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Hübl对话William Ury)集体冲突和创伤疗愈新解: 全球公民责任 (1)
集体冲突和创伤疗愈新解:全球公民责任*
New Approaches to Healing Collective Conflict and Trauma: Our Responsibility as Global Citizens*
By William Ury, Thomas Hübl
Thomas Hübl: William,在你所有在冲突地区的工作中,创伤有哪些症状表现?在你参与处理冲突的过程中,你是否感到创伤仍在不断循环重复?
William Ury: Thomas,很高兴和你对话。 我早先是一名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自身以及人彼与人此的联系。 我一直热衷于这样一个问题,并将这个问题带入到工作探索中:“鉴于我们人类内部存在深刻的差异,人类应该如何学会与彼此相处?”于是,我去到世界各处那些热点地区,在那里,人类冲动最黑暗、最具破坏性的一面显露出来。关于创伤的症状,最突出的表现也许是暴力和杀戮。 我一直在哥伦比亚工作,那里目前有22万人死亡。可以设想,每一例死亡背后同时意味着多少人受伤或遭受了创伤。 哥伦比亚人口约5 000万,而受害者人数达到了800万。
在谈判进程中,我是哥伦比亚总统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平谈判的高级顾问;该谈判一定程度上是同那些实地战斗区别开的。 但我想说,真正的创伤,是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无法继续生活前行的人,那些沉湎于悲痛中无法自拔的人。他们承受着多么强烈的冲击。
创伤有时会导致报复的欲望。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一项关于结束52年内战的和平协议的普选中,受冲突创伤最严重的地区投票赞成和平,而那些近10年、15年并未直接遭受冲突的地区则显示出更强烈的反对意向。
前不久我去了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桑托斯总统。 许多受害者出席了仪式——非常,非常感人。 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与其作战的准军事部队之间的一次激烈交火中,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一枚炸弹落在一座教堂上,而那是村民们避难的聚集地。 一名男子的父亲(母亲)和三个兄弟姐妹葬身教堂。 然而,他觉知到他内心原谅的能力,于是他来到奥斯陆,表示了他的原谅。 这并非孤立的案例。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他的家乡,120人死于那次事件,然而他们却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和平协议。
在我这些对冲突的参与经历中,创伤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话题。关于如何处理集体创伤,从而避免冲突重演,我们所做的工作及成效还很初步。例如,在哥伦比亚,52年来冲突不断。 在这之前还有个时期,他们称之为“La Violencia”,有200,000到400,000的人丧生。 在哥伦比亚,几乎没有一个活人真正知道生活在一个和平社会是什么体验。
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这些协议只有被人民充分接纳才具有持续意义。 哥伦比亚的和平协议即将得到落实。 该协议只是整个进程的中间一环,该完整进程将涉及数百万人的合作。 很多人——也许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亲身遭受过创伤。 问题在于,和平如何得到切实地落实,而不仅仅是成为谈判桌上的一纸空文?
Hübl: 你与那些经常遭受严重创伤的群体进行谈判,有着怎样的经历?一些沉重创伤本身如何在谈判显露出来?
Ury: 造成集体创伤的冲突往往触及到更深的情感层面。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谈判正在古巴进行。 在该和平进程中,有一项创新性的实践,那就是受害者团体被邀请到哈瓦那谈判现场,以他们的亲身经历作为谈判者各方的证词,同时让哥伦比亚媒体和社会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受害者由联合国和各国大学仔细挑选而出,确保多元性,其中包括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政府和准军事部队的受害者。 据我回忆,其中大多数是妇女。
受害者们发表声明称,他们希望冲突停止,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原谅这一切;原谅而非忘记。两者的区别实际是很大的。在惊醒人们深层创伤,以澄清和推进和平进程的工作中,受害者本身起到的积极作用出人意料地强大。哥伦比亚有不少良知人士呼吁把FARC领导人关进监狱,而这将使谈判完全搁浅,因为FARC当时还没有被打败。 游击队自主决定放下武器并进监狱,这样的和平协议从来没有过。 受害者是主张恢复性正义而非惩罚性正义的最强烈呼声。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创伤的倾听和关注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忘记过去。
Hübl: 我听你说,倾听、同情、真切感受人们的创伤和战争暴行,是开启更深层谈判的一种方式。 这是你想传达的吗?
Ury: 千真万确。受害者的遭遇触动了无数人。我想这是我经历过的第一个将关注点落在受害者本身的和平进程。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nition Commission)就南非和平进程的工作中,也有过类似尝试,但那是在协议签署很久之后才有的。 而这一回,这是在谈判过程本身发生的事。
Hübl: 我感到这是一种绝妙的尝试。
Ury: 这是个开始。 我们如今需要更具创新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集体创伤,防止它们在历史进程中消极重复。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多少参与了叙利亚冲突的谈判,在那里有大量创伤产生;在缅甸,17个不同的武装团体和军队在六十年间战争不断,造成的创伤也持续了几十年。 我们怎样去治愈这些创伤,使它们不会进一步造成无休止的暴力循环?
* 这是 William Ury 和 Thomas Hübl 于2016 年 12 月 17 日对话的转录文本。文本来自 Ben Levi 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