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随身读物，生动再现疫苗研发幕后的传奇故事

在“抗疫”时代，那些科学家为疫苗做出的努力尤其能引起共鸣

17到18世纪之间，天花疫病一度肆虐亚欧大陆，中国北方也成为了天花的重灾区。就在这段时期，年幼的康熙不幸感染了天花。为了避痘，他不得不离开父母，由乳母带到宫外哺养，直到出了痘才又回到宫中。于是，由于避痘而未能在父母膝下承欢，成为了他一生的遗憾。

当进入20世纪初，美国的小男孩海弗利克“踩着踏脚石蹚过小溪时滑倒了，打湿了一只运动鞋。他坐下来，哭着脱掉鞋和袜子，抓起身边能够找到的泥土或杂草，拼命地擦脚。他回家去找母亲，母亲极力安慰他。”

——而这一幕，被《科学》、《自然》等期刊记者梅雷迪丝·瓦德曼（Meredith Wadman）写入了《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一书中。

海弗利克为什么这么紧张？他只不过接触到了一点溪水而已。原因在于，20世纪中期以前，脊髓灰质炎和风疹、狂犬病等疾病肆虐，是极为常见也极其致命的传染病，轻则导致瘫痪或半身不遂，重则失去性命。其中，脊髓灰质炎就主要通过受污染的水传播。

更要命的是，上述提到的年代根本没有疫苗！这就意味着人们特别是孩子们没有任何防护，在各种病毒有可能传播的环境中“裸奔”。

自此后，很多医学专家开始潜心研究疫苗。经过反复的研究和失败，科学家们终于研制出了针对以上三种病毒的疫苗，以及后续更多新的针对性疫苗，为人类的生命健康建立一道道“防护墙”。

“免疫接种”古已有之

人类与疾病的对抗由来已久。

早在中国的宋朝，道教就采用以毒攻毒的“人痘术”对付天花。《广布天花说及符法》记载了整个种痘过程中必须进行的道教祈禳仪式及众多相应的用符办法, 显示出早期的种痘术或传自道教。

具体过程是，道士将天花病人身上的干痂研磨成粉末吹入小孩鼻内。含有天花病毒的粉末进入人的鼻腔后，人就会染上轻度天花。这样，体内有了抵抗力，就不会再得天花了。这种“以毒攻毒”的理念已近乎近代免疫学思想, 可见其在免疫接种方面的贡献。

不过，从与疾病的对抗到疫苗的诞生，依旧经历了一段漫长且曲折的过程，人类为之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正如瓦德曼在书中写道：“人类文明与细菌、病毒、瘟疫已相伴而生千年，但利用安全有效的疫苗阻击甚至消灭大流行病却相当晚近。然而回顾现代疫苗的发展历程，不仅有科学家们与疾病对抗的利他主义英雄故事，也交织着人类社会乃至人性中的各种复杂因素：政治权术、官僚主义、商业竞争、伦理危机……”

可见，全书有科学如何运作，也有利益的角逐；有英雄主义和迎难而上，也有官僚主义、权术和蒙昧。在种种冒险与坚守之间，清晰阐释医学伦理和科学知识，不失为一部上乘之作。

疫苗的诞生

疫苗的发现是人类发展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之一。
1796年，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将正在出牛痘的女孩皮肤上水泡中的液体，接种到一个8岁健康男孩的身上，堪称医学史上一次最为冒险的实验，世界上第一支疫苗由此诞生，詹纳也被后人誉为“免疫学之父”。

疫苗接种的原理也并不难： 一个人注射或吞服极少量的某种病毒——可以是灭活的，也可以是减毒的活病毒，从而产生相应的抗体。这样，当他以后接触到野生的、具有致病性的该类病毒，抗体就会攻击入侵细胞的病毒，阻止其致病。

疫苗之“争”

而作为一本兼具科普知识与人文情怀的书籍，《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一书即为读者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海弗利克为首的美国微生物学家培育细胞、制造病毒，并进一步找到抵御病毒的疫苗的历程。

全书不仅致力于记述孜孜不倦的科研攻坚，还有从流产胎儿身上提取细胞的争议，科学家们你争我抢地想要第一个研发出疫苗的竞赛，以及研究成果的归属问题、医药巨头之间的利益关系等。

其中，描写的主线围绕1962年海弗利克使用流产胎儿肺叶培养、可以大量繁殖的WI-38人二倍体细胞株展开。至今，默克制药公司每年仍在用该细胞株来生产风疹疫苗，给近400万美国幼儿接种，并出口到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

此外，书中也写到了动物细胞疫苗，如非洲绿猴肾组织细胞，就曾由于含有sv40病毒而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此后，在这种细胞的基础上，微生物学家们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水痘疫苗、狂犬疫苗以及甲肝疫苗等。

书中，科学家们在研究过程中面对疫情的紧迫感、面对科研困难的英雄主义以及面对官僚与制药巨头时的理想主义令人动容，跃然纸上。比如，科普罗夫斯基就是他研制的脊灰疫苗的首个人体试验对象。包括在当下的新冠疫情中，本书主角之一、有着“疫苗教父”之称的普洛特金博士，87岁再披战袍，走上了新冠疫苗研发的第一线。

但是，科学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争议。研制疫苗的过程既是与疾病争夺生命的竞赛、也是政府决策和管理能力的竞赛。特别是试验的进行、试验者的选择等，均须遵守法律。

比如在当年，以海弗利克为代表的微生物学家对待人体试验对象的方式，便不免存在巨大争议，结局也令人惋惜。他本人由于细胞被国家收走，历经四五年的上诉才换来一纸和解，同时也因而失去了工作以及研究机会。

可见，医学伦理从荒蛮到完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无论如何，那些为人类疫苗研发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们，值得全人类的感谢。因为他们，人体才有可能对病毒产生抗体，人类的生命健康才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关于疫苗，我们应该知道的事

或许正如马里兰大学病毒学教授艾伦·施马尔约翰所说：“要我说，疫苗学并不是火箭科学。它比火箭科学难得多。” 

毕竟，病毒年年有，并且有些病毒还存在着变异，即便我们已经拥有了抗击病毒的疫苗，科学家依然需要为抗击新的病毒和研制疫苗付出不懈的努力：是否可以产生抗体？接种后，是否会有不良反应？如果有，是什么样的不良反应？如何消灭不良反应？科学家们需要经历反复试验、反复失败以及总结经验、确保无误才能将之投入市场，供人们使用。

而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疫苗故事，对于今天依旧面临新冠疫情考验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疫苗研发的背后，科学、政府、商业公司之间有着怎样的利益角逐？或许可以在《疫苗竞赛》一书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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