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商贸篇
（上）：大路朝天_大河之北
声震东北的“呔儿商”、走南闯北的武安商帮、随时代成功转型的高阳布商等，是近代河北商业的重要代表。
商道：远去的驼铃与帆影
张家口大境门长城。这里曾经是“张库大道”的起点。（资料片）
张库大道：连通欧亚的国际商道
1885年，一本极其重要的论著在伦敦出版。
这本书中写道：“俄国和中国的茶叶贸易可能是1792年开始的，茶叶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
这本书就是《资本论》第二卷。书的作者是当时已经去世的卡尔·马克思，书稿由他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整理出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这条贸易运销路线，就是形成于清朝的著名国际商道——张库大道。
张库大道，南起张家口，途经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清代名为库伦），直至俄蒙边境的俄国城市特洛伊茨科萨夫斯克（清代名为恰克图，时属中国），全长1400多公里，相当于北京到长沙的距离。
据当时资料记载，从张家口到库伦，马队行进40天以上，牛车需要60天，春冬两季运输主要靠骆驼，大约35天，之后渡河到恰克图。
这样一条连接中蒙俄的国际贸易运销线路是如何形成的？
“这条道路汉代就有，但一直以驿路、干道的形式出现，而以商道闻名，是在明清时期。”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者刘振瑛说。
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实现和议，开展茶马互市，为这条国际商道形成奠定了基础。
茶马互市，是蒙古人与汉人的物资交易大会。
交易地点设在当时宣化府所辖的张家口堡、新开堡、独石口堡等五处地点，每年夏末秋初举办，历时半月。蒙古人带来马、牛、羊、骆驼、皮张等畜牧产品，与汉人以货易货，换取绸、布、茶、粮、铁锅等生活物资。
不过，茶马互市在贸易形式、持续时间上，与清代张库大道上的贸易有很大不同。
“茶马互市主要是蒙古族人定时定点来张家口贸易，而清代张库大道的贸易形式，是清朝商人去往库伦、恰克图，俄罗斯商人来到张家口，是双向往来贩运的长途贸易。另外，茶马互市的贸易量也无法与清代相比。”刘振瑛说。
真正推动张库大道成为国际贸易运销线路的，是清政府对俄国实行了开放的贸易政策。
清雍正五年（1723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确定两国商人可在中俄边境恰克图进行贸易。
“张库大道如果只停留在张家口到库伦之间，就只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国内商道。而向北延伸到恰克图，才是它正式成为国际商道的关键。”刘振瑛说。
1728年，中俄商人在恰克图进行了首次换货贸易，张库大道正式延伸到恰克图，成为一条国际商道。
自此，张库大道上中俄贸易的繁荣持续了一百余年，也让张家口成为京津冀一带对恰克图贸易的物资集散地和储运基地。
1892年12月5日，张家口元宝山。
来自俄国的旅行作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从恰克图出发，经过库伦，在这一天到达了张家口。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初到张家口的所见所闻：
“在一个初来的旅行者看来，现代的张家口……至少要从城墙以外一俄里半的地方算起。在元宝山谷地的崖坡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货品充盈的店铺，它们的老板主要是和到张家口来的蒙古人做买卖的北京商人和老西儿商人；在张家口经商的俄国人的住宅以及他们的茶叶堆栈也都集中在这里。”
这段见闻，最终收入了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与蒙古人》一书中。
俄国商人可在张家口建行栈，是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获准的。在此之前的清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允许俄国商人直接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中俄之间由定点贸易转为贩运贸易。
这样的贸易开放政策，让许多俄国商人赚得盆满钵盈。
波兹德涅耶夫在书中感慨；“俄国人往来于张家口已有二百多年，俄国公司在这个城市进行商业活动也有三十多年，有几十个人就是在张家口赚了几十万卢布，现在作为百万富翁而离开了这里。”
为什么政策一旦放开，张库大道就迸发出巨大的商业活力？
这与张家口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
“张家口地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的结合部，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处。从汉代的宁城互市、辽代的坝上榷场，到明代的茶马互市，张家口历来都是长城内外各民族互市的地带。清代，蒙古被纳入中国版图，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阻隔，张家口南北的贸易需求被充分释放。”刘振瑛说。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清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让张家口成为当时中国北方仅次于天津的繁华商业城市，成为“华北第二商埠”。
而在这条国际商道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无疑是商人和商品。
究竟是哪里的商人在这条商道上做生意，都贩运什么物资？
2021年8月20日，张家口博物馆，“万里茶道”展厅。
展品中有一份签订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盟约。
订盟人是三位商人——来自山西汾阳县22岁的郭清华、山西孝义县19岁的孙咸宁和河北张家口18岁的高鹤。
三人在盟书中约定：“今我等三人同在此城贸易……若是协力，同重于义气，亦能与古人并肩，今择桃园花开之吉日，而祝曰：‘今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俱要效古人之风，不可半途而废，久后若有三心二意、口是心非、利己损盟者，天厌之，天厌之。’”
这个山西商人与张家口商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正是在张库大道经商的众多商人齐心协力、互利共赢的缩影。
山西商人，组成了张库大道上资本实力最雄厚、最活跃的商帮，他们一般以整批大宗货物的批发贸易为主。
除此之外，还有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京帮”，联手经营的束鹿（今辛集市）、深州、饶阳、南宫等地商人组成的“直隶帮”，小本经营的蔚县、阳原、怀安、万全、涿鹿商人组成的“本地帮”。
除了国内商人，外商也汇聚张家口。
清末民国初年，设在张家口的外国商行总数达到了44家，如英国“德隆”“仁记”“商业”“平和”，德国“礼和”“地亚士”，美国“茂盛”“德泰”，日本“三井”“三菱”，还有法、俄、荷兰等国的商行。
清代到民国初年，张库大道贸易日益繁荣，这从张家口商户数量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
清初张家口商户只有约80家，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260家，同治年间（1862年—1875年）1027家，而民国初年达到鼎盛时期，有1500多家，经商人数达3.5万人，占当时张家口总人口的一半，最高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
张库大道的商帮不但人员构成多元，贩运的商品种类也十分丰富。
“大小商帮用从内地购来的绸缎、米面、茶叶、瓷器、马鞍、铜铁器具等，到蒙古草原交换回马、牛、驼、羊、皮张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等。”刘振瑛说。
20世纪初，张库大道百余年的繁荣戛然而止。
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并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接轨，依靠骆驼牛马的传统运输方式，被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铁路取代。1929年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张库大道上的贸易被迫全部停止。
国际国内形势的风云变幻，让曾辉煌繁荣的张库大道走入了历史。
大运河沧州段两岸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资料片）
大运河：沟通南北的“黄金水道”
2021年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泊头市。
在胜利桥南约200米的大运河河道内，几名施工人员正冒着严寒，将一根根木桩打入淤泥之中。
这并不是普通的河道施工现场，而是一场争分夺秒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十几天前，清淤施工队在这里挖出几块巨大木板，经文物部门判定是沉船遗骸。
发掘工作随即展开，先在沉船周围打一圈木桩，围绕沉船插入木板，在船底部插入钢板，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移入室内细致清理。
一艘长16.5米的明代商船随着清理一点点露出，随船出土的还有酱釉罐、龙泉窑青瓷罐、黑釉灯盏、定窑白釉碗等10余件完整瓷器和部分碎瓷片。
“船上既有产自浙江龙泉窑的瓷器，又有产自河北定窑的瓷器，这是当时中国大运河货运南北的缩影。”沧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负责人郑志利说。
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总长3200公里，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它是连通中国南北最重要的商道。
大运河河北段，全长530多公里，约占中国大运河全长的六分之一。
这530多公里的河道，不是同时建成，建造时间从东汉204年的人工运河“白沟”开始，到1293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为止，前后历经1000多年。
1293年，大运河经历了一次“截弯取直”的重要改道。
改道前是隋唐时期修建的隋唐大运河，从余杭（今杭州）经洛阳北上至涿郡（今北京西南），洛阳以北段称永济渠；改道后，运河不再经过河南，而是从山东开凿新河道，直接连通北京，称京杭大运河。
表面看，大运河河北段线路变动不大，只是微调：邢台临西至天津的永济渠，依然是后来京杭大运河的主线。临西上游的永济渠，虽变身为京杭大运河支流，但仍是冀南通往京津的水上要道。
然而，这次“微调”对河北意义重大。它直接提升了河北段大运河的商业地位——因为元代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北京，从北部边塞重镇变为国都。
元代定都北京后，河北成为畿辅。京杭大运河河北段成为这条沟通南北“黄金水道”的重要河段。
2021年10月9日，沧州东光，谢家坝。
站在运河河道内，长218米、高5米、厚3.6米的谢家坝，给人一股坚不可摧的雄伟气势。
距离谢家坝不远处，是新建成开馆的谢家坝水工智慧博物馆。馆中一张谢家坝坝体剖面图，清晰展示了大坝的内部构造。
谢家坝，也被称为糯米大坝，它的坝体是由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而成，夯土下面是毛石垫层，毛石垫层下面的地基要打入柏木桩，使大坝牢牢抓住大地。
谢家坝一带，地处运河急弯险段，水流湍急，历史上曾多次决口，但自从清末修筑谢家坝后，这一河段再也没有出现决堤。
事实上，在大运河修建的漫长岁月中，新修或加固大坝、修建水闸或泄洪的减河、清理河道淤泥，日常的运河维护工作从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疏通维修河道，保障大运河的畅通呢？
最重要的，是一笔经济账——在古代水运运输成本远低于陆路运输。
明代宝坻县令袁黄曾在《皇都水利》中写道：“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
粮食从苏州一带运至天津张家湾的运河水路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两者运价几乎相当。
水运的成本优势显而易见。
水运不仅运量大、成本低，受气候影响也更小。古代没有柏油路，遇到雨雪天气，道路泥泞，车马难行，而恶劣天气对水运影响较小。
其实，在南北运输中，除了陆路运输和运河外，海运也是一种选择。
元朝定都北京后，实行的就是“海河并行，海运为主”的方略。
但海运受季风和洋流影响很大，南方船只只能在春夏季节北上，然后在秋冬季节南下。虽然运输速度很快，但受季风影响，通航时间只有半年多。而且，由于气象预报系统不完善，海运的风险要大于运河，一旦遇上恶劣天气，便有船毁人亡的风险。
因此，权衡海运和运河航运的利弊，加之明代采取封关禁海政策，运河航运彻底取代海运成为中国南北水运大动脉。
2012年8月16日，沧州博物馆，“大运河北”展厅。
“邯郸、邢台、衡水、沧州、廊坊……”站在展厅入口的中国大运河线路图前，一位游客自南向北，数着大运河流经的河北5座设区市。
在5座城市里，沧州是唯一一座大运河穿主城区而过的城市。
这并非偶然。事实上，如今沧州市区位置的选择，和大运河的兴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使得沧州成为南北往来的要冲、水旱两路的咽喉。之后，两岸商贾云集，沧州城依运河而兴旺昌盛。
“元末明初，位于运河东岸的沧州旧城开始衰败，临近运河的长芦镇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逐渐成为新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曾参与大运河申遗工作的郑志利说。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沧州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五月徙于长芦。”
长芦，位于大运河西岸，今天的沧州城，就是在长芦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繁忙的运河航运上，主要流通着哪些商品？
京杭大运河，在明代又称漕河。漕粮，明清两代，是大运河上最重要的货物，每年都有约400万石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京杭大运河也成为明清时期国家的经济命脉。
不过，漕粮运输是官方行为，南北民间物资的贸易往来，才是激发大运河活力的最大力量。
2021年9月21日，沧州。
正值金丝小枣收获的季节，沧县高川乡北马坦村果农张文荣早早来到自己的枣园，开始和雇工们一起打枣。
她拿着手中的细竹竿，游走在树枝和树叶之间，似乎没费多大力气，一颗颗小枣就纷纷散落在地上。张文荣弯下腰，把它们一一拾进筐里。
通过现代物流的高效运输，不久之后，这些有着独特风味的金丝小枣，将出现在中国20多个省（市、区）的大型超市和东南亚、韩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事实上，早在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沧州枣就依靠运河南下北上，打开了南北市场。
“沧州枣最早的市场，在沧州城西大运河西畔，在明末清初已经有一定规模，通过运河，北上京城，南下江浙闽粤，是远近闻名的运河特产。”郑志利说。
曾经通过大运河南下北上的，不止水果。
北方的小麦、棉花、砖石、生铁、粪肥、皮毛、煤炭，南方的稻米、丝绸、茶叶、瓷器、盐、竹器、木料……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南北互通有无。
商帮：近代河北商业的代表
上世纪20年代，“呔儿商”在哈尔滨开办的大罗新环球货店。（资料片）
“呔儿商”：更懂东北
2021年8月4日，吉林长春。
在亚泰大街以东、东四马路和惠工路之间，有一条长约五六百米的商业街。
在这条并不算宽阔的小街上，商铺鳞次栉比，来往的行人熙熙攘攘。街边的路牌上，赫然写着三个字：“乐亭街”。
记者随机进行询问，大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乐亭街因何而得名。而几位上了年纪的当地老人，则能清楚讲出乐亭街的来历：100多年前，有许多来自河北乐亭的商人居住于此，这条街便因此得名。
此外，因当年这些来自乐亭及周边地区的人说话带有口音，当地人便送给这些乐亭商人一个昵称——“老呔儿”，这条街此前也被叫作“老呔儿街”。
河北和吉林并不接壤，乐亭和长春相距数百公里，两地如何产生联系？乐亭商人为何能在此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
这一切，还要从近代冀商最重要的商帮之一——“呔儿商”的崛起说起。
“呔儿商”第一代东北“商业淘金者”的代表，是生于清朝道光年间、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长途贩运小贩——刘新亭。
《乐亭县志》记载，乐亭刘家祖籍河间府，明万历年间迁入乐亭刘石各庄。早年间，刘家是地道的庄稼人，靠几亩薄田支撑家业。
“刘新亭是个眼光敏锐的商人，他听说当时东北的龙湾（今吉林农安）一带正在招垦开荒，当地非常缺乏农具和日用品，于是就用大车从家乡收购了大量锄板子、土布和棉花运往龙湾，再运回东北的关东烟、麻和粮豆等产品，到京畿等地去卖。”乐亭县文史专家李荣亭说。
随后的10年间，刘新亭借此获利数百万吊，为刘家的兴盛奠定基础。
经过数十年奋斗，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新亭的3个孙子分家时，刘家在东北和关内开设的商号已达30余处，包括大车店、榨油坊，并办起了钱庄。
到清末民国初年，刘家的生意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覆盖了大半个中国。
随着1898年关内外铁路（后改称京奉铁路）的开通，冀东与东北之间的交通更为便利，乐亭商人得以在东北站稳脚跟，并快速扩张。
1906年，吉林省成立吉林商务总会，董事19人中，有9名是河北乐亭人，可见当时“呔儿商”在当地的重要地位。
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任会长王获人便是乐亭人。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春有人倡议成立“乐亭同乡会”，当时在长春的乐亭人约有5万，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7%。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样在东北经商的晋商，地位逐渐被“呔儿商”取代。
为什么以刘新亭为代表的“呔儿商”，能在东北发展壮大？
“首先是地缘优势，‘呔儿商’的大本营乐亭与山西相比，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靠近，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共性更强。刘家到了第三代，将更多的商业资本投入东北，已经能对东北各重镇的商业行情做出预测。”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赵明信说。
可以说，“呔儿商”更懂东北。
在民国时期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又一位“呔儿商”在东北写下传奇。
1927年8月8日，哈尔滨。
这一天，一家名为“同记”的大商场在哈尔滨开业，场面火爆。商场面积1000余平方米，门口一扇高4.7米、宽7.4米，从比利时定制的橱窗，号称全国最大，一时成为市民的“打卡地”。
定制这扇橱窗的，是同记商场的老板——武百祥。
今天的哈尔滨人，大多已经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提起同记商场，在哈尔滨几乎无人不晓。在哈尔滨流传着一句话：“没逛过‘同记’就不算到过哈尔滨。”
同记商场当时的营业许可执照，现在收藏于东北抗联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百祥，乐亭“呔儿商”中民国时期的代表商人。
20世纪20年代，武百祥在哈尔滨创办的同记商场和大罗新环球货店的开业，是东北三省民族商业发展的标志性大事。
新一代“呔儿商”继承了老一辈商人的吃苦耐劳和商业眼光，更在当时学习西方的大环境下，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勇气。
1919年，“同记”从美国购进现代纺织设备，研究上海的名牌袜子，创造自己的袜子品牌“白熊牌”。
白熊牌袜子采取新奇的营销方式，宣传人员抬着七尺高的大白熊模型，敲锣打鼓，沿街游行，一路散发广告单。
这种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推广方式，在一百多年前令人耳目一新，同行争相效仿。
这一时期，“京东第一家”刘家已经到第五代经营者，他们也改变经营模式，从以钱粮业为主改为商业、金融、工业并举。
刘家的“益发合”，是新中国成立前吉林省规模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鼎盛时期流动资金就达400万银大洋，有大约500名工人。
“益发合”旗下的益发钱庄与交通银行合资设立的益通银行，是当时东北第一家接近现代银行组织的银行。
1936年，武百祥的“同记”与刘家的“益发合”学习借鉴国外工商业先进经验，带头推行股份制改革，成为分部众多、地域广阔、工商并举的股份制大企业。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对东北经济控制的加强，乐亭商人在东北经营的商业开始衰败没落。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民族工商业全面萧条，“呔儿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武安市伯延古镇内的四合院式古建筑。100多年前，武安商帮的传奇故事曾在这里发生。河北日报记者王思达摄
武安商帮：南绸北药
2019年10月9日，邯郸武安，伯延古镇。
“各位东家、掌柜的一路辛苦，里面请……”随着“大管家”一声开场白，武安市伯延古镇实景剧《商帮归来》拉开帷幕，再现150多年前武安药商两大家族的经商故事和家国情怀。
伯延古镇，地处武安市城南，至今镇上有徐家庄园、房家庄园、王顺庄园等150多座清末、民国老建筑，是武安商帮商界传奇的见证。
作为冀商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安商帮”在清末民初曾创造巨大辉煌。
“武安商帮最大的特点是‘一县之地独为帮’，成员所属地域范围小，几乎全部都来自武安，这与大多数商帮都以跨越行政区划的片区形式出现非常不同。”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说。
为何地处北方重农抑商传统社会的武安人，会走上经商之路？
“武安人经商之路，最初是被太行山区穷困匮乏的自然耕作条件逼出来的。”研究“武安商帮”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
武安，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太行深山之中，山岳地貌几乎占武安总面积的一半，另一半是丘陵，土地贫瘠，难以耕种。
穷则思变。武安人没有墨守成规，早在明嘉靖年间，为了养家糊口，武安人就纷纷走出大山从事商业贸易。
武安商帮从明末兴起，至1956年公私合营为止，历史跨越300余年。
2021年8月15日，武安博物馆。
博物馆中，一件当年武安药商最常用的老物件，放在精致的木盒中，许多参观者却难以一下叫出它的名字。
戥（děng）子，一种小型杆秤，是古代专门用来称量分量小的贵金属、贵重药材的精密称量工具。
这件展品，是武安博物馆筹建征集馆藏时，武安上团城乡下团城村一位村民捐赠的。
生活在大山里的武安人，常年与草药打交道，所以兴起于明朝中后期的武安商人，起初就是以贩卖药材为主。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晓这杆戥子曾见证了武安商人怎样的创业路，但“五架小车下关东”，已成为讲述武安商人到东北开疆拓土的经典故事。
冀商中，闯关东的不止“呔儿商”，武安商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商帮力量。
最初因为地缘相近，贩卖草药起家的武安商人，主要在河北安国、河南沁阳两大著名药材集散地之间贩运药材。清乾隆年间，武安人深感在竞争激烈的内地市场难有大发展，于是决定到还是商业蓝海的东北去闯荡。
最早踏上黑土地的武安商人，是龙泉村的武氏五兄弟。
他们走的是往返长达两千里的药材贩运之路：从保定安国购买药材，再到辽宁沈阳销售，再把东北“关药”人参、鹿茸、防风子、五味子等运回内地。
“五兄弟每人推一辆独轮车，因为路途遥远，他们总要带上多双布鞋，穿烂一双再换一双接着走，没有五六双鞋，到不了目的地。”安秋生说。
尽管路途艰难，但关内外药材差价让五兄弟获利颇丰。几年之后，他们在沈阳设店经营，改行商为坐商，药号“临泰”。
“临泰”药号在沈阳的设立，是武安商人在关外扎根经商的起点。
“五架小车闯关东”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武安药商。自此，武安商人投资重点转向关东。
武安在东北的经营达到顶峰，是在清末民国初年。
“当时，关内百姓大规模移民东北，移民区缺医少药，武安药商抓住机遇，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逐步形成‘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的规模。”
武氏家族的“临泰”药号在东北规模最大，“连锁店”众多，黑龙江哈尔滨的“德泰恒”、沈阳的“德泰兴”、哈尔滨阿城的“恒泰德”、吉林公主岭的“德泰祥”等，都是武家产业。
2021年9月10日，邯郸武安，武安广场。
广场北端，矗立着九根高大的文化柱，每根文化柱都用浮雕的方式，镌刻着一段令武安人引以为豪的历史。
在第七根文化柱上，雕刻着四个醒目的大字：“南绸北药”。
“北药”，指武安药商在东北的药材生意，而“南绸”，是武安商人在南方的绸布生意。
绸布，是“武安商帮”主要经营的另一个行业。
“武安商人的绸布生意，从安阳、郑州、开封，一直开到苏州、上海。另外，在太原、西安等地，也有不少绸缎庄，太原历史上最早的‘宏顺德’绸缎庄，就是武安人开的。直到今天，苏州仍保存有武安绸布商人当年修建的武安会馆。”安秋生说。
据史料记载，1934年，武安的人口为377515人。其中在外商家1950家，从业25000余人，仅在东北就有商家1500家，从业20000余人。武安商人的经商范围，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划，至少在18个省（市、区）以上。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关内关外的交通阻绝，加之中医中药在人们的生活中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武安商帮的传奇悄然落幕。
高阳县即将丰收的棉田。 张志武摄
高阳布商：转型样本
2021年7月21日，高阳某纺织公司缝纫车间。
随着机器的不断运行，一条条数米长的半成品毛巾，正在流水线上快速裁剪。
短短1分钟内，一条未经裁剪的大毛巾，被均匀裁剪成十几条尺寸一致的成品毛巾。几乎同时，折边、加标、缝纫等工序也同步完成。整个过程由机器自动化完成，没有一名工人参与。
这条流水线，是全自动毛巾横缝机。过去，使用人工缝纫设备每人每天缝纫1000条毛巾，而全自动毛巾横缝机每台每天可缝纫12000条毛巾。
高阳，中国纺织之乡，可以年产毛巾50亿条、毛毯4.5万吨，今天全国市场上每三条毛巾，有一条产自高阳。
今天高阳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一代代高阳布商的努力，他们就是“高阳帮”的代表。
高阳出布商，这与当地棉花的引种历史密切相关。
“明初，棉花种植引入河北，到明代中后期，生活艰难的高阳农户已开始种植棉花，纺线织布。”文史专家、高阳文化馆创作员史克己说。
棉花的引入，是河北古代农作物种植史上一件大事。
棉花喜温、喜光、怕涝，在≥10℃积温3500℃以上、≥15℃的持续日数在150天以上、最热月气温＞25℃、年日照时数＞1500小时、年降水600毫米左右的平原地区最适于生长。
根据这个条件，保定定兴以南的京广铁路沿线和石德铁路线以南的广大地区，都非常适宜种植棉花。在新疆引种棉花之前很长的历史时期，河北都是“中国产棉第一省”。
高阳，正处在这片棉花适宜种植区的北部。
到明朝末年，棉纺织品已经成为高阳本地主要贸易商品。到清朝末年，高阳传统手工土布市场已经形成。
史料记载，1900年，高阳莘桥村集市可日销土布近千匹，县城集市可日销土布1200匹。以贩布为生的小本商贩渐多，他们收买本地土布，远销外乡，仅季朗一村，就有贩布独轮小车60辆，行销博野、赵县等地。
冀中南棉花种植区广大，为何高阳形成了以纺织行业为特色的商帮，并最终完成了从农业种植、家庭手工业向现代纺织产业的转型升级？
高阳能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与高阳纺织商人从20世纪初一次次锲而不舍的现代化、工业化转型有关。
2021年7月15日，高阳纺织博物馆。
在这家全国唯一的县级纺织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架老式铁轮织布机。
它与常见的老式织布机有些不同，织布机两侧各安装有一个直径大约40厘米的铁轮。如果给铁轮套上皮带，再通上电，它可以自动织布。
这台铁轮织布机的原型，是20世纪初高阳纺织商人杨木森请技术人员仿日本的铁轮织布机，自制的足踏式、电动式两用铁轮织布机，当时每台造价40银元。
而日本的铁轮织布机，也是由高阳商人引入高阳的，铁轮织布机替代了传统的木制织布机，织出的布从窄幅土布发展到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
铁轮织布机的引入和仿制，正是高阳纺织商人告别手工纺织业的尝试。
1905年，高阳纺织商人杨木森等牵头，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高阳商会。高阳织布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商会设在高阳县郊南街关帝庙。商会一成立，便派人赴天津学习铁轮织布机织造技术，并回购日式铁轮织布机贷给城乡织布户，教以织法，赊给棉纱。
虽然高阳商会的成立促进了铁轮织布机的进一步普及，布商的资本也更加集中，但和西方国家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纺织品相比，高阳纺织品仍显得势单力薄，在价格和产量方面均处于劣势。
使高阳纺织产业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高阳布商创立的一种被称为“撒机制”的生产经营制度。
“撒机制”，指的是布商们把铁轮织布机赊售给农民，并把机纱分发到农民家中进行生产，在回收布匹时付给农民手工费，机价从手工费中扣除。这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使高阳实现了铁轮织布机的迅速推广。
“撒机制”的普及，让高阳布的售价远低于进口洋布。很快，高阳布就在华北市场上挽回颓势，重新走俏起来。
对此，时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的吴知在1936年出版的《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一书中评价：“高阳织布业创造了作为中国乡村工业化模式之一的‘高阳模式’。”
“撒机制”的成功推行，让高阳纺织业迎来兴盛。
1915年至1920年，高阳布区的平面织机从5673台增至21694台，年销棉纱达10万包，产布400万匹，营业额达2000多万银元。产品囊括了粗白布、细白布、电光布、褥面布、被面布、床单布、条子布、袍料以及线毯等。
中国北方许多传统商帮的商业传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走向没落，但高阳纺织业却在一次次重创后，焕发新生，成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现代化转型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例子。
改革开放后，高阳纺织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但高阳纺织商人又面临新的挑战。
根据《2021年中国棉花产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新疆是中国最大产棉区，2020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2501.9千公顷，占比78.9%，其次为河北，棉花种植面积189.2千公顷，占比6.0%。
与新疆棉相比，河北棉花产量和成本都不再具备优势，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高阳另辟蹊径、找准定位。
高阳选择主打毛巾、毛毯等细分行业，做大做强，目前毛巾产量占全国产量的30%，毛毯占20%，出口额近3亿美元，成为“中国毛巾毛毯名城”，河北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发展的典型样本。
市场：沟通天下的特色商品之都
辛集名花皮毛文化博物馆展示皮毛制品制作工序。 （资料片）
辛集：皮毛之都
2021年9月28日，辛集国际皮革城。
“老铁们，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是899元的皮羽绒服……”在辛集电商直播基地，一位主播在直播间忙碌着，每隔几分钟就要换一件衣服，为网友展出穿着效果，娴熟地推介着自家的产品。
辛集国际皮革城，位于市区东北部，以皮革皮衣批发为主，集零售、物流配送等多功能于一体，是目前我国单体面积最大的皮革皮衣专业商场。
这一天，第二十九届中国（辛集）国际皮革博览会正式启动。
地处华北平原、不畜养牛羊的辛集，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皮革皮衣之都”，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辛集市区西南六七公里，一个名为木丘村的小村庄，是辛集制皮业的发祥地。
“辛集与皮毛产业相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辛集民间流传着‘回龙镇上买轻裘’的说法，这个回龙镇，就是今天的木丘村。”董培升说。
回龙镇后来毁于滹沱河水患，当地的皮毛产业逐渐北移至廉官店（辛集在明代之前的名称）。
但在北宋之前，辛集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皮革加工地，真正推动当地皮革产业发展的，是北宋和辽在今天雄县、霸州、徐水一带开放边境贸易。
三地设立了从事边境贸易的“榷场”，它们是宋辽大宗贸易商品的主要集散地，而贸易的商品中，就包括马、羊、骆驼等动物皮毛。
辛集距离这些“榷场”不远，加工制作军需的皮革护具、鞍具的工作就落在了辛集，也培育出技术熟练的皮毛匠。
除了靠近“榷场”，辛集地理位置、气候温度也很适合皮毛加工行业的发展。
“北方商人从关外、口外到辛集就不再往南走，因为再往南天气潮湿，皮子容易霉变。而南方商人到此也不再往北走，否则运输成本太高。”董培升说。
自然地理区位和市场需求，共同促进了辛集皮毛加工、集散市场的形成和壮大。
到元朝，辛集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皮毛集散地。
明朝，廉官店与附近几个村庄合并，改名“新集”，意为“新的集市”。清代改“新”为“辛”，“辛集”一名由此而来。
2021年6月20日，辛集，皮店街。
这条只有四百多米长、六七米宽的老街，是辛集市区老住宅区里一条寻常的街巷，几乎看不出任何与“皮店”相关的痕迹。
但这条老街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曾见证了辛集皮毛业清末民国初年的繁荣兴旺。
皮店、皮庄，在清代既是皮毛商人吃住的客栈，也是皮毛商品交易所。皮店、皮庄主人，是客栈老板，也是皮货交易经纪人。
20世纪30年代，辛集皮毛原料来源已覆盖中国北方大部分省市，如山东济南、济宁、临清；河南郑州、许昌、洛阳、开封；陕西榆林、咸阳；山西太原、大同。
当时，辛集80%的生皮毛不在本地加工制造，而是经过皮店、皮庄批发转运、分销全国。因此，皮店、皮庄地位举足轻重。
“每天来自生皮毛产区的马帮、骆驼队、车队络绎不绝，在镇周围堆积的生皮毛简直像一座座小山。”辛集老皮革商人孙士均曾这样回忆。
鼎盛时期，辛集皮货市场有大小皮货庄70多个，皮店街上就占40多家。实力最强的三家皮货庄“全聚皮庄”“聚泰皮庄”“袁记皮庄”占据了辛集皮毛市场60%的市场份额。
许多皮货庄在全国多地设分庄或派出机构，他们在当地采购、储存生皮毛，交易成功就地发货。这很像今天很多电商平台在各地建立仓储基地、就近发货的物流形式。
而且，这些分庄还是市场行情监测点。分庄以书信方式及时向总部汇报，使辛集能够实时掌握全国各地皮毛市场的行情动态。
“‘全聚皮庄’掌柜杨瑞庭，一天就要接到全国各地数百份汇报市场行情的来信。”董培升说。
辛集不仅是北方皮毛集散市场，还有完整的皮毛生产加工体系。
清末民初，在辛集附近村庄从事皮毛加工制作的人员有5万多人。他们分工精细，有的甚至只参与制作一两种产品。
“比如辛集锚营村是生产鞭子的专业村，各家各户只为鞭子铺加工皮鞭，50根为一把，每100把为一件，捆扎打包销往各地。”董培升说。
辛集的皮毛市场，还造就了很多技术精湛的专业技师。
“剪毛技师，一次把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羊皮用绳子或铁丝吊起来，悬空飞剪，速度飞快，羊毛毛茬整齐。摸羔师，用手摸摸怀胎母羊的肚子，就可以知道羊羔大小、毛长多长。”董培升说。
辛集中国皮毛加工集散中心的地位，一直从清代持续到“七七事变”之前。
当时，辛集年产毛毡60000条、毛绒3000斤、大毡鞋350000双；年转销白皮（生皮子）105000件、绵羊皮和羔子皮120000件、山羊皮12000件、杂皮3000件。全国90%的皮毛业市场被辛集占据。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河北，宣布牛羊皮及其制品为军用物资，不准中国人经营，辛集繁荣百余年的皮毛市场随之沉寂。
改革开放后，辛集皮毛产业获得新生。特别在最近十余年里，辛集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革产销基地和出口基地，正在实现由“中国皮都”向“世界皮都”的跨越式发展。
安国药王庙建筑群。 陈震摄
安国：千年药香
2021年7月20日，安国。
安国市城南有一座全国闻名的药王庙。
药王庙重檐庑殿顶的牌坊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三间四柱，彩饰斗拱，正中匾额上书四个描金大字“显灵河北”。
站在庙门前，穿越千年的历史厚重感扑面而来。
整座药王庙由17座单体建筑组成，占地25亩，始建于东汉，北宋时期扩建，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纪念古代医圣的建筑群。
经历代扩建修葺，安国药王庙现存建筑汇集了宋、元、明、清各代建筑特点，是我国建筑史上独具中医药文化风格的艺术珍品。2001年，安国药王庙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国素有“天下第一药市”之称。一座药王庙，千年药业史。
药王庙牌坊上“显灵河北”四个字，讲述的其实就是安国药市古老起源的一段民间故事。
安国药王庙中祭祀的是汉光武帝刘秀部下大将邳彤，他精于医理，常行医于民间，深得百姓拥戴，死后葬于安国。
相传邳彤在宋朝“显灵”，为宋太宗的弟弟治愈了顽疾。宋朝廷便在安国兴建庙宇，广为宣扬，纪念邳彤。四方百姓也来药王庙祭祀祈祷，各地药商便迎合民众心理，来安国交易药材。
药王庙的香火会，就这样逐渐演变成了药材交易会。
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00多年时间，安国逐渐成为我国长江以北重要的药材集散市场。
明末清初，安国药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向全国性药材集散地发展。全国各地药商“千里迢迢，轮蹄辐辏，驰奔祁州（安国旧称）”。
清朝中叶以后，安国药市发展达到巅峰。
当时，来安国药市参加交易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东至沿海地区，西至陕甘新疆，南至两广、台湾，北达库伦，范围甚至扩展到日本、朝鲜、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董培升说。
作为辐射国内外的药材市场，安国集中了种类繁多的各等级药材，因此，国内许多知名药店纷纷到此采购药材。
我国中医药行业老字号同仁堂，就和安国保持了数百年的紧密联系。
2021年9月16日上午，安国国际会展中心。
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热烈。随着一声清脆的敲锣声，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正式开市。
安国中药材批发交易市场占地3.7万平方米，这是安国药材交易市场的一次提档升级。
安国药材市场开市，需要一项隆重的仪式，这是当地从古至今保留下来的传统。
电视剧《大宅门》对此曾有所呈现。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原料药材主要来自安国药市，所以，在安国药市也逐渐形成了“同仁堂不到不开市”的传统。
这段故事，在记载同仁堂历史的《同仁堂的故事》中曾有详细记载：“‘同仁堂来了，开市（拉长声音）！’一时间，药王庙前人声鼎沸，交易热烈。大黄要买瓷实的，带泡的不要；细料要做好的，下脚的不要；麝香要买怀帮杜盛兴的，不怕价高，但求货好……”
从同仁堂建店到开始向紫禁城供奉御药这段时间，安国成为同仁堂等一大批中药店走向辉煌的强大后盾。在最多的时候，同仁堂80%左右的原材料都是从安国进货。
安国的药材，能受到同仁堂等知名药店的信任，除了原料货真价实，还在于当地精湛的药材加工技艺。
安国的药材加工拥有很多独门技艺，其“刀法”为药业之冠。
如“百刀槟榔”，一个槟榔可切100多片，且片片均匀；“蝉翼清夏”，蚕豆大小的半夏，切片薄似蝉翼，闪闪发光；“云片鹿茸”，切片薄似绢帛，状如云片，入口即化；“镑制犀角”，用特制的钢锉排刀将犀牛角切成极薄的薄片，形似刨花。
这四种刀法合称“祁州四绝”。安国药材切片技艺驰名四方，逐渐有了“药不过祁州，是草不是药”的说法。
药市的繁荣，也促进了安国本地药材种植业的发展。
2021年6月25日，安国中药文化博物馆。
在博物馆的“中药材标本”展区，展示的是知名的“八大祁药”——祁菊花、祁山药、祁紫菀、祁沙参、祁薏米、祁芥穗、祁白芷和祁花粉。
在中医药中，有“道地药材”的说法，指经过中医临床长期应用优选出来的，产在特定地域，与其他地区所产同种中药材相比品质和疗效更好、质量稳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中药材。
“八大祁药”就是典型的道地药材。
安国种植药材有三百多个品种，其中这八个品种，虽然全国其他地区也有种植，但产于安国的，药材、药性极其纯正，药效最佳，被誉为海内外药坛上的“八颗名珠”。
安国，不仅是中药的集散地，也是中药的种植基地。
安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种植药材。
地处太行山东麓华北平原的安国，境内地形从西北向东南略有倾斜，平均海拔仅36.2米，地势平坦。年均气温12℃,平均降水量510.8毫米，无霜期190天，土地多为黏土和沙质土壤，气候、土壤、水肥条件都适宜中药材生长。
安国药市虽然在“七七事变”后受到重创，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安国人重操祖辈旧业，开始种药、收药，重新做起药商。
“我是土生土长的安国人，打我记事儿起，家家户户就种药——那时候是生产队种，供销社统一收。我们安国人多少都懂点药，对药有感情。”68岁的安国药商石玉彬回忆说。
20世纪90年代后，安国药材交易规模不断壮大，安国药市再次兴盛。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王思达）
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商贸篇（下）：商帮旧事_大河之北
溯源
商人、商品和商业的河北往事
黄骅的海边盐场。
河北与“商人”的渊源
“殷侯子亥宾于易，有易杀而放。”
“河北与商人、商业之间的渊源，其实可以从一场发生在3000多年前易水流域的仇杀事件说起。”2021年9月21日，河北省冀商文化研究会原秘书长周文章指出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这句话。
这段史料大概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夏朝时，商族部落与居住在河北中北部的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活动很活跃。商族部落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部落，经常用自己的牛羊等畜产品从别的部落换取粮食、陶器和麻织品，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当时生产力低下，部落的首领也要适当参加放牧牛羊和产品交换活动。“殷侯子亥”即商汤的七世祖王亥，据传是牛车的发明者，他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
一日王亥前往有易部落做买卖，竟被有易部落所杀。后来殷侯上甲微依靠河伯部落的兵力攻伐有易部落，杀死了有易部落的首领绵臣。
“这里的殷、有易和河伯都是夏朝时期的部落。殷即后来成为商王朝的部落，有易部落生活在今河北中北部的易水流域。”周文章说，抛开复仇的桥段，这正是目前文献中已知关于部落间交易的最早记载之一，也说明河北是华夏大地上最早出现商业活动的地方之一。
夏商时期，随着工具的改进及畜牧业的产生，有了剩余产品，于是就有了交换，这就是最初以物易物的简单商业活动。而我们的祖先早就在河北这块土地上学会了做买卖。
那么这种做买卖的人又为什么被称为“商人”呢？
相传河北曾是商人的初居之地。商的始祖名契，依古书记载是与夏禹同时代的人，佐禹治水。史家考定契的初居地在蕃，即今平山县境，他的儿子昭明在砥石（今石家庄市南）驻留过。古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天问》均载有商的远祖季、王亥、上甲微等居住于今河北易水流域附近之事。从契至汤，“共传十世，凡八迁”，他们的迁徙，从大范围来说，大抵不出今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以“商”为国号。商朝建立后多次迁都，祖乙曾迁都于邢（今河北邢台市）；公元前1300年，盘庚又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才最终稳定下来。
先商时期，各地基本上处在封闭状态中，生产目的仅限于满足自身需要，从没有人尝试跟外地进行贸易。正是从王亥开始，地区间的贸易才开始建立起来，而随着时间推移，其范围和规模得到飞速发展。正因如此，王亥被后世尊称为“华商始祖”。
到了商朝后期，河北中南部作为商朝的核心区域，商贸活动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商铺，也有了一大批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周武王灭商后，为了防止商朝贵族反抗，周公将部分商遗民迁往洛阳，令其“肇牵车牛，远服贾”，意思是让商族遗民们驾着牛车搞长途运输贩卖。
失去土地的商族遗民只好靠做小买卖和长途贩卖而生，“其主要的活动区域都在北易水、南漳水之间。”周文章表示。
久而久之，做买卖成了他们谋生和养家的职业，世代相传。因为他们是商代的遗民，渐渐地，“商人”成了这种职业的代名词，而做买卖的行业则被称为“商业”。
这种称谓一直流传至今。
在商人出现后的数千年中，河北商业活动繁盛且不曾中断，涌现出一大批名商巨贾。
管仲和范蠡都曾在蠡县一带贩运皮毛；沧州沿海地区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已经“煮东海为盐”而尽得鱼盐之利；经商起家的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故事就发生在邯郸；战国时期邯郸“冶铁大王”卓氏和郭纵“富可敌国”；唐代定州人何明远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
从贩运牛羊到盐铁之利，从陶瓷、丝织等强势产品流通天下到近代冀商登上历史舞台，独特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造就了河北丰富多样的商品类型，也使得河北曾长期处于全国经济重心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舞台上，河北商人和商业活动，成为古代商业发展进化历史的缩影。
河北古代特色物产示意图。喻萍/制图
古代河北的强势商品
2020年9月15日，河北博物院“河北商代文明”展厅。
为了寻访河北最早的“拳头产品”，我们再次来到这里，再探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物——3400多年前的商代铁刃铜钺。
它1972年出土自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残长11.1厘米、阑宽8.5厘米，铜身铁刃，上部有一穿孔，两面各装饰有两排乳钉纹。铁刃宽约6厘米。
这件铜钺上残存的铁刃，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铁制品，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
除了铁刃铜钺，人们还在台西遗址上发现了铁矿石和经过冶炼的铁矿渣。这进一步证明，早在公元前1300多年此地就开始采矿冶铁，把人类冶铁的历史从春秋时代上溯了数百年——早在3400多年前，河北大地上的先人已经开始认识和利用铁这种金属。
2021年9月13日，邯郸武安固镇村。
武安，在冶铁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有汉代冶铁遗址。该遗址位于固镇古城遗址西部，主要分布在固镇战国古城之外。炉渣的积厚很深，随处可见。
1979年，邯郸地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对固镇汉代冶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该遗址在当地俗称“药葫芦地”。
此次发掘共开探沟4条，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铁器，包括犁、铲、镰、马衔、钩、铧、炉条、裁刀等工具，以及部分熟铁半成品。人们在遗址内还发现残炉基、残炉壁和数量较多的炉渣、碎矿石层、耐火砖、红烧土以及白灰、木炭、炉塞等。加之发掘中不断被发现的灰坑、工作面、窖穴等，一切信息都表明，当时的铁业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技术上都已具有相当的规模。
一系列遗址遗迹的发现证明，河北冶铁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河北就已经形成了赵国都城邯郸、燕国都城燕下都两大在北方颇负盛名的冶炼中心。
到了战国中期以后，河北地区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
铁器，也由此成为河北向外输出的重要商品。
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 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历史上最早一批富可敌国的“河北知名企业家”，就是靠冶铁和做铁器生意而发家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以冶铁致富的赵国巨商卓氏和郭纵——“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邯郸武安历史上因冶铁而富，春秋战国时的名相苏秦和名将白起、李牧都曾被封为“武安君”，食邑武安。
古代河北对外输出的另一项重要商品是丝绸。
2021年6月10日，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定州缂丝织造技艺荣登名录榜单。
《中国全史》描述，“缂丝是我国丝织工艺中最受人珍爱的品种，宋代是缂丝的盛期，以河北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当时，定州缂丝与蜀锦、苏绣并称为中国三大工艺名品。
“一般我们印象中丝绸是江南特产，实际上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介绍，“早在距今7000多年前，磁山文化（位于邯郸武安）的先民就已开始使用纺坠。”
河北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出现了原始的纺织行业。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众多的陶纺轮、石制的蚕，说明当时已认识了蚕的价值，有利用蚕丝的可能。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则直接出土了丝麻织物。
秦汉时，由于纺织器械的广泛应用，纺织成了主要的家庭手工业之一，河北丝麻织物不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有了进一步提高，河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区之一。其中，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清河（今河北清河、故城，山东临清一带）、房子（今河北高邑）等地的丝织业较为发达。
此后的1000多年里，河北一直是全国重要的丝纺织中心。到唐中期以后，河北甚至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
盛唐时，大量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那些前往河北办货的丝绸商人，多半都知道一个叫何明远的定州人。
何明远，祖上是粟特人，当时正在定州主管城中的三个驿馆。他敏锐地发现商机，便在驿站旁边建造旅店，供来往客商住宿，专门以赚取胡商的钱为主业。
而何明远的另一个身份是丝织商人，“家有绫机五百张”——拥有近万人的大型丝织作坊。
巨商何明远的事业只是当时河北丝绸产业规模的冰山一角。
史料记载，当时河北道各州均产丝绸，尤以博、深、冀、定、幽等19州产量最盛。唐天宝元年，全国10道318郡总计向朝廷贡赋丝织品3400多匹——其中河北道常贡丝织品数量就有1700多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居全国之首；而定州一地贡赋的数量就占当时全国总量的40%以上。
正是如此发达的产业基础，才推动了古代丝织业中最奢华的工艺——缂丝在定州诞生和发展。
到北宋时期，定州缂丝发展达到巅峰。当时，不仅地方供给皇族贵戚的最富丽、最精绝的丝纺织品是定州缂丝，就连契丹人也以河北绢为最上等。澶渊之盟后，辽国迫使北宋王朝纳绢时就专门提出，只要河北绢而不要江浙绢。
丝绸、瓷器，都是世界古代史上最有分量的中国商品。
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缠枝牡丹纹花口瓶。河北日报资料片
日本兵库县白鹤美术馆，有一尊北宋磁州窑白釉黑剔花龙纹瓶，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日本，几乎所有有中国古代瓷器馆藏的知名博物馆中，都有磁州窑藏品。如今“陶瓷”“瓷器”，在日语中均写作“陶磁”“磁器”，可见磁州窑瓷器对日本影响之深。
“世界上几乎所有有瓷器收藏的重要博物馆，必然有来自中国河北的瓷器藏品，否则其收藏展览体系就是不完整的。”中国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
河北在中国瓷器史上举足轻重，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河北人就开始使用原始青瓷。至迟在北朝，河北人已在烧造瓷器。唐宋时期， 河北一直是重要的瓷器产地，唐代邢窑就有“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记载，宋代以后，定窑、磁州窑以及井陉窑瓷器更是声名远播、行销天下。
其中，磁州窑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自北朝创烧，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
1976年7月，磁县城东4公里。
漳河和滏阳河汇流处古漳河河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
沉船遗址东北有石砌建筑物和木桩等，似为泊船码头和古渡头遗址。此次遗址发掘出6艘沉船，均为木制。沉船上出土的遗物有陶、瓷、铜、铁、木、石等器物，以瓷器为最多，共379件，其中磁州窑瓷器共363件。
由于瓷器本身具有易碎、沉重、耐腐蚀、无时效性之特点，廉价、安全、平稳、畅通的水路运输就成为磁州窑的外销首选运输方式。磁州窑所处的漳、滏两河的天然水道也为产品外销的运输提供了天然便利。磁州窑的瓷器正是通过漳河、滏阳河及其连通构筑的水系网络到达沿海及内地的港口和码头，进而通过这些转运点分散到内地或出海运输到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在河北，还有一种从古至今一直是地方特色的商品——皮毛。
“四留一王村，熟皮最养人，学会皮手艺，终身不受贫。”
2020年9月21日，邢台市文史专家刘顺超随口说出一句本地民谚。
“提到河北的皮毛交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般是如今的辛集、枣强大营或张库大道时代的张家口。实际上，邢台皮毛制革业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盛于清朝，至同治年间，顺德府南关曾是全国最大的皮毛集散地之一，规模甚至一度超过张家口。”刘顺超说，当时邢台的皮毛主要来自陕西、青海及内蒙古等地。
河北，自古以来即是皮毛交易的重要区域。
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曾经在蠡县一带规划过好几个专业的皮毛集散市场。民间传说范蠡也曾在蠡县做过皮毛生意，留下“自从范蠡过留史，天下皮毛第一家”之说。
宋辽金元时期，河北位于民族杂居融合之地，镇州（今河北正定）、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等地先后设立榷场，开展互市交易，皮货是互市交易中最重要的商品类别之一。
河北海盐博物馆楼顶的模拟古人制盐现场。 河北日报资料片
明清以降，南北互市更加频繁，来自蒙古高原的牲畜、皮毛等通过张库大道进入河北，沿商路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直到现在，河北仍拥有辛集、肃宁、蠡县、枣强、阳原等几个重要的皮毛产业集群。
“今天的人们常常会忽略的一点是，棉花在我国其实是直到明清才开始大面积种植的。在此之前，皮毛一直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御寒材料。”刘顺超说，因所处地理位置独特，皮毛可以说是河北覆盖面最广、时间跨度最大的商品品类，几乎在每个时期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角之一。
“在河北商业历史上，有特色的大宗商品是个变化的过程。这与河北的自然禀赋和在全国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周文章表示，如果说皮毛、铁器、丝绸和瓷器成为河北大宗商品，更多依赖河北本身的自然条件和技术优势，那么后来陆续又有好几个品类在历史上曾占据一席之地，靠的则是商业交流的扩大。
比如棉纺织产品。元末明初，棉花在河北大面积推广播种，北直隶的高阳、南宫、广宗、南皮、赵县、元氏等县都是著名的棉花种植区，有的县种棉者占当地农民的一半。棉花的大量种植，带动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发展，织出的布匹，除了自己家庭的使用，其余拿到市场交换。
“另外，煤、盐也曾是河北的优势产品。”周文章介绍，煤矿主要蕴藏在太行山和燕山地带，峰峰一带采煤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末，明代开滦、蔚县等地开始采煤，其中蔚县优质煤被称为水火炭，烧红放在香炉中，没有烟和煤渣，烧过的煤灰像白雪一样，时人称为天下一绝。而沧州一带盛产雪花白盐，自古是重要的产盐区。
脚步
近百年冀商的开拓之路
今天的北京琉璃厂文化街，这里的许多店铺，至今留有河北冀州商人的印记。 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摄
冀州文商撑起琉璃厂
2021年4月8日，北京琉璃厂文化街。
整饬一新的街道两旁林立着仿古建筑，来薰阁、荣宝斋、中华书局等老字号十分醒目。
作为发源于清代的京城文化一条街，如今的琉璃厂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文化景点。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琉璃厂的发展历史中，冀州商人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冀州商人延续了琉璃厂的文脉。
在历史上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冀州商人，和琉璃厂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冀州商帮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
“‘冀州帮’是冀商四大帮派之一‘冀中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商著称，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支撑起了清末民国初期的北京琉璃厂古籍行业。”冀商文化学者董培升告诉记者。
如今因文化属性闻名中外的琉璃厂，在明代只是一个烧造琉璃瓦的官窑。琉璃厂向文化聚集地的转变，始于清初顺治年间。当时，清政府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琉璃厂正好位于外城的西部，当时的汉族官员多数住在附近。久而久之，官员和进京赶考的举子常聚集于此逛书市，引来各地书商在这里设摊、建室、出售藏书。
到乾隆年间，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并成为“京都雅游之所”，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起初，琉璃厂的商家多为江西商人。清朝末年，太平天国的战火使江西到北方的交通阻塞，到琉璃厂经营的江西人越来越少。
此时，历史上素有重文传统的冀州人大量涌入琉璃厂。他们先是在江西人开办的老字号当学徒，慢慢掌握了版本鉴识和经营本领，后逐渐发展为在厂肆摆摊独立经营，有了积累后就购置店铺，渐渐走向兴盛。
冀州书商的代表性人物、冀县人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专门记录了从晚清到民国60多年间，琉璃厂200多家书商的师承、名号和盛衰演变。而冀州商人开办的书铺就有100多家，撑起了琉璃厂古籍行业的半壁江山。其中开办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延续超过30年的书肆，有来鹿堂、同业堂、松筠阁、宏远堂、聚好斋、槐荫山房、瀚文斋、文友堂、宝仁堂等。
“客人来了，可以挨架参观，随意取阅。如果是老主顾，更会让在柜房先休息，小伙计敬茶敬烟，略事寒暄，然后才谈生意。谈谈最近买到些什么，问问店里最近收到些什么，拿过来看看。好的东西，大家鉴赏一番，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如果有意要，然后可以谈谈价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营业关系。”志书里对琉璃厂冀州书商做生意的情景如是描写。
到1956年，琉璃厂最大的3家书店都是由冀州人经营。
因此，我国古籍版本学家郭纪森先生认为，是河北冀州人延续了北京琉璃厂的文脉。
而孙殿起本人在贩书的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凡经他过眼和贩过的书籍，均一一记录其书名、卷数、作者姓名、籍贯、刻印时间、刊印厂肆等资料。日积月累，孙殿起对目录学、版本学也有较深造诣，尤精于古书版本鉴别、考证，成为公认的近代版本目录学家。
后来，孙殿起利用工作之余，撰写了《记厂肆坊刻本书籍》《琉璃厂书肆三记》《贩书传薪记》等文，经过数十年积累，将文章编成《贩书偶记》20卷，收古籍善本1万余种，后又编成《贩书偶记续编》。这两部书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是清末民国初期有关古代图书的著述总目，备受学术界重视。
上世纪40年代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河北日报资料片
众多“老字号”源出河北
除了琉璃厂，京津两地仍留存着多家冀商名品名店老字号。
爱吃烤鸭的老饕们或许不知道，“全聚德”的创始人其实是河北人。
“全聚德”创建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创始人杨寿山祖籍冀州徐庄乡杨家寨村。
杨寿山幼年时因家贫到北京谋生，初到北京时在前门外肉市做生鸡鸭买卖。杨寿山对贩鸭之道揣摩得精细明白，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平日省吃俭用，积攒的钱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多。
杨寿山每天到肉市上摆摊售卖鸡鸭，都要经过一间名叫“德聚全”的干果铺。这间铺子招牌虽然醒目，但生意却江河日下。到了1864年，“德聚全”生意一蹶不振，濒临倒闭。精明的杨寿山抓住这个机会，拿出他多年的积蓄，买下了“德聚全”的店铺。
经营鸡鸭生意多年的杨寿山将干果铺改为烤鸭铺，并将店名改为“全聚德”。杨寿山还聘请了宫廷名厨，把原来的烤炉改为炉身高大、炉膛深广、一炉可烤十几只鸭的挂炉，可以一面烤、一面向里面续鸭。这就是今天的挂炉烤鸭。
另一家京城餐饮名店“东来顺”同样源出河北。
“东来顺”是直隶沧州（今河北省沧州市）丁德山兄弟三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在北京东安市场创办的饭馆。起初是一个粥摊，经过几年的发展，变成了羊肉馆，字号是“东来顺羊肉馆”。后来，他们采纳了一位在正阳楼饭店主灶的朋友的建议，把“涮羊肉”引进了店堂。由于他们的涮羊肉用料讲究，工艺精湛，造型美观，口味独特，一经推出就受到了食客的好评，每日顾客盈门，买卖红火。
北京东来顺饭庄的铜锅涮羊肉。 陈同伟供图
“东来顺”在北京站稳脚跟，除了品质过硬，主要靠的是诚信经营。即使在“东来顺”最兴旺的时期，丁家兄弟仍然不忘初心，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偷工减料、不弄虚作假。
东来顺的一斤羊肉可切成二十厘米长、八厘米宽的肉片80—100张，且片片对折、纹理清晰，“薄如纸、白如晶、齐如线、美如花”，切出的羊肉片铺在青花盘里，能隐约看到盘上的花纹，凭借这手切肉的绝技，“到东来顺看切肉片”成了京城餐饮界的一景。
在天津的河北商人，同样创出了“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等地方知名小吃品牌；同时在制药、五金、鞋帽绒毯等领域，河北商人也颇有建树，比如河北献县人孙玉琦创办的“利生”体育器材厂，是国内最早生产西方体育器材的工厂，生产的篮球在全国都有极高的知名度。
周文章曾对冀商在京津两地的发展进行过细致梳理，在他看来，早期进入京津的商人主要是通过运河交通北上的江苏、江西和山东等地商人，中晚期最有实力的当属徽州商人和山陕商人，以及经营丝绸、珠宝和中药材的浙江商人。
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初期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河北商人，大多数以行商和小商人为多，以贩卖土特产品或经营餐饮业为主。后期河北商人在日杂、制造、医药、笔墨等行业都有涉足。
清代在京城中经营文房四宝的河北商人以衡水人最多，著名产品是“侯店”毛笔和“一得阁”墨汁。侯店制笔业发达，清光绪年间，侯店人把制笔作坊开到北京，“文魁堂”笔庄出产的毛笔还被钦定为“御笔”。到20世纪30年代，侯店人在北京的笔庄有5家，产品销往华北、西北等地。
因为坐拥丰富的药材资源和安国药市，医药行业也是冀商成就较大的领域。
天津的“隆顺榕”药店总经理、安国人刘华圃曾主持并成功研发出中国中药史上第一粒片剂——银翘解毒片，把中药制剂技术带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武汉的马应龙药业、南京的白敬宇药业等，则都源于河北定州。
游客在安国选购中药材。 河北日报资料片
冀商的成功“密码”
“与更多依靠官府发迹的一些商帮不同，冀商的形成过程更具奋斗气息和草根气息。”在河北冀商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耀华看来，冀商尤其代表着一种根植于民间的商业力量，始终充满来自最基层商人的商业智慧。
冀商的崛起首先在于敏锐把握了时代大势，抓住了发展机遇。
比如“呔儿商”和“武安商帮”抓住了明末清初东北开发的历史机遇。
“呔儿商”认准了“闯关东”的大批移民到东北，需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医疗保障等商品服务的商机，大都经营工商业，早期或从事长途贩运，或开店售货，中后期以从事粮油加工、大中商场经营为主。
而“武安商帮”则认为东北大量移民缺医少药，于是发挥从事药材生意的优势，移民聚集到哪里，他们就把药铺开到哪里，以至于逐步形成了在东北全境全面开花的垄断局面：“凡是冒烟的地方，都有武安人在卖药。”“武安商帮”也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东北参茸等贵重药材的收购经销。
商帮具有地区性、集团性，由于区域文化不同，也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文特征。
“过去外地商人把河北商人叫‘直隶棒棒’，说明河北人性格直爽，顺理直言。”赵耀华认为，燕赵文化以慷慨悲歌、勇武任侠的鲜明特征而闻名于华夏。义字当先、以义取利、以利行义，这些高尚的品格为世代燕赵人所推崇。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河北商人，一直以这些标准为价值观和道德观。
“当然，除了地域性格，冀商一步步走向成功还有诸多因素。”赵耀华认为，由于冀商是近代商帮中形成最晚的一个流派，使得他们更具现代性，能够顺势而为，敢于革故鼎新，更加关注技术的迭代和最新的经营理念。
“咱们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当年在武安人的商号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
研究“武安商帮”多年的邯郸市文化学者安秋生说，这话里有着丰富的含义，代表着武安商帮管理体制上的特色。
在安秋生看来，“武安帮”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赢得了开发东北的“天时”，更是由于他们在管理上与时俱进，其中最突出的是股份制和掌柜负责制，这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和制度颇有近似之处。
和财大气粗的晋商相比，武安商人原始资金不足，一家一户资本有限，便用股份制弥补这种不足，通常是亲戚、朋友、同乡筹集资金共图大业。因此，在武安商号中，许多商家都推行股份制。
当时，“德泰兴”“徐和发”“锦和庆”等大药庄，甚至不少规模稍小的药店，都有两个以上的股东。
在这些实行股份制的武安商号里，大多都有一本“万金账”。“万金账”记录着股东们的入股情况，又规定了药店的经营宗旨，既是分红的依据，又是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契约。这从产权上对东家、掌柜、劳金的行为进行了约束，既然是“有东有伙的买卖”，大家都必须照章行事，按制度运作。
在经营方面，武安商帮普遍实行“掌柜负责制”，除“家眷铺”以外，不管是独资还是合股，武安的财东们大都是把商号委托给掌柜来经营，东家只管制定章程和到时分红，平时不干预店内事务。“经理东家”（东家之代表，相当于“董事长”）可以定期到柜上巡视，也可以派人住柜监督，但是不可以对日常经营发号施令。不到“账年”，所有东家谁也无权去柜上支取一分钱。这些制度保证了药店由有能力的专业人才来管理经营。这与现在所说的“两权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如出一辙。
哈尔滨的“同记”商场是“呔儿商”武百祥和赵禅唐创办的。“同记”改中国工商业沿用的“年薪制”为“月薪制”，这一举措在当时是一个首创，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同时，武百祥十分关注员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同记”盖有员工宿舍，每年发给员工住房补贴，甚至开办了医院、理发店和浴室，工厂内设有俱乐部、图书馆等，丰富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高阳纺织企业展示创意毛巾产品。 河北日报资料片
高阳纺织业有400多年的历史，对纺织技术迭代的不断追求是其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从明朝到清朝中期300多年时间里，高阳纺织业处于落后的土纱木机时期，这种工具笨重，效率很低，一天也纺不了几斤棉花、织不出几尺布。
清末，高阳商人王士颖第一次把国外铁轮织布机引进高阳，并加以改进，使“高阳布”从木制织机织窄幅土布发展到铁轮织布机织宽幅洋布，织布效率提高近10倍。
在乐亭县文化研究会会长徐兴信看来，“呔儿商”精神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文化教育。
乐亭“呔儿商”多数出身贫苦、缺乏文化，深感无文化在经商中之艰难，因此尤其重视培养经商人才。
“老呔儿”们经商致富后回报桑梓，每年都有大笔的汇款寄回家乡，随之而来的是冀东一带教育的兴盛。
据徐兴信介绍，民国初年，各地开始废旧学堂兴办新学，而许多在外经商的“老呔儿”，又把办教育与培养经商人才结合起来，他们注资办学，先后在乐亭办了146所私立小学。
这些学校在规模、师资和教育等各方面都是当时一流的，对当地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些私立学校中，尤其重视培养经商人才。“京东第一家”刘家开办的亲仁学校，最早增设商业班。百善学校的经费由武百祥名下的“同记”企业从每年的盈利分红中提取，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同记”去习业。
这种经商重文的大潮，使得近代以来冀东地区人才辈出。仅以乐亭为例，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海边小县，近代以来仅两院院士就出了10位，新中国成立后授过衔的将军就有25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生于乐亭，幼年时还在商人开办的私立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
印迹
商路滋养的文化遗产
太极拳爱好者在邯郸广府古城城楼前展演。 河北日报资料片
武术：镖行天下武成风
2021年9月10日清晨，沧州，大运河湾公园。
两位身穿红色练功服的老年武术爱好者，挥拳舞臂，正在进行徒手攻防技能演练，两人动作敏捷灵活，拳拳生风。
在沧州的公园、广场，常能看到习武者的身影，城市道路两旁林立着各类“武馆”“武校”。
沧州是一座有深厚武术文化传统的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沧州市境内习武者近200万人，武术人口所占比例约为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1992年，沧州被国家体委命名为“武术之乡”，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省辖市。
沧州武术名扬全国，与大运河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
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期间，河北省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整理出325处遗产点，除去与运河直接相关的120处外，其余200多处都是大运河衍生出来的文化遗产。
武术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自古沧州有尚武之风。战国时期，沧州分属燕、赵、齐三国之地，是三个大国相互攻伐的重要战场。战乱频仍，为了生存，百姓养成了习武传统。
汉代，沧州东部隶属渤海郡，时任太守龚遂为发展农业，曾张贴告示，鼓励百姓“卖刀买犊，卖剑买牛”，可见当时武风的浓厚。
不过，这种民间习武传统，真正演化成具有独特地域风格和流派体系的民间武术，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之前，大运河主要是为官方运输漕粮服务的“漕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民间性和自由性，沟通北京和江南的京杭大运河上，民用商品大规模增加。
各类商品长途贩运，安全是头等大事。于是，许多商人雇佣习武之人保护货物、钱财，受雇的人称为“镖师”。
到了清代，“镖师”群体经营规模、业务范围扩大，职业化程度更高，一个商业组织形式更加完善的行业应运而生——镖行。
2021年6月20日，北京东城区西半壁街13号，清代“源顺镖局”旧址。
“源顺镖局”位于一座两跨四合院内，有房屋50余间。前院是仓房、车棚、马厩，后院搭有天棚，是镖师们练功习武、起居用餐的地方。
镖局，古代的武装运输业。从事这一行业，最基本的技能是要会武术。
“源顺镖局”创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是当时全国十大镖局之一。创办人王正谊，世称“大刀王五”。他生于沧州，师傅是沧州最大镖局“成兴镖局”总镖头李凤岗。
据民国《沧县志》记载，沧州武术人才辈出，明清时期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京师许多镖局的创办人和镖师，都出自沧州或师从沧州武师。
如今我们在沧州已经找不到清代“成兴镖局”的遗迹，但通过沧州武师在京师创建的“源顺镖局”，仍能感受到沧州武术在全国镖局行业的影响力。
据记载，“源顺镖局”的业务北至东三省，南到江南，在商路沿线开通众多分号或外柜，一趟镖路长的可达两三千里。
明清时期，大运河上的沧州城，是镖局南下北上走镖要道。
因为沧州武术行家众多，镖行形成了“镖不喊沧”的行规，无论哪家的镖车路过沧州，都撤下镖旗，低调通过，不喊镖号。
20世纪初，京汉、京奉、京绥、津浦等铁路干线通车，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交通网络，加之邮政、海关系统的创立运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铁路运输方式出现，镖局业务受到巨大冲击，并最终走向没落。
镖局的兴衰传奇，最终写入中华武术史，成为其中的独特篇章。
2021年7月13日，邯郸永年区，育德太极武术院。
“马步扎得低一点。”“这一拳要打出力量来。”……在太极武术院拳师指导下，70余名青少年在习练太极拳。
在“太极拳之乡”永年，学太极拳已成为许多学生度过暑期的方式。
目前，永年太极拳习练者达到42万人，到永年学习太极拳的外地人年均超过10万人。永年1000余名拳师在国内办校，30余位名师常年在国外办班，一大批太极拳师走上职业授拳、传播太极拳文化的道路。
和永年太极拳一样，河北众多武术拳种已经从之前防身护体、保镖押运的实用功能，转变成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文化，成为向国内外传递武术精神的文化载体。
除沧州市外，邯郸永年区、邢台南宫市、衡水深州市、廊坊文安县、邯郸峰峰矿区六个县市区也被认定为国家级“武术之乡”。
河北大部分地区都有尚武传统。可以说，河北本身就是“武术之乡”。
河北武术拳种多样，辐射性强，影响面广。
在全国129个拳种中，形意、太极、八极、八卦、无极、八闪翻、绵张翻、鹰爪翻等50多个拳种发源于河北，主要分布在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地。
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武术类共7项，河北占4项，包括沧州武术、邯郸永年太极拳（杨氏）、邢台梅花拳、邢台沙河藤牌阵。
民国年间奉武术为国术，中央国术馆的教官七成是河北人，尤其以沧州为最。三大内家拳最有名的武师中，如孙禄堂、杨露禅、董海川、郭云深等都是河北人。
河北武术拳种的四面开花，与各地商路的存在密不可分——沧州、邯郸、保定、廊坊、衡水、邢台等城市，都分布在大运河商路或太行山东路大道这两条重要的古代水路、陆路商道上。
第十八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现场。河北日报资料片
杂技：“走四方”到“台中央”
2021年10月8日，吴桥杂技大世界，“吹破天”剧场。
剧场内，传出悦耳的旋律。仔细看，演奏者不是用嘴，而是用鼻子在吹奏。
幽默滑稽的表情，赢得观众喝彩不断，赞叹“吴桥杂技有绝活儿”。
“吹破天”表演者何树森出自五代吹奏世家，他的表演将民间吹奏乐与杂技、杂耍、口技、东北二人转等民间艺术融为一体。
吴桥，中国杂技之乡。和沧州武术一样，吴桥杂技也是在大运河滋养下走向繁荣的民间艺术文化。
吴桥杂技表演艺术历史悠久。
在吴桥县小马厂村出土的南北朝封氏之墓壁画中，就有蝎子爬、肚顶、倒立、马术等杂技表演，这个家族定居在沧州吴桥、景县一带，可见杂技艺术1500多年前在这里已经很受欢迎。
不过，最初吴桥人演练杂技，并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而是学习谋生的技能。
吴桥位于黄河下游，西有大运河，东临四女寺河，河道摆动，水患频发，土地盐碱化，农耕难以养活当地人口，于是许多人选择练习杂技，卖艺糊口，浪迹江湖。
吴桥杂技影响力走出沧州，扩展到全国，是在元朝之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对此起到促进作用的因素，无疑要有大运河的水上商路。
“小小铜锣圆悠悠，学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都不收，条河两岸度春秋。”
这是流传在吴桥杂技艺人中的一首著名“锣歌”，歌中的“条河”，就是大运河。
杂技表演，贵在有人气。运河商路上的城镇、码头，人流量很大，正是杂技表演的绝佳场所。
明清时期，吴桥杂技艺人主要的表演场所是运河两岸的大小城镇，北上有较大的码头连镇、东光、泊头、沧州、天津，南下是山东德州、济南、临清，直至扬州、杭州。
清代京杭大运河上商业繁荣的“杂八地”，如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等，都是吴桥杂技艺人会聚的地方，江湖上有“没有吴桥不成班”的说法。
吴桥杂技的兴盛发展，大运河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大运河经济带的存在，杂技这项民间技艺很难生存，更难吸引这么多吴桥人从事这一行当。
清代，也是近现代沧州杂技节目定型的时期。当时，吴桥的杂技已有技巧、驯兽、口技、魔术等六个门类的约200个表演节目。
但习惯了闯荡江湖的吴桥杂技艺人不满足于此，他们远涉重洋，最终推动中国杂技走向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位杂技艺人不能不说——孙福有。
2021年6月19日，沧州吴桥，孙龙村。
在村东头路北，有一座与周围民居迥然不同的西式灰色小洋楼，罗马圆柱，拱门尖窗，门楣雕刻图案，房檐上有瓶形栏杆，三面木制回廊，小楼一派俄式建筑风格。
它的主人，是吴桥著名的杂技艺人孙福有。
1904年，孙福有的杂技班受俄国一家马戏团之邀，到莫斯科演出。1921年6月，在俄国、印度等国巡演多年的孙福有回国创建了中国第一家马戏团——中华国术马戏团。
到1928年，中华国术马戏团已享誉国内外，团队也达到了空前规模：有演职人员120多人，演出节目50多个，大象10头，狮虎马猴50多只（匹），两台发电机和14辆汽车。当时用火车运输这些道具装备，一次要16节车皮。
这家马戏团建立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它改变了数百年来吴桥杂技表演传统的“撂摊儿”形式，转为像欧洲马戏团一样搭建演出大棚，并为杂技艺人加装了保险绳。
演出大棚和保险绳的发明，使中国杂技从“撂摊儿”演出的街头艺术，转为内涵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的舞台艺术，推动了中国杂技艺术从“走四方”到“台中央”的现代化转型。孙福有因此也被称为“现代杂技之父”。
2021年9月28日，石家庄，河北艺术中心。
第十八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来自17个国家杂技艺术家的35个杂技魔术节目同台竞技，共逐“金狮奖”。
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创办于1987年，每两年举办一届，已经成为中国杂技艺术领域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艺术赛事。
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2006年，吴桥杂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虽然大运河商路已经不再是杂技艺人巡演的载体，但吴桥杂技的传承发展一直没有中断，如今已经形成成熟的现代商业演艺体系，并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地合作交流的文化桥梁。
西河大鼓艺人通过网络直播形式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北日报资料片
曲艺：商路即是传艺路
2020年8月31日，沧州沧县文化馆，“古韵书场”。
鼓声阵阵，木板响起。深情的鼓弦乐，浑厚粗犷的唱腔，似说似唱、似叙似述，把观众带进木板大鼓的独特韵味里。
木板大鼓，是沧县地方曲艺文化形式。从2001年第一届“古韵书场”举办至今，十几年从没间断。与往年不同，为防控疫情，这一届“古韵书场”通过线上视频的形式和观众见面。
木板大鼓形成于明代中后期，距今已有400多年，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沧县志》记载：“江湖大鼓（木板大鼓）风行一时，其声韵顿挫淋漓，足表燕赵慷慨悲歌之声。”
数百年里，木板大鼓浑厚粗犷、狂放苍凉的声腔，伴随着运河之水传播南北。
清代的木板大鼓艺人，大多沿着运河跑码头卖艺。一副木板、一架大鼓、一把三弦，布褡裢肩上一搭，搭乘运河船只，北上南下，一路说唱。
在北方大鼓艺术中，木板大鼓是较早期的传统曲艺之一。它的唱腔、曲调被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所吸收，也被称为“京韵大鼓的母根”。
事实上，清代，在运河两岸流行的曲艺形式繁多，仅沧州一地，就有沧县木板大鼓、河间西河大鼓、河间皮影戏、沧州落子、青县哈哈腔等多个曲艺种类。
商路即艺路，不仅大运河商路带动了地方曲艺的南北传播，河北一些地方曲种，还沿着陆路商路，传播到东北地区。
2021年7月16日，唐山乐亭。
60岁的乐亭大鼓爱好者王仁东通过手机“快手”收看“张旭武—乐亭大鼓”直播间欣赏乐亭大鼓《呼家将》。
张旭武，是乐亭大鼓的省级传承人。他在“快手”的粉丝量大约9.3万人。他的粉丝除了唐山本地人较多外，还有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的粉丝。
乐亭大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代咸丰年间创立于乐亭县，是我国北方较有代表性的曲艺鼓书，流传于京、津、冀及东北三省广大地区。
乐亭大鼓在东北的流行，与清代到民国初期乐亭商帮闯关东直接相关。乐亭大鼓艺人随着商帮，沿着商路，将这种曲艺形式带到东北。
民国初年，闯关东的乐亭商帮“京东第一家”刘家经常请乐亭大鼓的说唱艺人到东北刘家的商号说书。他们出关以后，到锦州、沈阳、通辽、开原、长春、哈尔滨等地说书，不但使刘家商号的人们大饱眼福，还在当地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当地艺人向乐亭大鼓艺人学唱，乐亭大鼓艺人就在当地收徒。后来流行于辽宁的辽南大鼓，就是在乐亭大鼓基础上，吸收了辽南民歌及其他曲艺形成的。
目前，乐亭县拥有专业及业余乐亭大鼓艺人200多名，每年在乐亭及周边各县完成营业性演出20000余场。
这种传统的曲艺形式，经过当地艺人的再创新，发展出对口大鼓、群口大鼓、情景大鼓剧等多种形式，通过互联网等新渠道传播，依然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2021年9月10日，邯郸武安，活水乡楼上村。
巍巍太行，戏韵楼上。这座仅有300余户的小村庄，处处流露出“平调落子”戏曲味。
平调落子戏曲博物馆、平调落子传习所、戏院、戏曲茶社……就连村里的街道、广场也以平调落子戏曲元素来命名，平调落子博物馆前的街道名为“端花”——取自一出著名的落子小戏。
楼上村，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安平调落子的主要传承地之一，村里有一家几十年没有间断的武安平调落子剧团，至今仍活跃在十里八乡。
武安平调落子，是武安平调、武安落子的合称。
武安作为一个县级城市能同时拥有两个剧种，这在全国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武安也有“地方戏曲之乡”之称。
“武安平调落子广泛流传于我省南部邯郸、邢台等地，但很多戏迷可能不知道，历史上武安戏曲艺术发育过程中，武安商人起到了关键作用。”安秋生说。
“南绸北药”，武安商帮在明清、民国时期的足迹北至东北，南到江南，外来的戏曲艺术也随着商路、商帮来到武安，与武安地方曲艺交流融合。
武安平调，最初就是在外地经商的武安人带回来的“舶来品”。
平调落子起源于清代中叶，距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是由流行于河南北部的梆子戏演变而来的。
“往来江浙一带的武安绸布商人，也把江浙戏曲经典剧目引入武安。如《天仙配》《桃花庵》《两狼山》等，其中《天仙配》与黄梅戏同名剧目的故事梗概大致相同。”安秋生说。
商路上的曲艺交流有来有往。武安商人也把本地的曲艺形式，通过商路带到了经营地，吉林“通化落子”就是在这种交流中诞生的。
武安落子最初是由武安一带民间所流行的“花唱”发展而来，落子说唱交织，载歌载舞，具有浓厚的武安乡土气息。
“武安商人到东北贩运药材，同时也把自身喜欢的‘花唱’小戏带到东北。它与当地的艺术形式结合，形成了新的艺术曲种、武安落子姊妹花——吉林‘通化落子’。”安秋生说。
不仅是木板大鼓、乐亭大鼓、武安平调落子等曲艺、小戏，河北更知名的戏曲曲种如河北梆子、评剧等，在形成、传播过程中也深受河北境内运河商路、陆路商道的影响。河北戏曲的独特魅力，我们将在后续报道中为大家呈现。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李冬云 朱艳冰 王思达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袁伟华 李冬云 王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