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军舰数量太少）我们的新指挥官电告斯托施说，他不太可能能利用现在的部队执行命令。斯托施的回复就像往常一样辛辣，这是他的特点。他说，其他船只将受命来支援我们，但对于更多的要求，他会如此告诫：‘战斗的不是船，是人！’”

——提尔皮茨于其回忆录，第二章

  1872年4月，汉堡。

  大约在1866年，素有称霸德意志之心的普鲁士就在反普鲁士关税同盟政策的汉萨城市（Hansestadt）周边设立了哨站，由普鲁士王家海军（Königlich Preußische Marine，建军于1819年）派兵监视，以防其被汉诺威吞并。彼时，日后以“公海舰队之父”名扬四海的阿尔弗雷德·彼得·弗里德里希·提尔皮茨（Alfred Peter Friedrich Tirpitz）还是个22岁的热血青年，正因普法战争时北德意志邦联海军（Marine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 1867年由普鲁士海军演变而来）的消极与无所作为而郁郁寡欢。

  这名年轻而胸怀大志的中尉此时正在炮舰“闪电”（Blitz）号上服役，于易北河汉堡港附近的格吕克施塔特（Glückstadt）充当“警察”的角色。话虽如此，由于政府并不重视相关工作，提尔皮茨一行人实际上是在借公事之名悠闲地摸鱼。然而，一名路过此地的陆军军官见状，毫不留情地下令拆除了汉堡的哨站，“闪电”号也在6月被调去保护北海渔船。令提尔皮茨感到意外的是，这名陆军军官竟就是新成立的德皇海军（Kaiserliche Marine）的最高领导者，位居德国海军部（Kaiserliche Admiralität）部长一职。

  此君名为阿尔布雷希特·冯·斯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由于昔日北德意志邦联海军的领导者要么地位不显赫，要么已经病重或年老，55岁的斯托施上将就成了海军部长。究其原因，是因为斯托施是当时唯一合适的人选。旧海军不招贵族，缺乏有“档次”的军官，斯托施又是陆军中对海军最感兴趣的一位，曾在普法战争后发表论文《论对法兰西国战争期间的（普鲁士）海岸》（Unsere Küstenineinem Kriege mit Frankreich），故获得此职，提尔皮茨最初对此类陆军军官基本嗤之以鼻，除了专业因素，剩下的就是斯托施对非贵族军官的轻蔑态度。不过，提尔皮茨曾经敬佩的舰长，海军上校卡尔·斐迪南·巴奇（Karl Ferdinand Batsch）在1873年被斯托施提拔为海军部参谋长，这或多或少对他产生了影响。

  1872年6月28日，刚刚修好桅杆的“闪电”正在北海设得兰群岛-卑尔根的渔场巡航，并为5艘德国渔船提供保护。一行人在众多荷、英、法船队中寻找了很长时间，当终于找到挂着荷兰旗的德国船队踪迹时，却见渔民纷纷挂帆逃窜，“闪电”号只能开炮警告。当问及这些船夫为什么悬挂荷兰国旗而不是德国国旗时，他们的回答是：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冒着被陌生渔船横穿并撕裂渔网的危险。途径勒威克时，有一艘挂着德国国旗的渔船给“闪电”号送了一吨鲱鱼，但在之后便不见踪影。在提尔皮茨询问同行的荷兰军官后才知悉，原来平时从事鲱鱼业的德国渔民都是靠打着荷兰国旗享受别国照顾的！除此之外，德国渔民也不敢对闯入本国领海的渔船施以警告，因为海军提供的保护实在有限。

  这些景象让一向自尊心强烈的提尔皮茨深感受辱。而斯托施此时正在落实他雄心勃勃的造舰计划：组建一支包括8艘装甲巡防舰、6艘装甲护卫舰（Panzerkorvette）、7艘浅水重炮舰、2具浮动炮台、6艘通报舰（Aviso）、18艘炮艇、28艘鱼雷艇与20艘无装甲巡防舰在内的舰队，总耗资2.19亿马克。此外，斯托施还在基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海军学院（比美国人早了12年）。这一切正在慢慢改变提尔皮茨对他的看法。

  斯托施本人并不主张建立一支可以和列强争夺海上霸权的舰队，不过他也明白缺乏尊严的海军难以保护本国公民稳定在相关行业进行发展（1872年德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近60亿马克）。为了扶植德国航运业，斯托施开始推行诸海军列强擅用的“炮舰外交”（Kanonenbootpolitik，因为没有充足的经费，海军所使用的基地不像后来的胶州湾那样是常备的，而是租来的），以保护在海外的德国商人与侨民。9月，提尔皮茨被调任5971吨的装甲巡防舰（Panzerfregatte）“腓特烈·卡尔”（Friedrich Carl）号上服役，该舰是当时海军内第三大的装甲舰，归属海军上校莱因霍尔德·维尔纳（Reinhold Werner）的舰队。

  1873年2月11日，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建立，第三次卡利斯滕战争（Der Dritte Carlistenkrieg）随之爆发。6月29日，维尔纳率领“腓特烈·卡尔”号与一艘无装甲护卫舰和一艘炮舰抵达马拉加。在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执行任务时，提尔皮茨发现西班牙海军的军官面对如此乱象却经常在午睡，遂在7月15日寄给父母的信里面讽刺道：“魔鬼在西班牙肯定是逍遥法外的。”

  很不巧的是，维尔纳的舰队可能也被“西班牙魔鬼”上了身。因为德国缺乏能够维护巡洋舰队的大型海外基地，其舰船基本都是形单影只地执行任务，这导致传令变得很麻烦，海外执行任务的指挥官不能及时得到领导者的旨意。在得到西班牙当地官员的许可后，维尔纳果断和英国舰队联手镇压了威胁英德商人的反共和叛军。提尔皮茨在回忆录里写道，就算沿岸都是叛军，但只要人们大呼“弗雷德里克·卡洛斯在此”（Frederico Carlos està qui，即“腓特烈·卡尔”），叛军就纷纷不敢作声。然而，此事虽然得到英德两国媒体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赞誉，却惹恼了俾斯麦。宰相并不清楚海军的困境，但维尔纳此举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明示了德国的政治立场，好在德皇、英德媒体与斯托施在军事法庭上把维尔纳保了下来。提尔皮茨在8月29日给父母的信中认为宰相的做法有失偏颇，但他一向尊重有才干的人，称其为“人之常情”。正是因为此事，提尔皮茨发现了自己在政治理论上的欠缺与不足。

  在这次事故中，除了维尔纳，斯托施的表现也给提尔皮茨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开头的片段所言，这支小的可怜的德国舰队在“陆军式”的激励下攻占了当地的叛军要塞。提尔皮茨和他的父母均奉行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而斯托施对海军的严格训练与军纪规范让提尔皮茨对他倍感尊敬：在马拉加期间，一队英国军官惊诧于德国海军的训练之严格，他们声称如果皇家海军采取如此强度的训练，可能会引发哗变。在展示登陆作战训练时，德国海军的“专业程度”让英国官兵大呼：“他们是士兵！”（These are soldiers！）。这当然不是什么赞美，斯托施热衷于进行步兵式的操练和着装规范，很少进行远航训练。不过，提尔皮茨事后认为人无完人，建设总比停滞不前更强。

  1874年10月23日，提尔皮茨来到基尔学院上课，这所学院被现在许多海军史学家公认为当时授课水平最高的学院。在2月3日，他提交了关于对美国内战和对利萨海战中战术的批判论文，还交了一些关于船只处理的文章，包括天气、海上交通规则、大西洋的洋流和海风、技术射击问题以及建造装甲船和发动机的问题。作为当时少数满腹经纶，胸怀大志的海军军官，提尔皮茨对数学很苦手，也不喜欢他的英语老师，在家书里很少提及他的课程。其实他本人无疑是个学霸，因为他的晋升速度远超他在陆军服役的弟弟，并且凭借优秀的成绩备齐了自己的生活费。1875年12月3日，他在家书里认为学院所授知识不足以满足他，自信地称：“自从我研究完哲学家们和世界上其他的智者之后，我现在正在与我‘提尔皮茨式’的天性作斗争——总是力求最好的成果。”在巴奇的引荐下，提尔皮茨免去了繁琐无味的巡航工作，前往担任炮兵军官，又在1877年1月1日亲奉斯托施之命前往柏林的鱼雷实验委员会。

  初来乍到的提尔皮茨不满斯托施对技术问题的态度，他在4月29日的家书内抱怨道：“斯托施希望这件事能像训练长矛兵一样容易。”虽然提尔皮茨对鱼雷很生疏，但他还是勤恳工作，在10月12日提交了文章《关于鱼雷和鱼雷问题现状的见解》（Ansichten über den Fischtorpedo und das gegenwärtige Stadium der ganzen Torpedofrage），其中已经基本预言了鱼雷未来的发展路程，兴高采烈地斯托施将提尔皮茨称为“模范”（Muster），这是两人友谊的开始。在1878年，提尔皮茨不仅积极与各路鱼雷生产商谈判，还开发了新式雷管，这让他受到了斯托施的青睐与政治庇护。在斯托施于1883年因厌倦和俾斯麦的斗争下岗后，他和提尔皮茨仍然来往密切，多次讨论海军战略战术。

  作为一个武官，提尔皮茨一直想通过领导海军来施展他的才华与抱负，而斯托施正是在这一方面给了提尔皮茨极大的导航作用。威廉二世继位后，海军部被分为两部分：掌管行政的帝国海军办公室（Reichsmarineamt，RMA）与掌管军务的最高指挥部（Oberkommandoder Marine，OKM），提尔皮茨在后者工作。1892年6月6日，知悉提尔皮茨野心的斯托施写信提醒他：

  “我想向你重申一下，和办公室国务秘书斗争是一个错误……当他发表意见时，就算是皇帝也不能强迫他。他对于财政的掌控让他成为一股势力……如果我是你，我会尽我所能让自己成为一名手握大权的国务秘书。”

  正是这封信彻底改变了提尔皮茨的目标与命运。在他持久的努力下，威廉二世终于在1897年3月31日任命提尔皮茨为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开启了“提尔皮茨时代”（Die Ära Tirpitz）。1896年2月29日，斯托施在莱茵高以78岁之龄去世。此后，提尔皮茨再也没有像尊敬斯托施那样尊敬过任何一名海军军官（其实斯托施对英德矛盾的理解和提尔皮茨冲突极大），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像斯托施那样修正点拨他一些错误的思想与观点——1896年，提尔皮茨的年纪在海军中排第13，仅47岁。

  提尔皮茨回忆道，斯托施的性格就像“铁锯一样锋利”。他很喜欢指责下属，却经常没意识到有些问题是他自己导致的。在一次训话中，斯托施批评道：“从指挥官到最底层的水兵，简直是一潭浑水！”就算如此，提尔皮茨也高度认可斯托施对海军院校教育与建设做出的贡献。在写作回忆录时，提尔皮茨深陷政治攻击之中，饱受精神衰弱、重度抑郁与焦虑（这些病是他1900年患上的）的痛苦，他严重的被害妄想症使得许多曾经在海军的朋友都被他视作成赶他下台的叛徒。然而，和他在海军建设问题见解上存在根本矛盾的斯托施却没有遭到提尔皮茨的口诛笔伐，这足见两人的情谊之深。

参考资料：

Patrick.J.Kelly. Tirpitz and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2011. 

Lawrence Sondhaus. Preparing for Weltpolitik:German Sea Power Before theTirpitz Era，1997. 

Alfred Tipitz. My Memoirs，1919.

Rolf Hobson. Maritimer Imperialismus: Seemachtideologie, seestrategisches Denken und der Tirpitzplan, 1875-1914，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