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成康时期的征战与疆域

成王时期的征伐与拓土

     周成王时期的开端，处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场景之中。周武王克殷后施行的“偃干戈，振兵释旅”的安抚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武王驾崩，年幼的成王继位。受封管理殷故地的武庚即起兵作乱，而负责监视殷商遗民的三监也因对周公辅政的不信任而不服从其号令。此时，洛水畔的成周尚未营建完毕。周人在关东地区几乎丧失了所有支撑点，想要平息动乱需要一场难度更胜于武王伐纣的“二次征服运动”。

    然而不同于今天的大多数说法，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三监很可能只是不服王命，而并未与武庚合流。这就给了周公一个在军事准备完成之前通过和平争取的方式来分化削弱敌人的机会。因此，《竹书纪年》称“武庚以殷叛，周公出居于东”，周公在发兵前东行劝谕诸侯，根据后事推断，其或许成功使霍叔按兵不动，并争取到了豫南地区诸侯的支持。

   然而不同于今天的大多数说法，根据《竹书纪年》记载，三监很可能只是不服王命，而并未与武庚合流。这就给了周公一个在军事准备完成之前通过和平争取的方式来分化削弱敌人的机会。因此，《古本竹书纪年》称“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周公在发兵前东行劝谕诸侯，根据后事推断，其或许成功使霍叔按兵不动，并争取到了豫南地区诸侯的支持。

    成王二年秋，或许是军事准备已经充分，成王即以“奄人、徐人、淮夷入于邶以叛”（《古本竹书纪年》）为由，下令周公出师平叛。王师进兵神速，很快便控制了在当时黄河南岸的管蔡两国，霍国这很可能未经抵抗及表示臣服。随后，王师并未直接进攻武庚盘据的朝歌。而是继续挥师东进，控制了在今河南濮阳地区的东、韦等地。而此时作为武庚后援的东夷联军驻扎在朝歌东北方的邶地，其目的或许是有意让殷商遗民先消耗周军再投入决战。但王师率先控制了邶地的东南方，切断了其退路随后再北上发动进攻，叛军大乱，全线溃败，即“临卫政（攻）殷，殷大震溃”（《逸周书·作雒》）。

  周公遂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然而继续东征奄国的军事行动依乎却遭遇了挫折，未能在成王三年的军事行动中平定奄国，仅消灭了其附庸蒲姑国便暂时班师。在同一年，周公将其六弟康叔封改封到原殷商王畿地区建立卫国，并将“殷顽民”七族迁移到卫地，以便加强周人对东方的统治。而周人对奄国的最终征服，则要等到下一年——成王四年。《古本竹书纪年》中这样记载这段历史：

    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姑。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另据战国末期《韩非子》中的记载，殷商旧臣辛甲曾向周公提议：“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奄）服矣”，兴许周公听取了他的建议，“王师伐淮夷，遂入奄”（《古本竹书纪年》）。周人先调转矛头南下击败了奄国的同盟淮夷，后挥师北上，终于攻克了失去援军的奄国。不久之后，周公长子伯禽即以“殷民六族”受封于原奄国故地，建立了鲁国。

    此外，三监之一的霍叔处所受处罚较轻，仅被暂时废为庶人，三年不得问政。其封国霍国却得以保留，这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霍国处在晋南地区，起到了捍蔽洛邑的重要作用。成王八年，唐国（今山西翼城县）内乱，周人趁机攻灭了这个“尧帝放勋”的古老王国。姬诵将其地册封给自己的弟弟唐叔虞，建立了唐国，并在今陕西韩城筑城以为策应。唐叔虞其子燮改国号为晋，与同在晋南地区的魏、霍、韩等姬姓诸侯国一同拱卫王畿。然而在霍国以北，已非当时周人教化所能及之地。在今太原地区有北唐国，虽臣服于周，但却已是戎人之地了（《逸周书·王会》：“北唐以闾”，孔晁注：“北唐，戎之在西北者”）。

    更往西去，在今日甘肃境内，与西周同时代的土著文化有湟水、洮河的辛店文化及洮河、陇山一带的寺洼一安国文化。两者都有长远的新石器文化传统，其主人当是羌氐 。西周文化侵入陇右的考古学证据颇为众多，其中最重要者是陇西的西周居住遗址，及灵台与平凉两县的数十座西周墓葬。灵台遗址有不少西周青铜礼器出土，车马坑似为燎祭，然后埋入车马。出土的兵器，构造奇特，不见于别处。青铜短剑，有形状奇特的剑鞘、缕孔、饰牛、蛇和缠藤。铸虎纹的戈也为西周时代所少见。灵台墓葬的时代是西周早期及中期，即康王至穆王的时期。灵台居泾水流域，应是周人可以到达的地区，西周遗址的礼器，均为常见之物。但虎纹、燎祭及纹饰奇特的剑鞘，凡此都已带异文化的色彩了。墓中出土的玉石人形，一件裸身站立，发髻如盘蛇，饰虎头；另一件发上有带歧角的高冠。二者都不是周人的发式。原报告人以为奇特的兵器为了处死战俘，而玉人则是异族俘虏的形象。无论如何，这些异族色彩的存在，至少说明了灵台已是周人与异族的接触点，应是周文化领域的边陲了。虎在羌人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灵台器物多虎饰，可能即因接触最多的异族是羌人之故。

 

 

康王时期的对外征战

    周成王在位22年驾崩，康王继位后不久便昭告各诸侯国，要求整顿军备，即“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尚书·周书·康王之诰》）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康王姬钊的这番准备是极为正确的。在其在位的中期，东夷集团曾向周王朝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战略进攻，或许是由于周人讳言败事，此事并不见于《竹书纪年》等相关史料，仅散见于各类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之上。其中叙述较为完整的是1930年在河南汲县出土的“小臣簋”，其上铭文记有:

“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市夷，唯十又二月，遣自师，述东，伐海眉，雩厥复归,在牧，伯懋父承王令易征自贝⋯⋯”

    这里出现的“伯懋父”，一般认为指的是卫国的第二任封君 “卫康伯”姬髦。姬钊委派其率领驻守成周的“殷八师”东征，一方面体现了当时诸侯与周王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东夷联军兵势正盛，紧靠东部的齐、鲁等诸侯国难以抵挡，才被迫征调殷八师交由卫侯东进与之决战。春秋时期徐国大夫容居在吊唁邾国国君姬娄时，就成追忆历史道：“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即指此次徐国等东夷联军西进渡过黄河一事。然东夷集团虽前期进展顺利，但毕竟缺乏长期稳定的后勤和援军支持。 在姬髦指挥的“殷八师”加人战斗后，东夷联军便逐渐开始后撤。周人在转入全线追击之后不断增兵。周公旦次子、伯禽之弟君陈统率驻守镐京的“宗周六师”也加入了战斗，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尽管此战旷日持久，但通过这场最终大败东夷集团的战争，掠夺而来的大量财物和人口也给周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红利。据大盂鼎的铭文记载，在康王二十三年，仅是鼓励宗室武臣南宫盂应效仿前辈、效命王室，姬钊便一次性赏赐给其官吏4人、驭手等奴役659人、俘虏的东夷王臣13名、夷众1050人之多。足见在此次征伐东夷中获得的俘虏和战利品之多。

      而据清道光初年出土的小盂鼎记载，南宫盂于康王二十五年率部北伐鬼方，取得了“执嘼三人，只馘四千八百十二馘，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口口匹，孚车卅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小孟鼎铭文》）的丰厚战绩。姬钊对其颇为欣赏，再度赐予重赏。

    盂征鬼方，有如此大的战果，可知由商代以来即是北边强族的鬼方，颇受重创。据考证，商周时期的鬼方，或为在今黄河西侧陕北地区发现的李家崖文化（此说法本人未考证，具体分析参见本站史图馆无骨大佬的“商周风云”第五集），而据此推断，南宫盂北伐鬼方所率领的军队应是“宗周六师”，周军取得了斩首近五千，俘虏过万的战绩。侧面反映周人此次作战出兵规模当至少在万人以上，西周前期周人在宗周地区的军势之盛，可见一斑。

 

    在北方，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不能晚于晚商，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上限不能早于中周晚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国的西周文化时时侵入。自1955年马厂沟出土商周铜器窖藏以来，至今在其附近已另有十余处发现，分布遍及辽西，跨过辽河两岸。西周早期铜器主要是喀左出土的几批窖藏，时代都不晚于康王。西周在这几个地点的大族，显然都与北京附近燕国有关。器物形态以中原作风为主，又表现若干地方特点。抚顺新民一带的墓葬，也有若干铜制刀斧及车马器出土，大都是西周早期形态，也有未见于中原的甲饰。辽宁铜器大都能与北京附近出土的西周早期铜器相比。陶器以红褐色为主，三足器甚发达，凡此都表现接受中原文化影响，但仍保持地方特点。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辽宁夏家店上层文化却呈现了强烈的独特作风。青铜短剑不仅量多，而且具有当地的发展方式。一般认为这批青铜短剑遗存的族属是山戎与后世的东胡族群。整体来说，辽宁的西周文化分布，大约与周初燕侯克建立燕国有关。到西周晚期，地方特色增强，相对的，中原的影响就比较不很突出了。

    河北方面，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在北京一带，但燕国的中心也在这一地区。黄土坡燕国墓地出土了不少铜器，证实了燕在这一带确是中原文化的中心。昌平白浮村的三座木椁墓中出土了若干鹰首马首的青铜短剑(图34)，则又是此地中原文化受草原文化影响的证据。这一现象说明周人在当年燕国的地区，只移殖开拓了冀北燕国城邑附近。西周的政治及文化影响，大致均为点状与线状的发展，以今天的北京为中心，西到山西蔚县，东延到辽西大凌河一带（辽宁地区周文化的发展或也与箕子朝鲜的建立有关）。

 

    在南方，湖北黄冈蕲春毛家咀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是西周前期的一个重要遗存。遗址面积达5000平方米以上，有二百余根起支撑作用的木柱纵横分布。并发现木板墙、木梯，及储粮的痕迹。出土遗物则有铜器、陶器、漆器，以及卜甲卜骨。这个遗址，以其规模及内容言，当是周人在江汉地区的一个据点。

    西周中期，有固定的派官员自蔡地出发，巡查淮上诸侯并索贡，后返回蔡国的制度。而共王、孝王时期能有此威势，自然是由周初以来列代经营的后果。至于周人经营的路线，大约以蔡为基地，监督淮上，以吕、随（曾）等国为基地监督汉上。成周则是两线的后方支援。

 

   

    总的来说，西周成康时期，周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四至，大抵西到今甘肃灵台县的密地，东达今山东临淄和辽西大凌河以西。北境则是辽西凌源--北京，并向东南方向延至河北邢台--山西霍州一线。南疆则较为模糊，但今河南省的淮河两岸，以及今湖北省的随州、襄阳两地，即随、唐（姬姓，周成王时改封于南土）、邓等国应当处于周王朝较高程度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