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两篇完全在对线的历史论文，请务必全文阅读，都是当时参考的资料，你会在读完后有很多的感慨。现全文转载，资料汇成的视频为：列宁到底是不是间谍？【我的苏联第六集】突破谎言 BV1VE411a7de

第一篇：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作者：李玉贞，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祖波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著名历史学家，现任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宗教研究室主任。据祖波夫介绍，参与《二十世纪俄国史》这部书写作的40余名专家都感觉到20世纪俄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空白点”，“不明白的地方”，因“政治化诠释”而严重失实的地方。向社会说明从尼古拉二世即位到2007年这一个多世纪俄国社会的全貌，是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书的写作是普京任总统时倡议的。普京于2006年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觉得祖波夫凭其学养定能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便推荐了他。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索尔仁尼琴在身体状况还好的时候，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但书的篇幅过大，已不可能作为教科书使用。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书名为《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

一 列宁是否利用了德国资助

虽然十月革命在《二十世纪俄国史》中是以“政变”一词出现（顺便指出，这几乎成了大部分教科书的观点），本文作者为叙述方便，依然使用“十月革命”。

在革命期间，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该书作者认为“是”。他们引用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二十世纪俄国史》上册，127页）。

潘佐夫教授解释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历史上利用外国资助在本国进行政治活动的事例很多。潘佐夫的朋友Г·契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列宁不过是想利用德国援助达到在俄国掌权的目的。

关于二月革命后列宁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书的描述是：列宁于1917年3月6日从苏黎世向彼得格勒发电报：“完全不得相信新政府，一丝一毫也不支持……武装无产阶级才是唯一的保证……不得谋求与其他政党的任何接近”。他提出：“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同上，405页）。

同月，列宁在瑞士提出旨在进行社会主义政变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3月22（公历4月4）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柏林发电称，社会民主党的书记，以俄国社会主义者及其领袖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提出要求，请尽快允许他们从德国过境。此公使的电报最后说：“应予照准放行，使其尽快回到俄国……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盼急复”。威廉颁旨称，如果瑞士拒绝他们过境，就让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穿过火线过境（同上，405页）。

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书中详细描述这些钱如何分批交到俄国革命者手中（同上，405～406页）。4月8日，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同上，406页）。1917年夏季就有英、法、俄反间谍机构探明这个情况，临时政府掌握了这个动态，但是没有能力立即予以处理。4月16日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宣布了其著名的《四月提纲》，其中宣布俄国第一阶段的资产阶级革命已告结束，现在的任务是立即做好向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好准备。

二 关于十月革命

如何估价这场“革命”？它“开辟”的新时代“新”在何处？对于俄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它起了什么作用？《二十世纪俄国史》的作者们对这场“革命”的评价：1，传统的俄国社会教诲人们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2，对于人们熟知的“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3，一般人们总是讲不要贪图钱财，特别是不要向亲友谋不义之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4，布尔什维克反对人们常常说的不要偷窃和抢掠这种公认的社会道德，布尔什维克主张并实行让穷苦人“把被抢走的东西抢回来”。5，人们普遍认为通奸是不道德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家庭，取消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实行“共妻”。6，布尔什维克否定“行善”、“和为贵”、“积德”等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要你死我活，这才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主张并实行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上帝不会让人们摆脱苦难，只有依靠和指望共产党及其领袖，它们才是“劳动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体现者（同上，478页）。

三 关于罗曼诺夫皇族的命运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胜利后，被打败的阶级应当受到奴役和肉体上的消灭”（同上，129页）。

书中说，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的是斩尽杀绝的做法。因世界史上有过法国大革命20年后波旁王朝复辟的先例。尼古拉二世等被杀的经过如下：

俄国二月革命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理罗曼诺夫家族特别是尼古拉二世的问题，没有找到什么“叛国”的证据，便宣布其无罪。1917年8月决定把他们送到叶卡特林堡州的托波尔斯克市的原伊帕季耶夫的别墅软禁。在那里这一行人遇上了十月革命。1918年7月7日，鉴于这些人的命运“关涉极其重大事务”，列宁安排乌拉尔苏维埃主席与之保持直线联系。作者们引用1918年5月19日俄共中央委员会的记录说“关于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今后的命运，交由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办理”（同上，532页），到7月16日夜17日凌晨，尼古拉二世夫妇，其4个女儿（17—22岁），皇子（14岁），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

尼古拉二世及皇后、子女等人的遗骨在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逊帝及其他10人被杀的70周年之际，俄罗斯政府决定按照宗教仪式将其安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安葬仪式上说：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隐瞒着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应该说出真相，叶卡特林堡的这桩迫害案成了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我们安葬遭到无辜杀害的人，是为了替我们的先人赎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几十年里为这桩血案辩护的人也是罪人。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同上，532、541页）。

四 关于“红色恐怖”

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手段夺权，强行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遇到抵抗，只能依靠讨伐队维护其政权，因此“红色恐怖是必然的现象”（同上，544页）。早在1917年12月2日，即十月革命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彻底消灭没落的阶级，没有什么不道德可言。这是无产阶级的权力。你们说我们手软……告诉你们吧，过不了一个月这种恐怖就将采取极其严厉的形式，像伟大的法国革命者一样。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同上，544页）。12月20日成立“全俄特别委员会”（即有名的“契卡”，是这两个俄文词的第一个字母），它是对付“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消极怠工”者的。其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捷尔任斯基。1918年6月18日列宁写道：“要鼓励人们的干劲和大恐怖”（同上，页545）

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在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矗立了许多年，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将其掀倒，在旁边写了一个大牌子：“全世界无产者，原谅我吧！”这是后话。

1918年1月列宁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说：“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是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的。为了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一场大规模的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开始了”。然而布尔什维克对“阶级敌人”、“反革命”并没有什么界定，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看他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于是遍地设立公堂，就地“正法”。契卡们奉有的指示是“你们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靠这个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列宁称“契卡在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契卡的功劳之大无法估量。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别的办法解放人民群众。契卡就是这样做的”（同上，546页）。列宁写过“专政的定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不受任何绝对的法规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这是维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必不可少的保证（同上，561页）。到1921年“契卡”已经遍及86个州，16个特区和508个县（同上，549页）。

书中还介绍了另外一个鲜为人知、令人惊愕的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红色恐怖的目的，不仅仅是恐吓，还要人为地选择适合于为社会主义的‘明天’传宗接代的人”。布哈林明确阐述红色恐怖的目的：“从枪杀到服劳役，用各种方法强制无产阶级，这样做的目的，不管听起来多么荒唐，却就是用资本主义时期的人当材料，来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类”（同上，555页）。

当时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1922年2月被杀的人不少于200万。但是没有精确的统计，因一些部门的档案严密封存；正式文件多半经过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仅可能是实际数量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上，552页）。

五 “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托洛茨基向列宁建言：

“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同上，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六 “全盘农业集体化”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枪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农业集体化后1932—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10‰。但斯大林依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化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的人数是930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页901）。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七 苏联的文化革命，造神气氛中的高尔基

书中说，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利用相当大部分国民不谙国是而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外部世界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同上，932—933页）。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开始被广泛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7495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7134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6726米。

对于历史研究，斯大林强调学者们与布尔什维克党保持一致，时刻牢记“要有正确的方针”，史料并不重要，那是“没用的官僚们才去做的事”（同上，933页）。

于是人人自危，对于党的正确方针，只能举手“赞成”，今天开会决定批判或枪毙某人，你不举手，晚上就可能进班房，命运难卜。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苏共实行的是培植一批忠于党的人，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高尔基是其中之“佼佼者”。30年代苏联著名的哲学家、造诣很深的洛谢夫（А·Ф·Лосев）出版了一本《神话的辩证法》。在苏共高压政策下这是一大奇事，令斯大林十分反感，于是忠于“斯大林同志”的高尔基便撰写批判洛谢夫的文章，称其“大字不识几个”（同上，933页），还要著书立说。

高尔基被该书作者认为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并且举出了几个例证。1932年4月苏联取缔了所有文学艺术联合会，官办的“苏联作家协会”成了唯一“合法”的组织。而文学艺术创作中唯一合法的流派，便是所谓的革命现实主义。高尔基在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表述了他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拥护和无限忠诚。

此后苏联各地便据作家协会的运作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官僚化协会，如作曲家协会、艺术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等，其领导人一概由苏共指定。在这种高压和限制中，到30年代出现了严重扭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响深远的“经典作品”。

作者引用高尔基参观索洛维茨（即古拉格）集中营的表现，说明他对他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的忠诚。一个男孩子据高尔基过去的作品把他当做“受压迫者的庇护神”，向他讲述了自己在集中营受到的非人待遇，高尔基眼睛里闪着泪花听了孩子的讲述。但是并没有“庇护”他，男孩子很快就被处决了。

苏联利用各地古拉格的劳力修建了白海—波罗地海运河，并以斯大林的姓氏命名，通航仪式上高尔基发表讲话，歌颂奴役般的劳动，高度赞扬斯大林的功绩。

高尔基“不仅参加了兴师问罪者的大合唱，他还为这个大合唱谱曲”，一位姓尼瓦的瑞士作家这样描述高尔基的作用。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

八 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法代表团于春天到了莫斯科，同苏联商讨如何对付希特勒。作者引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同法、英签订互助条约，德国将放弃波兰而开始寻求接近西方大国的办法。那么战争可以避免，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对苏联会十分危险。如果我们接受德国建议，德国当然会进攻波兰，英、法势必干涉……那我们参战就对我们有利了。

近20年的经验证明，在和平时期，欧洲不可能发生强大到足以夺权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打一场‘大战’，才能建立起一个党的专政。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什么，这是清楚的。我们应该接受德国的建议并且礼貌地把英法代表团打发回去。波兰的亡国将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大好处。”（《新世界》（Новыймир）杂志，1994年第12期，230—237页）。《二十世纪俄国史》第2卷，9页）

2009年8月20日这本书的主编祖波夫和作者之一的潘佐夫就此接受电视台采访。

祖波夫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斯大林。潘佐夫再次引用了斯大林的上述谈话。他说，结果已经清楚了，斯大林明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损害波兰等国利益的条件，也还是让伏罗希洛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建议。这壁厢英法代表团同波兰商洽，那壁厢是斯大林利用这段时间同德国人商洽。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一是通过战争可以占领一些国家并扩大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正是斯大林需要同希特勒签定这样一个条约。潘佐夫认为，这部书中关于苏德条约的论述足以确切说明“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祖波夫说：那些在1937年杀害本国人民的人，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也是一样的残酷，这话无论对于希特勒，还是对于斯大林，都一样适用（可参见：www.radiorus.ru）。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才摒弃了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而使用“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

这本书的作者们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二十世纪俄国经历了可怕的悲剧：它好像丢失了自我和独特的精神面貌”。那些流亡国外的人“把俄国的精神财富保留了下来，但是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作者们自认是在表达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1917—1952年这35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望着俄罗斯的复兴，期望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

第二篇：译介国外作品要准确—祖波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相关情况查证

作者：钟 实

炎黄春秋)2010 年第 10 期发表了一篇署名李玉贞的文章， 题目为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以下简称“李文”)，介绍俄罗斯安·祖波夫主编的

《俄罗斯史(1894～2007)》一书。“李文”刊发后，借助网络迅速传播。 有人断章取义、以讹传讹，借机攻击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抹黑社会主义。 最近我们查阅了俄罗斯有关材料，并询问了前不久来访的俄罗斯学者，发觉实际情况与“李文”所言有很大出入。 经过进一步对比俄文原书，发现“李文”中引用的数字与原书不符之处竟有 6、7 处之多。译介国外作品要准确，否则会传播错误信息，误导国人。 下面我们将最近查询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国内读者，以正视听。

一、祖波夫一书的基本情况

《炎黄春秋》刊登的“李文”一开头便讲，此书在俄罗斯社会“引起轰动”、“一年内就多次再版”，称此书是普京总统授意的，是索尔仁尼琴推荐的，是一部高年级历史教科书等等，给祖波夫一书戴上了不少“冠冕”。

1. 经查证并询问俄罗斯有关专家，我们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书是直接由 “普京任总统期间授意编写的”。 实际情况是，普京在担任总统期间，曾多次下令整顿历史教材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情况。 在普京的直接关心下，2007～2008 年间俄罗斯编写和出版了一些“官样”教材。 但思想和观点与祖波夫一书大相径庭， 不能混为一谈。 期间，俄罗斯政府还取消了某些“抹黑历史”教材的教科书资格。 2009 年 5 月，新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曾下令成立一个由总统办公厅主任挂帅的国家 历史委员会，意在“反击篡改历史、维护俄罗斯利益”。

2011 年 4 月，据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列奥诺娃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讲，这本书是作者自行出版行为， 并没有国家授意。 目前也没有听说有大学老师将其作为大学生历史教材。

经查证，祖波夫所编之书既非大学历史教材，更不是中学高年级正式历史教科书。 在俄罗斯，历史教科书须经过教育科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评审。 然后再经教育部认可后方能成为教科书，并在书的显著位置标注批准文号。 而我们查阅祖波夫一书， 书中没有任何显示教科书内容的信息， 只是一本由多人编写的普通性、探讨性历史类书籍。 此书标注的印数为 5000 册，版权页和俄罗斯其它材料并没有显示该书在“一年内就再版数次”。 实际上，不计众多正式出版的历史教材，俄罗斯每年都出版大量历史类书籍，仅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家每年每 3 人就出版 1 部学术专著。而每年印刷的各类回忆性、政论性、通俗性的非专业历史类书籍多达几百种，可谓不胜枚举。

1. 经查阅，在俄文维基百科网站中的“祖波夫”栏目中有一句俄文显示，此项目原本属于索尔仁尼琴。 而俄罗斯有关材料进一步透露， 在逝世前索尔仁尼琴对祖波夫“极端的反苏立场”表示不满，还撰写了揭发祖波夫的材料，此后便不再参与，与其分道扬镳。

2. 另外，文中提到来华转交此书的亚·潘佐夫并非著名的“俄国史学家”，而是一位长期定居美国，曾研究和讲授 20 年代中苏关系问题的俄裔教师。

二、关于该书作者及思想背景

1．祖波夫主编的《俄罗斯史》一书于 2009 年出版，分上下两卷，1900 多页。 除主编祖波夫外，还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捷克、拉脱维亚等 10 个国家的境外作者，总共 43 位。 众多境外作者参与编写俄罗斯历史， 这在俄罗斯历史编纂领域十分罕见。 从书后的作者简介上看，其中鲜有俄罗斯权威学者和有影响的历史学家， 多是年轻的准博士和副教授。 况且作者的专业领域五花八门：除历史专业外，还有艺术、语言、工程技术甚至森林保护方面的。2．有关该书主编祖波夫的一些背景材料。 祖波夫生于 1952 年，历史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为“议会民主与东方政治传统”。 此人长期在科学院东方学所工作， 同时在东正教学院、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宗教或哲学教研室兼职， 近些年来积极从事东正教的研究和宣传。 俄语维基百科显示， 他与俄境外宗教团体联系密切， 长期担任俄境外流亡人士创办刊物——《播种》杂志的主编。 2003~2008 年一直是 “俄罗斯团结分子联盟”组织的成员和主要领导人。

       祖波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那些流亡境外的旧 “白俄”势力的代表，属于保皇派。 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联合境内外俄裔力量，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活动，主张恢复沙皇制度。 编写此书正是他们思想宣传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东正教讲坛进行自己的政治活动。

3．关于该书的思想与立意。 从该书对历史分期也可以看得出作者的思想立意。 该书故意区别苏联历史书，不是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写起，也不像现在俄罗斯历史书那样从 1900 年写起， 而是选择 1894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日。 书中一开始便用大量篇幅赞美俄国沙皇的亲民和英明，美化十月革命前旧的沙皇制度。全书内容恶意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 该书提出，苏联历史是“悲剧”，苏共历史充满“罪恶”……特别是 1917 年至 1952 年的 35 年间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悲惨篇章。 该书将布尔什维克党描写成是“ 恶魔、暴徒”， 与墨索里尼、希特勒领导的纳粹法西斯无异。 该书大肆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 在该书作者眼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背离了历史的正确轨道，推翻了沙皇政权，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灾难”。 苏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与欧美民主国家格格不入，背离了文明社会。 该书贬低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 强调是苏联通过英美的大量物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

祖波夫声称，他憎恨苏联这段历史，他不想写“苏联的历史”，而是写“俄罗斯人的历史”。 祖波夫提出： “如果不激发起对苏联制度的仇恨， 不割断与其联系， 就不能接续革命前沙俄的历史，俄罗斯便没有前途。 ” 可见， 从主编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组成及思想倾向等方面，不难看出此书的“仇苏、仇共”立场。

三、俄罗斯舆论对该书及其作者的评价

1. 俄罗斯舆论对此书的评价。 俄罗斯共产党网站曾转载文章对此书强烈的“反苏、反俄”立场进行批评， 将其视为 20 年来诋毁苏联历史又掀起的一轮浊浪。2010 年 4 月， 普京所倚重的智囊机构——“俄罗斯社会规划研究院”发行的《专家》杂志，在第 16—17 期刊登了一篇题为《造假者的历史》的文章，批判此书故意 将“伟大的卫国战争”写成“苏联一纳粹战争”，污蔑“苏联政权比纳粹政权还要血腥和残酷，等等”。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为“今天想教育我们历史‘真相’的那些人，正是在卫国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的那些人”。 文章揭露道， 该书主编祖波夫曾担任境外异见人士创办的 《播种》杂志的主编。 除此之外，前几年祖波夫曾担任反苏组织——“团结联盟(HTC)”的领导人。 该组织的前身是 1924~1930 年流亡欧洲的白俄青年恐怖组织。 二战前夕，他们的成员积极从事反苏、反共的破坏活动。 二战爆发后，他们与纳粹合作，深入到俄侨和被俘的苏联战俘中做策反工作。 俄罗斯政治自由化之后，1996 年该组织在俄罗斯境内得以注册， 之后还多次参加各级议会的选举。 除此之外，“团结联盟”还利用东正教讲堂开展反共的宣传工作，号召立法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宣布过去的苏维埃制度是罪恶的、非法的。

《专家》 杂志是当今俄罗斯发行量很大的主流杂志， 杂志的主编法捷耶夫是俄罗斯社会院下属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当今俄罗斯十分有影响的智囊人物， 2007 年和 201 1 年曾应邀来华访问， 与我国学术界保持交流联系。 该文刊登后，祖波夫雇请律师，要与《专家》对簿公堂，理由是 2008 年以后他便不在该组织任职。 2010 年 7 月 19 日，莫斯科市萨维洛夫区法院通过审理，完全驳回了祖波夫的诉讼。

《专家》杂志的代表在庭审中举证说：一是祖波夫在书中称“反对苏联制度的许多人，其生命要感谢德国的入侵”；二是祖波夫作为该书的主编曾在互联网上撰文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是比纳粹还可怕的敌人，因为他们统治了俄罗斯几十年，而纳粹只是在 2—3 年的短时间里占领过俄罗斯的一部分， 等等。 法院采纳了

《专家》杂志的证据和申诉理由认定：该书有 20 多处结论表明，作者的一些论断缺乏史实根据；此书非学术性著作，属于政论类出版物。

1. 2010 年， 白俄罗斯历史学家希什科夫在俄罗斯历史类刊物——《祖国》杂志第 6 期、第 7 期发表了题为《祖波夫教授的另类历史》一文，将祖波夫称为“旧贵族遗少”和“未被革命的旧地主”的代表。 希什科夫写道，专业历史学家对祖波夫这部“随意性”书籍不屑一顾。 此中一些论断多有主观臆断之处，不少数据多是西方陈旧报刊材料拼凑而来。 作为该书的顾问，美国有影响的俄国史专家派珀斯吹捧说 “引用境外的材料和同意国外的历史观点是该书最大的两个亮点， 也是该书与过去俄国史书籍的不同之处”。 希什科夫指出，祖波夫主编的此书在写作风格上“亦真亦假，或虚或实”，书中有不少主观妄断或断章取义之处。

例如， 祖波夫等人为了证明斯大林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书中引用斯大林 1939 年 8 月 19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对此次讲话内容的真伪，俄罗斯史学界存在争议。 祖波夫等人为了证明“斯大林与希特勒一样， 他们共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论断，还是引用这段存疑的“讲话”。 引用完毕后，祖波夫在原书中特别用一行小字号的俄文标注道： 很可能， 这不是原始速记稿，而是一段转述材料，但与斯大林的观点是一致的(见祖波夫俄文原书下册第 9 页)。 用一份转述的材料来佐证重大历史判断有欠严谨和认真。 接下来阅读，我们还发现这份材料来源也十分可疑。 祖波夫书中转述的材料竟来源于 1994 年第 12 期的 《新世界》杂志，原文题为《一边诅咒、一边试着明白》。 熟悉俄罗斯情况的人都知道，《新世界》杂志既非学术性、也非历史专业研究刊物， 而是一本自由化倾向的右翼文艺类刊物。 以如此可疑而轻薄的材料去推断重要史实是不严肃的。 由此该书的严肃性和可靠性也可见一斑。

3．2009 年 12 月 15 日， 祖波夫供职的莫斯科国际

关系学院在其官方网站上特别刊登了该校两位评审专 家阿·波德别廖兹金和亚·谢廖金教授的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 两位著名教授称 “他们不准备向学生推荐该书”， 因为该书中的一些论断影响理性地思考历史问题。 鉴于俄罗斯学术界对此书有不同意见，因此他们认为，“将一部有争议的出版物向大学生推荐将犯大错”。

四、“李文”一些译介错误

《炎黄春秋》刊发的“李文”中摘录了几组祖波夫原书的数据。 经对照俄文原著，我们发现，这几组数据中有多处错误，与祖波夫原书不符。

例如，为证明十月革命是一场“灾难”，“李文”中引述说“1917 年的 46 名科学院院士， 死亡 5 人， 流亡 8 人，1923 年仅有 23 名……”， 而祖波夫原书为———死亡 15 人。 接下来，“李文”中写道，“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 1916 年人口总数为 6800 万， 到 1920 年仅剩下3800 万”， 而祖波夫原书中两个数字分别为 680 万和

380 万(以上见祖波夫原书上册第 498 页)。 此处两组数据相差 10 倍，而若据此两组不同数据，读者计算俄罗斯中部地区损失人口将会相差 2700 万人之巨！ 这不就是时下常讲的“学术硬伤”吗？ 至此，读者不禁要问，出现如此巨大的人口数字错误，是翻译错误，还是原书版本问题，还是有其它考虑？

接着“李文”写道，“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 200 万富农，150 万中农……”，而祖波夫原书此处为“1500 万中农”。

为表现苏联集体化的残酷，“李文” 摘抄说，“1930 年 1 月 30 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 20 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 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 ”此处俄文准确翻译应为：1930 年 1 月 30 日苏共中央做出秘密决议， 初期计划将 20 多万富农“非富农化”(通常译为“剥夺生产资料”，而非剥夺全部财产)，其中 6 万(而非 60 万)可以枪决或遣至集中营(见祖波夫原书下册第 884 页）。

又如，“李文”写道，苏共中央派出了 25 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 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 58％ 加入了集体农庄，此处俄文原书为“2.5 万名共产党员奔赴各地农村”。

“李文”接下来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 年出生率下降达千分之十”。 而祖波夫原书中有这样的段落： 据1937 年人口统计， 除列举的部分地区下降外，1926~1937  年苏联总人口增加了 10％(见祖波夫原书下册第900—901 页)。

对照原文，可以发现在篇幅不长的“李文”中还有不少欠准确之处。 例如，“李文”讲“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 年)死亡(原书为‘减少’)人数是 930 万；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 20 万人(原书为‘ 牧民’)逃到中国”(见祖波夫原书第 901 页)。

类似的错误或欠妥的表述在几千字的“李文”中还有。 例如，“李文”在摘引“末代沙皇的命运”内容时，引用了祖波夫书中描写 1918 年 7 月的一个深夜罗曼诺夫皇族被处决的情形。 从祖波夫原书可以看出，此处为引述他人“绘声绘色”的回忆，以小号字体印刷，准确与否有待考证。 而“李文”在编译时却添枝加叶：“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 查对祖波夫原书，文字中没有“女尸受到侮辱”这样的表述，只是有这样一句话 “试图用刺刀将一个女孩致死”(见祖波夫原书上册第 534 页)。

五、俄罗斯历史迷局与现实矛盾

20 多年前，苏联解体在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激进自由民主思潮、民族分离主义思潮相互交织，积聚膨胀。 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口号的推动下，催生了空前的“政治竞争热”与“历史反思热”。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苏联文化领域和新闻舆论领域乌云翻滚、浊浪滔天，“细说历史”、“戏说历史”盛行一时，专业严肃的历史研究沉默哑口。 一些非历史专业文人写手常常将统一完整的历史进程加以解构、 然后 “碎片化”，报纸杂志也以各种来源不明、耸人听闻的“解密档案材料”来吸引眼球。 这样的做法很快搞乱了苏联人的思想，动摇了人们的信念。 短短 2—3 年的时间，境内外反共、反苏势力里应外合，最终搞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20 多年过去了，俄罗斯社会中历史教育领域的矛盾和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依然激烈， 各种针锋相对的思想杂陈，思潮纷繁复杂，反苏、反共、去苏联化、去红色化的书籍也不时出现。 不难看出，俄罗斯社会历史观的对立是现实政治矛盾的反映。 当今俄罗斯历史观的分歧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对抗，时常引发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纠纷。 历史领域已经成为俄罗斯境内外各种民族势力和宗教势力争斗的战场。 这种情况从祖波夫之书的思想倾向也可略见一斑。

2011 年 2 月，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向梅德韦杰夫提交了一份建议案，名义上是“牢记极权主义历史记忆、促进民族和解"，实质上是“去苏联化、去苏共化、去红色化”。 这份被俄罗斯媒体称为“非斯大林化” 的文件最先由新任总统人权顾问米·费多托夫披露， 旋即在俄罗斯社会上下引发轩然大波。 据俄共反映，如果此文件得以批准并实施，意味着俄罗斯不仅在“历史和思想”方面与苏联决裂，而且会像原东欧国家 一样，引发新一轮的“政治清算”。 据透露，该文件规定， 不同意谴责苏联极权主义历史的官员将要被追究政治 责任并将禁止担任公职。 对此，俄共领导人曾当面向总理普京提出异议。 据今年 4 月来华的俄共中央书记德· 诺维科夫讲，普京私下表示，他对此不会同意。 至今，梅德韦杰夫还未签署此文件。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 历史传统关乎民族大义的存废。 俄罗斯在历史领域的教训颇深。 可以预见， 未来俄罗斯在历史思想领域的斗争和混乱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对此我们将认真观察、密切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