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哲学来谈“科学与社会”——吴晓明
通识教育的课程要让我来讲科学，我对科学知道那么很少一点点。我是搞哲学的，所以我起的题目是科学与社会——从科学哲学来谈。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属于搞科学的，有自然科学，有社会科学……人文也叫科学，但是确切的说，它应该叫人文学术，大概这个德文词Wissenschaft比较准确，它一方面包含science，另外一方面还有human studies的那个含义。那我想我们今天来讨论科学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和我们在大学的每一位学子都有关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今天被提出来，恐怕它的意义要深远得多。
大概在19世纪以前，这个问题好像并不特别存在。按照德布罗意公爵的说法，他说，从19世纪开始，科学和哲学分裂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开始考虑科学的某些哲学的问题。原先科学和哲学几乎是一体的。现在科学和哲学分离开来以后，关于科学的问题，它会受到哲学的追究。当然，这只是从学科上来讲。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现代世界是整个依照科学的法则来制定它的基本的原理，并且也希望通过科学的法则来实现人类社会的所有的目标。但是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整个信仰突然坍塌了。理性乐观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中似乎化为了灰烬。尼采当时发出的那个可怕的预言，一开始始终不为人们理解的。人们以为他是一个疯子。海德格尔说，他确实疯了。但是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开始感觉到尼采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开始听到了尼采的呼声，这就是欧洲虚无主义的降临。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又看到了像斯宾格勒、卢卡奇等人非常重要的著作。这使得我们对科学的问题从哲学方面，从社会历史方面来加以检讨的必要性大大增加了。
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伽达默尔曾经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题目叫做《20世纪的哲学基础》。他说，我们必须更为坚决地提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即在一个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
换句话说，原先我们被一种理性的乐观主义所支配，我们认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社会将越来越趋向于我们理想当中的那种目标。但是当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特别是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样一些人，他们开始意识到似乎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理性的发展，随着人类对于自己世界的理性的和科学的安排，并没有出现我们料想当中的那种结果。所以伽达默尔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时代的课题是什么呢？就在一个几乎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当中，人如何能够理解自己。
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科学与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19世纪，如果像德布罗意所说的那样，科学和哲学出现了巨大的分离。一方面，我们大体上现在也能够追溯到那样一种原先的统一的状态。比如牛顿的著作，它就以哲学的名目出现了，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我们现在拿的博士学位，都叫Ph.D，这个都是哲学博士，无论是你是学哪个学科的，如果叫Ph.D，就是哲学博士。这个Ph就是拉丁文当中的哲学。D就是它的学位。原先它是一体的。但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裂。这个时代我想我们可以更加尖锐地看到有些问题，似乎和原先的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差异。
从莱布尼兹的那个时代开始。他们一方面，这些思想家占有了最先进的科学的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使得最新的科学的成就能够和哲学的实体性的教义相吻合、相调和。这样的一种努力一直持续到黑格尔。但后来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这个科学和哲学之间，它们的分离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想这种分离我们可以从某种情况看出来，比如芝加哥大学的贺勤思校长。他在1929年到1951年，始终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或者名誉校长。但是他已经看到在我们的大学的教学当中，哲学和科学的分离已经变得非常严重。而且不仅是哲学和科学的分离，而且是排斥哲学的那一种情形，正在出现，所以贺勤思校长他当时提出了这样的主张，他认为自然科学是从自然哲学导出其原理的，而自然哲学则依赖于形而上学，贯穿整个人类知识的乃是研究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
这个形而上学指的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哲学。他说，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智慧，智慧就是关于原理和原因的知识。因此，形而上学就是最高的智慧。如果我们不能求助于神许，我们就必须转向形而上学。要是没有神学或者形而上学，大学就没有理由存在。
同样20世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怀特海。他也认为，中小学教育阶段是使学生在精神上埋头于书桌，而在大学里，学生就应当能够站起来环顾四周。为了达到这种高瞻远瞩，大学的职能就是使学生能够为原理而摆脱细节。因此概括的精神应当统治大学，否则大学同样没有理由存在。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我们看到哲学和科学的分离，而且按照这些思想家的说法、教育家的说法，是一种不幸的分离，不幸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科学家常常认为哲学家只是一些空谈家。而且他所谈的又偏偏是胡说八道，这是弗兰克，一位科学哲学家的说法。而哲学家则说，科学家是心胸狭隘的人，他只懂得一个非常狭小的小天地，而整个世界则是哲学家研究的题材。有一种这样的说法，科学家对少的东西知道得多，而哲学家对多的东西知道得少。这是弗兰克的说法。
那么怀特海他认为，在我们现在的研究和教育当中，实际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他说，我们对越来越少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多。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于哲学和科学的不幸的分离。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我们探讨科学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这里大体上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科学本身应当如何去理解？第二个问题，科学的社会功能应当怎样去理解？
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一般的分裂的背景当中，我们看到，一般的科学的研究者，包括实证主义者，以及我们后来可以提到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做“拒斥形而上学”，就是不要形而上学。他们的最基本的理论认为，科学知识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一些命题和陈述。那么这些命题或者陈述，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命题或者陈述叫做科学问题。没有意义的命题或者陈述叫做形而上学命题。
那么如何来区分这两种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叫“可证实性”。可证实性的基本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陈述或者命题。它能够被还原为——或者直接地还原为或者间接地还原为观察陈述。也就是说有相应的经验事实、可以被还原到相应的经验事实上去。那么这样的陈述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区分对和错，正确和谬误。之所以能够区分它的真和假、对和错，是因为它能够被还原为观察陈述。那么这样的命题和陈述是有意义的，它叫科学命题。比如我现在说，外面在下雨，这是一个什么陈述？这是一个科学陈述。为什么它可以被还原为观察陈述，尽管它是错的，现在外面没下雨。但是，另外的一个命题，比如说，一切存在者都依实体而存在。这样的命题就是非科学的。它无所谓对和错。因为它不可能被还原为观察陈述。比如我们说上帝存在，这个命题也是形而上学问题。因为它也不可能被还原为观察陈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区分当中，这个实证主义，更加特别地来说——逻辑实证主义，它就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证实性的标准。这可证实性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把某些陈述或者命题还原为观察陈述。我们能够通过观察陈述来指明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他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么这样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也是科学问题。如果不具备这种特征的，不能够被还原为观察陈述的命题，那它就是非科学的命题。它就是无意义的命题，它是形而上学问题，因此从哲学上来讲，它拒斥、拒绝这个形而上学。
但是，一方面是实证主义或者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可证实的原理。要求排斥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排斥哲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整个进程当中，对于科学做了许多哲学的探讨，做了许多哲学的探讨。而从哲学方面对科学的批评同样也出现了。这个就起源于我们前面讲的科学与哲学的不幸的分离。
比如罗素，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思想家，而且他也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体会到在20世纪初的时候，它也非常深切的体会到，他说科学正在逐渐的丧失它的精神气质。科学正在逐渐丧失它的精神气质，那么他讲的这种精神气质是什么呢？是指大无畏的、探索性的。包容和自由的这样一种精神气质正在丧失。而同样是一位科学家兼哲学家的菲亚本德，在20世纪70年代，他对科学做了一个评论，他把科学和宗教、神话相提并论。他说科学同神话的距离比起科学哲学打算承认的要切近得多。科学是人已经发展起来的众多思想形态的一种。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科学惹人注目，哗众取宠而又冒失无礼。只有那些已经决定了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或者那些已接受了科学但从未审查过科学的优越性和界限的人才会认为科学天生就是优越的。科学是最新，最富有侵略性，最教条的宗教机构。那这是菲亚本德在20世纪70年代说的，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一位宗教家、一位神学家。不是的，他是科学哲学家，而且不仅是科学哲学家，他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那我想，也许我们最终不会同意菲亚本德的观点。但是我想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无论是从我们的大学教育来说，还是从我们需要思考科学这样一种思想形态，它的社会功能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特别是它的社会功能。这件事情，罗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人类有没有前途？》（《Has men a future？》），他讨论的主要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原子弹和氢弹。当这样的东西产生之后，我们必须检讨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科学究竟在我们近代人类的历史过程当中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科学的社会功能必须被非常深入地加以去把握。而贝尔纳，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在1939年写了他的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其中的第一部分就叫科学面临的挑战。科学面临的挑战，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奢侈，是吧？这个问题好像没必要来讨论，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共同地承认科学作为我们最基本的学科的基础。也作为我们每个人学习的基本的对象，它似乎本身不成为问题。但我想事实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这样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这个问题我认为伽达默尔说的是对的，就是在一个几乎完全由科学支配的社会当中，人如何能够来理解自己的，以及我们应当怎样来理解科学本身以及科学的社会功能。
我前面所举的那些例子不代表我的观点，但是我想我们只是把问题提出来，而且今天的讨论也不可能展得非常开，也只是把问题提示给大家。我想我们首先从科学本身这个问题来谈，然后我们逐渐从关于科学本身的讨论来谈到科学的社会的方面。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点叫常识的科学观和归纳主义的科学观。为什么这两种一起讲呢？因为大体来讲，现在成为常识的科学观。基本上就是归纳主义的科学观。这一点从近代以来，我想有一位英国的哲学家，大体上为他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弗兰西斯培根。这位哲学家，他阐述了人类知识的新的方式。所以他这部著作叫做《新工具》。他认为人类的知识，它的可靠的基础首先是观察。然后是通过对观察所涉及的事实进行归纳。并且由此上升到一般的理论和原理。所以按照培根以及经验主义的知识论，大体上他就认为知识的唯一的基础就是观察。而唯一正确的方法是通过感官逐步归纳上升为普遍的原理。
我想这样的一种观点实际上是非常革命的。为什么说它是非常革命的，因为我们知道教父神学，它根本不采用这个理性的方式。而经院哲学虽然采取理性的方式，但它不采用归纳的方式，它用演绎的方式。而这个新的科学的方法，新的关于科学的最基本的观点。培根做了这样一个阐述，所以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种最基本的观点。
所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观点，关于科学知识的基本的观点。第一，他反对经院哲学。第二，它开创了所谓归纳科学的时代。
因此，归纳主义的科学观大体上有这样三个方面，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通过观察得到经验事实。第二，通过归纳由这些事实上升为一般的定律、理论。第三，从这些定律和理论进行演绎而得到科学的预见或者科学的解释。
因此，归纳主义大体就是三个步骤，我们简单的说，第一是观察，第二是归纳，由归纳得出的一般的原理，再从这个原理当中来进行演绎。也就是说，对事物作出解释，并且做出所谓科学的预见。
因此，归纳主义的科学观，它认为科学开始于观察。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作为常识的科学观大体也是这个观点。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知识的活动或者科学的活动，它首先是从观察开始的。所以科学理论它是从从观察开始的。
但是这个观察也需要有一些要求。并不是任何一种观察，它都能够做为基础而存在的。比如说这个观察首先要保证什么呢？要保证你的感官是正常的，是健全的。比如说我拿了一个白色的鸭蛋，一个人说他是白色的，另外一个人说他是黄的，为什么另外一个人说他是黄的，因为这个人有黄疸病。所以他这个感官有问题，所以他观察到鸭蛋是黄色。所以归纳主义它要求从观察开始，但是观察是有一些要求的，这个要求就是说，第一，你必须感官是正常的健全。第二，你必须对观察进行正确地记录，这叫观察陈述。比如说，我在一间小房间里。把那个鸭蛋拿进来了，结果发现它是黄的。那你记录的时候必须很正确地进行记录。必须说在这个房间里，灯光是黄的。
这个时候你才算说做了正确的观察陈述。我看到一个鸭蛋是黄色的，而这间房间的灯光是黄色的。必须这么记录，否则的话就出问题了，就错了，然后再比如说我把一根直棒放到一个水里面。我的观察陈述是什么？当这根直棒放到水里面的时候，这根直棒看上去是弯的。但你不能说，当这根直棒放到水里的时候，这根直棒是弯的。这叫正确的观察陈述，正确的记录。我只是很简单地说，这个事情很简单。
第二是归纳是归纳。那么我们要从个别的事实当中个别的经验，事实当中归纳出一般的理论，一般的原理，一般的定律，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归纳。也有要求的。第一个，这个归纳的事实必须非常多，不能太少。比如说，我观察到第一个美国人很胖。第二个美国人也很胖。第30个美国人也很胖。我做出结论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很胖，这恐怕有问题。观察的样本太少了。第二个。这个归纳的时候归纳的时候你必须要使得这个你所做的那个陈述在许多的场合当中，在不同的条件下反复出现。第三个它也有要求，就是说要使得你所做出的那个陈述和一般公认的那个陈述不相违背。所以它也提出一些要求。
所以归纳主义的这个科学观，他认为首先我们要观察。其次，我们要从观察当中归纳而归纳的时候呢，它有也有一些要求，需要非常谨慎地来做出这个归纳。然后才能达到一般的原理，一般的定律。
第三步，我们前面讲叫从一般的原理开始演绎。这一条非常简单，因为演绎这个推理，在以往的哲学当中，从古希腊的哲学到中世纪的时候都用过，因为它是在逻辑上可靠的，所以基本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死的。张三是一个人，所以张三也是会死的，这个是可以在逻辑上保证它是对的，在逻辑上保证它是对的。比如说自由落体的这个定律是h=1/2·gt²自由落体定律是这样的，某一个钢球是一个自由落体。没问题，这是演绎的，这是演绎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它大体上主要依循两个原理，一个叫从观察出发，第二个叫归纳，通过归纳来形成一般的原理，一般的理论，一般的定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演绎，通过演绎，它可以来对事物，对事件作出预言，也作出解释。那我想我们现在这个一般的科学活动，比如说天气预报，它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么在这个地方，关键的东西就是所谓“归纳推理”。原先演绎推理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当中已经做过非常重要的阐述。而且事实上从古希腊到中世纪一直使用。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归纳推理，这是特别的属于近代，所以我们说当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他的新的工具的时候，他从观察出发，而且要求从观察得到的事实当中进行归纳，来得到一般的理论和原理。
那归纳推理的基本的形式是这样一种形式。a1具有x的性质，a2，a3……an也具有这样的性质。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讲证伪主义的科学观。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归纳主义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我们讲归纳主义的科学观，它的口号大体上是两个，第一个叫观察，第二个叫归纳。
但是关于观察这个事情，比较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后来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家都认为，真正中性的观察实际上是没有的。任何一种观察要成为观察。事实上，必须有理论的先行。如果没有理论的先行出现的话，事实上，这个观察是不可能成为观察的。如果我们说的更广泛一点，在观察当中甚至还包含了所谓形而上学的假定，个人的偏好，价值观等等这类东西。
比如我们说，我们要做某种观察，而且这个观察要能够被忠实地记录下来。那么比如说自由落体运动。伽俐略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的实验，他把不同大小的铅块从比萨斜塔上扔下去，结果都同时着地的。那么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能够进行这样的观察。而且这些观察要能够被忠实地记录下来，那我们应该记录哪些东西。我们会记录铅块的重量。我们会记录比萨斜塔的垂直高度。我们还会记录这个铅块从比萨斜塔上落到地上的时间。这个我们都会记录。但我们说忠实地记录，好像这些不够。你为什么不记录伽里略在扔铅块的时候戴没戴帽子呢？你为什么不记录伽利略扔铅块的时候，脚上穿的是多大尺码的鞋子呢？你为什么不记录铅块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小鸟飞过呢？我们会说这些东西无关，对吧？但是是谁告诉你无关的呢？是某种理论告诉你这个无关。只与铅块的重量有关。那一定是某种理论告诉你。那些小鸟飞没飞过，白云飘没飘过，你穿的什么鞋，戴的什么帽，这都是无关的。怎么会你认为它是无关的呢？是某种理论告诉你无关。
所以真正中性的观察。在后来的科学哲学讨论当中都认为，似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观察要能够被观察到，而且要被记录下来，它总是有某种理论作先行引导。像白板那样一种所谓认识的主体，是不可能存在的。
当然关于观察问题还不大。更大的问题在归纳。归纳的这个推理需要证实。有两种证实的办法。
一种是逻辑的证实的办法，另外一种经验的证实的办法。我想我们只有这两种办法。首先我们来看看逻辑上有没有能够证明。有没有办法证明，归纳推理。是正确的，而且是永远正确。我们找不到这个办法。演绎推理，可以证明，因为它是蕴含式的。它实际上是同义反复。这在逻辑上它一定是正确的，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张三四个人，所以张三是会死的。这是蕴含式的，是同义反复。所以它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归纳推理可没有这个保证。
所以后来的科学哲学家甚至开玩笑。说这个东西根本没有什么逻辑上的保证的。弗兰克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个人。买了一匹马回来。他想把马训练成什么呢？不吃不喝的。结果他用了30天时间，那个马没吃没喝。他说他证明了我的原理，我可以把马训练成不吃不喝的，但是到第31天那么死掉了。那么罗素更有意思了，他说了归纳主义者火鸡……
这里的存在的问题是，归纳主义要求有许多种样本。有尽可能多的和尽可能情况不同的，这样的事件来进行归纳。但是——我们简单地说，我们不可能用有限的东西来达到一个无限的全称肯定判断。我们也不可能从过去和现在来扩大到将来的情形。这个在逻辑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能够做的归纳。总而言之，是有限的，而我们得出的所谓科学的原理。它是全称肯定判断。是全称肯定是一般的原理，一般的定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在逻辑上是不能得到保证的。
归纳主义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因为任何规，那都一定是有限的。一定是有限的样本来进行归纳，而你要得出的科学的命题是什么？
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经验上来证明他，但是如果从经验上来证明他，它同样存在问题，因为经验的证明就是归纳主义的证明。换句话说，如果我要用经验归纳来证明，归纳原理，这叫自我证明，自我循环式的证明，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一个经验证明能够提供出一种证明的话，它还需要另外一个经验的证明。实际上只是不可能做到是一种循环论证，是一种循环的问题。
（一个实验不可能在每一分每一秒做一次，也不可能在每个地点做一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验，来证明某一个原理，某一个原则，它本身就成为问题。
那同样我们说到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的原则。它事实上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就是个证实的原则。
这个20世纪初上半页的时候有一位重要的这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叫艾伊尔，很有名的，他碰到一位神父，叫科普斯顿，他们两个人就开始讨论争论这个问题。争论这个问题。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所有的命题，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同意反覆就逻辑上的问题。同义反复。另外两种就是我前面讲的科学的命题。它可以被还原为直接的观察陈述。可以证明它是对或者错的。因此它是科学问题，有意义的命题。那么还有一类命题是什么呢？是形而上学问题，他无法被还原为观察陈述，因此无法说它是对还是错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无意义的命题，是形而上学问题。那么艾伊尔和柯普斯顿两个人争论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普斯顿发现，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的原则本身不能证明。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它的证实的原则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他说按照艾伊尔你们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
所有的命题分为首先分为同义反复，就逻辑的命题：a等于a，这什么问题，或者总体大于部分，这样的命题，这个都是属于纯形式。是的，咱不去讲。你这个证实原则，肯定不是。纯形式的命题。
第二，按照你们的区分，有一种命题是可以被还原为直接的观察陈述的。那是科学问题，那是科学问题，有意义的命题，可以识别出真和假的命题。但你那个证实原则本身是什么命题呢？证实原则说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可以被还原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观察陈述。这个命题本身就不能被还原为观察陈述。
因此科普斯顿讲的是对的。你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形而上学命题，也就是说没有真假的命题，非科学的命题。因此，如果在逻辑实证主义的那种二元区分当中，它不能属于科学问题。也就是说，能够区分出对和错的问题，它本身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归纳主义的科学观，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初的那些观点。都开始成为问题，所以归纳主义开始退却。
归纳主义退却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表现叫做概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