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乡土经济学学习笔记

中国至今仍然是乡土社会，乡土的生活经验已经融入了华人的文化血脉。东有大海，尽渔盐之利，南有季风，滋润北陆，西有山川，挡除潮湿海风，北有草原大漠，四季变化万邦来朝。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驯化的水稻和养殖蚕桑的技术，优秀的农业产品使得农业革命更早地出现，山海相连的地理环境保护了技术的传承，海上和陆地的两条通道也保证了与外界交流和之后长达两千年的贸易顺差。之后的中国土地上的民族都围绕着农业而发展，形成了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的乡土分工和生活图景。农业在地理的关键在于水利，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促使水利工程的兴起，这是需要强大动员的资源调度的高外部性的公共事业，国家政府的基本形态就形成于夏朝，由水利而组织形式的延续。农业在天时的不同，驯化这人类违反天性地发明历法、技术、哲学去探究世界，无论是儒家的仁德教化，还是道家的小国寡民，或是墨家的兼爱非攻，以及法家的严刑峻法，诸子百家大多都是重农学派对农业社会的组织形式提供建构方案。庞大的分散的乡村，中央无论对国家的集权程度有多高，都无法在农业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触及所有的乡村，乡土自治在国家权力真空下自然形成。农业束缚了农民的流动，也就有了以血缘和地缘的区隔的差序格局，也就有了依靠公共生活的政治参与经验的长老统治，托克维尔倡导的基层自治就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

中国之所以重视三农之所以有三农问题，从根本上就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作物驯化了中华民族，从生活方式到生理特性再到思想文化，都独步世界，根深蒂固的乡土性，天然的保守主义、和平主义，直到近代被重商的西方殖民主义打开了世界的大门，才孕育出革命精神、国族认同、爱国主义。文明的第一要点就是生存，彼此的交流往往从冲突开始，冲突也造就了文化的融合，小冰河的影响，资源衰减，北方部落游牧文明南下牧马，虽然中国在边患大盛之前就形成了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西方罗马帝国却因此覆灭。打散了的西方世界政治、文化、经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没有被土地束缚的欧洲人，四处流动为获取资源，形成具有流动的现代性，各要素的流动以及通过资本的手段而汇聚，百年的黑暗才走到文艺复兴renaissance、宗教改革、殖民扩张。新世界的殖民地上拔地而起了一座座国家机器，本来是世界民族的乐园，却在玩着资本的游戏，圈地运动、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的资本原始积累，使得前现代的流动的资本，固定为现代的产业资本，再到后现代的金融资本的转变，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最终阶段。工人没有国家，资本也没有祖国，如果工人有了祖国，资本会失去国家，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货币不再与实物挂钩，而是由国家信用担保，也就是国家垄断的强制力和政治权力，里根大循环就是利用这样的魔法游戏，印钞发债、高额军费、自由贸易来垄断技术、全球剥削，灭亡资本的是资本自身，资本的起源、发展、归宿马克思已经系统论述。

从经济史看，中国在1840年之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保持了两千多年的贸易顺差。西方进入工业革命却发现黄金白银的硬通货严重稀缺，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圈地殖民获取物质和人力资源，从贸易特别是向中国的贸易获取白银，从贸易中遭受挫折导致战争的爆发，中国的近代史起始于白银的外流。正常国家周期下，社会矛盾在于贫富分化，国家税收紧缩无法提供足够的正外部性的工程和事业，白银外流激发了社会矛盾的转变为社会冲突。1929-1933大危机，西方世界生产严重过剩，为了对冲风险，高价从中国购入白银，民国时期白银外流，国家货币从银元转变为纸币，然而没有实物货币的支撑纸币一文不值，民族资本原始积累失败。中国的革命是小米加步枪，从经济的角度看，小米是食物，步枪是武装，都是硬通货，在这种模式下提供信用，保证物价稳定，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国共战争之后，蒋南逃带走大量白银，新中国建立在最后的白银外流之下。新中国的一穷二白，不仅是工业的稀缺，也是资本的稀缺，只有庞大的小资产阶级分布在农村和城市，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就是农民，所以即是从经济角度看首要的着手点必然是农村，土地改革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也就是土地再分配维持乡土经济的贫富均分。建国之后，小米加步枪的战时模式应该做出改变，然而资本的缺乏，使得货币制度中必须加入具有配给制的票证体系。在朝鲜战争和苏联援华建立其工业基础后，实体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国家的信用和货币的支撑从工业转变为农业，共产党的理论属性培养出庞大的工业党，工人聚集形成城市，农业土地流失、人口迁移、资源剪刀差来支持工业发展。中国有最完善的全行业产业链，中国的工业是在农业剪刀差下完成的原始积累，是在工业向农业转嫁风险而形成的竞争力。

首先要注意的是，看待问题需要去意识形态，也就是价值中立，价值无涉。中国是世界上原住民最多的国家，是全世界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是全世界中产阶级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虽然有殖民痕迹，但并未殖民化，民族意识中是具有传统遗留乡土性。三农的农业、农村、农民，所指向的三大问题也是三大要素，资源、关系以及在两者之间的人，问题起源于这三大要素也需从这三方面共同着力来解决问题。国民普遍政治参与并不现实，乡村治理成本高昂导致长期自治，形成了村社理性，土地束约使得成员无法退出村社，乡村内部化。外部的资本流入，是会不同程度对政治进行改造，外部资本的变化同样会对整体环境造成影响甚至危机。建国以来历经八次危机，对危机的解决是基于实践，而不是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放开，可吸纳过剩资本，国企改革，教育医疗改革、分税制改革深化改革。经济危机向三农转嫁才能实现软着陆，如果直接导向城市是会造成严重打击，乡村是人力资源池、土地资源池、原产品资源池对冲城市突发的资源危机。从土地改革和知青下乡到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是城市向农村转嫁危机，也使农村建成具有小农特性的风险抵御和自给自足的能力，也具有参与外界交流和贸易的开放基础。乡村的基础设施将广大的乡村地区连接进了全球贸易网路，中国的消费市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所谓的下沉市场。小农经济具有正外部性，现代大农场农业和工业具有负外部性。工业聚集各生产要素，单位土地生产力要远高于农业，但也需要农业的支持。中国经济进入资本化后，产生了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产业资本过剩、商业资本过剩、金融资本过剩，过多的资本流向非实体经济只会创造泡沫。过剩的货币、资源在指令的导向下可以激发市场的活力，解决过剩就是创造需求，城市的需求过于饱和，更大的市场在乡村，家电下乡、新农村建设使资本、产品流向乡村。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市场，如若出现大型公共性事件，是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危机，这也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流动的现代性在这样的场域之下反而提供了某些的确定性。

发展陷阱是发展中必然会陷入的漩涡，在长期稳定结构中的发展是会到达极限，产生的内生性矛盾造成社会危机，逃脱陷阱、突破极限、缓解矛盾需要的是强力，体制改革面临的是体系的变化，产生的成本需要转嫁到足够庞大的边际效益更低的稳固系统中。从需求端出发，总是出现问题才能解决，这是基于实践的探索的，也是理论的探索。而从供给端出发，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指令计划的必然要求，由供给的提供是稳定的、高质量的、可控的，其余交给市场选择。建立新现代的生态文明，就是建立完整的、自给的、友善的体系，方法就是共建、共治、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