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迁移与性别不平等||《男性妥协》读书笔记1

（一）传统家庭中的两性不平等

在传统家庭中，男女的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婚前将女性排除在原生家庭之外，在婚后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家庭内部。儿子承载家族姓氏、谱系和血统继承，承担养老的责任，所以得到更多教育、居住和土地的投资；女儿则更像是不可依靠和指望的临时成员，结婚后便搬去婆家“从夫居”，民间俗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中国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在传统上是基于一套严格的性别隔离系统——男性主导公共领域，女性则是在家庭领域中，即便是今日，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庭领域属于女性职责范畴的现象。

过往的学术探讨多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而缺乏男性农民工的经验，这使得男性声音缺失，我们也无从得知父权制的家庭系统如何在城乡迁移中产生了改变。在移民家庭的研究中，男性的声音更多是通过他们的妻子、母亲和姐妹的叙述呈现的，将男性移民作为主体的研究中则是聚焦在工作领域或越轨行为中。

性别不平等源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互动，源于互动性情境和制度性情境的交互影响。对于家庭的学术研究却也常常只关注家庭的公共层面（经济、法律等），边缘化家庭内部生活的经验，忽视夫妻关系。即便是在探讨中国家庭的内部机制，也往往关注代际关系——父子纽带、母子纽带、婆媳矛盾……家庭研究中对夫妻关系的忽视，可能是因为儒家伦理中对夫妻关系的定位是“亲子关系的增补和从属”。因而，本书关注城乡迁移给家庭机制和家庭内部的互动带来的影响，关注代际机制中的情感，关注夫妻协商中的个体能动性。

（二）男性气质

对男性气质的通俗解释认为男性气质是男子气概的“心理本质”。这种强调男性气质是男性本质的论调忽略了建构了男性气质并反过来被男性气质合理化的社会过程。在大多数文化中都存在关于男子气概的理想规范，如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的性别特征——“霸权男性气质”。霸权男性气质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背景让那些因社会阶层、种族、迁移状态或性取向而被贬低、边缘化的男性置身于文化理想型和现实处境的矛盾之中。

（三）城乡迁移及其影响

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平凡”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这背后其实还包含了诸如“留守儿童”、“空心村”等家庭伤痛。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出逃”，农民为了补贴农业生产所得而从事暂时性的季节性工作进入繁华的城市。这一大规模的城乡迁移挑战了照料老幼的传统，粉碎了农村父权制的根基。城乡迁移降低了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控制，强化了夫妻之间的纽带，让从夫居（女儿结婚后搬去破甲或去婆家较近的地方为婆家尽心尽力）的实践产生了改变。此外，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往往难以通过丈夫一个人的努力就解决高昂的育儿费用，使得妻子也必须工作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于是这也将导致夫妻双方重新商讨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的责任分工。

中国父权制的基本结构是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两大支柱。农村男性，尤其是已婚的农村男性，在家庭中基本有较高的权威，控制着资源的分配，支配着父系家庭的经济活动。社会对农村男性的普遍期望也是：盖房子、娶老婆和成为一家之主。而到城市发展获取经济收入成为男性农民工改善家庭物质条件的方式，成为他们达成男子气概标准的途径。但从单位结构和户籍制度的系统上看，农民工是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更好的工作机会、城市商品房和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之外的，于是男性农民工置身于城市里盘踞的男子气概论述和边缘化处境的矛盾之中。

独生子女政策也合理化了独生女儿婚后和父母同住或住在离父母较近的地方，使得女儿也可以为父母养老，改变了贬低女性的文化机制和预期。

来源：

《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

蔡玉萍，彭铟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