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元代壁画墓

大同元代壁画墓

《文物季刊》 1993年02期 大同市博物馆

1986年7月山西大同齿轮厂在该厂托儿所院内施工时，发现一座元墓。我馆闻讯随即派员前往清理，现将清理情况简报如下。

一 墓室情况

此墓位于明代大同城西城门西北方向约二里处。墓室毁坏严重，墓顶大半坍塌。随葬器物除一部分发现时被民工完整取出，余则面目全非。碎瓷器虽重新收集，但难以复其原貌。从搅翻到墓顶的土中，可看岀原随葬品中，曾有小型木器存在。

墓南向，方向179°,单室砖砌，平面近方形，穹窿顶（图一）。墓用厚4厘米的整块石板封门，石板后有拱形甬道，甬道长0.58米，宽0.84米,高0.96米。

墓室长2.5米，宽2.54米，高2.2米，地面用0.3米X0.3米的方型灰砖铺陈,衔接紧密。在墓室的后部，有一用三层方砖砌岀的放置骨灰的棺床。棺床上，依稀可辨出成一字形横置其上的火化骨灰。其上有可能是丝织物的褐色遗痕。墓内壁面用2毫米左右的泥制白灰覆抹，墓的四角起券处，砌成凸岀壁面的仿斗拱结构（图二）。其上，圆周一圈探岀壁面，形成叠涩的弧形墓顶，墓顶至现地面约两米。

墓室的东西北壁上，有壁画六幅。墓顶用白灰覆抹，无画。北壁两幅及东、西壁北端各一幅，均套以黑色长方形框边，状似屏风，幅长0.98米，高0.52米，东、西两壁南端处壁画无围框，画面较大。六幅壁画之上，画出两道横贯壁面、状如横紡的黑色框条,框条间和框条上绘有折枝花和飞凤图案。

南壁拱券之上，绘有两道横杭，•杭间线绘出三朵一斗三升斗拱,拱间绘以对飞凤凰。下紡之下，墓门左右绘以立柱，柱紡间施以雀替，门楣处绘以卷草，楣尾处各绘一折枝花，花上彩蝶各一。横紡之上的弧券处，墨书题记“大元大德二年岁次戊戌五月上朔日建；大元国山西路大同府录事司毛宅封"（图三）。

二 遗物情况

遗物大多为实用器物。计有瓷器、铜镜、铜盆等，概述如下：

瓷器

钧窑天蓝釉大碗1件，完整。口径17厘米，足径6厘米，高7.3厘米。敛口，圆唇，斜弧腹。略外撇，圈足，足底有切削旋纹和不显著的乳突。釉色天蓝，遇光有紫红色泛出。有冰裂纹和琮眼，碗内底部尤多。底足无釉，露胎处呈红褐色，质略粗（图四；图五，2）

钧窑青釉红斑小瓷碗1件。口径12.4厘米，足径4厘米，高4厘米。敞口，尖唇，弧腹，小圈足，略外撇。胎褐色，质细腻。釉色青蓝带灰。碗内近底处有三块紫红色斑（图五,1）。

青釉印花小瓷碟3件；完整。形制大小相同。口径11.2厘米，足径3.7厘米，高2.5厘米。芒口，口沿外折，唇的截面呈齐断状。小圈足，足内无釉，土红色泽，有旋削痕迹和小乳突。胎青白，火候高，薄而质脆。青灰釉，外釉到底。碟内有阳纹印花装饰：中心为折枝梅，梅花外以一细弦纹围绕，弦纹外一圈仰莲，仰莲边缘，围一道粗弦纹。在粗弦纹处向外折沿（图五，3；图版四，3）。

影青连珠纹象生高足莲花杯1件，残。口径8.7厘米，足径4厘米，通高10厘米，足高4.5厘米。杯呈盛开莲花状，用六瓣仰莲组成，莲瓣与莲瓣之间，饰串珠纹，显岀莲瓣的边缘。杯内底部中心突岀杯底，塑出一柱六叶花心，立体感强。足细高，足径由上向下扩放，上部有一圈弦纹，弦纹下，放射状向下引出相互距离不等的直线纹饰至足底。足略走形，空心，足内无釉。胎细腻坚致，胎色白中泛青。釉色莹润，与胎色极谐调（图五，4;图版四，4）。

钧窑天灰釉大瓷碗1件，残。与上述钧窑天蓝釉大瓷碗式样相同，同一窑口，只是釉色略淡，釉中紫红泛出不明显，灰色成分较多。碗作长明灯用，碗内贮有极厚的黑色固体。

青釉印花小瓷碟残片若干，与上述青釉印花小瓷碟式样、尺寸相同，为同一形式器物残片。

黑釉粗瓷鸡腿瓶2件。口径5厘米，足径11厘米，腹径18厘米，高33厘米。

其他

铜镜 1件。直径19厘米，厚0.5厘米。镜背中心为一半圆形钮鼻，围绕钮鼻，浮雕出空中舞动的两龙戏珠图案，两龙外侧，围一圈浮雕云纹，最外沿是宽1.5厘米的素边（图六，1）。

铜盆1件。直径26.5厘米，高5.5厘米。素面无纹饰，折沿,弧形底（图六，2）。

琉璃釉白陶香炉1件。口径7.8厘米,腹径9厘米，高9厘米。冥器。炉身施有绿琉璃釉，腹部浮雕两龙（图六，3）。

三 壁画

共六幅。东壁、北壁、西壁各二幅。除东壁靠北的一幅树枝上略点土红彩点外，均为墨色。六幅壁画的内容和形式分呈两种不其余四幅为一种风格。以形式而言，前者画风圆润流畅，后者古拙朴实。以内容而言，前者趋于写实，后者趋于写意。鉴于两者的差别，推断大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

为叙述方便，壁画从西壁开始，按顺时针方向定为画一、画二、画三、画四、画五、画六。其中画二——画五保存较好，画一、六漫滤较为严重。

画一

画面右侧，画一棵枝叶繁茂的杨树，树荫下，摆一张四腿长方形桌子。桌子上从右至左摆着：盘、盘中盛物，一形状较大的匙,盘盏，玉壶春瓶，樽勺，腹部有装饰花纹的盖罐，盘，盘中装桃，插有花枝的折沿长颈裙，外罩对襟窄袖上衣，翘头鞋，披帛，左右腰间均有蝴蝶结飘带。戴圆形耳环，额前垂一鸡心形饰物。树右的两侍女双手捧物向右方走；离桌子稍远的侍女捧物不清，紧靠桌子的侍女捧一玉壶春瓶。树左，桌子近旁，一鼎状高脚炉下火势正旺，炉上置一敛口多參锲，侍女双手捧一梅瓶，正弯腰向锲中倾物。画面左侧，地面上耸起几块太湖石，石后花枝正含苞欲放。太湖石略右，一只鹤正引颈开步。鹤之上,一短尾雀振翅扑向树枝。鹤之后，竖一体形高大、装饰繁复（堆贴？）的三足鼎（应是摹写琉璃鼎）（图版叁，1）

画二

画面右侧绘山石，山上布有苍劲枯松和荆棘，天空中一行大雁。画面左侧，一

山隐起，左右两山间，绘一条波浪起伏的大河，河中流，浮一只两头上翘的小船。船左,坐一人，戴屋形儒巾，穿博袖长袍；船右，立一小童，执篙撑船。小童梳高髻，穿右衽窄袖齐膝袍，着长裤（图版叁，3）。

画三

画面左侧高山峥爍，两条湍流从山上盘旋驰下。天空，排一行雁，画面右侧，隐出一片山石。两山间，夹一周遭绝壁的平台，平台上的天空中悬一轮明月，月中有玉兔执杵捣药，月下衬几片白云。平台上，一棵苍柏耸向天空，树下立一小童，身形不清，柏左，绘一方桌，桌上放有樽勺与盘盏。柏右，绘一方形、四角攒尖顶、角柱垫高的茅屋。板门，直根窗。茅屋右，有一手拄苍藤长杖，戴屋形儒巾，穿博袖长袍的弯腰老翁。老翁右，绝壁边缘立一四脚曲弯的高腿几，几上置物（像花），几下放一盘花草（图版叁，4）。

画四

画面左，绘一壁山石，山壁近旁，一棵劲松下，有一与图三相同的茅屋，茅屋近旁——画面右侧一一用栅栏围起一汪池水，池中荷花吐艳。一只鹅在水中逍遥。池旁，几棵桃李生机盎然。在池水与茅屋间，绘一主一仆。主人在池边作赏花状，手摇长柄鹅毛扇，头戴浩然巾，身穿博袖宽边长袍，翘头鞋。身后，站一小童，双手执一丁字杖。梳髻丫，着宽袖长袍，长裤，平头鞋。远处，一座嶙峋的山，有二条湍流蜿蜒而下（图版肆，1）。

画五

画面右侧，两山间凹处为一条山路。路通向画面左侧座天然小石桥，桥下枯藤垂吊。桥近旁，一棵拂柳弯弯。山路上，向小桥方向奔去主仆两人。主人骑驴急驰，戴八字垂脚樸头，着长袍，束带。左手执缰，右手挥鞭，作向后招呼仆人状。身后，一童子肩荷一树枝追赶。梳髻丫，着对襟上衣，束带，下着长裤。远处，隐起一高峻而绵延的大山，二行大雁往山外飞去（图版肆，2）。

画六

画面左侧，一棵梧桐树下放一张与画一同一形式的桌子。桌上从右至左放有：一套盏托，盏中放有一匙，一把带盖执壶，一大盘水果（可辨石榴、桃及一种不知属类的瓜状物），一个长方形盒子，一个略小的盘（内中物辨不清），一叠四个倒扣着的碗。桌前有一鼎形风炉，炉下无火。炉上放一敛口盆，盆内置一带盖执壶。绘侍女三人。桌右侍女服饰与图一侍女略同（唯缺少蝴蝶结飘带），双手捧物（器物看不清，象一个折口瓜楞瓶置放在方盘中）向左走。桌后一侍女，捧一盘，盘中放一扣碗。服饰应与前述同（图不清），右衽。桌前一侍女面朝桌子，绘出背影，披帛，裹围腰，围腰上扎有饰“傍"的革带（躁踐带），长裙曳地。双手执画有图案的团扇。执扇侍女右，绘几株叶子稀疏的竹子。竹下，一只鹤曲颈觅食（图版叁，2）。

在各幅壁画之上的框条间和框条上均绘有鹤飞云天、折枝花及卷草纹图案。

四 小结

（一）关于墨题

按“大元大德二年岁次戊戌五月上朔日建”的题字，此墓的建造日期是公元1298年农历5月1日。按“大元国山西路大同府录事司毛宅封”题字及壁画内容推测，墓主人应为元代一般汉族小官吏。

查《元史》，大同元初行政区划沿袭金，称西京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气至元二十六年，在大同路置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气其后，并未改易。因此，与墨题“大元国山西路大同府”不符。在此，不符的应是两处：即“山西路”和“大同府”。关于“山西路”，不但元代无此名称，査宋、金史也无此名称。“大同府”为辽、金两代“道”“路”下的政区设置，元改“西京路”为“大同路”后已废。

对于这个问题能够作岀解释的应是沿用旧称，而这个旧称应该是金、元之际蒙古临时设置、且未被史书载入的区域名称。理由如下：一、金、元之际，战争频繁，在当时的条件下，蒙古在临时占领的地区仿效原区域的制度取一个临时的名称，这是可能的。因此，在元的历史上，当时可能岀现过“山西路”“大同府”等建置。二、大同位于北地,是蒙古早期占领的区域，元太祖八年左右蒙古入据西京，太宗七年（1235年）就曾在大同之东的宣宁府（今河北宣化）设置“山西东路”③。那么，与此同时按道理是应该有一个“山西西路”或“山西路以此推测，笔者认为，墨题的“山西路大同府”应是金、元之际蒙古所置的临时区域名称，入元以后，虽正式建劍，但宋、金的“路"、“府"制符合民间长期使用的习惯，而被民间乐意采用。本地区出土的“大德元年”王青墓也采用“大同府”的名称气说明这种称呼在民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录事司，元代略同于县的行政机构，诸路总管府置，“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二千户以上，设录事、司侯、判官各一员；二千户以下，省判官不置。至元二十年，置达鲁花赤一员,省司候，以判官兼捕盗之事。典史一员……働”。

元代的录事司是沿袭金代的录事司而来的。金代在诸府及节镇地设置录事司，元代在诸路总管府置，所设的“录事”都是秩正八品。金代的录事司是一种名称沿旧而内容创新的机构，它的“录事"已经不同于晋以来主文薄、举善恶，起记事出谋作用的“录事”。金代的录事“掌同警巡使”、“平理狱讼……气元代，录事司成为既掌“城中户民”,又“兼捕盗之事”的机构。据王青墓志记，元前期录事司管辖区域在本地还是以“坊”的形式出现的。录事司里达鲁花赤为蒙古人或色目人，所以本墓主人有可能是录事、判官、典史三员中的其中一员。不管是那一员，都属于汉族小官吏的范畴。

（二）关于壁画

1.内容及定名

壁画分为两组，画二、三、四、五为一组，画一、画六为一组，这两组画风不同，表现的内容也截然不同。前一组表现了汉族士大夫理想中的隐逸生活，体现了墓主人垂暮之际希望避开尘世、隐居山林的愿望，根据内容可定名为“隐逸图后一组表现的“侍奉"意义毫无疑问，但“侍奉"的具体内容辨认起来略有困难。疑问一：为什么画一炉下有火而画六炉下无火，画一火势正旺的鼎形炉是准备“煎茶”，还是在“温酒”？疑问二：画六置于鼎形炉上的敛口器内的是“茶瓶”还是“酒注”？疑问三：画一桌上的盖罐究竟是酒具还是茶具？疑问四：画一紧挨盖罐的是一种什么器具？以上的疑问综合成一个问题，即：是两幅壁画各自每一幅都含有又侍酒又侍茶的内容，还是各自单独表现了侍茶抑或侍酒的内容。作者通过对壁画中器物的归类作以下简单的推论。

画一侍女所执玉壶春瓶应是金、元时期的一种专用酒具。这种酒具在岀土的器物中因没有发现本身标明其功用的文字，因而陶瓷领域还未明确给以定论。在宋代壬壶春瓶造型的初创阶段，我们无法肯定它的功用，但在金、元它是一种酒具，这是可以肯定的。在金、元出土的实物中和墓葬的壁画中，玉壶春瓶只见有作为酒具和作为插花瓶的图象。作为花瓶，一般置于壁画所画之门的两侧，这种装饰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存在，值得考虑。而作为酒具，它是用于摹写现实生活的。山西长治李村沟金墓壁画中⑥，山西文水北峪口元墓壁画中气玉壶春瓶都列在酒具中。元至元二年山西大同冯道真墓中以木质碗托对木质玉壶春瓶，大德元年王青墓中出土的与茶具三个托碗对列的是三个玉壶春瓶®,其为一种酒具，并与金、元的专用酒具盘盏、樽勺配套岀土，代表着一种与酒注、台盏有别的.饮酒方式。饮酒的程序应该是镣温酒，然后盛入樽，再入玉壶春瓶，再入盏。玉壶春瓶是由贴身侍奉直接注入主人盏中的酒具。

画一紧挨盖罐的似莲化碗状物，应该是一套银器樽勺的摹写。一般认为，这种樽勺在唐代岀现了酒注之后因饮酒方式的改变而逐渐消失。唐代的诗歌中，还经常提到“樽”，入宋以后，在饮酒的诗中“樽"就相当少见了，但从现今出土墓葬壁画表现的情况来看，辽、金、元时期，这种,'樽”的使用还相当普遍，至少在北方汉族士大夫中还相当流行。并且“樽”都是和“勺"配套的。“勺”被置放在“樽”里，这种情况和汉魏基本相同，但酒具的整体组合和汉代有差别，如贮酒之壶已变为瓶（一般为梅瓶）。饮酒的方式也和汉代由勺入杯或盏的方式不同，它和玉壶春瓶、盘盏组成一套酒具，其本身是饮酒中的一个过渡器具，有盛放和调温的作用。笔者以为，樽勺在北方的长期流行，应该和北方长期被非汉族占领，士大夫有意崇尚汉族文化有关，是与本墓壁画内容相一致的。

.画一侍女所倾的梅瓶，陶瓷界把它定为酒具。在此不多赘述。画一中桌上的盖罐与玉壶春瓶、樽勺、梅瓶等共置一处，亦应是盛酒之物。其特点是大口、大容量、有盖，有密封防尘和便于取出罐中物的优点，尽管元冯道真墓“童子侍茶图"®中的盖罐上以加贴“茶末”标条，来标明此罐中所装的是“茶末”。本墓壁画中这个盖罐根据本图器物组合归类应是酒具，而非茶具。由以上分析，可以认定画一火炉上所置“八蓼靈”也应是一种温酒具。其特点是敛口、口外肩部岀礬，一般为八礬，器物厚重。以前，这种器物在大同也有岀土，有冥器，也有实用器，但一直未能确定它的作用，通过这幅壁画，我们了解了这种锲的作用，搞清了岀土的铁铸的实用器为何十分厚重。査《三才图会》有与之相近者，称“银，据此，可定名为“八餐靈”。

通过以上的归类，可以认定画一描述的是侍酒的内容，即定名为“侍酒图”

肯定了画一侍酒的内容，画六的辩别就容易了，桌上的托盏、茶瓶、扣、碗肯定是茶具。桌上紧挨水果的木匣（或漆'匣）应该是盛“茶末"之器。《茶经•四之器》云：“罗末以合盖贮之，以则置合中。……其合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画六的木匣与《茶经》所述“合"只是形状不同而已。在画六中，它不过是取代了通常元墓壁画中装“茶末"的盖罐而已。

画六置于桌旁的鼎形炉，我们可以肯定它是一个深受陆羽《茶经》中“风炉"影响的器具。它同样具有无突、便于移动的优点。在元赵孟颗《斗茶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另一个近似形式，而在《三才图会》中我们更可以看到《斗茶图》中风炉的结构。可以说，这神“风炉”在宋、元时期应该是一种较流行的器物。但是，我们通过画一可以看到，这种炉在当时并非是一种专用茶炉，是可以作包括温酒在内的多种用途的。通过以上的归类，我们有理由认定，画六中鼎形炉上所置的“敛口器"应是“火盆”，火盆内放着的是“点茶”“候汤”用的茶瓶，由此也就搞清了为什么画一炉下火势熊熊，而画六盆内看不到一点火星的问题。因为，温酒需要旺盛的火势，不惧烟火，而烧茶瓶则讲究燃料的纯净与无异味（参见《茶经》）。在画六中，它烧的应是经过加工的木炭，由于木炭被放置在“火盆”内，因此作者难以画岀炉下的火焰。

通过以上器物的归类分析，可以肯定画六，应定名为“侍茶图”

2.壁画的思想

本墓壁画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绘画本身的艺术，还在于它把魏晋时期那种对现实生活不满，用墓葬壁画的形式表现的作法进行了再现，这在唐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另外，富裕安定的生活和清淡隐居的生活两种相互矛盾的壁画同时岀现在一个墓葬中也是不多见的。画一、画六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但它是宋、元时期壁画的一种基本格式。而画二、三、四、五虽是摹写当时的装饰画，但反映了改朝换代后，在民族政策歧视下，一些深受孔孟儒学思想熏陶的汉族士大夫不满的情绪和消极的反抗心理。

'大同元之前，曾是辽朝、金朝的西京，是辽、金的政治、文化的中心之一，在这种被少数民族长期占领的区域，存在着民族间多方面的对立是可以想象的。画二、三、四、五明显有着陶渊明世外桃源的影子，说明了元初确实有些汉族士大夫在民族歧视下不愿为元统治者服务，而希望过“卧青山，望白云”的隐居生活。在画面上，甚至连服饰也取了魏族的宽衣博袖、羽扇纶巾，可以说，画面充满了浓重的汉民族的文化思想。

（三）出土的瓷器

墓中出土的瓷器都是实用器物，钧窑天蓝、天灰釉瓷碗和钧窑青釉红斑小瓷碗是本地浑源窑的产品，大同解放以来有较多的岀±,它的残片在本地金、元地层中也分布较广，应是当时本地区普遍使用的碗类之一。这种碗的特点是：胎骨厚重粗松，釉层凝厚莹润，施釉不到底，底足不施釉，土红色。碗内壁以下尤其是碗心有较密的棕眼分布。按碗的这些特征分析，这种钧碗应是入元以后的产品，代表了本地区元早期钧瓷的水平。

影青连珠纹象生高足莲花杯是一件稀有的陶瓷珍品。元代的高足杯虽是一种流行的器皿，但元早期这种式样的影青杯，就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还未见有与它相同者。

与它相近的，原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保存有一件，湖南长沙出土一件。，这两件都与本墓出土的影青杯有差别。如湖南长沙出土的影青杯用八瓣莲组成杯壁，而不是六瓣，它的外壁有八尊浮雕造像。本墓出土的这件，以它的造型而言，应比其它的两件优美。外仰的莲瓣和冒出杯底的一柱六角花芯相互结合「，给人一种极强烈的立体象生感觉，极似一朵盛开着并露出花芯的花朵。而另外两件附加的形象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杯体原有的纯真的自然美。这件高足杯从胎釉及串珠纹的装饰来看，应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其他两件高足杯与本墓出土的这件有一些共同之处，如整体造型大致相近，烧造火候较高，它们的胎釉较谐调，都具有仿生立体的倾向，因此推测，三件器物应为一地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本墓出土的这件高足杯杯身与杯足的连接并非是《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中所叙述的元代用胎泥连接并有乳突的作法,而相仿于这篇文章中叙述的明代高足杯的连接方法。至于这几件高足杯的烧造年代问题,湖南长沙根据伴随岀土的宋咸平、熙宁年号的铜钱推测，认为是北宋晩期的产品。笔者认为，根据高足杯使用和流行的时期并对照本墓出土的这件高足杯来看，这几件高足杯为入元以后产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出土的青釉印花小瓷碟质地颇佳，胎细腻坚致、火候很高，这是一种无论从造型、装饰还是覆烧工艺都深受定窑影响的器物，但可以肯定它不是定窑的产品。这种暗灰色的青釉在定窑中还未曾发现，以它的折枝梅花印花纹饰而言，也不是北方瓷窑常用的图案。以它的各种特征分析，有可能是南方吉州窑的产品。它的胎与吉州窑青瓷系统的“丁种胎坯”相一致®,其造型和尺寸基本符合吉州窑遗址岀土元代乳白釉的碟式I®,而出土元代乳白釉碟式I的遗址地层同时有青灰釉瓷出土。

这种青灰釉的瓷胎正是“丁种胎坯”，另外,本墓出土的这种碟底足也正与吉州窑出青灰釉器遗址的“底露紫红色不施釉血底足”的底足特征吻合气由此来看，青釉印花小瓷碟极有可能是吉州窑仿定窑产品。

本墓的瓷器都是上乘之作，作为一个汉族小官吏，墓葬中保存有南北好几个窑口的精品，说明了元初政治上虽不完全稳定，但贸易的南北往来却是非常活跃的。

绘图：曹臣民

摄影：张焰

执笔：焦强李建中周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