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谋：人类与猴子到底差多远？戴蒙德的书一定要好好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永谋首发于B站，保留一切知识产权，侵犯必究。
读过的书非常之多，但觉得自己不爱读书。因为一直把读书当作工作，不工作就不读书的。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读书，那就会正襟危坐，集中所有的注意力。
此种读书态度，有利于高效地做研究，可也会导致视野狭隘和跟不上阅读潮流的问题。这是读了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之后最大的体会。
戴蒙德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生理学、鸟类学方面正经八百的大权威。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名震当代，中文初版就读过不止一遍，在一些课程中推荐给学生作文必读书。去年初，中信出版社出了新版，又重读了一遍，并在《中国科学报》上推荐给读者。
由于将戴蒙德视为当代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总是在讲到精致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时候提到《枪炮、病菌与钢铁》。但是，由于上述读书态度，一直没有读戴蒙德的其他作品，认为他的作品与手上的研究没有太大的关系。
《第三种黑猩猩》是读的第二本戴蒙德的书。读它是因为对当代人的历史境遇之研究提上了日程，此境遇之下的人我称之为“科学人”，科学人对自身的理解便受到类似威尔逊、道金斯、戴蒙德等人的巨大影响。换言之，从流行人性观念的转变中可以窥见当代人的思想状况，我亦称之为“新人的诞生”，将之视为当代思想的奠基石之一。
此一人类观念史的巨变，正在开始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时间跨度当以数百年计。我们将见证所谓人文社科最后的堡垒，比如人性、道德、心灵、意志和灵魂的逐一退场。最后，人类社会会演进到瓦肯社会（Vulcan Society），那是斯波克（Spock）的故乡。之后会如何谁也不知道，但我以为，如果人类能跨越生态危崖，瓦肯社会是可以看得到的必然未来。
《第三种黑猩猩》1992年发表，在当时最新科学发现的基础上，勾勒出人类史之自然基础的全貌。如果仔细分辨，会发现如今很多相关流行读物、流行观念的观念源头。戴蒙德的立场可以概括为自然决定论，包括基因决定论、性状决定论、生理决定论直至《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总而言之：人类不过是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社会进化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终归受到自然力量的束缚。比如，他主张文化的地理塑成论：
……各大洲的文明程度不同，是因为塑造文化特征发展力量是地理，而不是人类遗传学。
各大洲文明兴起的速率不同，是生物地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造成的。
考虑到戴蒙德相信人类的基因、性状和生理，都是适应环境变迁的产物。于是，可以将他的自然决定论称为精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我猜戴蒙德会解释它亦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产物。比如，科学人会认为人类是破坏性极强的物种，一些人解释这是人类与黑猩猩、倭黑猩猩分化时，被“发配”到恶劣的环境中，不得不残酷斗争的结果。
仔细想起来，科学人的终点是瓦肯人，人类非理性存在在瓦肯人看来是人类进化的暂时性、低级的阶段，最后会像退化的阑尾一样，可以人工割除。
《第三种黑猩猩》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作为克罗马农人的后代，现代智人如何能从动物界中崛起？
在戴蒙德看来，在漫长（600-80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人类都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动物，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大约4万年前，智人的一支突然出现跳跃式演化成为克罗马农人，才产生了人类崛起的可能性。对于这一跳跃式演化，戴蒙德猜测原因是人类语言的产生。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疑问是尼安德特人的失败，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发声器官也是可以应付简单语言的，而且脑容量也不小，为什么尼安德特人没能实现跳跃式演化。换言之，也许这个胜负只是某种偶然，我们就是幸存者，所有的事后解释都摆脱不了幸存者偏差。
接下来，戴蒙德讨论了人类独特性状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结论是两者相互支持，最终塑造了人类作为文明野兽成功的基础。比如人类会有绝经和更年期现象，这为更好地抚育后代提供了生理基础，而人类恰好是出生之后需要漫长抚育期才能独自生活的物种。比如，动物不能生殖很快就会死亡，而人类失去生殖功能却还能存活很久，这种罕见的长寿在文字发明之前，对于部落的经验和文化传承至关重要。比如，人类男女体型差不多，所以婚姻最后倾向于一夫一妻制。他认为，“其实，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后宫”的大小与两性身材的差异成正比。”
这些问题被戴蒙德称为“奇异的生命周期”问题，也就是说，他为人类异于生活方式找到了某种自然基础。我还想到，“幼态萌”按照戴蒙德的理解也是属于某种独特性状，即人类喜欢幼态、照顾幼态、怜惜幼态是天性，有利于人类幼崽的存活。
然而，类似的逻辑让人觉得有些混乱。女性绝经，就可以不再每年生，而可以安心照顾已经生下的孩子，免得幼仔夭折。究竟是抚育幼仔的任务导致女性绝经，还是女性绝经使得抚育幼仔的任务能很好完成呢？类似论述总让人感到某种更高的力量比如上帝在安排人类演化，或者说让人类活下去是自然演化某种目的论的东西。如果女性停经后马上死去，人类后代得不到很好照顾，人类可以灭绝，或者演化成像别的动物一样，出生后不久就可以自行觅食。
自然决定论与演化目的论是冲突的。从根本上说，按照自然决定论，人类的出现和崛起不是自然的成功，而是自然的失败。显然，戴蒙德也承认，智能出现并非进化的最优解，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并非人类，而是老鼠、甲虫。如果一切以适应环境来判断，低等生命包括病毒无疑更能适应环境。
第三部分戴蒙德承认“人是万物之灵”，但坚持文化文明有其自然基础：
其实，我们成为万物之灵，凭的是文化特征，这些特征建筑在我们的遗传基础上，赋予我们力量。我们的文化特征包括语言、艺术、基于工具的技术，以及农业。
比如，戴蒙德认为，艺术并非人类独有。为什么呢？第一，园丁鸟搭建的鸟窝很漂亮，很多动物包括黑猩猩在人工环境中会作画。也就是说，艺术活动在自然界中有其“前身”。第二，艺术的根源是因为有用，即艺术品可以交换“性”，和漂亮鸟窝可以吸引雌鸟是一样的。戴蒙德无法证明动物能审美，就给艺术起源提供了一种自然解释。并且，还专门谈到黑猩猩为什么野外不作画呢，因为忙于生计没有闲暇。
总的来说，戴蒙德对人类文化的讨论与斯金纳、威尔逊等人讨论是一脉相承的。
第四部分“世界征服者”和第五部分“日中则昃”，戴蒙德主要讨论现代智人的两大根本缺陷，即相互残杀和破坏生态，认为它们同样是有着自然基础的。简单地说，前者说的是，现代智人生性凶残，是唯一可以大规模谋杀同类的物种；后者说的是，现代人生来就破坏环境，灭绝过自己的同类和大量哺乳动物，从来就没有过天人合一的“高尚野蛮人”。而这“两朵人性的乌云”——我取的名字——正在把人类送到窘境。这就是“日中则昃”的意思，昃的意思就是太阳偏西，寓意人类开始走下坡路了。
插一句，《第三种黑猩猩》翻译得非常棒，尤其是颇有雅意。
总之，在很大程度上，戴蒙德把人类的命运归结为人类独特的文化、生命周期、体质所决定，而它们都是有其自然基础的：
我们通常认为克罗马农人是第一种配得上“万物之灵”头衔的人，他们也展现了两种特征——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种下人类当前处境的祸根。
对于未来，戴蒙德是悲观的：“我们要是能从我所追溯的人类史吸取教训，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比另外两种黑猩猩光明些，也未可知。”现在想起来，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当下的启蒙》由回应《第三种黑猩猩》的味道。在平克看来，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人类暴力在减少，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正在发生作用——这部分的讨论较少，估计实在提不出什么乐观的数据。
因此，自然决定论同样可以分为乐观与悲观两种，与技术决定论一样。戴蒙德悲观，平克乐观，但是他们都是科学人观念的塑造者。这是我要讨论的问题，而不是对戴蒙德、平克进行批判。也就是说，我更关注《第三种黑猩猩》中的如下“新常识”：
1.人类至今不过是另一种大型哺乳动物。有意思的是，这是一种承认人类动物性的理性观念。当人类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非理性，剩下的只能是以科学的方法剔除自身的非理性。从智人到瓦肯人，还有巨大的牺牲要完成。
2.尼安德特人脑容量之谜。几十万年之前，人脑已经演化到接近现代人的水平，但粗糙的旧石器时代仍然维持了几十万年，并没有因为大脑容量增大而急速进化。4万年前，同属智人的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超过克罗马农人，但他们的工具没有什么新意，也没有艺术品传世，在与克罗马农人的战斗中失败而灭绝了。也就是说，脑容量解释不了这场胜利。如前，戴蒙德猜测的答案是人类语言促成的跳跃式演化。
3.人类原始演化历程。大约400万年前，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出现，人猿分化。大约300万年前，直立人分化成两支：粗壮南方古猿、非洲南方古猿，后者进化成脑容量较大的能人。大约250万年前，东非原始人开始使用粗糙的旧石器。大约170万年前，能人进化为直立人，他们大约100万年前扩散到近东、远东，北京人、爪哇人属于直立人。大约50万年，直立人进化出智人，尼安德特人也属于智人，现代人属于智人中的克罗马农人的后代。大约4万年前，克罗马农人崛起，灭绝了其他人种，最近进化为现代智人。
4.农业社会的负面效应。人类进入农业社会，有损于人类健康。戴蒙德给出的理由主要是3点：1）食物单一，大部分是富含淀粉的农作物，狩猎-采集族群食物种类繁多；2）农民依赖一种或几种作物为生，如果庄稼牵手，饿死的风险比猎人大得多；3）大多数今天主要的传染病与寄生虫，只有在农业兴起后形成的拥挤、营养不良和定居的社群中才能长期存在。除了健康，农业社会使得剩余产品增加，导致人类不平等包括阶级不平等、男女不平等，以及独裁暴政。当然，这些变化也有损于人类的健康。
相比而言，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中，人类营养更均衡，寿命比农业社会长一些，也更多闲暇一些，而且因为食物种类丰富不易遭遇饥荒，更加健康，身材也高一些。而农业社会把人类食物限制在几种高糖分主食上，以及紧张的劳动，使得生活质量下降了。戴蒙德给了人类身高变矮作为证据：
冰期结束之后，在那里生活的狩猎-采集族群，男性平均身高是5英尺10英寸（177.8厘米），女性是5英尺6英寸（167.6厘米）。农业兴起后，身高急遽降低，到公元前4000年，男性评价身高是5英尺3英寸（160厘米），女性是5英尺1英寸（155厘米）。
5.环境问题根植于自然人性。生态问题是人类现在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它产生于人类的贪婪本性：
大家都相信：在自然状态中，物种与物种，以及物种与环境，都保持平衡的关系。猎食者不会对猎物赶尽杀绝，草食动物也不会多读消耗植被。根据这个观点，人类是唯一的例外，不懂“平衡”为何物。
因此，人类一诞生就开始破坏环境，灭绝其他物质，从来没有什么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
除了新常识，还对戴蒙德的两个观点有印象：
1.艺术、毒品的残障信号理论。为什么人类会喜欢搞艺术，会酗酒吸毒？戴蒙德发展了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认为许多物种之所以进化出许多不利于生存的性状，如瞪羚弹跳、雄鸟的累赘尾巴，是因为“所有动物都得演化出信息明确、容易辨识的信号，让其他动物了解自己”。比如，瞪羚弹跳可以告诉狮子：我跑的很快，你不用费力追我。公鸡的红鸡冠告诉母鸡：我很强壮。因此，某些残障性状是传递某种信号。艺术的产生也是如此，人类从事艺术告诉别人：我有钱有闲搞艺术。而吸毒酗酒可以告诉别人：我身体很好，不怕服用刺激物品。
如前所述，这种想法又让人感受到自然决定论与演化目的冲突。我感兴趣是是残障信号理论与毒品上瘾解释的差别。后者围绕快感展开，而前者反其道围绕不快展开：自残可以换其他的好处。
2.戴蒙德对批判社会生物学声音的反驳：
生物学家批判社会生物学的文字中，由两方面的担心不断回荡、交织着：证明某种野蛮行为的演化根源，无一语主张这种行为是正当的；证明某一行为有遗传基础，无异于宣告不可能改变这种行为。
我认为演化推论可以帮助理解人类社会行为（与习俗）的起源；可是对于理解人类社会习俗的现状，我不认为演化推论是唯一的路径。
这种反驳像是在主张多元论或相对论。意思是，大家都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至于选择相信哪一种就留待大众自己决定了。这佐证了我对新人性、新常识的基本立场：科学人乃是一种新价值观，而并非纯粹的科学理论。
理性而科学的瓦肯社会终究会到来，它或许是更能适应环境的社会，但是不是更完美的社会，就不好说了。这个问题应该由新科技进行身心设计之后的新人们回答，旧人如我无法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