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窃国之大盗

武后此人，有的人说她上启贞观，下之开元，功劳赫赫。但是事实是如此吗？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二十一年（六八四—七〇四）实无丝毫政绩可纪。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吉顼之流，乘时出现。俊臣“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旧书》一八六上）陷人于罪，全凭锻炼。长寿二年，遣刘光业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六道鞫流人，众以万国俊先在岭南残杀，得加荣贵，于是各肆凶忍，唯恐或后，残杀无辜民众，被株连者不下万千，非止残杀李氏宗支也死伤无数。

武后大开告密之门，规定无论贵贱亲疏，均可告密，任何人不得干预。凡属告密之人，国家都要供给驿站车马和五品饮食。即使是农夫樵人，武则天都亲自接见。所告之事，如果符合旨意，即可破格升官。如所告非实，亦不追问。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先后任用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侯思止等一大批酷吏，掌管制狱，如果被告者一旦被投入此狱，酷吏们则使用各种酷刑审讯，能活着出狱的百无一、二。这样，随着告密之风的日益兴起，被酷吏严刑致死者不断增多。于是在朝廷内外便形成了十分恐怖的政治气氛，以致大臣们每次上朝之前，都要和家人诀别，整天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危难之中。

由于武则天大开科举，滥任官吏，致使官员充斥，人浮于事。时人编歌谣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武则天滥施禄位，导致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大。而有人以“务取实才真贤”为其开脱，似无非侧重姚崇等三数人，然此只属偶然性而已。她所的用宰相，绝无表现者占四分之一，无一长可取者数亦不少（如武三思、宗楚客、、杨再思辈）。薛怀义市井无赖，而三付以讨突厥之任（永昌元年五月及九月，又延载元年三月），武攸宜、武懿宗皆裙带儿，而各使出讨契丹（万岁通天元及二年），张易之、昌宗兄弟更面首之流，而特为置控鹤府，设官属（圣历二），此犹可曰务取实才真贤耶？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构天堂则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所费万亿，怀义用财如粪土，一无所问，铸九鼎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凡此兴建，不知于民生国计，有无丝毫裨益？

至于武后打击关陇门阀，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唐时称为“元从功臣”），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阅时稍久，元佐凋零殆尽，不能不别谋选举之方，亦事势应尔。自唐兴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历六十余年，已脱离开国时期，正应用人复上轨道——即循资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内包三十八姓；除去两《唐书》未立专传者约占四分之一、出身非进士、明经或不明者约占七分之三外，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最突出之例厥为韦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跃而作相，破格则诚破格矣，然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抑武后过事残戮，每欲见好士林，藉图挽救，故举人无论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者非实官之谓），致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谚。中宗复辟，权落韦后，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种种名称，最多者比原额数逾十倍，时人称为三无座处（《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仕途之滥已极。

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