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

（一）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1952年7月4日—）是哥伦比亚律师、政治家，哥伦比亚共和国前总统，民主中心党党魁和精神领袖。乌里韦执政期间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反政府武装，实行税制改革，积极引进外资，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对外开展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取得显著成果。1952年7月4日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出生于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首府麦德林的一户富裕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早年乌里韦一家曾在萨尔加生活，乌里韦10岁时全家搬往麦德林居住。乌里韦早年在耶稣会和本笃会开设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之后他前往麦德林市的豪尔赫·罗夫莱多学院就读中学。中学期间乌里韦学习成绩优异，高二、高三所有功课均获免试。耶稣会是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西班牙人圣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旨在反对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仿效军队纪律制定严格会规，故亦称“耶稣连队”。会士除严守“绝财”、“绝色”、“绝意”“三愿”外还应无条件效忠教宗，执行其委派的一切任务。为便于深入社会各阶层，取消专门会服，不住修道院，通过讲道，开办学校、医院，担任官职和王侯的“神师”（听告解神父）等进行各种活动。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曾予以抨击，欧洲一些国家曾加以取缔。1773年教宗克雷芒十四世宣布解散，1814年重新恢复。20世纪60年代以来成为促进天主教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当今耶稣会在全世界112个国家活动，有77个教省，大约有两万成员，在天主教会内影响很大。在全球开办59所大学、500所学院和8500所小学以及许多杂志、报刊、电台等宣传机构，现任教宗方济各即为耶稣会士。耶稣会于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来华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1842年耶稣会士重返中国后主要建立上海教区和献县教区两个传教中心。1950年有913名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占全世界（4650人）的1/5，952年耶稣会士离开中国。本笃会亦译为“本尼狄克派”，是天主教隐修院修会，1529年由意大利人本尼狄克（亦译“本笃”）创立于意大利中西部的卡西诺山。规定会士发“三愿”，即绝色（不婚娶）、绝财（无私财）、绝意（严格服从）。每日集体诵经，认真读书，余暇从事劳动。其座右铭是“祈祷不忘工作”，其后成为天主教修会制度的范本。9世纪起发展至西欧、北欧等地，其隐修院也逐渐成为欧洲主要经籍研究与学术中心，至12世纪中期盛极而衰。910年至1098年在法国先后出现克吕尼修会与熙笃会，主张严守本尼狄克所定会规，亦称“重整本笃会”。1893年教宗利奥十三世设立办事处，统管各自分立的本笃会各修会。

（二）1909年本笃会传入中国，但未建立修会组织。1926年在四川成都西山建立首座修道院，1928年在吉林延吉建立延吉修道院和延吉教区，另在重庆、开封、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修道院。该会在华主要从事传教和教育、慈善事业，如美国本雪凡尼的本笃会于1925年建立辅仁大学，1949年后该会停止在中国的活动。1970年乌里韦从豪尔赫·罗夫莱多学院毕业，同年他被保送到安蒂奥基亚大学法律系就读，大学读书期间乌里韦多次获得奖学金，并在导师法学教授卡洛斯·加维里亚·迪亚斯的影响下加入青年自由党。1976年乌里韦担任麦德林市公共企业财务主管，1977年乌里韦从安蒂奥基亚大学毕业，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律师资格。1977年乌里韦正式加入哥伦比亚自由党，1977年—1978年乌里韦担任劳动部秘书处秘书长，1980年3月24日—1982年8月7日乌里韦担任哥伦比亚国家航空总局局长。1982年8月—12月出任麦德林市市长，1984年—1986年担任麦德林市市政议员。1986年3月乌里韦当选为安蒂奥基亚省国会参议员，同年7月20日正式就职，任期4年，1990年3月乌里韦连任安蒂奥基亚省国会参议员职务。1991年10月哥伦比亚举行新宪法颁布后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乌里韦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他倡导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工人权益，完善自由市场经济。1993年乌里韦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深造，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94年7月20日乌里韦结束参议员任期，同年10月30日当选为安蒂奥基亚省省长，1995年1月1日—1997年12月31日乌里韦担任安蒂奥基亚省省长。1998年—1999年乌里韦前往英国，担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获得英国文化协会授予的“西蒙·玻利瓦尔奖学金”。2000年乌里韦离开牛津大学，返回哥伦比亚国内。2001年因未获得自由党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乌里韦退出自由党。2002年乌里韦加入“哥伦比亚第一运动”，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2002年初乌里韦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选举，竞选总统期间乌里韦领导的“哥伦比亚第一运动”，打出“铁腕雄心”的口号，强调以“铁腕”手段对抗暴力、惩治政治丑闻和腐败，对经济发展和老百姓要胸怀“雄心”，致力于消除贫困和重建社会公正。2002年5月26日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乌里韦以绝对优势获胜，成功当选为新一任哥伦比亚总统。

（三）2002年8月7日乌里韦在首都波哥大正式宣誓就职，任期4年，他在就职演讲强调：实现哥伦比亚和平和民族和解是新政府当务之急，希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尽快结束内战和恐怖暴力，为振兴国家经济而努力。2005年底乌里韦宣布自己将参加2006年的总统选举，2006年5月28日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乌里韦在选举中以绝对优势战胜其他候选人，成功连任总统职务。6月16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承认在大选中获胜的乌里韦为新一届总统。8月7日乌里韦在首都波哥大正式宣誓就职，正式开始第二届总统任期。2007年6月14日—2008年6月17日乌里韦担任安第斯共同体轮值主席兼安共体总统理事会主席，2008年9月24日乌里韦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63届联合国大会，并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2009年1月28日—2月1日乌里韦出席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第39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10年乌里韦加入民族团结社会党，2010年8月2日担任以色列袭击加沙人道主义救援船队事件国际调查小组副主席，负责调查5月31日发生的以色列武力拦截援助船队事件。同年8月7日乌里韦卸任总统职务，将总统职位交给新当选的民族团结社会党人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卡尔德龙。2010年—2011年乌里韦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造访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之后他接受乔治敦大学的邀请，担任该大学的客座教授。2012年乌里韦返回哥伦比亚，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由于政见分歧，乌里韦对桑托斯政府提出一系列的批评，之后乌里韦和桑托斯总统成为政敌，同年10月乌里韦加入美国新闻集团董事会。2013年1月20日乌里韦退出民族团结社会党，随后他联合奥斯卡·伊万·苏卢阿加、胡安·卡洛斯·贝莱斯和卡洛斯·奥尔梅斯·特鲁希略·加西亚等人创建民主中心党，乌里韦成为民主中心党的党魁和精神领袖，同年9月乌里韦宣布他将参加次年3月举行的国会选举并竞选国会参议员职务。2014年3月乌里韦再次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同年7月20日正式就职，任期4年。2018年3月乌里韦连任国会参议员职务，他是当年国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当选参议员，同年7月20日乌里韦正式开始新一届4年参议员任期。2020年8月18日下午乌里韦正式宣布辞去国会参议员职务，他所在的民主中心党已选定人选接替他的议席，乌里韦在推特上发布一封给参议院议长的辞职信，其中列举促使他“断绝重返参议院期望”的各种原因。乌里韦执政后政府推行铲除腐败、打击政客政治的改革，精简政府机构，削减公共开支，树立清廉、勤政和高效的形象。

（三）2002年乌里韦政府颁布第790号法，制定18个相关法令，将政府的16个部合并为13个部，并关闭部分海外使领馆，取消25个驻外机构。乌里韦总统本人带头减少自己的工资，将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268个议席削减至150个，取消议员轮换制度，避免将大笔资金浪费在支付挂名议员的退休金上，大幅度降低议员的工资和任职补贴。乌里韦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合并政府部门和优化行政手段，裁减数以百计的冗员。2004年3月乌里韦总统正式向国会提交宪法修正案，要求修改宪法中关于禁止现任总统连任的条款，11月哥伦比亚国民议会审议并通过总统可连选连任法案。2005年10月哥伦比亚国家宪法法院正式批准该法案，使乌里韦连任成为可能。2008年乌里韦继续争取获得第二次连任，10月众议院表示拒绝乌里韦第二次连任，在遭众议院否决后乌里韦宣布将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自己能否第二次连任。2009年8月参议院投票通过举行公民投票的议案，9月哥伦比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议案，同意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要修宪，让总统乌里韦有权参加竞选，获得第三个任期，2010年2月26日哥伦比亚宪法法院以7票反对、2票支持的投票结果否决乌里韦为谋求第三次参加总统选举而推动的公投法案。乌里韦强调政府通过实行税收改革、铲除腐败、争取美国和欧洲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援助等措施，逐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贫困人口，实现经济恢复与振兴。2002年12月27日乌里韦政府颁布第788号法，开始新一轮的税制改革，新税法自200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该法规定新的税率和对违规处罚的新规则，扩大增值税的征税基础，提高汽油附加税，并对部分食品、日用品逐步提高税率。逐步取消股票出售收益、不动产销售、保税区、证券投资收益基金、可兑换证券、发电能力在25000千瓦以上的大型发电厂、通讯企业、畜牧业基金、农业改革证券等的所得税减免，打击企业逃税，修补法律漏洞。政府实施税制改革后取得显著成效，2002年政府税收额为274.876亿比索，2003年增加到322.004亿比索，相比上年增长17.1%。2002年以来政府对从事某些行业的公司给予免除所得税的优惠，对主要从事出口的企业进口国内不生产的、用于原材料加工的机械免除进口增值税；对从事旅馆、饭店的建设和改造活动的公司在30年内免除所得税；对研发新药品和有高技术含量的软件的公司免征所得税；对市区用于发明创造的地皮享受免征所得税的优惠；对石油勘探公司在其地震勘探活动中5年内免除所得税；上下水道建设公司以其投资额为基础，享受40%的所得税减免（减免幅度不超过应税额的50%）等等。

（四）乌里韦政府采取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政府对外国投资者实行优惠鼓励政策，规定从2003年开始20年内免征所得税，流入哥伦比亚的外国投资逐渐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为31.17亿美元，2005年猛增到102.4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为十年前外国投资的5倍。乌里韦政府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大力开发哥伦比亚的西南地区、东部亚诺斯平原、亚马孙地区以及东北部边境地区等的旅游景点。鼓励私人投资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建立旅游休假疗养中心，推动宾馆、饭店、疗养院和娱乐场所的建设。促进边远地区旅游事业的开展，进而推动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重视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哥伦比亚的许多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设有旅游系和旅游专业。为发展生态旅游业，政府规定经营经营新生林和木材树木种植园，可享受零所得税待遇。从2002年起哥伦比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实现持续稳定增长，超过拉美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2003年哥伦比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3.5%，高于上年增长率2个百分点；私人投资增长25.2%，是上年同期的1.5倍；失业率降至12.3%，提前实现预定目标；在上年下降3.6%的情况下，2003年出口增长7.2%；农业种植面积达到401万公顷，增加近16万公顷。2004年哥伦比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4.7%，其中农牧业增长1.8%、制造业增长5.3%、建筑业增长达13.4%、商业增长6%、通信运输业增长5%。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5.7%，其中农牧业增长2.4%，采矿业增长1.7%，制造业增长5.4%，建筑业增长12.8%，商业增长7.3%，运输通信业增长8.7%。同年哥伦比亚开始向厄瓜多尔出口电力，后又出口到秘鲁、委内瑞拉和巴拿马。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其中农牧业增长3.9%、采矿业增长3.2%、制造业增长6.8%、建筑业增长13.5%、商业增长8.7%、运输通信业增长9.2%。在乌里韦第二次担任总统期间为了应对哥伦比亚国内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具体做法是：①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狭义货币M1供应量增长率由2006年的18.2%下调至2007年的11.9%；②提高准备金率，2006年12月-2007年7月中央银行提高准备金率，经常账户、储蓄账户和固定存款的准备金率分别提高14%、5.5%和2.5%；③上调利率，2006年12月-2007年7月基准利率提高了3.75%，名义存款利率和名义贷款利率也分别由2006年的6.2%和12.9%提高至2007年的8%和15.4%。

（五）2008年5月为应对投机资本，乌里韦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要求外国投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40%提高至50%，外国直接投资的最短期限为2年，10月政府取消此项法令。2008年10月中央银行决定放松银根，增加市场的流动资金，具体措施是：将结算账户和储蓄账户的存款准备金率从11.5%下调至4.5%；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临时购买金融证券为市场注入资金；购买5000亿比索（约2.5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与此同时美洲开发银行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总额为6.5亿美元的贷款，以缓解哥伦比亚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投资和出口。乌里韦政府宣布：将利用这些资金增加市场融资规模，优先满足当地企业的融资需求，推动生产领域和出口行业的发展，保持其竞争力。2007年哥伦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相比2006年增长7.5%，其中农牧业增长3.9%、采矿业增长2.9%、制造业增长9.5%、建筑业增长11.5%、商业增长8.7%、运输通信业增至11%，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5%，其中农牧业增长2.7%、采矿业增长7.3%、建筑业增长2.8%、商业增长1.3%、运输通信业增长4%。乌里韦政府在采矿业和石油业投资500亿美元，2010年哥伦比亚的石油产量创历史新高，平均日产量达78.5万桶，超出政府设定目标的39%，与2009年67.1万的平均日产量相比时增长16.9%。天然气的产量也超出政府设定的每天8.5亿立方英尺的目标，达到每天10.9亿立方英尺。2010年哥伦比亚国内GDP相比去年增长4.3%，总额近3000亿美元，人均GDP约6500美元，同年末外汇储备余额增加至284.64亿美元。乌里韦主张对哥伦比亚国内的反政府武装实行强硬路线，通过严厉的军事手段打击反政府武装。他态度强硬，实施“民主安全政策”，确立主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内乱、“以战促和”的安全战略重心，扩充军警力量，加强对非法武装的军事打击力度。乌里韦执政后提拔一些强硬派军人担任军队高层将领，将反游击队的部队人数从5.5万扩充到10万人，将警察从10万人增加到20万人。提高职业军人比例，延长义务兵役期。组建由100万人组成的民兵，把农民训练成为“田野卫士”，形成海陆空三军紧密合作的城市预警机制。同时向美国政府提出援助要求，用于加强哥伦比亚政府军的作战能力，改变政府军在同游击队交战中的不利局面。2002年9月12日乌里韦宣布哥伦比亚全国进入为期90天的国家“紧急状态”，以遏制反政府武装的恐怖活动。在“紧急状态”期间国家实行战时法律，对涉及战争的报道进行新闻检查，政府征收2万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7.8亿美元）的特别战争税，用于扩大政府军兵力和购买军事装备，并向企业发行战争公债。冻结大多数与战争无关的开支，打击反政府游击队和右翼准军事组织。

（六）2004年5月哥伦比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洛斯·阿尔韦托·奥斯皮纳将军宣布：哥伦比亚全国25万名政府军官兵进入戒备状态，加强在全国13个大城市以及重要民用设施的保卫工作。经过乌里韦政府深刻的现代化改革后哥伦比亚军警的情报、空中支援和特别行动能力都有大幅度的提升。乌里韦通过军事打击的手段，采取以战促和的策略，解决内乱问题，得到哥伦比亚民众和各派政治力量的广泛支持。乌里韦政府同美国、欧盟、世界银行以及众多拉美邻国就打击国内反政府武装展开合作，美国通过“哥伦比亚计划”和“安第斯地区计划”，增加对哥伦比亚的军事援助，打击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从司法上协助哥伦比亚，将拒不认罪的武装组织成员引渡美国受审，使其面临更严厉的处罚。哥伦比亚政府以反恐名义将计划扩大到军事领域，以加强对反政府武装的打击力度。2003年12月2日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领导人西蒙·特立尼达（原名里卡多·奥维迪奥·帕尔梅拉·皮内达）在厄瓜多尔境内被捕，2004年12月31日在美国的要求下哥伦比亚政府将里卡多·奥维迪奥·帕尔梅拉·皮内达以贩毒、绑架美国公民等罪名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2007年以来政府重点加强对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军事打击，2008年3月1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第二号人物劳尔·雷耶斯在哥伦比亚南部与厄瓜多尔的边界地区被政府军击毙，3月26日哥武最高指挥官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贝莱斯死亡。同月哥斯达黎加政府就根据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的线索，查获并没收哥武司令在本国隐藏的48万美元现钞。据哥伦比亚国防部报告，2008年有3352名反政府武装人员缴械投降，另外政府对准军事组织已成功的实施多批遣散。2008年7月哥伦比亚军方开展解救人质行动，解救出包括前总统候选人英格丽特·贝当古在内的15名人质。2008年12月乌里韦总统呼吁所有反政府武装人员放下武器，并承诺只要缴械投降和释放人质，政府将按照“人道主义交换”原则，给反政府武装人员以物质奖励，并保证他们的自由。乌里韦在任的8年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控制的地盘不断萎缩，游击队员被逼入安第斯山的最深处，队伍的规模也从鼎盛时期的超过2万人缩减到7000人。乌里韦执政后宣布极右翼武装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为暴力犯罪组织，美国也在此前的2001年9月把它列入国际恐怖组织黑名单，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

（七）“联合自卫军”是哥伦比亚一支极右准军事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2002年12月该组织3支北部方面军单方面宣布停止一切敌视政府行动，并主动与政府对话。通过和谈后该组织同政府达成协议：“联合自卫军”各派从2003年开始逐步解除武装，而政府对于投诚人员给予适当安置。3月12日是“联合自卫军”北方集团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人员向政府投诚缴械，3月4日和7日先后有250人和2215人向政府投诚。2002年12月1日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宣布在全国实行单方面无限期停火，并要求同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哥伦比亚政府正式开始同联合自卫力量进行和平谈判。2003年7月15日乌里韦与“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的全权代表在圣菲德拉里托签署《圣菲德拉里托和平协议》，根据该协议时“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首先于2003年11月25日命令其下属的“努蒂巴拉酋长团”的855名成员解除武装归降政府，然后再逐步将其余的成员分批解除武装，最终在2005年12月31日之前彻底使其麾下的1.3万人缴械投降。11月25日“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遵守承诺，按时命令其麾下“努蒂巴拉酋长团”指挥的855名成员解除武装归顺政府军，并让他们按照政府的安排逐步地恢复平民身份和生活。2004年5月13日哥伦比亚政府和右翼准军事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经过谈判，达成设立遣散集中区协议，以推动遣散该组织的工作和实现国内和平。协议指出：为推动遣散“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和帮助该组织成员重返社会生活，哥伦比亚政府决定在科尔多瓦省铁拉尔塔市设立为期6个月的遣散集中区，在此期间愿意放下武器和接受政府遣散安排的“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成员在该地区内将得到政府军的安全保护并且暂时免受司法追究。同年12月10日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的1425名武装分子向政府代表交出武器，接受政府的和平遣散安排。2006年4月哥伦比亚政府同“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达成全面遣散的计划，同年12月哥伦比亚政府同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的和谈结束，2007年“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力量”宣告解散。哥伦比亚政府加强打击贩毒力度，2003年哥伦比亚海军查获70多吨毒品，2004年7月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的重要头目路易斯·埃尔南多·戈麦斯·布斯塔曼特在古巴被警方抓获，12月3日卡利贩毒集团另一重要头目希尔韦托·罗德里格斯·奥雷胡埃拉以贩毒和洗钱的罪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12月28日哥伦比亚警方在麦德林开展的扫毒行动中抓获卡利贩毒集团负责走私武器和毒品的一名重要头目。

（八）乌里韦执政期间哥伦比亚的治安状况有较大改善，杀人事件减少20%，绑架减少26%，破坏基础设备事件减少18%，公路通行车辆增加30%，因暴力活动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数减少50%。乌里韦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低收入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提高就业率，减少贫困人口。振兴国家经济，政府致力于增加社会福利，改善民生经济，同时主张以低税率支援私人企业和城镇发展。在扫毒问题上乌里韦总统表示继续执行上届政府制定的在2004年之前彻底铲除14万公顷毒品作物的计划，新政府将斥巨额资金，实施用其他作物替代毒品作物的种植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时每个完全放弃种植古柯和罂粟等毒品作物的农户将得到政府2000美元的补偿，同时会得到政府在种植棕榈、橡胶、咖啡等经济作物上的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方面的扶助。乌里韦执政期间哥伦比亚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新增48万个入学名额、3.4万个高等教育名额，享受医疗补贴制度的人数增长至2500万。乌里韦政府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制定新的科学技术计划，决定从五个方面加强工作：加速科研机构的建立和科研设备的购置；改善生产部门的技术革新能力；加强技术转让，积极引进国外的新技术；重视社会科学的研究，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和技术咨询。为满足出口的需要，哥伦比亚全国咖啡研究中心推广新的咖啡品种，使每公顷咖啡的产量提高3倍，在鲜花和水果等产品的保鲜研究方面也取得新成就。在工业方面无梭机车和自动机车的应用、推动纺织工业的发展、玻璃工业实现机械化生产、胶印术在印刷业中得到广泛采用，在炼油业方面分馏法的采用是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成果。国家重视对通信事业的发展，加大在这方面的投资，并参加国际通信卫星组织，通信邮电业得到较快的发展，有利于国内信息的传播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乌里韦政府推行的是为实现国内和平进程和经济发展服务的外交战略，哥伦比亚政府努力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立足于拉美地区，加强同拉美国家的团结合作，大力推动拉美一体化进程。努力开展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2008年3月7日乌里韦出席在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举行的里约集团第20届首脑会议。乌里韦政府开展经济外交，积极参与双边和多边贸易合作，2003年5月哥伦比亚开始与加拿大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轮谈判，2007年8月哥伦比亚政府与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6月8日加拿大同哥伦比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12月22日哥伦比亚与加拿大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九）乌里韦政府重点发展哥伦比亚同美国的外交关系，加强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合作，哥伦比亚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通过“哥伦比亚计划”和“安第斯地区计划”扩大对哥伦比亚的军事援助，2010年哥伦比亚决定派遣军队驻扎阿富汗。乌里韦总统与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曾多次前往美国进行工作访问。2002年9月23日-26日乌里韦第一次以总统身份正式访问美国，访美期间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会见乌里韦，双方就打击毒品走私、反恐、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商谈。乌里韦还与美国国务卿科林·卢瑟·鲍威尔、美国财政部长保罗·亨利·奥尼尔等美国政府高层官员举行会谈，并会见泛美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领导人。乌里韦在访美期间介绍哥伦比亚政府的改革措施，赢得美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广泛支持，美国政府表示哥伦比亚将享受安第斯优惠关税安排规定的优惠措施。2004年5月哥伦比亚政府开始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11月22日美国总统布什到访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与乌里韦举行会晤。2005年8月4日乌里韦应美国总统布什的邀请再次访问美国，同布什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庄园举行4个小时的会谈。乌里韦的直升机抵达克莱弗德农场后布什总统亲自驾车将乌里韦夫妇接到其庄园，两位元首会谈并举行记者招待会，共进午餐后参观农场。布什称：“美哥联盟对美国及美洲地区安全至关重要，布什将向国会提出继续支持哥伦比亚计划。”2006年2月27日哥伦比亚同美国正式签订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3月11日，布什总统再次访问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同乌里韦举行会晤。2009年6月28日乌里韦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以巩固双边关系，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领域的合作，6月29日乌里韦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华盛顿的白宫举行正式会晤。乌里韦政府一贯重视发展哥伦比亚与欧盟国家的传统关系，积极谋求欧盟对哥伦比亚实施“民主安全政策”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2月9日乌里韦开始对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欧盟成员国对哥伦比亚政府在保障人权和非政府组织及打击反政府武装立场上的了解，为哥伦比亚争取到更多欧盟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此次访问期间乌里韦会见比利时首相居伊·伏思达、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法国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意大利总统卡洛·阿泽利奥·钱皮、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和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等政要。

（十）2005年3月31日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对哥伦比亚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乌里韦与萨帕特罗举行会谈，西班牙与哥伦比亚政府签署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相互承认学历协定及西班牙政府提供政府贷款用于建设马尼萨莱斯机场及建设一座水电站的备忘录。2005年7月乌里韦对西班牙和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会见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和英国首相安东尼·查尔斯·林顿·布莱尔等政要。2008年1月乌里韦总统访问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和瑞士，会见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比利时首相居伊·伏思达、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瑞士联邦主席帕斯卡尔·库什潘等政要。5月17日-18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访问哥伦比亚，乌里韦与默克尔举行会晤，两国政府签署德国增加在哥伦比亚投资规模和取消双向出口税的两项经济协议。乌里韦政府努力发展同拉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哥伦比亚同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2003年8月8日乌里韦访问巴西，乌里韦与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举行会晤，双方就反恐、反毒、经济文化交流、亚马逊地区环保合作及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巴西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将向哥伦比亚提供3100万美元贷款额度用于推动两国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2004年6月22日乌里韦再次访问巴西，再次会见巴西总统卢拉。2008年7月巴西总统卢拉访问哥伦比亚，会晤乌里韦，双方就一系列的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会谈。2003年12月9日乌里韦访问智利，会晤智利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埃斯科瓦尔，双方共同签署两国保障社会安全协定，该协定规定：按规定缴纳养老金的在对方国家居住的公民，在领取养老金时将享受本国公民同样的权利。双方还就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及智利与欧盟、哥伦比亚与美国商签自由贸易协定等问题进行商谈，2008年12月哥伦比亚国民议会通过有关哥伦比亚与智利避免双重征税协定。2008年11月乌里韦访问墨西哥，与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伊诺霍萨举行会晤，两国总统会晤后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双方同意在安全、司法领域通过一个打击跨国和跨边界犯罪的共同阵线加强合作关系。2004年乌里韦和厄瓜多尔总统卢西奥·埃德温·古铁雷斯·博武阿实现互访，2005年10月乌里韦访问厄瓜多尔，与厄瓜多尔总统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举行会晤。2008年3月厄瓜多尔宣布与哥伦比亚断交，2009年11月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政府同时发表公报，正式宣布两国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

（十一）乌里韦执政期间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关系总体较为紧张，乌里韦政府指责委内瑞拉允许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在其境内活动，并向其提供武器和资金，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则予以否认。2003年4月乌里韦和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拉斐尔·查韦斯·弗里亚斯在委内瑞拉东南部城市普埃尔托·奥尔达斯会晤，他们讨论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并签署修建连接天国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和委内瑞拉为哥伦比亚边境城镇提供电力的协议。2004年7月14日乌里韦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西部苏利亚州的埃尔塔布拉索石油化学联合企业总部签署一项能源合作协定，决定共建一条跨国天然气管道，双方还决定在两国边境地区实现电力及天然气联网以及在打击燃料及卷烟走私等方面加强合作。同年12月哥伦比亚警方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逮捕“哥武”成员罗德里戈·格兰达，委内瑞拉为此召回驻哥伦比亚大使，并称哥伦比亚侵犯委内瑞拉主权。2005年1月14日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双边经贸合作项目被冻结，查韦斯要求哥伦比亚政府公开道歉。2007年8月哥伦比亚政府授权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为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达成人质交换协议进行斡旋，同年11月21日哥伦比亚政府中止查韦斯为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达成人质交换协议而进行的调解工作，11月25日哥委双方关系冻结。2008年3月哥伦比亚政府军进入厄瓜多尔打击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引发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等国的强烈反应，委内瑞拉宣布与哥伦比亚断交。2008年12月哥伦比亚召回驻委内瑞拉马拉开波领事，作为对委内瑞拉政府指责干涉其内政的回答。2009年7月哥委双方关系冻结，双边贸易协议中止。2010年2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里约集团暨拉美和加勒比联盟峰会上乌里韦和查韦斯发生激烈争吵，同年7月22日哥委两国断交。8月6日乌里韦向总部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寄送诉状，起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乌里韦就任总统以来哥伦比亚同中国的关系稳步发展，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进一步加强，经济贸易合作呈快速增长势头，中哥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2004年4月中哥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哥伦比亚共和国政府提供无偿援助的经济技术协定》和《2004年—2006年中、哥教育交流执行计划》等5个合作协定。

（十二）2005年4月6日-9日乌里韦率领6位部长、144名企业家和72名大学校长访问中国，会见胡锦涛主席。在访问期间胡锦涛主席和乌里韦就双方应保持两国各个层次的友好往来，加强政府、议会、政党和人民团体间的交流，增进互信和友谊。本着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务实地推动双方在能源、石化、轻工、机械、电子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协调和配合，共同把新世纪的中、哥关系提高到新水平等方面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新的基础。期间两国元首出席《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植物检疫合作协定》、《关于动物检疫和动物卫生的合作协定》、《信息通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办电影展谅解备忘录》等5个文件的签字仪式。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乌里韦亲自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哥伦比亚共和国大使馆吊唁，哥伦比亚政府发表公报表示慰问，同年9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参加第63届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乌里韦总统， 11月22日在秘鲁利马举行的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乌里韦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胡锦涛主席在会见乌里韦总统时表示支持哥伦比亚加入APEC，乌里韦表示希望双方加强高层交往、巩固互信，双方共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伦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定》签字仪式。乌里韦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乌里韦本人中等身高、身材消瘦，打扮干净整洁，思维敏捷睿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西班牙语。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副知识分子的形象，哥伦比亚国内一些媒体称：乌里韦神似美国电影里戴眼镜、当记者的超人。在担任哥伦比亚总统之前乌里韦本人曾遭受到15次未遂暗杀。乌里韦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瑜伽有着浓厚的兴趣。乌里韦热爱生活，关心呵护家人，热衷于自己的事业。他在工作时表现的冷峻、严厉，甚至有些工作狂，这种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态度表现在他对国内问题的思考和践行上。乌里韦用农民的斗篷或帽子等符号装饰他的服装，并利用他的身体姿态以及语言、口音和流行的谚语，成功地让数以百万计的哥伦比亚人感受到他的亲民，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吸引大量的选民。

以色列武力拦截援助船队事件

（一）2010年5月31日早晨以色列军方拦截一支驶向巴勒斯坦加沙救援船队，强行登船后立即开火，造成至少19人死亡。随后国际社会对此谴责，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由40多个国家资助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计划2010年5月31日中午抵达加沙地带沿海地区，船队悬挂土耳其国旗，共装载一万多吨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帐篷、食品等物资，船上人员共750人，包括197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以色列军方说：海军对这6艘船的拦截行动遭到抵抗，根据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事件导致超过10名志愿者死亡。活动主要发起者、土耳其慈善机构IHH表示：15名志愿者死亡，大部分是土耳其人。以色列“第10频道”报道：19名志愿者死亡。IHH说事件发生在距离以色列海岸大约120公里的公海海域，以色列的做法违反国际法。2010年5月31日凌晨2时以色列精锐部队“海军第13突击队”搭乘直升机，用绳索空降至国际救援船队中的土耳其“马马拉”号船，这是这个船队中最大的一艘，也是该船队的指挥舰。半岛电视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称：以色列海军向船只开火，并强行登船，打伤该船船长。半岛台的报道最后在希伯来语“所有人都闭嘴”中中断。一家土耳其网站公布以军登船时混乱场面的视频，随着以军士兵强行空降至甲板上，船上身穿橙色救生服的人员与以军士兵发生肢体冲突。随后以军开枪射击，船上人员四处奔散，还有人则抢救甲板上一名昏迷不醒的同伴。在船上通讯被切断前船上人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们正在用绳索登船，我们被抓起来了。”半岛电视台一名记者事发时在这艘船上，这名记者说：志愿者打出白旗，他们没有朝以军发射实弹。以色列军方说：海军对这6艘船的拦截行动遭到抵抗，根据初步调查报告显示事件导致超过10名志愿者死亡。活动主要发起者、土耳其慈善机构IHH表示：15名志愿者死亡，大部分是土耳其人。以色列“第10频道”报道：19名志愿者死亡。IHH说：事件发生在距离以色列海岸大约120公里的公海海域，以色列的做法违反国际法。以色列目前控制全部6艘船，将船队拦截在距离加沙地带100多公里的国际水域，切断船队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以色列军方表示：船上的物资将被没收，在进行检查后将由以方通过陆路移交给加沙地带。船上的外国人员将被送回本国，不愿被驱逐回国的人则将被收押。未来几天内还会有几艘船准备驶向加沙，组织者称：他们不会被以色列的暴力行动所吓倒。这次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行动是由声援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的国际和平组织“自由加沙运动”发起的，其目的在于唤起国际社会关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长达3年的封锁。这次救援船队共有6艘船，其中3艘是客船、3艘是货船，货船上共有大约1万吨医疗用品、建筑材料、帐篷、食品等人道救援物资。

（二）船上人员来自欧洲和阿拉伯各国，总计大约750人，其中包括197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英国人梅里德·科里根、数名欧洲议会议员及一名纳粹屠杀幸存者。这是自2008年8月以来“自由加沙运动”第九次试图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以色列曾5次放行该船队进入加沙，但自去年1月以军对加沙哈马斯发动为期三周的军事攻势之后以色列就不再允许向加沙输送物资，这场冲突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问题摆在国际社会面前。2007年6月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后以色列和埃及开始对加沙进行封锁，以色列称：封锁是为了防止哈马斯走私武器，但联合国和国际救援组织都认为，封锁未能削弱哈马斯，却摧毁加沙当地经济。但以色列否认加沙存在人道危机，称食物和医疗设备都可进入加沙，根据以色列的说法时此次救援船队的救援物资中有禁止输入加沙的水泥等建筑材料。以色列认为水泥可被哈马斯用来构筑军事设施，以色列称组织者IHH支持“极端组织”，包括哈马斯。以色列政府对伤亡表示遗憾，但同时表示：以军遭到船上人员用匕首和铁棍发起的袭击，一名士兵的步枪被抢走，根据以军交火规则时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士兵可以开枪。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隆事后说：“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挑衅’，组织者与“基地”组织和哈马斯有联系，如果允许船队通过，将为加沙开辟一条武器走私的‘走廊’。”这个国际救援船队自5月29日从塞浦路斯出发以来就麻烦不断，行动组织者出发前就指责以色列特工干扰船队卫星信号和其他航海定位所必需的通讯设备，两次导致船队行程延误。组织者之一的胡瓦达·阿拉夫5月30日曾表示：“整个救援船队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同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我们希望以色列当局不要做错事，不要拦截船队。”以色列则一直公开表示：将对驶向加沙的船只进行拦截。以方提出救援船队驶向以色列港口，在那里卸下物资后经过以色列检查，再通过陆路移交给加沙，但救援船队拒绝以色列的要求。5月30日黄昏以色列派出3艘军舰展开海上拦截行动，通过无线电与船队取得联系，警告加沙海域是军事封锁区，任何企图靠近的人员都要后果自负。5月30日晚救援船队一度改变航向，以避免与以军军舰对峙。有报道称：船队人员清楚以军将进行拦截，但不希望拦截在夜幕下进行，而是希望拦截行动可以在白天进行，从而被更多人看到。以色列贸易部长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当时以军士兵是以沿着直升机放下的绳索下到船只之上的，稍后遭到船上人员的袭击。这部贸易部长表示：“当有人试图偷走你的武器时你就开始失去控制了。”半岛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在袭击发生时正在六艘船当中的最大的一艘上进行直播，他表示：有十几名平民在袭击当中受伤，现场联线稍后被打断。

（三）另一方面在加拿大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则对以军表示“全力支持”，以色列官员在渥太华告诉法新社：“总理重申对以色列国防部队的支持，并查问伤者的情况。”内坦亚胡原定周二到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不过他临时取消行程，提前回国。据英国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军方在6月1日承认：以色列海军昨日与一支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救援船队发生冲突这一行为是“巨大的错误”，并称军方掌握错误的情报，采用错误的战略。参加昨日行动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海军突击队员表示：“他们得到错误的情报，我们并未料到会遭到船上志愿者的反击。事情的结果与我们所预期的大相庭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船上的志愿者们所采取过激行动。”媒体称以色列国内也因此事件展开激烈争论，有以色列评论员呼吁国防部长巴拉克尽快下台，还有以色列内阁成员要求立即进行调查，但他们仍然一致认为船上那些亲巴勒斯坦的志愿者们才是此次流血冲突的罪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就以色列军方袭击援助加沙的国际救援船队展开磋商。联合国的一份草案对以军的行动提出谴责，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扣押船只，并对这一事件展开国际调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谴责这一暴力事件，现在还不清楚全部的事实，开展全面调查，以确定这次流血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关重要。以色列必须紧急提供全面解释，秘书长已经指示特别协调员塞里和联合国近东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格兰迪在当地积极介入，敦促克制，确保不会发生进一步的伤害，并协调所有相关各方。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中断访问，并取消预定对美国的访问，于31日下午离开渥太华回国，处理以色列军舰袭击开往加沙的国际救援船队事件。内塔尼亚胡说：感谢加拿大总理哈珀对他的接待，但他要赶回国处理事件。他同时取消对美国的访问，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哈珀说：他原计划在内塔尼亚胡访加期间与他讨论经济、安全、和平等事务，他对以军袭船事件表示遗憾，对事件的调查表示关注。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指出：以军是在受到威胁后采取自卫行动的。内塔尼亚胡说：“他们被围攻、被打甚至是被刀子捅。”但船上的活动人士否认这一说法，表示他们没有做任何的抵抗。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军袭击国际人道物资运送船队表示遗憾。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对事件造成人命伤亡表示深切遗憾和关注，希望能够尽快掌握这悲剧全部事实及相关情况。奥巴马理解内塔尼亚胡取消访美行程，双方同意尽快重新安排会面。

（四）巴勒斯坦领导层31日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和地区有关方面对以色列向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船队开火行为立即采取行动。巴勒斯坦领导层在由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后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国际救援船队的袭击是“粗暴的海盗行径”，超越法律范畴，“前所未有”地威胁到地区安全和稳定，国际社会应该在此事件面前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声明指出：巴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并将向联合国安理会、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等有关国际方面提交倡议，共同谴责以色列的“血腥罪行”，并呼吁中东问题有关四方和国际社会采取明确和切实的措施，尽快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声明还呼吁巴勒斯坦各派放弃派别“小利益”，尽快达成和解，结束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状态，共同应对以色列的侵犯。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还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哀悼3天。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召回驻以色列的大使，抗议以色列军方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国际救援船队，打死多名土耳其人的行为。据报道称土耳其政府副总理阿林克在31日表示：土耳其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大使已经被召回安卡拉。阿林克还确认土耳其将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申请，要求联合国处理此事，而且他说：土耳其原本计划于以色列联合举行的三场军事演习活动全部取消。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对于以色列军队拦截国际救援船队驶往加沙致人死亡一事表示不满，并要求以色列当局就此事展开“彻底调查”。阿什顿发言人说：阿什顿对于在此次事件中的伤亡人员表示同情和哀悼，并要求以色列当局就此事发生的原因展开彻底调查。该发言人强调说：阿什顿重申欧盟对于加沙地带的立场，政策上的继续封锁是不可接受的，所获得的政治效果更是适得其反的，因此欧盟要求“立即、持续以及无条件”解除对国际救援物资、商品和人员进出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军的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西班牙、瑞典等国召集驻以大使问明详情。以色列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与土耳其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土耳其是与以色列建交的为数不多的伊斯兰国家之一，但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起“铸铅行动”导致加沙民众大量伤亡后双方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最近才逐渐得以缓和。在5月31日的冲突中大多数死伤者为土耳其人，这让土政府和民众非常愤怒。土耳其在第一时间召回驻以大使，正在拉美访问的总理埃尔多安对袭击事件严词谴责并决定提前回国。以土关系交恶不仅意味着以与其在中东问题上的重要对话伙伴关系严重受损，更重要的是将影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事件发生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加拿大访问，并准备次日访美会见美总统奥巴马。事发当天上午内塔尼亚胡在与助手和顾问磋商后决定继续行程，但当天下午又宣布紧急回国处理危机。

（五）此间媒体猜测这一变化或许表明国际社会压力超过内塔尼亚胡预期，而美国对以方行动可能也不甚满意。美国虽然长期支持以色列，但在伊朗核问题、巴以和谈等诸多国际热点事务中也需要土耳其的支持。内塔尼亚胡去年初上台后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一直不买奥巴马的帐，使美以关系受到影响，双方领导人会见次数明显减少，甚至有报道说双方高层传统的交流渠道一度中断。分析人士说这次原定在白宫的会晤由美方上周突然宣布，显然与5月初巴以终于同意由美国充当中间人开始间接和谈有关，而会晤又遭取消，极可能对本已步履维艰的巴以和谈进程产生负面影响。袭击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方面强烈谴责以方，但没有立即宣布退出间接和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巴民众情绪和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巴方仍有可能决定搁置和谈。2007年以来以色列坚持对加沙地带采取严密封锁的政策，本次事件中救援船队虽然没能将物资送到加沙，却使封锁问题再度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面对来自全球更加强烈的反对声音，以色列如果继续坚持封锁加沙，势必使自己在外交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袭击国际救援船队并造成死伤在国际上属于罕见事件，如果日后出现更大规模的国际加沙救援船队，以色列是否还会动武以色列副外长阿亚隆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时说：“我们会吸取教训，努力避免在下次类似事件中出现暴力冲突。”自由加沙运动为一国际民间组织，骨干成员和支持者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和北爱尔兰和平主义者马奎尔-科里根；美国反战人士、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英国专栏作家劳伦-波特；以“质疑纳粹反犹太大屠杀是否存在的唯一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著称的赫迪-爱泼斯坦；激烈反对以色列拆毁巴勒斯坦人住房、倡导“为加沙人义务修建新房屋”的美国语言学家杰夫-哈珀；第一个代表美国绿党参加总统大选的众议员辛西娅-麦金尼等等。该组织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国，宗教信仰也五花八门，声称“没有政治色彩，只为和平和人权”，但在以色列官方、军方看来这些人就是一群试图挑战以色列对加沙封锁的“捣乱分子”。2008年8月他们集资30万美元买了两艘希腊旧船，自希腊比雷埃夫斯驶出，打算在塞浦路斯外海隐蔽后伺机闯关，最终在以色列的抗议声中进入加沙港，船上带队的杰夫.哈珀还试图从陆路闯过以色列检查站而未遂。当年10月一艘名为“尊严”号的帆船载着26名该组织成员（包括科里根和巴勒斯坦立法委穆斯塔法.巴尔古提）和药品闯入加沙港，以色列海军威胁拦截，但在最后一刻放弃。2008年底“尊严”号再次闯关，船上载有3.5吨物资以及巴特、麦金尼等人和CNN、半岛电视台记者，结果被以色列海军拦截射击，船只被打坏，最后在塞浦路斯废弃，引发不小风波。

（六）2009年6月麦金尼、科里根等租用“人文精神”号闯关，结果被以色列海军扣押。2010年5月31日以色列军队向驶入加沙地带的土耳其国际人道主义船队开火，致19人死亡。全球媒体纷纷关注以色列袭船事件，并谴责以色列的行为。土耳其随即召回驻以大使，取消与以方联合军演，土以关系骤然紧张。由于埃及、塞浦路斯、希腊等国相继对船队闯关的行为加以限制，该组织一度陷入窘境，但随后得到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简称IHH)资助，最终形成拥有船只6艘、人员600多名、物资近万吨的庞大规模。自由加沙运动指责以色列对平民目标使用暴力，并称本方的行为“完全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且并无政治倾向性，但以色列外交部却指责称，船队成员中不但包括爱泼斯坦、科里根等人，也包括被以色列认为是“恐怖分子”的拉伊德.萨拉赫、哈马斯骨干萨哈尔.阿尔比拉维和马赫茂德.左阿哈等。以色列官方称：是船队成员首先用小刀袭击以色列突击队，但船上成员则指责以色列军人“没等靠船就开火”。对民船开火无论如何无法自圆其说，事件发生后联合国、欧盟和其它大国纷纷发表谴责声明，安理会经过12小时辩论也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呼吁针对以色列军队与船上人道组织人员之间的武力攻击展开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土耳其更以召回大使相抗议。这次危机受打击最大的恐怕是美国，刚刚在“天安舰”事件上高调支持韩国的美国却迫于国内亲犹太势力的压力和美国中东战略的需要，不得不继续硬挺以色列，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如果在仅有单方面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停火状态下一方军舰对另一方军舰的“袭击”为不可原谅的，那么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军舰对民船的袭击为什么就可以区别对待？这一变故对伊朗问题的进展也将构成不利影响，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也因此事陷入国际被动。尽管以色列主流舆论坚信“船上激进分子的挑衅”才是事件的罪魁祸首，但一些军方人士不得不承认行动有错误，反对党也会趁机发难，逼迫总理内塔尼亚胡、或至少是国防部长巴拉克下台。然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虽然提到“关注加沙民众生存状况”，却只字不提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是否合法，而以色列的强硬姿态虽然遭到国际孤立，但一来美国会继续撑腰；二来国内支持强硬立场的声音占压倒优势。以色列从海陆空三方面对加沙的封锁，恐怕不会有任何松动。自由加沙运动是一个构成复杂、活动能量很大的组织，其活动的根本目标是解除加沙封锁，为此不惜挑战以色列的容忍度，甚至激发国际事件，力图让问题重新国际化。此番付出代价，却未达成目的，但成功吸引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眼球，这可能会鼓励该组织“再接再厉”，从而触发更多、更危险的碰撞。

出口替代战略

（一）出口替代：出口替代是“进口替代”的对称，又称“出口主导”。20世纪60年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选择的一种对外经济战略，通过促进出口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改变出口商品结构，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带动国内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出口替代战略的成败与国际经济环境有关，在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市场容量扩大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依靠本国在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曾经用此战略获得巨大成功；而在世界经济增长减慢、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口替代的困难增大，并有陷入债务危机的危险。出口替代又称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采取的措施主要是：①给出口企业提供减免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和出口保险等，目的在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国外市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②给出口生产企业提供低利生产贷款，优先供给进口设备、原材料所需外汇，大力引进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建立出口加工区等，目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创汇能力。出口替代战略又称出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或出口导向工业化政策，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出口，发展出口工业，逐步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用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出口，以带动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的政策。简介：出口替代战略其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该战略是根据国际比较利益的原则，通过扩大其有比较利益的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和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这种以出口鼓励作为经济动力的发展模式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其优点是比较显著的，以这种方式发展的国家大都取得实绩优良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一事实成功地推翻传统的工业发展只能通过进口替代来实施的观点。特征：出口替代战略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促进本国产品的出口，积累发展资金，发展经济的战略。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有了一定程度后采取的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一般具有的经济特征是二元经济，即一部分是传统的、落后的经济，而另一部分却具有现代化的经济特征。它们以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从而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二）出口替代战略一般也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如食品、服装、纺织品、一般家电制造业等。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就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重化工业产品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致力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如机械电子、石化等行业。此后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始着手建立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等高科技产业，力图在高科技产业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措施：采取的措施主要是：①给出口企业提供减免出口关税、出口退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和出口保险等，目的在于降低出口成本、开拓国外市场、增强出口竞争能力。②给出口生产企业提供低利生产贷款，优先供给进口设备、原材料所需外汇，大力引进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建立出口加工区等，目的在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创汇能力。关键：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在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并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过程。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通过扩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来增加外汇收入，带动经济的增长，增加就业。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将上升，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此时应当及时调整产业政策，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这一战略的实施也需要一定的措施：一是对出口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低息贷款、增加补贴等；二是对出口企业需从国外进口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技术专利等实行减免税、放宽进口配额；三是使本国货币贬值，以降低本国出口商品以外币计算的价格，增加企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施这一战略可以通过保持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来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使一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圈中。由于国际竞争压力对国内企业形成有效的激励，促使国内企业必须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经济管理、开发新技术、培训员工，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近20年来几乎所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出口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等。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出口导向战略的完美无缺，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增长与出口的关系比较，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表现出随着积累出口量的增加而递增的趋势。

（三）结论：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出口导向战略也非尽善尽美：出口导向战略受到国际市场的极大限制：国际市场对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需求有限，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外向型贸易战略，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扩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经济开放度提高：实行出口导向战略使一国经济开放度大大提高，国内经济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如汇率、利率、贸易条件、债务条件的变动和国际游资的袭击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市场体系不够发达，监督和管理制度也不健全，缺乏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一旦危机发生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保护措施：出口导向战略也需要实行一些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实施的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扭曲市场价格体系，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利弊：在一个资金、技术缺乏、市场狭小和大部分人从事农业的不发达经济中选择出口导向型战略可以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并与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缓解一国的外汇压力。可以在国际分工中节约劳动，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获取因分工而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互通有无，使本国居民享受到更多的经济福利，提高其生活水平。可以通过外部市场的开拓，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不仅为国内的剩产品或闲置生产资源找到出路，还扩大就业量。实施外向型经济的上述种种优越性基本上已为人们所共识，但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也具有特殊的适用性及其局限性：首先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于大国和小国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小国因地域狭小、人口总量不大、市场容量较小，如采取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积极扩大外贸出口，就可以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另外小国的失业劳动力、剩余产品、闲置生产资源的数量相对于大国而言都比较小，只要出口达到一定规模，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而大国则不然，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如美国、中国等大国，其国内供给满足其国内需求的程度较高，无需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市场需求。其次相对于小国而言大国面临数额巨大的失业劳动力、剩余产品等问题，即使有较大的出口增长，也只能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四）其次依赖大量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会增加本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从而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味地将出口作为经济的发展动力的话，最终可能会降低甚至丧失本国经济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外部冲击的“免疫力”，从而更易受到外部市场的摆布，这对一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危害性是很大而且显而易见的：首先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水平受制于其国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决定即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其水平和层次也不会很高，这必然会降低其在开放中所能获取的比较利益；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不平等的贸易地位将使之获利较少甚至无法获利，并且其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对外开放中陷入比较利益的陷阱而无力逃脱；再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施容易使许多跨国公司介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替代活动”中，很容易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所有权、销售权和管理权落入其强有力的控制之中，这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和起飞，并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对一些跨国公司失去控制力的情况下危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第三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作用受到市场发展的制约，亚洲一些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并取得较大成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一些国家所奉行的出口导向型是以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又是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为重点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值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潮，西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得一些传统产业逐步退出其市场，这时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将大量传统产业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正好适应其市场上传统产品不足，需要填补的要求。另外20世纪80年代之前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较少，传统产业的市场还未饱和，因此相对于没有实施该战略的国家而言少数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就很容易从相对较大容量的传统产品市场中获益。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国家增多，并加入传统产品的生产行列，这时所有实施该战略的国家就不仅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对手的竞争，还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这就使得其出口增长下降成为必然。并且在竞争中发展中国家为了赢得并不丰富的市场，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价格竞争。结果只会恶化其出口结构，进一步降低其比较利益，这最终是不利于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的。

（五）此外发达国家还实行种种贸易保护措施，致使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产品很难打进国际市场，即使进入也会因发达国家各种名义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丧失其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假如为促进出口，一国的出口补贴力度太大的话又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负担，出现企业受益而国家损失的局面。最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强化落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会改变出口国的区域经济结构，结构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变化。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替代的一个出发点，本身是想借用“国际经济大循环”，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纠正和消除落后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的偏差，以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如果该战略的实施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而不是缩小时，贫富分配不均出现两极分化时，反而会使该战略的实施结果违背其初衷走向反面，强化落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拐点：2012年对中国和世界而言是一个机遇之年，虽然欧美债务危机还在持续发酵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态势缓慢，但债务危机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并不是致命性的，公共部门负债并不是经济复苏的决定因子。对于欧美债务危机，应该用更加宏观和开放的角度来审视。同理，对于2012年中国经济的总结以及对2013年经济情况的预期，应当建立在对于欧债危机的理性解读之上。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呈现五个方面的特点：①大规模制造业领域出现了调整趋势。调整 产能过剩，寻找新的投资领域。②中国的出口企业开始回归国内市场，出口企业的观念发生变化，中国的优质和超大规模的市场特质被中国企业发现。③企业家资源在重组，在大规模的制造领域里过去企业追求做大做强，而现在经过2012年这场大变革后中国企业家团队开始重新认识投资的方向，寻找融资的途径。④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在国内的社会融资当中来自于银行、工商企业的信贷不再占据社会融资的主要部分，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出现使得货币与资源在连接当中通货膨胀的水分变小，而经济规模仍保持不变。⑤国内的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产业取得突破。过去人们不知道服务产业里会有工业类产品，而现在有些企业真正实现服务产业与工业制造车间里一样的流程，服务业产业群因此有了升级的可能性，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头。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是一种内向型战略，世界银行的定义是指：“对工业和贸易的奖励制度有偏向，重视内销的生产，轻视出口的生产。”而理论界一个比较一般的定义是：以国内生产的同类产品取代进口品。

（六）概念讲解：①强调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加强经济自力更生能力。②在进口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同时努力提高产品的本国化比率，节约外汇和实现外部经济平衡。③运用本币高估和幼稚产业保护实现替代。④对本国市场实行不同程度的保护。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实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的一项重要战略，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应用价值较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都使用这一发展战略。战略双向性：伴随着以资源导向贸易战略的失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新的国际贸易模式。鉴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交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实，多数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高关税、配额等保护政策，将本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隔离，以此来限制发达国家工业产品大量流入本国市场。然后通过国内生产来代替这部分进口市场，以此来实现本国、本地区的经济自立，这种试图依靠高关税、配额等保护政策手段的限制，来实现本国（地区）的“内向的”国际贸易战略又叫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历史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相继采用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得益于这种发展战略的成功，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从殖民地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实现初步的工业化。最早采用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菲律宾借助于国内丰富的资源和给予外国企业国民待遇，工业化比率迅速提高。20世纪50年代中期菲律宾工业化率尚只有8%，而60年代初期则升至17%。国民经济长期依赖于橡胶、锡等自然资源出口的马来西亚，通过以纺织、电子机械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奠定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为了验证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对工业发展的贡献程度，钱纳里借助于投入产出表对工业增长进行数量分解。根据钱纳里的研究显示1960年发展中国家中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最终需要生产为22%，中间需要生产为28%。进口替代生产为50%，后者的贡献程度远远超过前二者，显示出相当高的贡献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代以来的经济强国或多或少都曾实行过进口替代，进口替代甚至是产业革命的促成者。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棉纺织工业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为了鼓励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英国禁止从东方进口棉纺织品，以便能够用本国生产棉纺织品来替代进口。正是在这样繁荣起来的棉纺织业生产中发生“产业革命”，从而使整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也使英国成了很长时期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当今世界的三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也无一不靠进口替代而致富。

（七）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实施极大地加快从殖民地中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奠定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向工业化的基础。但是这种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发展水平极度低下条件下，通过对市场进行入为的干预和政府强有力的保护来阻断国内、国际市场的联系，有助于避免国内幼稚产业过早地面临国外跨国企业的竞争，促使本国幼稚产业尽快地成长。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化的进步，进口替代国际贸易战略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存在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国际收支不断恶化，外汇不足：在实施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时各国普遍过高地评价本国货币的汇率，这样就使得产业部门积极扩大进口，而不太愿意出口。不仅如此，人为地过高评价本国的货币使得初级产品部门与工业制成品的交易条件进一步恶化，从而阻碍初级产品行业的良性发展，进而带来出口潜力的低下，工业部门的进口偏向和传统出口部门潜在力的低下使得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地存在着国际收入不断恶化、外汇收入不足的现象。实施进口替代的产业由于受国内市场制约，往往难以充分享受规模经济效果：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在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低，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因此国内市场规模本身比较小。在国内市场尚未饱和时通过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可以较快地扩大规模，但由于国内市场本来就很小，国内市场的需要将很快达到饱和状态，这样进口替代的机会就将会枯竭，以后的增长将取决于国内需要和经济成长率的大小。由于难以充分享受规模的经济效果，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往往停留在进口替代水平上，很难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业。产业结构急剧地向劳动节约、资本集中型过渡，从而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工业的高度保护和补贴实际上是在鼓励使用资本、限制使用劳动，从而产生资本替代劳动，导致国内产业吸收过量的资本而吸收少量的劳动。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很快耗尽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同时出现就业严重不足的问题。资源导向贸易战略：资源导向贸易战略是指通过大力出口本国、本地区特有的自然资源来实现经济发展的贸易战略，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出口具有资源优势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来换取外汇，再将获得的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中间制品、生产资料，由此逐步地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这一战略一般是刚刚独立且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采用的方法，尤其是那些经过长期殖民统治的落后国家，其整体经济依赖于单一的农副产品，民族工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此时振兴经济的唯一选择就是利用出口本国资源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

（八）对于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实现国家经济振兴的唯一选择就是充分地利用本国、本地区的资源优势来实现工业化。但是历史上确实有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依靠本地资源优势，出口较多的资源产品，从而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其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居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幸运，许多国家甚至陷入一种“资源劫难”，即自然资源越丰富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则越缓慢。对于上述“资源劫难”，发展经济学家进行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对自然资源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有以下几种解释：贸易条件恶化论：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的大部分往往是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初级产品价格的低下及大量代替自然资源的工业原料的出现，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急剧下降，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工业产品之间的贸易。在这种环境之下由于大部分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都是缺乏收入需求弹性的，而工业品的需求是具有比较大的弹性，因而会导致出口的初级产品与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呈现出递增的趋势，贸易条件趋向恶化。荷兰病：石油和其他一些自然资源也许可以创造财富，但这些资源本身却不能创造就业机会，而且不幸的是这些资源的存在还会对其他经济部门产生挤出作用。20世纪60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盾变得坚挺，制造业和农业产品出口减少，国内产品同大量廉价的进口产品相比时在价格上处于劣势，非石油出口的竞争力下降。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会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而一旦制造业衰落，发展中国家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失去基础。自然资源的价格具有极大的波动性，而对于这种波动性的管理又十分困难：对于国外和国内投资者来说他们总是在经济景气的时候投入资金，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又会撤回资金。因此这种投资的冲动会使得经济景气的时候自然资源出口繁荣，国内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而经济不景气时发展中国家又陷入财政危机。经济活动因此比商品的价格具有更强的波动性，发展中国家繁荣时期从资源出口中获得的利益正好抵消紧接下来的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失，资源的利益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经济利益。由于上述原因，试图通过资源出口来实现工业化的梦想已变得十分渺茫，资源导向型贸易战略也从此被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排斥在本国、本地区的国际贸易战略之外。

万国邮政联盟（下期）

（四）主要机构：邮联大会：邮联各会员国代表至迟应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会，每个会员国派出由本国政府授予必要权力的全权代表一名或数名出席大会，每个会员国只有一票表决权。原则上每届大会应确定举行下届大会的所在地国家，邀请国政府在商得国际局同意后决定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和地点。在没有邀请国政府而又必须召开大会时则由国际局在取得执行理事会同意并与瑞士联邦政府商妥后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邮联总部所在国召开和组织大会。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局行使邀请国政府的职能，非常大会举行的地点由发起召开这次大会的会员国与国际局协商同意后确定。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由1名主席国和39个理事国组成，它们在前后衔接的两届大会之间的时期内行使其职权。大会东道国为主席，理事国由大会按区域合理分配的原则选出，每届大会至少更换理事国中的半数，不得由大会连选三次。执行理事会各理事国的代表，由本国邮政主管部门指派。执行理事会在由大会主席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上从理事中选出副主席四名，并制定议事规则。执行理事会由主席召集，原则上每年在邮联所在地开会一次。邮政研究咨询理事会：邮政研究咨询理事会由35个理事国组成，它们在前后衔接的两届大会之间内行使其职权。咨理会理事国由大会选出，尽可能广泛地按照地区分配的原则进行。咨询理事会各理事国的代表由本国邮政主管部门指派，咨询理事会的活动经费由邮联负担，咨询理事会在由大会主席召集并主持开幕的第一次会议上应从理事中选出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各委员会主席。咨询理事会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咨询理事会原则上每年在邮联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地点和日期由主席商得执行理事会主席和国际局总局长同意后决定。咨询理事会主席、副主席和各委员会主席组成指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负责筹备和领导每次咨询理事会会议的工作，并承担咨询理事会决定委托它的一切工作。国际局：总局长：总局长作为国际局的法定代表来组织、管理和领导该机构的工作，他有权安排G1至D1级的职位，并任命和晋升这些等级中的官员。他在任命P1到D1级官员时应审查各会员国邮政所推荐的具有推荐国国籍的候选人业务专长证书，同时要考虑地区的合理分配、语言和一切其他有关因素，并尊重国际局内部的晋级制度，他还要考虑到原则上担任D2、D1和P5级职位的人员应来自邮联各不同的会员国，他每年一次在邮联工作报告中将P4至D1级的任命和晋级情况告知执理会。总局长应按邮联所需经费的最低水平，编制邮联的年度预算草案，及时并同时提交执行理事会和监督当局审查。在得到执行理事会批准后即将预算通知邮联各会员国。总局长担任邮联各机构秘书长的职务，他以这一名义并考虑到现行的总规则的专门规定，应特别照管邮联各机构会议的筹备和组织；文件、报告和记录的草拟、印制和分发；在邮联各机构会议期间秘书处的工作。

（五）总局长参加邮联各机构的会议并参与讨论，但无表决权，也可以派代表参加。秘书处：邮联各机构的秘书处工作由国际局承担，并由总局长负责。秘书处将每次会议所发表的文件寄送给各机构的成员国邮政，协助进行研究的非成员国邮政、区域邮联以及向它提出这方面要求的其它会员国邮政。其他：国际局负责编制邮联会员国名册并随时加以修订，名册内应注明各会员国会费分摊的等级、它们所属的地区组以及它们参加万国邮联各项法规的情况。国际局根据执行理事会、邮政研究咨询理事会和各邮政主管部门的需要，随时提供有关邮政业务问题的各种必要资料。国际局在国际技术合作范围内负责开展各种形式的邮政技术援助，国际局负责印制用邮身份证、国际回信券、邮政旅行支票和支票簿簿面，并按成本供应给需求的各邮政主管部门。国际局利用其占有的资料，编辑一种以德、英、阿拉伯、中、西班牙、法、俄文出版的期刊。国际局应就邮联的各项工作，作成年度报告，经执行理事会批准后分送各会员国邮政主管部门、区域性邮联和联合国组织。提案程序：提出提案：各会员国邮政主管部门向大会提出的任何性质的提案除第3项指出的情况外均按以下规定办理：最迟在大会召开六个月以前送至国际局的提案均可接受；在大会召开前六个月以内提出的任何文字性修改提案不予接受；大会召开前四至六个月以内送至国际局的实质性提案，至少需有两个邮政主管部门附议方可接受；大会召开前四个月以内到达国际局的实质性提案，至少需有八个邮政主管部门附议方可接受；附议的声明应该和有关提案在同一期限内送至国际局。审议提案：各会员国邮政主管部门对于国际局用通函分发的提案应在两个月内加以审议，如有意见应在同一期限内向国际局提出，但不能提出修正案。国际局将收到的答复汇总后通知各邮政主管部门，并请它们对提案表示赞同或反对，凡在两个月期限内不作表示者即以弃权论，上述期限从国际局通函上注明的日期算起。决定通知：对公约、各项协定和它们的最后议定书所作的修改应由瑞士联邦政府根据国际局的请求，拟就外交声明并转达各会员国政府。仲裁程序：需要通过仲裁解决争议时当事邮政主管部门应各推举一个同争议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会员国邮政主管部门为仲裁人，如几个邮政主管部门同为当事人之一方，在引用本项规定时只算作一个邮政主管部门。如果当事邮政主管部门中的某一方对进行仲裁的建议在六个月内不予答复，国际局接到请求后应催促该邮政主管部门指定仲裁人或由国际局自行指定。当事邮政主管部门双方可以协商公推一个仲裁人，这个仲裁人可以由国际局充任。仲裁人的裁决须经他们中多数票同意，同意票和反对票票数相等时由各仲裁人共同推选另外一个同争议无关的邮政主管部门参加仲裁，以便解决争议。

（六）如对仲裁人的人选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由国际局在未经仲裁人提名的各邮政主管部门中指定一个邮政主管部门担任，如果争议事项涉及某项协定时没有参加该项协定的邮政主管部门不得被推举为仲裁人。万国邮联的定期刊物为《邮联》双月刊，用法、德、英、阿拉伯、中、西、俄七种文字出版。为了磋商解决涉及国际邮政业务和技术方面的问题，万国邮联同其他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以及亚洲太平洋邮政联盟等区域性邮政联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华民国于1914年3月1日加入万国邮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曾派代表出席万国邮联召开的有关会议，1951年5月21日万国邮联的合法席位为“中华民国”。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万国邮联于1972年4月13日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国邮联取得合法席位。1972年4月13日万国邮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万国邮联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同年5月8日大陆政府通知万国邮联，决定参加万国邮联的一切活动。从80年代初起中国成为万国邮联执行理事会和邮政研究咨询理事会的理事国，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邮政在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在各国人民友好联系中的纽带作用，介绍万国邮联的发展史和成就，1969年万国邮联第16届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把万国邮联成立的10月9日定为世界邮政日，并要求各会员国从1970年起在每年的世界邮政日组织各种纪念、宣传活动。万国邮联的经费包括各机构的活动经费和国际局官员的报酬由会员国以交纳会费的方式分摊，执理会每年有权根据瑞士消费价格指数调整除有关人员以外的经费数额。执行理事会或在非常紧急时总局长可批准超过所确定的经费限额，以便对国际局大厦进行在预料之外需要进行的规模较大的修理，但此项超支款额每年不得超过6.5万瑞士法郎。如果经费不足以保证邮联工作的顺利进行，经邮联会员国多数同意后可超过限额。加入或准予参加邮联的国家以及退出邮联的国家应该支付它们实际参加或退出邮联那一年全年所应分摊的经费，各会员国根据执理会决定的预算预交会费以分摊邮联的年度经费。为弥补邮联资金的不足，设立储备金，其数额由执理会规定，在资金暂时不足时瑞士联邦政府按共同商定的条件提供必要的短期垫款。该政府无偿地监督财务帐册的编造，并根据大会所确定的经费限额监督国际局的帐务。各会员国根据其所属分摊等级分摊邮联的经费，分摊等级如下：50个单位的等级；25个单位的等级；20个单位的等级；15个单位的等级；10个单位的等级；5个单位的等级；3个单位的等级；1个单位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