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恩格斯）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十） 《批判史》论述 （本编完）上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杜林先生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

杜林先生说，“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九章）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

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三版第十二章第5节第。可是，恰恰相反，在这一节里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

（原文如下

“这种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既在柏拉图那里 也在色诺芬那里占统治地位。柏拉图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色诺芬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

杜林先生说：“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罗雪尔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

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杜林先生说：“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这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然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那么在杜林先生看来，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8到10章）

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学说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问题，那么“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鲁莽行为完全保持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十足的不可告人的理由。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

“因此，所交易的东西必须能够以某种方式做比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货币产生了，并且成为一种中介物，因为它能衡量一切事物，也是衡量超出与短缺的尺度。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需要用一种尺度来衡量所有的东西。这种尺度就是需要。正是需要把人们联系到了交易中。因为，如果人们不再有需要，或者他们的需要的物品不再是相同的，他们之间就不会再有交易，至少不会有上述这些交易。 货币约定俗成地成了需要的代表。这就是为什么希腊语中把货币称为流通物的原因。”）

2

至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的一章，那么最好是读“原著”，即读弗·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29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工业主义体系》。

李斯特在第28章《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然后又提到“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在1613年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即在《略论》出现前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以最初的形式就已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充当“某种入门标牌”，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对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3

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具有“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　“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　他“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并且他“得出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　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

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配第关于“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

配第的这些论点，在杜林先生的书上只提到这一句话，此外就没有了。确实是不完整的痕迹。

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labour）来计量的。

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重要的结论。

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

（配第《赋税论》第四章“赋税征收的方法”

这段话之前，配第写道，

“从这个人一年收获的全部谷物中，扣除掉他下一年种植谷物所需要的种子，再扣除掉他自己一年所需要食用的粮食以及他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所需要同他人进行交换的部分，剩下的就是这块土地这一年理所当然的正常地租。

进一步来讲，还需要考虑一个连带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谷物和这些地租价值多少英国货币？我的答案是，这些谷物和地租所值的货币量，等于另一个专门从事货币制造的人在相同的时间内制造出来的总货币量，除去他自己生活必需的货币量之后剩下的货币量。”）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 natural Par），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同上，第四章

“如果我们能够在土地和劳动之间发现一种自然的等价关系，那么我们就应该感到非常高兴。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土地和劳动中的一个量非常容易地来表示另一个量，就像用便士来表示镑一样，也就能够单用土地一个量或者单用劳动一个量来表示其他物品的价值了，这样会与同时用土地和劳动两个量来表示一个事物的价值效果同样好，甚至要更加好。”）

配第的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经济学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通常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

4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一张纸片）所代替。而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

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关于罗，杜林先生只能说出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即“贵金属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

（　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约翰·罗曾经提出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把这一主张付诸实施，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硬币，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到了1720年国家银行倒闭，“罗氏体系”彻底破产。）

5

我们再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向我们说了些什么。

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杜林先生说：“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

现在，这个“记述”的读者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

杜林先生说：“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

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rent of money which we call 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 of land and houses）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the vanity and fruitlessness of making civil positive law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

（配第《赋税论》第五章“利息”

关于利息，在安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它至少应该等于用借到的钱所能买到的土地所产生的地租；但是，在安全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除单纯的自然利息之外还必须加上一种保险费，这时候利息就会很自然地被提高到低于本金的某个高度。现在，如果英格兰的事情确实是这样，确实像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安全保证，所有的贷款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危险，并且贷款的手续繁琐，费用很高，那么，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候，都完全没有理由去限制利息，要知道这是违背世俗习惯的，除非制定这项法律的是贷款人，而不是放贷人。但是，制定违反自然法则的民事法律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在别的地方也说过同样的话，而且还就许多特别之处作了分析。）

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调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出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rent of stock）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和地主相对立。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踪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

“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历史记述”则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

6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样，休谟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

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

可是休谟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 “毫无疑问”，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休谟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还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在观察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个人的勤勉心。”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是描写贵金属价值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一般所说的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

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谟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1页）。

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论文《论利息》。

杜林先生教导我们： “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明显例证。

例如，休谟在论利息一文中开始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

这样，休谟在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整整100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

杜林先生说，“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

我们已经看到，休谟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

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一切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这篇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念念不忘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 “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

关于向国债债权人课税的困难，休谟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的。”

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 000英镑的巨额进款。

我们知道，休谟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辉格党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高得多的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贝特说： “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杜林先生说： 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为什么休谟在《批判史》中被捧得这样高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18世纪的杜林。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经济学家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尊重的休谟，被吹嘘成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而只有到现在为止对杜林先生的“划时代”的成就还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仍然忽视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