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仁斌：十亩方田（散文）
高仁斌：十亩方田（散文）
十亩方田
高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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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收之后不久，沙子岩村的十八户农民，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放弃岩下的300亩集体土地。
沙子岩其实并不是一个行政管辖意义上的村，它仅仅是四川省富顺县福善镇周安村的第八生产队。虽然它偏居岩区，但一直以来，它保守地维持着相对的边缘性，始终有着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我把它叫做沙子岩村，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是我的故乡，我熟悉她的一切。
村民们之所以提出放弃土地这个话题，其实是有时代背景的。1962年，地处川南的富顺县开始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规模，下放基本核算单位至生产队，同时解散公共食堂，增划社员自留地和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这个政策给人们透露出一个诱人的信息，那就是不仅可以名正言顺的发展家庭副业，而且生产队的事可以自己说了算。
沙子岩这个生产队总人口不足100人，但山林和耕地面积宽，即便没有岩下的土地，依旧可以养活自己，加之这18户村民，除去4个半工半农户，多数家庭成员都有木匠手艺，具备发展家庭副业的条件，山上又不愁木材，制作成桌子板凳水桶木甑，拿到街上就可以卖钱。现在国家政策允许搞副业，有手艺的村民们自然跃跃欲试。
而岩下的土地，实在是太远，副业和土地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这300亩土地究竟是要，还是不要？一开始，所有人都表示要继续种，农民种地，天经地义。但耕种的难度不言而喻，耕作的时候要把种子肥料搬下山，收获的时候又肩挑背扛爬上山，没有劳力，成熟了的庄稼都收不回来，只能眼看着烂在地里。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舍，但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出放弃这片土地，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最终，村民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在土地名册上签字，按了手印，算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告别了这片土地。可以理解的是，他们留下了两块方田继续耕种。方方正正的两块大田，加起来刚好十亩，是这片田冲最大最好的两块，水源充足，从不歉收。稻谷成熟的时候，站在沙子岩的岩石边上，都能隐约看得见远处欢呼起伏的稻浪。
2
多年以后，每当我随父亲去岩下方田平整秧田，父亲总是念叨，要是当年留住这片土地，我们要多收好多谷子呢。看得出，在父亲那一代人的眼里，对当年放弃岩下这片土地，早就开始后悔了。但木已成舟，再后悔也于事无补。这个哑巴亏，村民们只得自己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川南富顺正式推行已经是1981年，土地按家庭人口承包到户，得知这个消息，所有人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因为土地又要分到每家每户了，种出来的粮食除了完成国家统购，都是自己的。那时，读过小学的父亲已经是生产队的会计，参与了这场激动人心的改革场面。和当年一样纠结的，是岩下的方田。只不过，当年人们聚焦的是，要不要放弃，而这次人们争论的重点，是如何分配？
大家心里明白，岩下的方田虽然路途遥远，但土质肥沃，产量要比岩上的红土地高一倍，谁家都盼望着分到这样的田块。论远近、论人口、甚至抓阄，这些方案都行不通。僵持不下，最后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按照每户人口的多少，各分得了一小块，每小块的面积从200多平方米到300多平方米不等。十亩方田，一下子被分成了23份（此时的沙子岩，已经从最初的18户，增加到23户）。偌大的田块，变成了一个个的小方格。一个小方格，俨然象征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从远处看，十亩方田就像是画家在一张硕大的画布上，精心勾勒的一幅图案轮廓。它与周边的田野比起来，显得有些突兀，甚至耐人寻味。
十亩方田，作为一块飞地，开启了它新的旅程。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认识和了解家乡这座村庄。这一年我刚好八岁，已经是周安村小二年级的学生了。
周安村小，也在山下。从我的家到学校，需要步行半个多小时，下山是上学，上山是回家。我们一路经过的大部分地方，以前都是沙子岩人曾经耕种过的土地，从山脚开始，慢慢往坝下延伸，像一只大鸟的翅膀。自我们从大人们口中得知了这片土地的变迁之后，心中总是生发些莫名的忧伤。稍感欣慰的是，我们在上学和回家的路上，都能远远地看到那两块方田，被划分成的若干小方块的横竖田垄，随着秧苗的不断成长，都悄悄地隐藏了起来，十亩方田又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
3
沙子岩村人的精耕细作，是我从小接受的洗礼。农谚道：“九九八十一，庄稼老汉田中立”，进入三月，一般距离上年冬至大概七八十天的时候，村民们就开始着手平整秧田。我的父亲是个地道而懂行的农民，自从分得了方田的一小块，他就认为这是做秧田的绝好之选，秧田不能缺水，关键还是泥地，育出的秧苗根系发达，苗干挺直。按照父亲的话说，这样的苗子，移栽的时候，一茬只需要一枝，成活率好，走根还快。
父亲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村民们纷纷都把秧田更换到了方田。每到育秧季节，各家的稻谷种子在这里集体发芽、吐叶，直到长成绿油油的一大片。方田变秧田，竟然成为方圆数里的一道风景。后来，推广新的水稻育秧技术，县里和镇里还在这里组织过人山人海的农业生产现场会呢。
细心的人们发现，同样是十亩方田，集体耕种和农户自己耕种还是有一些区别。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集体耕作的时候，讲究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生产劳动统一安排，集体出工，至于收成如何，那是集体的事。而承包到户之后，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耕作和管理，哪个时候该育秧插秧，哪个时候该薅秧施肥，都得靠合理的计划安排。承包到户后，每个人都愿意在自己的土地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当然，也不是每一分付出都会得到预想的好结果。或者说，在自然的深不可测面前，任何努力都是脆弱而微不足道的。
那是发生在1992年薅秧季的事，老农李西林赶在季节的前面，早早地就把方田的秧苗薅了，还施了催肥，以为这样，就可以坐等稻谷扬花、抽穗，直到成熟。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刚施下催肥，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大雨，上涨的雨水漫过田垄，刚下的肥料完全融化在整块方田里。第二天，当他跑到田边，目睹了自己的心血付诸一场夜雨，顿时就傻眼了。气愤的心情让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农实在是无以释怀，他总得要找个人来骂一顿才解气。
想来想去，他觉得应该先骂天，骂天不长眼睛，明知道我昨天才施了化肥，你晚上就开始下雨，这不是存心跟我李老头过不去吗？我一辈子从来没做过亏心事，你针对我干什么呢，这不是瞎了眼啊。不管他如何谩骂，天上没有一句回音，反而引起在旁村民的一番嘲笑。
李老头自觉没趣，但心里的不爽依然得不到发泄。他不敢骂地，因为土地是长粮食的，自然不能怪罪。于是，他只好骂人。骂谁呢，就骂和自己的田块相邻的那些村民吧。要是你们把田垄筑高一点，我田里的水就不会漫过来，既然水漫不过来，那么我刚下的肥料就不会满田乱跑，说到底，就是你们图省事，存心想占我李老头的便宜，你们这些八辈子不可信的人，还说是几十年的本村相邻，你们的良心简直都被狗吃了，来欺负我这个老头子。
大家都知道，李老头是气慌了，纯粹是为了解气，都纷纷劝他说，肥料跑了就跑了，那是老天爷在作怪，你骂谁也不管用，给自己找气受，犯不着。李老头仍没消气，他似乎也觉得没骂对人。最后，他决定从根源上着手。于是，他开始骂当初分配方田这件事，要是当初大家不争这点沃田，就不至于把一块田分成这么多奇怪的小方格，我李老头当初也愿意承包方田啊，要是我自己的方田，我下的肥料也不至于浪费啊，说到底，就是生产队没把我李老头卡上眼，不尊重我们这些老年人，想当初，没有我们这些老头子的话，沙子岩还不知道是个啥样子呢，你们真是一群白眼狼啊，真是气死我了！
那天，气急败坏的老农李西林守在方田边整整骂了一个下午，声音都沙哑了。第二天一早，村里突然传来消息，说李西林死了。这件事距今已经过去很多年，沙子岩村人大多已经不太记得。而我由此更加确信，每个人都无法避免命运的安排，十亩方田也不能例外。
4
在沙子岩的山上，生长着一种多年生的藤蔓植物，叶片呈桃形，藤枝有着极强的韧性，当地人称之为“鼓二藤”。用去皮之后的鼓二藤编制藤椅，是当地的一项传统技艺，这些擅长编制藤椅的手艺人，大家都喜欢称他们藤藤匠。开春之后，藤藤匠们就会到山里采集鼓二藤，把去皮之后的鼓二藤晾晒起来，挽成一圈一圈的形状，挂在堂屋的墙上，像一幅幅淡雅而立体的装饰画。等到农闲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早已烧制成型的藤椅架子搬出来，沿着每一根椅脚悉心地编上剖开的藤条，三两天功夫，一架崭新的藤椅就完工了。
改革开放的大潮来临，沙子岩第一批走出家门谋生发展的，就是这群有着传统手艺的藤藤匠。那时候，大家管这种行为叫挖斋。凭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他们凑齐基本的路费，便开始了向南的征程，随身携带着那把伴随自己多年的篾刀和一捆家乡山上常年生长的藤条。临行前，他们和家人已经为此商量过多次，做足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门路，就权当出去见了一回世面。
事实证明，藤编工艺有着良好的市场需求。走出家门来到城市的藤藤匠们，很快找到了致富的路径，他们编制的藤椅备受青睐，而且价格比家乡高出了许多。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居然也可以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了，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站稳了脚跟的藤藤匠们，所做的事情只有两个，一是拼命让自己的业务发展起来，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己的家属、包括本家亲戚带到身边来，大家一起创业。
随着大量青壮年外出谋生，土地也就变得不那么金贵。多数人都把土地委托给亲戚邻居耕种，开始的时候，每年给200斤稻谷，后来就连稻谷也不用给，只要你愿意，不愁没地种。这样一来，岩下十亩方田里的格局就开始发生了些变化，原本用来区分界限的田垄逐渐变少，田块也在逐渐增大。因为过去是划给了几户人耕种的地，已经变成了一户人在耕种，中间的田垄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
人们都说，如果李西林还健在的，真不知道他该如何做想。
5
几年时间下来，中间的田垄便全部消失了，方田又回归到它最初的模样。它的实际耕种人，却是村里的退休工人彭大爷。
彭大爷今年已经75岁，10多年前从铁路上退休后，就回到了沙子岩定居，他的三个儿子早已长大成人，外出务工经商，家里就剩下他和老伴两人。按理说，即使不种庄稼，彭大爷两老口也完全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彭大爷就是闲不住，当了一辈子铁路工人，有一身的好力气，正好派上用场。凡是经过他整理的庄稼地，田边土角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几乎没有疯长的杂草，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一件精心雕琢的作品。铁路养护工的一丝不苟，立马就发挥出令人羡慕的效果。村里人都称赞说，你看人家彭师傅做的活路，那才叫庄稼活，完全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要么不想做，要么做点都是懒庄稼，真是可惜了这些上好的地啊！
彭大爷自己是如何想的，我并不知道，但他对于农活的执着程度，确实超出了全村人的认知和想象。原来被全村人视为宝贝的方田，人人都想多分得一些，而现在却提不起大家的兴致。撂荒后的方田，没有了往日的生机，彭大爷实在是看不下去，决定自己种起来，好歹不糟蹋了这么好的良田，如果风调雨顺，一年能产上万斤稻谷呢。
彭大爷两老口都是勤快人，但是要去五公里外的岩下耕种十亩方田，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彭大爷似乎是早有打算，他提前育好秧苗，耕田和插秧就承包给外乡的耕作队，收割的时候，又找来揽活的收割机，为了晾晒方便，他和老伴干脆就搬到了方田边，搭了临时的帐篷，住下来等稻谷晒干，然后才打包、装车，满载而归。每年，彭大爷都算了一笔账，折合十亩的收成，除去种子、化肥、机械、人工等各项开支，有时候略有盈余，有时候还略有亏本。收获的滋味实在是美妙，一看到满当当的金色稻谷，彭大爷早就忘记了记账这码事。
今年，川南富顺经历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极端干旱，但方田的产量依然是亩产千斤的收成，如果算上再生稻，亩产达到了1400多斤。彭大爷逢人便讲，方田绝对是我们村的“肥肉”。“肥肉”虽然是“肥肉”，但也不一定好“吃”。彭大爷说，我这把年纪，也实在干不动了，要不是他在广州的大儿子说，年底要搬回老家来发展，他都不知道，明年的秧苗如何落地。
他的大儿子名叫彭文华，出生于1970年9月10日，1992年3月外出广州某电子厂务工，1995年与邻村张姓女子结婚，婚后育有二子。1998年，开始在广州开办小型服装加工厂。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发生以来，加工厂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
黄谷归仓的那个晚上，彭大爷特意叫老伴多炒了两个菜，倒上一杯高粱酒，他要趁着夜色，好好地品尝一下丰收的味道，顺便将这个消息告诉远方的儿子和乡人。
2022年11月10日晚于海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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