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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文公将春秋霸业传给太子,却不料他沉迷女色,沦为权臣傀儡

2020-01-26 17:48 作者:晋公子8  | 我要投稿






本期话题

公元前621年,晋文公之子晋襄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他死后,幼弱的太子夷皋遭到了权臣赵盾的挟制,晋国朝廷沦为赵氏的一言堂。

但是,赵氏专权却不是因为襄公薨逝、太子年幼的偶然机会所致。事实上,早在晋襄公继位之初,他就一直承受着来自先氏、赵氏等功臣的连手施压。因为压力太大,晋襄公频频纵欲发泄,以致30岁不到便英年早逝。






晋国朝廷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赵盾的一言堂?不少学者认为始于公元前621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之后——襄公驾崩,太子夷皋年幼不能亲政,国柄自然落到中军元帅、朝廷首辅赵盾的手里。

但这与《左传》的记载并不相符,《左传》载:

(公元前621年)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左传·文公六年传》





这里说的“始为国政”该怎么解释?我们不妨参考《左传·宣公元年传》的这个记载:

于是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
——《左传·宣公元年传》


鲁宣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这一年是晋襄公之子晋灵公即位的第13个年头。此时的灵公尚未成年,晋国还是赵盾当家,故而《左传》说赵盾“为政”

。但追溯赵盾“为政”的起始时间,《左传》却不认为始于公元前621年八月晋襄公驾崩的时候。早在当年春天,刚刚上任中军元帅的赵盾就已经开始执政了,所以《左传》说“始为政”。

这三个字传递出来的信息是:在晋襄公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实际上是被赵盾架空的。






根据李孟存、李尚师二先生所著《晋国史》的看法,晋襄公姬欢去世的时候很可能还不到30岁,死亡原因是病故。我私下以为,晋襄公的这一场病并非突如其来的暴疾,早在五年前,他的健康状况就已经令人担忧了。

《左传》记载,公元前625年的六月份,晋国发起垂陇会盟,鲁、宋、陈、郑四国应邀而来。但盟会上却没有见到晋襄公的身影,晋国司空士榖代替他坐到了主盟的席位上。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晋国与宋、陈、郑三国联军伐秦,战于彭衙,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竟是晋国的中军元帅先且居

要知道,前年(公元前627年)崤之战时晋襄公还身披重孝,墨衰上阵。去年(公元前626年)晋国伐卫,襄公也曾亲统大军南下太行,并朝觐周襄王于河内温邑。

但这次彭衙之战,晋襄公没能亲御戎师。数月之间,先后开了卿大夫主持会盟与卿大夫统帅诸侯联军的两重先例,这在晋国史上是破天荒的。

主持会盟与统帅联军本是春秋霸主的标志和象征,连这么重要的国务都交由卿大夫代劳,极有可能,那时的晋襄公已经深陷疾病之苦。







晋襄公年纪轻轻,怎么会罹患重疾?对此,《左传》没有一字交代。但《史记》的《赵世家》和《扁鹊仓公列传》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襄公败秦师于崤而归纵淫。——《史记·赵世家》(《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略同)


耽于女色,纵欲无度,不到30岁就掏空了身体,这大概是晋襄公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

司马迁说,襄公纵淫是从崤之战以后开始的。战胜于崤而后纵欲,并非晋襄公恃功而骄。恰恰相反,此时的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找一个出口来进行发泄。

襄公的嫡母和正妻都出自秦国公室,联合秦国、敦亲睦邻又是先父文公定下的基本国策,所以从内心里讲,晋襄公不愿同秦国撕破脸皮,在崤山兵戎相见(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往期文章《崤之战再检讨:只求战胜秦国的先轸,就此埋下晋国霸权衰落的祸根》)。

但中军元帅先轸极力主战,他背后又有上军主将先且居和上军副将

赵衰等人的鼎力支持,晋襄公拗不过这帮子先朝重臣,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先君的遗策被更改,秦、晋邦交被破坏,朝政的主导权被从自己手中夺走,他能不苦闷吗?






旧剧《雍正王朝》里写道,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取得燃灯寺大捷后,凯旋还朝。原本满心欢喜的雍正皇帝正要论功行赏,却意外地发现受赏将士只知有军令,不知有圣旨。

连“皇上叫你们卸甲”这么屁大点儿的事儿,众将领都得先领了年大将军的钧谕才敢遵圣旨办理。雍正在朝堂上威风扫地、灰头土脸,一回到后宫便迁怒于年羹尧的胞妹年妃,一面强令她去衫,一面迭声怒斥“卸甲,卸甲”!

我想晋襄公纵淫的心态,大概跟“卸甲、卸甲”的雍正爷一样憋屈。






以上,我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大篇幅来分析公元前621年春、夏之际晋襄公的处境,是为了要说明,赵盾专权并不是因为襄公早逝、太子年幼的这个特殊时机所造成的偶然结果

事实上,自晋襄公当国伊始,卿权压倒君权的魔咒就始终困扰着他。挣扎到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因为病入膏肓,晋襄公再也无力对抗卿族的跋扈,赵氏专权遂成定局。

原本在春天的夷之蒐上晋襄公已经宣布了对狐射姑的中军元帅一职的任命,但党于赵氏的太傅阳处父竟能矫诏重蒐于董,硬是推赵盾上去顶掉了狐射姑的位置。

《左传》说阳处父“侵官”,杜预解释道:

君已命帅,处父易之,故曰“侵官”。
——《左传·文公六年传》






这足以证明凭借多年的苦心经营,赵氏一党的势力之大,已经到了无人能够制衡的地步。就算没有晋襄公的那一纸任命,赵盾照样宰制朝堂,威服由己。





攫取国柄之后,赵盾甩开重病的晋襄公,迅速制定了一系列改弦更张的施政措施,并交由阳处父等人付诸实行。《左传》载:

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左传·文公六年传》






赵盾创制的这部被历史学家称为“夷蒐之法”的法典,它的主要精神,一则突出法治,二则选贤任能。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部法典无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但在当时,这部法典的颁布却极大地改变了晋国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

要知道,在“夷蒐之法”颁布以前,晋国所奉行的是晋文公于公元前633年制定的“被庐之法”。与“夷搜之法”截然不同的是,新典尚法尚贤,旧典尚礼尚亲

尚礼尚亲,意味着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政治家族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晋国的政治,取决于他与公室的血缘亲疏,政治地位的高下是以亲亲尊尊的原则来划定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被庐之法”颁布以后,赵盾之父赵衰不能留在中央辅政,而被远远儿地发配去了原县:因为在亲亲尊尊的礼制规范下,赵氏以异姓疏属的关系,当然地处于晋国政坛的弱势地位。

可是,“夷蒐之法”的颁布让晋文公、晋襄公父子一贯坚持的用人原则被彻底改变。律法地位的凸显势必削弱公族血亲的政治特权,选贤任能又进一步打击了他们跻身政坛的身份优越性。

长此以往,基于西周礼制的世袭贵族政治势必逐渐解体。因此,私淑周公的儒家圣人孔子后来批评赵盾说:

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传》






在晋襄公还没有咽气的时候,赵盾就已经藉由 “夷蒐之法” 的颁布建立起了异姓专政的法理依据。虽然这部法典遭到孔子的严厉批评,但它却因为晋国的卿权日重而被继承了下去。

到公元前513年,赵盾的后人赵鞅更是将这部法典的精神铸于刑鼎,赤裸裸地向天下人宣告了“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晋国公室迈入了退出历史舞台的倒计时。





六卿益大、三家分晋,这些赵盾专政衍生出的长远恶果,我们暂且置而不论,单说赵盾专政对晋国政治带来的实时影响。

公元前615年,也就是赵盾专政的6年之后,秦、晋两军在河曲交战。为了修补因士榖、梁益耳等五大夫叛乱而支离破碎的高层领导班子,赵盾选定了新一届的晋国六卿。

《左传》载:

秦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郄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以从秦师于河曲。——《左传·文公十二年传》







在这份六卿名单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任下军主将栾盾与新任下军副将胥甲,因为他们二位分别是前任下军主将栾枝和前任下军副将胥臣的儿子。

这就是说,赵盾这个凭借父荫上位中军元帅的“官二代”现在又通过提拔栾盾和胥甲,进一步强化了晋国诸卿世袭的倾向。

和浴血疆场、从死人堆儿里爬出来的父辈不同,生于安逸、长于膏粱的贵胄子弟纷纷上位,直接导致了军队高层的决策能力与下级的执行能力的双重退化。

河曲之战时,秦军开赴晋国上军营前挑衅,上军主将臾骈严令全军深沟高垒,疲敌待变。但赵盾的从弟赵穿仗恃自己的后台够硬,违令出击,轻敌冒进。赵盾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怎么表态呢?他说:

“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左传·文公十二年传》






“万一秦军俘虏了赵穿,那就等于俘虏了晋国一卿呀”。赵穿原不过一个普通的上军大夫,哦,只因为他是赵家的侧室,就身份贵重,拟于一卿?这话一出口,上军主将臾骈的位置该怎么摆?他岂不是要威信扫地?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对那位违抗军令的赵家少爷,赵盾不但不加惩处,反而勒令全军出击,务必把他全须全眼儿地捞回来。军令一下,三军将士齐刷刷地拎着头、豁出命去给鲁莽的赵穿擦屁股。






这一仗,因为晋军倾巢出动,秦军没能如愿达成伏击赵穿的战术目的,故而未及坚战,便行撤退。

当晚,秦国使者造访晋国上军军营,向主将臾骈下战表:“今天你我两军将士皆未快意,明日便请再战。”老辣的臾骈观察到秦国使者目光游移,言语失节,判断秦军约战很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暗地里应该已经做了撤退的准备。

故而臾骈建议,晋军应大胆前出到黄河东岸,一战破敌。可是刚被秦军的伏击吓破了胆的赵穿伙同下军副将胥甲在辕门外高呼阻拦:

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乃止。秦师夜遁。——《左传·文公十二年传》







因为赵穿、胥甲的干扰,晋军两次错判敌情,贻误战机。但丢掉河曲一战的胜利还不是最惨痛的损失,更为致命的是,自被庐之蒐建立三军六卿制以来,晋国的历次军事行动还从未出现过像河曲之战这样军令不行、上下相违的怪象。

18年后,晋国的宿敌楚国北上伐郑,晋、楚两军自城濮战后再度相遇中原,大夫伍参向楚庄王预言道:

“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左传·宣公十二年传》







主帅没有威信,下属不肯用命。河曲的怪象又在邲之战上重演,晋军因此惨败,中原霸权也随之易手。追溯往事,这难道不是世卿世禄这颗毒瘤恶化的后果吗?


参考文献: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韩)李裕杓《西周王朝军事领导机制研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徐元诰《国语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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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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