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上海独三营

“那时上海流行一句话，谁能与独三营的学生宪兵一起，是很体面的事情。”

Ⅰ 回国

日本鬼子被战争拖得骑虎难下，想尽快结束战争，以便集中他们的力量去对付美国的太平洋战争。

国内的抗日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急需各种军用物资，中印公路的运输更加繁忙。

车队夜以继日地抢运物资回国，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更忙了，不分日夜地巡查公路、桥梁、加油站，任何时候都不能出一点问题。

1945年8月15日，美国宪兵告诉我们，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真是太喜欢了！

八年艰苦的抗战，日本鬼子屠杀了我们多少同胞，最后终于胜利了！谁能想到这一群投笔从戎的成都孩子还可以生还啊？！

部队开始撤回国内，但我们还不能走，驻印军总指挥部的工作还没有全部结束。不过我们虽不能走，但工作已经轻松了很多。

直到1945年9月14日，我们才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军用机场起飞，到广西柳州机场降下，回到了祖国。

当时，柳州城内的房屋还在冒烟，老百姓还没有安顿好，日本俘虏也还没有集中管理。虽然战争已经胜利了，但还有好多恢复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我们从飞机上下来以后，坐在跑道旁边。我们上士班长李明木却不见踪影，也不知道他是否和我们同机回国。

反正已经回来了，大不了回成都，没什么不能接受的情况了。

没办法，我们只能坐在跑道边等。我们四个人：钟光钧、袁清辉、何大均和我。我们打起桥牌。

飞机起飞降落，大风吹起小石头打在我们身上。我们转过去用背挡着。其他战友都跑出去了，只有我们还守在那儿。

吃饭的时候到了，我们跑到美军食堂，也没人多管事儿。

晚上打开铺盖卷就可以睡觉。好在三天都没下雨，不然就麻烦了。

战争胜利了，我们赶走了日本强盗，又回到祖国。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没有埋骨他乡，真是我们的万幸。

第四天早上，当官的出现了。

这三天他们到底去了哪？谁也不知道，也不想过问。高营长集合部队在机场角落讲话，刚说了几句，一个美国空军军官架着吉普车向我们走来。

开车的是一位中校军官，我们以为是来和我们联络的。陈发光，四川大学外文系的学生，立刻就走过去行军礼，中校笑着问：

“你们是什么部队？我本人是刚调过来的场长，不知道为什么有几百人的部队，却又不像国民党的军人，所以我过来看看。”

陈发光很机智地说：“我们是刚从印度打败日本人回国来的部队，肩上是联合国的军章。”

这时，我们营长也走过来，陈发光向美军中校介绍：

“这是我们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宪兵，独立第三营的上校营长。”

他们握了一下手，中校问：“你们要到哪去？”

高营长说：“上海。”

中校说：“那我给你们派四架最大的‘空中运输机之王’飞机去上海吧。”

不一会儿，四架大运输机来了，我们全体上了飞机，向上海飞去。

到上海飞机场时天已经黑了。

那是1945年9月18日，好多汽车和市民来欢迎我们。

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人民受尽了日本人的奴役杀害，如今自己的军队来了，该有多高兴，而且又是一批高素质的学生军。

人们欢呼跳跃，场面真令人感动。

八年抗战，中国人胜利了，赶走了日本强盗，如今又第一次迎来了自己的军队。

机场的路上停满了大车小车，人们都在拉我们上他们的车。

我们问高营长：“我们要到哪儿去？”他说：

“去日本人的宪兵司令部——上海平良路的那个‘人间地狱’！”

我们去了以后才知道，上海人在日寇投降以后，民间自发地组织了上海宪兵队，以维持上海的治安。我们到了以后，他们就自动解散了。

那天晚上，人们都不想离去，高营长说，同胞们请回吧，部队应该休息了，人们才纷纷离去。

可是第二天早上，很早就来了很多市民，还有一些学生。

他们对我们特别敬重，说他们恨死了日本兵，就是没机会打他们，现在胜利了，自己的军队也来了，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们了。

普通老百姓还帮我们打扫卫生，洗衣服，送慰问品……有告发汉奸，让我们去抓汉奸的，我们都尽力满足他们。

战争结束了，经济却垮了。

突然之间伪币200元只能换法币一元，老百姓的经济水平一下子垮了好多，有些家里吃饭都成问题。

第三天早上，营长集合我们全体讲话，他说：

“我是老上海人，对上海特别了解，青帮、红帮、流氓，阿飞，白象人多得很，经常骚扰治安。尤其是现在刚胜利，难免有些人要作案，但他们都不敢明目张胆，有枪也不敢亮出来。”

“你们是国军又是宪兵，对那些不守规矩，不听劝告的人，一定不要客气。不管是什么时候，是否出勤，都必须带好枪，子弹上膛，关好保险，戴肩章，一旦遇到警情，才能应变自如。”

“要让人们知道，独三营是从印缅抗日战场回来的，成都的学生军是有知识的、有修养的部队。对好人一定要以礼相待，对坏人也别客气，只要你们有正当理由就放手去干，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杜月笙，黄金龙不听话也不行，我会给他们打招呼，让他们那些手下别在上海市区给我们找麻烦。”

“目前上海还没有其他国军，只有我们独三营几百人，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希望大家能像在印缅战场上那样努力，有什么问题或者事情都可以直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们！”

一席话讲得大家都非常满意，都希望干劲十足地投入今后的工作当中去。

我与战友钟光钧一起守日本人的物资。

在七层楼的大仓库，是一栋大房子，另外还有办公的地方和电梯。

但我们不去其他地方，只守着我们该守的物资。

七层楼都装得满满的，白糖、压缩饼干、布匹、毛毯、自行车、军服等，那些都是日本人从中国抢的。

我们住在最上面的仓库，将十条毛毯垫在地上，然后睡在上面。

工作很轻松，但我们也闲不惯。那么多自行车，我们就每人骑一辆，带上肩章和手枪，到街上巡查，去整那些坏人。

他们一看到我们就跑开了。

只要老百姓说哪里有坏人，我立刻跑过去，但他们有时就跑掉了。

只要被我抓到，就打一顿凶的，敢接近我们的也有他好受的。

Ⅱ 上海

晚上我最喜欢和最常去的地方是南京路四大娱乐公司。

里面什么都有，球场、游泳池、歌舞厅、电影院、剧院、赌场、饭店、餐厅，真是应有尽有。

但我们没有钱。

回来以后，看着像是变成了上等兵，但工资却少得可怜。

那些国内的宪兵大概都会找外快吧。

不过我们也不计较这些，总是想着能够回到祖国就已经是万幸了，总有一天我们也会离开部队回家，回学校。

不过我们好像也没什么其他开支，走到哪里别人都不收我们的钱，而且还欢迎我们常去。

为什么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只要我们去了，上海的坏人就不敢去了。

有时甚至还会有人另外给我们零花钱。

但这些学生宪兵根本不吃那一套，到他们那些地方坐下休息一会儿，或吃些东西就走了，其他的就不能要了。

尤其是那些歌舞厅，只要去了，立刻就会有年轻美丽的小姑娘前来接待，都叫我们宪兵哥哥。

她们好多都是应该在学校里的孩子呀，为什么在那些地方工作？

后来问问才知道，她们原来也是在上学的。战争胜利了，经济却垮了，连吃饭都成问题。她们的家里一般都没父亲，父亲大多都被日本人拉去当劳工或是杀害了，真是可怜。

是她们经理叫她们来接待我们的，因为只要我们独三营的宪兵在，谁也不敢胡作非为。有时老板也出面来接待我们，但我们说：

“那是我们的责任，保护老百姓是我们应该做的。投笔从戎，到印度缅甸去和日本人决一死战，不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吗？怎么现在胜利了，反而是来危害老百姓的呢？”

一席话说得她们十分感动，也更尊敬我们了。

在印度的时候，父亲通过军邮局给我汇来2万块钱法币，但当我收到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军邮局已经搬回国内，我无法领到钱了。

到上海以后我四处打听，才知道军邮局迁回到无锡。我于是又坐火车赶到无锡，终于找到军邮局。

可是军邮局里只有一个人在工作，他说没办法兑。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只好又回到上海。

最后，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办法，找国家邮政总局。苏州河旁边那个二十三层楼房，就是国家邮电邮政总局。

一天，我和战友牟正伦一起，全副武装去了邮政总局。

守门的人看见来了两个独三营的宪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来很客气地问：“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我说：“找你们局长，”

他请我们到客厅坐下后，然后去通知局长。很快局长出来了，有点惊慌，忙问：“有什么事儿吗？”

我说：“你不要着急，私人的小事。”

他这才安定下来，我说明来意之后，把汇票给他看了一下，他说：“这事儿好办，”立刻叫工作人员拿钱来交给我，并且要请我们吃饭，说是向战场胜利归来的英雄表示敬意。

我们在他们的食堂吃饭，有好多人听我们讲那些战场上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情况。

有些汪伪时期的工作人员问我们，他们算不算汉奸，我说：“很简单，在汪伪时期邮局工作是为了生存，也没做过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不算汉奸。胜利后留下来工作，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当时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有一个歌星李香兰，我们独三营的学生都知道。

我们也经常去看她。人很漂亮，开朗，要她唱歌她就唱，很好听。《夜来香》、《春之梦》唱得很好。

 她说她是日本人，只是和清王朝有些关系而已。

三连的战友对她也很好，没有把她当犯人看，只要不出监狱可以自由活动。

后来遣返日侨的时候，她被送回日本去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来访中国写的回忆录里，她还提到上海宪兵的事情。

歌星陈云裳是汉奸，可我们没有抓到，他就在上海消失了。

梅兰芳先生，抗战胜利后他恢复了演出，他唱的最后一场戏就是劳军的，我们也有幸参加了。

 再后来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的部队进驻上海，同时也来了一个宪兵团，我们独三营配属给他们，一切供给由他们保证。

汤恩伯也特别派他的中将参谋长来看望我们，自此以后我们的生活供应都交给他们去管理了。

我们有一个班调到了上海宝山路，协助管理火车站和附近的工作。

一天上午，火车站附近一家大饭店的经理来找我们，说：“有一个部队的师部设在我们楼上，大门外站了四个卫兵，弄得两天没生意了。”

于是班长让我和另外一个战友去看看。

我们去了才知道，那是一个师的师部。我们给他们师长讲：“不要在大门外站两个卫兵，上海人怕当兵的，不敢进来吃饭。”

师长是个少将，根本不把我们两个宪兵放在眼里，很凶，他说：“老子到北方去打仗，在上海等火车，在这住几天，谁也管不着！”

我想这些地方部队凶惯了，给他讲理也说不清，我们立刻去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找汤恩伯上将，他曾经说过有事儿可以直接找他。

我们把情况报告给汤将军后，他立刻找来他的中将参谋长，带一个警卫班12人，全部带着手枪，开了一辆司令部的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到了凯福饭店门口，让那两个卫兵把他们的师长叫出来。

师长见到参谋长，只得先行礼。

参谋长也没理他，只是问他是什么部队，到上海来干什么，他只得立正回答。好在参谋长对他还比较客气，说：

“你知不知道这是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你们把师部设在餐厅的楼上，还在大门口站两个卫兵，弄得餐厅两天没生意。宪兵来劝你们，你们还不听，真是无法无天。两个小时之内，赶快给我搬走，不然我关你禁闭！”

师长只得点头同意。

参谋长回头告诉他的警卫班：“让他们先把东西搬出来，卫兵撤走。”

餐厅很快恢复营业。后来餐厅的经理找到我们许连长，要请我们吃饭。许连长说：

”这些宪兵都是四川成都的学生，是在印缅战场对日作战胜利后才回到上海的。”

经理很是敬佩，说：“有时间请你们常到餐厅走走，那些坏人就不敢来了。”

Ⅲ 日侨

原来和我认识的初中女孩到我们这儿来玩，顺便给我们带来一个消息，说她们班上最近有一个女孩是成都转学过来的。

她们原来也是上海人，日本人来了，她们一家逃到内地，如今胜利后又回来了。

我想，我们初中班上也有两个上海人，李敬元和李协元两兄弟，说不定是他们回上海来了吧？！可真有这样巧的事儿吗？

我请那女孩帮我问问。我告诉她：

“我叫吴玉章，原来是在成都华西坝大学路高琦初中读书的，1944年从那里参加远征军，到印缅对日作战。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又从印度飞回上海的。”

“原来我们班上也有两个上海人，李敬元和李协元两兄弟……”

 女孩走了以后，我一直想，如果真的是他们两兄弟就太好了！在遥远的上海，见到成都相好的同学该有多高兴！时隔一年多他们又该是什么样子？

第二天，一辆小汽车开到我们门口。

我正奇怪，那是谁的小汽车？为什么刚好停在我们这里？结果下来的正是高琦的同学和他的姐姐妹妹们，还有那位帮我找他们的女孩！

好喜欢啊！当年的初中兄弟俩已经上高中，妹妹也上初中了。

当年的我，1米6的身高，90斤的体重，如今已经1米75，165斤体重，和他们俩兄弟差了很多，他们俩几乎都快认不出我来了。他们让我立刻到他们家，去见他们的父母。

和班长请了假之后，我和他们一起去了霞飞路，这是上海富人住的地方。

见到他们的父母。他们有点奇怪，为什么不到两年我长成了一个大汉，他们两兄弟只是长高了一点。而且我的脸为什么那样白里透红，十分健康好看。

他们那个小妹妹对我特别感兴趣，听我说流利的英语和唱《Auld lang syne》（友谊地久天长），真是喜欢得不得了。

他们的姐姐也会说英语，只是吐字不清楚罢了。

我们闹了一天，真不知道有多高兴。晚上，他们的姐姐开车，大家一起送我回部队，并约好星期日在他们家中再相见。

我向连长请了假，许连长也特别支持我。

星期日早上不到八点，他们的姐姐果然开车来接我。

他们家住很漂亮的别墅，父亲是申新纱厂的老板。花园客厅很宽大。

来了好多客人，大多是学生，要我讲在印缅战场打日本鬼子的故事。

尤其是那些留在上海没逃亡的学生，更喜欢听我们在印缅打败日本人的故事。还有日本人最后不但被打败了，还因没粮食，甚至吃死人的故事。以及仁安羌大胜日军，一个团900人赶走日本鬼子3000人；松山攻防战；解放腾冲等抗战时最早收复城市的故事……

他们还要我讲英语给他们听。李协元兄弟说：“不过是初中刚毕业一年多，你当兵怎么可以英语进步得那么快？”

我于是就唱英语歌给他们听。敌占区的学校只学日文，根本不学英语。

四行仓库抗击日军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故事实在是一天也讲不完。

那时上海流行一句话，谁能与独三营的学生宪兵一起，是很体面的事情。

上海也有国内的宪兵，但他们的服装和我们的不大一样。

有一次，我到日侨管理处去，见到三个日本小姑娘在他们那里吃饭。

我觉得奇怪，问她们后才知道，日侨每天只供应每个人二两大米，她们时常要请假出来卖东西，换食物回去。

拿日侨肩章出来，中国人就不能打她们。不过和日本人仇恨深的还是会往死里打，打成重伤也是常有的事情。

那天我正去那里，她来请假出去卖东西，换食品回来。我给她拿来日侨的肩章，问她到哪里去。

她很会说中文，告诉我说，她们最早也是中国人，不过后来去日本，已经五代是日本国籍，抗日战争时期到上海做生意......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欺负中国人......她说得可怜，也很诚恳：

“宪兵哥哥，可怜我们三姐妹，我家中还有父母、小弟弟。一天一斤二两米真不够，所以必须另外买一点。”

我觉得她很可怜，也很单纯，就顺路和她一起出去。

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后来我让她把日侨肩章拿掉。

我一路带着枪和宪兵肩章，没人认得出来。

因为只有很少的钱，所以她也买不了多少食品。

她也领我去了她上过学的学校，同学们都很喜欢她，都说她是个善良的孩子，从来不欺负中国学生。然后又到她住过的地方看看，邻居们也很喜欢她们，说她们一家人很善良，从不欺负邻居，现在很可怜。

她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最后她说：“宪兵哥哥救救我们嘛！”

我想，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帮她想办法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日本人最大的远东战争仓库，就是马桥仓库。里面存有日本兵抢中国人的大米，在那里堆积如山。当时正是我们独三营宪兵的一个排守着，平常也有我们的人去那里拉米。我想，我也可以找个车去拉呀……

于是，我找到同学李协元，借了申新纱厂的车和装棉纱的口袋，到马桥仓库装了二百斤大米两袋，拉到日侨集中营。

天已经黑了，我给她们说了一声，车子直接送到她们家门口，把米抬进去，叫她们不要声张……

大米吃到遣返回日本的时间也差不多够了，我告诉她们：“我们班在宝山火车站，有事可以到那里找我们。”

之后他她来过一次，我告诉她：“我是中国四川成都的学生，复员以后要到成都学校念书。”

她说：“我不想回日本，可不可以留在中国做中国人？”

我没回答她的问题。

第五章  南京协管治安

“老百姓都说：打得好！可恶的伪警察，以后还敢欺负老百姓？”

Ⅰ 南京公交

大约是1945年底，我们四连全部调到南京。

听三连的人说，日侨也全部遣送回日本了。

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迁回南京，宪兵司令部也迁回南京瞻园路。我们二排五班13人全部分配到南京新街口，南京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工作，负责维持公交车上的秩序和安全。

在我们去之前，车上秩序很乱。

小偷扒手乘车不买票，甚至还有流氓对售票员小姑娘胡闹的。不守规矩的人大有人在。

我们刚去的时候，那些人还不知道独三营学生宪兵的厉害。

我们的枪子弹全部上膛，关上保险，随时随地可以打。对那些不规矩的人拉下就打，你要跑我们也不追，只是你要小心，如果被枪打到，你就自己去医院吧。

开初几天遇上了几个情节轻的，跑了。我们鸣枪警告，让他们站着挨了几下打就完了。不买票的就会拉下来站在街沿上。当兵的不买票就推下车去。

总之对那些人，我们十分严厉。几天以后，车上就比较清净了，连那些所谓的歪人也不敢在公交车上乱来了。

一次， 我遇到一个男人，西服领带，很漂亮。但他上车不买票。

售票员让他买票，他说，他有“pass”，接着把一个小本子亮了一下。

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说：“你什么pass？给我看看！”

他顺手递给我，我翻开一看，有照片，上面写的是中央调查统计局上校统计员。

我说：“不行，还是得买票。”

他还是不买，我说：“那我没收你的pass！”

他也没说什么，下车就走了。

回去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班长，他大概知道了其中的问题，说：

“你把这个送到营部去吧。”

我送到高营长办公室，营长看了一下那个小本子说：

“你回去告诉你们班长，明天早晨你们不出勤，等我来，有话给你们讲。”

早上，高营长来了，只说：

 “这些人，你们以后遇见他们，做什么事都不要去管，一点都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只说这几句话，高营长就走了。后来我问班长，班长才小声地告诉我们：

“那是外事部门的处长，和蓝衣社差不多，因为你们是印缅战场胜利回国的学生，才没说什么。若是一般宪兵干出这样的事情，至少要开除！”

我们说：“开除？那我们正好回家，不好吗？”

一次，我们那辆公交车正开到总统府门口，车出了问题。

乘客们乘另外一辆车走了，司机回到营地找修理工去了，售票员也走了，只有我一个人守在车上。

这时，从总统府出来了一个上士，上车给我敬了一个礼，说他送公文进城，想搭车。

我说：“车坏了，走不动，我帮你打个车吧。”

刚好来一个大卡车正要进城，我让它停下，可是司机不停地摇头。我一看，全是日本兵。

驾驶室有两个人，车上还有六个人，全是穿着制服的。

我掏出手枪鸣枪警告。

车停了。走过去一看，六个日本兵，一个也没带日俘的肩章，也没一个中国军人领导。

这些鬼子开车要去哪？要干什么？

我也不想多问，把司机叫下来，问他为什么不停车，还摇头？表示什么？

我用手枪打他，他退一步。说话间，一下子围了好多老百姓上来，都在叫：

“打死他，打死他，好叫老百姓出气！”

我把一个日本兵拉到街边，跪在地上让老百姓打。

不过，要是一阵乱打，可能他就真没命了，教训下他，让他知道中国宪兵的厉害就行了。

有会说日语的同胞，说我们是从印缅战场上赶走日本鬼子，胜利回到南京的学生宪兵，现在让大家排队来打，一个人只能打一下。

很快就有一百多个男人动手打了。一会儿，那个日本兵已经遍体鳞伤。

这时，从总统府出来一位将军，看那么多人，就问：“在干什么？”

我走过去给将军说：“这是让同胞们出气，南京大屠杀中杀了我们30多万，杀了他也不过分！”

将军笑一笑说：“你们是印缅战场胜利回来的学生，我知道你们独三营的孩子们。”

我自己也觉得一直打不是办法，就灵机一动说：

“同胞们，将军说别打了，到此为止！”

然后又叫另外几个日本人抬着挨打的日本兵走了。

Ⅱ 孔英一家

还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两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大约十二三岁的小男孩。

她背着一个很粗糙的布袋，里面装着胀鼓鼓的什么东西，两个中年妇女还总是时不时注视那个袋子。

我随便问了一下装的什么东西，她们都显得有些慌张。当时我没多想。

后来，她们还总是望着那个袋子和旁边那些乘客，我就开始怀疑了。

我再问她们，她们更慌了。我想里面一定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就说：

“请打开，我看看。”

两个中年妇女非常为难。此时，车上的乘客都注视着我们。

实在没办法，她们只得弄开缝口的线。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现金。

乱翻翻的一大堆，起码有二十万、三十万法币……乘客们都发出惊叫。

我想这下坏了。

我问她们从哪里来，她们说从重庆来。

她们家原来在南京，日本人来了以后，她们逃到重庆，现在胜利了，要回家。可刚胜利不久，南京的治安也不是很好，带这么多现金实在是不安全。

两个女人显得十分害怕，我想这是我的责任。我说：

“别怕，有我在，我们是四川成都的学生，我们从印缅战场回来在南京服务。今天的事全包在我身上！”

我立刻抽出手枪，打开保险，拿在手上，我说：

“到站后我一定把你们安全送回家！”

到站以后，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拉着他们三人回家。

我跟在后面，注意后面有没有人跟着。还好，没有人。

后来沟通，我才知道，原来她们是两位将军夫人……

好在他们家离车站也不远。到了之后发现，是很漂亮的别墅。原来这里有日本人住过，但是现在已经把他们赶走了，只是还需要打扫。

可到哪里去找工人呢？找的人可靠吗？

我立刻想到了我同车那个售票的16岁小姑娘。

她好像跟我讲过，家中还有妈妈，父亲被日本人拉去当劳工，一直没有音信，还有一个弟弟还是妹妹，家中一共四个人。胜利以后，她家经济条件一下垮了200倍，连饭也吃不起。

这个小姑娘名叫孔英，家中只有她大一点才不读书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中午可以在公司吃一顿午饭，若有剩饭可以拿点回去。但有时被公司的人看见，还不准她拿。只有我给她装好放在我们房间里，那些人才不敢说。

公交车没有晚班，通常下午七点下班。售票的女孩子们没有晚餐，只有我们13个宪兵才有。有时看到那些孩子好饿的样子，我们就请她们和我们一起吃完饭才走，那些公司的人也不敢说什么。

公司的老总是南京市市长吴国桢的小舅子，好不容易才从我们连长那儿要了一班人，我们连长也和他说清楚了我们的情况，让他对我们好一点，不然我们就不给他干了。他也没办法。

我们班长又说：“迟早他们是要离开部队回学校读书的，是高营长十分爱护，他们才留下来的！”所以公司对我们这些学生宪兵都很好，每天的伙食也很好。公司情况也是自从我们来了以后才正常营业，逐步好转的。

想到这里，我告诉两位将军夫人说：

“你们三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不安全。南京现在的治安不好，刚才那么多现金在车上被人看见，很难说有没有坏人打主意。”

“我回去找连长汇报清楚情况，很快就回来！”

临走前我让她们关上门不要外出，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我立刻去公司找了孔英，和她说下班以后不要着急回家，等我们从连部回来。

随即我去连部，向许连长讲清楚两位将军夫人的情况以后，许连长赞同说：“你赶快去，晚上要守在那里。跟你们班长说一声，是我叫你去办好这件事情的！”

回到公司以后我和李班长打了个招呼，就同孔英一起乘出租车去她家，出租车一般不收我们的钱。

到孔英家以后，她的弟弟妹妹还在等她拿吃的回去，看到姐姐什么也没拿，就哭了，她妈妈也很伤心。

我简单给孔英妈妈说明计划，去两位将军夫人家帮忙，赶紧收拾一点该拿走的东西，锁上门跟我走。

路上我给她比较详细地讲了情况。

其实他们家中没什么好拿的东西，好的东西都卖了买食品吃了。好惨啊，我也流下了眼泪。

我们一行五个人到达时，两位将军夫人正在等我们，他们还没吃晚饭。

我请将军夫人给孔英妈妈一家人买了些食品，回来后大家一起吃了。我说：

“今晚我也不走了，帮你守家。”

两位将军夫人笑了，他们也放心了。

我去的时候，除了我的短枪以外，还带了一只汤姆森冲锋枪，20发的弹夹，以防万一。

就这样，孔英一家也安顿好了。

孔英的妈妈其实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只是家中太困难很痛苦。这下好了，她可以帮助两位将军夫人做事情，她也是上过学，有知识明道理的人。

孔英的两个弟弟妹妹也在将军夫人家，有机会可以再上学，孔英也有机会回学校了。

两位将军夫人也很贤惠，40多岁成熟的女人，很善良，特别给孔英他们一家安排了两间房子。

晚上他们住寝室，我一个人睡客厅的沙发上。

孔英要和我一起住，我说：“晚上我得起来到处走走，看看有什么动静。若是行动起来，女孩子不方便，还是陪你妈妈去睡吧！”

白天我和孔英一起去公交公司上班，晚上也同她一起回到两位将军夫人的家中。

许连长来了，他说他把我的情况给高营长报告以后，高营长说，开始只是公交公司让我们保护，现在公交公司走上了正轨，工作不是很忙，可以派我帮助守护将军的家，等两位将军回到南京后，我再回去。

于是我就一直留在了两位将军夫人身边了，帮他们守家，有时也到外面附近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两位将军夫人将孔英的妈妈当妹妹看待，而不是下人。将军的儿子对孔英一家也很好。

没多长时间，两位将军从重庆回到南京了。他们在国防部工作，带了四个警卫回家。

我的任务完成了，应该归队了。但是两位将军却想留我下来。

尤其是他们还有个15岁上初中的姑娘，坚决不放我走。因为我教她英语，还讲印缅战场的故事给她听。她非常喜欢我，一定要将军将我留下来。

他们也和我们营长商量过，营长也同意，说主要看我的意见。

我想，从军离家快三年了，母亲经常来信说，若是复员，一定要回家。而且我也很想回家，所以只有婉言谢绝了。

他们的女儿哭了多少次，我也没办法，还是离开了。但只要有时间还是会去看看他们。

一次， 我在执勤的时候，遇到了曾经在高琦初中时的班主任，金启昌老师。

他在成都金大上学时勤工俭学，当了我初中的班主任。

他对我说：“复员了不要回成都，就在南京读书，我可以给你找学校，没地方住的话可以去我家！”

回到公交公司以后，孔英仍然在当售票员，有一天她告诉我说，将军夫人对她说：“该上学就去上学，不要因为日本鬼子捣乱耽误了一生。”开学以后，孔英也和弟弟妹妹一起去上学了。

我离开公交公司的时候，将军的女儿和孔英一起开车来告别的。孔英真真是恋恋不舍，但又有什么办法，虽然认识四五个月了，也只是萍水相逢。

Ⅲ 伪警察

我们一个班的战友袁睿辉，上街时没有按规定带枪，也没带宪兵军章，结果出事儿了。

在珠江路口十字街头，一个警察正在找黄包车夫的麻烦。他要人家给过路费，但车夫没带。

见伪警察打车夫，袁睿辉气不过，说：“你们这些收编过来的伪警察不改过自新，还在这欺负老百姓！”就和伪警察闹起来了。

打起来了之后，又来了几个伪警察，想把袁睿辉拉到他们的派出所去。

可能那些伪警察不知道他是独三营的宪兵吧。

有老百姓看到警察把宪兵拖走了，因为他们也痛恨那些“黑狗”（穿黑衣服的伪警察），就跑到一个虽不是独三营但是其它的宪兵排去报信，说：

“你们一个宪兵和几个警察打架，你们的宪兵被拉到他们的派出所去了！”

那个宪兵排长闻听说：“狗日的伪警察！敢把我们的宪兵拉走？！”

立刻紧急集合，全排30多人，全副武装跑到警察派出所外，看到警察就打。这时派出所里面也出动了好多警察，帮着和宪兵打架。

也有人到公交公司来和我们说：

“你们的宪兵被警察带走了，在珠江路口，好多人在打架！”

当时我们正在吃晚饭，班长听了以后十分生气，说“不吃了！全副武装去打警察！”

立刻找了一个车，去了新街口，找到了派出所。

当时人们还在打架，但我们的战友已经被警察拉进去关起来了。

我们到了以后，首先叫警察放人。他们不放。班长和我们就冲了进去。

警察挡着我们，班长用冲锋枪向天上开了几枪，警察赶紧让开，让我们冲了进去。

我们打坏门，把袁睿辉救了出来。

警察没武器，但我们有。我们走出来看到警察就打。晚上灯光虽不亮，但警察穿的黑衣服很容易找出来。

当时有好多人，老百姓也在打警察，我们出来以后叫他们快走，因为等另外有人来了围起来，就跑不动了。

老百姓们和我们都很快走了。

有个宪兵上校对我们说：“坐下来和警察谈谈吧？”我们也没有理他，很快就走了。

第二天，听附近的老百姓说，我们和老百姓刚离开，警备司令部就来了好多车，把打架的地方围起来。

可是除了受伤的警察以外，什么人也没有。

只见受伤的14个伪警察还躺在地上，就赶紧送到医院去救治。

第二天，《中央日报》报道了珠江路口事件，说是不明身份的一两百人打群架，警察重伤2人，轻伤12人。

几天以后，南京总统府、宪兵司令部、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局、法院联合调查组来调查此事。

宪兵司令部知道是我们干的，因为有一个宪兵上校知道这件事。

有人来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要找我们去问话，什么也不要说，只要说不知道就行。

此事结果就不了了之了。

最重要的是南京市收编的伪警察全部换掉了。

老百姓都说：“打得好！可恶的伪警察，以后还敢欺负老百姓？！”

Ⅳ 陈林梅一家

回到公司后正常工作，南京的治安也大大好转，但有些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很辛苦。

公交公司那批售票的小女孩们的家就是很好的例子。

大多数家庭没有父亲，都是被日寇拉去当劳工了。另一位和我交好的同事——售票员陈林梅就是一个。

我们相处得很好。我在将军家耽搁了几天之后回到公司，见到她第一面时，她就哭了起来，说：

“宪兵哥哥，你们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好想你啊，想去找你却不知道你在哪里，又不敢问，现在你回来了我就跟着你！”

我和她开玩笑说：“我回四川成都！”她说：“那也跟着你回去！”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下班了，陈林梅说：“我妈妈请你到我们家。”我跟她一起去了她家。

她们家住在一个贫民区的路边，屋子只有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什么家具之类的都没有，床上的铺盖也快烂了，只有她妈妈和一个12岁的小弟弟。

看到姐姐回来了，弟弟立刻跑来抱着姐姐说：“我饿，”原来他们晚饭还没吃，她的妈妈也哭起来了，真是太可怜了。

我让她跟我一起到街上买点东西吃了再说，她妈妈告诉我：“家里本来还有一点钱，可是被收账的人要走了，家里没有可以卖钱换食物的东西了，”真可怜。

抗战胜利也快一年了，为什么老百姓还这么苦呢？战争里受害的老百姓没有人管吗？

我身上还有一点钱，那也是将军知道我们工资几乎为零，平时都是向家里要钱用，所以将军给我的奖励，一共有两三百元。当时伪币已停止流通，我就全部都给了他们，以解燃眉之急。

我对陈林梅说：“我来帮你想办法吧！”

第二天，我没去跟车，去找了一位很有钱的老板。

原先有人告发说他是汉奸，许连长让我调查这件事情。

我访问了一些人，知道他不是汉奸，只是个发了些国难财的人，就没处理他。这个人因此非常感谢，对我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可以找他。

我带上了陈林梅的妈妈一起去找他，让他帮助一下。还好那个人也很大方，立刻给了一万块钱。

问题初步解决了，那以后怎么办呢？

我想到上海的同学，李协元家中不是有个申新纱厂吗？可以给她找工作，应该没问题。但那儿很远，坐火车要两小时，还是找找将军吧。

我带着15岁的陈林梅一起去找陈将军，讲清楚他们一家的情况。

将军也很同情他们，说：“刚好也有一位从重庆回南京的朋友，要找家庭帮手，就介绍他们去吧！”

我立刻带她的妈妈和弟弟一起，大家去了将军那位朋友的家。

到了之后了解到，原来这也是一位中将，将军也在国防部工作。

将军夫人问了问他们的情况，说：“只要能够干好工作，他们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帮助解决！”

他们回家以后也没什么好拿的，洗了澡，当天下午就去了这位将军家。

其实陈林梅的妈妈才30多岁，抗战时期也是在校的学生，成绩也不错，只是可恶的日本鬼子夺走了他们的幸福。

这家人问题解决了，也算是和战争一样获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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