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与中西文化竞争 ---《道出于二》与《最后的儒家》读书笔记

    中国的近代史常常被认为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的，对于1840-1921这一段历史，中学的历史课本的叙事总体上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自1840年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屡次与列强交手失败后，清廷的有识之士首先意识到了中国在器物方面的落后，于是它们开展洋务运动，企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再到甲午战争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识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落后，于是发起了“戊戌变法”。最后因北洋军阀尊孔复古的举措让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国人思想观念上的落后，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来唤起民众的觉醒。传统的历史叙事,仿佛告诉我：趋新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主流，而守旧就是顽固，迂腐。而在读了《道出于二》和《最后的儒家》两本书后，我发现新旧中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能简单地拿先进和落后新旧两派贴标签。国家实体和文化内核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中西方文化客观上存在根本差异，也同样存在竞争关系。

    先从《道出于二》这本书谈起。

    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思想层面上看，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受到极大的挑战。从目光仅限于一国之内到突然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近代的中国士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变局显得有些匆忙不堪。一时间各种思想争相而起，思想界新人辈出，但是又均未形成持久的影响，社会思想的重心始终未能建立。就像章太炎说的那样“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戊戌变法后的短短二十多年，思想界新旧交替频繁迅速。从社会层面上看，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晚晴政策的影响，导致传统的“士”这一阶层的没落，新式学堂以及海外留学又造成了新知识人的产生，随着教育制度的变革，社会权势再次转移，知识人逐渐被边缘化，边缘知识青年兴起。思想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变革又相互作用，更加加重了过渡时代的混乱，但也一点点地影响着中国道路现代化的走向。总之，不管在思想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中间主干之位空虚，正统衰落，边缘上升是这个时代的总体特点。而这个过渡时代，又奠定了中国未来数十年发展道路的基础，以至于之后许多的道路选择，都可以在这个时期的新旧之争中找到影子。

    湖南的新旧之争，恰恰能够很好地帮人们了解新旧之争的本质。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一般认为新派即是推崇西学，引进西学，传播西学。而旧派则“顽固”坚持传统的中学，拒不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但是现实恰恰相反，被认为是湖南旧派的代表的王先谦、叶德辉两人，恰恰是新式学堂，轮船公司的倡导者，他们也同样是湖南初期的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并不轻视西方文化，而且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甚至比许多新派人物还要多。他们攻击康有为也并不是反对引进真正的西学。他们反康也主要是反其借西学的幌子蛊惑人心，最终扰乱了中学，如果按照康梁的做法，很可能还没有先学到中学就丢了西学的根基，最终闹了“邯郸学步”的笑话。湖南的新旧之争，反映了当时新旧两派的巨大分歧，那就是两者对内外之困哪个更为紧迫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引起内乱而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会先导致内乱然后招致外侮，从而亡国。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往往导致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产生差异，进而发生发文批评甚至是流血事件。

    新旧之争一直在持续，在文学革命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新派与旧派之分并不是那么清晰。文学革命的初衷是要向“引车卖浆者之流”的百姓普及白话，但实际推崇白话的群体却是边缘知识分子，文学革命理想受众与现实受众的巨大差异，也反映了那是思想和社会层面的状况。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士”这一阶层旁落，间接导致了边缘知识分子的产生。而新兴学堂制度不完善，又使得他们对中学尚不精通。边缘知识青年渴望建功立业，而白话文正好让他们得以与上层知识分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完美契合了他们的上升需求。另一方面，白话文既然拉平了普通人与精英的差距，就必然会挑战精英阶层的话语权。精英阶层虽然趋新，但却还受着传统身份阶层观念的束缚，他们在推行文学革命中还保留着阶层的区分性。边缘知识人为普通老板姓立言，但并不是大众本身。而普通老百姓对白话文的热情反而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高。这两点原因，共同导致了白话文运动虽然面向普通老百姓，但是受益的却是边缘知识分子，这使得文学革命偏离成为一种上层革命，反而加重了上层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疏离。同时期被认为是旧派代表的林纾，反而以翻译国外小说出名。从中我们看出，新派推新，但同时不免受到传统思想的限制，旧派守旧，但并不是完全拒绝外来新鲜事物。

    到了五四后期，课业与救国的价值选择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国难当头，是要学业，还是去救国？那时候的主要矛盾问题就是：救国必须要有学问吗？当时中国的局势，还容许学生静下心来求学吗？对于这个问题，老师与学生看法存在分歧。学生认为国家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以至于学生也必须参与到救国的实际行动上来。否则，亡国将近，亡国之后，学业便失去了价值。老师批评学生的罢课，认为学生最要紧的就是专心研究学问，以图将来更好地参与国家建设和发展。此时罢课，无益于改变现状，而且倘若罢课成为一种风气，学生们因为很多事都去罢课，那么他们的学业将会受到很大损失，同时罢课也可能成为一些懒惰者逃避学习的借口。双方的观点看起来都有道理，也都是处于对现实的考量。但是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后世的人们往往更加支持学生的做法，认为他们是新派，而将他们的对立面（部分老师）视作了旧派。但是我们根据史实能够清楚地发现新与旧的核心矛盾，无非是学生是否还有时间学习，双方的立场对立，也只是因为对局势的把握不同。如果仅仅以新旧给双方盖棺定论，未免太过于偏颇了。

    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冲击是这一过渡时期最基本的历史背景。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的时候，思想界本来并没有出现十分明显的分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口号，基本可以代表那时候思想界的主流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这一认识的历史背景就在于那时候的清政府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换来了数十年的和平，给了中国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机会。中国还有时间在传统中学引导下通过学习西方技术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几千年的士大夫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理念也使得当时的人们对中学有很深的自信。但是随着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破产，国家每况日下，民族灭亡仿佛就在眼前，思想界的人士普遍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紧迫性。时局的紧迫迫使思想界人士必须做出回应，否则国之将亡，犹在旦夕。在内外交困的强压下，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中，思想界逐渐产生了分歧。一些人士在中国对外事件的屡次失败中，逐渐对传统中学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中学在此时已无用武之地，必须要借助西学，才能富国强兵，以求挽救国家于危亡。如果国家灭亡，那么中国传统亦不能保。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如果全盘引入西学而否定中学，就必然会动摇中国的根基，中国还怎么称得上中国？破坏中学必然会导致人心大乱，国内将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失去了传统文化与民族记忆，完全采用西方来的东西，那么这必然也意味着国将不国，所谓国家不过沦为空壳，这在他们看来和亡国无异。前者是为“新派”，后者是为“旧派”。新派更关注的是国家实体的存亡，他们迫切需要提升国力来抵抗西方的侵略。旧派更关注的是中西文化的竞争，他们不想看到国家虽然存在但是已经改换基因。

    道出于二，并不草草地结束于五四之后，关于中西文化的竞争，一直持续。40年代时梁漱溟就曾经对中西文化的差异做过很细致的探讨。《最后的儒家》这本书中，就详细的探讨了他关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的看法。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并不简单是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人文类型，而是其根本的人文类型的差异：西方人的行为仅仅是由个人的物质私利决定的。由于它们认为人理所当然地只能按照他们的私利行事，他们自然创造了一种政治制度去制衡人们之间的私利，所以就产生了“自由”“民主”的概念。而中国社会则是基于道德伦理的，他本不靠外部力量去确保人们行为的正当性。梁漱溟心中的理想的中国传统，促使他认为西方的那一套理论体系搬到中国是不合适的。他还认为，“理性”是人类最本质的东西，西方人终究会认识到理想的中国传统才是伟大的。梁漱溟的观点，就充分体现了他对于中西方文化竞争的关注，从中也能看出他对于理想中国传统的自信。梁漱溟的现代化探索虽然大多都失败了，但是他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现代化的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的路，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从传统本身寻找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被迫与西方领导的世界接轨，从而被迫转向过渡，由传统的此岸，渡往现代的彼岸。然而，在巨大外部压力下的过渡，显得异常艰难。根深蒂固的传统和突然由封闭转为外向的现状，这两者共同导致了中国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混乱而仓促。戊戌变法时的康有为还是维新志士，但到了新文化运动时已经变为满清遗老；“五四”时学生眼中的旧派胡适，却恰恰是曾经的文学革命的主将。所以新派与旧派并不是对立的，他们恰恰相互交融，螺旋前进，共同促使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变革。而在新派与旧派的争斗中，中西方文化的竞争也在同步展开。理性看待当初新派的“全盘西化”论，或许能免于亡国，但说着ABCD，用着拉丁字母的中国人，究竟还能不能称得上是炎黄子孙，被全盘西化了的中国文明，是不是变成了西方文明的一个翻版？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百年前那场争论，奠定了中国之后的发展道路的基本方向。今天的我们应该庆幸，先辈们顶住了内外的巨大压力，既没有丢掉文化内核，又保存住了国家实体。而经历过20世纪中国几乎所有大事的梁漱溟，用他的现代化道路探索试图为国家指明方向。

    我相信，在危机与挑战并存，在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当代，道出于二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对于国家和民族前进方向的探讨，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