领域交流与合作，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强基础文化建设，优先发展海上互联互通，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携手共创区域繁荣。战略实施：高层引领推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年3月28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签署合作框架：中国与部分国家签署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备忘录，与一些毗邻国家签署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编制与一些毗邻国家的地区合作规划纲要。推动项目建设：中国政府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完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还发起设立丝路基金，强化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投资功能。推动银行卡清算机构开展跨境清算业务和支付机构开展跨境支付业务，积极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亚投行对促进亚洲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促进经济合作。发挥平台作用：中国各地成功举办一系列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国际峰会、论坛、研讨会、博览会，2014年01月13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暨《中国南海文化丛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各路专家共同探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为广东如何借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经略海洋提出意见与建议。项目成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七）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除美日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今后仍可以作为普通成员加入亚投行。2015年4月28日为期两天的亚投行第四次谈判代表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名单最终确定后首次齐聚北京，代表们对多边临时秘书处起草的《亚投行章程（草案）》修订稿进行讨论并取得显著进展。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卫星通信：为保障“一带一路”通信卫星信号无障碍，国内的相关企业和政府机构已经对“一带一路”的卫星发射进行规划和研究，未来三年到五年内将发射多颗通信卫星。与此同时“一带一路”途经国家的通信信号也将逐步实现全覆盖。从而在通信领域为“一带一路”铺平道路。领导机构：2014年3月两极世界理论作者向中央主要领导寄呈《关于在中央设置“丝路”工程建设促进委员会和建立相应办公机构的建议》，3个月后国家发改委西部司转达来自官方的肯定，评价是“很有价值”，2015年2月中央成立“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合作机制：建立完善双边联合工作机制，研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方案、行动路线图，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强化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发挥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相关国家加强沟通，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次区域相关国际论坛、展会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欧亚经济论坛、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前海合作论坛等平台的建设性作用，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倡议建立“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开放态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八）西南地区：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推进西藏与尼泊尔等国家边境贸易和旅游文化合作。沿海和港澳台地区：利用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大的优势，加快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加大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开放力度。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台湾地区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作出妥善安排。战略效果：中国经济与外交的拓展方向有两个：陆地上主要是向西拓展，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动中亚、外高加索以及中东西亚，从而贯通欧洲；海洋上主要是向南拓展，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动东盟，进而链接南亚与中东。以非洲、拉美与欧洲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终点，其中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用于弥补亚欧陆上大通道的不足。“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意味着将是一条和平、安全、合作、共荣之路，将以经济合作带动沿线国家走向全面合作，也有助于化解一些国家关于中国推行“珍珠链”战略的疑虑。国际影响：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虽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但沿线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是大势所趋。实施策略将从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着手，把这些国家和地区串联起来。搭建战略平台，携手重现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共同富强。不仅保证中国的国际战略安全，并能让沿线国家和中国互惠互利共赢。

（九）南海沿岸国家是中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对象，东盟国家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枢纽地位有可能重现。过去二十多年来东盟是中国实践多边外交、奉行新安全观的实验区，并且成功建立起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内影响：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是中国深化改革，产业升级的一个强大驱动力。同时通过开辟这一通道，人才、技术、资金等市场要素的交流渠道将得到更大拓展，弥补中国在创新意识和某些领域的短板不足，从而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突破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一旦成功，受益地区将是全局性的，不仅会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更能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业升级创新、资源有效配置产生强大推力，特别是中国沿海的各个口岸依据不同地缘潜力更会得到相应的大提升。如果福建发展国际中转港，以综合条件最好的福州港、湄洲湾港区为主港，整合南北港口，以分工配合的港口群来提升福建在沿海经济带的位置和竞争力，同时也能解决福建省内南北发展的不平衡。上海自贸区的样板示范效应，大于其对区域经济的拉动效应。正是基于此，上海自贸区把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为着力点，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田”运行一段时期后在总结其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未来中国将有可能在多个城市进行自贸区扩容复制、推广。主要意义：构建和平稳定周边环境：周边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是在新形势下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战略选择，它将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深化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有利于搁置争议、增进共识、合作共赢，推动构建和平稳定、繁荣共进的周边环境。深化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球范围内市场、技术、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制订新的国际区域经贸安排继续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形势下应对挑战、用开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径。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起点上科学谋划经济发展，对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十分重要。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助于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而且对促进区域繁荣、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将大大拓展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空间，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沿线国家共同繁荣：海上丝绸之路自秦汉兴起以来就是联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走廊、推动商业贸易繁荣发展的黄金路线，中国和东盟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由贸易区，中国连续4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通过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大力推动自贸区升级版建设，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已成为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