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Foucault étudie la raison d'État»/«Foucault Examines Reason in Service of State Power»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译者：Parker Tan

译者按：如何看待理性宰制下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这是一个问题。早期的传统观念认为，史学的崇高价值就是显露历史事件性的排列和对其尽可能客观的陈述，那么总结历史规律、进行历史事件、人物、环境、风俗以及社会形态的评断都是建立在陈述(énonciation)和真相(vérité)之上的后续推断。这些后续的价值评价和观念推导作为规范性(normality)是以真相为前提、被真相所检验的。但这一自兰克(Ranke)始的史学价值传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就已经在现实愈加复杂的历史分析中展露出其技术维度的匮乏；从外部来看，年鉴派(École des Annales)和同时期其他史学研究范式基于在兰克意义上客观陈述在一手材料缺失时的不适用以及事件多重要素面相(风俗、观念、政治、经济等等)分析的需要，已经开始主张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并开展了它们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而且这一系列“新史学”往往已不强调历史一定具备连续性(continuité)。从这个角度来说，史学观念从追求客观论述转为了认识到客观论述的不适用，从恪守客观转为了坚持实证；但是到了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这里，兰克意义上客观论述都已经不是不适用的问题，而是很可能从来都不存在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写作自上文所述的分析前提——即“显露历史事件性的排列和对其尽可能客观的陈述”开始就已经被写作者的主观要素、视差和先验观念所宰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海登·怀特和福柯在这个访谈中的观念产生了直接对应(“我压根就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也不是一个小说家。我在进行一种类似历史创作的写作[Je ne suis tout bonnement pas historien. Et je ne suis pas romancier. Je pratique une sorte de fiction historique.]。”)；按照福柯的观点，这里显然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去取消历史性(historicité)的真实维度，而恰恰是要我们通过对当下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意义的写作，来不断审视理性主导下这些繁多现实对应的历史其写作逻辑和话语游戏，从谱系学的角度来甄别出其中的权力技术，来把真相还给社会现实。毕竟，历史难道是一种被连续性书写而出的事物吗(虽然进行这种书写的人认为历史是先于他们写作的而非他们写作的主观成果)？至少在福柯眼里，那类看似客观的历史只能证实其历史书写体系出身脉络的起源(Herkunft)；但真实的历史，那些过去的现实和当下的现实，却是事件的叠加态，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永恒抗争，是那些非目的论的历史他者运动的不断发生(Entstehung)。

《福柯审视国家理性》，M. 狄龙(M. Dillon)对福柯的一篇访谈，最初刊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报，第12年版，1979年10月24日，第6期，第5-6页(Campus Report, 12e année, no 6,24 octobre 1979, pp. 5-6.)，法语版由F. 杜兰-博加特(F. Durand-Bogaert)译成(本访谈录亦有一篇修订版发表于季刊《廉价评论[The Threepenny Review]》第1年，1980年冬-春季，第1期，第4-5页[The Threepenny Review, 1re année no 1, hiver-printemps 1980, pp. 4-5.]，可见本丛书收录的第280篇。)；后被收录为《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三，第273篇(Dits et Ecrits III texte n° 272)。

(以下蓝色部分为M. 狄龙的话，黑色为福柯的话——译者注)

-福柯先生，在法国，您的作品被公众所熟知，它们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在美国，您的声誉并没有蔓延到学术界之外，这似乎是美国大部分知识分子批评家的命运。您会如何解释这种差异？

-自1964年以来，法国大学体制经历了一场深重的危机——这是一场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危机；其中孕育了两个的运动：一个是由大学生发起的运动，旨在摆脱以往大学严格的行为戒律和生活规范；这一运动和其他的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同性恋平权运动有着共同之处；另一个则是包括大学以外的教师发起的运动，他们试着在其他任何地方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就包括了著书、在广播以及电视上发言。另外，法国的报纸媒体也总是对这种思辩内容表现出比美国报纸更多的兴趣。

-在讲座上，您提到了个人自我实现的必要性。在美国，我们能看到一个支持自我实现的运动自发开展了起来；这是一个非政治性的运动，类似于小组聚会、E. S. T. [1]或者其他类似的团体；他们这里的“自我实现”您会作何理解？它和您所说的自我实现有什么区别吗？

-在法国，我们也有着一个类似的、并且同样有力的社会运动。我对于人的主体性有着和他们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从1960年以来，主体性、个体身份和个性一直是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我觉得把身份和主体性当做某种深层的、自然的个体组成部分而非由政治和社会因素所决定是一个很危险的观念；我们需要把自己从精神分析学家面向的那种主体性，也就是心理主体性中解放出来。某种意义上，我们是那些有关自我定义和自我行为概念的囚徒。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需要解放自己的主体性，解放我们同自我的关系。

-您在讲座上也谈到了现代国家在战争和社会福利这些方面的暴政。

-没错。当我们试着去思考现代国家是何时何地开始对个人生命开始关注时，或者说，关注人们的生活时，历史就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就是，正是在现代国家执行大屠杀的时候，它才开始关注个人在公共意义上身心健康。在法国，第一本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书籍就写于1784年，就在法国大革命的5年前，或者说拿破仑战争的10年前。这种生与死的博弈和斗争就是现代国家的主要矛盾之一。

-那么，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国家是否有所不同？

-在这方面，苏联和中国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苏联，社会治理对个人生活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人生活的任何细枝末节都无法逃过国家的眼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造成了1600万人的死亡。大屠杀和个体控制是所有现代社会的两个深刻特征。

-在美国，也有很多社会批判者关注国家和治理机构对个人肆意操弄的问题。比如，我就想到了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zs)[2]。您任何您现在的工作和他们的工作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在我的书中，我其实谈的并不是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我发明出来的。我看到了很多美国人对我书的评价，有一个评论令我印象深刻，是谈到我有关监狱的那些书籍的。评论说，我在有关监狱问题的著作中所做的事就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3]在他有关精神病院的书中所做的事儿一样，只是没他做的那么好。但我要说我并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不想做戈夫曼一样的事儿。戈夫曼感兴趣的是某一类制度的具体运作模式：也就是那些具体的整体性机构，比如精神病院、学校和监狱。

对于我来说，我想要分析并揭示出一整套权力技术和它运作形式的关系，这就包括了其权力的政治形式，比如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戈夫曼研究的问题是制度机构本身运作的问题，我研究的问题是治理权力对个体管理的合理化；我的研究工作不是具体的制度史或者观念史，而是理性史——这一理性同时在制度和人们日常行为中运转着。

在当下，理性是对人类行为进行合理规划和指导的东西。制度、个人行为和政治关系都有其理性逻辑。而且即便是最暴力的政治形式都有其理性要素。这也是这种暴力最危险的地方，即它合乎理性；暴力确实令人害怕，但它正是在我们运用的那些理性范式中找到了其最深层的内核和持久性。很多人认为，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世界当中，那么我们就能摆脱暴力的威胁；这大错特错。理性和暴力绝非互斥。我想要做的并非是审判理性，而是要确定那些和暴力相容的理性特质。我所对抗的不是那一般形式的理性，我也没法说我是在和理性作斗争。

-您说您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有的人说您是一位艺术家。不过当时我也在场，有一位学生拿着《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找您签名；您的回答是：“不，只有艺术家才需要在他们的作品上签名。而我不是一个艺术家。”

-一个艺术家？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成为一个作家。如果一本书成为了一件艺术品，那它就会被认为十分重要。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想做一些事情来从微观层面对现实进行转变——比如写一本有关疯狂的书，去影响我们现实社会中那些最微小的地方，来改变人们对此的看法。

我确实不是一个艺术家，也不是一个科学家。我是一个通过那些总是——或者至少经常被从我们现实中分离开来的事物来分析我们社会现实的人。

-我相信你曾经在瑞典、波兰、德国以及突尼斯工作和教学过。在这些国家的工作对您有很大影响吗？

-这些国家虽然和我自己的国家距离都很近，但是在社会形态和特征上却都有着很多不同；所以从我个人理论兴趣来看，在瑞典、波兰和德国的工作经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国家的社会在有些方面是对法国社会对应部分的加剧和激进化。例如，在1955-1960年间，瑞典在社会福利和政治平等方面远远领先于法国；一些在法国根本感觉不到的变化在瑞典就显得趋势显著——当然，很多瑞典人也对这些趋势视而不见。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社会一只脚落后了别人十年，而另一只脚却领先别人十年。

至于波兰，我在那儿生活了一年。从社会心理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波兰和法国有着很深的联系。不过，波兰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这使我能够明显发现这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

然而，如果我前往苏联，那情况又会有所不同。在那里的人们处在一个被施行了五十多年的社会制度之下；在这个社会当中，人们的行为更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决定的。

-当您说一个人的行为往往是被塑造的时候，我们应该理解成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还是要理解成您认为人类之中一直存在对这种型塑进行抵抗的潜质？

-在人类社会中，没有统治就没有政治权力。尽管我们可以从很多案例表明人类会自愿接受被支配的现状，但人们在本质上依然不愿意被肆意指挥。如果我们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待那些大多数为人们所知的社会，我们会发现政治结构并不是稳定的。这里我不是在谈那些非-历史的社会——那些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历史演进和我们目前熟知的社会形态历史并不相同。不过，所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些社会都经历过动荡和革命。

-在您谈到牧领权力(le pouvoir pastoral)时，您这个论述是一个从旧约文本中发展出来的观点，那就是上帝照看并保护这那些顺从于祂的子民。然而，当那些以色列人拒绝服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羊群不跟随牧羊人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这里的问题在于人如何处置他们同上帝的关系。在旧约中，犹太人把上帝和自己的关系以神-牧羊人(Dieu-berger)的比喻进行了表述；而在古代希腊的城邦中，个人和神的关系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类似乘客和船长的关系。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这么说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但在我看来，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您的许多假设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深入您的信念和方法我们还是能发现很多令人信服的东西。

-我压根就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也不是一个小说家。我在进行一种类似历史创作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我很清楚我不是在阐述真相。历史学家很可能对我的说法表示：“这根本不是事实。”或者这么说：在六十年代初，我写了很多有关疯狂的文本——那是一本有关精神病学诞生历史的书籍。我非常清楚这本书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很可能是片面或者有所夸大的。并且，我很可能在写作中忽略很多同我论述相悖的内容。但是我的书依然改变了人们当下看待疯狂的态度和方式。所以，我的书和那本书中所述的论点在今天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我试图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我们对过往历史的认知之间引入一种干扰。如果这种干扰生效，那么它将对我们当下历史产生现实影响。我希望的是，我的书籍在写完的那一刻揭示出的是当下的真相，而不是过去历史的真相。

当然，我的英语不太好，我上面这段话很可能给人这种印象，比如人们可能会对我说：“瞧吧，你这不就是在撒谎。”不过让我换个说法，我写了一本有关监狱的书。我在书中试图指出监狱历史上的某些演进趋势；“所以你就说了这一个趋势”，人们可能会如此质疑道，“所以你说的也不够全面。”

但是就在两年前，在法国有好几所监狱都发生了暴动，囚犯们发起了抗争和起义。在其中的两所监狱里，囚犯正读着我的书，他们在牢房中对其它囚犯读出了我在书中所写的那些内容。我知道这么说可能让我显得有些自命不凡，但是我认为这正是对真相的一种证实——这是一种政治性的、有形的真相，也正是我的书在写完的那一刻就开始显露的真相。

我希望，我的书在未来也能这样展示真相。

参考

1. ^E.S.T. 即埃拉尔敏感性训练(Ehrard Sensitivity Training)，一种在美国很流行的团体心理治疗方法。

2. ^[译者注]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zs)，美国精神病学家，反精神病学运动发起者之一。

3. ^[译者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美国当代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