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关于农村调查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目录
第二卷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76、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77、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78、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79、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80、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81、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82、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83、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84、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85、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
86、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87、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88、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89、给萧军的信
90、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91、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
92、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93、关于农村调查
94、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95、《文化课本》序言
96、中宣部宣传要点
97、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
98、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
76、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1]、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2]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3]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量，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4]，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5]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世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2]李仙洲（一八九四——一九八八），山东齐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3]这里所说的叶挺、陈毅、刘少奇的职务是指他们在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职。这个总指挥部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华中新四军、八路军部队指挥的指示，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中旬成立的。
[4]指蒋介石一九四○年十二月九日电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5]佳电，指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见本卷第310－314页。
77、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恩来:
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1]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2]，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3]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余详书记处电。
毛泽东
有申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延安命令及谈话，指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为皖南事变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均见《毛泽东文集》（第二版）第二卷。
[2]十二条，指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即：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3]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78、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岸英、岸 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1]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林伯渠，一九三九年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
79、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1]进攻，某君[2]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3]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4])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5]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6]、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蒋，指蒋介石。
[2]某君，指崔可夫（一九○○——一九八二），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3]指汤恩伯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
[4]十二条，见本卷第326页注[2]。
[5]皓电，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这个电报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十一月九日（佳）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齐电，是何应钦、白崇禧十二月八日（齐）对朱、彭、叶、项佳电的复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6]十七日命令，见本卷第326页注[3]。
80、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日)
周[1]:
(一)皓亥电[2]悉，分析很对。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惟顽固派中之死硬分子有被亲日派拉向投降的危险，这是很可注意的，不过目前还不会。(二)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将荷印[3]让给日本，甚至停止援华，都是可能的。只要德国占领苏伊士和轰炸伦敦袭击大西洋进一步加紧，真正威胁英国生存时，只要日本同意不向英国开战，就有这种可能。在这一情状出现时，你所指的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就将发生大混乱，大分化，大动摇，他们将成为亲日派与共产派二者猛力争夺的对象，其时间或者在今年秋冬之间。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那时英苏、美苏之间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协定(也许英苏协定不久就可签订)。(三)准备在日内发一次政治情报，当将你所说的解释狭隘民族观点说进去。(四)陈锐霆团[4]决于日内起义，仍打九十二军旗子(称为九十二军独立旅)，开到张爱萍[5]区域整训。请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询问，答以这是九十二军自己的事，凡对我攻击者我反击之，凡对我取友好态度者我以友好态度对待之，陈团对我友好，故我理应加以协助，但仍是九十二军，并非八路军。(五)请问国民党，对八路是否还准备发饷，如发则已，否则我们将向全国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募捐，发起普遍的募捐运动(我们真正准备这样做)，学叫化子讨饭吃的办法，因为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毛泽东
号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周，指周恩来。
[2]周恩来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日苏缔约后重庆方面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作了分析，指出中间派悲观，进步派中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则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
[3]荷印，即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4]陈锐霆团，指陈锐霆任团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
[5]张爱萍，一九一○年生，四川达县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
81、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2]，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新中华报》刊印。
【注释】
[1]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他还为这个文件改拟了题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题下注“（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2]这里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82、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一九四一年)
一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二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1]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2]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5]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3]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4]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5]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7]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83、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
彭左，陈刘赖，贺关，荣臻，萧克，吕程，刘邓，任穷，朱陈罗，黎罗，粟刘，克诚，张邓，雪枫，先念，震林[1]:
(一)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调动兵力在四个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
(二)判断经此战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苏联援华不变，近到飞机百余架，炮二百门，中苏关系亦有改善可能。汤恩伯、胡宗南[2]均准备对敌。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
(三)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3]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在战事发生时，应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
(四)中央已电恩来同志，对 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提出(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等项。
(五)我八路、新四两军望按上述方针沉着地部署一切。
毛、朱、王、叶[4]
佳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彭左，指彭德怀、左权，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刘，指刘少奇。赖，指赖传珠（一九一○—— 一九六五），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当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吕，指吕正操，一九○五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程，指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翼中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穷，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黎，指黎玉（一九○六——一九八六），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罗，指罗舜初（一九一二——一九八一），福建上杭人，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粟，指粟裕（一九○七—— 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刘，指刘炎（一九○五——一九四六），湖南桃源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委员兼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邓，指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震林，即谭震林（一九○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2]汤恩伯、胡宗南，当时分别任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3]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指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于，指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高，指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八军军长。
[4]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84、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与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与以坚决的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根据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解放日报》刊印。
85、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三日、十五日)
林老:
预决算看了，今付还。
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
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此时不与龂断计较。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此次预算内无军队部分，以后请添进去。是否有当，还请卓酌。
并致谢老[2]。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夜
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又陈者:(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出报前没有人能预计者。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例如康生处[3]月用57，000元，只支12，000元，自筹45，000元，要把此数也打进去。大概公支只三分之一，自筹占三分之二。预计算中遗落此种部分是不合实际的。因此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以上各点，就感想所及，书备考虑。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2]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3]指当时康生任部长的中共中央社会部。
86、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少奇同志:
文日[1]电悉，都是对的，都同意。惟在二段甲项内似有与乙项不调和的地方，请再检阅考虑一下。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一点与你在二段乙项中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与甲项似有些不调和，望加考虑为盼(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对彭雪枫[2]五月三日电的错误，我有一复电同时发给你，收到请告你的意见。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文日，即十二日。
[2]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87、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
少奇同志:
文[1]电悉。(一)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2]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二)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三)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苏之数百万后备军目前刚刚用上，或在数日内有一决战，制止德军攻势，则大局最有利。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则日必攻苏，苏之困难加重，将变为长期战争，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四)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3]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五)你前电所提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老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七)你的两篇文章望从香港寄来，以资快睹。
毛泽东
巧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文，即十二日。
[2]七七宣言，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3]蒋，指蒋介石。
88、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与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九四一年编印的《六大以来》刊印。
【注释】
[1]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89、给萧军的信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萧军（一九○七——一九八八），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90、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
觉哉同志: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工作，则:(一)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或尚可向绥、榆[2]输出数万担。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但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至收六百万至八百万元盐税以补一部分财政之不足，尚是第二个好处，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是否能销出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尚不可必，然舍此并无解决出入口问题之其他办法，因而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盐的问题上，今年是不能行的，原因是粮贵、草贵与国民党限制，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
我前信未蒙林老[3]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
敬候日安!
毛泽东
八月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绥、榆，指陕西的绥德县和榆林县。
[3]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91、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谢老:
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2]令财、建两厅起草的，不是另要别的计划。你说有了今年经验，计划会要实际些，是对的。今年有很丰富的经验，为前此所未有。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至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缺点(边币中，盐的产运销中，粮食中，税收中，公营工商业中)，都由于缺少经验之故，今后应该着大力于纠正。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富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这些意见，未加深究，提出作为你的参考。高岗[3]同志送来一个材料，值得注意，阅后请退还高同志。徐老[4]生活的叙述看过，已交组织部，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此问日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周文[5]可加入党团[6]，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堂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又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3]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4]徐老，指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5]周文（一九○七——一九五二），四川荥经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6]这里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92、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2]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3]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在军事上，立三路线尚未完全影响苏区，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影响苏区，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
在组织上，苏维埃运动后期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比立三路线更厉害。
主观主义者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4]，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5]“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6]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7]，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的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路线，(四)官僚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8]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 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9]等人的影响。
(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
(一)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
(二)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五)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0]。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六)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过去卫生部门一个负责人违反对专家的政策，本位主义，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被撤职。
(七)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
(八)报纸上要多登文章，奖励辩证唯物论的文章，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
(九)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11]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
政治要注意时局动向，中央委员必须增加政治知识。
军事是目前战时必须研究的业务。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十)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
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十二)教育委员会(以洛甫[12]为首)的工作，先进行调查，再进行改革。
(十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十四)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十五)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十六)实行全党动员，除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13]外，再写些文章。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3]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4]指《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5]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 ）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八——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裁判部长和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后受到撤职等处分。
[6]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7]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宁、泰宁和江西的黎川。当时在这里建有中共中心县委。
[8]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曾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自一九一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接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
[11]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2]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3]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3、关于农村调查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
一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2]，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3]，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的努力。
二 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一九○五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 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4]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
[2]指德国考茨基著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恽代英翻译，书名译为《 阶级争斗》，一九二一年一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3]指英国克卡朴（今译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李季翻译，一九二○年十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4]公堂土地，指各种祠、庙、会、社占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
94、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1]，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
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从文内所述的指示内容看，应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95、《文化课本》序言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1]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根据一九四八年新华书店二分店出版的《文化课本》刊印。
【注释】
[1]凯丰，即何凯丰，又名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96、中宣部宣传要点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2]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全党即将开展普遍整风之前起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要点。接着，毛泽东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作了《整顿党的作风》讲演，二月八日作了《反对党八股》讲演。
[2]“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这一政策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
97、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日)
恩来同志:
(一)对时局估计电悉，与我们估计略同。柏林协定似以苏联为第一对象，春季后德、日各以陆空主力向北，而各以海军主力、陆空一部及意国海陆空主力向南。即使是这一局面，仍是有利的，因为德、日各有三条战线，意有两条战线，兵力大分散了。如日攻印，则更分散。整个轴心[1]将失败在分散与消耗中。如日侵苏，蒋将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他的压力。但滇缅路断，英、美接济须走苏联，对内必不敢与我决裂的。
(二)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
(三)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边区“三三制”[2]大得周围各地好评，区内则团结了各阶级。精兵简政方针正在各地实行。
(四)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
(五)今年二月统计党员数目为八十万，去年九月统计军队数目为五十七万(包括游击队)，对外守秘。
(六)林彪[3]返延身体好了许多，惟尚须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4]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你注意。
毛泽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柏林——罗马一东京轴心。为争霸世界、发动战争，德、意、日三国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式结成反共同盟。一九四○年九月又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公开的军事同盟。
[2]“三三制”，见本卷第391页注[2]。
[3]林彪，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一九三八年冬去苏联治病，一九四二年初回国，途经新疆、兰州、西安，于二月回到延安。
[4]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98、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
(一九四二年三月)
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是:除了汉奸及决心破坏抗战团结者外，一切阶层的抗日人民，不论是有党有派，或者无党无派，不论是同情我党的，或者只在一部分纲领上愿与我党合作的，也不论是已经与我党共事的，或者尚未与我党共事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和他们一致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而奋斗。我党长期地坚决地实行这一正确政策，是有了伟大成绩的，全民族的抗战赖以支持，全国的统一赖以实现。这些都是很好的情形。但在另一方面，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党务、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他们不愿意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把党外人员看作无足轻重。他们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者自居。他们对于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他们对于政权的“三三制”[2]不愿坚决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同时，规定下列具体办法，要求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认真地坚决地实行之。
(一)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
(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党组织不得指派未当选的党员去凑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在这些机关中，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
(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民众团体及其他机关中，凡须经过人民民主选出的工作人员，其任免办法均按前条“三三制”的规定。其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的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
(四)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及一切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的任务是:对于党员进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员，保证该部门工作任务的完成。支部不得直接干预行政领导，更不得代替行政领导。在行政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行政的领导。在党外人员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应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某些地方党政不分的现象，应该纠正。党员如有违犯行政法规者，应受行政的处分；其错误涉及党纪者，同时须受党纪的制裁。但在行政关系上，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外人员，亦须服从上级行政的领导。
(五)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必须从友谊中细心了解自己周围的每个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细心了解他们对人民、对我党及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习惯，必须加以尊重。须知党外人员的愿与我党合作与我党的尊重党外人员，是彼此合作中不可缺一的条件。
(六)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七)《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八)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他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决不可采取缄默不言、听其积累或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态度，须知这种态度是只会妨碍合作与不利于党外人员的。
(九)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上，不是空唤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
(十)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机关、部队及学校中，党的一般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允许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党外同情分子到会旁听，并得发表意见。
(十一)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
(十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党的组织部或管理干部的部门内，设置管理非党干部的专门机关，担负对党外干部的接洽、登记、了解及照顾的责任。在党的各级保护健康委员会内，设置党外干部科，管理党外干部的保健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后来没有发出。
[2]“三三制”，见本卷第391页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