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周至大秦寺塔记

陕西周至大秦寺塔记

《文物》 2002年06期 李崇峰（北京大学副教授）

陕西周至（原作盩厔）大秦寺，因与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即景教）关系密切，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1933年4月，向达先生曾专程考察了大秦寺，并刊布《盩厔大秦寺略记》,详细记录了当时大秦寺的状况。2001年10月，笔者再访大秦寺，发现上世纪30年代向达先生记述的大秦寺殿堂已经毁坏，寺内有关文物已佚失，惟大秦寺塔尚存。

一

大秦寺塔位于陕西省周至县城东南20.5公里处的塔峪村南。塔全部砖砌，基座和塔身平面作八角形，基座高约0.8米⑴，基座上共立塔身七层。自第二层塔身以上外部仿楼阁式;每层平面向上递减、收进，顶作八角攒尖式,上立椭圆形相轮及铁刹（图一）。

第一层八角形塔身外壁多为1999年加固时重新垒砌，其平面边长4.3、宽10.7、塔壁厚约4米。北面（正面）辟圆拱形门道，宽1.38、高2.25米;东、南、西三面各作一圆拱形假门；四偶面素面无饰。现存四正面及四偶面顶部无斗桃，仅有明代沿顶端贴壁砌置的陶质花瓣。塔檐采用叠涩砖挑出和收进的办法，使叠涩呈现出向内颛曲的弧形曲线。第二至七层外壁尚存原貌，其中，第二至六层每层正面，即东、南、西、北面对开圆拱形

门道两个（图二），交错而上⑶;第七层则前后左右对开四门（图三）。第二至七层塔身，每层皆有平座施于下层的塔檐之上。每层门道两侧靠角柱处，残存竖向排列圆孔二或三个;其余正面及四偶面，即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皆有布局相似的圆孔。每层角柱高度均有缩减，各层柱头之间皆施阑额。阑额与柱头相交处，并不出头。柱头直接承托柠斗，不设普拍方。每层角柱间施补间铺作一朵，补间直接施于阑额之上。第二、三、六、七层的柱头铺作及补间孺作皆为一斗三升出耍头的简单作法（把头绞项造），第四、五层的柱头及柱头之间的补间仅用一棹斗（图四）。

第一层八角形小室左右后三壁环高坛，坛上有清末民国初塑像一铺。小室顶部中央偏西有一圆孔遗迹如，原应有木梯通向上层。第二至六层塔内辟八边形小室，无塔心柱之设,但皆有木构楼梯通向上层。

塔内第二、三两层正壁现各存残悬塑一铺。第二层西壁（正壁）悬塑，残高2.83、宽1.52米。上部是峰峦起伏的嶙峋山石，中部为滴水岩谷造就的石天宫。天宫中央残存一像，作斜倚势。该像上半身已毁，右膝弯曲，小腿直立;左膝微曲，大腿及小腿平放座上。左手放置大腿左侧山岩座。斜倚像所着长裙摆边覆于岩座之上。第三层南壁（正壁）悬塑，残存面积与第二层的大体接近，布局亦基本相似,惟上半部雕塑出三座楼阁型建筑,下半部也作石天宫。宫内主人原侧倚岩壁而坐，现仅存下半身，双腿处理同前者。

此外，第四层北侧门道右壁一砖侧残存一非汉文题刻，第七层南侧门道及西侧门道左壁均阴刻藏文六字箴言。

二

关于大秦寺塔的建造年代，没有可靠的文字记录。现从建筑、雕塑和有关文献方面做一推测。

建筑：1）大秦寺塔外观作楼阁式,平面为八角形。据鲍鼎先生研究闵，楼阁型佛塔平面，“最先概为方形，如唐西安大雁塔等，宋辽时代几尽变作八边形”。这种八边形佛塔,现知年代明确的最早实例，是苏州罗汉院双塔（图五），建造年代为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2）作为木建筑中的主要结构，柱额在楼阁型佛塔中皆有表现。如唐代楼阁型砖塔均于砖砌墙壁上隐出柱额，柱子或为方形或作八角状;“至于额紡,则仅有阑额无普拍方，宋初诸塔犹多与此相合”。此外，宋代砖石塔中，非常准确的。因此，向达先生《盜屋大秦寺略记》，应是这两铺造像现存的最早文字记录。据画史记载，堪称佛像画“模范”四家之一的以角隅隐出圆柱者较多。大秦寺塔于角隅置周昉，所绘“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皿。周角柱，阑额之上无普拍方。3）大雁塔与香积寺塔柱头上仅用斗而无桃，玄奘塔才用简单的一斗三升（图六）。大秦寺塔第四、五层柱头及补间皆有斗无棋，第二、三、六、七层铺作皆为简单的一斗三升,似表明其时代较早。4）唐代楼阁型砖塔“各层门窗，皆设于东、西、南、北四面,遂至塔身重量，集中于其余四面，而门窗下,复无反券补助”'用,“致空虚部位集中于一垂线,往往全塔自各层门中心线裂开，如大雁塔、香积寺塔等均所不免。宋塔中始有逐层转移门窗之方位者”，如苏州罗汉院双塔和泉州开元寺双塔等。这种新型佛塔，“不但外观参差错落,富于变化,且令壁体重量之分布，较为平均,足证创建当时，经营考案,极费匠心叩I。大秦寺塔第二至六层对开双门，交错而上，即为宋代造塔的惯常手法。

雕塑：1）尽管大多数唐宋砖塔外表朴素，但也有施逾量之雕饰者；而石塔则通常于拱门两侧雕造佛像,“塔内壁面亦多满琢佛像，宗教色彩较为浓厚”。大秦寺塔身表面残存的竖向规则圆孔，原应为固定佛像之用。这种布局，应是受到当时砖石塔内外雕造佛像的响。2）大秦寺塔第二层西壁和第三层南壁残存的造像，应是水月观音。1933年4月向达先生考察周至大秦寺时，曾明确记述该塔“第二级第三级西壁"俱塑有观自在像作斜倚势，彩饰全然剥落，只余泥胎，然其姿态之幽静身段之优美，令人见而起肃静之感。疑为古塑，即非李唐，亦当为宋元高手之作，近代工匠不能企及也”叫向先生虽然没有进一步说明他们是水月观音，但对观音像姿态的描写是非常准确的。因此，向达先生《盩厔大秦寺略记》，应是这两铺造像现存的最早文字记录。据画史记载，堪称佛像画"模范"四家之一的周肪，所绘"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I10），周肪为唐代中期杰出的画家，主要活动似在 8 世纪下半叶。《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明载长安胜光寺"塔东南院，周防画水月观自在菩萨掩障，菩萨圆光及竹，并是刘整成色"121。《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引《画断》"周防条"，亦记"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I31!。作为唐代绘画"神品"第二人，周防创作的水月观音像，颇为时人喜好。《文苑英华》卷七八三辑录唐代诗人白居易《画水月菩萨赞》一首∶"画水月菩萨赞周助Ii4画∶净渌水上，虚白光中，一睹其相，万缘皆空。弟子居易，誓心皈依，生生劫劫，长为我师151。这既表达了白居易对水月观音的信仰，也道出了水月观音像所映现出的宗教神秘境界。由于这个独创的主题及其美妙的图像极富艺术性和宗教性，于是在绘画界迅速流行开来，而且遍及京师及周边各地。《益州名画录》卷上记载成都大慈寺"文殊阁东畔水月观音"，系"声驰阙下"的左全在宝历中（825~827年）完成，而被誉为"神格"第二人的范琼，自唐宣宗大中至僖宗乾符年间（847~880年），与陈皓、彭坚于圣寿寺、圣兴寺、净众寺和中兴寺“图画二百余间墙壁”，其中圣寿寺就画有水月观音像31。五代以后，这一题材更加盛行泌I见于文献的如王霭叩、武宗元E、黄居家心］、吴元瑜〔23］等都曾画过水月观音。现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水月观音图像，应是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幅绘于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的绢画该画系伯希和1907年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画面中（图七），水月观音头戴宝冠,袒上身，下着裙，游戏坐于山岩座上，左手托钵,右手持柳枝;右膝弯曲,腿脚平放座上，左腿压覆右踝,左脚自然垂下，跣足踏于水中莲花观音周围环以圆光，身后绘出翠竹和塔形植物，山岩座下画出流水。值得注意的是，观音右前方白色榜题框内明确书写“水月观音菩萨”字样'⑸。此外，原北平日本山中商会也曾收藏一幅宋乾德六年（968年）“南无大悲救苦水月观音菩萨”绢画a〕。除纸、绢画外，这一形象屡见于五代、宋、西夏和蒙元的包括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和五个庙在内的敦煌石窟壁画中和延安、杭州“、大足网等地的五代、宋、金和元代石窟雕刻。其中，敦煌石窟水月观音壁画现存31幅廖］，延安石窟水月观音雕像现存至少80余壁国1,由此可见其盛.至于中国石窟中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水月观音像，是史岩先生1955年在杭州西湖石屋洞发现的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50年）雕造的水月观音"。据史岩先生调查，该观音像虽经后代恶劣重装，但“像的姿态极为自然舒适，作坐于岩石上休息的样子，左脚下垂踏于莲花，右脚上屈踏于岩上，左手按着岩石，支撑着微倒的身体，右臂置于膝头，背光以月亮的光圆代替，作大圆形。毫无疑问，这是以’水月观音’为主题的典型的构图”所。敦煌五代、宋时期的水月观音壁画现存14幅，主要集中在莫高窟，少数在榆林窟聞。据敦煌研究院同仁调查，这一时期的水月观音，全部画在洞窟前室或甬道。水月观音通常坐在上大下小的山岩座上，一腿弯曲横置座上,另一腿压覆其上并自然下垂，脚踏水中莲台;菩萨一手持净瓶，一手拈柳枝。画面中没有出现月亮'知。大足宋代石窟中的水月观音像,造型与此基本接近阻，至于敦煌石窟中回鹘、西夏时和蒙元时期的水月观音壁画，现存达17幅之多，分布在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和五个庙等四处。回鹘和西夏时期的水月观音,大部分画在洞窟主室，画幅较前期增大，有的俨然鸿篇巨制。这说明水月观音题材此时极为流行。其中，榆林第2窟前壁门两侧的水月观音,堪称这一时期的杰作。该窟门北侧那铺观音，于石天宫网内斜倚岩壁而坐,左上方一轮弯月高悬，左前方一童子乘云而来，向观音合掌行礼卽I；左下方画面，为现木构楼阁也就不是孤例了。

文献:关于周至大秦寺塔的文献资料，现存最早者是北宋苏东坡于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二月朝谒大秦寺所作的记述"及英宗治平元年（1065年）元月重游故地时所作《大秦寺》诗:“晃荡平川尽，坡陶翠麓横;忽逢孤塔迥,独向乱山明;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这表明苏东坡游历此地时，大秦寺似完好。此前塔寺无明文记载。经检乾隆《重修盩厔县志》巻五《祠祀》，“大秦寺在黑水谷东”网；而民国《懿屋县志》卷一《地理》条则详记“五峰邱木山在县东三十五里塔谷，山腰有大秦寺。旧碣3〕记宋建隆四年重修，寺内有镇仙宝塔（详见古迹）。塔侧一井,土人名曰御井……镇仙宝塔在县东南塔峪，高约七八丈，八棱形，相传为唐太宗敕建”时。据此记载，大秦塔相传最初为唐太宗（627-650年在位）敕建，大秦寺及镇仙宝塔阳曾在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重修。

以上我们从建筑、雕塑和相关文献三个方面对大秦寺塔进行了初步整理。从建筑方面看，大秦寺塔既有唐、五代佛塔之因素，如简朴的斗棋和无普拍方的额杭，又有宋代流行的成分，如八角形平面和逐层交错辟门，因此,塔的年代似当五代末至宋初。从雕塑方面看,水月观音系宋和西夏流行的题材,敦煌石窟从五代、宋开始流行每窟对称画水月观音的做法，这点在大秦寺塔内第二、三层均有反映，而延安宋代石窟中水月观音像盛行以及观音雕于塔柱之内及其身后岀现木构亭阁的设计,或与大秦寺塔内的悬塑有关。考虑到新样式传到边区会有一段时间，故将大秦寺塔内水月观音像定为宋代前期比较合适。基于上述两个方面，我们认为民国《盩厔县志》所言大秦寺有宋建隆四年重修碑碣是可信的。

三

周至大秦寺之名始于何时，文献无征。据前引苏东坡《南山纪行诗》及自注阿,至少在北宋嘉祐七年该寺已称大秦寺。不过，从苏东坡所记，大秦寺“在宋时亦寻常伽蓝耳,无胡僧，无十字架,无称述景教碑碣,足招东坡注意也”阻。此前之大秦寺，是否为唐时景教寺院,似可做些推测。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文文献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此碑），以景教上德阿罗本（Alopen）为团长的大秦景教宣教师团于“贞观九祀（635年）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惣仗西郊，宾迎入内，”至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诏敕,景教乃为唐朝公认;太宗更动用国库"，“即于京（长安）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这应是景教正式流行中国之始。高宗（650-683年在位）时，“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肉，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肃宗文明皇帝（756-762年在位）（复）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至代宗（763-779年在位）时，“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颁御馔以光景众”。时景教信奉达到高潮。780年即位的德宗皇帝更“阐九畴,以惟新景命”。在这种情况下，景教僧人于建中二年竖立《景教碑》。而“术高三代、艺博十全”的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僧伊斯，更于“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此“四寺”，英人理雅各（James Legge）译作四方各堂或四寺陀，日人佐伯好郎推定为长安义宁坊、洛阳修善坊、灵武和周至四座大秦寺，朱谦之先生在同意佐伯好郎说的同时,认为它“亦可指长安附近之四寺，即包括周至之大秦寺”'浦。若然，周至大秦寺在唐朝建中年间已成为著名的景教寺院了陷。至于大秦寺的废弃，应与唐武宗会昌法难有关。《旧唐书•武宗本纪》云："（会昌五年秋七月）大秦穆护等祠，释教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僧徒被收管，景寺遭破坏，该地宗教活动的再次复兴，可能就是北宋初年的佛教重修了。或许将来的考古发掘,可为此提供确切的证据。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景教碑》的出土地点,学者论述颇多，归纳起来有四种，即长安说，盖屋说,三原说和长安盩厔之间说"，且长安、盈屋两说较为流行”2）。洪业先生1932年4月20日于《史学年报》第四期发表长文《驳景教碑出土于盩厔说》。该文从十个方面论证景教碑所立原地必在长安，出土处即长安大秦寺旧址阿。洪业先生之说，较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