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我的家：中国城，艾丽来了

我们第二天是分头去中国城的。约定时，我有点儿奇怪，既然都在学校里，为什么不能一起走？不过我没有问，我想，或许她不住在学校的宿舍，又或许，她有其他事。碰头地点就是中国城入口处那个“天下为公”的大牌子下。我早到了二十分钟，因为路不熟，便早早出发。看见孙中山手书的几个字，我略有点儿恍惚，他的字体似曾相识，后来，我想起是在历史课本上看见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类。

艾丽来了。看得出，她稍微打扮了一下，因为她嘴唇的颜色明显跟那天不同了，更红更润，甚至整个唇也更丰满了，有点像电影里那些美国女人。

今天你真漂亮。我由衷地夸了一句。

嗨，她说，你不用刻意这么说，实事求是嘛。

真心话。

实事求是，你应该说我太漂亮了，哈哈。

所以……看来我还需要一点儿时间适应她的说话方式和幽默感，赶紧掏出自己的那张画满建筑物的表格问，我们的第一站该怎么写？

她打开包，也拿出那张表格，看了看，吐吐舌头说：其实我来这里只是为了吃火锅，中国城的历史信息我在图书馆就查到了，你抄一下。

果然，表格上中国城那一栏已经被英文字母填满，我看了看，有些单词完全不认识。我就在“天下为公”的牌坊下开始抄，她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两杯咖啡。我心里想，既然去咖啡馆买咖啡，干吗不直接去那里抄呢？

抄完后，我们开始进中国城，沿着里面的街区走。那种奇怪的感觉又出现了，甚至有些强化，店铺的招牌都很老，而且都是繁体字，让我感觉这里像是国内的文化街，只为游客建的那种。出国之前，我主要生活在内蒙古北部的小镇上，后来在北京读大学，学校在郊区，去市区要倒三趟公交车，大部分课余时间都窝在学校周边的网吧里打游戏。大三那年，我陪老师出差，去过一次上海。在北京你看到的招牌当然都是简体字，牌子简单，在上海，只有一半的招牌是英文的，很洋气。

中国城并不大，不用半个小时，我们就逛了一圈。一路上，我和艾丽彻底破除了刚认识时的那种尴尬，聊得越来越热络，主要是她说我听。我说过很喜欢她的川普，奇特的口音让所有话都平添了一种魅力。她讲起自己出国的经过。她说，她出来主要是为了摆脱母亲。她的母亲曾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处级干部，一个管理者，在家里说一不二，而她和父亲就像她的两个下属。每一天，从吃喝拉撒睡到各种家事，母亲都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类似于强迫症。比如洗完的碗，一定要按照固定的顺序摞好。比如每个人回家后脱下来的外套，只能挂在固定的地方。从小到大，她从没有过随意的时刻，甚至在幼儿园的阶段，她跟着老师涂鸦之后的作品，母亲都要补上几笔，好让它符合她想象中的涂鸦。这令人窒息，不过，另一方面母亲对她又有着相当的放纵，比如，从来不阻止她看动画片，当然只能看她指定的英文原版动画。对孩子来说，只要能看动画就可以，管它原版不原版呢。她的确因此锻炼了较好的口语和听力。母亲在她几岁的时候就告诉她，将来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去国外生活，所以他们家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目标来进行。大四那年，她终于拿到了芝加哥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本来想把国内的毕业证拿了再说，但是母亲等不及了，让她马上出去。她同意了，因为这样她就会摆脱她的掌控，成为真正的自由人。她到了美国没有马上去学校，自己偷偷办了个半年休学，在各地疯玩了一圈。

可令艾丽没想到的是，半年后，父亲和母亲拎着包裹也来了，这个女人竟然辞掉公职，办了移民。他们在堪萨斯城定居了。

“成年之前，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就是《成长的烦恼》，”艾丽说，“那是我理想中的家庭生活。”

我没看过这部戏，在我童年时，小镇上电视根本没有普及。寄宿学校的教工宿舍里有电视，但每天只有固定的时间才会播放片子，我们偷偷趴在窗户外面看。那些老师知道我们在偷看，但装作没看见。我能记得的，是看过《变形金刚》《西游记》之类的动画片。

中午的时候，我们进了一家火锅店，名字叫羊羊羊。我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因为我吃不了太辣。艾丽没有点羊肉，她点了一堆鸭肠、毛肚什么的，还有就是鸭血，她一个人就吃了两份。店里没有鸳鸯锅，我吃得很少。不过我并不觉得饿，一是我不断地喝水，二是看艾丽吃本身也充满满足感。她一边调蘸料，一边跟我说葱姜蒜、小米椒、香菜、香油应该怎么放，每一种的顺序都不能错，错了味道就变了。还有那些食材，哪一种烫多长时间都有严格的标准。

“鸭血看起来像果冻一样，至少要在锅里烫十分钟才熟。毛肚呢，七上八下，就能吃了。”她一边说，一边给我演示七上八下，然后把毛肚蘸满油碟满足地一口吞下。

我心里想，她可能一生都走不出她妈妈的阴影了，她已经成了她妈妈的一部分。

我是在和她谈恋爱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这种想法的。

我们两个顺理成章地——至于如何顺理成章，我其实讲不清楚，只是这件事发生的非常顺畅和自然，可能它只是偶然和幸运——成了情侣，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接吻，直到第一次做爱，都几乎是按照剧本准时发生的。那种恋爱的愉悦感十分明显，或许过于明显了，有时我觉得我们像两个深深入戏的演员。当那天清晨，我们在某家小旅馆的房间里几乎同时醒来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中国城里的那些繁体字招牌。艾丽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神里并不是一种欢爱之后情侣之间的那种陶醉和亲密，而是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我很少看见她这么严肃。

过了几秒钟，我问她：“你……在想什么？”

你。她回答。

我？

你……你昨天戴安全套的步骤，不太科学，你应该把前面气囊里的气体挤出去，否则它容易破裂。她说。

我愣在那里，心里的第一反应是：她这么熟悉，看来性经验很丰富啊。

她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翻身找到那盒避孕套，从里面抽出说明书，指着说明书说：你看，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知该说什么后，凑过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可能她也觉出了这不是一个恰当的话题，回应了我的吻，然后起身说：我去洗澡。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了快车道，仿佛你在高速路口堵了半天，过了收费站，面前一下空旷起来，脚底下的油门不知不觉就踩到底。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时速已经到了一百三，这时你不由自主地松脚，正是在降速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汽车在轻微摇晃，不安感缓缓袭来。

这就是我结婚前一晚的心情，有点儿恍惚，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一下子就走到了婚姻的门口，又觉得非要结婚不可。那是我和艾丽认识的一年后，按说，谈一年恋爱然后结婚，也不算很短，但我总觉得这一年是转瞬就过完的。第一次约会和第一次做爱，是后来恋爱生活的预演，我们很清楚各自的角色，并且能够顺畅地演好自己的剧本。我们曾一起到学校的活动室看《楚门秀》，电影结束后，我们讨论最多的并不是楚门，而是那个扮演他妻子的人。我们一致认为，她的生活才是生活的本相，她知道自己在演戏，同时，演戏又是她的全部生活，所以她不得不强行插入广告。楚门走出了巨大的摄影棚，电影没有讲述之后他的人生是怎样的。假想一下吧，也许他很快会发现真实虽然可贵，但并不那么讨人喜欢，那些由真实世界中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喜感、陌生感，很快就让人疲惫了，他重新怀念起在摄影棚里的规律生活，那些演员们准时准点出现在固定位置，跟他说安排好的台词。他在这里的人生没有意外。他以之为真，那一刻，这一切就都是真的。直到死去的父亲再次出现，直到他发现无论如何也走不出那片海水，然后日常生活里所有的细节都陡然变得不自在。他发现了破绽，也可能由此终结了最美好的日子。观众们看见他走出那个乌托邦般的球笼，热泪盈眶，仿佛他们由此也走出了自己的球笼。直播结束，楚门获得了自由，他们则回到自己的囚笼之中——而那里，正是楚门的下一站。想想这悖论吧，如果真实的生活那么好，人们为何还要如此热烈地追这档以虚构为核心的电视节目呢？

这次讨论让两个人产生了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我们为彼此有如此一致的认知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又觉得两性之间的某种神秘消失了，双方似乎都有些犹豫，但这犹豫又都远未到终止当前一切的地步。就像她的川普，川普和英语的混合，听了一年多之后，就成了日常。尤其是在这个很少有人说汉语的环境里，艾丽的所有发音都代表了汉语。甚至，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更习惯看见繁体的汉字而不是简体的汉字了。

我觉得自己结婚前的心理状态像是坐过山车：有点儿害怕，但已经不可能再下去了，于是索性心一横，突然间，过山车加速、升高、坠降、翻滚。最终我们都会安全地回到出发的地方。

我的出发之地是哪里？乌拉盖？北京？

肯定不是芝加哥，这里只是其中一站，我和艾丽坐上车，刚好坐到一个座位上。无论如何，和一个你喜欢的人结婚，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如果我们都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现在，那就更好了。

关于结婚，我只给母亲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到苏木的政府办公室，他们托人给母亲捎信，让她三天后同一时间来接电话。我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母亲沉默，然后祝福了我。

这样也好，她说，我们都为你开心。她没提拉西的名字，但是这个我们就是她和拉西。其实出国这几年来，我对拉西的怨念已经越来越淡了，可能是我长大了些，发现有些小时候觉得特别大、特别重要的事，其实都不是事。也可能是距离把隔阂拉薄拉细了。我不确定再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二十天后，我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一包东西，一件蒙古族姑娘出嫁时穿的袍子，一枚银镯子。我把礼物交给艾丽，她兴奋地穿上拍了个照，就脱下来放在衣柜里了。镯子她倒是一直戴在手上，直到出事的那天。

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婚礼的流程很简单，注册登记，到教堂里举行仪式，完活。我们俩在芝加哥都没有太多朋友，也就是几个同学，我正在找工作，还没有所谓的同事。我们最熟的人其实是房东。恋爱半年左右，我们同居了，就到校外租了房子，离中国城不远。倒不是因为想家什么的，而是因为便宜，房东也是个华人，移民二代，在中国城里开了一家针灸馆，生意不错。我们租他的房子，源于有一次我头疼，到医院去，大夫开了一堆检查，脑CT之类的，我看着账单想，如果看病，就得跟父母要钱。我不希望自己再跟他们讨钱了。后来艾丽说，中国城有家针灸馆，挺管用的。她便带我去试了试，针灸了几次，头疼果然消失了。忘了是哪一次，我们可能谈起过要出来租房。我最后一回去针灸的时候，谭师傅说，你们一定要住学校附近吗？那时候，我俩都开始做毕业论文，基本不上课了，所以住不住学校附近没有所谓，便摇头否认。谭师傅带我们穿过针灸室，到了后堂，打开一个房门，说：你们看这间怎么样？是个两居室，大概有六十平左右，整个装饰和家具都很中式，橱柜的玻璃甚至漆着鸳鸯和松鹤图。他说了一个房租价，比学校附近的房子便宜近一半。我和艾丽便租下了这个房子。

住进去之后，别的都还好，只是谭师傅的老婆是卖保险的，每天都给我们推销各种保险。鉴于他们是房东，鉴于便宜的房租，也鉴于有时候谭师傅会免费帮我或者艾丽扎几针，我们买了几种保险，主要是意外险之类的，保费不算高，但赔付不错。卖保险的推销时会说，买的就是一个心安。但其实真正让人动心的，恰恰是不安，是意外之事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引起的不安。这不安像是另一种赌博，骰子掌握在上帝手中，赌注未定。

婚礼那天，我们把客人安排到中餐馆聚餐，就是那家羊羊羊。饭店也不大，只有两个包间，我们都订下了。两个包间并不挨着，隔着饭馆的大堂，所以我们敬酒的时候，要穿过麻麻辣辣的人群。但我挺喜欢那一刻的，餐馆里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吵吵闹闹，特别像是在国内。也不是想家，是为了平衡在教堂时的西式仪式，那种仪式太正式了，充满表演感。

那天打电话的最后，我问母亲要不要来参加婚礼，母亲说离不开。那一年，家里的羊已经五百只了，忙不过来。我便说，等结婚那天，我会再打个电话过来。等忙完打电话，已经是国内的晚上八点多钟了。父亲骑着摩托带母亲到镇上的电话亭接的电话，他们一直等在那里。

艾丽对着话筒，远隔上万公里叫了声爸爸妈妈。妈妈一直在给艾丽道歉，说没有来参加婚礼实在不应该，等我们回国的时候，一定好好给我们补一个。

“我给你做的那套袍子，按照蒙古族出嫁的习俗做的，上面的金线都是我自己绣的。”母亲说。

“谢谢妈妈。”艾丽说，可能是隔得太远，她对称呼一个陌生人妈妈没有尴尬，说得很顺口。

挂电话之前，母亲说，拉西要和我说两句话。这一刻，我没法拒绝这个请求。

过些天，可能会有人去找你。他说。

我没搭腔，心里想：没头没尾，谁，找我，乱七八糟。

为什么去找你，他会跟你说的，一切你自己定。拉西又说。

我哦了一句，挂断了电话。

艾丽的父母来了，他们住在费城。两个老人对我这个女婿不是很满意，尤其是她妈妈。他们觉得艾丽应该嫁给一个美国人，至少是一个华裔美国人，而不是一个中国人。岳父艾青山在国内是教物理的，到了美国成了蓝领，修理工，主要是帮社区修修各种电器什么的。工资不差，但是社会地位下降了好几个档次，好在在这里大家也不怎么接触，更不愿打听别人的私事，他也就无所谓了。岳母佘海燕整场板着脸，她可能在国内时习惯了这种表情。

给他们敬酒时，岳母眼皮低低的，一副不得不接受这场婚姻的样子。我能理解，所以也就不太在意。岳父的态度要好一些，至少是在听说我家里有上千只羊的之后，态度明显好了。我把羊的数量凭空夸张了一倍。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心里鄙视了自己一下。

“你爸爸妈妈来不了，我们也就代替他们了。有长辈在，这个婚结得才算完整。”艾青山端着酒杯说。

谢谢妈，谢谢爸，我说，我一定好好对待艾丽，请你们放心。我说得特别顺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台词，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新婚之夜，我和艾丽都累瘫了，洗漱之后上床，拥抱了一下，又吻了一下。我们都在想，是不是应该按照剧本，做点新婚之夜该做的事情呢？两个人都很犹豫，正踌躇着，灯灭掉了。停电了，或者是保险丝跳闸了。我只好起身，走到前堂去，跟穿着大裤衩的谭师傅一起去接保险丝。谭师傅帮我扶着凳子，我站在上面，小心地把两根细细的铜线重新接好。

等我回到房间，艾丽已经睡着了，也可能是假装睡着了。透过微光，我又看见了她的侧脸，酒窝和闭着的眼睛。我轻轻吻了她的额头一下，心里想，这是我的妻子了。

３

转折发生在一年后，我们从芝加哥去堪萨斯的路上。

之前一周，艾丽接到岳父艾青山的电话，说她妈妈今年的生日准备好好办一下，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艾丽说，那你们来芝加哥吧，我和达来给你们摆酒。岳父说，不用你们张罗，你妈妈自己都策划好了，就在堪萨斯办。到时候你们过来就行了。艾丽说，也好，毕竟你们那边熟人多。接下来的几天，我俩跑了好几趟商场，给岳母佘海燕挑生日礼物，最后选中了一套旗袍，据说是纯手工缝制的。也不知为什么，那些在国内从来不穿旗袍的女人，到了国外之后都要买上几套，一旦有什么聚会，就穿着旗袍去参加。有点儿像东北的女人都要买一件貂一样。还选了两样首饰，一个金镯子，一副翡翠耳环。

从商场回去的路上，艾丽开车，我坐副驾驶。

“抱歉啊。”等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她突然说。

“什么？”我愣了下，“发生什么事了？”

“结婚到现在，我还没有给你爸爸妈妈买过任何礼物，甚至都没有回国去看过他们。反而我爸妈每年生日都买了礼物。想想，是我做得不好。”

“不一样，他们在国内嘛。”我说。我其实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或者今年我们休一下假，一起回去。我一定都补回来。”

“再说吧。”我说，“他们都不是那么在意这些的人，不过你有这份心，我还是很感激。”

灯绿了，艾丽还没反应过来，后面的车轻轻嘀了一声。艾丽赶紧挂挡。

她开车技术比我好，所以一起出行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她开车。我不喜欢开车，主要是我不记道，很多经常走的路，也要靠导航才行。而那个导航的机器提示音又让人没来由地烦躁。艾丽不一样，几乎只走过一遍，她就能准确记得这条路，那里转弯，那里进环路或者出环路，她都清清楚楚。在她欢快活泼的外表里，装的是一个严谨的灵魂。

我开车容易走神，经常陷入对某些具体细节的回忆和幻想之中。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棵树，看到了树上一片刚刚开始泛黄的叶子，我就会顺势想象那片叶子在秋天掉落，然后被一阵风不知道吹到哪里去。接着，猛然间发现就快撞到前车的尾灯了，紧急刹车，又差一点被后车追尾。我反思过这种情况，这有点像是随时处于某种浅层的梦境，那些毫无逻辑的漂浮之景象和我身处的现实同在，让人恍惚。最常出现的景象是这样的：

一片浩大无比的草原（我到了芝加哥后，渐渐地，那草原之上浮动的不再是深秋的青黑色苇草，而是青碧的湖水，不，是湖水和青草的混合物），远处袭来白色的风暴，那是白毛风，但是它并不像真的白毛风那样迅疾、毫无规律，而是如同海潮一般被某种统一的力量推动，缓慢地覆盖过来。在风暴的最前面，是一只怀孕的母羊，它细瘦的四条腿支撑着鼓胀的身体，眼神里充满绝望的迷惘。它在狂奔，并且声嘶力竭地咩咩叫着。它和风暴一起冲向我，不断逼近，再逼近，但它们永远不会抵达我。这种风暴袭来的感觉比身处风暴中更令人恐惧，我开始浑身颤抖……

出事的那天也是如此。

突然，世界开始旋转，以一种非常不规则的弧线运动着。然后是各种急速的撞击声，疼痛是最后才到来的感觉，不是某一处的疼，而是浑身无处不疼。这时候，身体是不存在的，疼的就是你的全部神经、全部灵魂。

几分钟后，我从疼痛中缓过劲来，才清楚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车祸。对侧公路上偶尔有车飞速驶过，没有发现不远处一辆残破的车刚刚还旋转的轮胎已经停止转动，所有的玻璃都碎裂了，汽车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

我和艾丽都被甩出了车外，我记得我们都系了安全带，不知道怎么都被甩出来了。我喊了她一声，没有回应。我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都死了。

这时候，我看见了头顶的夜空，星星不多，月亮很亮，天很高很高。

一种奇特的声音响起，我心底清楚，它来自我的大脑、回忆，而不是现实，但是真的清晰无比。那是拉西，我父亲的声音，他用自己的共鸣腔发出的呼麦之声，那种仅仅靠演唱者自身的器官就制造出的两个及以上声部的独特唱法。我从来对此无感。小时候，每当拉西骑着马赶着羊群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在马背上吟唱，母亲听见这个声音，就撩开帘子，走出蒙古包，看向她的男人。拉西的身后，太阳正从远处的山包落下去，阳光都被他的声音震得微微颤抖。

我终于可以动了，这时才发现，我的四肢、头部、躯干，没有任何残破，只有淤青和红肿。不可思议。我站起身，甚至感到那疼痛并不存在，或者是，那些疼痛是和呼麦声一样是从记忆深处来的。

我看见了艾丽，她伏在公路下的草坪上。我走过去，扳过她的身体，惊呆了。

艾丽的脖子被一根枯树枝戳了个大洞，正是颈动脉的地方，鲜血已经流到了后半程。

我愣了半天，才开始呼唤她的名字：艾丽，艾丽！亲爱的，亲爱的！

过了很久很久，她轻轻睁开了眼睛，看着我。

我听见了警车声。应该是有人发现了事故现场，报了警。

“一定，救救他。”她说出了一句话。

我没太听懂，她不是应该说“救救我”吗？“救救他”是什么意思？他是谁？

她用最后的一点儿力气，把手伸向上衣的口袋，但是，并没有掏出什么，那只手就垂了下去。手腕上的镯子也滑了下去。我也把手伸进她的口袋，掏出了一张纸。那不是一般的白纸，而是医院做B超的玻璃纸，上面是一团黑影，下面有两行小字。我把那张纸举起来，对着月光最明亮的方向，这是，黑影显现为一个蜷缩的婴孩的形象，像一枚放大的蚕豆。

我恍然间明白了，艾丽怀孕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或许，她想在这次岳母的生日现场宣布的，那将是一个让所有人高兴和振奋的消息。有了下一代，岳母对我的不满就会彻底消除。

从这一刻起到陈皮特找到我，我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这里是我们从芝加哥到堪萨斯的三分之二处，凌晨两点半。我们应该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艾青山家的，生日宴会在第二天下午，但是下午出发前，艾丽突然觉得不太舒服。后来我才明白了，她那是妊娠反应，有点儿担心，自己又跑了趟医院，她没告诉我。我问，要不要明天早晨出发？她摇头，说还是今天走吧，妈妈在家等着。我们在下午六点启动了车，后备厢里装了一箱马奶酒，是拉西寄来的，让我带给艾青山。还有一大包风干牛肉干。其实艾青山和岳母的牙都不好，装了两口假牙，根本咬不动风干牛肉。

夜里十点钟，我们路过一家汽车餐厅，停车去吃了汉堡。汉堡里的肉带着一股腥味，艾丽一口也没吃下。后来上车，我拿了几个牛肉干给艾丽，她竟然吃得津津有味。

味道不错呀，艾丽说，不油，很有嚼劲。

她以前吃过，并不喜欢，觉得太干了，没有肉味。现在，没有肉味，不油，却成了优点。

笔直的公路在车灯的照耀下，像一条被凝缩成细条的梦，看不到多远，你只能以每小时80迈的速度向前飞驰，一点一点把黑暗冲开。汽车仿佛是一条啃噬无边无际黑色桑叶的蚕。

在我眼前，这枚桑叶时隐时现。

艾丽喊我，达来，达来。

怎么了？我迷迷糊糊地说。

我来开吧，你太困了，你睡一会儿。

没事，我还好。我抹了一把脸，那枚桑叶缩小为一条叶脉。

换我吧。她又说。

我没搭话，把油门踩深了一点儿，车立刻快起来。几乎整个路途都是高速，我不需要记道，沿着路走就行了。

艾丽看着我，我看着车前挡风玻璃外的公路。那条路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但是有一种爬坡的感觉，为了不从坡上滑落，我只好继续加大油门。后来，是车窗玻璃的震动让我惊醒，才发现车速已经到了120，在夜晚，这个速度十分危险。

半个小时后，我们冲出了公路，撞破护栏，翻滚到右侧的草地上。后来，我跟着警车到最近的小镇上时，看见公路上立着一个牌子，写着：前方公路有塌陷，请慢行。

警车前面，是拉着艾丽的救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