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王》系列全守护灵出典及人物履历百科：火鼠

·火鼠（火鼠，ひねずみ）

典故：

吉川广家的守护灵——火鼠，是一个没有原生典故的传说生物：其本身属于从西亚传入中国的火浣布传说的衍生要素，是火浣布传说不同版本的差异之所在，也即所谓“可替代选项”。因此，讨论火鼠的来历之前，有必要简要讨论“火浣布”这一物产的性质、传播和相关传说，其后才能对火鼠的各项细节进行比照和分析。

在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已获悉所谓“火浣布”就是石棉布。但从公元前数世纪人们刚开始接触石棉这种矿料开始，对石棉原料性质的认知就出现矿物、植物、动物三类说法，且随石棉纺织品在旧世界各地的传播而出现复杂的融合倾向；或有意或无意的风传层累其上，造成火浣布在中国日益成司空见惯之物、但其传说直至清季仍未得彻底祛魅的现象——卒于道光年间的俞正燮（1775-1840）言火浣布“亦常物”时，又仍秉持其由草根织成、“性纯阴”【1】的传统观点，就是此种现象的典型代表。外国汉学家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大概是最早注意到中国与亚欧其他地区都有类似传说并加以整理者，其梳理中国的火浣布传说著成《中国的石棉》（Asbestos in China）一文，收于其刊于1897年的《中国研究》（Chinese Researches）【2】；在此基础上，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撰文对火浣布及所谓“火怪”进行了详实考证【3】，之后的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在《中国技术科学史》中亦谈及火浣布【4】。借助上述文献，可对火浣布及其与火鼠的联系形成初步的认知。

在古典时代博物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前63-公元19）、普林尼（Pliny，23-79）等人笔下，石棉是一种产自塞浦路斯、印度等地的矿物，其纺成的手帕只需投入火中便可光洁如新、由其制成的灯芯不会燃尽【5】。显而易见，古典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居民拥有一定的直接获取石棉矿产地信息的能力，因此在“石棉是一种矿物”方面形成共识，只是对如何开采石棉矿并加工纺织不甚明朗——除普林尼提到石棉产于灼热无雨且毒蛇遍布的印度荒漠外，没有任何与石棉起源和性能有关的理论流传下来【6】。普林尼关于石棉产自印度的说法是较为准确的，只是所谓石棉产于被烈日灼烤的沙漠、所以能“活（vivere）在烈焰中”的说法，显然带有相当程度的虚构成分，仅能视作一家之言。与普林尼不同的是，石棉在希腊化的东方被赋予植物性质并冠以“树”的名号。此说最早见于伪卡利斯提尼（Peudo-Callisthenes）撰写的《希腊亚历山大传奇》（Greek Alexander Romance），书中提及北非古什王国的坎达克女王（Candace，*注1）宫中有间以不会被烧毁的“不朽之木”建造的餐厅，该书的其他手稿则将“木头”写作αμιαντων，即“石棉”【7】；这种“石棉树”的表达此后得到进一步传播，在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论调。

尽管火浣布原料随后被歪曲为植物，但没有人将它和所谓的“火怪”（salamander，现在多称“火蝾螈”）构建联系——在泰奥弗拉斯托斯（Theόphrastos，约前371-约前287）对当时流行的大众认知的转述中（其师亚里士多德也谈到蝇形火怪，但相关文段的真实性饱受后世研究者质疑），火怪是一种与蜥蜴类似的生物，其天性阴冷，身裹有毒的粘稠液体，在与其体格相应的火中逗留越久越能灭火。老普林尼也提到这种类似蜥蜴的火怪，称“除了大雨天气外，它从不外出；一旦天气恢复晴朗，它就又消失不见”，并补充了其身上有星形图案的细节，将“火怪入火不伤”的迷信说法归于波斯巫师。劳费尔推测普林尼所言为传入古代欧洲的波斯太阳崇拜的附赠品，认为这种火怪传说“肯定早在公元一世纪或二世纪就流行于埃及”，但至少在古典时代，火怪、火浣布乃至同样入火不伤的“不死鸟”（Phoenix）没有发生融合，没有任何希腊作者提到用动物毛制成的耐火织物【8】——毕竟蜥蜴也无毛可取。

在东方的阿拉伯作者笔下，转折和融合开始发生。从语源学角度而言，波斯语sālāmandirā和samandal、samandar等用于指代火怪的阿拉伯语都源自希腊语salamandra【9】；但东西方作者对这种动物的认知存在奇妙的差异，并且在阿拉伯-波斯文化区，火怪渐变成“印度和中国广为人知”的火浣布原料供应商。这类“动物起源型”火浣布传说中，火怪的造型在保留旧有的昆虫/蜥蜴说法的同时，还出现鸟类和类似貂鼠或狐狸两种说法。最早将火怪与不死鸟联系来的阿拉伯文献是10世纪的《印度奇事》（Adjaib al-Hind），书中称不死鸟生活在瓦克瓦克群岛（Wāqwāq Islands）的一座岛上【10】。虽然这本书将火怪称为“不死鸟”，但并未提及从其身上获取防火织物的事，不过后人显然吸收了此书的说法并加以阐发：叙利亚地理学家雅古特·本·阿卜杜拉·哈迈维（Yāqūt bin-'Abdullah al-Ḥamawī，1179-1229）提到石棉为鸟之羽毛的民间信仰，并描述了哈里发马蒙（Caliph al-Ma'mun，786-833）从印度国王处取得遇火不燃的samandal鸟皮一事【11】；另一位波斯地理学家卡兹维尼（Zakariyya' al-Qazwini，约1203-1283）则将火怪描述为能进入火中的鼠，但又强调这种分布在赫拉特以东古尔（Gūr）地区的动物只是外观像鼠、其实不然——上述两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叙差异相当有趣，两种说法分别在后来的欧洲和东亚形成主流，前者在大约10-11世纪经拜占庭和西班牙传入欧洲，后者则沿着被冠以“丝绸之路”名号的亚欧洲际海陆商道传入中国【13】。值得玩味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知晓石棉的矿物本质（例如，卡兹维尼在谈到鼠型火怪之外还谈到了矿物石棉），甚至已经开发出石棉质地的防火装备；而绝大部分中世纪早期的欧洲作者和元代以前的中国作家则执着于将石棉布归于鸟类或貂鼠类动物的皮毛——很大程度上和石棉在三个文化区的开发获取难度有关。

早期，火浣布非中国的原生物产，为周边政权以朝贡品形式少量输入。《列子·汤问》将火浣布传入上溯到周穆王（？-约前922？）征西戎之故实，言西戎献锟铻剑、火浣布，后者“浣之必投于火，布则火色，垢则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14】，东晋张湛注其典出已佚之《周书》。相同记载也见于张华《博物志》，“《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火浣布污，则烧之即洁，刀切玉如脂。布，汉世有献者，刀则未闻。”【15】考虑到《列子》之成书年代素有争议且素经整编，而张华《博物志》明确提及汉代曾有献火浣布之事，劳费尔认为《列子》中的火浣布记载极可能为汉代以后追补，反映了剑、布在汉代经贯穿中亚的陆上商路传入中国的事实【16】。

据传为西汉成书的《汉武故事》和葛洪（283-363）据西汉文献撰成之《西京杂记》，汉武帝宫中珍宝即有火浣布【17】；《后汉书·西域传》言大秦国“作黄金涂、火浣布”【18】；《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又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语【19】，唐章怀太子李贤引《傅子》桓帝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作单衣之传说，将“火毳”注为火浣布【20】，同一传说在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时亦有引用——这些记载表明，汉代确有“火浣布”传入，其主要来源有二，分别为大秦国和今中国西南之蛮夷部落。这一时期，火浣布仅作为朝贡体系的收获品之一偶见于史料，被视为神秘的稀世珍宝，汉地史家关注并渲染其神秘性，甚于其工艺原料；且随着汉末战火迭起，联通中原及周边地区的商路受阻，作为朝贡珍宝进献的火浣布沉沦为往日汉家荣华的幻影，不见实物的中原人士逐渐将火浣布视为荒诞不经的臆想之物，大多对火浣布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

有一个见于葛洪《抱朴子》、干宝《搜神记》的故事，充分表明了汉末中原精英对火浣布的看法：魏文帝曹丕对火浣布和锟铻刀不以为然，撰《典论》一文加以批判，以求破除迷信，结果及至西域遣使来贡，此二物赫然在贡品之列，盲目自信的文帝顿时颜面扫地。两版故事情节大体相同，葛洪提到布、刀两秘宝，文帝见到实物“乃叹息，遽毁斯论”【21】；干宝则大幅扩展了细节，称曹丕著文欲教天下人做事，“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明帝继位后更下诏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结果被西域所献之火浣布袈裟把脸抽肿，“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22】。《抱朴子》、《搜神记》二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料，细节或有添油加醋之嫌，但有两个真实可信的报告可侧证此故事的真实性——其一见于《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言景初二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寮”【23】，即齐王曹芳即位之初，西域献火浣布，于是在朝会上当众火烧、以验真伪。劳费尔认为“其意图可能是想把火浣布应用在军队中”【24】，不过黄景春将其视作“对其祖父否认有火浣布的一种反应”【25】似更为合理；其二则出自上述景初二年条注文，裴松之引《搜神记》故事为注后，提及自己于义熙十二年（416）随刘裕北伐，至洛阳时曾于太学亲眼见到典论石，但在庙门外并无所获【26】。无论如何，虽然魏晋之初的君主和士人对火浣布的存在多持怀疑态度，但中原局势的初步稳定使得西域进贡成为可能，火浣布也随之重新流入中国，并成为下一时期道家人士大加宣传的“昆仑神宝”。

汉代中国人相信火浣布确有其物，但其关注点仅停留于奇妙的避火性能；葛洪则是以道家思想和想象力探寻火浣布生产源头的第一人，首次提出了“火浣布源于动物”的观念。考虑到中古文献真伪和成书时间的争论，劳费尔认为，从作者可靠的《抱朴子》开始，3世纪末至宋代的中国作者对火浣布的认知达到与后古典时代欧洲与阿拉伯作者一致的水平，似乎证明火浣布原产地的传说随着商路一并传入了中国【27】。此阶段见于各类志怪小说和史书的火浣布来源说法有三：情节类似后世天女遗衣之说、皆称火浣布为神女所留的“神人型”；认为原料出自南方海域火山岛屿中一种不燃木的树皮或花朵的“植物原料型”；将白色火鼠视为原料来源的“动物原料型”。下表简要汇总了部分代表性的火浣布来历说法，可看出动、植物型两种说法占据了元代以前火浣布来历的主流，如《太平御览·火部》即引葛洪《抱朴子》，声称一共有三种火浣布，原料分别取自南海萧丘火山中的树皮、树花和白鼠毛【28】；除王嘉《拾遗记》以冰蚕丝造火浣布之说仅此一例外，多数“动物原料型”说法都是对火鼠故事的重复或转述；《搜神记》则干脆说昆仑山所有长于火中的鸟兽草木都能拿来制作火浣布，显然是时人对各种本土观念与舶来传说的大杂烩。

将火浣布传说中的动物原料生产商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多数的纺织原料提供者都是身披体毛的走兽，与阿拉伯和欧洲同类传说中占比甚高的鸟类或爬行动物说法形成鲜明对比；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异兽是一种生活在火山或火山上的不燃木树洞之中的鼠类（至少长得像老鼠）。不同作家对这种鼠兽的大小有所争论，有些夸张说法达到数百甚至数千斤，但作家们在其毛发的长度和光泽度上达成出奇的一致；此兽的颜色非赤即白，也有说法称其在火中呈赤色、离火则变白，《神异经》还提到这种火鼠遇水即死（不见于其他文献）。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火鼠传说明确提到以火鼠毛来制作火浣布、而非连皮带毛一起使用，这种观念随后延伸进正史记载，形成心照不宣的共识，如《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就提到隋炀帝遣使西域，于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新旧唐书及《唐会要》则皆载天宝年间波斯进献的以”火毛“织成的地毯。

目前没有火浣布由中国流入日本的明文记载，但10世纪中叶由源顺（911-983）编纂的汉文典故辞书《和名类聚抄》（亦称“倭名類聚鈔”，简称“和名抄”）中已出现引用《神异经》并言及火浣布的“火鼠”条目，可见至少在10世纪以前，载有火浣布及火鼠传说的书目当已传入日本。不过，《和名抄》只用两行的简短篇幅介绍火鼠及火浣布，真正令火鼠为人熟知的是吉川广家守护灵介绍页面提到的《竹取物语》；其成书于9-10世纪，是最早且最著名的提及火鼠的日本文学作品，加藤周一认为其作者至少满足通读汉文和熟识中国古典文化两个硬性条件，必是当时有能力接触唐国书目的高层文化精英（*注2）【30】。在这个故事中，辉夜姬向前来求婚的石作皇子、车持皇子、右大臣阿倍御主人、大纳言大伴御行、中纳言石上麻吕分别提出五个难题，其中对阿倍右大臣提出的要求即是找到唐国的“火鼠裘”（火鼠の裘、火鼠の皮衣）。故事之隐喻暂且不论，这里的火浣布并非以火鼠之毛纺织而成，而是以皮草形式出现，不过同样具有防火功效。从其“裘色绀青，毛尖泛金”（金青の色なり、毛の末には、黄金の光し），为天竺僧人（天竺の聖）携来、置于唐土边境之“西方寺”（西の山寺）【31】来看，火鼠裘源自印度（与学者们推测的古典时期火浣布产地大体一致），以奢侈品——“唐物”形式经唐朝海商售入日本，在表明其珍贵程度与获取难度的同时，也反映了律令时期贵族以皮草彰显身份的制度风尚【32】。

传承关系：吉川广家

吉川广家的守护灵介绍中，有“火鼠被认为是会出现在拥有挺身面对难题之意志的人身边并赐予力量的守护灵”的描述——务必不要被这句话误导。这个寓意确实很积极，且之后还提到“若是以坚定的意志来挑战这个难题，或许就会得到火鼠的帮助”；但介绍中半句话略过的《竹取物语》火鼠皮衣的完整剧情才是关键；如果将之与吉川广家的生平经历进行比照，就能或多或少体会出制作组对其明褒实贬的微妙态度。

在《仁王》中，通过引用《竹取物语》之典故，火鼠被赋予“破解难题”的寓意。这在某种程度上恰如其分，因为原著中“火鼠裘”确实是辉夜姬向阿倍右大臣提出的求婚难题，要想赢取美若天仙的辉夜姬，就必须克服交通阻碍，从唐土获取此等稀世珍宝——换一种说法，只要有火鼠就能得到火鼠皮，以此破解辉夜姬的刁钻难题、抱得美人归。但值得注意的是，到这里仅仅说了这段故事的一半，《竹取物语》中火鼠皮衣段落的完整情节是这样的：阿倍右大臣向唐国商人重金求购火鼠裘，唐国商人果真将“火鼠裘”交予右大臣，并言此物是请朝廷下诏方才够得，且自己还垫付一笔巨款，大加渲染此物之贵重和稀有；右大臣补齐货款后，持火鼠裘前去复命，辉夜姬将其投入火中验明真伪，不想此物直接被烧得一干二净，证明所谓“火鼠裘”不过是假货。志得意满的右大臣只能悻然离去，此事被好事者传开，沦为世人笑柄，从此将无法如愿以偿之事称作“阿倍无成”（阿倍なし/あべなし，与“敢えなし/あえなし”音近，直译为“没办法；想做什么也做不到”）。

审视完整的“火鼠裘”故事，可将其拆分为几个关键要素，即“欲求巨利”（迎娶辉夜姬）、“遇到难题”（要求找到火鼠裘）、“诉诸外力”（向唐国商人求购）、“以小博大”（重金购买无价珍宝）、“得破题之法”（得到火鼠裘）、“被证讹伪”（火鼠裘被烧毁）、“一事无成”。“求婚”这一交涉行为的奖品是“辉夜姬”本身，包括阿倍右大臣在内的五名贵族向辉夜姬示爱求婚，实质是意欲获得世间仅有的绝世美人并实现独占；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满足找到火鼠裘的交涉条件。这一物品本身产自唐土，无法通过阿倍右大臣的权势在日本国内得到，因此必须借助外力，即通过唐国海商之手收购；右大臣为购买火鼠裘两度豪掷巨资，证明想要得到最大利益所要付出代价之巨，但他自恃家财万贯，视购火鼠裘所耗之资不过小利，是为获取“迎娶辉夜姬”这一“暴利”的必然投资——阿倍右大臣求婚的整个情节，本质是一系列交易或交涉行为的嵌套组合，整个过程实际可看作一次投入极大但回报极高的豪赌或风险投资：“火鼠裘”是价格不菲的筹码或本钱，也是完成此次豪赌的必要关键条件；“辉夜姬”则是价值更胜火鼠裘的回报，足以吸引权财两全的右大臣为之挥金如土。然而，这场交易行为最终以失败告终，阿倍右大臣并未如愿以偿，尽管其本人的地位和财富并未受到显著影响，但其面子却丢的一干二净，“天下笑之”。

那么，这个故事与吉川广家有怎样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吉川广家在《仁王》中登场的时间。游戏主线关卡开头显示的时间并没有精确到日，仅透露威廉抵达黑岛是“庆长五年四月”，此后五月前往石见银山和安艺国严岛，渡海往大坂后经大和、山城、伊贺至远江，根据主线任务“背负之人”在地图上的图标位置来看，最终在远江国谒见德川家康本人；其中主线“潸然落雪”前往山城国本能寺时已是“庆长五年六月”，“秽土之城”前往江户城则是同年七月。首先应加以区分的是，游戏中威廉的行程动向是与正史有差异的。按照正史记载，威廉·亚当斯漂流到丰后国臼杵黑岛，是在庆长五年的三月十六日（1600年4月29日），谒见德川家康则是同年三月三十日（1600年5月12日）——简要言之，即游戏中抵达黑岛的时间是公历四月，之后的一系列魔改活动将谒见家康的日期推后了至少一个月，但游戏中关原之战的时间仍是符合阴历纪年的“庆长五年九月”（史实为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即公历1600年10月21日），强行将时间线圆了回来。在此不论历法换算和魔改的因素，单就威廉的行程可知，当他在中国地方与吉川广家进行交涉时，距离后来的关原之战仅有不到半年；结合CG中威廉、半藏与岛左近的初次见面，至少在游戏中的这个时候，石田三成已经在为关原备战开展外交行动了。这一特定时期，吉川广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关原之战中的站队问题。

实际上，从秀吉去世翌年（庆长四年，1599）开始，在丰臣政权分裂和家康独大的政局下，毛利家内部协调不均的混乱立场已愈发明显。从下述的领地变更问题和毛利两川的动向可看出，吉川广家作为毛利氏一门众的分家立场，使其决策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与奉公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即个人好恶与主家利益孰高孰低的问题。而很明显，在火鼠的守护灵分灵动画中，吉川广家将“守护毛利家”置于优先位，并提到一句“责难在所难免，但也只有胜者会遭受诽谤”，言下之意即是为维护主家毛利氏利益而唯胜利方马首是瞻——这便是吉川广家的破题法。广家作为毛利一门中主张接近家康一派的代表人物，在天下二分的战役中违背本家辉元西军总大将的立场，与东军重要人物黑田长政私下缔结维持毛利本家领土不变的密约，并得到德川氏重臣的联名担保。就结果来看，他确实押对了宝，东军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最终获胜——可以说，广家确实得到了破解难题所需的火鼠裘；从关原之战的全过程来看，在鹿死谁手尚无定论、预判赢家如同穿过关原的浓雾般艰难的战争之初，吉川广家拖住毛利军按兵不动的决策让西军无法按原计划展开攻势，让他成为了决定东军胜利的重要客观因素——这正是“火鼠本身就是难题的解答”的含义。

但是，这种绕过主君进行独立外交的行为在道义和法理上有违君臣伦理，属于“密室政治”范畴，并非正常的交涉行径，最重要的是，关原战后家康进行清算时，广家此前与长政缔结的密约未得承认，尽管广家等人奔走交涉，毛利氏总计8国112万石的战前领地还是骤然削至仅有周防、长门两国29万8千石的水平；且多少因吉川广家与德川东军暧昧不清的交涉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内，吉川广家及其后人在毛利一门众中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微妙地位。《竹取物语》中，阿倍右大臣走捷径、从唐国商人处重金购买火鼠皮衣，自认大功告成，但这块用于破解求婚难题的火鼠皮衣最后却被证明是虚假的伪物；因为广家的运作，安艺毛利氏怎么说也算追随了胜者，但与其预想不同的是，毛利氏的庞大领地却并未保住，曾在西国称雄一方的名门沦落为龟缩两国的外样大名，虽家门得以保全，但吉川氏却因私通之罪成为家内众矢之的，一度被视作毛利家沦落至此的罪首，连领地被视为“藩”都无法实现——广家真的得到了守护灵的庇佑吗？从他为了毛利氏私通东军、宁愿让出可能授予自己的防长领地给主家也要延续毛利主家来看，他确实拥有了面对难题的意志和付诸行动的力量；可他获得的“火鼠裘”货真价实吗？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玩味的结局。

“武艺高强的吉川元春，才智过人的小早川隆景。有这两位享有高名的仁王相助，毛利在西国变为最强盛、最大的势力。”

对应事件：“毛利两川”

西国名门毛利氏的历史可追溯至镰仓时期，不过最初并非纯粹的武士家族。毛利氏的血脉来源于源赖朝的智囊、镰仓幕府初代政所别当大江广元（1148-1225），后者出身的大江氏在镰仓时代前以学问著称，自律令时期起就是传承纪传道（紀伝道，最初为大学寮专讲中国史的科目，后与讲授汉文诗赋的文章道逐渐合并，为公卿传承的家学之一）的文人世家，出过人称“江帅”的著名学者大江匡房（1041-1111）；大江广元受源赖朝召请东下镰仓（*注3），参与武家政权的创立，大江氏受之影响开始呈现武士化倾向。广元四子季光继承了广元在相模国毛利庄的领地，以领地名改苗字为“毛利”，即毛利氏之祖毛利季光；在毛利家内部，按习惯将血脉上溯至神话中被派去与大国主神交涉、结果反被说服留居苇原中国三年不返的天穗日命（アメノホヒ），称毛利季光为第39代血脉传承人；出于对家祖的敬重及对血脉的彰显，日后的毛利氏多以“广”、“元”二字为子孙名字的通字，一直延续至今。

毛利季光日后因姻亲关系卷入幕府内乱，在宝治合战落败，一族中只有四男毛利经光因远在越后而得以身免。在同为大江氏分家、此时成为大江氏嫡流惣领（一族总长）的长井氏当主长井泰秀（大江广元次子时广的嫡子，亦称大江泰秀）的斡旋下，毛利经光得以保留越后刈羽郡佐桥庄南条和安艺吉田庄两处领地，祖传的相模毛利庄领地则转至长井氏手中；经光晚年将越后南条领地传给嫡子，安艺吉田庄的领地则由四子毛利时亲继承，时亲的九世孙就是在战国时期活跃非常的毛利元就。次子出身的元就幼年坎坷，在父亲弘元、兄长兴元和兴元之子幸松丸依次去世后，时年27岁的元就在家臣推举下继任家督，此后通过种种军事外交手段不断扩大毛利氏势力，使得毛利氏从一介国人众逐步发展为大名，在攻灭尼子氏后成为占据十国的西国最大势力；在此过程中，通过养子继承确立的独特政治体制“毛利两川”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所谓“两川”，即毛利氏的重要附庸力量吉川氏和小早川氏。起初，毛利、吉川和小早川都是彼此地位相近的安艺国地方领主“国人众”，元就通过迎娶吉川氏第12代当主吉川国经之女为正妻，与藤原氏南家出身的安艺吉川氏建立了亲密关系。天文十六年（1547），吉川氏第14代当主吉川兴经（元就正妻之侄）因统治失序而引发统治危机，其家臣迎元就次子元春为兴经养子，在勒令兴经隐居的同时以元春继承吉川氏家督之位，随后天文十九年（1550）在元就的计谋下，兴经及其嫡子千法师被肃清，藤姓吉川氏断绝，其家门为毛利元就的血脉鸠占鹊巢；另一边，出身桓武平氏的安芸小早川氏从13世纪初分为嫡流沼田小早川氏和旁支竹原小早川氏，后者的第十三代当主小早川兴景迎娶了元就兄长元兴的女儿，其于天文十二年（1543）年病殁，因膝下无子，便依据兴景夫人的毛利氏背景，于次年将时年12岁的表兄弟隆景（元就三男）迎为养子，继承竹原小早川氏家督。日后在元就等人密谋操纵下，沼田家当主小早川繁平于天文十九年（1550）被主君大内义隆勒令让出家督之位、隐居出家，由娶了繁平之妹的小早川隆景继承沼田小早川氏。原本分为两脉的安艺小早川氏重新合一在小早川隆景治下，桓武平氏流小早川氏的血脉彻底断绝。如此一来，毛利氏将有力豪族吉川氏和统领庞大水军（小早川水军，为沼田小早川氏所创）的小早川氏与自身绑定，形成嫡流次子和三子分别统领吉川、小早川家辅弼毛利本家的两川体制，从而使得统一调动三家资源进行争霸成为可能。元就在于弘治三年（1557）隐居，将家督之位传予长子隆元，在幕后掌握实权，为求三个儿子日后相互照应、共同兴隆本家而写下14条遗训（即“三子教训状”），这一史实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三矢之誓”（三本の矢）的依据。

不过，毛利元就在三子教训状中表露出明显的嫡庶差别态度。“毛利两川”只是将正妻所生不会继承本家的儿子拿去换家以壮大自身，对其他侧室所出之庶子则甚为轻视，因此后世反复提到两川制度之时，常忽略侧室所生的元就四子后来继承穗（井）田氏，以“穗（井）田元清”之名作为毛利一门众辅佐主家的事实；此外，尽管两川制度至少在天文十九年（1550）就得到确立，但在毛利氏势力尚未巩固、仍属安艺国人众盟主性质的当时，元春和隆景分别继承的两家实际上和毛利本家地位平等，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真正形成家臣主从关系是在毛利隆元成为安艺守、象征正式统一安艺国的永禄三年（1560），而“两川”之名的正式提出则迟至天正十三年（1585）才见于丰臣秀吉致小早川隆景的书信。

“石田与德川，责难在所难免，但也只有胜者会遭受诽谤……”

对应事件：岩国领主

吉川广家的选择及其后果有着非常复杂的渊源，不仅涉及毛利氏两川制度的实际运作问题，还牵涉到关原合战的经过、战后处置以及江户时期的幕藩体制；若追溯其根源，就会发现矛盾至少在丰臣政权时期已开始浮现。

作为家族式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毛利两川制度对本家与两川当主的亲疏有很大的依赖性。尽管两川制度最高目标是维护毛利家族这一集团的延续，但实际落实制度的是作为本家和两川当主的个体，这就衍生出一个问题：主事之权力多在三家之当主，若三家皆出能主且能齐心共事，自然无碍，但若三家当主彼此关系相对疏远或存在利益冲突，两川制度的实际运行就会大打折扣——最初的两川与毛利隆元皆为元就正室之子，具备相同成长教育背景的同胞兄弟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跨越家族利益冲突；但从三人的下一代开始，两川与毛利本家当主的关系就变成了拥有不同成长环境的堂兄弟，从此时开始君臣关系的约束力愈发强于血缘约束，且随时间代际推移越发明显，这就对本家及两川当主的个人能力和对各自职责的共识有更高要求。

另外，作为继任者而用心栽培、内政手段优秀的长子隆元于永禄六年（1563）先行离去，这一意外状况是超出元就起初构想之外的。隆元去世后，家督由其子辉元继承，此时祖父元就及元春、隆景两位叔父尚在，因此辉元的家中地位稳如泰山，对于父亲隆元应尽的义务则得以在长辈的监护和辅佐下继续履行；但在三位长辈、尤其是以贤明著称的小早川隆景去世后，两川拱卫本家的制度因继承者和领地问题开始出现不稳固迹象，造成下一代的两川与本家难以协调一致的状况。

隆景殁后小早川家的继承问题姑且不论，仅讨论吉川家。以勇武著称的吉川元春在天正十四年（1586）早逝，翌年继承家督之位的长子元长也在40岁的壮年病故。根据元长的推荐，吉川家督由三弟经言即位，后者改名后即吉川广家。广家本人倒不算庸才，其出征朝鲜时战功卓著，作为两川辅佐主家也算兢兢业业，得到秀吉的赏识，但从其父元春曾感叹其为“傻瓜”（うつけ）的传说来看，至少他的才能无法达到与父兄相提并论的水平。此外，叔父隆景死后以备后国三原城为中心的领地归属与毛利本家的继承人选问题纠缠在一起，暴露了广家与本家当主辉元之间步调不一致的问题。

辉元原本收养了叔父穗井田元清的次子为继承人，后者即毛利秀元，预计由其继承辉元家督一职；但文禄四年（1595）嫡子秀就出生后，辉元意欲让亲生子继承家业，转而追求让养子秀元成为独立大名支撑本家，为此就需要给秀元分配一块领地。当时丰臣政权五奉行的牵头人石田三成提出的方案是，将广家原先的14万石领地让渡给毛利秀元，作为补偿则把隆景死后返还给毛利本家的三原领地转给广家继承。但毛利家的三名当事人都不愿意：广家方面，毛利本家分给叔父隆景的全部领地只有不到7万石，三原领地则只有5万石左右，远不及广家本人的14万石（*注4），如若接受自然吃亏；秀元本人亦不太愿意接受广家拼拼凑凑的领地，希望得到长门一国的完整领地；家主辉元虽然同意将秀元安置在出云，但另有将备中国交给广家的打算。结果，直到秀吉去世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到关原之战的前一年仅决定将广家14万石转交给秀元，给广家的补偿则迟迟未决。其后，负责推进此事的三成在七将袭击事件中被迫下野，主导丰臣政权话语权的德川家康接管此事，最终满足秀元和广家的意愿，前者获封长门一国，后者领地则保持不变。究竟是于公对三成的执政效率抱有质疑，还是于私对其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不满，业已不得而知，但此次纠纷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广家倾向于德川家康、并最终在关原之战中与东军方缔结密约。

石田三成与德川家康的矛盾表面化后，吉川广家认为家康获胜几率更大，为此在对出任西军总大将的家主辉元和毛利家外交顾问安国寺惠琼保密的情况下，与同为毛利一门重臣的福原广俊、宍户元续、熊谷元直等多人共谋同东军要员黑田长政交涉。关原之战爆发前日（九月十四），吉川广家、福原广俊向黑田长政送去了保证毛利不参加战局的书简，并与家康的重臣本多忠胜、井伊直政达成协议、签署起请文，还获得了福岛正则、黑田长政的联名担保。在这封被收录至《毛利家文书》及《吉川家文书》的起请文中，广家、广俊二人保证向家康尽忠，强调辉元对家康并无疏远谋逆之心，并会向家康送达效忠文书，作为回报应确保辉元的领地在战后保持不变。

从德川家重臣处得到担保后，九月十五日便上演了有如黑色幽默的著名一幕：彼时代替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参加关原之战的是毛利秀元，其本阵部署在南宫山较高处，其下山之路为吉川广家的本阵所阻拦。秀元本人有较强烈的与东军作战的意愿，但早与东军暗通款曲的广家为拖住本家而始终按兵不动，使得毛利军无法下山加入战斗；面对前来催促的安国寺惠琼、长宗我部盛亲和长束正家等人，广家始终宣称待浓雾散去再行动，被堵在山上的秀元只能无奈地宣称“我军正在用膳”而无法出兵，留下“宰相的空便当”（宰相殿の空弁当）的后世典故。毛利-吉川军诡异的“静坐战争”加上另一边倒戈反攻的小早川秀秋部，连带着南宫山一带的安国寺、长宗我部、长束等部也因不明就里而选择袖手观望，毛利一门的怪异行径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走向，使得这场“天下二分之战”仅一日就落下帷幕，最终如吉川广家等人预估的一样以东军胜利告终。

原本按照广家的设想，毛利家并未在关原与家康正面冲突，战后应该能保住原有的领地，但家主辉元作为西军总大将的决意似乎超出了广家的预料。辉元在大坂发布了多封调动军队指挥作战的文书，这些文书被东军获得后，毛利辉元作为敌方总大将的责任将被一同清算。得知此事的黑田长政于十月二日将这一消息以书信形式转告了广家，并表明井伊直政等人正在为免除辉元的责罚与内府家康进行交涉。为此，广家、广俊等人为保留毛利家再度向家康低头，广家在十月三日致书恳请对毛利家手下留情。最终，家康在十月十日的回复中免除了对毛利辉元、秀元的追责，不过仅保留周防、长门两国29万8千石的领土。另据《吉川家谱》，当时作为内应有功的广家一度能得到周防、长门两国的加封，但广家在给家康的信中苦苦哀求，提到“主家贬斥而自己受封则颜面尽失”云云，最终将防长两国作为毛利家的领地保留下来；但上述书信并不见于毛利本家辑录的各类史料，且家臣获领地而不受、将之让予落难主君的说法，似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上杉家的经历，因此也有很多研究者怀疑此说为吉川家所编造。

家康建立起统制全国的幕藩体制后，毛利家在防长两国的领地成为了长州藩（萩藩）；长州藩的领地进一步分割，形成长府藩（毛利秀元）、德山藩（辉元次子毛利就隆）和岩国领（吉川广家）三支藩拱卫毛利本家统治中心·萩的局面。江户幕府承认岩国的大名地位，不仅允许广家建立自己的居城，还让吉川家在江户修筑藩邸，命岩国领主进行参觐交代。但是，或许是广家在关原私通东军之事被视作毛利沦落至此的罪因，毛利本家对吉川广家及其后人并不待见，长府、德山以及德山的分支领清末（秀元三男毛利元知）都被长州藩视作“支藩”，而吉川氏自始至终都是家臣，其治下的岩国只能算“领”，在长州藩内部低人一等，初代广家之后的二至十一代领主甚至未留下任何画像，造成岩国领在长州藩内与幕府一方地位不对等的尴尬局面；直至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正式承认岩国领地的藩国地位，第十二代领主吉川经干（1829-1867）才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初代藩主、并得以留下照片影像。

此外，秀元后来得知了广家与德川方交涉以拖住自己的事实，对此勃然大怒，在长州藩内与广家和福原广俊形成长期对立，并在庆长二十年（1615，*注5）幕府颁布各藩只能保存一座城池的“一国一城令”后主推了对岩国城的拆毁，后来秀元一系的长府藩亦与岩国领主家长期不对付，似乎是继承了祖先的耿耿于怀——不知广家晚年身居岩国一隅时，是否对自己当年自认为保全毛利家的“火鼠裘”有过些微悔恨和怀疑，认为自己也“阿倍无成”呢？

注释：

*1：古希腊语Κανδάκη（Kandake，拉丁文转写为Candace）原本是北非地区古什王国王室女性的头衔称号。拥有此称号者多为国王的姐妹，有几率嫁给国王并依据母系继承法继承王位，且拥有摄政权和自己的领地；但此称号被希腊人误解为某个女王的名字，故《希腊亚历山大传奇》中有此种表达。

*2：有说法认为《竹取物语》就是《和名抄》作者源顺所撰。此外亦有源融（嵯峨源氏源融流之祖）、纪贯之（《土佐日记》作者）、菅原道真等说。

*3：大江匡房是广元的曾祖父，据《古今著闻集》（古今著聞集）与《奥州后三年记》（奥州後三年記）等书说法，匡房曾向源义家传授兵法，后者正是源赖朝的五世祖。部分说法以此将大江氏与河内源氏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在义家时期的关系是促成大江广元参与镰仓开幕的原因之一。

*4：据《毛利家文书》天正十九年（1591）三月十三日秀吉颁给的领地知行朱印状，毛利家领有安艺、周防、长门、石见、出云、备后、隐岐七国及伯耆国三郡和备中西部共112万石的领地。按照《当代记》所载的庆长元年（1595）年伏见普请账明细，毛利家这112万石中，有6.6万被分给小早川隆景，11万分给吉川广家，各自享有1万石的免征役待遇。此外隐岐国亦为吉川广家所支配，广家实际领地为出云、伯耆各3郡，安艺1郡及隐岐一国，合计14万石。

*5：一国一城令颁布于当年闰六月十三日（1615年8月7日），当年七月十三日（1615年9月5日）改年号为元和。

参考文献：

【1】于石等校点，《俞正燮全集》，黄山书社，2005，p403。

【2】“Asbestos in China”, in Chinese Researches, section Ⅲ, 1897, pp. 141-154.

【3】“Asbestos and Salamander, and Essa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in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16, no. 3, 1915, pp. 299-373. 此文已由芮传明译为中文，以《火浣布与火怪靠——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为题刊载于《欧亚译丛》第七辑，参见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译丛（第七辑）》，商务印书馆，2023，pp. 100-157。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

【5】Fernand de Mély, Les lapidaires de l'antiquité et du moyen-âge. 3, Les lapidaires grecs : traduction, 1902, p. 14. 参见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03、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pt6k63561757/f101.item.zoom。

【6】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06。

【7】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08。

【8】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16。

【9】Fritz Hommel, Namen der Säugetiere bei den Südsemitischen Völkern, 1879, p. 33.

【10】Louis Marcel Devic, Livre des merveilles de l’Inde, 1878, p. 172.

【11】Gustav Weil, Geschichte Der Chlifen, vol. Ⅱ, 1851, p. 253.

【12】Fritz Hommel, Namen der Säugetiere bei den Südsemitischen Völkern, 1879, p. 338; Atmaram Sadashiv Grandin Jayakar, Ad-Damīrī’s Zoological Lexicon, vol. Ⅱ, 1908, p. 80.

【13】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23；方诗铭，《火浣布之传入与昆仑地望之南徙》，1945。

【14】《列子·卷五·汤问》。

【15】张华，《博物志·卷二·外国》。

【16】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10。

【17】鲁迅，《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p224；《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p99。

【18】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19】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论曰：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又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外门。……”

【20】范烨编，李贤等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火毳即火浣布也。”

【21】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魏文帝穷览洽闻，自呼于物无所不经，谓天下无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论，尝据言此事。其间未期，二物毕至。帝乃叹息，遽毁斯论。”

【22】干宝，《搜神记·卷十三》：“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闲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裂，无含生之气，着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人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23】《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24】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11。

【25】黄景春，《中国古代对火浣布之认知史考察》，2010。

【26】裴松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注：“……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不然。”

【27】劳费尔，《火浣布与火怪考——中国和希腊之民间传说研究》，p129。

【28】相同记载亦见《守山阁丛书》卷七十四《纬略》卷四。奇怪的是，虽然《太平御览》和《纬略》都将这段文字归于《抱朴子》，但现存可考的《抱朴子》中实际查无此文：《内篇》只有《论仙》提到“萧丘之寒焰”，以及《杂应》中谈论“不热之道”时提到以“萧丘上木皮”与“五月五日中时北行黑蛇血”制药之法、谓之“少有得合之者也”；《外篇·广譬》则有“朱飙铄石，而不能靡萧丘之木”之语。

【29】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p492。

【30】加藤周一，《日本文化史序説·上》，筑摩书房，1999。

【31】堀内秀晃、秋山虔校注，《竹取物语•伊势物语》，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7，岩波书店，1997。

【32】郝雯、段笑晔，《从“火浣布”到“火鼠裘”——丝路文化在《竹取物语》“求婚难题”中的“神秘性”构建》，2019。另，本文旨在讨论火鼠形象的传播、而非火浣布的认知变迁，因此尽管马可·波罗对火浣布原料的矿物本质有非凡的见解，他的时代和著作并不在本篇专栏的讨论范围之内。关于蒙元时期中国本土的石棉矿开发以及马可·波罗的证词，可参见《元史·卷六·世祖本纪》、《马可·波罗游记》及劳费尔、黄景春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