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

       晚饭过后，我照例把桌子收拾干净，把洗过的碗筷盘子放在水槽边上等沥干，用自来水简单地漱了口，心想着医生叮嘱的漱口水又忘了买，到饭桌边拿起两张纸巾将手里的水擦干，便和外甥出了门——我们准备去简单地散个步，我已经连着好几天没有在傍晚出门了，他也刚从连云港的海边度了一个很短的假回来。

       带上门，将遮苍蝇蚊子的帘子合上，我看到马路对面的沈叔叔家门口站着好几个老头老太太。我知道他们在凑什么热闹：沈叔叔死了。我甚至比他们知道的多一点：今天在外地火化，明天他儿子会把骨灰盒带回来。这些都是吃饭的时候从我妈口中得知的，事情一开始已经是十来天以前的事了：我妈说隔壁的沈叔叔跟人出去打工，吃晚饭的时候多喝了点，一下子栽倒后便不省人事，在医院躺了两天还没有醒过来，照这个样子，可能醒来也要成为植物人，我心想那可能只会更糟糕；过了两天，到了吃午饭的点，有个邻居来更新情况，说沈叔叔的儿子已经请了假过去了，但没有见到他爸本人，有人给他看了他爸躺在病床上的视频，据说情况很危急；然后三天前吃晚饭，我妈说沈叔叔有个本家的兄弟过去看了，回来后说现在没什么大事，应该脱离危险了，过几天就能回来休养；到今天晚饭的时候，情况便急转直下，人已经死了，今天便在外地火化，明天带骨灰盒回来。这么一个几十年的邻居，一个矮壮中年男人生命中的一些重要时刻，在我这里，只用了四顿饭的时间便走完了。

       没有人能站出来把这件事情说个清楚，大家都是雾里看花，众说纷纭。纠纷自然是应该有的，但也闹不太起来，因为家属里只有一个刚毕业的儿子过去，这件事来得迅猛，他没有经验，缺乏主见，自然也做不了什么主。我不清楚对面是什么性质的建筑公司，但据说公司方面急于证明这是员工的自身行为，公司不该为他的死负责，于是说辞一变再变，一会是工友们在吃晚饭时一起喝了酒，喝高兴了劝酒后出了事，一会是沈叔叔这人本身就好酒，吃完饭回到宿舍还自顾自地接着喝，这才出的事；本家的兄弟见公司有意组织工友统一口径，便打电话去骂介绍人，要是真让公司脱了干系，那责任就摊在你们几个喝酒的人身上，该赔的钱你们几个平摊！你们一个都跑不了！你好好想想，不要现在就急着跟公司站到一块儿去！

       这么看，拉锯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过去了这么些天，也该见了分晓。按照今天得到的消息来看，显然是沈叔叔这边的亲人没讨着好处：沈叔叔出事后，辗转了多家医院，最后送到了当地的红十字会医院，在确认死亡后，由儿子签字确认，“捐献”了体内的诸多器官后离开了医院，安排在今天异地火化。我就是在这里瞧出沈叔叔败下阵来的：正因为判定成个人的原因，所以出事后送医院就医的费用便全算在自己头上，由于无力支付这么多天住在ICU的高昂费用，便通过捐赠器官的方式抹平了费用，医院以这种方式同意尸体和家属离开。我在听到“掏空身体才能离开”的时候眉毛不自觉得拧作一团：调查清楚了吗，这么快就认定是个人原因吗？公司就不用负一丁点儿责任？我妈嘀咕一句，谁知道呢。

       我没去凑那几个老太太的热闹，牵着小外甥沿着柏油马路往南走，今晚我们只计划走比较短的一段路，到了路口再往西边走一点儿就可以从另一条路绕回家去。他拽着我，要试试我的力气，让我用手臂给他当单杠，看能不能吊起他来。他坚持了四五秒，说刚刚在落地的一瞬间感觉很刺激，我问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失重，他说知道一点，但不完全懂。我便想着给他解释什么是地心引力，看到有汽车从坡上驶过来，便喊了一声靠边，让他跟在我身后。汽车很快从我们身边驶过，他却跟没看到似的，假装自己喝醉了酒一样，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几乎快晃到马路中间去了。我看着那辆司机手臂搁在窗边，边开车边看手机的黑色汽车驶远，鸡皮疙瘩像后知后觉一样迅速爬满了全身，心被捏得高高的，那也有一种失重感。

       我把手里的狗尾巴草扔在路边的水沟里，控制不住地向他吼叫起来，你不要命了！给你说了车来了，你就跟没看到一样！他要是没看见，撞上你怎么办！他还有些不以为意，我更气了，你不用跟我一起去了，你现在就回家去！他大概是被我生气的样子吓到了，看我越走越远并不想理他，便大声说了一句舅舅那我回家去了，从那条不过车的小路往回走。我有些急躁地往前继续走了半分钟，也草草回了头。

       有人在路口用白色石灰画线，在农村，这就说明着有人家里刚死了人。我看到很多人打着赤膊纳凉，他们并不知道是谁死了，怎么死的。是村头的沈叔叔，一个老实巴交的话不多的农民工，我心想。我们老家离一个叫金坛的地级市很近，金坛有个地方叫建昌，在我小时候，建昌就以有很多老板著称，所谓老板，也就是接活干的包工头老板，那些年岁里，农民工的工资是很难拿的。在我上初一的时候，在大年二十几的某一天，我爸带着我小舅，还有我，去找建昌的老板讨要工资。运气好，要回来一部分，我爸便在金坛的清华同方专卖店里给我买了一台电脑。那个深灰色大屁股的一体机是我的第一台电脑，花了九千八百块钱，小舅说我签名时的样子很潇洒，我印象很深刻。二十几年过去了，农民工的待遇好像并没有所好转，钱不好拿不说，在外面出了事，拗不过老板，拗不过公司，还是处在吃亏的境地。好像这种社会建设的底部元素就经不住被放大，因为你细看会发现它并不如整体来得那般光鲜亮丽。

       后面的生活自然是不好过了，我想。沈叔叔今年才五十几岁，正值壮年，年初的时候我还跟他在一张桌子上喝过酒吃过饭。他喝得克制，不像我爸那样是不经意间想着要喝的样子。也不是那种会说漂亮话的人，我给他敬酒时，他也只说些要早点结婚生子，爸妈把你辛苦养大不容易，我都看在眼里，你不要嫌我说这些觉得过分之类的话。他儿子刚刚毕业找了工作，他便在市里给他付了三居室的首付，还说要给他老婆治眼睛。沈叔叔的老婆友兰婶左眼有病很多年了，看人没办法聚焦。如今一切都垮塌下来，很多事情不知道何以为继，就连运回来的骨灰盒都要轻上几分。

       我回到家，去厨房洗两口锅，煮饭跟煮大麦粥的锅在水泡过之后要好洗很多。我又擦过手，遵照我妈和我姐的旨意，给我爸打电话。无非是告诉他隔壁的沈叔叔死了，你要特别注意，少喝些酒。他反复就说一句话，他死了啊！他死了啊！像是有说不出的感慨。他是这些年才跟他关系近一些的，年初喝酒的时候他们俩坐着上座。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他还曾抱怨过沈叔叔盖楼房的时候，占了我家的一小块地，把一个小池塘填了盖成了他们家的车库。是啊，他死了。都说人死债消，如果真能称之为债的话，我想无论如何到今天也该和解了。

       又有个邻居的婶婶从我们家门口路过，她打算溜达着去村下边的棋牌室打牌。她是我发小的妈妈，谁能想到她的亲家公也才死了没到一个月呢？我想起她前几天在我家串门时说过的话来，人死在厂里和死在家里的区别是很大的，如果拉回来死在家里，是一分钱也赔不到的。她的亲家公就是因为在厂里干活的时候突发了病，死在了厂里，她们一家人东奔西走，最终如愿拿到了几十万的赔偿款。所以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情，身边没有一个有相关经验的人去指挥去沟通，想要获得赔偿拿到钱，是很困难的。

       是啊，是很困难的，可能沈叔叔家就少了这么个能沉得住气，能把事情办成办得漂亮的人。我把烧开的水倒进水壶，打开冰箱发现了一些梨子。那是前几天友兰婶送来的，我妈说那天晚上她从隔壁商店打扑克回来，听到她黑着灯，坐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哭。农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人的离去只会让邻居们感慨一阵，跟着悲戚几日，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另一人的死亡给盖过去。真正的悲伤只会让最亲的人在深夜里一次又一次的痛声哭泣。

       这梨子是沈叔叔自家门前种的。不知道是今年的天气不好，还是受了太多的雨水，这梨子长得黑，皮又厚，我咬了一口，实在是尝不出一点甜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