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景迁，《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 

一、 内容大要

雍正六年秋末的西安县城，陝甘总督岳锺琪在回到衙门途中遭人拦轿，并被那人送上一封题名要献给「天吏大元帅」的信，这封名称不寻常信，一如岳锺琪所料，同时也是他最担心的事，这是一封鼓动他遭反的书信。岳锺琪或许是出于上次类似经验，对此也诚实上奏雍正。雍正决定下令彻查此案，将涉案人士缉捕归案。经过调查后得知投递逆书者名叫张熙，而逆书作者是曾静，他受到反清晚明浙江反清人士吕留良的着作影响。因不满清政府的统治便要求张熙送信给岳锺琪，希望他以岳飞后代的身分谋反。

雍正收到逆书后大为震怒，并改变了他对此案的想法，因为曾静除了对皇帝为人为君大加挞伐外，还详述雍正的即位危机与其他阿哥的各种行径，以及满人入主中原的种族问题等，雍正决定逐一反驳，并对吕留良与曾静分别做出不同得处分：前者早已逝世多年，但雍正认为曾静是受到吕留良邪说影响，因此将其开棺戮尸、坐罪其后人与焚毁相关着作以示炯戒；而对于曾静则是在收押进京后，详加审讯并一一驳斥曾静的日记与文书的谬误言论，要求他悔过写下《归仁录》，并将这近一年来的审讯纪录与谕旨、官员往来的奏摺，编辑成一本《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刊行后也产生意料之外得效果，如一些文人想藉机倖进，或是官员反对书中部分内容。雍正还要求各地官员宣讲书中内容给百姓，同时也要求曾静、张熙等人到地方现身说法。

然而乾隆即位后下令重审曾静案，将曾静等人以大逆律处分，并将流传在民间的《大义觉迷录》销燬，以及停止宣谕，使这本雍正面对文人对他谣言与指控所辩护的书籍，从此在民间消声匿迹，同时这场奇案也伴随《大义觉迷录》的消失，沉寂了百馀年时间，直至清末因政治因素才在海外被发现后被革命党多加讨论以抨击清政府。

二、 评论分析与心得

本书作者史景迁，英文名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D. Spence，是西方着名汉学家，他的着作不以理论见长，反而是以生动的故事讲述历史事件，甚至有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个人编故事到最后一个人的美誉，其代表作有《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妇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着作等身。而本书就是作者透过大量宫中档案、起居注以及《大义觉迷录》的文本，还原出《大义觉迷录》书写、出版到最后被禁毁的详细过程，并且在其中细腻刻划各个人物的动机、心态，甚至是政治理念。

首先本书主要环绕一件发生在雍正朝与文人有关的文字狱案，即曾静、张熙案，或称吕留良案。一般来说清代的文字狱，大多与清朝为控制反清思想有关，且涉及对象包含书籍与人，不过若进一步从雍正初年的文字狱来看，隆科多案所牵连到的查嗣庭，因其诗钞中语多悖逆获罪；或是年羹尧案中，因年氏藏有的汪景祺的《西征随笔》，书中称赞年氏并讥讽帝王之家，雍正下旨将汪氏枭首示众，其馀亲人发配边疆为奴，并以此坐实年氏大逆之罪，从上述来看是因牵扯到政治斗争，而文字获罪则为一种打击政敌与扫除其朋党的手段。

但曾静或吕留良案奇特的点，在于雍正认为「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听之」 ，将此案以两种方式处理，一是将叛乱思想源头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着名反清文人的吕留良「无罪坐罪」，株连其后人并焚毁其书籍，希望藉此削减始终萦绕在入主中国的满洲统治者心中对于幽灵般排满意识的恐惧。虽然这样的方式与清代其他时期处理反清思想的方式差不多，但是手段更加残酷，因其株连到早已作古四十馀年吕留良和他的后代；二是雍正主动辩驳与批评曾静的错误观念，并将它出版成书，颁布天下并向百姓宣讲。不过根据Natalie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所说大多数的犯人都不识字，几乎是由他人为罪犯代笔，并且认罪内容有一定的叙事模式，所以犯人是用原先存在得叙述模板认罪，并祈求宽恕 。即便曾静是具有书写能力的知识分子，但曾静的说法无疑是符合雍正皇帝意图，作为今人能够看到的不是的原先想要造反的文人，最后受到皇恩教化心悦臣服，认为自己走向正确的道路，以前笔出悖逆语句，皆源自于之前的愚昧；反而是在两者权力不对等的情况，文人只能选择委屈求全的叙事模板，想尽办法让自己在浩浩荡荡的皇恩之下活下去，从这点来看文字狱对于思想控制无疑是清代政治阴翳的一面。

接下来讨论作者的书写方式，从历史叙事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连，连结到近年在史学界兴起的叙事復兴。本书是笔者继《追寻现代中国》系列与《妇人王氏之死》，第三次阅读史景迁的作品，前者因为是供给外国学生学习中国史的教科书，虽在叙事上着墨不比其他作品多，但作者也不妄加评价历史，只是陈述历史的过程；而后者则是透过《郯城县志》与小说构建妇人王氏所生活的清代华北地方社会，并以此贴近王氏死前当时的心境，而本书《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依旧保持史景迁一贯的写作风格，那就是将史料隐藏在流畅的文笔之中，或许是因为将史料译为英文后，再译回中文，原先的官方文书的特徵被鎔铸在作者对于事件的理解中，使得原先只存在历史档案中的当事人，能够像小说人物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此外，能使读者藉由史氏的用叙事所搭建时代背景，得以理解这件案子的事发经过，一如《史元》的作者海登．怀特所言 叙事的模式也可以做为理解历史的方法，同时赋予历史以叙事的过程，可以超脱单纯经验事实的功能。据笔者理解，就是透过叙事手法将史料铺陈到历史背景中，尤其是档案这种讲求功能性，并且同质性高的文本，不像史书一样具有重大的情节转折，所以将档案加上起居注等书，再以叙事方式呈现，则能使读者亦全视角度浏览历史发展的各个过程，而作者运用蒙太奇式的历史叙事手法的效果，则可以让读者拼凑案件的每个环节，也将案件中的人物重新建构出来，使其跃然于纸上。 

最后从档案性质与作者的文字功力的来看，是如同简体中文版译名一样是否为文人悲剧？则是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如果乾隆没有选择翻案，或是这件事情后续相关档案都遗失了，曾静或许在我们认知当中，就会拿着那笔财富置办田产，安稳度过馀生，而《大义觉迷录》则如同其他大多数古代书籍一样随着时间消逝在今人眼中，但是历史没有如果，这个案子的源头依旧会从一位湖南安仁县某地私塾的教书先生，使唤了一个人带着一封信前往那一条路上。

 

後記(時序上應該比上一篇 還要早一點)

這次波折起伏的公演終於結束了。12/5 落筆

再次意識到很多事只有身處在特定的情境之下才能夠理解。

在幾個演出完的幾小時之後，我本以為當下只是熱情突然澆滅，但後來我才理解，得把他聯想到的《暗戀·桃花源》的結尾（建議看電影版的，導演對於那段有藝術化的描寫），即使我只是短暫略過戲中人的生命片段，但回到現實的角色抽離感，卻仍然依舊。至於接下來該用什麼角色呢？這不是重點，我只知道如果沒有留下隻言片語，這段日子將會隨風消逝，一如20年暑假那位徑直奔向靠近普字樓攤位的少年，以及他當時選擇提起筆寫下的名字。

我發現我真的很會弄丟東西，就跟那一天一樣明明自己把書放在別的桌上，卻以為搞丟在師大，這一天也是，但我想這次也沒有必要找回來了。像是今年暑假挑一個怪日子的坦白與道歉。

我有一點想你了，老朋友 QAQ 12/16 

参考书目

一、史料文献

清雍正帝，《大义觉迷录》，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二、近人着作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着，温怡溢、吴家恆译，《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臺北：时报出版公司，2015)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着，邱辛晔译，《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

王汎森，〈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臺北：联经，2014)

冯尔康，〈围绕士人的矛盾和政治斗争〉，《雍正传》(臺北：台湾商务，2014)

陈国栋，〈史景迁与康熙皇帝的「自传」〉，收入叶高树主编《历史经典导读》（台北：五南出版，2019），页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