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与“坏”在于如何阐述(11/3)

上一篇文章我们看到了建立一个“例行公事”或者说养成一个习惯的力量，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行为对于我们的认知，也就是ABC中的C的影响。如我们在“每天感恩5件事(8/2)”里面提到的一样，我们身边存在积极的改良者和消极的抬扛者。而我们又知道对于外界任何事情的阐述，都是通过自我的神经通路实现的。对于积极的改良者，外界信息输入到脑子里面，自动走的就是积极的通路，得出积极的结果。对于消极的人也是一样。

塔尔老师在这里还提到了又一个同卵双胞胎的研究（因为在“改变不会自然发生(3/3)里面已经介绍了一个，所以这里说“又”），讲的是一个酗酒并且存在家庭暴力的悲惨家庭的一对双胞胎，研究者在两个孩子都30岁的时候去拜访ta们各自的家庭。第一个的家就像之前ta俩原生家庭的翻版，一出悲剧。当研究者问第一个家长（曾经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个人说：“你认识我父亲的，你知道我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你能指望我变成别的什么样子？”而当研究者去第二个家庭的时候，家中其乐融融。Ta同样问了“为什么会这样？”得到的答案是“你认识我的父亲，也知道我怎么长大的，那么怎么能指望我再想他那样去经营家庭？”所以你看，同样的基因，同样的家庭，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结果。我们当然知道改变两个孩子的因素一定很多，但是毫无疑问ta俩对于父亲的糟糕有着不同的解读，并决定了ta们自己怎么成为家长。

我们再来看一下塔尔老师自己的另一个例子。他说自己刚回到哈佛读博的时候，一度想要离开。因为他的本科在哈佛经历了很大的焦虑。后来他转变了想法，与其把这个环境当成是一个会让自己继续焦虑的威胁，不如看成一个挑战。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读博的这几年，要沉静(calm)下来。如果在这里能沉静下来，未来在别的地方也一定可以了。而他也说那几年自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让自己沉静下来。

紧接着又是一个相关的研究，一个在现在不会被批准的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首先给参加的实验的人注射了肾上腺素（让人更容易激动的一种激素），并且告知了被试者。然后分两组回答问卷。第一组所在屋子的问卷是非常具有挑衅意味的，比如其中一个问题“你的母亲在和你父亲结婚前，跟多少异性有过亲密关系”类似的。而在被试者边上有一个被试者认为是同样来参加问卷调查，但实际上是实验的一部分的“演员”，这个人看到问题就发怒了。而这个被注射了肾上腺素的人也随之发怒，甚至比对照组（身处同一屋子，回答同样问题但没有注射肾上腺素的人）要更加愤怒。那么另一组呢？另一组的问题平平无奇，但是就跟前一个屋子首先假装发怒的人一样，这个屋里也有这样一个“演员”，他偶然看到角落里有一个呼啦圈，于是就转起了呼啦圈，大家就都很开心，而那个注射了肾上腺素的被试者甚至有些疯狂，比ta屋里的对照组要狂喜更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提振精神情绪的肾上腺素，究竟让人狂喜还是暴怒，完全在于我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解读。事实上在我们愤怒或者狂喜的时候，肾上腺素本身就是会上升的，因为都是进入更加兴奋地状态。

甚至还有研究，把不同的人，一些被周围人认为很善良，一些很冷酷，把ta们放到两个相同的游戏场景，但是告诉ta们的游戏名字一个是“社区合作游戏”，另一个是“街区争夺游戏”。观察的是这些被试者在游戏中更倾向于合作还是竞争。结果发现合作还是竞争跟这些人被一贯认为的善良或者冷酷没有关系，而是由ta们被告知的游戏名字决定的。       

包括人们对于志愿活动，将对其的认知转变为做志愿是一种荣耀的想法，也能更好地推进社会志愿活动的进行。

下一篇文章，我们会对这些内容提出一些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