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年数据统计 1952年

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恢复。全国的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为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5.1%，平均年递增率为14.1%。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职工平均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长6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

1        “五反”运动     

《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

“五反”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阶段，定案处理阶段。 

第一阶段，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然后在各中小城市进行，仅用一个月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反对资本家“五毒”行为的斗争高潮。

在斗争中，党和政府一方面注意发动群众，特别是注意发动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店员揭发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动员一切不法资本家向政府坦白交待“五毒”行为，并派出检查组到私营TF、商店进行检查。他们坚决依靠工人阶级，以工人、店员为骨干，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大胆地、彻底地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

如揭露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大量盗窃国家财产，骗取志愿军购药巨款11亿元（旧币）做投机生意。他还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勾引、腐蚀干部。

运动中，揭露出武汉、上海、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等地的一些奸商，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的棉花，做成含有大量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急救包”，还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用坏鸡蛋做成蛋粉，以高价卖给志愿军。

第二阶段为定案处理阶段。3月5日，发出《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文件中把工商户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5类。

对“五反”运动中查出的违法工商户的处理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还具体规定了划分标准和处理办法。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第一、二类工商户占70%，是团结的对象，第三类工商户占25%，是争取对象，这三类加起来，达95%左右，成为人民政府团结、争取的工商业户，打击面缩小到第四、五类，仅占工商业总户的5%，其中又着重打击只占工商业户1%的第五类完全违法户。

1952年5月20日，又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处理“五反”问题总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当严者严之，当宽者宽之。

为了很好地结束这一运动，达到既能改造工商业者、清除“五毒”，又能团结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和营业的目的，必须反对两种偏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一种是不肯将计算过高的违法工商户的违法所得的数目合理地降下来。

10月25日，《关于结束“五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指出，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5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的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计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只有1509人，仅占总数的0.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缓的仅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据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8大城市统计，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占工商户总数的97%以上。 

2     荆江分洪工程完工 

1952年4月5日全面动工。同年6月20日胜利完工。

长江水灾主要发生在中下游。从湖北省枝城到湖南省城陵矶（岳阳北），又称荆江，长420公里，江面狭窄，泥沙淤积，水流不畅。北岸从江陵县枣林岗到监利县麻布拐有一段长达133公里的大堤，即荆江大堤。

这是长江全线最薄弱最危险地带，堤身高出地面十数米，每到汛期，洪峰逼临，险情四伏。如一旦江堤溃决，将使江汉平原变成一片汪洋，300万人、800万亩良田将全部被淹。而且长江还有改道的危险，长江航运将完全陷于瘫痪，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障两湖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长江航运畅通，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加固荆江大堤和在南岸开辟分洪区是十分必要的措施。

荆江分洪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1）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加固目标是确保大堤不至溃决。

（2）在荆江南岸太平口虎渡河以东，荆江南堤以西，藕池口安乡河西北，开辟一个大量分洪的地区，以便在荆江水位过高时分蓄洪水，减低水位，减缓水势流速，减轻荆江大堤的负担。为此要在荆江南岸修建一袋形分洪区围堤。

（3）修建分洪区的进洪闸、节制闸、泄洪闸。

（4）开挖和疏通分洪区内的沟渠和修建其他涵闸等工程多处。

（5）造保护堤岸的防浪林。

（6）分洪区内的移民。其中进洪闸在分洪区北面的江陵县太平口，全长1054米，闸高4米，54孔，是全国第一大闸。节制闸在分洪区南端黄山头附近，全长336米，闸高6米，32孔。分洪区周围要修筑220公里的围堤，可蓄水60亿立方米。 

1952年4月初，30万解放军和民工云集在133公里长的荆江大堤和数百公里的分洪区工地上，全面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与此同时，分洪区内须迁移的23万居民，已妥善迁移安置。

6月20日，荆江分洪工程提前15天胜利完工，总计完成土方780余万，混凝土11.7万方，砌石4.7万方，修筑了130多公里的轻便铁道及90多公里的公路。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不久，就在抗洪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4年7月下旬长江连续三次出现大洪峰，荆江大堤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先后三次开闸分洪，最大分洪量8280立方米/秒，其中一次分洪就使沙市水位迅速下降近1米，确保了荆江大堤及两岸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这次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是以华北、华东两大行政区为重点，作较全面的调整。华北是以北京、天津为重点，调整后全区共设41所院校。华东是以上海、南京为重点，调整后全区共设54所院校。

华北地区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成为多科性的高等理工科学校。由原罗马教廷建于1925年的辅仁社发展起来的辅仁大学，1951年由人民政府接管，1952年5月19日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调整成为新的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

同时在北京新设立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工业学院、北京林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专门学院。

华东地区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成为多科性高等理工科大学。同时新设立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华东航空工业学院、华东体育学院等院校。

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等校名撤销。

东北地区的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同时新设立东北地质学院、东北林学院、沈阳农学院等院校。

中南地区的中山大学成为综合性的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校名撤销。西南地区的重庆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理工大学，同时新设立重庆土木建筑学院、重庆化学工业学院等院校。此外西北地区新设立新疆八一农学院。

4       公费医疗制度的实行  

工矿企业，于1951年2月间开始重点试行劳动保险条例，以解决工人的医疗问题。同年，在陕北老根据地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试行了公费医疗预防制。1952年初又将免费医疗预防办法，扩大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各根据地。 

1952年6月27日，发布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根据国家卫生人员力量与经济条件，决定将公费医疗预防的范围自1952年7月份起分期推广，使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建设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残废军人，享受公费医疗预防的待遇。 

1953年，政务院决定公费医疗的范围扩大到大学和专科学校学生，从而，使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全部建立起来。 

公费医疗制度的具体办法主要有：公费医疗的经费由国家开支，国家实行分级分工医疗。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员的门诊、住院所需的诊疗费、手术费、住院费，门诊或住院中经医师处方的药费，均由公费医药费中拨付等。 

5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建国之初，在缺乏经验、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工程材料的情况下，修筑铁路是困难的，在号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山地修筑铁路尤其困难。

面对各种困难，西南区领导机关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在劳力的来源和组织上，他们改变了包商招工的办法，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抽调了28000名指战员，作为筑路的“开路先锋”和主力。战士们把工地当战场，迅速掌握了开山凿石的筑路技术，工效超过标准工一倍以上。

在1950年11月战士们奉令回部队整训以后，在成渝沿线动员了84000名农民和失业工人，由各地方人民政府和党委负责人亲自带领，参加修路。经过培训，很快掌握了筑路技术，涌现出不少出色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单位。当1951年土石方工程结束，民工复员回家时，1万多民工已变成熟练的筑路工人，他们自愿参加西南铁路工程部队，长期献身于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重庆的钢铁工人对成渝铁路作出了有决定意义的贡献。过去有的人长期认为我国工厂不能轧出标准钢轨，只能向外国购买。重庆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刻苦钻研、顽强奋斗，终于于1950年10月轧出了第一根钢轨，从而使成渝铁路所用全部钢材、鱼尾板和螺丝钉不仅全是国货，而且都是四川当地制造的。

同样，在解放前，修筑成渝铁路时，有人认为：“中国木头不能作枕木”。因而想从外国进口。现在，四川农民在人民政府号召下，争着把上好的木料卖给铁路局，125万根枕木迅速备齐。 

成渝铁路从1950年6月15日开工，8月1日开始铺轨，10月1日试车，此后逐段通车，1952年6月13日下午3时20分铺轨到成都火车站，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部完工，距开工之日恰为两年。

6     塘沽新港开港 

1952年10月17日，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完工并正式开港。 

位于海河入海口北岸的塘沽港，过去是一个狭窄而简陋的港口，只能容纳千吨左右的小轮。3000吨以上的大船只能停泊在海面，货物的装卸靠驳船进行长距离的驳运，这既造成财力物力的损失，又影响了船舶的运转率。

在施工中，工人和技术人员曾提出了1949项合理化建议，创造了1280项新纪录。在管理方面，建立了各种责任制312项，技术作业规程103项。在第三季度，还推行了小组经济核算，加强了计划管理和成本管理，打下了实行初步经济核算制的基础。经过努力奋斗，提前二个月完成了塘沽新港第一期工程任务，并为国家节省了142亿元（旧人民币）的资金。 

7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 

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经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以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其中重工业减少了70%，轻工业减少了30%，煤炭、钢铁、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分别减少了48%、80%、25%和48%。

从1937年到1949年5月的12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0多亿倍。广大劳动人民贫困失业，生活下降到极其悲惨的地步。 

1950年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研究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财政经济困难的政策和措施，决定实行“三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这样，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它对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扭转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950年6月，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提出了一个任务、三个条件、八项工作。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为此，需要做好土改、调整工商业、精兵简政、文化教育和共产党整风等八项工作。

1950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展开，到1953年春，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使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反腐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2年工农业总产值为810亿元，比1949年增加77.5%，其中工业349亿元，增加145.1%。农业461亿元，增加53.5%（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为135万吨，比1949年15.8万吨增长753.7%，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46.3%。原煤6600万吨，比1949年3243万吨增长105%，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6.5%。原油产量1952年达到43.6万吨，比1949年12.5万吨增长263.3%，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长37.5%。粮食1639亿公斤，比1949年增长51.6%。棉花1303.7万公担，比1949年增长193%，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加53.6%。

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有较大增长，由1949年的34.7%，增长到1952年56%。私营工业由55.8%减到17.1%（绝对数量仍有发展）。工业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1949年轻重工业产值的比例是73.6比26.4。1952年为64.5比35.5。 

1952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从1949年底的21989公里增加到24500多公里。3年间，共修复铁路1000余公里，其中新建成渝、天兰等铁路1320公里。3年间共修复公路32000多公里，新建公路11000公里，通车里程达126675公里，比1949年增加56.8%。 

邮电事业，1952年邮局、所达到4.95万所，比1949年的2.63万所，增加了88.2%。邮路长达128.9万公里，比1949年70.6万公里增加82.6%。邮电业务工作量，1952年达到1.64亿元，比1949年的0.97亿元增加69%。一些偏僻山村也开始有了邮路、电话，极大地方便了生产和人民生活。 

1952年财政收入为183.7亿元，支出为176亿元，收支相抵，结余7.7亿元，并实现了物价的完全稳定，结束了旧中国长期通货膨胀的历史。  

就业人数逐年增加。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为446元，比1949年提高了70%左右。农民的收入也增加30%以上。全国的职工的总人数已由1949年的800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1580万人。三年间增加了97.5%。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19.1万人，比1949年增长64.1%。中等学校在校生314.5万人，比1949年增长142.2%。小学在校生5110万人，比1949年增长109.5%。

1949年到1952年大众文化馆由896个增加到2430个。图书馆由55个增加到83个。医院和卫生机构由2600个增加到3540个。医护人员由54.1万人，增加到81.9万人。1952年全国医院、疗养院的床位18万张，比1949年的8.4万张增加了1.14倍。县卫生院已全部建立起来。 

8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它的编制工作，早在1951年春就已开始。1952年8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轮廓草案指出，今后5年是我国长期建设的第一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五年建设的方针是：第一，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第二，工业的速度，在可能条件下应力求迅速发展。第三，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且应结合目前实际情况。

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8%。工业总产值增长156%（即每年递增20%），其中生产资料增长230.5%（即每年递增27%）。农业总产值增加53%（即每年递增8.9%）。

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斯大林两次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并且提出了意见。他认为，轮廓草案中提出的5年中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到15%或14%。他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当时确定20%的年增长速度是基于建国后工业年平均增长34%的速度而提出的，对经济恢复时期带有恢复性质的高速度不可能保持长久这一特点注意不够。斯大林的建议很有启发意义，“一五”计划最后确定为年增长14.7%，实际完成18%。

“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是：五年内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总支出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其中，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427.4亿元，占55.8%，其余44.2%的资金计339亿元，用于基本建设所需要的资源勘探、工程设计和器材储备等。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的设备大修、技术组织措施、新产品试制等。各经济部门的流通资金。经济和文化事业，培养专业干部等。 

基本建设投资427.4亿元的分配是：工业部门i为248.5亿元，占58.2%。农、林、水部门为32.6亿元，占7.6%。运输邮电业为82.2亿元。占19.2%。文教卫生部门为30.8亿元，占7.2%。

上述投资分配中，工业是投资的重点，占了大部分。农、林、水所占比例不大，这主要是因为“—32”期间农业不可能广泛地实行机械化，大规模的水利和林业建设还不可能全面展开。 

当时编制“一五”计划过程，显明地反映了下述指导思想：  确定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一方面是由于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对我们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了获得依靠自己力量来实现工业化的物质基础，需要尽可能使重工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

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地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密切联系、互相制约的，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实现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强调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正确估计我们主观力量增长的可能性。因此，充分估计到资金、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估计到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和科学交流等各方面对我们的封锁和歧视，因此，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强调坚持在经济建设中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其中一部分是在“二五”计划期间进行）。尽管如此，在苏联帮助设计和装备的项目中，仍有20%至30%的设计工作量和30%至50%的机器设备由我们自己负担，凡能自己解决的决不依赖外援。

强调要求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同改善人民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这二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或者影响国家建设的发展，或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 

9      禁毒运动 

鸦片，俗称大烟，据英国官方统计材料，1837年7月至1838年6月，中国从英国的进口商品总值是560万镑，而鸦片就占60%。1800至1838年，英国鸦片贩子把42万多箱鸦片运进中国，从中国夺走4亿银元。1835年，我国吸食鸦片烟者约达200万人以上，以后逐年增加。

解放前夕，贵州省的1400万人口中，吸食鸦片约300万人。贵阳市解放前夕人口约23万，吸毒者约4万，烟馆2000多家。遵义城解放前夕人口约6万，烟馆400多家，烟味充斥大街小巷，被称为“烟毒世界”。据初步统计吸食鸦片烟毒的烟民，全国约有200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4.4%。

全国禁毒工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51年底。这一时期是禁烟禁毒全面开展时期。各地人民政府为了人民利益先后制定了禁毒办法、布告、指示。

南京市于1949年10月发布了《禁止烟毒暂行办法》。责令种、制、运、售毒者登记交出毒品、烟具，有吸毒嗜好者，限期戒除，违者按照情节惩处，没收非法所得财产。

贵州省人民政府1950年1月30日发出《为禁绝鸦片告全省人民书》。《告人民书》鲜明地表明了人民政府禁绝烟毒的决心：“我人民政府对鸦片毒品，一向都是抱深恶痛绝态度，凡是解放区，一律采取坚决禁绝方针。为了爱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建立革命秩序，恢复正当生产，繁荣经济”为建设新的贵州而奋斗。 

1950年2月24日，向全国下达了《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通令》指出：“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各级人民政府“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订出限期禁绝办法”。

《通令》强调必须向广大群众进行反烟毒的宣传，调动并依靠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禁毒工作的进行。

通令规定，对制造、贩运、销售烟毒的烟贩和众多吸食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并要求各级卫生机关配制戒烟药，帮助烟民戒烟，对贫困烟民，可免费或减价医治，在烟毒较盛的城市设立戒烟所。 

第二阶段，从1952年1月至12月底。在此阶段广泛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禁毒运动，深入打击贩毒分子。 

1952年4月15日，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1952年5月21日，再次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在“三反”“五反”运动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下，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群众性反毒运动，粉碎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及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以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 

据统计，全国共收到群众揭发毒犯的材料131万件，检举的毒犯有22万多人。有的群众还主动监视毒犯的活动，及时向政府反映。有的协助政府查证材料。有的当面控诉、揭发毒犯的罪行，还出现了妻子检举丈夫、子女劝导父母、弟妹动员哥嫂交待罪行的场面。

据统计，在禁毒运动中，共登记制造、贩运毒品的毒贩36万人，关押3.5万人，处决大毒犯880人。  

这场群众性的禁毒运动，从全国范围来说，到1952年底，就取缔了种植、贩运、吸食毒品的活动，基本上禁绝了肆虐百年的烟毒。禁毒成果举世瞩目，震惊中外，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都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