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二卷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99、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100、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101、关于整顿三风

102、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103、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104、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

105、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

106、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的信

107、历史教训

108、评柏林声明

109、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

110、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的信

111、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　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2]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根据《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2]马日事变，见本卷第38页注[3]。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

　　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根据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关于整顿三风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

　　上次讲了时局的问题，今天讲讲延安现在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的问题。现在教育工作的意义很大，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现在的时局是一个国民党反共高潮可能到来的时局。反共高潮来了，我们的困难更大；反共高潮不来，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国民党说我们在转变作风，整顿内部，巩固内部，这是说得完全正确的。为了现在，我们必须这样；为了将来，我们也必须这样。时局的黑暗只是暂时的，是要变化的。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变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中央学习组[2]在座的同志们，整个延安的工作干部，进行学习，这个意义不是局部的。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作全国性的工作的。二来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到这里来了，这些干部本来是全国各地的，他们之所以到延安来，或者是因为在原来地方立不住脚了，或者是因为有事情要到延安来办，或者是到延安来学习的。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还有，延安这样一搞，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现在我们还只是在这里干，我们要经过《解放日报》，经过新华通讯社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现在新华社应该主要是广播教育材料，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3]、斯大林论检查、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这些文件。当然，现在世界处于战争形势下，战争消息不能没有，但可以少播一些，比如印度打仗的消息可以少播一点，苏联打仗的消息也可以少播一点，而教育材料要多播一点，延安整顿三风的报道也可以多播一些。华北送来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可以由延安转播出去。可以多做一些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现在，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但我们还要继续反下去，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中央各个部委除了一些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是否能做好，当然现在还不能断定。现在各机关各学校也还有一些同志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重要事情，没有把这个工作当成一项中心工作。我们说在最近三个月内要把它当作一项主要的工作，其他工作是不是停止呢?日常的、必要的工作那是不停止的，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条件下把它当做一项主要的工作。不紧要的工作怎么办?不紧要的工作就把它暂时停止。学校里面有许多课程，那些不紧要的也可以停止。比如在中央党校，就是把全部精力来搞这个事情，十八个文件[4]，加上四个[5]，共二十二个文件，要学两个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课程学这些文件。其他学校，按照不同情况，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课程。各个机关也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况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二十二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学校规定用两个月，机关规定用三个月。学校两个月如果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再来一个三个月的突击，在突击以后，就要转为经常的工作了。在突击之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统统停止。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现在的主观主义的毒害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都相当深。历史的毒害是遗留下来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呢?没有人指破这一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种干部，新干部，老干部，男干部，女干部，文化人，各个地方来的干部，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的人在一起，就有了毛病。这毛病，如果不经过这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这二十二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要在这次教育中、检查中去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则，这个目的也就达不到，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要能对付以后的困难就得赶快搞，我们现在就要读这些文件。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看文件一定要动手写笔记，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动手写了笔记，有许多在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写了笔记。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不要把功劳变成一个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这样，只会把功劳变成一种很重的负担。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也许又有人说，我天文地理都懂得，三角几何都晓得，看这么几个文件还用得了三个月，我三天就看完了。还有的人说，这算什么，我不用看也可以考。能够这样当然是很有成绩的，但我说不然。为什么说不然?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斯大林的十二条是十七年前写的，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斯大林能不能够写出十二条呢?不能的，不然为什么马克思的时候就没有写出十二条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是积近百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实行这个报告所讲的，必须实行干部政策的四条[6]。世界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算起，中国革命是从共产党产生的那一年算起，五四运动就没有算进来，只讲二十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经验也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不要看得那样容易，没有二十年的曲折，没有二十年的斗争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中央今天的这些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的那个决定。有同志说，这些决定好得很，早五年出来就好了。我说你的话不错，早二十年出来就更好。如果中国共产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宗派主义，没有党八股，那岂不是更好，那岂不是上策。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上策?没有的!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刚刚读了几年书的青年，就神气成那样，说什么三天可以读完，不看也可以考，不需要学两个月三个月。又有人说什么自己走过了二万五千里三万五千里，还学什么，我说走得再多也不行。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单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中央制定一个文件有时要搞六七个月，至少也得几个星期，好像我们这些人总是蠢些，人家总是聪明一些，我们写起决议来总是不能很快搞出来。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许多同志轻视斯大林的十二条，轻视中央的决议，轻视马列主义，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要轻视它，要写笔记，要讨论，要反省。康生[7]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什么人都要这样做，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我们对这些东西要表示态度，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合马列主义原则，那就应该提出意见。如果以为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没有违反党的政策、党的原则而是合乎党的政策、党的原则的，便应表示拥护，表示赞成。要把中央的决心、高级干部的决心、中央学习组同志的决心带到下面去。一定要这样做，并且要进一步实行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不要像在江西时反对“机会主义”那样，说什么吃辣椒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而要反得正确，反得彻底。我们中央的同志商量，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帮助整个延安整顿三风，许多干部去帮助各机关各学校。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不停止外，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整顿三风。中央机关如此，各机关学校更应该如此。三个月研究文件，一个月检查工作，开他几次会议，如组织会议、宣传会议、其他会议等。这次整顿三风，由中央的同志分头领导，边区一级由任弼时[8]同志负责指导，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9]同志负责，中央直属各机关由康生、李富春[10]同志负责，学校(党校除外)由凯丰[11]同志负责，党校由我负责。在这次学习检查中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改变作风，团结内部，就是决定上写的改变观点，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在研究、讨论文件和检查工作中，会有许多干部表现积极、热忱，会有那么一些人也热心，也搞，但和平常差不多，也会有少数人比较更差，叫做落后的。大多数地方大体上都有这三种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这些人我们不能平均看待。在干部中间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好的，平均主义是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我们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没有这样的引导，使积极的和落后的混同在一起，对积极的没有鼓励，和落后分子一样看待，这是错误的。那谁愿意积极呢?那便没有斯达汉诺夫[12]了。苏联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斯达汉诺夫?因为他积极，要使别人向他看齐。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号召所有的人向积极分子看齐。当然在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夸奖得太厉害、不适当，使人以为某些人领导特别喜欢，某些人领导特别不喜欢，那就搞不好。要使全体都向前，向积极的看齐，要有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精神。

　　还有搜集问题、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和检查工作的问题。各机关学校自己开会讨论，解答问题，同时把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来。我们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把这两种意见两种情况报告中央。学习中发生的问题各单位自己解答，解答不了的开会讨论，再解决不了交与中央答复。关于搜集问题回答问题便是这样。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采取和他们个别谈话的方法。这个方法西北局实行过，还有许多机关实行过，产生很好的效果。再一种方法是开干部会。进行个别谈话，开干部会，用这两种方法来做工作。干部会怎样开呢?我昨天和王首道[13]同志谈了，他所在的机关中，小组长、科长等有二十多人，其他干部有六十多人，一共八十多人。我以为可以两星期开一次二十多人的会，一个月开一次八十多人的会。在二十多人的会上，把中央学习组的精神、要讨论的内容系统地告诉他们，可以展开讨论，大家发表意见，按机关的情形也可以十多人或八九人来开这样的会，一星期一次最好，不能的话便两星期一次，这些人是其他人的直接领袖。其他的人一月一次会，这样的会人太多，讨论恐怕很难，可以报告一下，把二十多人的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们说明，须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开会。同干部发生联系，一种是和干部谈话，一种是开会。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同志想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什么事他们不满意，什么事他们满意。现在还没有到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些事到那时才能讨论，比如讲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样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次邓发[14]同志报告职工会的经验，先批评领导者的缺点，大家肯讲话，如先批评被领导者，便把大家吓倒了，不敢说话了。检查工作要鼓励大家发言，如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15]讲的，大胆说话，有的放矢，只要不违犯法律，又是在规定的范围以内的，说话是许可的。正确不正确是指说话的内容，有的对，有的不对。说得不对，是在说的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允许，说错了的，以后可以纠正。在讨论中发生了问题，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个方式比较好，像职工会的办法。总的责任，这次搞得好不好，整个归中央负责，搞好了算一功，搞不好有过。各部门搞得好不好，行政首长负主要责任，不是按照过去办法由党支部负责，这次规定行政上负责。个别谈话解决了问题没有，干部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写了笔记没有，检查工作没有，作风改变没有，讨论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成绩少或者没有成绩，这责任归行政首长负。今天在座的同志都要负责任，希望好好考虑一下，研究一下，同自己领导的部门的干部好好商量一下，交换意见，达到整顿三风的目的。别人整三风，我一风也不整，如果党员是这样，那是不好的。你是共产党员，便应服从党的决定，你一风不整，行吗?整两风也不成，我们讲是一定要整顿三风。要整顿三风，一些偏风也不让有的，整了两风半，还剩半风，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整三风，这叫搞到底。我们要担负这个责任。这里方法是重要的，首先要宣传，宣传部的决定提供了方法，即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讨论二十二个文件，检查工作，这样才能搞好。这不是容易的事。

　　听说有个别机关学校安排得很紧，一个文件研究两天就过去了，这是走马看花。许多文件须要一条一条加以分析研究，一个搞完再搞第二个，这时候别的先不要看，专讨论这一个。有些可以两三个合起来研究，但也要先一个一个地研究。斯大林的十二条搞通了很不容易，许多人想一把抓，结果没有抓到。要一条一条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条，再搞第二条，这样搞下去，先剩下十条，再剩下八条，最后全部“消灭”。先逐条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全部才能明白。这次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面目为之一新，这就须要在座的同志负起责来。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

　　[2]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是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决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3]指斯大林一九二五年二月同德国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谈话中阐述的各国共产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十二个基本条件。（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313页）

　　[4]指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的整风学习的十八个文件：一、毛泽东二月一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八、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5]指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增加的四个整风学习文件：一、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二、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三、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四、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6]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中提出的正确选择干部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第二，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第三，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第四，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7]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县（今胶州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学委副主任。

　　[8]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秘书长。

　　[9]王稼样，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10]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11]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12]斯达汉诺夫（一九○六——一九七七），苏联顿巴斯的采煤工人，煤炭工业中的著名革新者。由于他运用新技术和改进劳动组织，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创造了在五小时四十五分钟内用风镐采煤一百零二吨的纪录，相当于当时生产定额的十四倍。这一先进事例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称斯达汉诺夫运动。

　　[13]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14]邓发（一九○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5]指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范文澜。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文艺界的同志最近开了几次会，座谈怎么样使文艺界的同志与我们在座的同志、与我们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相结合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同志也应该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了解党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就是在红军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文艺，比如写一写小说，搞个剧团，那是比较普遍的，此外也有歌咏，有宣传画、漫画。这些东西同现在的比较起来那是差得多，现在我们八路军所吸收的人才，种类要丰富得多，文艺工作也普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种“围剿”，即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军事的“围剿”就是反对红军；文化的“围剿”就是反对新文化，反对包含着革命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反对以鲁迅为首的在白区的革命的文化艺术。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这种“围剿”被打破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大批地到根据地里面来。所以，现在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有已经成了专门家的，还有许多没有成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艺术工作的，这种人更多。这种现象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我们根据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这个情况，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颁布之后，要更加好。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但在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而且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

　　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2]，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是要结合还是不要结合，回答是要结合；那末接下来就是如何结合法，即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如果时间很长了，一定会发生很多习惯，一定会发生许多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们把这些东西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阻碍他们这个结合的过程的速度，阻碍他们自己的进步。所以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现在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这是一种。

　　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文艺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新党员当中有，老党员当中也有。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此外也还有像这样的问题，在对作品的评价上，有的同志说是抹杀了艺术性，也有的说是抹杀了革命性。所谓抹杀革命性，就是说，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方面，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当然忽视的程度也有轻重的不同)。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些的偏向。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有这个偏向，但是有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相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这种“想”，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就是说，对革命性没有强调得好。这种偏向在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中很多，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偏向呢?有的，这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我们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够不够呢?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

　　那末，我们主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认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艺术性也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革命性怎样从低级的到高级的呢?对大地主，你跟他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来，地主是要租子、要封建制度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他也要抗日，只要不破坏他的封建制度，即使破坏也不要破坏得太彻底，抗日他就会来的。他来就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取他们抗日这一点，不能够取到他们别的东西，只要他们抗日就好。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需要民主，但他们所需要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生。至于人民大众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又有区别。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完全取得政权，或者没有主要取得政权的现在，他们至少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马列主义，实行马列主义。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专门家中有这种观点的多。胡适之的书，我们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墙报、民歌、民间故事，我们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压迫刚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写出几百字的墙报，是了不起的大事；不这样看，那就是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因此对群众的东西不喜欢看。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其中一部分有决心工农化的，他们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只有指导的责任呢?不是的，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这是非常危险的。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我们要使文艺工作者了解这些问题，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一两个月内了解更好，一两个月不能了解来他半年，半年不行来他一年。我们要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这个方向进行，以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工农兵。这对作家本身也是有利的。“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死的时候如果作祭文也是这样作就好了，当然不是专门为了作祭文。张浩[3]去世，我们就作了祭文，名为对死人，实则对活人，就是告诉人们，你们不要自私自利吧!张浩革命一生，难道是为了作祭文吗?我相信不是的!所以文艺家要懂得这样的政策，其他同志也要懂得这样的政策，这是一个结合的过程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个阶级完全知识化以前，还要利用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2]指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五月二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举行的三次会议。

　　[3]张浩，即林育英，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在延安病逝。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胡服[1]同志:

　　(一)六月九日电早已收到，书记处各同志都看了，因在考虑，故迟复。(二)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三)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四)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2]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3])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五)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六)日寇正积极准备攻苏，时间有在本月底说，你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七)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4]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八)学习二十二个文件[5]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毛泽东

　　七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胡服，即刘少奇。

　　[2]蒋，指蒋介石。

　　[3]山纵，指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二纵队。

　　[4]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向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扫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指挥突围战斗中牺牲。

　　[5]二十二个文件，见本卷第422页注[4]和第423页注[5]。

 

 

 

 

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

　　(一九四二年八月四日)

　　陈毅[1]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面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代理书记、新四军代军长。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九日)

　　觉哉、正人二同志:

　　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能、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陈正人（一九○七——一九七二），江西遂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何凯丰的信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凯丰同志:

　　今日与博古[2]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3]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　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4]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5]及鲁迅[6]，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7]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指导。

　　解放[8]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9]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10]，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何凯丰，又名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2］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3］舒群（一九一三——一九八九），黑龙江哈尔滨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刊副主编。

　　［4］亮平，即吴亮平（一九○八——一九八六），浙江奉化人。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曾在延安编辑《解放》周刊。

　　［5］唐三藏，即玄奘（约六○○——六六四），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唐代高僧，佛经翻译家。曾主持翻译经、论七十余部，共一千三百多卷。

　　［6］鲁迅，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多种，编为《鲁迅译文集》，共十卷。

　　［7］罗迈，即李维汉，一九四○年十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九四一年七月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二年九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8］指《解放日报》。

　　［9］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范，指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孙雪苇，又名刘雪苇。一九一二年生，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

　　[10]冯文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历史教训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

　　十月四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新闻记者关于“苏联所存的抵抗力量如何”的询问时称:“我认为苏联抵抗德国匪徒的能力，如果不是较大的话，也不小于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追求世界统治权的侵略国。”十月五日莫斯科《真理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的抗战，粉碎了希特勒的巨大计划。该计划原定在迅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后，即向莫斯科、巴库前进。”这些话到十月八、九两日就证明了。十月八日，德军发言人宣布:“不再使用炮兵与工兵强袭斯大林格勒。”原因之一，是如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所宣布的:“苏军业已突破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包围线，并据守新阵地。”原因之二，是如十月十日路透电所称:“昨日德军被迫转调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分兵力至西北区，因该处正遭苏联解救军的不断攻击。”所有这些，就是说，红军由城内正面与北部侧面两方的夹击，迫使希特勒绝望于该城的进攻，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一天一天把自己转入防御地位。还在一个多月前，一些人们就在匆匆忙忙地讨论高加索失守后的局势，他们对于苏、德两军的力量都是判断错了的。希特勒的“巨大计划”是有的，但这个计划正如《真理报》所说，被斯大林格勒的抗战所粉碎了。

　　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列宁格勒、莫斯科是被认为应该避开的，他就集中力量向着南线一隅。七月间他曾拼命争夺沃罗涅日，打不开，又避开它。拼命争夺克列茨基，又打不开，又避开它。于是攻击点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北麓了，这是无可避开的了，又是打不开，又是要避开了。但这是最后的避开，就是说，被迫放弃攻势，转入防御地位，希特勒现在就是处在这样情况中。希特勒今天还没有发出停止进攻的一般声明，他也许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目前红军就是从克列茨基到斯城北角一线向德军进攻的。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

　　保卫斯城的直接战斗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过顿河河曲开始，但河曲战斗对保卫斯城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整个七月份，德军由哈尔科夫打到顿河。这个期间，红军采取战略退却，德军毫无所得。七月三十日，柏林宣布德军在齐姆良斯克至罗斯托夫二百五十公里战线及顿河下游渡过顿河。不知是德军原先计划的，还是因渡河胜利冲昏了德将波克的头脑，他就从整个野战军中分出二十个师，向高加索方向猛追退却中的红军，八月中旬即达到库班河流域，但出于德军意外地遇到了红军的顽强抵抗。直到今天(十月十四日)德军只得到迈科普一个小油田。高加索北麓还有一个较大的油田叫格罗兹内的，同盟社还在八月十三日就说:“通至格罗兹内的进路非常平坦，目前所关心的问题，只是德军的进攻能否给予红军以充分时间彻底破坏该处油田。”可是从说这话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希特勒对这个油田还是可望而不可即。至于为着想达到巴库一带吃这块最肥的天鹅肉，德军确曾冤枉地爬过高加索山隘。八月二十三日海通社宣称，“八月二十一日晨十时，德山岳部队在高达五千六百三十公尺的厄尔布鲁士山升起德国战旗”，表示法西斯吸血鬼们的狂喜。可是这面战旗，不知是送给红军了，还是法西斯们自己拖着溜下山去的，总之是一场空欢喜。听说波克现在被希特勒撤职了(十月九日路透电)，那末，他的错误在哪里呢?或者第一条就是这个向高加索分兵吧。红军一方面坚决扼守顿河河曲，一方面却诱使波克祸水分一股流向库班河去，因此就减轻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压力。

　　河曲战斗是从七、八月之交打起的，红军以极其英勇的奋战，直打到八月二十三日才放弃顿河东岸刻赤一带阵地。如果没有这一战，如果德军没有河曲二十三天的阻碍与极大的消耗，则斯城的直接保卫将是困难的。

　　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河至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斯城工业区，红军又在顿河与斯城间纵深五十至六十公里地带消磨了德军二十三天。没有这第二个二十三天的消磨，斯城的保卫也是困难的。

　　从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工业区，至十月九日红军路丁什夫部队突破该区德军阵线，二十四天中，是极端猛烈的巷战期间，红军以城内的巷战与北部的压力粉碎了德军的进攻。

　　从此希特勒整个地转入被动地位，他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最后地暴露出来，他将被这个矛盾所压碎。

　　九月三十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演说中说到红军时，他只好这样说，“那是一个不知道慈悲的敌人，他们不是人类而是野兽”，表示他似乎曾经希望过红军向他讲慈悲似的。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日本法西斯看了希特勒的惨败，将做什么感想呢?还是要到海参崴一带去碰一碰吗?那里靠得住又是不讲慈悲的。日本的实力与它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根据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四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评柏林声明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被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亦非谓三国公约中的任何一国业已决定或被迫将主动地位给予敌方，此不过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的地位，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

　　这后一段话是说谎的。但这个说谎对于目前法西斯的地位极其必要，这是因为今年希特勒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和去年他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大不相同的原故。

　　在去年，因为德国尚有余力，可以准备在今年再取一个攻势；因为日本法西斯和希特勒约好了不久就要爆发太平洋战争，而这就被认为是一则足以麻醉人民，二则足以牵制美国、削弱英国，而不致有第二条战线；此外还因为日本法西斯答应希特勒，在某种条件下(例如德国第二个夏季攻势达到了战略目的等)它可以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合力打击苏联:这三个条件，在那时都是存在的，或是可能的，所以希特勒在进攻莫斯科失败转入守势之时，他就不需要说出如像现时这类可怜的谎言，他就可以拿撤销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给他的军民人等看，说战争是由勃鲁齐区弄坏的，他自己当了总司令就自然有办法。

　　果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受了很大损失，日本闹得声势煊赫，这件事立即在德国及欧洲人民中起了麻醉作用，希特勒所遭受的夏季攻势失败与冬季红军反攻两个创伤，就被这副麻醉剂把他的痛楚减轻了许多。今年希特勒实施夏季攻势时，又果然没有发生第二条战线。

　　在去年，希特勒一面应付红军的冬季攻势，一面还补充了旧部队的兵力，重新装备了新的兵力，又从意、罗、匈等国拉来了几十师军队，所有这些，是被希特勒及其一切法西斯伙伴们认为是自己还有前途的最主要的基础，他们感觉自己还有实力。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果然举行了今年的攻势，虽然不如去年那样煊赫，但在七、八、九三个月间也颇迷惑了一时，使得人们似乎觉得希特勒还有很大气力似的。

　　只有第三个条件至今没有动静。要说还有可能的话，那末，似乎只有一种时机，就是说，当英、美实行对德进攻或接近这种进攻时，法西斯们为了死里逃生起见，或者日本军阀们还会干一下。但是拿这个条件来配合希特勒今年攻势的预定计划是破产了。

　　在去年至今年，三个条件实现了两个，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们一年结账时他们还可以自鸣得意的一面。

　　但是还有另一面，就是说，三个条件一齐破产了。第一个，今年的攻势完全破产了。去年还有这个法宝，可以安慰自己，安慰人民，今年没有了。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他的人力资源与军备资源即使再搜括，也不能组成一个像样的攻势了。过去所借以维系人心与借以延续法西斯生命的基础条件——德国的进攻实力，现在转到了它的反面，这个条件是基本上破坏了。就在这种时候，法西斯们需要以完全的撒谎来维系人心，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拿实力而拿撒谎可以维系人心的。斯大林谦虚地说:“苏联力量不说较大，也不小于法西斯”，在希特勒攻势破产后，红军的力量是强大于法西斯的。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内部将发生分裂的危机，过去那样的团结不可能了。法西斯与人民间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民心军心都很难维系了。德国与意、罗、匈、芬以至日本间的关系有大闹别扭的趋势，意大利甚至有倒戈的危险。欧洲几个中立国的态度也将起变化，某些国家或有加入同盟国之可能。

　　讲到第二个条件，今年也是去年的反面。日本的胜利促起了美国的整军，美国以一年时间不但补偿了夏威夷一役的损失，而且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和柏林宣布守势的同一天，罗斯福[2]说道:“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吾人对于战略已有若干重大决定。其中之一，为吾人所共表同意者，即须要向德、日发动新攻势，以分散苏联与中国境内的一部敌人至其他战场。”日本是畏美如虎的。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情报部发言人说道:“自英国威尔斯太子号沉没后，美国即追加空军预算四十万万元，将战舰改造为航空母舰或改变其设计者共十四艘，又改造商船二十艘及设计中之商船七十艘，均改为航空母舰，这说明美国多么重视航空母舰。我国不能坐视美国建舰，要在美国建舰未成前采先发制人办法击灭之。”九月二十六日，东条[3]说道:“英国逐渐整备了战略路线，美国反攻企图日益明显，两国依靠其丰富资源，急速增强其战斗力，待时进行总反攻，大东亚战争的正规发展还在今后。”总之，日本在美国面前，吓得全身发抖了。德国呢?也是一样，十月十二日柏林发言人也说到:“美国业已开始大规模的军备计划。但无论其如何强大，若欲谋收复欧洲、非洲及亚洲，则非其力之所能及。”这后一句也是撒谎。实际上，法西斯们清楚地觉到，第二战场的魔影已一天一天地接近了他们的后门。八月二十八日，法西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机关报，竟至于借了红军的威风去恐吓英、美，鼓舞军心。这个报纸说:“曾在东线举行空前剧烈战争的人员与武器，将予英国以最后的清算。我们应该问一问在东线战争严格考验后调至西方应付第二条战线的德国武装人员，他们之中每一人都迫切希望向英国，或者还可说向美国这两个敌人，试验他们在东线‘无限壮大’的力量。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宣战时，他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而我们更好地知道战争是什么，而现在我们完全知道战争是什么。”这就是向英、美说，我们是红军的学生，你们敢来吗!这就是向德国士兵说，我们是和红军交过手的，还怕第二条战线吗!法西斯们知道战争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战争就是失败。十月四日，戈林[4]恐吓人民说:“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则德国的命运将是悲惨的，德国人民将被国际犹太人的毒牙咬断，并被消灭，德国将在地图上被抹掉。”总之，法西斯们现在是专靠撒谎与恐吓吃饭，而不能靠实力吃饭了。他们的进攻实力已经完结，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故日本是否还要向北或向南举行一个大的冒险，此时还不能作断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了的，日本面前摆着一个美国反攻的大危险。拿日本现存实力和这个将来危险作比较，那简直是不能设想的。日本军部对于美国飞机、军舰的生产，表示那样彻骨的惊慌，就是从这件事实发生的。日本目前是站在这样的分歧点面前:还是照德国今年攻势那样来一个一定失败的冒险进攻呢?还是以德国作殷鉴保存这点力量以期在防御战中侥幸取胜呢?假定日本法西斯采取第一条路，那在德国说来，其意义是为了援助德国防御而使用日本的进攻，就是说，为了牵制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攻势而使用日本的进攻，这和今年为了援助德国的进攻而使用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及希望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大不相同。假定日本采取第二条路，那对日本当然有利些，但对德国就完全不利，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要闹起别扭来。德国在今天以前利用了日本的进攻英、美，但没有能够利用日本进攻苏联。今后呢?德、日情况都有了很大不同，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还要等一下才能看清楚。

　　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根据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2]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

　　[3]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4]戈林（一八九三——一九四六），德国元帅。一九三九年被希特勒立为继承人。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十八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

　　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2]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中央书记处

　　十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2]新军，即山西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

 

 

 

 

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的信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汉宸同志:

　　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日夜

　　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2]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南汉宸（一八九五——一九六七），山西洪洞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2]指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中，采用了南汉宸此前写的报告中关于被服问题的内容。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一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像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二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计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的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仅仅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发出了开展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这一号召，不仅动员了几万党、政、军、学人员，也动员了边区的老百姓，这年老百姓开荒达一百万亩之多。这一号召又传播到了华北，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这是我们的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三个整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干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第二阶段，生产自给的基础已经坚固地打下了。在这两年中，人员增多了，许多人因外边顿不住来到边区要吃饭，为了增强河防三五九旅也来了。军队增加了而外援全断，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而在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已经过去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政府则发展了工业；第二阶段则着重了商业，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的方针外，其余都讲究做生意，没有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地重视农业了，但政府、部队与机关、学校都发展了工业与手工业。此次高干会后将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三

　　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四

　　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1]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五

　　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六

　　总之，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七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根据解放社一九四四年一月订正再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刊印。

　　【注释】

　　[1]赵占魁运动，是一九四二年开始在陕甘宁边区的公营工厂中开展的、以边区公营农具厂司炉工模范工人赵占魁命名的劳动竞赛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发展到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

　　[2]见《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