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一）俄罗斯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又称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沙俄时代沙皇政府竭力使俄罗斯民族享有特权，对其他民族进行歧视、压迫和蹂躏，甚至挑拨民族关系，唆使民族间相互残杀，所以沙皇俄国是国内各民族的牢狱。大俄罗斯主义也适应沙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沙俄政府的大俄罗斯主义急剧膨胀起来 ，鼓吹俄罗斯民族高人一等，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理应受它支配。俄罗斯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又称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者对其他民族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排斥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甚至武装镇压那些要求民族自治的少数民族。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16日颁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言提出废除沙皇及其以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坚持的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代之以各民族人民开诚布公和自愿联盟的政策。宣言规定苏维埃政权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自决权；废除民族特权；民族自由发展。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增强各民族的团结，但是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虽然苏联宪法规定实行苏联各民族全面发展和互相接近的政策，但实际上是把俄罗斯民族作为主导民族，对其他民族进行强制俄罗斯化，否认各民族的特点。轻视各民族的权利，企图撤销民族共和国。俄罗斯联邦长期没有共产党组织和最高苏维埃，而是直属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 ，实际上是把俄罗斯等同于苏联。在经济方面一些大企业也都集中建在苏联的欧洲地区，使得一些少数民族经济畸形发展，这些都导致苏联民族矛盾的加深，成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自16世纪开始沙俄政府就鼓吹民族优越论，认为俄罗斯民族高于一切，其他民族理应受它支配，并不断地凭借暴力，扩大俄罗斯的统治范围，连续发动旨在奴役其他民族的战争。1883年沙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在致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奏折中提出“专制、正教、民族”的原则，确立大俄罗斯主义的基本内容。大俄罗斯主义者认为：“‘专制’是俄罗斯完整、巩固、强大和尊严的基础，没有它的俄国就不能存在。俄罗斯是不能分割的整体，它的领土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只能‘统一’进来，不能分离出去。‘民族’只是指大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是优秀民族，只有它才能在国家中享有统治的权利。‘异民族’是“历史废物”，注定要成为统治者的对象。”大俄罗斯主义者只能承认一个政权，即沙皇专制；一个宗教，即东正教；一个民族，即俄罗斯民族，一切异教徒、反专制分子和异民族都将遭到宗教、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在大俄罗斯主义者政策的指导和推行下俄罗斯民族在整个国家政权中占绝统治地位，国家杜马全部由俄罗斯人组成，一切法对沙皇专制的国家官吏全部被革除。沙皇和教会势力相结合，对非俄罗斯民族进行血腥统治，并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使俄国成为“各族人民的牢狱”，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大俄罗斯主义政策及被废除。

（二）近代俄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锲而不舍地对外征服与扩张的历史，其中大俄罗斯主义发挥不可估价的作用。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概括：“大俄罗斯主义就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下补充这个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大俄罗斯主义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套思想体系，而且它所要提供的不是地域性蚕食思想体系，而是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它鼓吹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帝国转移”理论，声称基于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的地理扩张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谋求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终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作为一种政治—历史文化，大俄罗斯主义在现代和当代政治中都有其明显的表现形态，就国际关系而言它很大程度上造成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在安全两难情势下国家精力投注于与外界对抗，必将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结果其政治与社会结构日趋脆弱，所以对俄国而言领土延伸代表弱点延伸。在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也是其致命的弱点，换言之意识形态多元化也就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退潮。历史学家把俄罗斯民族主义起源归于18世纪（即彼得大帝时期），这也就决定在大俄罗斯主义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彼得大帝作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发挥重要作用 。由于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大力引进欧洲文明，结果他不仅使莫斯科公国变成现代俄国，而且也在俄国人思想中造成剧烈的震撼。俄国大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指出：“亲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理论或学说，而是受到伤害的民族感情，即对外国影响的一种反作用，而这种外国影响从彼得一世最初让人们剃胡须时候起就存在。”在民族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亲斯拉夫主义产生了，并很快就找到意识形态工具——东正教。作为西化派的严重对立面，亲斯拉夫派寻找承认俄罗斯文化固有的道德和精神价值，对俄国过去所有使俄国有了民族特性、权势和要求无限范围的因素怀有浓厚的的感情，对俄国现有的幅员和实力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产生莫大的民族优越感，而这种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寻求和自我夸张不可避免地又会把俄国引向排外和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有如亲斯拉夫派所主张的，可以追溯到俄国历史上的留里克王朝，其中伊凡四世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47年1月年仅17岁的伊凡四世采用“沙皇”的称号，这个行动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因为这表现俄罗斯国家享有欧洲头等强国之一的地位的权利。但早期留里克王朝的政策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与现代俄国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只是到伊凡三世时俄国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伊凡三世以基辅罗斯的继承者自居，发明祖传遗产论或祖传领土论。

（三）他说：“全俄罗斯的土地、基辅、斯摩棱斯克以及他（波兰国王）在立陶宛国家占领的其他城市根据上帝的旨意是我们从古代和我们的祖先继承下来的世袭遗产。”当然这也是彼得大帝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把莫斯科公国老的蚕食方法进行提炼，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所以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大俄罗斯主义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且大俄罗斯主义所要提供的不是地域性蚕食思想体系，而是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民族自我反省过程终于使俄国民族观念具体化，并且在民族主义文化方面表现出来，但因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而发生新的转折。主要由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战败，其西向扩张的努力受到严重的挫折，于是在斯拉夫人的共同体中寻求俄国的实力和使命的泛斯拉夫主义兴起。尽管泛斯拉夫主义仍然是由那些坚持亲斯拉夫主义历史观的亲斯拉夫派所推动、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它揉入新的意识形态因素，立即被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或大俄罗斯主义，此后作为宗教哲学的民族主义的亲斯拉夫主义让位于新的民族的创造力。大俄罗斯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是有意识地引向寻求种族血亲关系的共同根源，但显然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不同于源于西斯拉夫人中间的泛斯拉夫主义。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伸展到政治领域，实际上只不过是俄国本身的民族意识的另一种表现罢了”。用塞尔维亚外交大臣约万·里斯蒂茨的话讲：“俄国的亲斯拉夫派实际上是真正的亲俄罗斯派，他们把斯拉夫人中的弱小的民族看成是填进俄国欲望的可口的食物。”主要由于俄国人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由此而来的一种负有使命的自觉，因此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是强硬的和侵略的，是为俄国要求在其他斯拉夫人中的统治地位，其实质是大俄罗斯主义。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极力鼓吹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帝国转移”理论，谋求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终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一是因为以色列及其关于上帝选民的意识，二是康斯坦丁罗马的世界观，在基督教罗马帝国时期两者发生碰撞。宗教因素使民族政治理想升华为一种信念：民族政治理想的实现是神法事先注定的，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战斗、去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不再是一种政治忠诚，而变成一种宗教义务，肩负着上帝赋予的职责和拯救人类的使命。虽然民族救世主义绝不是俄国独有的现象，但在1860年前后这种思潮在欧洲几乎全部消没。相反在俄国中民族救世主义却异乎寻常的根深蒂固，成为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走向近代国家的过程中俄民族主义者深信俄国人民之所以成为上帝的选民不仅基于历史的继承关系，还因为本民族特有的性格：它极度谦卑和愿意忍受苦难。

（四）他们认为：“上帝选中我们赤贫的人民，以他们的忍耐和恭顺、平凡和卑微联合在一起，上帝选择这样的人民以真理征服世界。”在民族救世主义理论中大俄罗斯主义者特别强调“帝国转移理论”，即俄国不仅是新的以色列或第三以色列，而且也是新的罗马或第三罗马。从4世纪到16世纪基督教世界一致承认罗马的世界领导者地位，但也引发罗马继承人的问题。12世纪虽然有人鼓吹罗马帝国的权力转移到法国或德国，但俄国强调：“随着罗马（包括德国人在内）的堕落，对上帝真正虔诚的只有俄国人。”对希腊正教来说罗马教廷和西方帝国是篡位者，他们继承罗马异教徒的精神。西方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第二罗马和真正的基督教罗马）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证明这一点。当君士坦丁堡第二次被占领、这次是土耳其取代西方时莫斯科那时在上帝的指引下已经登上权力的宝座，便成为第三罗马，成为拜占廷的继承人和真正信仰的保护者。帝国权力转移到俄罗斯意味着俄国从此肩负着双重使命：反对和彻底拯救西方以及重新占领君士坦丁堡。而且这双重使命实质上可以合二为一，即占领君士坦丁堡。因为打败和改变西方的关键性因素在于信仰，占领君士坦丁堡即意味着俄国作为真正信仰者的胜利，所以民族救世主义中的“帝国转移理论”实质上是为俄国（新的救世主）秩序的到来做推备。它要求俄国全身心地和始终如一地献身于这种民族思想，反对在西方面前丝毫的奴颜婢膝，并增强俄国的物质力量以实现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特别重视国家思想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特质是由其“国民信仰”或宗教决定的。对俄国而言：“俄罗斯人需要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和一种强大的俄罗斯国家思想，我们应该在同一种语言和同一种信仰的基础上以及在斯拉夫米尔（村社）的基础上为（俄罗斯帝国内）全体居民造就这样一种国家思想。”不仅如此大俄罗斯主义还认为一个健康的国家或社会不会允许超过一个以上的信仰，罗马帝国的崩溃就是因为它容忍多种信仰并存，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信仰或原则。实际上任何容忍一个以上信仰的国家都将为冲突撕得四分五裂，换言之国家思想只能是一元化的。与上述理念相一致，东正教为俄国造就“信仰者群体”。俄国一位著名思想家和宣传鼓动家断言：“宗教仅仅是宗教，得以使我们成为俄国人，使我们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既然东正教在塑造一元化国家思想方面具有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一切非东正教团体当然地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而为东正教获得俄国国境以外的广阔领土（包括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广阔地区），使之免受外界的影响并培育东正教信仰群体，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于俄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必须予以摧毁，而代之以东正教的和俄国的文化，于是东正教在俄国的“征服理论中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 。

（五）国家思想一元化的理想结果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一致性，并将它与民族使命有机地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大俄罗斯主义者极力要发现并详细说明斯拉夫人一致性的根源，从意识形态上给予斯拉夫运动以指导，宣传斯拉夫人的事业，并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争取赞助者。在民族一致性的追求中对每一位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入、斯洛文尼亚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亚人）来说斯拉夫思想必须是最高的思想，换言之俄罗斯的国家思想必须成为斯拉夫世界的大一统思想。为了完成俄罗斯肩负的历史使命，斯拉夫世界必须强大、团结，而首先必须要完完全全地摆脱对欧洲精神的依附。在大俄罗斯主义者看来与欧洲之间持续的政治-文化斗争将使斯拉夫世界与欧洲分割开来，使它们紧密地团结在俄罗斯周围，可见国家思想一元化不仅是俄罗斯国家强大的基石，也是俄罗斯领导下的泛斯拉夫联盟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大俄罗斯主义关于民族救世主义及其“帝国转移”理论为俄国扩张勾画一个最初的构架和蓝图，同时也为帝国的俄罗斯化赋予历史的合法性。地缘安全假说从理论上并最终在实践中确立俄罗斯的帝国中心地位，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在此基础上追求民族一致性为俄国企图建立一个泛斯拉夫帝国编纂理论依据。这一理想化思想体系最终是要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亦即俄国秩序。虽然俄国在形成民族国家之前就成为帝国，但大俄罗斯主义的逻辑是：所有斯拉夫人居住区以及与之相邻的地区都应受沙俄帝国的保护，其他延伸地区则和大俄罗斯人的“利益”相关。大俄罗斯主义典型代表人物米尔·波高金认为：“凡是愿意在俄国沙皇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接受俄国语言、法律和东正教的斯拉夫人都可以被认为是兄弟。谁若是不属于我们，我们就强使谁归属我们，不然就让谁被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或甚至被土耳其人所消灭。”那么如何确保俄国秩序的实现呢？惟一可行的途径便是俄罗斯化。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实质是：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异。”因为民族差异（即帝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威胁到帝国的完整，故在帝国扩张过程中俄国政府抑制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禁止各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授课，禁止用民族文字出版书籍和报纸，强行生活方式俄罗斯化。大俄罗斯主义者首先想要确立俄语的首要地位，以有助于俄国文化和影响的传播，推进帝国的俄罗斯化。除语言和文化同化外意识形态一元化也是俄罗斯化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如俄国所追求的是要使其他斯拉夫国家远离西方文明的影响和控制，甚至希望通过与西方文明的对抗来强化泛斯拉夫团结和俄国国家思想的大一统地位。

（六）俄罗斯化最关键的要素是斯拉夫世界应按照俄罗斯政治-社会模式进行治理，推广俄罗斯文明，实现其救世理想。为达到此目的，对斯拉夫人的政治统一除了采取单纯的政治解决方式外还可使用武力直接行动，而且在可能的地方采取全面干涉的政策。所以俄国向外扩张的整个过程不限于建立殖民政权和进行经济剥削，而是对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同化和社会消化，把俄国的制度强加于各被占领民族。他们或采取“移民政策”，强行将大量俄罗斯人移向边远地区，使“边疆地区俄罗斯化”；或采取“驱赶”手段，强行对被征服民族的俄罗斯化，对不愿屈服的则斩尽杀绝。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各民族的解放者，这一使命在它特殊的精神之中。俄罗斯的世界性任务的正义性已被历史的精神力量所预先设定，在俄国大众、史学家、军人和政治家眼中是俄罗斯拯救世界，或至少是拯救欧洲。早在拿破仑时代俄罗斯在粉碎拿破仑的军事入侵后，进军欧洲打败拿破仑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打败威廉二世德国发挥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从德国法西斯主义手中解放欧洲，在追述历史时甚至认为是俄罗斯使欧洲免于蒙古的奴役。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罗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他们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不许蒙古人进入欧洲。他们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被敌人摧毁一半的一座墙。”1950年出版的在全苏中学使用的惟一权威的历史教科书写道：“俄罗斯人民忍受着巨大的苦难，坚持同残忍的征服者进行斗争，保护西欧免于蒙古恐怖的枷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救世主义虽然表现形态不尽相同，但“帝国转移”理论却深深融入俄罗斯政治文化之中。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王国，以后变成帝国，最后则成为第三国际，此外勃列日涅夫“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和戈尔巴乔夫“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无不再现这种政治文化。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特别强调西方文明与俄罗斯文明之间的对抗性，强调：“在正在到来的历史时刻俄罗斯的使命是要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诉世界，俄罗斯将要赋予在精神上实现重大发现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转移到俄罗斯。”在俄罗斯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揉合在一起，成为俄罗斯民族安全观念的理论基石并在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结果是俄国与西方国家利益的对立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对抗，反之亦然。为了确保俄罗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就必须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据此进行的意识形态扩张以及其连带的地理扩张由于与国家利益已密不可分，因此也就具有国家理由。有学者认为大俄罗斯主义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在俄国权势扩张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它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重塑、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国家大战略的制定，进而对俄罗斯的外向扩张产生深远的影响，就国际关系而言它造成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

（七）俄罗斯帝国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张，不仅引发俄国周边国家的敌对，也使欧洲各列强深感一个崛起的俄国对整个欧洲的威胁。1762年法国驻彼得堡代办一席话最具有说服力：“若对俄之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或将不堪设想。俄国实力固不应以幅员之广阔而论，且其统辖东境广大之领土气势远胜实质。但余以为无畏严苛天候而得以适应严酷自然挑战之国度，加以习于奴隶式的服从，使其人民需求极其有限，因而交战时所费亦极少，如此国家余以为极可能对外征服。”当俄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逐渐变得与其对周边邻国的威胁不相上下时这必然导致欧洲国家的联合反对、遏制甚或孤立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大国武装干涉苏俄及随后对苏孤立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欧对苏遏制政策都使得俄国外部环境十分险恶。在安全两难情势下国家精力投注于与外界对抗，必将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结果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却日趋脆弱。所以对俄国而言领土延伸代表弱点延伸，这就是乔治·凯南主张用实力对抗来遏制苏联的扩张，从而在苏联内部催生演变的种子的理论依据，苏联在冷战中走向解体证明这一点。总之大俄罗斯主义的根基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以及确保民族一致性的一元化的国家思想，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也是其致命的弱点，换言之意识形态多元化也就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的消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是原苏联的继承国，但由于国家思想的贫乏，取得期待已久的民族与国家融合问题是今日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明显挑战。随着原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消亡和国内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在剧烈的政治震荡中自由主义、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政治权威主义等等反映不同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利益的社会思潮泛滥 ，结果社会被各种思潮所分割，人民缺少思想上的共识，更为严重的是在全民思想层次上俄罗斯也未能找到解决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模式。新世纪伊始普京强调：“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不可能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进行，不可能在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意识形态方针的社会里进行。”可见在当今俄政坛上大俄罗斯主义并无必然继承性，虽然俄国内一部分政治力量深受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并一度刮起过“日里诺夫斯基旋风”，但其掀起的大俄罗斯主义风波已今非昔比，因为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没有一个一元化的国家思想。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回避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严酷现实，睁眼说瞎话，大吹大擂什么“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谊更加牢固”、“对所有大小民族来说”、“民族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决”、“各族人民团结成积极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统一大家庭”等等，简直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正如鲁迅指出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即兼并和镇压非俄罗斯民族。

（八）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为了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迫同化各非俄罗斯民族，大张旗鼓地宣传什么“民族问题”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部族’的概念逐渐让位于‘苏联人民’的概念”，一句话就是：“阶级对立消失了，民族压迫没有了，民族日益融合了。”这完全是欺骗和诡辩。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今天在苏联国内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民族压迫，哪里具备民族差别消失和民族融合的条件。勃列日涅夫上台十一年来在苏联民族问题上所干的那些反革命勾当就是自封为“优等民族”的俄罗斯族对其他民族的强制同化，就是“民族一体化”，就是大俄罗斯化，对国内非俄罗斯民族在政治上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勃列日涅夫承袭他前辈的反革命事业，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否定苏联国内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地位，实行压迫政策，强制同化非俄罗斯民族，并强行把它们并入俄罗斯族籍，使苏联国内民族数目逐渐减少。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官方材料显示1959年国内民族共有126个，而到1970年只剩下119个民族。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只有六十个民族派代表参加，其他民族都被剥夺权利，这哪里还有一点“各族人民团结”的“统一大家庭”的影子？伟大导师列宁曾指出：“任何民族都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各民族完全平等。”而苏修叛徒集团对待非俄罗斯民族的做法完全是地道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了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把人口密度本来就很低的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民族的数以万计的干部、工人迁入非俄罗斯共和国和地区，同时又强行把这些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非俄罗斯人以“垦荒”、“筑路”为理由迁出，造成这些加盟共和国非俄罗斯民族人口比重相对下降。例如1968年至1970年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共迁进120.26万人，迁出100.48万人，使该共和国境内原来的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人口总数的比例下降到32.6%，而俄罗斯人却上升到42.4%。勃列日涅夫之流的险恶用心是极其明显的，他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使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内的主体民族的人口下降到少数民族的地位，消灭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特性，最终达到把苏联变为一个单一的大俄罗斯化的帝国。不断地清洗民族干部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拿手好戏，今日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关键的领导岗位都由俄罗斯人把持，实权都操在莫斯科派来的俄罗斯人手中，而本民族干部只是装潢门面。谁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谁就要被扣上“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的大帽子，遭到清洗。

（九）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举行的“党代会”上透露显示从上一次代表大会到这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苏联十四个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干部遭到不同程度的清洗：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被撤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塔吉克、乌克兰、吉尔吉斯、土库曼、拉脱维亚等七个加盟共和国的中央局（政治局）委员被撤换40%以上；中央委员被清洗的情况更厉害，其中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尤为突出，分别被清洗60%和78%，这是勃列日涅夫疯狂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结果。为了加强镇压非俄罗斯民族人民的反抗，苏修统治集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专政机构和思想控制部门不断更换人马，例如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亚美尼亚和拉脱维亚等的内务部长全部换掉；乌兹别克、土库曼和亚美尼亚撤换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主席；阿塞拜疆撤换司法部长。今日的苏联在全国一千多个集中营中就关押着170多万政治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苏修当局扣上“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勃列日涅夫之流在苏修“二十五大”上已经直言不讳地发出信息：“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视那些借口保持自己的所谓‘独特性’和民族特点的人。”这就预示着对非俄罗斯民族的镇压还将继续加强。重重枷锁紧箍着非俄罗斯民族的经济，苏修对非俄罗斯民族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和剥削是它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勃列日涅夫公开宣称：“苏联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经济机体。”这实质，就是一种“超共和国经济区”，把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要害部门置于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直接控制之下，用重重枷锁紧箍着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它们以“经济专业化”、“区域分工”为名，限制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以便于他们剥削和掠夺。例如在乌兹别克籽棉产量占全国的67.4%，但是加工的有关工业部门却得不到发展，他们的棉布产量只占全国的3%。而俄罗斯联邦不生产棉花，却垄断着加工工业，棉布的产量竟占全国的83.5%，它们就是这样把各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变为俄罗斯联邦的经济附庸和原料、农副产品的供应地。这种“经济专业化”和“区域分工”导致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丧失独立性，经济畸形发展。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在老沙皇统治时代是一个葡萄、蔬菜和烟草的种植园，而今天它仍然是全苏工业发展水平最落后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苏修统治集团剥削非俄罗斯民族的手段之一就是压低少数民族地区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时甚至低于生产成本，而非俄罗斯族工人的工资也低于俄罗斯族工人。因此非俄罗斯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更为贫困，他们受的剥削尤其深重。

（十）扼杀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达到大俄罗斯化的目的，百般歧视和贬低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它们肆意篡改历史，夸大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的作用，把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当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历史在学校讲授，使非俄罗斯民族的青年一代不知道有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它们把非俄罗斯民族文化当作落后的“次等”货看待，认为只有俄罗斯文化才是什么“灿烂的文化之光”。勃列日涅夫之流近年来在各非俄罗斯民族中加紧强制推广俄语，借此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伟大导师列宁教导说：“各个其他少数民族根据平等的原则，有权要求无条件地保护自己语言的权利。”勃列日涅夫之流公然背叛列宁的教导，到处兜售什么俄语“是革命的语言”、“是现时代最先进思想的体现者”等谬论。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眼里非俄罗斯民族语言是次等语言、是落后的，妄图消灭非俄罗斯民族语言，扼杀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他们首先从教育部门入手，从新生一代开始，在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地区中从刚上托儿所的婴儿到幼儿园里的学龄前儿童就开始教他们说俄语。不仅如此勃列日涅夫之流在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民族学校中，还规定从小学开始必须用俄语教学，大学入学考试和大学毕业论文都要用俄语，通过这些反动措施使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青少年丧失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能力。他们还公然规定在党、政机关、团体的一切会议、一切公文以及召开的群众集会都用俄语，从而使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民族语言处于无权地位。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中广播中心的前负责人耶林斯基由于抵制新来的俄罗斯族负责人增加电台和电视台俄语节目的要求而被撤职，勃列日涅夫之流这样不择手段地“强制推广俄语”是他们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强迫同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和当年老沙皇推行的所谓“义务国语制”完全是一路货色。勃列日涅夫之流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苏联各民族（包括俄罗斯民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苏联国内民族矛盾激化是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反映，是他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勃列日涅夫掩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阴谋决不能得逞。苏联各族人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新沙皇的反抗，老沙皇和他的殖民扩张政策被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炮火摧毁了，新沙皇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帝国也必将被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各族人民所埋葬。

经济危机

（一）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资本价值增值的需要而言的过剩。经济危机一般表现是：商品大量积压，生产锐减，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大量失业，信用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极端混乱和瘫痪之中。虽然危机的可能性在货币出现以后就已经产生了，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具有现实性，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是：经济政策错误；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自然灾害；全球化的后果；金融政策错误。经济危机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在生产方式危机才变成现实。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发展，就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随着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在商品生产中每个企业都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在客观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应受社会调节的。由于生产资料私有，生产从属于企业的利益，生产成果都被他们所占有。而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是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的生产在资本家的统一指挥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基本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失调特别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失调是私有制所造成的结果，私有制把持社会生产，企业们各行其是。各生产部门比例的不协调是生产运动中的经常现象，而按比例的发展则是生产运动中的个别情况，严重比例失调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产能增长与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与总需求或生产与消费。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所有资本家都拼命发展生产，结果是有效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商品卖不出去，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引起经济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生产与消费以及市场无序竞争，作为具体表现是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它们的结合才不可避免地使再生产周期地遭到破坏，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两极世界理论分析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变革和对外扩张两个阶段的经济危机表面看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但是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不同，内部变革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人们相对太穷，对外扩张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资本相对太富，前者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外应力性质的，后者是国际有效需求不足、内应力性质的。市场需求不足性经济危机以及土地产出不足性经济危机，从根本上都是私有制持续作用的结果。土地产出充足的情况下（更确切地说是有充足的土地用于耕作或者放牧）以及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私有制的生产资源所有者（地主、工商企业主及银行家）会倾向于扩大生产，这是私有制社会价值观决定的。当土地产出最大化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时封建社会就会产生经济危机，当市场需求最大化也不能满足扩大化的生产能力时资本社会就会产生经济危机。另外天灾人祸会加速经济危机爆发，储蓄则能延缓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危机所暴露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真正超过实际需要，要使现有的人口都能够富裕地生活，充分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生活资料并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又的确是生产得太多了。就生产资料来说要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能够充分就业，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各生产部门还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投资。生产资料同样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要使生产资料按一定的利润率起作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又的确是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由此可见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

（三）在市场经济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里由于战争、瘟疫、天灾等各种原因以及上层社会的荒淫腐朽，也会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生产和社会生活陷于严重的苦难和危机之中，但这种危机的特征是生产严重不足，而经济危机则是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战前或战后其共同点是：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生产下降和失业激增是战前与战后经济危机的共同的主要标志，战前与战后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货币、金融危机方面，在战前的危机中一般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而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国家干预采取膨胀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从1957～195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各国家在危机期间都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反常现象；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干预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及其他措施致使在经济危机中出现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是：社会动乱；国民经济调节和经济恢复；政变。经济危机爆发加剧社会各种矛盾的深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危机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社会阶级矛盾；经济危机加剧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经济危机是矛盾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促进经济在起伏波动中继续向前发展。

（四）经济危机加剧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为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危机使社会财富遭到巨大的破坏，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被毁坏的炼铁炉在美国达92座，英国为72座，德国为28座，法国为10座。1933年美国有1040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在地里，巴西有2200万袋咖啡被销毁，丹麦有11.7万头牲畜被消灭。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并未绝迹，例如美国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仅在1974年5月15日和16日两天内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牛奶垄断组织就把3.8万多加仑的优质鲜奶倒入水沟中。负面影响：社会摇摇欲坠，面临被推翻（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法西斯日益猖獗（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国际关系趋于恶化；失业人数迅速增加；贫困加剧，人们食不果腹；会引发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由于经济全球化，危机会波及全世界，后果不堪设想。资本的卓有远见的代言人比如马丁·沃夫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这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话，人们所见的金融危机还会重现。投入美国和英国的大批资金在任何新的管制下都会从事风险借贷，中国这类国家应该转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美国尤其是他们的出口业应从消费领域转向投资领域，这种情况才可能避免。这种策略实际上自然非常难以实行，因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自发的本质使这种再平衡非常不稳定且充满风险，这已经在1980年中期得到验证。当时通过协调使日元升值，同时将日本经济从出口型转向国内需求型引发疯狂地投机借贷，使得日本经济的疲弱持续近二十年。

（五）然而如今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不同的国家资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关于未来经济走向的协定，例证是德国和英国政府针对该如何合理应对这场危机、政府支出程度和财政赤字应有的水平产生争论。然而比这更严重的是美国和亚洲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对经济的关注，更体现国际市场经济阵营内力量关系的改变，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被动型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变革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扩张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扩大国际有效需求解决。理论研究：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市场经济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经济危机周期地爆发。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

（六）在萧条阶段中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中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中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下一个周期。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一定的规律性。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从一次危机爆发到下次危机开始之间的这个期间构成再生产的一个周期，或称经济周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一个周期都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不同的阶段，战后的周期虽然发生了某些形态变化，但四个阶段的交替仍然是周期的基础。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周期性的原因，一个是周期长短的原因。危机周期性的原因要从市场经济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基本矛盾虽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时尖锐，有时缓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状态。

（七）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又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暂时强制地缓解这一矛盾。但危机并不能消除矛盾，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重新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生产产生新的恶性循环”。关于周期长短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国家宏观调控还不存在的时候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更新的周期决定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固定资产的更新必然会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资本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就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扩大消费品市场，从而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固定资产的更新为经济走出危机准备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会引起新的一轮产能过剩，为下一次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在完全竞争市场把物质磨损和精神磨损合起来看，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产平均大约10年左右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产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物质基础。不但在以前的社会中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在早期经济危机也是不规则的。当时由于大工业还不够发达，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还没有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当时的英国频繁出现过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但它们的出现和交替是没有规则的，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危机还是一种局部性的或地方性的。只有当大机器工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生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程度时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危机才逐渐转变为波及一切主要工业部门、震撼整个经济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年首先在英国爆发的危机就是最早一次这样的危机。

（八）固定资产的更新固然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对危机间隔时间的长短有重大影响，但也不能把这一点绝对化，上述论断对于1825年以后的完全竞争市场以及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垄断市场是有效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宏观调控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情况却发生变化，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外还有国家宏观调控加强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延缓或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当代不能只用固定资产更新这样一个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的长短。经济危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看自1825年英国开始出现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来每隔一定期间就要发生一次，除了上面谈到的19世纪发生的几次危机以外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又发生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又发生次数不等的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就几个国家看发生经济危机的次数是：美国7次（1948～1949、1953～1954、1957～1958、1960～1961、1969～1970、1973～1975、1980～1982）；日本7次（1954、1957～1958、1962、1965、1970～1971、1973～1975、1981）；联邦德国7次（1952、1958、1961、1966～1967、1971、1974～1975、1980～1982）；法国5次（1952～1953、1958～1959、1964～1965、1974～1975、1980～1982）；英国7次（1951～1952、1957～1958、1961～1962、1966、1971～1972、1973～1975、1979～1982）。在战后各国的历次危机中有的是属于部分国家同期发生的，有的是普遍性的世界经济危机。至于战后究竟发生过几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但严格说来属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只有三次，即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因为只有这三次危机表现明显的国际同期性。在上述各次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战前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这次危机震撼整个世界，波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

（九）它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使德意日走上法西斯道路，成为二战策源地，是二战爆发的原因。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时期世界体系各种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危机长达4年之久，生产下降和失业增长都达到空前猛烈的程度。世界工业生产几乎下降44%，比1913年的水平还低16%，倒退到1908年至1909年的水。，失业人数达到5000万人左右，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竟高达30～50%。世界对外贸易总额下降66%，倒退到1913年的水平以下。就美国来说工业生产下降56.6%，其中生铁产量减少79.4%、钢产量减少75.8%、汽车产量减少74.4%，整个加工工业工人人数减少42.7%，支付工资总额降低57.7%，全失业人数达1200多万人。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乘机上台，它们相继发动侵略战争，直至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的危机过去以后转入一个长时间的“特种萧条”阶段，以后在生产还没有发展到明显的新高涨的情况，又爆发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至1939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经济危机使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税战、倾销战和货币战导致世界的不断分化，出现各种货币集团和经济集团。1933年6月66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以试图稳定货币、实行关税休战，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各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在资源战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资源自给率较低、金融力量相对薄弱的德、日、意逐渐相互靠拢，形成法西斯集团；而垄断国际市场、资源相对雄厚的英、美、法面临着法西斯国家的争夺时逐渐捐弃前嫌，于1936年秋分别签署《三国货币稳定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一定程度上调节三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分化对立和重新组合为以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铺垫道路。

（十）30年代的大危机给世界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影响发人深省，给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留下深刻的教训。首先它告诉人们繁荣和危机总是密切相关、同时并存的，各国在发展经济时不仅要关注直接效益，更要着眼未来，要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清醒看到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不同制度的国家要适应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时调整内部机制和政策，并不断协调好国际关系，为经济的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第三经济和金融危机一旦发生时各国政府和各国组织应承担起各自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从而有效地遏制危机，防止危机的恶化、扩展和延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要从根本上摒弃以邻为壑的自保政策和转嫁手段，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的当今世界中国际合作尤显重要。战后在国家干预盛行的条件下最突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1973～1975年的危机和1980～1982年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是在“停滞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80年代初的危机更具有新的特色，这是一次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各国爆发危机的时间非常接近。1979年7月英国首先爆发危机，加拿大于同年10月工业生产出现下降，美国于1980年2月陷入危机，其他国家在1980年爆发危机的有比利时（2月）、日本（3月）、联邦德国（4月）、荷兰（4月）、法国（5月）、意大利（5月）、爱尔兰（6月）。各国于1982年底开始走出危机，危机持续3年左右，是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英国、加拿大于1979年就陷入危机，所以有人称之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但在7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即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1980年爆发危机的，并且美国起主导作用，所以一般仍称之为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的危机有很大的曲折性，这是经济危机史上所罕见的。在同一次危机中有些国家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形，即3年内发生两次下降，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

（十一）有的国家则发生数度下降，呈现锯齿型，如法国和意大利。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2月开始工业生产连续下降6个月，从1980年8月起工业生产又逐渐回升，到1981年7月已超过1980年1月的水平。但从1981年8月起美国的工业生产又急转直下，到1982年11月明显地超过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是采取反周期措施的结果，这种干预使危机的发展受到阻挠，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后危机终于按照自己的规律继续展开。同战前比较时战后的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产生新的特点，危机的性质、主要特征、基本原因等等并没有改变。但由于战后经济以及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使经济周期的发展进程、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等方面出现一些独特的特点。同期性与非同期性经济危机交错发生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与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互相交错，而进入70年代以后则由非同期性稳定地转向同期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危机在各国趋向于同时爆发，具有比较明显的同期性。自1847年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后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193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欧美各国都一齐卷入，都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机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他各次危机则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例如美国爆发1948～1949年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时西欧和日本正处于战后恢复过程中，并未同时发生危机。而当西欧各国爆发1951～1952年和1964～1966年的经济危机时美国则由于先后发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使危机分别推迟到1953～1954年和1969～1970年才爆发；

（十二）危机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几个原因：战后初期由于各国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不同，经济恢复的时间不同，经济周期的进程也就很不一致；局部战争即50年代初的美国侵朝战争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美国侵越战争对各国经济周期的进程产生不同的影响；战后各国国家干预迅速发展，但各国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并不相同，所以抵制外国经济危机影响的效果也各不相同；由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并有共同利害关系，战后形成一些经济的地区性联盟，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因此经济危机有时在这些国家里表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同期性，而不表现为世界的同期性。然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世界市场空前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和资该国际化的趋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以上这些因素终于阻止不了经济危机向世界同期性发展。70年代以后连续发生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两次战后严重的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非同期性向同期性转变，这就是战后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变反映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加深，在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中未发生危机的国家还可以吸收那些陷于危机中的国家的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在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时一些国家都陷于危机之中，谁也救不了谁，而且还互相转嫁危机，加剧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使危机的时间拖长。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曾说过：“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十三）马克思关于周期将逐渐缩短的论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否仍然有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战后只发生过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来看从1957～1958年的危机起到1980～1982年的危机爆发止，23年间发生三次危机中每一个周期略长于11年，而20世纪初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7年，37年间共发生6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7年，两相比较时战后的经济周期是延长了。但如果把非同期的经济危机也计算在内，以美国为代表，从1948年到1980年间32年发生7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约为5年零4个月，显然又比战前大大缩短了。还要看到1973～1975年的危机以后只相隔4年多一点就爆发1980～1982年的危机，这是周期缩短的证明。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首要原因是由于战后政府普遍加强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或将要爆发时各国政府就在财政上和货币金融上实行膨胀政策，如增加预算开支、大搞公共工程、增加货币发行量等等，同时还用减免税收、降低贴现率、放宽房屋抵押贷款条件等措施去刺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这些措施人为地激发起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暂时地缓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有时固然能够延缓危机的到来或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但从长期来看却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加剧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为下一轮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各国政府还采取加速折旧等措施以刺激私人投资，这也促进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缩短。在国家的多方干预下战后虽然没有发生像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多次危机合起来对于经济的打击仍然是严重的。

（十四）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算是一个经济周期，危机是经济周期的起点和终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这是周期运动的传统形式，当时整个周期是在国家不干预或干预较少的情况下自行运转的。战后由于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的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像过去那样由四个阶段组成。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混淆不清，不仅50年代和60年代如此，70年代、80年代初期大体上也如此。如前所述在1980～1982年的危机中由于政府加强反危机措施，竟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形或几次下降与回升互相交错的锯齿型，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是由周期运动受到国家干预的严重干扰所造成的。经济周期的形态变化并不是否定过去四个阶段的划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仍然是周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经济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周期的形态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战后虽然周期缩短、危机频繁，但在各次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幅度都没有战前那样大。1973～1975年的危机是战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5.3%、英国下降11.2%、法国下降16.3%，而战前比较严重的1920～1921年的危机却使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分别下降32%、55%和24%。至于1929～1933年那次世界经济大危机中各国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了，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56.6%、英国下降32.3%、法国下降35.7%。

（十五）战后危机冲击力较小的原因总的来说是由于国家干预的反危机措施阻碍危机的展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固定资本投资幅度下降不大，过去危机爆发时企业一般都中止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甚至暂停固定资本的更新。但战后由于国家干预的发展，政府实行减免税收、加速折旧以及其他各种优惠待遇去鼓励投资，再加上科技革命不断开展，要求固定资本加速更新。所有这些即使是在危机期间也使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幅度不大，从而缓和危机的恶化；个人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小，过去在危机期间由于失业工人大量增加、人民收入减少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更加严重，转而又加剧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推动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但战后由于消费信贷的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改进以及工人组织程度提高、抵抗资本家降低工资的力量增强使消费的下降遇到阻力，从而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以通货紧缩、银根吃紧、银行挤兑和大批倒闭为主要形式的货币信用危机有所改变，这样的货币信用危机是战前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加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战后由于金融资本力量增强，政府采取膨胀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和管理，增强货币信用体系抵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从而减轻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由物价暴跌转为物价上涨，战前的危机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造成严重的紧张局势。战后由于国家在货币金融上和财政上实行膨胀政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仅不下跌，反而大幅度上涨，尽管留下后患却暂时缓和危机的冲击力量。由于以上各种原因让战后的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生产下降幅度不大。这本身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使危机的冲击力减弱；但另一方面，又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播下了种子，同时还为70年代以来的停滞膨胀准备了条件。银根是旧时中国用来表示金融市场上资金供应状况的习惯性称谓，在废两改元前中国的金融制度是银本位制，市场交易多用银两，故习惯上把货币资金的供应称作“银根”。

（十六）如市场上借款者多，出借者少，即市场资金供给小于需求，叫做“银根紧俏”或“银根紧”；反之如市场上出借者多，借款者少，即市场资金供给大于需求，则叫做“银根松疲”或“银根松”。金融业务活动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中仍沿用这些习惯用语来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伴随着战前危机的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当时的一般情况是危机阶段，物价暴跌；萧条阶段，物价在低水平上徘徊；复苏阶段，物价回升；高涨阶段，物价迅速上涨；危机再爆发时物价又大幅度下降，如此循环反复，起伏波动。支配这种起伏波动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周期变化和货币供应量的周期变化，而这是在国家干预较少的条件下自发运行的。战后由于国家干预的发展，情况发生变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它爆发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48～1949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3.1%，1953～1954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0.75%。从1957～1958年的危机开始以后在各次危机中消费物价都在上涨，而且上涨幅度有增大的趋势，1957～1958年的危机中物价上涨4.2%，1960～1961年的危机中上涨4.7%，1969～1970年的危机中上涨6.18%，1973～1975年的危机中上涨14.5%。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13.5%，1981年上涨10.7%。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战后大力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和扩大信用的政策。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它们就增加政府开支，降低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结果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改变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波动，使之不再像战前那样在危机期间大量收缩，而是继续增长，这样就形成一种推动物价上涨的力量。私人垄断的大大加强也是引起危机期间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跨部门的垄断组织“康采恩”进一步兴起，主要经济部门逐渐被垄断公司集团所控制。这些大垄断公司在制定商品价格时实行所谓“领价制”，即由最大的“领头公司”按照产品的生产费和根据“目标利润”所确定的利润量来规定产品的价格，其他公司也按这种价格去出售商品，因此垄断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比战前大为加强。

（十七）大垄断公司在危机爆发时用降低开工率的办法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不但不降低商品价格，反而提高价格以弥补损失，战后各种阻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的其他因素也是引起物价在危机期间上涨的重要因素。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高潮，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激光工业等一系列新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即将有新的突破使物质生产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必将对经济危机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影响。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美国的新制度学派提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等理论，科学地论证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形”，它将成为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比较明显的是新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危机已经发生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缓和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加剧的作用。新技术革命缓和危机的作用表现在：使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老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纺织等部门的比重将相对缩小，而新兴工业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则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传统工业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产时新兴工业部门却在继续增长，虽然抵消不了传统部门的生产下降，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全部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从而缓和危机；促进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不仅新兴工业部门的固定资本要大量增加，而且传统部门也要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更新机器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危机。新技术革命加剧危机的作用表现在：加快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缩短固定资本更新的期限，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进一步提供物质基础；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使社会生产总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资本积累量都大大增加，为扩大再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

（十八）固然新兴的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将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毕竟不能全部抵消由新技术革命所抛出的产业后备大军。失业的增加不仅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引起新的动荡，而且还将使人民的购买力减少，加剧生产的扩大与社会成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经济危机趋于深化。在技术革命的双重作用中从长远来看加剧危机的作用将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新技术革命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并大大推进生产社会化的进程。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主观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投资者的主观价值，二是劳动者的主观价值，三是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有三种价值差异起者重要作用：劳动者的价值与投资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PN结）；劳动者的价值与商品购买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NP结）；投资者的价值与商品购买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构成一个类似晶体三极管的结构，投资者的价值类似发射极，劳动者的价值类似基极，商品购买者的价值类似集电极。商品生产工厂就是一个“价值放大器”，其中劳动对商品的价值起到调节放大作用，通过体劳和知识调节（体劳对价值的调节是有限的，仅通过劳动时间或者劳动强度来调节商品的数量。而知识对价值的调节作用是不断地创新商品的价值，调节商品的质量）是“价值放大器”的关键因素。就像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的基极一样，当体劳和知识的价值调节量达到某一个值后“价值放大器”将处于饱和状态，劳动价值对商品价值失去进一步的调节放大作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出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饱和现象呢？原因是价值观来源于人的大脑，脑细胞的生理特性使投资者的主观价值观：不断增加投入以获取更多利润，形成投资者的价值观惯性。劳动者的主观价值观：不断要求增加福利待遇，形成劳动者的价值观惯性。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具有兴奋、疲劳、老化的特点，对于消费者的商品价值将经历三个阶段：兴奋阶段，价格等于价值；疲劳阶段，价格等于商品生产成本价格；厌烦阶段，失去购买兴趣。导致出现各种边际递减现象：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效用递减、边际利润递减等。

（十九）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进入厌烦阶段时商品滞销，生产过剩，投资者的利润减少（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出问题了），投资者被迫降薪或裁员。劳动者的主观价值与投资者的主观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变大（发射极与基极之间出问题了），劳动者与投资者之间矛盾激化，导致劳动者出现要求加薪、罢工、抗议浪潮，最终工厂彻底失去“价值放大器”的作用——倒闭，银行也纷纷宣布破产经济危机爆发，因此“价值放大器”中知识的调节作用与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价值之间的矛盾是避免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企业只要重视知识对产品价值的调节作用，企业倒闭是可以避免的。世界经济危机指的是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不断收缩（负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也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存在一定的规律，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经济危机可能是：经济政策错误；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自然灾害；全球化的后果；金融政策错误。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是：社会动乱；国民经济调节和经济恢复；政变。经济危机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有所不同，但无论是战前或战后其共同点是：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

（二十）生产下降和失业激增是战前与战后经济危机的共同的主要标志，战前与战后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货币、金融危机方面，在战前的危机中一般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而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采取膨胀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从1957～195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危机期间都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反常现象；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及其他措施，致使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中出现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在17世纪的荷兰中郁金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1637年的早些时候当郁金香依旧在地里生长的时候价格已经上涨几百甚至几千倍，一棵郁金香可能是二十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大家都承认这是现代金融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投机泡沫。而该事件也引起人们的争议，在一个市场已经明显失灵的交换体系下政府到底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角色？1720年倒闭的南海公司给整个伦敦金融业都带来巨大的阴影，17世纪英国经济兴盛，然而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为此南海公司觅得赚取暴利的商机，即与政府交易以换取经营特权，因为公众对股价看好，促进当时债券向股票的转换，进而反作用于股价的上升。1720年为了刺激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十分踊跃，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价格狂飚到1000英镑以上。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后来因为国会通过《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二十一）1837年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储备，妨碍集中管理；英国银行方面的压力；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1857年经济危机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危机也是第一次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开始的危机。由于英国对美国铁路建设进行大量的投资，故美国铁路投机的破产对英国也造成很大的震动。1847年经济危机结束后从1850年开始的周期性高涨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世界贸易急剧的扩大，19世纪50年代世界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额比前20年提高2倍，机器工业的发展、运输业的革命、新兴国家和新兴部门卷入国际商品流通以及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都促进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1848年至1858年美国建成的铁路约达3.3万公里，超过其他国家所建铁路的总和，而英国在40年代的建设热潮中所铺设的铁路却只有8000公里。美国铁路事业的蓬勃发展，按道理应会带动其冶金业的大发展，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且这一时期美国生铁产量长期停滞不前，棉纺织业的增长速度也不快。与此同时铁轨、生铁、机车、棉布和其他英国制成品的进口却增长得十分迅速，英国产品充斥美国市场，阻碍美国冶金业和棉纺织业等当时的重要工业部门发展。随着危机的爆发，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大量倒闭，仅1857年一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粮食生产过剩，粮价和粮食出口下降，加上英国工业品的剧烈竞争，促使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反过来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危机的打击，由英国向之提供资金的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纷纷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

（二十二）1857年秋季美国还爆发货币危机，整个银行系统瘫痪了。美国的货币危机在10月中旬达到顶点，当时纽约63家银行中有62家停止支付，贴现率竟然超过60%，股票市场行市则下跌20-50%，许多铁路公司的股票跌幅达到80%以上。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引发一阵又一阵的破产浪潮。1857年经济危机波及面很广，之后爆发美国南北战争，其后奴隶制的消灭、宅地法的实施、重工业的发展为美国的加速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1907年10月美国银行危机爆发，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当时有一篇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是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在此期间社会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是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广大劳动人民却日益相对贫困，限制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市场的虚假繁荣，资本家为眼前的利润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和销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人们醉心于利润丰厚的股票等投机活动，股价被大幅度哄抬，大大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1929年10月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发一场经济危机。首先是银行纷纷倒闭，接着工商企业大量破产，生产锐减，市场萧条；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减少，很多人濒于破产。1929年上半年纽约股市经过不断哄抬，持续上扬，呈现一片“繁荣”。10月23日股价开始急剧下跌，次日在一些银行巨头的干预下股市行情有所回升，美国总统胡佛声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欣欣向荣。”

（二十三）但是好景不长，29日股市出现灾难性的风暴，一天之内抛售1600多万股，一些主要股票的价格下跌40%，转眼间许多人破产，到11月纽约股市的各种股票损失达260多亿美元。据统计1933年初美国已经有半数银行倒闭，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至1700万人，此外还有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当时，穷人想尽一切办法艰难度日，常常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而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保证利润，不惜大量销毁商品。经济危机很快波及到其他国家，影响世界各国，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如来势之猛烈、范围特别广；持续时间特别长；破坏性特别大等等。以至于“大萧条”、“大恐慌”成了这次危机专用的代名词。当时美国经济对其他国家经济和世界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出现的经济危机很快引发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1930年严重依赖美国资本的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接着英、日等国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1932年法国经济也开始萧条，各国不得不相继宣布放弃金本位。1929年至1933年西方世界工业生产下降1/3以上，贸易额减少2/3。其中美国和德国的受破坏程度最大，美国的进出口额下降70%，英、法、德、日也都减少一大半。美、英、法、德共有30万家企业倒闭，失业工人竟达到3000万以上。许多昔日机器轰鸣的工厂区变得死气沉沉、野草丛生，成为所谓的机器“墓地”。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但厂商为了维持他们的利润、稳定商品价格却大量销毁商品，大量的玉米、小麦、棉花、牛奶等产品或被当作燃料，或被倾人河流、大海。1933年以后这场经济危机的高潮才过去，但各国经济的恢复仍是步履艰难。

（二十四）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各国的社会状况和世界局势也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加深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国政坛丑闻层出不穷，政府信誉扫地；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法西斯分子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而兴风作浪，促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1932年春夏之际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0万美国退伍军人聚集华盛顿，在郊外扎营，要求发放福利金。军警奉命前往驱散退伍军人，并烧毁其营地，双方发生冲突，退伍军人死伤50多人。其次加剧世界局势的紧张，各国为了改善本国经济形势，纷纷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并加紧在国际市场上争夺，各国间的矛盾和摩擦日趋尖锐。为了尽快摆脱困境，各国进一步加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掠夺，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经济危机期问各国纷纷设置关税壁垒，推行倾销战术，采取有利于本国的货币政策，以保护本国的经济。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把近900种主要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提高近40%，由此引发一场关税大战。第二年底先后有七八十个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大幅度提高关税。1974年美国的汽油定量配给票，定量配给是指在一定的限额内将物资配给给需要的人员，尤指物资缺乏时期供给军队股役人员或平民的一定量的粮食。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造成油价飞涨，立即打乱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节奏，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除开石油危机的因素外美元的贬值和和此次危机的产生也不无关系，1971年由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不断上升，同时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当年12月美元正式贬值7.8%。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国再度宣布美元贬值10%，3月西欧各国对美国实行浮动汇率，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波及整个西方的经济危机也呼之欲出。

（二十五）这是战后最严重的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汽车工业下降幅度高达32%，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而在此期间整个西方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8.1%，英国的股市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72%。危机最严重的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的每月平均失业总人数达1448万人，世界贸易的总额在1975年减少6%。最为可怕的是此次经济危机造成西方经济较长时间的“滞胀”，一方面危机之后经济回升极其缓慢；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却与萧条共存。危机过后各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依然居高不下，美国的通胀率甚至还不断上升，1979年消费物价上涨年率达到13.2%，直到80年代里根成为总统后运用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等“里根经济学”才使得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出现巨大的回升。1987年因为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中东局势的不断紧张造就华尔街的大崩溃，这便是“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19日上午9时30分纽约股市一开盘后道·琼斯指数经过一段颤动后突然下跌，截至休市时道·琼斯指数暴跌508.32点，跌幅达22.62%，超过1929年10月29日纽约股市暴跌的纪录。如果将抽象的指数折算成货币，这一大纽约股市下跌使市场丧失5000亿美元的市值，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这次突如其来的股灾实际上是在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自1983年起美国以至整个西方经济进入一个持续增长期，同时整个西方国家的股市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全面牛市中。1982～1987年美国道·琼斯指数上涨两倍多，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股市也分别上涨3.56倍、 3.51倍和1.6倍，市场出现过热的迹象。

（二十六）但在1987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已出现经济衰退的迹象，它已无法支持股市上涨，导致经济泡沫的产生。此外1986年美国财政赤字达2210亿美元，外债更是高达2636亿美元，已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另外西方各国在协调经济发展中不断发生贸易纠纷也影响世界经济和股市的稳定。纽约股市的暴跌迅速引起西方主要国家股票市场连续大幅下挫，10月19日英国伦敦《金融时报》指数跌183.70点，跌幅为10.8%；日本东京日经指数10月19日、20日累计跌幅为16.90%；香港恒生指数19日下跌420.81点，跌幅11.2%；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新加坡股市分别下跌9.7%、11.8%、10.5%和12.5%，巴西、墨西哥股市更是暴跌20%以上。10月23日美元遭到抛售大幅贬值，受此影响时10月26日道·琼斯指数再次暴跌156.63点，跌幅为8.03%。其它国家股市也再次随之下跌，香港恒生指数更是暴跌1120.7点，日跌幅高达33.33%，创世界股市历史上的最高跌幅。这是迄今为止影响面最大的一次全球性股灾，造成世界主要股市的巨大损失，美国股票市值损失8000亿美元，世界主要股市合计损失达17920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5.3倍。自1997年7月起爆发一场始于泰国、后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汇市、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仅半年时间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幅度高达30%～50%，最高的印尼盾贬值达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股市跌幅达30%～60%。据估算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仅汇市、股市下跌给东南亚同家和地区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受汇市、股市暴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