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城镇篇
（上）｜都市沧桑_大河之北
从距今约4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城址邓槽沟梁，到华北平原最古老的城市邢台；从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古城址邯郸赵王城，到被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典范”的邺城……千百年来，燕赵大地的城市文明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古代城市的先声
张家口大境门。 通讯员陈亮摄
>>河北最古老的城
2020年9月22日，秋分。塞外山城张家口，已有些许寒意。
上午10时，天朗气清，崇礼区高家营镇大水沟村西侧阶地的考古作业现场。
“看！那就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距离这儿的直线距离也就六七公里，开车最多10分钟。”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崔英杰站在一处高坡上，往西南方向指了指。
“自古以来，大境门就是扼守张家口的北大门，而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可以说是‘最早的张家口’。二者距离这么近，你说是不是巧合呢？”崔英杰神秘地笑了笑。
大水沟村仅有的几十户人家，还是20世纪90年代从别处搬迁至此。为什么这里能被称为“最早的张家口”呢？
“长期以来，提到河北建城时间最早的城市，考古界比较公认的是拥有3500年建城史的邢台。但最新的考古挖掘越发清晰地表明，位于崇礼大水沟村周边阶地上的邓槽沟梁遗址，建城史可以上溯到约4200年前。”崔英杰介绍。
通俗地讲，邓槽沟梁遗址就是河北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
这是一个足以改变人们对河北城市发展史认识的新发现。
崔英杰和邓槽沟梁遗址的第一次相遇，是2014年年底。当时，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邓槽沟梁遗址被当地文物部门发现并上报。受学院委派，崔英杰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经过初步考察，他判断，这里是一片新石器时期遗址。
2015年，崔英杰带领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学生开始了对邓槽沟梁遗址的试掘。
石护坡、灰沟、夯土墙基、房址……随着发掘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遗迹开始超出了普通新石器遗址应有的内容，在崔英杰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座新石器史前城的模样。
对于新石器考古已经许久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河北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2017年5至11月，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考古所、崇礼区文广新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勘探与发掘，对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也同时展开。
新的发现不断印证着崔英杰的判断：考古队挖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器及少量的骨器和蚌器，采集了大量动物骨骼及土壤样品。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发现了多段夯土墙基、多座房址和多个灰坑。这些夯土墙基，正是当年的城墙遗址。专家们根据墙基遗迹推测，当年的城墙沿山梁而建，呈不规则形状，城内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
“在古代，‘城’和‘市’是两个不同概念。‘城’是指城邑四周的墙垣，而‘市’指的是交易场所。”崔英杰解释，“早期人类出现时，只有聚落，没有城。在考古工作中，只要一个遗址有范围确定的城墙和城内的一些高规格建筑，基本就可以认定其为城。”
这里，真的曾经存在一座城。而且，是河北迄今发现的第一座史前城。
对部分出土器物的精确测年结果显示，邓槽沟梁遗址的年代跨度也令人惊讶——从距今8000年前到距今4200年前。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大部分阶段。
即便在历史的长河中，4000年也绝不是一个短暂的概念。邓槽沟梁的文明延续为何如此长久？
研究发现，邓槽沟梁文明的延续并不是单一变迁的过程，而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目前的挖掘结果显示，位于邓槽沟梁遗址文化层最下层的文化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这些遗存包括一些方形石灶、肩石锄、圆形磨棒及筒形罐，还有在房址中埋人的现象——这些文化遗存和文化现象，和同一时期的北方兴隆洼文化高度相似。
在邓槽沟梁距今约6000年到5000年前的文化层中，考古工作者们则发现了大量彩陶——这些彩陶和同一时期的石家庄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十分近似。
而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邓槽沟梁遗址发展晚期，面貌又与位于其正西方位约200公里外的内蒙古老虎山文化极为相似——正是在这个阶段，遗址中的城墙夯土基址、夯土台基、白灰面房子等大量出现。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城出现了。
“早期受来自北方的文化影响，中期受来自南方的文化影响，晚期又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影响，邓槽沟梁文化的延续发展过程，堪称一部史前文明交流史。”崔英杰认为，这也是其文化延续如此之久的重要原因。
“邓槽沟梁遗址的文化变迁说明，地处京、冀、晋、蒙四省交界处的张家口一带，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认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大自然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就悄悄埋下了伏笔。公元1644年，在张家口市区北端，万里长城中的一座关隘拔地而起。它，就是大境门。
作为扼守张家口乃至北京的北大门，大境门自建成起，便成为连接边塞与内地的交通要道。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和来自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瓷器、白糖在这里交易买卖，大境门成为我国北方国际贸易的内陆口岸。
虽然时间已过数千年，但从邓槽沟梁到大境门，文化交流中心的位置却仅挪动了几公里。
“这是巧合吗？”崔英杰笑着，又问了一遍。
邢台市区航拍。邢台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都城，有3500年建城史。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从山前到水边
“谈到河北的城市发展史和古城，首先绕不开的就是邢台。”
面对着一张河北地图，河北省建设厅原副巡视员、高级规划师刘运琦把手指向了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的邢台。
“3500年前，商朝第十四任君主祖乙迁都于邢，邢台因此成为华北地区最古老的都城，也是中国北方最早形成城市的地区之一。此后，层层叠压的夯土、灰坑，直接记录了古城历经秦、汉、唐、明多个时期的信息。”刘运琦说，邢台也因此长期被史学界誉为黄河以北地区“第一城”。
为什么是邢台？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邢台，地处太行山东麓，古黄河下游，太行山东麓洪积平原最早出露，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因此成为人类早期聚居生息之地。
邢地土肥水丰，百泉竞流，故称“井方”。邢人凿井筑邑，后来合“井”“邑”二字为一字，这就是“邢”字的起源。
《竹书纪年》记载：“甲辰九圯，祖乙徙都于邢。”《史记》中，也有“商祖乙迁于邢”的记载。如今，随着邢台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人都对邢台古城最早的形成过程耳熟能详。
“但有一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那就是祖乙迁邢之后的第二次小规模迁徙。”刘运琦说。
根据记载，祖乙迁邢次年，邢地遭山洪冲击。于是，祖乙率领商王室贵族再次作小范围近距离迁徙，并于5年之后，大兴土木建城。
根据专家考证，这次小规模迁徙的距离并不远，大概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这次迁徙的意义却很重大。
“当时，位于山前平原地带的邢台频发水患，祖乙经过考察，最终选择把城址迁到了富水区附近的一处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地之上。”刘运琦解释。
2020年10月21日，邢台市信都区。
达活泉公园内层林尽染，湖畔点缀着亭台，远山近水与城市融为一体。
这里，是河北面积最大的城市内公园。公园内的达活泉，更是邢台地下泉群中的重要泉眼，开凿历史可以追溯至汉光武帝时期。历史上，这里曾经“水涌百穴，甘露争溢”。
根据考证，达活泉以及其他地下泉群集中分布的邢台市区西部地区，就是祖乙第二次迁徙最有可能的落脚地。
在亿万年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中，发源于太行山的各水系由于地势高差，从太行山中挟带泥沙，向东奔涌而出，一个个冲积扇在山前堆积。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源正适合先人们在此聚居生息。
从最早的人类聚落出现，到最早的古城、古都的孕育……沿着太行山东麓平原，一条人类文明走廊逐渐形成。
许多可以上溯到早期历史阶段的商周两代的县城，几乎无一例外地沿着太行山东麓这条早期文明走廊密集分布。
时光跨越千年，大量古都、古县历经朝代更迭留存至今。
“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和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曾共同评选过中国‘千年古县’。”刘运琦介绍，入选标准包括置县1000年以上，专名沿用千年以上或者历史上有短暂变更但又恢复使用至今。
评选中，河北省有20个县入选，“千年古县”数量仅次于山东，位列全国第二。
涿鹿、滦州、涿州、定州、灵寿、元氏、赵县、武安、魏县……细数河北“千年古县”可以发现，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位于太行山东麓或燕山南麓山前平原或山间盆地。
然而，在这20个“千年古县”里，有一个县既不位于太行山、燕山山麓地带，也不位于山间盆地之中。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它甚至有些远离文明最早发源的山前地带。
它，就是地处河北省东南平原腹地的衡水武强。
2020年5月20日，小满。
武强县街关镇周边的耕地上，金黄的麦粒已经饱满，麦收即将开始。
这片如今位于武强县城西南与深州、武邑交界的区域，在历史上数百年的时间里，曾经一直是武强老县城所在地。
沿街关镇洛湾村由南往北直至县界，有一条时断时续的古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溃水堤。如今的溃水堤大部已经被庄稼覆盖，偶有幸存残堤，长度仅有数米，远看犹如一段段小土丘。
清道光《武强县志》载：“古堤，县治四面皆有，相传为宋杨延昭决水灌河而筑。”
根据考证，溃水堤在武强县境内长达15公里，犹如千里平原上的一道水长城，故又有长城堤之别称。
水，正是武强区别于其他千年古县的关键词。
“如果说其他大部分古县形成都离不开‘山前’这个关键词，那么武强则离不开另一个关键词——‘水’。”武强县退休干部、文化学者刘金英告诉记者。
武强一带早期文明和水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东周时期。
2004年4月21日，武强县北代乡杜林村村南。
一个独木舟在村民取土时被偶然发现。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取样进行碳14检测后，确认其年代为距今2537年（±39年）的东周时期。
“发现东周时期独木舟，在整个河北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刘金英表示，这次独木舟的出土，证明早在2500多年前的东周时期，武强一带就有了人类活动，且当时的武强一带水网密布。
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武强境内的水资源一直十分丰富。从战国时期到明清时代，滹沱河、漳水、滏阳河、龙治河、朱家河等多条河流曾长期同时流经武强境内。
“从3500年前太行山前最早的古都邢台，到因水而兴的千年古县武强，恰好反映出河北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最初的文明、聚落、古城在山间及山前发源、兴起，随着河流的延伸和平原的向东堆积，逐渐延伸、扩大。”刘运琦分析。
位于平山县的战国中山国遗址航拍图。河北日报记者 田明 赵海江摄
>>浓缩的古代城市规划史
2020年10月1日，石家庄。
河北省博物院南区二层“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区内，一件其貌不扬的文物静静躺在玻璃展柜内。
这是一块遭受过火烧和压砸的长方形铜版，2300年的光阴在它本已凹凸不平的身上漫漶开斑驳的青色铜锈。
这就是错金银铜版兆域图，如今世界范围内已知最古老的建筑平面设计图。
“1977年秋，古中山王陵1号墓的发掘进入尾声。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版，连同这块铜版的一些碎片，拿到了我跟前。”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古中山国考古亲历者、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对兆域图出土记忆犹新。
经过修复和认真研究，专家们确定，这是一幅王陵的建筑设计图，它的价值体现在很多方面。
“兆域图上数字注有38处。这是世界发现最早用数字注记表示的地图。”刘来成说。
此外，通过将测量兆域图上标注的长度和兆域图图示的实际长度进行测算，专家得出，兆域图的比例尺为1∶500。这个发现，将我国用比例尺画图的历史提前了6个世纪。
“兆域图的发现，说明当时的河北以及周边地区，在建筑设计方面已经出现程式化、制度化的规划设计图。”刘来成表示。
兆域图的发现，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当时河北在陵墓建筑设计规划方面的领先地位。
而差不多在同一时代，河北南部建起的一座宫城，则显示了河北在古代宫殿设计领域的高超技艺。
古中山国遗址往南约240公里，邯郸市区西南，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遗址。
这就是战国赵王城遗址。遗址周围，高达数米的夯土城墙蜿蜒起伏。遗址内部，是布局严整、星罗棋布的建筑基台，四周有多处城门遗迹。
赵王城建于赵国迁都邯郸前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古城址，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战国邯郸城由赵王城（宫城）和大北城（居民城、郭城）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1887.6万平方米。其中，大北城的面积达到15平方公里——比1970年时的邯郸城区面积还要大。”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郝良真介绍，而经过合理规划、严谨设计的赵王城，则代表了当时宫城设计的最高水准。
赵王城由东城、西城和北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布局，属于统一规划、同一时期施工修建的工程。其中，西城之中高台建筑基址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其南北排列的布局形制也最为规整。
“因此基本可以断定，西城应为赵王城的主要建筑，是赵王城中真正的宫城，东城和北城则可称之为亚宫城。”郝良真介绍，赵王城的这种宫城与亚宫城组成的布局，体现了十分鲜明的宫殿设计思路。后来，这种设计理念又为西汉都城——长安城所沿袭。
而赵王城正南方向40多公里处，还有一座后来被考古学家们评价为“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城市。
2020年10月5日，临漳，邺城遗址博物馆。
邺城——曾经辉煌了四个世纪之久的古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
其中，邺城的城市设计更是被考古学家们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典范”。
“在中国建城史上，邺城是中国第一个依据城市规划有步骤建设的都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光冀说，“它强调中轴对称，分区明显。城内一条东西大街将城划分为南北两城，邺北城设置宫殿和衙署，邺南城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
徐光冀介绍，秦汉时期，都城都是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即都城内不止一座宫殿。而隋唐以后的都城，如长安、北京，格局都是按照一宫殿制设计的。
从多宫殿制到一宫殿制设计理念的转变，便肇始于邺北城。
“邺北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宫城制度的都城，其中轴对称城市格局、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光冀说。
·近代城市的发轫
唐山南湖景区全景。 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第一个近代工业城市
2020年11月7日，立冬，唐山。
上午6时，天刚蒙蒙亮，唐山开滦国家矿山公园里，“唐山矿”的机器已经开始轰鸣。
唐山，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而唐山的城市起点，正是140多年前开平煤矿（开滦煤矿前身）的建立。
唐山市历史学会会长闫永增告诉记者，始建于1878年的开平煤矿，是中国大陆第一座采用西方机器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的近代大型煤矿。
唐山，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质运动较为频繁活跃。距今约3亿年前的石炭纪，唐山开滦地区地壳下降，形成了今天唐山的煤炭层。此后的亿万年里，后续地质活动又抬升了该地区，并挤压形成燕山。这使得唐山的部分煤矿有了易于开采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一个地区成为城市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城郭的出现。古代唐山一直没有形成城郭，因此城市的概念也不存在。”闫永增说，直到开平煤矿建立前，唐山市区大部仍是一片荒野，仅有几个自然村零星分布。
改变始于1876年的秋末冬初的一天。
这天，小镇开平（今唐山市开平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者——他们着装体面、多数操南方口音，还有高鼻梁的外国人。其中为首的是广东人唐廷枢。
他们在开平附近方圆50多公里范围内勘测、记录，寻找在当时被称为“黑金”的一种重要能源——煤炭。
“开平一带自古就有许多小煤窑，据史料记载，当地百姓从明朝永乐年间便开始用土法取煤。洋务运动开始后，一心想创办大型煤矿的李鸿章听说后，便委派自己的得力干将唐廷枢赴唐山找煤。”开滦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杨磊说。
根据勘探和化验结果，勘探者们发现，距开平以西20里的乔家屯一带土法开采的煤比别处煤品更高。唐廷枢决定，把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井放在乔家屯西南。
乔家屯，这座当时尚属滦州府开平镇治下、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就这样成为一座百万人口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起点。
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正式挂牌成立。因矿址位于唐山南麓，唐廷枢为这座中国近代北方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取名“唐山矿”。
“唐山，原名大城山，是唐山市区东北几座小山峰的统称。”杨磊说，“唐山”这个地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当时唐太宗李世民亲率10多万唐军东征高丽，曾在大城山上屯驻，以后此山遂名“唐山”。
此后，在开平矿的带动下，工业和资本在唐山不断聚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唐山已经形成了以开滦煤矿、铁路工厂、启新、华新纺织厂等大企业为骨干的近代工业体系。唐山，成为中国近代北方工业的摇篮。
闫永增认为，唐山以工业立市，这是近代城市区别于古代城市的重要标志。
鸟瞰秦皇岛港西港区。因港而兴的秦皇岛，是河北省第一个组团城市。 （资料片）
>>最早的组团城市
2020年11月15日，初冬的秦皇岛港。
港外锚地数十艘船舶正在等待进港，港池内巨轮停靠，装船机上下挥舞着巨大的手臂……
自近代开埠以来，秦皇岛港已有120多年历史。
秦皇岛，河北城市中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河北近代唯一一个因港而兴的城市。
“秦皇岛背靠燕山，西南面向京津与工业基地唐山，东北通过辽西走廊通向辽宁，自古便是北方交通枢纽与军事重镇。”秦皇岛港史志工作者王庆普介绍，除便利的交通之外，秦皇岛还拥有渤海西岸最优良的天然港口条件。
平均海拔600米—1500米的燕山山脉阻挡了冷空气南下，加之周遭没有大河注入，海水含盐量高而冰点低，世界第二大暖流黑潮暖流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经菲律宾群岛、台湾海峡、琉球群岛北上，打在秦皇岛的海岸线上，给秦皇岛带来了暖冬，形成不冻港。同时，秦皇岛港港阔水深，航道深，规模大，万吨巨轮可以自由出入。
然而，在农耕文明时代，秦皇岛优良的港口条件难以得到施展。直至清朝中期，秦皇岛还只是一个近岸海岛，城市雏形远未形成。
直到晚清洋务运动之后，秦皇岛才逐渐被重视起来。
唐山开平煤矿建立后，煤炭外运需求日益增加。1898年，清政府批准秦皇岛为自开口岸，开启了秦皇岛的港口历史。
秦皇岛开埠后，城市开始迅速形成、发展。
随着秦皇岛城市发展的加快，位于其南部不远的一片滨海湿地也逐渐发展起来。
秦皇岛市区以南十几公里，就是北戴河海滨。
在许多外地人眼里，北戴河的名气甚至比秦皇岛还大。北戴河“海滨避暑胜地”的美誉早已深入人心。
事实上，北戴河的开发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早在秦皇岛开埠之初，位于秦皇岛市区南部的北戴河就已经作为避暑胜地被开发利用。
北戴河周遭入海河流不短不长，携带的泥沙粗细适中，形成了柔软、洁净的金色沙滩。1898年，秦皇岛开埠的同一年，清政府就应驻京西方使节的要求，开辟了北戴河为“准中外人士杂居”的避暑区，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富贾、学者名流纷纷在北戴河修建别墅，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世界建筑群。
北戴河从此成为中国近现代旅游业的发祥地。
改革开放以后，北戴河作为中国旅游业的标杆重新开张。不少地处内陆地区的北方人甚至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海和沙滩。
港口、铁路、旅游，特殊的城市形成条件，让秦皇岛的城市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同于普通城市的道路。
“早在20世纪20年代，秦皇岛的城市发展就出现了功能分区的概念：港口附近以经济和贸易为主的工业区，以最早铺设的水泥马路开平昌道两侧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居住和商业区，以及北戴河一带的休闲旅游区。”省规划院原院长邢天河认为，这已经具有了组团城市的雏形。
组团城市是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代城市发展理念。其要义在于，根据地缘特点将城市整体功能分解为相互联系的不同局部的组团功能，实现城市功能在大空间上的重新整合。
可以说，秦皇岛特殊的城市发展模式，让其在20世纪初就成为河北最早的组团发展城市。
一个世纪过去，秦皇岛组团发展的特点已愈加鲜明——如今，由山海关组团，海港组团，北戴河组团，滨海生态新城组团，昌黎、抚宁组团构成的“4+2组团”式城镇空间发展布局结构已经初步成型。
在今天的秦皇岛市域范围内，北戴河站、秦皇岛站、山海关站三座高铁站让秦皇岛的城市组团联系更加紧密——从北戴河站到秦皇岛站，最快只需11分钟，而从秦皇岛站到山海关站，最快只需14分钟。
廊坊火车站前，一位旅客正在进站。廊坊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100多年来，火车站的变迁见证了廊坊的变迁和发展。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火车拉来的城市
提到火车拉来的城市，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石家庄。
如今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说法是：1907年，石家庄被选定为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交汇点，并自此逐渐成为交通要塞，发展壮大。
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位于北京东南、石家庄东北约300公里处的廊坊，也是火车拉来的城市。
2020年10月23日傍晚，廊坊市跃华路北头、银河大桥西侧，华灯初上。
这里，是“十一”期间刚刚开街面世的“廊坊1898”文化商业街。街头，“廊坊原点城市记忆”的字样提醒人们，这里是廊坊最初的发源地。
“我们所在的这条商业街，恰好位于当年的廊坊老火车站西南方向。”站上一处地势较高的台阶，78岁的北京铁路局丰台工务段退休职工、廊坊市民韩宝善用手指了指东北方向，“看见那条铁路了吗？那就是京沪铁路，当年叫（北）京山（海关）铁路。以老火车站为圆心，附近这方圆几百米的区域，就是最早的廊坊城区。”
不过，要寻找廊坊真正的城市原点，其实还要向东北方向再走上几百米。
韩宝善带着记者从高架桥上穿过铁路，虽然和刚才的商业街仅相隔一条铁路，这边的繁华程度却差了不少。韩宝善告诉记者，这里，老廊坊人口中的“三角地”，才是廊坊的城市原点和名字来源——“郎房村”。
这一切，都要从100多年京山铁路的修建说起。
直到19世纪末，今天的廊坊还是东安县（今安次区）管辖下的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偏僻小村——郎房村。说它偏僻，是因为当时的廊坊虽然地处京津中枢，但当时京津之间的交通线并不经过廊坊，而是沿着运河走北京—通州—武清—天津一线。
改变始于1896年。当年，筹建中的京山铁路在郎房村设了一座车站。
1897年6月30日，京山铁路全线竣工通车。“也许是由于工作人员笔误，将‘郎房’二字写作了‘廊坊’，车站也被写成了廊坊站，于是廊坊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韩宝善介绍。
廊坊设站之后，以火车站位和郎房村为圆心，逐渐发展成集镇。这成为近代廊坊发展的开端。
1905年，当地商号鸿升号的经理王少升在廊坊老火车站以东盖起三间坐东朝西的房子。由于铁路沿西北—东南方向穿过，使这块地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人们便逐渐称其为“三角地”。
围绕老车站和三角地，廊坊的城市雏形开始形成。新中国成立后，廊坊先后成为县级行政中心和县级市。
1989年4月，原廊坊地区行政公署改为廊坊市（地级），原廊坊市（县级）则改为市辖区——安次区。地级市的设立，为廊坊的城市发展揭开了新篇章。
设市后的30多年里，廊坊的铁路和火车站也经历着变迁。
1989年9月9日，廊坊成为地级市不久，运行近百年的廊坊老火车站正式停用，取而代之的是老火车站以东约800米处的新火车站。随着老火车站的停用，老“三角地”作为廊坊城市中心的历史使命也正式结束。
2010年，京沪高铁开始动工。已经退休的“老铁路”韩宝善那段时间天天泡在工地，拍照片做记录。
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铁廊坊站正式开通。从此，京沪高铁廊坊站取代了1989年建成的廊坊火车站，此前的廊坊火车站改名为廊坊北站。高铁通车后，廊坊站到北京南和天津西的时间分别被缩短至21分钟和18分钟。
“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拆除的老火车站，和如今的廊坊北站、廊坊高铁站一起见证了廊坊的发展。作为土生土长的廊坊人，70多年来，我有幸亲眼目睹了三座车站的变迁和这座新兴城市的成长。”韩宝善说。
·现代城市的变迁
石家庄滹沱河两岸的城市群。滹沱河是石家庄的母亲河，早在2000多年前，在今天石家庄滹沱河流域附近，就已经出现了区域中心城市。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回归”的中心城市
2020年1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
一份67年前的档案被工作人员取出，摆在了记者面前。
这是一份编号为“省委之855-2-558卷”的档案，纸张微微泛黄，大字标题却依然清晰——《关于省会迁石家庄市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
翻开档案，《请示》中这样写道：
“河北省自建省以来，省会就设于保定市，该市虽经几年来的恢复与发展，但由于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将来也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而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工业化有计划建设时期，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向城市特别是转向工业城市。省会设于保定，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
“我省石家庄市，地处平汉、正太两铁路干线的交点，工业比较发达，也将是全国重要工业城市之一，且为军事要地，在国家建设发展中，该市势必成为全省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便于领导工业推动全省建设工作，特呈请将省会迁往石家庄市……”
这份由河北省人民政府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提交的《请示》，落款时间是1954年1月8日。
根据目前的公开档案资料，这已经是1952年以来，河北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向华北局、中央请示，建议将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移到石家庄市。
3个多月后的1954年4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终于批复，同意河北省省会迁往石家庄市，但同时明确“经费由河北省自筹”。
“虽然后来为集中力量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次省会搬迁石家庄未果。但这个报告足以说明，当时的石家庄已经成为中央和河北省委、省政府心中作为省会城市的理想选择。”河北省小城镇规划建设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刘秉良说。
“长期以来，提到石家庄，很多人甚至认为它是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对于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一些人则认为这是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偶然结果。”刘秉良说，但以上档案中的内容已经表明，石家庄成为省会并不是偶然。
在刘秉良看来，即便在古代，如今的石家庄市区及周边区域都曾长时间作为河北中南部的重要中心城市存在，石家庄近现代发展和崛起背后，有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支撑。
“至晚在商代，滹沱河流域已经出现城市萌芽。距今3500多年、创下7项世界之最的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就是当时这一区域文明的代表。”刘秉良说。
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的城市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一大批城垣陆续崛起，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城市群，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城垣密集、中心城市起源较早的区域。
2020年11月28日，石家庄市长安区。
沿体育大街一路向北，出北二环几百米，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里，一片有些杂乱的土堆上，有一座文物保护碑：东垣古城遗址。
很多人不知道，这片如今看起来不起眼的遗址，不但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石家庄在历史上成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源头。
刘秉良告诉记者，这片区域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300多年前。
公元前381年前后，为了更好地和周边大国抗衡，当时控制滹沱河流域的战国中山国，在这个北濒滹沱河、西扼井陉口的区域建立了一座城邑。
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攻中山，取鄗、封龙、石邑之后，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因当时赵国在山西已有一座“垣邑”，而这座城位于“垣邑”以东，故名之为“东垣”。
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之后，在东垣设立恒山郡，管辖着北岳恒山以南，方圆500里区域的石邑、井陉、下曲阳、南行唐等十几座城邑。东垣作为滹沱河流域中心城市的序幕由此拉开。
“我们因此可以说，东垣是石家庄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历史源头。”刘秉良说。
此后2000多年里，滹沱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受滹沱河泛滥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不断伴滹沱河南北迁移，中心城市的名字、城址也经历了多次更迭，但其辐射范围却大致没有改变。
时间来到近代。
1903年，正太（今石太）铁路动工兴建，为了减少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架桥，设计者将正太路起点由正定改为石家庄。
1907年，正太路全线通车，从此，石家庄村东成了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石家庄成为重要交通枢纽，开启了近代化城市的发展历程。
“从东垣，到正定（真定），再到石家庄，区域中心城市的变迁，都是环滹沱河而移动，城址之间的距离，甚至没有超过20公里。这说明，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的基础因素决定了该区域必然会产生中心城市。”刘秉良认为。
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成为石家庄专区所在地，辖正定、获鹿等17个县。
1953年，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石家庄被确定为“一五”期间重点建设城市。城市建设围绕工业化发展，有步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建、扩建或改建。
“当时，河北省委已有将省会迁往石家庄之意，并据此编制了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1955—1975）。”刘秉良说。
1955年，经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正式批准，规划正式实施。石家庄城市建设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开始按规划进行建设和发展。随着以华北制药厂为代表的一大批工业项目在桥东落地，石家庄工业中心开始由桥西移到桥东。
在当时，不但火车站新址的规划选在了桥东，而且火车站开口方向安排为向东，市中心位置也随之东移。
196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河北省会从保定迁到石家庄。
在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到1975年，石家庄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分别达到50.2万人和48平方公里，市区道路基本形成了“棋盘加放射”的市区道路骨架体系。
如今，谈及石家庄的城市特点，很多外地人会提到一个词——横平竖直。
作为主城建成区面积近500平方公里、主城区常住人口超过320万的区域中心城市，石家庄绝大部分街道都是南北、东西正向分布，东西走向的称为路、南北走向的称为街，横平竖直、十分好记。
“如此简洁、笔直的棋盘式路网设计，放眼国内大中城市也不多见。”刘秉良说，这正是石家庄在60多年前制作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时打下的基础。
后来，石家庄又先后进行了数次城市总体规划，但在城市路网设计方案上，基本沿用了棋盘式方格网主次干道相连接的格局。
进入新时代，石家庄城市发展迎来新机遇。
2021年7月，河北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支持省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据此，石家庄将按照“依山拥河、组团布局”的空间规划策略，加快构建“一主、四辅、一带、多点”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主”指主城区，是城市高端综合服务和高端产业功能的集中建设地区；“四辅”指藁城、鹿泉、栾城、空港组团城区，承担主城人口疏解和产业疏解功能；“一带”指滹沱河生态经济带（中心城区段），是省会“拥河发展”的标志性地区；“多点”指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装备制造基地、循环化工园区、正定新区拓展区、铜冶、上庄、冶河等7个重要的功能节点。
“这样的城市规划布局，有利于摘掉制约石家庄加快发展的‘紧箍儿’，为城市建设拓展巨大发展空间。届时，滹沱河将成为一条‘城中河’，拥河发展、一河两岸的美好愿景将变为现实。”刘秉良分析。
今日唐山航拍。1976年大地震后，唐山仅用10年便基本完成重建。 （资料片）
>>重生的城市
2020年11月12日，唐山河北里社区。
这个位于开平区大庆东道以南、河北路西侧的大规模社区有数十栋5层老式住宅楼。
虽然大部分住宅外墙已有些斑驳，但简洁大气的楼体风格和并不十分落伍的户型设计，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有41年历史的“高龄”社区。
从1979年首批完工至今，在许多老唐山人口中，这个社区还有一个更响亮的曾用名——河北1号小区。
“从名称编号就可以看出，河北1号小区是唐山震后重建的第一个居民小区。”86岁的原唐山市规划局副局长赵振中曾全程参与唐山震后的规划、建设，他感慨地说，河北1号小区是唐山震后住宅楼重建的开端和缩影。
唐山，是一座重生的城市。
1976年地震发生时，赵振中正在承德开会。“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不堪回首。”回忆起震后首次回到唐山时见到的情景，赵振中用了这样几个形容词。
震前已拥有百万人口的唐山，94%民用建筑震毁，90%的工业和其他建筑倒塌或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地震发生后仅仅几天，在中央的统一协调下，全国各地的规划、建筑专家就已经开始赶赴唐山支援，唐山重建事宜也被提上日程。
建设未动，规划先行。此时，专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新唐山建在哪儿？
“由于地震几乎将唐山老城毁坏殆尽，起初，有些领导和专家倾向于彻底放弃老城区，重新选址另建一个‘新唐山’。”赵振中说。
但经过仔细考察，专家们认为唐山老城区仍具备较好的重建和发展基础，不能全部弃用。此外，在新址平地建起一个“新唐山”，成本大、时间长，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实现。
最终，经过反复比较，来自中央和各省的规划专家们共同确定了重建方案：只保留地震损毁相对较轻的路北区，本着分散建设的思想进行部分异地重建，即总体规划布局从“两大片”向“小三角”转变。
“小三角”指的是：老城区、东矿区和丰润新城区。新规划采取组团分散，相对独立的土地利用规划思想，每个组团之间相隔25公里，三个城区之间共享基础设施，但空间上相对分离。
规划还确定，每个城区的功能包括四个部分：轻工业区、居住区、仓储区和休闲区。其中，老城区规划人口25万人，在原来的路北区重建；东矿区人口30万人，在原地恢复重建；丰润新城区规划10万人，由于没有依托老城建设，属于完全的新区建设。
“这种明确划分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组团建设的理念，在当时的国内是十分先进的。”赵振中说。
1977年5月14日，中央批准了唐山的恢复建设规划，唐山重建正式开始。
“震后唐山重建经历了‘三座城市’。”当年曾亲历唐山震后重建的刘运琦说，“一座是震后短期出现的‘窝棚城市’，一座是后来的‘简易城市’，一座是恢复重建的新城市。”
刘运琦告诉记者，唐山重建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市中心的废墟来不及清理，就先在郊区空地上建。建起一片小区，就拆除一片简易房。
1979年，河北1号小区在唐山老市区以北拔地而起时，周遭还是一片农田。
此后，为加快建设速度，专家又提出“不能一栋一栋设计”的理念，于是面向全国7家设计院征集了10套“标准设计”作模板，每个小区拿一套来用。就这样，简易房越来越少，规规矩矩、四平八稳的“单元房”在唐山一片一片冒出来了。
“当时的口号是建设现代化新城市。”赵振中回忆，“但在重建之初，全国各地的专家们讨论时就遇到了难题——什么是现代化城市？”
赵振中说，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真正现代化的城市”，后来讨论确立的唐山标准就已经是当时专家们想象中的最高水平了：比如“城市干道搞立交”，而当时只有北京二环路出现了立交；城市供电方面,要采用多电源环形供电；城市通信方面,有线无线结合,机房分开建设；小区的楼房间距,采用檐高1.7倍进行布置；城市划分功能分区，小区要搞配套设施和绿化；住宅单元式，即“家家独立的厨房、厕所”，而“当时北京最好的单元房也只能达到两户共用”……
这些今天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标准，在当时的国内城市里绝无仅有。
对唐山老百姓而言，“现代化”的最显著体验就是震后住上“小区”。
赵振中告诉记者，在我国，“小区”概念是在唐山重建时第一次提出。这些小区采用相同标准，不仅外观相似，体量也大致相同：每个小区1万人左右，4—5个小区组成一个居住区。小区内设居委会、小学、幼儿园、粮店、副食店、小吃店等。居住区设有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百货、邮电、储蓄、电影院、药店、煤气调压站、热力点等。
居民住宅的内部户型也大致相同，楼宇以四、五层的条式楼为主，适当安排一些六层点式楼。每户建筑面积在40—50平方米，平均建筑面积42平方米。
“户型有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3种，内部均设有独立厨房、卫生间，大部分住户有室内壁橱、吊橱和煤气、暖气设施，水表、电表、煤气表到户。住宅建筑间距一般为1∶1.7，采光充足。”赵振中说，这些标准，在当时的国内是绝对领先的。
此外，为了应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地震，唐山的重建小区都规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八度设防”。“八度设防是什么标准呢？再来七八级地震，可能会有损坏，但绝对不会倒塌。”
到1986年，唐山共建设各类建筑180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22万平方米，占62.3%，工业及其他公共建筑678万平方米。市区141万人口、23万户入住，占总户数的98.5%，人均居住面积7平方米以上，居当时全国之冠。同时，工业生产全面恢复，工业总产值78.39亿元，是震前的214%。
至此，一座功能分布明确、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生产生活方便的新型城市已基本建成。
1990年11月，唐山市政府因为震后重建工作而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成为中国首个荣获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逐步推开，楼层渐高的商品房和办公楼，开始挣脱以往唐山“抗震楼”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成为城市的新选择。
2021年7月18日，无人机航拍雄安郊野公园东部展园全貌。 河北日报记者 耿辉摄
>>未来之城
2020年12月5日，雄安新区容东片区。
时值隆冬，15时53分，太阳还没有落山，气温已近零下7℃。
B1组团安置房六区27号楼7层，监理人员正在检测一处墙体的钢筋机械连接处的外露螺纹丝扣。结果显示，外露螺纹为1丝，符合小于1.5丝的标准。
“这里说的1.5丝约两三毫米。在雄安新区建筑中数以万计的钢筋里寻找两三毫米的‘瑕疵’，就像大海捞针，但我们就是这样做了。”容东片区B1组团监理总监陈立说，在雄安新区做工程，就是要追求质量的极致。
走出27号楼，站上一处高地向四周望去，此时的雄安新区1770平方公里土地上，近300个工地塔吊林立，数万名建设者正在昼夜奋战。在这片土地上施工、建设的每一栋建筑，都体现高质量的要求。
不过，对于着眼于实现未来之城目标的雄安来说，高质量并不简单止于施工、建设层面，而是贯穿于新区的顶层设计层面。
“归根结底，高质量发展是关于人的事情。从幸福感到空间体验，再到能否营造高品质的空间，也就是能不能吸引人、留住人、留住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朱子瑜说。
事实上，早在雄安新区总体规划阶段，高质量发展目标就已经确定。
为解决大城市普遍存在的“步行难、骑车挤、坐车慢、开车堵、停车乱”等交通问题，《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就从交通政策制定、出行行为引导、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统筹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交通政策方面，《总体规划》规定，起步区机动车出行80%是公交车，绿色出行比例达到90%。朱子瑜说：“在以往城市的同类型规划中，写‘保障公交’的很少，一般是‘鼓励公交’。而鼓励公交与限制私家车博弈的时候，往往是私家车胜出。”
未来雄安新区城市街道空间，将提高慢行和景观断面占比，按照行人、自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的优先次序进行路权分配。
在公共服务配置方面，雄安新区的公共服务将实现从供给不足到优质均等，发展成为全龄友好型城市，满足每一个年龄段人们的需求。
“未来，雄安新区不会到处高楼林立，不管高楼还是低楼，将处处是景观，实现城景融合。”朱子瑜说。
让这座未来之城与众不同的，还有无处不在的数字化。
雄安新区容东片区。
站在已经封顶、进入装修阶段的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会展中心顶层向南望去，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尽收眼底。
在商务服务中心会展中心东侧，专家公寓和商务酒店也已拔地而起；会展中心北侧，五星级酒店正进行基础施工……放眼望去，许多人都产生这样一个直观感觉——“这里就像个大工地”。
但眼前的肉眼所见并非商务服务中心的全部。通过BIM（建筑信息模型）系统，可以看到，雄安商务服务中心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孪生兄弟”——在实体工地之外，其孪生的数字建筑已经生成。给排水、智能感应等系统在上面先进行模拟优化实验，再通过各部门在线多方协同会审，确保方案能精准节能地落地到物理空间。
“以前施工大多时候要自己裁钢筋，经常会有剩料。来雄安的工地发现，建筑都是计算好的，发过来的材料直接组装就好，一厘米钢筋都不会浪费。”施工现场一位工人说。
在今天的雄安新区，数字城市与实体城市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整个城市即将成为一座虚实互动、孪生共长的数字智能之城。
“传统的智慧城市往往更多关注建筑、交通、水务、园林等某一行业或领域的智慧化，而雄安是基于CIM的全城智慧化，在此平台上可以把城市各专业数据进行集成，从而达到规划一张图、建设监管一张网、城市治理一盘棋的新格局。”雄安新区规建局副局长刘利锋说。
而且，雄安的数字“孪生城市”是“活”的，现实中建设的每一栋楼，在数字雄安CIM平台中，都能够同步生成一栋同样的数字大楼，现实中哪怕更换一个路灯，数字城市里都能显示出来。
这里还能看到“地下”城市版本，各类综合管廊、智能控制装置部署其中，建成以后的雄安新区，空中不会有电线，地上甚至很难看到一个井盖。
建设过程中的这些数字化因素，在一步步实现《总体规划》对数字城市的预期：“雄安新区坚持数字城市和现实城市同步规划、建设，适度超前布局智能基础设施，未来将实现新区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建成全球领先的数字智能城市。”
未来，雄安将率先建设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同步搭建全域覆盖、万物互联的感知体系，实现市政运行智能化……在智能手机日益普及的时代，这种场景令人神往。
未来之城，未来正来！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城镇篇（下）丨古镇名城_大河之北
河北拥有6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4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量比肩陕西、山西等省。
从蔚县到正定，燕赵大地上古镇名城为何星罗棋布？从承德到保定，什么标定了古代城市的地位和气质？从山海关到邯郸，跨越千百年的城镇传承了什么？从鸡鸣驿到英谈，那些独具特色的古村落，又为城镇孕育了什么？
古镇名城的“基因密码”
蔚县卜北堡。 李新威供图
“堡”与“城”：山河形胜的结晶
2020年10月19日，张家口蔚县。
初见卜北堡村，一瞬间会有时间在这里凝固的感觉——青砖黛瓦、斑驳城门、风化墙垣……数百年前的古村落，凝成了时光的“盆景”。
古堡东南的堡门楣上，雕刻着“卜庄北堡”四个楷书大字，两侧有“迎、祥”二字，砖雕、木雕精细华美，满是古风古韵。
“看，这个堡子前后街形成一个‘人’字形。而一条南北主街道与堡中央一条东西正街，配正北的真武庙、正南的灯山楼，街道形制无论从北看还是从南看，都形成了一个‘主’字形，其寓意为‘主人’所居。”在古堡的制高点文昌阁上，蔚州博物馆研究员贾晓向记者介绍说。
这奇妙的街道格局、古朴的建筑样式、厚重的年代印记，无不引起来访者的极大兴趣——这座古堡的“主人”是谁呢？
行至卜北堡前街中段，一处旧宅正在修缮。几名技工爬上门楣，一片片残存砖瓦被揭取下来，编号后整齐摆放一旁。
这座旧宅有正房三间、东西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房三间，分为里外院，院内条砖铺地，建筑古朴考究，是一处典型的明代早期建筑。
它的主人是王振——明英宗时司礼太监，被称为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卜北堡是王振的故乡。
“如果不是他将瓦剌部追兵引入蔚州，土木堡之变或许就不会发生，整个明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贾晓说，尽管卜北堡因为这样的小插曲在史书上留下了一个独特印记，但并不妨碍它因极具北方典型古村堡特征而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然而，王振算不得卜北堡的主人，这个古村落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建成了。
卜北堡原名赵家寨，据传始建于西汉时期，赵胜、赵勇兄弟二人由南方到此定居建村，起名赵家寨村。有关卜北堡的最早记载出现在《金史》上，明代崇祯版《蔚州志》记载为“卜庄渡”。
贾晓说，2018年国务院同意将蔚县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原因就是“风貌保存较好，文化遗存丰富多样，古代建筑数量众多”，“像卜北堡这样大量保存完整的古村堡，正是蔚县古代建筑遗存最大的特色。”
“南有福建土楼，北有蔚州古堡。至今仍保存着430多座古堡的蔚县，被称为‘古堡之州’。”蔚州博物馆馆长李新威拿出一张地图，“蔚县历史上就有八百庄堡之说，可谓有村便有堡，见堡则是村。”
在地图上放眼蔚县全境，无论是南山脚下，北部丘陵，还是壶流河两岸，随处可见古城堡的留存。
2020年10月19日，蔚县古城南门。
三重檐歇山式建筑万山楼，耸立在蔚州古城南门景仙门之上。
抬头望去，远处层峦叠嶂的南山成为万山楼的巨大屏障，古城与远山的组合像一幅景深极大、意境深邃的山水画，空灵静谧，引人遐思。
除了全县境内星罗棋布的古堡，在壶流河南岸平台地上，一座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城堡——蔚州古城，是蔚县又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李新威介绍，蔚州城自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开始兴建，明洪武年间在原城址基础上辟土修筑城墙，甃砖石，成为明长城“九边”体系内的一个军事重镇，形成了一座“雄壮甲于诸边的铁城”。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蔚州古城有部分毁损，但古城风貌整体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古城内衙署、寺庙、楼阁、民居众多，满是明清遗韵。
如果以现在的地理视角来看，偏居河北西北，远离张家口市区，又深处太行山与燕山山结地带的蔚县，为何会出现如此繁多的古村堡和形制如此之完整的古城？
“最根本还是由蔚县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分析蔚州古城崛起和境内诸多古堡分布的原因，李新威认为离不开三个字：“战”“路”“商”。
蔚县壶流河谷地发现了百万年的旧石器遗址，地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交流、汇聚、融合的“三岔口”。在尧舜时属冀州，商周时为代国。秦汉、三国、两晋时均为代郡。北周大象二年改称“蔚州”，历代沿用，迄今已有1440多年历史。
蔚州位于内外长城之间，是扼守中原北大门的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战事频繁，村民常遭劫掠，所以将各村相连，择地修筑城堡，以求自保。蔚县境内最早的古堡出现在元代末年。
蔚县古城堡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则是在明初。
收复燕云十六州后，明太祖朱元璋北筑长城、广建城郭。明中期正德以后，为防御漠北残元势力南下骚扰，地处冲要之区的蔚州乡村和守边士兵纷纷筑堡自卫。
“说到路，历史上蔚州是连接边塞和中原的交通要道。太行八陉之一的飞狐陉就在蔚州城南。”李新威说，如果将视线拉回到千百年前，中原与北地、京师与山陕等地的交通交汇于此，算得上是东西南北之通衢。
交通优势自然带来商贾流通。
东西向，平遥、祁县、太谷，人稠地稀，土地瘠薄，蔚州自古有“米粮川”之誉，晋商们缺乏的粮食在大同盆地东端的蔚州得到了补给。
南北向，大明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阴晴不定，朝廷一度在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开设马市，并允许民间互市交易。山西商人闻风而至，以内地物产交换蒙古的马、牛、羊、驴及皮毛制品，再经各条孔道辗转贩售至诸省。飞狐峪便是晋中客商北上宣张，南下中原、江浙的重要路径之一。
在李新威看来，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座城镇，都是地势地缘的产物，是山河形胜的结晶，更是人财物交流的结果。
“作为一种特殊的聚落，古堡与平原地区的古村落差不多，都是古城镇的幼时形态。”李新威表示，蔚县为后人留下来一座古城堡的“盆景”，让我们得以窥见古镇名城“幼年”的样子，因而也成为探究古代城镇发展进程的典型样本。
避暑山庄。 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地”与“位”：时势风云的际会
2020年10月21日，承德市双滦区承钢果山生活小区。
伊逊河蜿蜒而过，倒映着岸边熙熙攘攘的行人。
“这里就是承德这个城市的根了。”
承德市文物局避暑山庄研究所所长张守义的一句话令人疑惑。承德的城市原点，难道不是避暑山庄吗？怎么会在向西15公里外一个老国企的职工生活小区？
原来，当年康熙皇帝驻跸的喀喇河屯行宫就在这里。
从当下地图上看，承德市主城区被双塔山、磨盘山和元宝山阻隔分为双桥区和双滦区两个区。两地都是燕山山脉中的河谷地带。其中，滦河与伊逊河交汇处的双滦区，在面积上似乎比武烈河岸的双桥区更为平坦宽阔。
按照承德当地专家的考证，康熙皇帝当年，最先看上的其实是双滦区这块平坦的土地。
“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之后，康熙帝深深感到来自漠西蒙古的威胁，将目光转向了北方。”张守义介绍说，而已经三十余年没有作战经历的八旗兵暴露出的无能和软弱，更是让康熙帝心中不安，他开始寻找强兵习武的地方。
这地方很快被找到，“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来无过两日”。
康熙帝将他的练兵场选择在蒙古草原与热河山地的连接处，也就是今天的围场和北部的坝上地区。承德恰好在北京到木兰围场的中间位置。
从北京到木兰围场，清廷修建了许多行宫。古北口外二十余座，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座，即喀喇河屯行宫（喀喇河屯，蒙语意为青城的意思，今滦河镇）、波罗河屯行宫（波罗河屯，蒙语为紫城或白城的意思，今隆化县城所在地）和热河上营行宫。
喀喇河屯行宫是清朝统治者在塞外修建的第一座行宫，原址正在现在的承钢生活小区位置。这里东照双塔山、西迎凤凰山，南邻蛇山、北靠孤山，叠叠群山环抱着方圆十几公里的开阔地，滦河与伊逊河汇于北，向东而去。
当时喀喇河屯行宫的规格很高，建有几十间宫殿，还有园林、亭阁、小桥流水，宫苑建筑与山川景致浑然一体。康熙皇帝特别喜欢这里。“那时候康熙帝考虑在这一带修建大型行宫。”张守义说，后来发现距喀喇河屯15公里的热河上营一带风景更好，环境更加优越，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便决定在热河上营扩建大型行宫——热河行宫。
历史棋子的落地就是这般机缘巧合。热河行宫，即后来的避暑山庄，就这样登上了舞台。
2020年10月21日，避暑山庄丽正门。
进丽正门，内午门上是康熙御书“避暑山庄”四字匾额。旁边是康熙皇帝亲笔撰写的《御制避暑山庄记》，详细阐述了避暑山庄肇建的因果始末。
康熙帝利用近十年时间，本着师法自然、高于自然和不破坏自然景观的原则，修建了以正宫区、万壑松风为主的康熙三十六景。乾隆帝在康熙帝修建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三十六景，历经89年的营造，完成以康乾七十二景为主的120余组建筑。
随着不断扩建，避暑山庄的功能也开始增加，朝廷大量的日常事务开始在这里处理。
“康熙皇帝每年在山庄的时间达到半年之久，乾隆、嘉庆时期也是如此。”张守义说，千万不要以为避暑山庄仅仅是清朝皇帝射猎游玩的宫苑，从一定程度上说，承德避暑山庄，曾是清朝在北京之外的第二个政务中心。
事实上，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康乾二帝为了实现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在这里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许多重大决策也曾在这里产生，它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土尔扈特之归顺，则实为天与人归……”避暑山庄外的普陀宗乘之庙前，《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石碑字迹依稀可辨。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承德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时，恰逢土尔扈特蒙古族人民在流离148年后重返祖国怀抱。
为了表彰土尔扈特部“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英雄壮举，弘扬热爱祖国、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精神，乾隆亲撰御制，勒碑记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置于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永志记念。
张守义表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历史上民族问题的难解之结，有效地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和发展。承德因此也成为清朝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
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也称楠木殿。
这座面阔七间、进深三间的单檐歇山卷棚顶大殿，四周有围廊，前檐正中悬有康熙帝御笔“澹泊敬诚”匾。
“澹泊敬诚殿是正宫的核心建筑，无论是建筑格局，还是空间组合，它都是中心建筑，相当于北京的太和殿，是清代举行重大庆典，百官朝觐，接见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的地方。”避暑山庄研究所副所长李专介绍说，1793年，乾隆皇帝曾在这里接见英国使臣马戈尔尼一行。
在张守义看来，有清一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城市，除了北京、广州等，大概就属承德了。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所说，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的夏季行宫，承德因为有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而成了清朝的陪都。
也正因如此，承德是河北省首个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早在1982年即与北京、开封、西安等24座城市成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目前，河北共有承德、保定、正定、邯郸、山海关、蔚县6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按照特点主要分为历史古都型、传统风貌型、一般史迹型等7类。而历史古都型古城，都是以都城时代的历史遗存物、古都的风貌为特点的城市，如北京、南京、西安等。
“承德是一个孤例，它虽不算古都，但其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地位、营建模式和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都类似古都。”张守义表示，“所以尽管承德真正成为城市时间只有短短三百多年，但其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中的地位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古朴典雅的蔚县西古堡。河北日报资料片
兴与衰：沧海桑田的变迁
2020年9月21日，廊坊霸州市胜芳镇。
如果从胜芳高铁站进入这座小镇，你不会觉得这里与其他北方城镇有什么太大区别。但如果站在巍然耸立的文昌阁上向南眺望，东淀茫茫、蒹葭苍苍，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现代人对胜芳的了解，可能来源于钢木家具，这一产业使之成为廊坊当地重要的经济强镇。但大多数人不甚了解的是，胜芳曾是历史上北方极负盛名的水乡重镇，有“南苏杭、北胜芳”之誉。
其实，与白洋淀（西淀）相对应的还有一个东淀。东淀即三角淀，受大清河泛滥而成，故又称“溢流淀”“溢流洼”，地处古白沟河、中亭河、大清河之间，位于河北省廊坊市霸州、文安境内，大部分已经干涸。但至少在乾隆年间，东淀水域面积仍大于白洋淀。
胜芳便是东淀边上的一颗明珠，始建于春秋，初名堤头村，后更名武平亭。
到宋辽金时期，这个地处战乱对峙前方的码头，迎来了一次南北经济和文化的大融合。宋代，苏洵沿运河故道北上，将南方种植水稻、莲藕的技术传入这里，使东淀广阔水域呈现一派芦稻相映、菱荷飘香的美景——“胜芳古貌媲苏杭，百里莲泊鱼米香”。
真正令胜芳完成一代商贸雄镇飞跃的，则是北运河的贯通。
元一统中原后，耗巨资修筑北运河，不仅令大运河全线贯通，更将冀中地区的水系南北贯通，使胜芳经济政治文化等均纳入京畿辐射范围。胜芳，正是借此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繁盛，在明清两代一跃而成“直隶六大重镇”之一。
2020年9月21日，记者从文昌阁向北一路前行，迥然于北方传统建筑风貌的古建筑鳞次栉比。
中国传统的歇山顶、欧式的拱券杂糅在一起，非建筑专业人士，往往会被胜芳古建筑的包罗万象搞得一头雾水。
武庙前街中段的张家大院，为四进院落，东侧一、三进两院带西洋风格，西侧二、四进两院为中国传统建筑，是一座中西结合、南北结合、官民结合的北方水乡典型的清代民居建筑。
再向北到中山路，雅号“师竹堂”的王家大院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这里的整体建筑风格更加多元，汇集了西方的拜占庭、中国的歇山坡顶建筑风格，在国内独有，被国内建筑专家称为现代建筑美学的“博物馆”。
“胜芳建筑有三宗宝——戏楼、牌坊、文昌阁。另有保存完好的张家大院、王家大院和杨家大院等清代住宅。”胜芳镇当地民俗专家王晟说，“这里建筑风格的杂糅，也充分表明当年胜芳作为重要的商埠，兼容并包、开放繁荣的景象。”
北运河贯通后，无论北上京城，还是南下苏杭，交通都极其便利。明清至20世纪前半叶，胜芳人多以船为生，大量船只往来于运河上从事漕运。
但曾经繁盛一时的胜芳，最终却因运河功能的削弱，没能“长成”如苏州、杭州一样的城市。
胜芳、泊头和沧州，是大运河河北段三座典型的运河城镇。它们用各自的发展史，勾勒出一幅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发育、进化图谱。
相比胜芳，泊头的城市发展又进了一步，迈出了由“镇”到“城”的一步，甚至完成了从商贸集镇向工业化城镇的转型。
2020年9月23日，沧州博物馆。
泊头火柴工厂不同时期生产的火花，集中陈列在一个展橱内。大多数火花上，都有两个醒目的大字“泊头”。
这是属于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泊头是大运河上重要的码头，同时东西有南皮至交河的官道通过，处在水陆十字交叉地带。“明朝万历时期，泊头镇就筑有土城，这是北方大运河沿岸少有的镇级城池。”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说。
到晚清、民国时期，在运河航运尚未中断时，沿河巨镇泊头已开启工业化的大门。
1911年，泊镇站随津浦铁路通车而设立。借助铁路运输，泊头的火柴制造、冶炼铸造、雕版印刷、烧造工艺等产业，得到较充分的发展。
但历史没有给泊头成长为大城市留足时间和机遇。运输方式变革后，泊头的发展进程也随着大运河的衰落而慢了下来。
沧海桑田，今天的泊头，以铸造、汽车模具、环保设备、工
业泵阀为主导产业，成为沧州城乡经济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脱颖而出的是沧州。
2020年9月17日，沧州市博物馆“大运河北”展厅。
从明清沧州古城沙盘上，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出当年沧州古城的不俗规模。
据《沧县志》记载，沧州城池落成于明天顺五年，城墙周长八里，高二丈五尺，阔三丈六尺，顶宽一丈五尺。因城墙形似古装官帽，又叫“幞头城”。
沧州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王健爽将激光笔落在了古城沙盘的西南角上。
“一般城门都是东西南北四座，沧州有五座。因为沧州运河航运发达，货来货往，商业繁华。为了出入方便就在四门的基础上留出了一个小门，沧州百姓就叫它‘小南门’。”王健爽说。
明清时期，随着大运河码头经济的延伸，从小南门到距离河岸更近的西门之间，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固定贸易区，集中了一批贸易市场，小南门一带渐渐成为沧州的商业中心。
发达的商贸活动延续了数百年。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里仍被老沧州人称为沧州的“王府井”。
如今，“小南门”则随古城墙拆除了，沧州城区逐渐在向西部发展，沧州这座“阅尽千帆”的运河古城正在积极转型，由大运河走向渤海湾，转型成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
古镇名城的“气质颜值”
正定南城门。 河北日报记者赵海江摄
“城池”故事
2021年9月4日傍晚，华灯初上，城墙巍峨，古塔隐现。整座正定古城被淡黄色的灯光勾勒成一幅如梦如幻的图画。
此时立于城墙之上，举目远眺，城南滹沱河无声流淌，城北四座宝塔掩映在秋色之中，脚下城墙马道如双臂揽怀，向东西蜿蜒而去。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市”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城”则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
现代城市的城建边界，会以某条路或者某个特殊分界线来界定。而在古代，城市首先是由城防体系来明确划定势力范围的。
西扼井陉口，南临滹沱河，曾经的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唐后期起，更成为河北中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正定古城墙，则是内城、瓮城和月城的总称。正定古城墙始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有1600多年历史。现有城墙是中国目前现存较少的明代城墙遗存。如今最被人熟知的长乐门，就是正定四座城门之一的南城门。
城墙，勾勒出古代城市的基本轮廓，拱卫了古代城市的安宁与繁荣。而一般情况下，古代城市的城墙体系，都是与护城河体系共同发挥作用的。
“古时多用‘城池’这个词，‘城’是城墙，‘池’是护城河。”河北省古建筑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建永说，“城墙、护城河是最基本的城防体系，有的高级别的古城，还会兼有瓮城、关城、哨城、卫城等。”
2021年7月21日，邯郸永年广府古城。
清晨，溽热未至，神清气爽。斑驳古城墙上，身穿白色练功服的人们气定神闲，缓缓推出双掌，这是太极拳里一招“推手”。
永年广府城有2600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为曲梁县、广平郡、武安郡、广年县、永年县、洺州、广平路、广平府治所，故称广府，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广府古城墙作为军事防御设施，其瓮城、角楼、马道、城门洞、千斤闸、城门楼都有保存或遗迹存在。而广府古城最负盛名之处，却是其保存完整的护城河体系。
事实上，广府古城是中国北方唯一的旱地水城，四周是面积达4.6万亩的永年洼湿地。围绕广府城墙四周是5公里多的护城河，两岸遍植垂杨柳，由四座吊桥沟通内外，形成一座坚实的城堡。
在古代城池建筑体系之中，护城河的防御可谓重中之重，几乎所有的大型城池都有护城河。
但最能够体现古代城市军事防御功能的，一定是山海关。
2020年10月26日，山海关兵部分司署。
游山海关，位于山海关广场上的兵部分司署旧址，会被大多数游客忽略，也许因为比起雄伟的山海关镇东楼来说，它显得过于狭小了。
但在明代的历史上，兵部分司署的地位相当高——它是明王朝唯一在京城之外设立的军事机构，直属明朝兵部管辖。
“山海关的城防体系，可谓中国古代军事城防建筑的集大成之作。”山海关文保所原所长郭泽民说，有明一代，山海关由一个规模宏大的军事堡垒，发展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单就关城局部而言，在老龙头至角山8公里的地带，两翼张开，辅以五大关口、六大城堡相拱卫，“城墙墙体高大厚重，护城河水盈池深，外围哨城、墙台、敌台、烽燧星罗棋布，层层设障，加之重兵布防，这才紧紧锁住了辽西走廊的咽喉。”
也正因如此，此处才需要设立兵部分司署这样一个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决策部门在山海关城楼前，来实现最大限度地“靠前指挥”。
从原始环壕聚落、土围聚落到相对成熟的夯土城堡，再到后世砖石筑城、掘水为池，城防体系的升级历史，也是人类城市发展的历史。毕竟，守护生民，才是城市出现并壮大的最初原因。
定州贡院。 河北日报记者赵永辉摄
庙堂之高
2021年7月30日，保定直隶总督署。
从“公生明”高大仪门之下走过，依然能感受到当年这座省级衙署的威严肃穆。
直隶总督署作为清代军政衙署建筑，是清代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是直隶省的最高军政机关，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
直隶总督署的建筑布局，既承袭了前代衙署的特色，同时又受到了明清北京皇家宫殿建筑布局乃至民居建筑规制的影响。
“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
直隶总督署所标示的，不仅仅是古城保定在清代直隶省的首府地位。自清雍正八年直隶总督驻此，至清朝灭亡，直到清亡后废止，曾驻此署的直隶总督共59人66任，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方观承等，诚可谓是清王朝特别是中后期的某种历史缩影。
如果说直隶总督署作为封疆大吏的衙署有些高高在上，那么经常在戏文里出现的县衙则显得更加接地气一些。
2021年9月6日，邢台广宗。
“广宗好大堂，威县好城墙，巨鹿好牌坊。”广宗为人熟知的，除了沙丘平台，还有一处尚存的明代县衙建筑主体——广宗官署正堂。它始建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是全国少见的保存完好的县衙正堂。
据史料记载，广宗县衙主体建筑有照壁、钟鼓楼、仪门、大堂、二堂等，现在，其他建筑都随着历史湮没了，只剩下了大堂。大堂又叫公堂、正堂等，是县衙的主体建筑，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重要案件等重大活动的场所。
衙署代表古城的政治功能，标定古城在当时的政治地位。
由于保存下来的衙署屈指可数，今人已无法直接从现实建筑中体会这些古城当年的地位。实际上，暂不说邢台、邯郸这类曾经贵为“国都”的城市，燕赵大地上，千百年前声名显赫的古城可谓比比皆是。
比如大名，在历史上曾为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甚至在此建陪都，史称“北京”，人口达百余万，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都汴梁。
而现在的张北县馒头营乡仍有元中都遗址，元中都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与当时的元大都（今北京）、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齐名。
而定州、沧州、霸州、涿州、深州、晋州这些现代地名中保留的“州”字，以及“保定府”“正定府”这些至今遗留在民间记忆深处的旧时称谓，标定的则是古城在某个时代的行政地位。
“牧守一方，教化万民”，除了衙署的行政司法职能，承担着教育、考试等重要职能的文庙和贡院系统也是古代城市中重要的构件。它们的规格，也往往是标定城市地位的符号。
2020年9月28日，孔子2571周年诞辰。
9时58分，承德热河文庙按照惯例,隆重举行庚子年祭孔大典。
热河文庙大成殿高台上，36个舞生，身着佾舞传统服装，头戴礼帽，手持羽籥，按周礼制，分六行六列而立，随宫乐跳六佾舞。
位于承德西大街城隍庙东的热河文庙，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规模之宏大，仅次于曲阜孔庙，为全国三大孔庙之一。
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也是古代官府学堂的所在地，有礼制和实用两方面的功能。在古代，文庙一般都是每一座城市的文化教育中心，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尊敬。
定州市刀枪街，与定州塔遥望相邻，定州文庙也赫赫有名。
步入文庙“棂星门”，但见院内两棵古槐，相传为苏东坡任定州知州时亲手所种植，故称“东坡双槐”。虽有近千年树龄，古槐依然枝繁叶茂、浓荫蔽日。
定州文庙始建于唐代，是我省现存规模最宏大、建筑格局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孔庙建筑群，素有“中山庙学甲天下”的美誉。经唐以后历代修葺，定州文庙如今现存东、西、中三个毗邻的北院，以及南部的节孝祠等建筑。
从文庙向东越过衙署，则是定州另一处古迹——贡院。
贡院，俗称考棚，是科举时代士子应试的考场，也就是开科取士的地方。在定州，现存着我国北方保存最好的州属贡院——定州贡院。其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从建成至科举制度废除，一直是封建社会考取秀才和贡生的场所。
这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式布局建筑群，依次为影壁、大门、二门、魁阁号舍、大堂、二堂、后楼等主要建筑，东侧武场区原有演武厅、文昌宫、后宫等建筑，每座建筑自成院落，院落间按使用需要，或多或少建有一些附属建筑，大门外还建有兵房、执事仪仗房等以壮观瞻，整个建筑布局有张有弛，富于变化。
行至其中，我们既可领略雄伟壮观的建筑群落，又可想象当年宏大的考试场面。
定州贡院保护管理处主任张立介绍说，清朝时期，定州曾先后管辖曲阳、新乐、无极、深泽等县，这几个地方的童生考取生员的考试，都在定州贡院进行。
取得生员资格的考生，还要在贡院经过岁试、科试两次考试，选拔一定数额的生员参加在所在省城举行的乡试。定州辖区内的岁试和科试，也在定州贡院举行。
“作为重要的古城，定州文庙、衙署和贡院保存得相对完整。这三个构件基本上紧挨着，共同组成了定州古城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张立说。
大境门。 河北日报记者赵海江摄
市井烟火
2020年8月25日，大境门长城文化旅游区。
“明德口街”开街仪式正在举办。
马头琴、手风琴等户外乐器表演和鸣，口梆子、吉他弹唱、呼麦乐队表演呼应，杂技、小丑、动漫人偶等表演穿插，广场舞、俄罗斯裙摆舞演员翩翩起舞……
“口街”试图再现当年大境门辉煌商贸情景，但此时的人声鼎沸，仍远不及数百年前“互市”盛况。
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彦台表示，明朝中后期，在张家口大境门长城外形成的“贡市”和“茶马互市”边贸市场，沟通了内地与边塞的贸易。
互市中，来自蒙古高原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口蘑、发菜等通过张库大道，运到来远堡市场、西沟市场、元宝山市场，在这里以易货贸易的形式换成丝绸、茶叶、粮食、瓷器、白糖、棉织品及小百货等，从张库大道运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恰克图（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毛斯格洼（今俄罗斯莫斯科）等地。
参加“互市”贸易的有汉、藏、满、回、蒙古、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及日、英、法、美、俄等国的商人。这些商人在大境门内外修建了商行店铺1500多家，其中有国外洋行44家，年贸易额最多时达白银1.5亿两。
正因为“茶马互市”互通有无，使张家口堡这座边塞城堡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兴旺。也让张家口在当时真正成为一座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口岸城市。如今，张家口堡也被视为张家口城市的起点。
无论哪个年代，城市总归是人聚集生活的地方。对于名城古镇，后人其实更想探究那个时空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状态，嗅探历史时空中普通人的生活气息。
“市”是古代城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判定一个城市是否繁荣的重要条件。古人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尽在其中。
大多数保定人的早餐并不一定是驴肉火烧。一小碟槐茂酱菜，配上一碗白粥，或许最能开启熨帖的一天。
2021年9月12日，保定永华大街，“中华老字号”槐茂酱菜的店面不大，但“味道”格外浓郁。
据说，槐茂酱菜前身是槐茂酱园，位于保定市西大街路北一棵大槐树底下，因槐树紧靠门脸故起字号“槐茂”，象征兴隆茂盛之意。
槐茂酱菜开业于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光绪二十九年，慈禧途经保定，品尝槐茂酱菜后连声称好，并赐名“太平菜”。从此，槐茂酱菜身价涨了百倍，当时，一斤酱菜的售价高达1.7两白银（折合人民币500元左右）。
柴沟堡的熏肉，高碑店的豆腐丝，大名府的香油；昌黎的赵家馆，保定马家老鸡，邯郸的一篓油水饺……老字号，是城市里延续千百年的市井烟火。
解决了安全问题和口腹之欲，城镇里的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蔚县村村有‘三建’：庙宇、戏楼、官井沿。”李新威一句话，勾起了记者的兴趣。
作为一种特殊的聚落环境，蔚县古堡在形制和功能上与一般的村落略有不同。古堡把军事、防御、生活、生产、宗教、娱乐等功能结合于一体，不仅形成了庄堡、寺庙、戏楼等古建筑群，还缔造了独特而包容的古村堡文化——一种更加类似古代城镇文化的特殊文化类型。
2020年10月19日，蔚县宋家庄村。
村堡门内城下，一座独特的戏楼坐北朝南立于通街大道上。从远处遥望，依稀一座空心楼阁，别具情趣。戏楼中间为空心通道，宽2.2米左右，平时通车行人，遇有演出，盖上木板、前后置木闸板即可以封闭，上能文唱武打，下能通车行人，正对的整条街道就是观众席……
“穿心戏楼”创意奇妙无比，堪称蔚县戏楼“一绝”。
李新威说，在蔚县，有庄就有堡、有堡就有庙、有庙就有戏楼。
蔚县古戏楼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它是蔚县古建筑中的宝贵而独特的遗产。
戏楼有戏台、乐楼、歌台之称，是专供戏剧演出的古建筑，多数兴建于明清时期。蔚县的古戏楼特色多样，在河北省首屈一指。
古镇名城的“孕育传承”
蔚县宋家庄穿心戏楼。 砾华摄
走向“精神的世界”
2021年7月25日，“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十三四世纪的泉州，随着海洋商贸的繁盛，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摩尼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以及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扎根、成长。至今泉州留存着丰富的宗教文物，堪称“世界宗教博物馆”，正是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形象见证。
“南有泉州，北有蔚县。”
李新威介绍说，蔚县古建筑，尤其是庙、宫、观、寺、院、庵、祠、塔数量之多，位于河北省各县之首。据《蔚州志》记载，到清末光绪年间，仅县城古寺庙就有近百余座。
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为文化交融的“三岔口”地区的蔚县，同样接纳着来自中原与北地、东方与西方的诸种宗教文化和宗教艺术。
李新威表示，蔚县古寺庙最突出的特点是类型丰富。由于地处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前沿，在蔚县，当地人供奉各种教、神之庙，有佛教、道教、居家保护神、福运神、护法神等。
“需要什么慰藉，就拜哪方面的神仙。这一方面体现出古时蔚县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同时也体现出古人的信仰和崇拜并不完全受限，他们也有非常实用主义的一面。”李新威说。
与那些大城市官方寺庙居多不同，蔚州古寺庙多为民间作法，建筑形式灵活多变，兼具实用性、功能性和观赏性。古寺庙中，楹联、诗词、碑刻俯拾皆是，不少寺庙中还保存有大量壁画、砖雕、木雕等。
2021年7月13日，工作人员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蔚县释迦寺进行保护性修缮。此次修缮包括释迦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卧佛殿。
单檐歇山布瓦顶的大雄宝殿线条古拙，与人们常见的重檐古建筑风格迥异。释迦寺建筑的屋顶相当平缓，檐头和4个翼角都翘起，从侧面看更为明显，此殿的出檐为1.5米，外围檐下是硕大的斗拱，比例和造型都处理得非常巧妙，使中殿更加庄重肃穆。
我国已故著名的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先生1985年来释迦寺考察后认为释迦寺大雄宝殿具有元代的建筑特点。
事实上，走遍河北的古镇名城，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寺庙、观院、祠塔等建筑众多。
“这是人类聚落逐渐成熟，古人逐渐从物质世界走向精神世界的体现。”省民协主席郑一民说，“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宗教建筑和宗教文化，这些宗教文化同时也凝结成城市文明，反过来再次推动城市的发展。”
在正定，唐至清末，随着城池建设，在城内不断修建寺庙、道观、佛塔等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名胜古迹建筑群体，素以“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坊”而著称。其中，临济寺又为佛教临济宗祖庭。
在赵县柏林禅寺，晚唐时，禅宗巨匠从谂禅师在此驻锡四十年，形成影响深远的“赵州门风”，柏林禅寺和赵州因此成为中国禅宗史上的一座重要祖庭。
相比大城市中拥有系统、完整的宗教氛围，在村镇这类地域单位里，古人追寻精神生活的方式往往也更接地气，这种追求最终成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2020年3月2日，元宵节。
当绵河边上隆重的祭河神仪式完成后，井陉县天长镇庄旺村的村民们在蒙蒙夜色中将百盏河灯一一点燃，放入河中。
成片的河灯顺水而下，灯光与水波交相辉映，让沿河两岸围观的村民和游客在热闹喜庆中体会着井陉传承千年的民间文化魅力。
祭河神、放河灯是当地习俗，河灯样式繁多，每一个河灯都代表了制作者的灵感和创意，融合了纸扎、木艺、糊裱、彩绘、剪纸等各种技艺，以求河神保佑全体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井陉天长镇的灯在水里，蔚县上苏庄的灯则在街上。
提到上苏庄村，人们会打趣说：“那里的狗叫上两声都有戏味。”
上苏庄人爱唱戏，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灯山”起源于上苏庄村应该有很大关系。
这是中国北方最具古老、神秘文化色彩的民俗活动之一，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
每年农历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上苏庄都要举行拜灯山活动。活动内容有摆灯盏、搓灯捻、热油、引火神、点灯盏、拜灯山、民俗社火、唱大戏等。
将数百个灯盏在灯山楼内的层层木架上摆出花边和吉祥字样，再把浸泡麻油的灯捻逐一插入摆好的灯盏内点燃。然后，一幅幅“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字画映入眼帘。社火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在灯官的引领下众人叩首拜祭，祈求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每年元宵节期间，有成千上万的外地人涌向上苏庄，古老的灯山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所谓历史文化，是指人们在漫长历史中创造、积淀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它们以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两种形式，共同汇融成我们民族独特的品性和道德理念。”郑一民说，而这些凝聚着世代先人智慧和思想的文化基因，又往往蕴藏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古城、古村镇中。
蔚县打树花。河北日报记者赵永辉摄
传承“非物质遗产”
2021年6月5日，廊坊国际会展中心。
河北“非遗购物节”暨第九届廊坊特色文化博览会正在这里举行。
在玉田泥塑展位前，几位游人津津有味地给手中的泥塑敷彩。
国家级非遗项目玉田泥塑传承人王振锋边指导边介绍玉田泥塑的特点，带领游人感受非遗之美。
整个博览会现场，6000多种非遗项目的老字号美食、传统刺绣、陶瓷用品、土布纺织品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集中亮相。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河北是非遗大省，目前有6个项目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63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990个项目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孕育成长的沃土，大都发端于古镇名城之中。
元宵佳节，华灯初上。夜色中的蔚县暖泉古镇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
树花广场上早已座无虚席，一场精美绝伦的“打树花”表演即将开始。
后台，超大鼓风机正在高速运转，火苗从炼铁炉里蹿出来，匠人师傅们仍旧不停地往炉膛里添煤加铁，完全熔化成金色的铁水从炉嘴里不停地往外流。
“打树花的铁水经过40多分钟的高温冶炼而成。”“打树花”省级非遗传人王德告诉记者，每一场打树花大约要用掉1000多斤铁和500多斤煤。
为了防止烫伤，反穿羊皮袄，头戴草帽的王德走到一盆凉水前，用一把笤帚蘸上凉水扑打全身。准备停当，只见他把手中的木勺伸向铁水，舀起一勺，抡圆胳膊，奋力向高墙抛洒。
刹那间，铁水炸出无数朵金黄璀璨的花朵，在空中划出巨大的圆弧，顺着城墙四散开来。一勺又一勺，王德甩得越来越高，越打越快，仿佛置身于“花雨”之中，树花点亮整个夜空。
打树花，是当地百姓为了庆贺丰收、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进行的民间社火，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如今“打树花”有了专利，表演技艺不断创新，让这门古老艺术在古老城镇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21年9月6日，邯郸串城街。
从造型上看，横跨沁河而建的石拱桥学步桥并无独特之处。倒是桥西路口处，一个年轻小伙子随一对步履优雅的足迹爬行的石雕更加引人注目。它描绘的，正是“邯郸学步”这一成语典故。
邯郸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申有顺特意带着记者从学步桥上走过。在他看来，“邯郸成语”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长廊里的一道奇观。
“仅《史记》里记载的邯郸成语典故就多达百余条，《中国成语大辞典》共收录成语18000多条，其中属于邯郸的成语竟占了1580多条。”邯郸学步、女娲补天、叶公好龙、滥竽充数、掩耳盗铃、梅开二度、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完璧归赵、毛遂自荐、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申有顺如数家珍，“中国再无第二个地方像邯郸这样盛产成语。”
申有顺认为，邯郸3000多年城址未移，城名未变，其历史遗存之丰富、层次之鲜明、脉络之完整、影响之深刻，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也不多见。而成语典故，正是邯郸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邯郸成语类型包罗万象，有反映执政理念的，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寓意深刻、揭示人生哲理的，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以典存史反映重大事件的：如“完璧归赵”；有给人警示、鞭挞社会不良现象的，如“利令智昏”……
这是古城邯郸，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文化遗存。
“成语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深刻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思维、表达和审美方式。汉语离不开成语，成语绕不过邯郸。”申有顺说，这些成语典故影响中国两千多年，早已经深深烙进整个中华文化的基因里，成为我们基本的表述方式和历史哲思。
天长古镇民俗表演。河北日报记者田明摄
留住“我们的乡愁”
2020年10月19日，怀来鸡鸣驿。
站在鸡鸣驿古城墙上俯瞰，这里依然保持着旧时的布局和气象。
“三横两纵”的街道布局，形成了城内横、竖明显的空间分割，串联着重要的建筑群，前后呼应。北城墙中部筑玉皇阁楼，南城墙中部筑魁星阁楼，两座阁楼遥相呼应。整座城紧随驿路的方向向西北倾斜，城内一条东西方向的马道穿城而过，体现着它的驿站特征。
置身马道，游人不禁心动神驰，当年每日马铃声声，飞尘滚滚，驿卒快骑疾驰，风风火火，昼夜不停，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在鸡鸣山下，有一条千年古道。这条东西方向的大道，在春秋战国时被称为“上谷干道”，此后历代王朝都把它作为东经居庸去燕(现北京周边)、冀(河北一带)，西到大同、新疆，南通飞狐(河北蔚县南)、紫荆关(位于河北涞水县，长城关隘之一)，北达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俄罗斯的必经之路。
这条古道上曾有很多著名的城镇和驿站，鸡鸣驿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此设置“站赤”(驿站)。明永乐年间，此地发展成为京师北路的第一大驿站，因位于鸡鸣山下，故名鸡鸣驿，承担着军驿、民驿两种功能。
明清期间，鸡鸣驿城屡有修葺，是北京通往西北地区的重要中转站。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裁汰驿站，开办邮政”，鸡鸣驿结束了其驿站的历史，驿城变为村落。
古镇名城留下了中国人的文化乡愁，而古村落则留下了古镇名城的乡愁。
2020年10月23日，邢台。
邢台市文史专家刘顺超的书斋里堆满了各色书籍。翻开由他编辑的《邢台古村落文化》一书，满满都是邢台人的“乡愁”。
“邢台有村庄五千多个，它们绝大多数是历史的沉淀，保存几百年的原始形态相对完整。”在刘顺超看来，从更长的历史视角中看，村、镇与城市其实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刘顺超在研究了邢台本地大量古村落后发现，村落在形成时，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从环境聚落形态上分析，村庄可以分为山口型、古堡型、集市型、庙居型、散布型等。
邢台县的皇寺镇、西黄村镇，隆尧县的山口镇，沙河市的渡口村等就是典型的山口型的村镇。
“从交通上看，古代由于交通工具的限制，人们在出行时多步行，或以牛、马、车轿为代步工具，翻山越岭，山口为必经之路。为此山口之径也就成为人聚居的地方，以此形成的聚落为山口类型的村落。”刘顺超说，在历史长河中，这类山口型的村落，往往因交通和商业的发展逐渐壮大，成为镇或者城，同时也不断会有古城镇因某些原因重新衰落、退化、降格。
与城市相比，古村落有时能表现出强烈的顽固性，所以村庄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十分突出，那些因各种原因发展停滞下来的村落，成为历史的活化石。
2021年6月10日，邢台市路罗镇英谈村，太行深山中。
“山高谷深石桥多，地处陡峭窑洞多，依山而建石楼多，背山面水山泉多。”初夏时节，年逾古稀的老人路召洋领着记者通过东寨门进村，古朴的山巷和灵秀的山色交相辉映，石城墙、石城门、石房子等建筑随处可见。
我省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之一的英谈村，有“江北第一古石寨”之称，这是一个由红色石头建起来的古村，在夏日恣睢的绿色里，犹如晕开的淡红云霞。
沿着石板路一步步前行，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看得见历史的烟尘，听得见历史的回声。
刘顺超甚至把英谈比作太行山里的“香格里拉”。
在刘顺超看来，英谈村为后人留下的“乡愁”，首先是通过那些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其中代代相传的民间建筑学体现的。
民居，是英谈的精华所在，得天独厚的红色石材，渲染着古寨的风韵。或以房为墙，或以墙为房，房上有院，院上有房，墙随地形而建，房随山坡起伏蜿蜒，参差错落，层层叠叠，远远看去，一丛一丛的，透着生机。
英谈留存下来的民间文化同样韵味悠长。其中包括具有宗族色彩的路家四堂文化，具有民族精神的太行山红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传说文化。
英谈村有“一姓三支四堂”之说，105户人家绝大多数姓路。路姓有三支，三支分设为德和堂、中和堂、汝霖堂、贵和堂，并存有完整的家谱。
“一个地方之所以与一个人发生关系，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联结，具体到故乡就是血缘、亲缘。”刘顺超说，当我们在日益巨大的城市中回望故乡，“这种以血缘、亲缘凝聚起来的古村落，就如同琥珀一般珍贵凝固了时光，凝结了我们最后的乡愁。”
（感谢河北省文物局、蔚州博物馆、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沧州市博物馆、河北省古建筑研究所、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力协助）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袁伟华、朱艳冰、王雪威、李建成、陈正、邢云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袁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