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篇(文明的二次元小书连载)

2023-09-06 02:30 作者:007日月丽天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东方篇

日本

古国时代

日本列岛史前生态环境

日本独特的文化开始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比较而言，它远比大不列颠更加孤立，大不列颠距离法国的海岸线只有22英里，而日本到亚洲大陆最近的一点（朝鲜半岛南部）距离为110英里，它到俄罗斯大陆的距离为190英里，到中国大陆的距离为480英里。同样的，独特的气候也将日本隔离。它每年近120英尺的降雨量，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湿润的国家。和欧洲广泛的冬季降雨不同，日本的雨季集中在夏天作物成长的季节，使其成为温带地区最高农作物生产力的国家。同时，日本国土的80％，由不适于农业发展的山地组成，并且只有14％的土地作为农田，这些农田非常肥沃，以至于每平方英里的土地养活的人口，是大不列颠相同土地养活人口的8倍。日本的高降雨量也保证了被砍伐树木的快速再生。尽管经过了数千年的连绵不绝的人类战争，日本依然向游客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绿色，因为它的70％的国土都被森林覆盖。

随着纬度和海拔的变化，日本的森林树种多样：在南部的低海拔地区，为常绿阔叶林；在中部地区，为落叶阔叶林；在北部和高海拔地区，为针叶林。对于史前人类来说，落叶阔叶林是最富饶的，提供丰裕的可食用的各种坚果，比如胡桃、栗子、七叶树栗子、橡子和掬子。日本的水生态系统也很富饶，湖泊、河流和近海水域出产丰富的大马哈鱼、鳟鱼、金枪鱼、沙丁鱼、鲭、青鱼和鳕鱼。现在，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消费国。日本的水生态系统还盛产蛤蚌，以及其他贝类、蟹类、虾类和可食用的藻类。丰富的物产是日本史前文明的关键。

从西南到东北，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分别是：九州、四国、本州和北海道。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主要居民还是虾夷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以狩猎、采集为主，还有少量的农业，日本人征服了主要岛屿的剩余部分，我们才开始了解他们。

从生物人类学观察，弥生时代以后的日本人和其他东亚人非常相似。而日本旧石器至绳纹时代的后裔虾夷人不同，他们的独特外表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单一成分的民族都不一样。比如说，每个虾夷（男）人都有浓密的胡须和茂盛的体毛，他们经常被分类为高加索人（所谓的白色人种），不清楚他们如何横穿欧亚大陆向东迁徙来到日本。尽管如此，从遗传基因组成来讲，虾夷人还是和东亚人种有关联，包括日本人和朝鲜人。虾夷人独特的外表，采集和打猎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普通的外表，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经常被用来作为直接的证据证明，虾夷人是日本列岛靠打猎采集为生的原始居民的后裔，而日本人则更可能是来自于亚洲大陆的近期的后来者。

日本岛和东亚大陆之间狭窄的海洋，在冰河世纪曾经是一片干燥的陆地，那时很多海水冰冻在冰山之中，海平面比现在的高度要低500英尺。陆地桥连接着日本的主要岛屿，连接着俄罗斯大陆，连接着朝鲜半岛南部。哺乳动物穿过陆地桥，走向日本，这其中不仅包括现在日本熊和猴子的祖先，还包括古代的人类，当然这些早在船只发明以前。石器时代的人类早在50万年前到达日本。

大约在13000年以前，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冰山迅速融化，日本的自然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更适合人类生存。温度上升，降雨充沛，湿度加大，植物的生产力达到现在的水平。落叶阔叶林里到处是坚果树，它们在冰河世纪只能生长在南方，现在也扩张到北方的针叶林中，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食物。海水的上涨淹没了陆地桥，把日本从一个与亚洲连接的陆地，变成了一个大范围的群岛，把曾经的平原变成了物产丰富的浅海，并且创造了数千公里高生产力的海岸线，以及大量的岛屿、海湾、冲击平原、河口，这些地方都富产海洋生物。

冰河时代的结束，伴随着第一个在日本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改变：陶器的发明。根据考古学家的一般经验，发明的流程是从大陆到岛屿，并且认为小的边缘的群体不会对其他世界贡献革命性的成果。因此，令考古学家惊讶的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陶器，制造于12700年前的日本。作为人类经验史上第一次使用陶器，人们把它们做成各种形状的密封的盛水容器。随着他们拥有了蒸煮食物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可以比以前更容易获得丰富的资源：蔬菜的叶子，可以在户外的篝火上烤干或者烘干；贝类，可以被轻易的打开；并且一些类似于橡子的有毒食物，现在可以把毒性煮掉。柔软的熟食可以用来喂养婴儿，可以使婴儿更早断奶，提高婴儿的成活率。牙齿稀少的老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现在也可以被供养并活的更长久。所有这些使用陶器产生的重大影响，造成了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使日本人口从大约数千人爬升到25万。

在日本语中，绳纹用jimon表示，在那个时代，绳纹被应用于陶器本省，用于制造陶器的古代日本人，并且应用于从陶器发明开始至10000年后结束的整个历史时期。最早的绳纹陶器，可以追溯到12700年前，源自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从那时开始，陶器开始向北扩张，在9500年前左右到达现在东京所在地的附近，并在7000年前到达最北端的北海道。陶器的向北扩张，跟随着富产坚果美食的森林北迁，证明了因为气候导致的食物大增长，允许了定居生活的实现。

绳纹时代的人民如何生活？遍布日本的成百上千个考古遗迹中发掘出来的生活物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很明显，他们的膳食营养非常合理，即使现在的营养学家也要拍手称赞。

一个主要的食物范畴是坚果，尤其是栗子和胡桃，以及除去或者煮掉了毒性的七叶树果和橡子。在秋天，坚果的收获量巨大，并且可以贮存在6英尺宽、6英尺深的地下储藏室中度过冬天。源自植物的其他食物包括浆果、水果、种籽、叶子、嫩枝、花卉和根。总之，考古学家在绳纹时代的遗迹中，认定了64中可供食用的植物。

和现在一样，日本古代居民在海洋食品方面也引导着世界的潮流。他们在公海捕猎金枪鱼，在沙滩上杀死海豹，在河流里捕捉随洋流迁徙的大马哈鱼。他们把海豚驱赶到狭窄的水中，用棍棒击打，或者用尖矛刺穿，和现在的日本猎人做的一样。他们用在河坝中网捕捉各种各样的鱼，用鹿角做成的鱼钩钓鱼。他们在退潮的时候采集贝类、螃蟹和海藻。在陆地上的动物中，野猪和驯鹿是最常见的猎物。它们被陷阱诱骗，被弓箭射杀，被猎狗追逐。

关于绳纹时代生活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农业的的贡献有多大。许多绳纹时代的遗迹中留有可供食用的植物，它们是源自日本的野生种类，而且今天还作为农作物在种植，包括红豆和绿豆。这些绳纹时代遗留下来的植物，不能明显的显示出农作物和其野生祖先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从野外采集的还是人工种植的。遗迹中还有一些可供食用或者其他用途的植物种类不是源自于日本的，比如大麻，那些一定是从亚洲大陆引入的。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也就是绳纹时代的末尾，一些主产地为东亚的谷物如稻谷、大麦、小米开始在日本出现。所有这些引人注目的线索表明，绳纹时代的人们很可能已经开始实践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但是很明显，作为一种非主要的方式，其对他们的饮食贡献很小。

研究绳纹时代采集和狩猎者的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难于运输的陶器（其中一些有6英尺高），还发现了笨重的石器工具，残余的带有修葺痕迹的坚固房子，多达50户甚至更多居民的村庄，还有坟墓，所有这些深入的证据表明，绳纹时代的居民是定居民族，而不是游牧民族。多种多样的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与居住中心较短的距离——森林、河流、海滩、海湾和公海，使这种居住在家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绳纹时代，居住的的人口密度很高，尤其是在日本中部和北部，那里有丰富的坚果森林、不停迁徙的大马哈鱼和富饶的海洋。绳纹时代，日本的总人口估计在25万，当然相对于现在不屑一顾，但在当时令人惊讶。

和我们强调绳纹时代居民确实拥有什么一样，我们需要清楚的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和同时期的几百英里之外的中国人和韩国人生活的很不一样。绳纹时代居民没有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除了狗（可能还有猪），他们没有其他驯养的动物。他们没有金属工具，没有文字，不会编织，几乎没有官吏和平民之别的社会等级。陶器风格的地域性区别表明，几乎没有任何推动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力量。

尽管在东亚范围内也特立独行，但绳纹时代的日本并不是完全孤立的。陶器、黑曜石和鱼钩证明，绳纹居民和韩国、俄罗斯和冲绳有贸易往来——正如亚洲大陆农作物的引入。但是，和后来相比，那点和外界有限的贸易，对绳纹社会几乎没有影响。绳纹时代的日本是一个狭小的封闭的空间，在多达一万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改变。

公元前400年，朝鲜半岛分隔开的，不是富裕的农民和贫穷的狩猎－采集者，而是贫穷的农民和富裕的狩猎－采集者。中国本身和绳纹时期的日本很可能没有直接接触，而是由韩国充当联系人。水稻在温暖的中国南方被驯化，却迟迟才传播到较为寒冷的韩国，这是因为培育抗旱的品种花去了很长的时间。早期，韩国的水稻农业采用旱田而不是水田灌溉，所以产量不高。因此，韩国早期的农业文明，竞争不过日本的狩猎和采集。在引入韩国的农业方面，日本人看不到任何优势，而且贫穷的韩国农民没有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制推进到日本的优势。当然，我们将要看到的，是这种优势突然而戏剧性的逆转。

陶器发明带来了日本的人口爆发，在之后的一万多年后，日本历史上第二个重大的事件触发了第二次人口大爆发。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来自韩国南部的新的生活方式到达日本。

这种新的生活模式，最早出现在日本最西南部的岛屿——九州的北部海滨，与韩国南部隔着朝鲜海峡。在那里，我们发现最早的铁制金属工具，和无可置疑的全面的农业。此时的农业以灌溉稻田的形式出现，经考古发掘，包括完整的沟渠、河坝、堤岸和水田，以及大米残迹。1884年，在东京的一个行政区，具有这个时期特征的陶器被第一次认证之后，考古学家将这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时期成为弥生时代。和绳纹时代的陶器不同，弥生时代的陶器在形状上非常接近同时期韩国南部的陶器。新的弥生文明的许多其他元素也明显是从韩国和其他国家引入到日本的，包括青铜器皿、编制物品、玻璃器具以及工具和房屋的样式。

在水稻作为最重要的农作物的同时，弥生时代的农民引入了27种新的动植物种类，当然包括被驯养的猪。他们可能已经开始实践一年两收，夏季种植灌溉水稻，然后排干水，在冬季种植小米、大麦和小麦。必然的，这种高效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立即在九州触发了人口的增长，考古学家已经指出，这次增长比绳纹时代更加剧烈，尽管绳纹时代持续的时间要14倍于弥生时代。

几乎就要同时，弥生时代的农业文明从九州跳跃式的发展到毗邻的本州和四国，在200年之内到达东京地区，并且在下个世纪到达寒冷的四国北端（距离第一个弥生时代的定居点1000英里）。对本州北部短暂的占领之后，弥生时代农民放弃了那里，据推测是因为水稻农业正不过绳纹时代的狩猎和采集生活。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本州北部一直处于边缘地带，更远处最北部的日本岛屿北海道，以及那里的居民虾夷猎人，甚至根本就不被当作日本过的一部分，直到他们在19世纪被划归为近代日本。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弥生日本开始第一次出现社会等级的划分，尤其显示在墓地分配。在大约公园前100年后，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墓地开始单独分离出来，并饰以来自中国的奢侈品，比如漂亮的玉器和铜镜。随着弥生时代人口的持续剧增，最适合水稻种植的湿地和灌溉平原的不断开发，考古学证明战争越来越频繁：这些证据包括弓箭大规模的生产，村庄周围的护城河，以及被锐器贯穿身体的埋葬的骷髅。这些弥生时代战争的证据证实了中国史书中那些最早到达日本的来访者的说法，他们描述日本的战国时代，上百个小的政治团体互相斗争。

在公元300年至公元700年这段时期，考古学发现和后来史书中模棱两可的描述，都让我们模糊的窥视到政治上统一的日本出现雏形。在公元300年之前，精英阶层的墓地规模狭小，并且显示出原始的多样的风格。从公元300年开始，巨大的、状如钥匙孔的、被称作古坟（kofun）的墓地渐渐增多，遍布当时的从九州到本周北部的弥生地区。古坟长达1500英尺，高于500英尺，标志着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巨大的土墩式坟墓。修建这些巨大的陵寝需要巨大的劳动力，而且其一致的风格意味着，强力的统治者指挥巨大的、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的劳动力。在这些陵寝中还发现了大量的随葬品，可是其中的绝大部分依然禁止开放，因为据信其中包含日本帝国祖先的轨迹。这些陵寝中发现的对外开放的关于中央集权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在后来日本和韩国的史书中，关于来访者对古坟时代天皇的描述。古坟时代韩国对日本的影响巨大——不论是韩国征服了日本（韩国观点）还是日本征服了韩国（日本观点）——佛教、文字、骑术，以及新的制陶工艺和冶金技术都从亚洲大陆传播过来。

最后，随着日本第一部史书完成于公元712年，日本的历史开始完全显现。也就是从712年开始，生活在日本的居民才是最终的无可非议的日本人，他们的语言（学术上的古日本语）才是无可非议的现代日本语的祖先。当今的执政者明仁天皇，是公元712年写就的史书中的天皇的第82世直系子孙。按照惯例，他被认为是传说中的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的第125世直系子孙，而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重玄孙。

象征王权雏形的“古坟”

“古坟”出现在古坟文化（日本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前期，约为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墓室多为竖穴石室，墓葬中随葬大量铜镜。该时期墓葬之间差异明显，这种差异既有坟丘形式上的，可分为前方后圆形、前方后方形、圆形、方形等多种类型，也有墓葬规模上的，如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古坟群，在古坟出现之时便出现了200米以上的巨大前方后圆坟、120米左右的前方后方坟、圆坟方坟这三种贵族阶层的古坟，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不存在。古坟中常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有一些同范镜，如黑塚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同范镜在西到九州的丰前石塚山古坟，东到群马县的三本木古坟群这一很大的范围内皆有出土，可据其分配关系推断背后的大范围关系网。这种接受首长持有物的复制品的行为，表现出地方首长对中央首长的感恩之情，同时也产生出上下级的关系。

古坟出现前后，日本的考古学文化发生了许多变化，主要有环濠聚落消失，贵族居住的高等级房屋出现；铜铎祭祀活动终止；以九州北部地区为中心分布的铜镜向以畿内（奈良、大阪、京都）为中心转变等等。在此背景下，典型的古坟开始兴建，其具备弥生时代墓葬所不具备的一些属性：如坟丘的高度很高；坟丘的形态、内部埋葬设施、随葬品的组合等方面具有超越地域的类似性；坟丘的建造有一定规格，小坟丘与大坟丘间多存在等级关系；葬具为又长又大的木棺；随葬大量的东汉镜和三角缘神兽镜等等。这些古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一方面延续了弥生时代以来的特征，体现了地域集团中首长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则具有古坟时代的新特征，显示出不同地域间首长的地位及身份。这些古坟的出现是地域间交流的产物，例如表面葺石的做法可能发展自山阴地区（鸟取，岛根县）的表面贴附石块传统，或是模仿四国东北部地区（德岛县）积石塚而来；筒形埴轮是由吉备地区（冈山县）的特殊器台发展而成；厚葬的风俗可能发源于九州地区；前圆后方的坟丘形制则主要流行于近畿地区。同时，按照都出比吕志先生的观点，畿内的日本古坟中墓主的头向以北向为上位、竖穴式石室的密封性等特征可能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

古坟时代前期约为3世纪中叶至4世纪末，墓室多为竖穴石室，墓葬中随葬大量铜镜。该时期墓葬之间差异明显，这种差异既有坟丘形式上的，可分为前方后圆形、前方后方形、圆形、方形等多种类型，也有墓葬规模上，的，如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古坟群，在古坟出现之时便出现了200米以上的巨大前方后圆坟、120米左右的前方后方坟、圆坟方坟这三种贵族阶层的古坟，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不存在。古坟中常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中，有一些同范镜，如黑塚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同范镜在西到九州的丰前石塚山古坟，东到群马县的三本木古坟群这一很大的范围内皆有出土，可据其分配关系推断背后的大范围关系网。这种接受首长持有物的复制品的行为，表现出地方首长对中央首长的感恩之情，同时也产生出上下级的关系。

奈良盆地内古坟时代前期的古坟群主要有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古坟群（3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盆地西部的马见古坟群（4世纪前叶开始形成）、盆地北部的佐纪古坟群（4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等，盆地中部的岛山古坟则开始建造于古坟时代前期末至中期初。这些古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同时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古坟群，显示出各古坟群中埋葬的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首长层具有比较高的独立性，其中以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势力为核心构成的权利集合体就是“大和王权”。此外，巨大的前方后圆坟的选址存在从奈良盆地东南部向西北部移动的现象，白石太一郎等学者认为这是首长权力的转移的结果，吉田晶则称此为“王权轮番制”。然而，虽然巨大的前方后圆坟的选址从奈良向大阪的河内、和泉地区移动，但是在奈良三轮山的祭祀活动仍在持续。

　古坟时代中期的时间约为5世纪，其主要特征为坟丘的规模增大、出现陪葬墓、多随葬长持形石棺和铁质护甲以象征权力。在这一时期，最大型的前方后圆坟从奈良盆地向大阪平野地区移动，形成了百舌鸟古坟群和古市古坟群等，对这种移动的解释，有墓域移动说（墓葬移动，但王权一直在大和地区）、政权交替说（政权从大和王权转移到河内王权）、大和王权内部的盟主权移动说三种说法。5世纪前期，王墓等级的大型前方后圆坟出现在奈良盆地与河内平野地区，这时候巨大化的人物埴轮（人偶）出现在坟墓四周。此期墓葬也反映了畿内王权的结构体系。河内南部的古市古坟群和和泉北部的百舌鸟古坟权势最大，营造古市古坟群与百舌鸟古坟群的势力交替掌握最高权力，政权的核心势力不是固定在一方。古市古坟群和百舌鸟古坟群在古坟群形成的最初阶段就是具备各个阶层墓葬的一个稳定的群体，存在200米以上级别的盟主坟，130米级别的中层首长坟，以及圆形和方形坟，王权本质上是有实力的势力的联合体，同时这当中也存在着卓越的专制者。与主坟墓主人相关的人物的墓葬作为陪葬墓存在，修建在主坟周围或较近的地方，是大体同一时期的中小规模古坟，这些人包括中间层和直属亲属，这种现象只见于古坟时代中期。

集群坟的出现及其规模的爆发性扩大是古坟时代后期的重要特征。集群坟不同于此前具有等级差别的古坟群，而基本都是大小一致的小规模古坟，在一定范围内密集分布，存在时间主要为6世纪至7世纪初。集群坟的出现反映了当地族群共同体制度的解体，家族的独立性加强。这表明，大和王权可以通过有权威的家长层对各集团内部进行更为直接的控制，其控制力比古坟时代中期有所增强。古坟时代后期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横穴石室的出现。畿内型横穴石室在6世纪初出现于畿内地区，平面为矩形，墓道很宽，是进入墓室的通道，在墓道与墓室间有一或两扇石门相隔。在以畿内地区为核心的区域，横穴式石室的平面均采用特定比例进行设计。

古坟时代后期，象征权力的随葬品也在发生变化。在5世纪的最后25年，随葬马具是高等级的标志，上层统治者随葬装饰马具和长甲胄，中层统治者仅有少数随葬马具，大多数随葬短甲胄，低层统治者仅随葬铁箭头、刀等。而到6世纪前半叶，甲胄和马具的重要性发生逆转，即随葬甲胄标志着更高的地位，上层统治者随葬一组甲胄和装饰马具，中层多随葬马具，低层则仍然随葬箭头和刀。6世纪后半到7世纪初，中层到低层的古坟数量增加，形成了群集坟，上层到中层的随葬品增加了带装饰的大刀，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形成。

古坟时代，古坟代表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

就古坟时代是否有类似国家性质雏形的中央地方共同体，佐佐木宪一教授在讲座中，首先阐明了自己为何选择常陆（今日本茨城县）为切入点进行日本国家形成的研究。与中央王权所在的大和地区发现的280余座前方后圆坟相比，常陆地区已发现440座以上相同形制的古坟，数量特别巨大。5世纪时，关东地区第二大规模的舟塚山古坟就修建于茨城县南部的石冈市。到了奈良时代（8世纪），常陆地区亦很重要，其周边建造了国府和国分寺，国府是指律令制下各国长官的官署，国分寺就是各藩国的寺院。因此，调查石冈市及其周边的古坟，有助于理解这一地区对于整个国家化进程的作用。

佐佐木宪一教授总结常陆南部地区古坟文化的特征及其反映的日本国家形成过程。常陆南部地区前方后圆坟的建造与中央王权之间有一定关系。古坟时代中期（5世纪中期），舟塚山古坟表现出的不使用关西普遍流行的长持形石棺、表面不葺石等特征，体现了常陆地区豪族的独立性。5世纪最后25年，常陆地区出现了从古坟时代中期到后期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出现早于其他地区（6世纪中期）。其他地区于6世纪第二个25年间已引入横穴式石室，而此处仍旧墨守竖穴式石棺，到6世纪第三个25年间才开始引入横穴式石室。其他地区前方后圆坟的建造在6世纪第三个25年间已废弃，大和地区从7世纪初起已普遍建造寺院，但常陆地区仍在建造前方后圆坟。由此可见，常陆地区的豪族在6世纪仍旧具有保持独立性的余地。因而，从日本古坟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央地区对地方虽有所影响，但这一影响并不如一些学者想象的那么大。东日本古坟时代的情况，是质疑西方之前诸多学者所认为的中央权力最强的说法的很好案例。

玉丘古坟

玉丘古坟长持型石棺

日本古坟时期的长持型石棺下葬图示

古坟时期的长持型石棺下葬剖面图

邪马台古国

2009年日本奈良县樱井市“缠向遗址”日前发现3世纪前叶日本国内最大的建筑遗址，专家指出该地可能是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宫殿。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奈良县樱井市教育委员会2009年9月10日发布消息称，在“缠向遗址”发现了3世纪前叶日本国内最大的建筑遗址。由于该时期和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时代重合，而“缠向遗址”被认为是邪马台国最有可能的所在地，有专家指出该地“可能是卑弥呼的宫殿”。

该市教委推算出此次发现的建筑遗址为总面积约238平方米的高床式结构。经确认的建筑遗址南北方向在19.2米，东西方向在6.2米以上。由于柱穴向西延伸，市教委从建筑构造判断东西方向长12.4米。加上已经发现的3栋建筑遗址，共4栋建筑遗址按东西方向排成整齐的一列。兵库县立考古博物馆馆长石野博信(考古学专业)表示“如果在近畿地区的说法成立，这应该是卑弥呼的宫殿吧。同时期国内还没有排列得如此有序的建筑群”。

建筑遗址上还有支撑木地面的短柱子的痕迹，神户大学副教授黑田龙二(日本建筑史专业)接受该市委托复原建筑遗址后猜想可能是高10米的正房。市教委表示“缠向遗址的中枢部分已经清楚。可以认为这里曾住着中心人物”。

6、7世纪古坟随葬品中展现的阶层

帝国时代

日本飞鸟时代（公元592年-710年），在持统天皇以后便进入国家时代，藤原京都城是日本史上最初的大都城，是日本步入国家时代的标志。位于日本奈良县橿原市高殿为中心，被大和三山，以三角形形式围着。从飞鸟净御原迁都，到元明天皇迁都到平成京为止，持续了16年。天武天皇学习了中国的条坊制后开始建造藤原京，但在完成前去世。天武天皇去世后，天武天皇的皇后持统天皇于694年正式从飞鸟迁都到藤原京。藤原京和以往的只住一代天皇的宫殿所不同的是，住了三代的天皇。藤原京在694年到710年之间，成为持统天皇、文武天皇、元明天皇三代天皇的都城。藤原京时代，是日本向文明国家体制迈进的转换期。

“大和三山”之间的藤原京，位于现在的橿原市醍醐町，其中心是藤原宫，那里有天皇居住和处理国政的大极殿、内里以及各役所，根据阴阳师的建议，藤原京选址是很有讲究的。即东青龙香具山、西白虎亩傍山、北玄武耳成山、南朱雀吉野山，处于四神守护之中，距今已有1300多年。藤原京的“藤原”与平安时代的“藤原”是两回事，后者是十世纪至十一世纪前半叶的掌权氏族，距离藤原京建成已有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年间，都城多次搬迁，曾先后以平城京、恭仁京、难波宫、紫香乐宫、长冈京、平安京为都。 710年，藤原京被废弃，此后昔日的繁华之地成为田园，并最终被深埋于地下。本世纪四十年代长眠地下的藤原京被发现，其格局南北称“条”、东西称“坊”，这样整齐有序分割町的制度被称为“条坊制”（注1）。飞鸟京、藤原京和平城京，都建在古代就形成的干道“下ツ道”、“中ツ道”附近，只是不断向北迁移而已。都城的范围也不断增大，这是受到当时唐朝长安城的影响。因为巨大繁华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它令日本人深为震惊，并乐于模仿。

最早用瓦的建筑物是588年开始建造的飞鸟寺，最早用瓦的宫殿则是藤原宫。在建造飞鸟京的宫殿时，曾经打算用瓦，但未能实现。宫殿不同于寺院，占地面积要大得多，需要大量的瓦，而且要在较短的时间内盖好，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的确很难。只有开发制瓦技术，组织大规模生产才能做出大量的瓦来。据推算藤原宫所用的瓦超过了200万块。宫殿是利用人工运河来修筑的，用运河运输材料省时省力，在宫殿建好后就用挖出来的泥土和废弃材料将运河填平，这的确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通过发掘，在运河中发现了木简，上面记载的时间是天武时代的685年，这证明藤原宫在天武天皇时代就已动工建设，据《日本书纪》记载，应该是在684年选址动工的，与发现的木简上的时间相吻合。但是，直到天武天皇死，仍未能建成，工程曾一度中断。天武天皇的妻子即位成为持统天皇后，继承亡夫的心愿，于数年后开始继续修建。削平山头、填平低谷，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这实在是件庞大的土木工程。藤原京南面的日高山，就因为修建朱雀大路而被削平。在此附近发现了5世纪的方坟和6、7世纪的横穴墓，古坟周围散布着倒塌的埴轮破片。建设这样庞大的土木工程需要很多的木料，按照《万叶集》的记载，是从滋贺县田上山运来的。砍下来的木头用筏子经濑田川、宇治川南下，在小椋池逆木津川、泉津（木津）而上，走陆路翻过奈良山。用牛马拉车，进入奈良盆地，再次利用佐保川、寺川及人工运河运输木料。这一艰苦历程大约长达一百公里。

在定都藤原京之前的691年12月，对宅地的划分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相当于现在总理大臣级别的右大臣等可以拥有4町土地（1町大约120m见方，即14400平方米）；担任政府高官的贵族占地1至2町；中、下级役人、庶民按家族人数、纳税额的多少分给1町、二分之一町、四分之一町不等的土地。按当时的规定，中、下级役人、庶民最少可以分得四分之一町的土地，即大约60m见方、3600平方米。然而迁都之后，却往往只能得到八分之一町甚至十六分之一町的土地。而且据对平城京的发掘调查，那时最少是只给予三十二分之一町的土地。相比之下，藤原京时代所给的土地还不算太少。由于宫殿占地面积很大，所以宫殿附近的地方相对来说狭窄的宅地较多，容易自成一家，于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往往选择在此居住。这里发现了正殿、后殿、胁殿、仓库等近十栋大型建筑物，而其附近的庶民宅地遗迹中却只发现了几栋小型建筑物。

人口及城市生活

藤原京大约有贵族、役人、庶民和僧侣等2——3万人居住，这就需要大量的食物和日常用品。据记录，京中有政府设立并管理的市场“东市”和“西市”。依据从藤原宫北面中门附近出土的木简记载，市场应该在宫殿北面。市场上有食物、纤维制品、手工业制品等，由市司这一负责监督的役所进行管理，每天午后才开市。交易需要货币，“和同开弥”于是得以发行和使用。708年的“和同开弥”有银钱和铜钱两种，据推算一枚铜钱大约能买1.8公斤的白米，也正是在这一年，朝廷公布了迁都平城京的计划。

墓葬与寺院

死去的天皇、皇族葬在藤原京南面的丘陵地带。在朱雀大路向南的延长线上，就有天武天皇与持统天皇的古坟，以及知名的高松冢古坟。在藤原宫时代，佛教的火葬就已普及，持统天皇有可能便是火葬的。遗憾的是，相对而言对庶民坟墓的发掘调查却显得困难重重。

国家制度的建设

592年，苏我马子唆使东汉直驹刺死天皇。为了独揽朝政，同年12月，马子推举外甥女炊屋姬继位，是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帝——推古女皇（592—628在位）。翌年，即593年，天皇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并“录摄政，以万机悉委”。后来世人因厩户皇子聪慧，治政英明，称其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执政之初，朝廷正处在内忧外患之时。所谓外患，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隋朝；在朝鲜半岛，渐趋强大的新罗，占据汉江、洛东江流域，并在吞并任那（日本在朝鲜的据点）之后，与日本的关系急剧恶化。所谓内患，氏姓、部民制度弊端毕现，以苏我氏为代表的豪族势力尾大不掉，皇室势力单薄。圣德太子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挽救社会危机，为此实行了冠位12阶、17条宪法、提倡佛教、日隋邦交等一系列改革。这就是著名的圣德太子改革。圣德太子派遣遣隋使，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意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

奈良县樱井市的箸墓古坟, 据说是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的墓

大仙陵古坟(仁德天皇陵)

丸墓山古坟

高松塚古坟

奈良缰原市藤原京遗址

藤原京复原布局

越南

越南的文明曙光“东山文化古国”

越南北部在公元前几千年就已经产生了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该地区的地理气候使得大规模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成为可能，并为东山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东山文化并非独立产生，它与藏缅民族、傣族、孟-高棉民族以及老挝的瓦罐平原的古文化均存在联系。

东山文化的核心位于越南北部的红河河谷，但它与周边地区维持着紧密的商业关系，以铜鼓作为主要商品，其商品出口范围包括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和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越南清化省东山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永富、河西、和平、北江、北宁诸省。一般认为年代在公元前 5世纪～公元1世纪。20世纪20年代以后，法国和越南的考古学家先后进行了发掘和研究。东山文化区的居民居住竹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屋顶苫草，屋脊成马鞍形翘起。墓葬种类较多，有土坑墓、船棺葬、也有火葬或仅将头颅葬于铜缸之中的葬俗。东山文化经济的基础是以水稻为主的定居农业，社会则处于奴隶制阶段。从铜剑人形剑柄上的纹饰看，其居民辫发后垂，额上围一窄头巾，戴耳环、手镯，衣著仅胯下系一带。

从大约公元前500年开始，东山文化成为东南亚最早进入铜器时代的古代文明，在东山文化的古代墓葬中曾发现了铜鼓等物品。东山铜鼓使用失蜡法铸造，其高度最高可达1米，重量最重可达100千克。东山铜鼓被作为宗教仪式用品和音乐器具，通常刻有几何图形、日常生活、战争、动物、鸟类以及船只的形象。

陶器中以陶釜最多，主要是侈沿短颈鼓腹的平底釜，敛口鼓腹的圜底釜，侈、腹微鼓的圜底釜，瓶和叉也是广泛发现的器物。

青铜器是东山文化中发现最多的遗物，可分为武器、生活用具和工具、装饰品和艺术品、铜鼓等4类。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是靴形斧、钺、矛，还有颇具特色的青铜短剑。东山青铜器的纹饰比较丰富，常见的纹饰主要是三角形纹、S形纹、Z形纹、短平行线的横线垂纹，还有螺旋纹、圆圈及其演变出的多层同心圆、切线同心圆纹等。动物和人物纹饰也较丰富，并且表现生动，特别多见于铜鼓和铜提壶上。

其中的船只形象表明了贸易在东山文化中的重要性，而铜鼓本身也被作为贸易物品和家传宝物。在当地原始文化中，拥有这些铜鼓即意味着拥有掌控万物运转的力量，也表明了富有的家庭有能力支付那些大型铜鼓的制造。在作战时铜鼓被用力击打，产生的巨大声音可以吓退敌人。东山铜鼓分布十分广泛，它们在今中国南部、越南、以至印度尼西亚东部都有发现。

古螺城（越南语：Cổ Loa），是越南河内古城遗址。在河内市东北18公里的东英县（越南语：huyện Đông Anh）古螺乡境内，为一螺旋形土城。

古螺城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越南最早的、在世界上也属于早期的遗址。越南历史王朝曾两度在古螺建都，即越南最早古国蜀代安阳王（公元前三世纪）的瓯雒国时期及千年北属时期后开始跨入独立阶段的吴朝时期（公元939-944年）。

螺城址在河内东北部17千米的东英县境内。该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共筑三重夯土城垣，城外有护城河，外城周长8千米，内城周长6.5千米，宫城周长1.65千米。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东山文化时期的铜鼓、铜钺、铜锄、铜矛、铜斧等，特别是上万件铜镞和100多件铜锄的发现令人震惊，这在其他东山文化遗址中也是少见的。越南学界倾向于认为古螺城是南越国之前，公元前3世纪安阳王建立的“古国”瓯雒国的都城。《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载：“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太平寰宇记》引《南越志》：“瓯雒国安阳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因先祖求雄王之女媚娘为婚，不许，怨之。泮欲成前志，兴兵攻雄王，灭文郎国，改曰瓯雒国。”而与古螺城直接有关的文献记载则见于越南古籍《岭南摭怪·金龟传》，其曰：“瓯貉国安阳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筑城于越裳之地……其城延广千丈，盘旋如螺形，故曰螺城，又曰思龙城。”结合东山文化的考古发现、文献史料，甚至口头传说看，我们认为古螺城与瓯雒国之间应该是有关系的。在《金龟传》中还提及赵佗进攻安阳王，因安阳王有神弩，南越国军队大败，后赵佗假装请和、求亲，安阳王将女媚珠嫁与佗之子仲始，仲始依照父命窃回神弩，从而打败安阳王。媚珠因此事被父所杀，赵仲始伤心欲绝在古螺城投井自尽。至今，古螺城还保留有安阳王庙、媚珠庵、赵仲始所投古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