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关于日本文学与日本审美“道”
日本文学与日本审美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都是神秘而琢磨不透的，人们视觉中的“日本美”，是亦真亦幻，云里雾里的。注重情感与模糊的“日本脉络”，事实上也给我学习日本文学与审美的路程，带来很多的疑惑与思考。因为这样的原因，以“回答一些问题”为格式的本篇杂谈最终出现在了这里。
存在与不存在的“善恶二分法”
“善恶二分法”，是在我学习日本文学与审美有关内容时得知的新概念。在写文章的时候，将所有人物分成两拨，“善良的”和“邪恶的”，两方人士的事迹、性格、生活和行事方式，均绝对地依附于他们所在的阵营，这种人物塑造思想与方法，构成了“善恶二分法”。
“善恶二分法”一般情况下在中华文学，尤其是在古代中华文学作品中时常形影相随，但在日本文学，无论是中古时代还是近代，几乎都不曾出现。
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同时创作语言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汉字体系，但却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相信每个人都会深思：这意味着什么？这两种判断方法有什么优劣分别吗？
存在于古代中华文学的“善恶二分法”，看似是人物塑造方法，实际上却是一种理论论述方法。因为被“善恶二分”之后的人物们，实际上已经被一套固定的、囿于特定时代的善恶评判体系扁平化和概念化。“善良的人”“邪恶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概念，这样的“概念式人物”是绝对的、静止的，同时按照哲学观点来说，也是“形而上学”的。将一个个个体概括化，非个体化成一个集体的这种行文特点，优势在于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进行分析概括，以达到宣传自己观点的目的。但很显然，这样的特点，适合时事文章，但显然不适合刻画人物类型的文章。在绘画中，相比于单纯扁平的人物线条画，显然有着颜色渐变和光效折射的写实人物画像更加真实，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写作。人物的行为和思考从生物学角度，说到底是由极其复杂的外因和内因决定的，因此写作中，单个人物的行为，情感表达和思考，很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善”“恶”，“善恶二分法”套用在人物描写上，扁平化的切分会极大地损害人物形象阐述的质量，同时会让人物更加深层和丰富的特点流失掉，同时如果面对行为极其动机都十分复杂的人物时，这一套切分方法更是会直接失灵。
而古代日本一直坚持至今的，以情感表达、情绪独白为主导的人物塑造，则可以通过直接描写人物行为背后不加修饰的、无论是有逻辑的还是无逻辑的情感，通过直接描绘，不加任何解释和说教，制造一种留白的效果，让读者自己体悟，不仅能够更好地使读者将自身带入故事情节之中，感同身受，达到和情节有效的共情。这样的人物塑造方法增强人物形象立体性的同时，也增强了文章情节的感染力。但同样地，仅仅只是注重情绪表达，文章会显得更加抽象和意识流，情感流向的把控对于作者的写作水平显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写作这样的文章，质量翻车的风险会增加，同时可能会面临文章受众减少的困境。
《最后的武士》与日本武士之道
日本的武士道，自孔孟学说在唐朝时传入日本起便开始逐渐形成，其字面意义就是武士在职业上与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的训条。这样的训条一般通过口传、武士或学者笔留下来的格言，以一种“不说不写的法典”方式传承延续。以职业、信条为基础，日本的武士阶层自平安时代起一路活跃至近9个世纪，从11世纪开始长达700余年的幕府时代让武士阶级享尽特权的同时，也更将支撑武士不断发展壮大的“武士道”精神蒙上了一圈神秘的色彩。那么，当最后一名武士的生命走向尽头，我们能否通过一个时代的终点，参透这个充满神秘的阶层的精神？
于是电影《最后的武士》，通过描绘西乡隆盛为维护最后的武士阶级而做出的努力，以美国人的视角，从武士时代的尽头着手，尝试着参透武士道的精神内核。
在影片的最后，美国主角通过将武士道概括成了“勇、仁、忠……”等一系列抽象的良好道德规范，通过他所看到的“心无杂念”“精于一道”的精益求精与专注精神，而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归处。
然而，这样的武士道精神内核解读，也引起了影片观众巨大的争议，这样的疑惑和争议主要集中在武士道真正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影片对武士道“忠勇”“平静”的概括是否以偏概全？
在影片中，美国内战退伍上尉纳森·阿尔格兰由于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杀死印第安妇孺的恐怖画面而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在日本与武士一同生活在山村的时光却帮助他体悟到了“武士道”让他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在治愈自己创伤的同时也完全认同武士道的桥段，在弹幕和评论区引起热议，有的网友说“武士道的平静力量，说到底是来自中华，而不是日本原生。”这样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最初的武士道的确是随着遣唐使归国，将佛教中“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静地服从”的精神带入日本，同时结合孔孟学说中“仁”“恻隐之心”等高尚精神，形成了武士道温柔、仁爱的“武士之情”，并以此打动日本国民。还有网友说“事实上这部影片美化了武士，真正的武士显然不会如这些开明派般仁爱。压榨民众才是他们主流 的生活状态。”事实上，真正的初期武士道精神带着显著的中华文化汉风色彩，的确有着“诚信”“仁爱”“智勇仁”的道德骨架，然而翻看日本武士自镰仓时代以来的活动，便会发现这样的精神事实上并未得到完全的贯彻，创立幕府架空天皇，使“忠于天皇”的神道教义成了一句空话，“持刀令”赋予所有武士无理由向一切看不顺眼的平民兵刃相向的特权，加上后来日本“汉学家”排斥典籍汉义，“仁”理念也被架空。作为一个压迫民众，且阻碍流动资本发展的武士兼地主阶级，最终被时代淘汰显然才是更加合情合理的选择，我们可以怜悯那一个壮志未酬的西乡隆盛，但很显然，我们没有办法同情整个武士阶级。这就意味着，这部影片讲述的武士之道的确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艺伎回忆录》与日本艺伎之道
《艺伎回忆录》讲述了小百合（岩崎峰子）如何从一个渔村女童成长为日本历史上最著名艺伎的故事。通过片中艺伎的一言一行，以及以京都祇园为中心的艺伎行业的人生百态，向世界系统地介绍了日本笼罩在神秘面纱下的“艺伎之道”。通过两个半小时的演绎，影片向我们揭开了这个起源于300年前招待参拜八坂神社客人的女服务生职位在悠久的历史中发展衍生出的厚重文化。
但同样的，《艺伎回忆录》作为美国拍摄、华人演员出演、全程在日本街区但一直讲英语的影片，向观众传达的“艺伎之道”显然与事实有着不小的偏差。和服注重平实无华、配合节气，言行举止优雅、为他人着想并勇于与来客装作亲密，话术幽默、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关心和殷勤。这样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和应对交谈的确贴合了艺伎的服务艺术。但遍布全行业的“初夜权拍卖”，在肉体上忠诚于“旦那（水扬相公）”以及找到为自己提供财力支持的“金钱旦那”，事实上只是旧社会时代内极少数艺伎会经历的事。艺伎行业，事实上肩负的是集日本美学与日本典雅为一体的“美学教师”，她们往往会花上数年进行艺术技能训练，属于“只卖艺不卖身”的健康职位，在18世纪以前，所谓“艺伎”甚至没有被女性所绝对垄断，因此影片中遍布的“卖身”场面事实上并不存在。同时，虽然旧时代的艺伎除了极少数富家女子自愿接受培训以外，大多数艺伎入行都是被迫的这一点的确是事实；但当红艺伎肆意妄为，艺术训练中遭受打骂，年龄稍大一点点就会被逐出，在冷雨夜里缩成一团不断哭泣的下人和舞伎。更多让我想到了那个充满金钱和欲望的游郭内游女同样惨白的妆容，言不由衷的歌舞，被迫接待客人进行男女之事和高傲艳丽的花魁。我们所学的知识，将游郭与祇园严格分开，但很显然，这部影片将此混为了一谈。
另外，艺伎之道的起源，事实上与中华之“道”也有相当的关系，人道中蕴藏的仁与关心理念，“道”所表示的“规律”含义被日方引申为艺道，在艺伎领域形成专门的接待学问，并一路延续至今。同时以“侍酒筵业歌舞”为职业的艺伎在历史上也并非日本特有，中华的唐宋时代，士大夫携艺伎吟唱，是当时普遍的习俗，这样的习俗反应在诗词歌赋中，留下不少咏唱歌姬的佳句。因此，艺伎之道，看似是日本产物，实际上与中华的“道”与古代历史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何认识中日两国之“道”
中日两国之道，经过上千年的各自演化，已经逐渐形成了显著差别。
在字面意义上，中华的“道”仍旧保留了表示宇宙奥秘和大千世界运行规律的最高含义，但在日语环境下的“道（たう）”已经明显失去最高含义，而专注于“人道”，关注社会中更加具体的人物，而有意忽略抽象的思考，更加贴近社会的同时也让思考领域更加地窄小和浅层化。
就给人的总体感觉而言，日本将所有学问都与“道”相关联，一言一行均有其“道（学问）”，无论是习武或者是学文，又或者是艺术，“艺道”概念的统括之下，所有的技能都被严格地复刻与传承，利于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却也为其僵硬死板缺乏灵活和守旧埋下了伏笔。孔子曾言：“君子不器。”日本的“道”似乎在反其道而行，让一个人心无旁骛、精益求精、心无杂念地达成一个学问的至高境界。也正因为如此，在模糊地用自己的感情感受两国文化时，更能感受到的是，日本文化是“紧绷”的文化，而中华文化带着让人舒适的“宽松感”，恰似宽袍大袖间吹来的凉风。
Hitsu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