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 | 发现古滇国——从石寨山到河泊所,实证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7月15日上午,由云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原创展览《大动脉》配套系列讲座正式在我馆学术报告厅开讲。系列讲座的主题为“交流·交通·交融: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云南历史文脉”,第一讲的专家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蒋志龙研究员,讲座题目为《发现古滇国——从石寨山到河泊所,实证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讲座共分为五大部分:一是史籍文献中记载的“滇”,二是石寨山墓地的发现和发掘,三是墓葬层面的“滇”相关研究,四是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工作,五是从遗址层面获得的与古滇国相关的一些认识。
在第一部分,蒋老师引用并解释了《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史籍中对“滇”的记载。在第二部分,蒋老师详细地介绍了1949年以后石寨山墓地的发现和发掘历程。石寨山经5次发掘共清理出墓葬87座。1955年第一次清理发掘墓葬3座,甲区2座,乙区1座;1956年第二次清理发掘墓葬20座;1958年第三次清理发掘墓葬12座;1960年第四次清理发掘墓葬16座;1996年第五次清理发掘墓葬36座。蒋老师对每次发掘的位置、面积、葬式和发现都作了细致的讲解。蒋老师对石寨山以外的其他“滇文化”墓地的发现发掘也作了介绍,并由多个“滇文化”墓地的发现进而探讨“滇文化”的分布范围。在第三部分,蒋老师主要回顾了墓葬层面“滇”研究的学术史,包括自石寨山墓地发现以来近几十年关于年代、分期、族属、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形态、宗教及艺术、文化交流、出土器物本身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滇文化”的重要学者。
第四部分重点讲述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在晋宁河泊所遗址所做的考古工作。蒋老师提到,多年以来学界对“滇文化”的研究局限在墓葬上,让世人无法对“滇文化”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探寻“滇文化”聚落(村落)遗址成为全面揭开古滇国面貌的关键。2014年6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关于石寨山古墓群2014-2018年考古工作计划的批复》(文物保函[2014]2077号),批准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交的计划。2014年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以蒋志龙老师为领队的考古团队正式开始实施石寨山古墓群聚落遗址的考古工作。此前,2008年和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国外大学合作曾对滇池盆地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遗址,并初步形成对滇池盆地早期聚落布局的认识:即这些遗址可以分为不同的聚落群,并且存在等级差异;每一个居址群与其周围的墓地形成对应关系;明确了河泊所遗址群在滇池盆地居址群中的核心地位。

对泥芯进行分析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考古队近年来的主要工作是对晋宁石寨山大遗址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以调查和勘探为主,在此基础上选点进行考古发掘,其中有几项较为重要。

洛阳铲钻探
一是金砂山古墓群的发掘。2015年4-7月,考古队对金砂山古墓群进行了发掘。本次发掘的面积共计500平方米,清理了30座竖穴土坑墓和1座砖室墓。竖穴土坑墓出土了双翼戈、铜矛、铜钱、铜钠、铜铸、铜凿、刻刀及卷刃器等铜器,以及玉锡、玉块等玉器,这些遗存和传统石寨山文化(俗称滇文化)有区别,应该是一类新的特殊的遗存,其年代大致为西周-春秋。砖室墓出土了陶灶、陶井模型及小型铜器,年代为东汉早中期。此外还发现了比以前时代更早的青铜时代遗存。
二是西王庙遗址的发掘。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考古队对西王庙遗址进行发掘,揭露出从商周至汉代的建筑遗存和灰坑、水井等(房屋基址40座、灰坑470座、沟类遗迹62条、水井13眼),出土了大量的瓦片、陶片、动植物遗存,出土石斧、石刀、铜器残件及玉石器残件等小件遗物。遗址性质主要为前石寨山文化和石寨山文化聚落,汉代遗存仅见水井。这次发掘意义重大,表现在:一是在滇池东南岸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了早于滇文化和滇文化时期的聚落,在聚落遗址考古上取得重大突破,为以后寻找滇文化的聚落指明了方向;二是发现的早于滇文化时期的遗存也与在金砂山古墓群上发现的早期遗存相呼应;三是为滇池环境的变迁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

2016年发掘的西王庙房屋基址
水井J6
四是河泊所遗址的发掘。2018-2019年,考古队在河泊所遗址共发掘1800平方米,发现了河道、沟、灰坑、房屋居址、竖穴土坑墓及瓮棺群等遗迹。遗迹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为明清时期,主要为生产用地;第二个时期为汉晋时期,主要包括废弃的河道堆积、20余座灰坑及窑址,出土遗物有封泥、陶瓦以及装饰品残件等;第三个时期的遗存最为重要,也就是遗址最早使用的时期,时代属于西汉中期以前至西周时期。从发掘现场来看,该时期的遗存似为一个北、东、南三面环水,西面为人类有意识开挖河道分隔的一个“孤岛”。该区域的东北角和东部为瓮棺遗迹群,共出土装有2岁以内婴幼儿人骨的瓮棺(实为陶釜)200余个,如此大规模的婴幼儿瓮棺群在石寨山文化分布区内属首次发现,其属性是“墓葬”还是“祭祀”目前还不好断定;与瓮棺群相对的西南角,分布了成排、成列的规模较大的柱洞群;在这两组主要遗迹现象的中间,分别分布有1具整牛尸骨(西北部)、1具烈性犬尸骨(东南部)的祭祀坑,正中分布有3个葬有3具壮年男女人骨(2男1女、无任何随葬品)的竖穴土坑墓穴(明显区别于其他墓地的墓葬)。考古队目前正对这些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的多学科分析,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该遗址的一个重要发现是“滇国相印”“王敞之印”“田丰私印”等封泥的出土,这些实物资料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也证实了汉朝廷曾在古滇国设置政府管理机构。

勘探中发现的台地与水系

发掘现场

“滇国相印”封泥
在第五部分,蒋老师分享了他在近年来聚落遗址考古中获得的与古滇国相关的一些认识。首先是年代方面。以河泊所遗址为核心的冲积平原聚落的发现,使滇池区域青铜时代的年代向前推进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比以往的认识提早了500年,初步可构建起这一地区自商周至汉代的年代框架。水文和沉积物的分析证明,前滇文化至汉文化期间整个滇池区域的气候相对比较干旱,滇池水面较现在要低3米,这为寻找时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提供了方向。第二,关于“滇文化”的源头。在晋宁金砂山墓地发现的“双翼戈”,文化类型早于滇文化,与红河流域的个旧石榴坝、华宁小直坡的遗物相似,这些遗存可能是滇文化的源头之一。第三,以河泊所遗址为中心,形成了西以滇池为天然屏障,北、东、南三面以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连成一线的扇形地理区位,具备形成城址的条件。以后的考古工作不仅要更加关注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一线的钻探及试掘,寻找城墙类的遗迹,同时要弄清楚城址内部的不同的功能分区和空间布局,探讨整个城址的格局服务,这是未来的考古工作重点。第四,采集的各种动植物遗存为复原该地区的自然环境面貌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第五,弄清河泊所遗址群之外的空间分布格局。第六,从出土的器物形制变化和器物组合来看,本地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是汉文化)不断地发生变化,由量变到质变,从物质文化方面证实了早期多元文化到后期一体的变化过程,“滇文化”是研究中华古文化从多元到一体的最佳范例(北京大学孙华教授语)。

植物遗存浮选
蒋老师提出,考古是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解决一个问题,又产生了新的更多的问题。诸如滇池环境的变迁与人的适应的关系、古滇人的遗传信息与现今哪个民族或哪几个民族比较接近、诞生于古滇文化圈其后成为整个东南亚大陆及岛屿地区古代族群的代表性礼器铜鼓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古滇国的治理结构和贸易网络等问题,亟需考古工作者去解答。在讲座最后,他勉励年轻人,考古工作是为了揭示本源、探索未知,希望年轻人多多参与到考古工作中来。
(文中图片由蒋志龙老师提供)
整理:平力、曾天华
编辑:陈金珊 校对:杨雯玥 审核:樊海涛 邱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