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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 关于妇女解放 火论翻印木刻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2022-03-28 00:00 作者:知识课代表  | 我要投稿

《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目录

42、谣言世家

43、关于妇女解放

44、火

45、论翻印木刻

46、《木刻创作法》序

47、作文秘诀

48、捣鬼心传

49、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50、《总退却》序

51、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42、谣言世家

  双十佳节(2),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敭先生的,在《时事新报》上给我们讲光复时候的杭州的故事。。(3)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所以要他说“九百九十九”,一露马脚,刀就砍下去了。

  这固然是颇武勇,也颇有趣的。但是,可惜是谣言。

  中国人里,杭州人是比较的文弱的人。当钱大王治世的时候,人民被刮得衣裤全无,只用一片瓦掩着下部,然而还要追捐,除被打得麂一般叫之外,并无贰话。(4)不过这出于宋人的笔记,是谣言也说不定的。但宋明的末代皇帝,带着没落的阔人,和暮气一同滔滔的逃到杭州来,却是事实,苟延残喘,要大家有刚决的气魄,难不难。到现在,西子湖边还多是摇摇摆摆的雅人;连流氓也少有浙东似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打架。自然,倘有军阀做着后盾,那是也会格外的撒泼的,不过当时实在并无敢于杀人的风气,也没有乐于杀人的人们。我们只要看举了老成持重的汤蛰仙先生做都督(5),就可以知道是不会流血的了。

  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

  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口粮当然取消,各人自寻生计,开初倒还好,后来就遭灾。

  怎么会遭灾的呢?就是发生了谣言。

  杭州的旗人一向优游于西子湖边,秀气所钟,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没有了粮,只好做生意,于是卖糕的也有,卖小菜的也有。杭州人是客气的,并不歧视,生意也还不坏。然而祖传的谣言起来了,说是旗人所卖的东西,里面都藏着毒药。这一下子就使汉人避之惟恐不远,但倒是怕旗人来毒自己,并不是自己想去害旗人。结果是他们所卖的糕饼小菜,毫无生意,只得在路边出卖那些不能下毒的家具。家具一完,途穷路绝,就一败涂地了。这是杭州驻防旗人的收场。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6)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至于用数目来辨别汉满之法,我在杭州倒听说是出于湖北的荆州的,就是要他们数一二三四,数到“六”字,读作上声,便杀却。但杭州离荆州太远了,这还是一种谣言也难说。

  我有时也不大能够分清那句是谣言,那句是真话了。十月十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署名洛文。

  (2)双十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举行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一月一日建立中华民国。九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议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纪念日,又称“双十节”。(3)汤增"懊褡逯饕逦难А钡墓拇嫡摺K谝痪*三三年十月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辛亥革命逸话》中说:“旗人谓九为钩。辛亥革命起,旗人皆变装图逃,杭人乃侦骑四出,遇可疑者,执而讯之,令其口唱‘九百九十九’,如为旗人,则音必读‘钩百钩十钩’也。乃杀之,百无一失。”旗人,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后来一般用以称呼满族人。

  (4)钱大王即钱镠(852—932),五代时吴越国的国王。据宋代郑文宝《江表志》记载:“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瑒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麂号叫达曙,问于驿吏,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褐者,都用竹篾系腰间,执事非刻理不可,虽贫者亦家累千金。’”

  (5)汤蛰仙(1857—1917)即汤寿潜,浙江绍兴人。清末进士,武昌起义后曾被推为浙江省都督。

  (6)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清末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避战求和,失败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易顺鼎在《劾权奸误国奏》中说:“李鸿章虽奸,尚不及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所纳外妇即倭主睦仁之甥女。……以权奸为丑虏内助,而始有用夷变夏之阶;以丑虏为权奸外援,而始有化家为国之渐。”按李经方系李鸿章之侄,曾娶一日本女子为妾。




43、关于妇女解放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2)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辛亥革命后,为了参政权,有名的沈佩贞(3)女士曾经一脚踢倒过议院门口的守卫。不过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们男人去踢罢,他一定会还踢你几脚。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还有,现在有些太太们,可以和阔男人并肩而立,在码头或会场上照一个照相;或者当汽船飞机开始行动之前,到前面去敲碎一个酒瓶(4)(这或者非小姐不可也说不定,我不知道那详细)了,也还是做女子的便宜的地方。此外,又新有了各样的职业,除女工,为的是她们工钱低,又听话,因此为厂主所乐用的不算外,别的就大抵只因为是女子,所以一面虽然被称为“花瓶”,一面也常有“一切招待,全用女子”的光荣的广告。男子倘要这么突然的飞黄腾达,单靠原来的男性是不行的他至少非变狗不可。

  这是五四运动后,提倡了妇女解放以来的成绩。不过我们还常常听到职业妇女的痛苦的呻吟,评论家的对于新式女子的讥笑。她们从闺阁走出,到了社会上,其实是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了。

  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这并未改革的社会里,一切单独的新花样,都不过一块招牌,实际上和先前并无两样。拿一匹小鸟关在笼中,或给站在竿子上,地位好象改变了,其实还只是一样的在给别人做玩意,一饮一啄,都听命于别人。俗语说:“受人一饭,听人使唤”,就是这。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自然,在生理和心理上,男女是有差别的;即在同性中,彼此也都不免有些差别,然而地位却应该同等。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

  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但我并非说,女人应该和男人一样的拿枪,或者只给自己的孩子吸一只奶,而使男子去负担那一半。我只以为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

  十月二十一日。

  (1)本篇最初曾否发表于报刊,未详。

  (2)这段话见《论语·阳货》。

  (3)沈佩贞浙江杭州人,辛亥革命时组织“女子北伐队”,民国初年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

  (4)这是西方传入的一种仪式,叫掷瓶礼:在船舰、飞机首航前,由官眷或女界名流将一瓶系有彩带的香槟酒在船身或机身上掷碎,以示祝贺。




44、火

  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然而燧人氏(2)也被忘却了,到如今只见中国人供火神菩萨(3),不见供燧人氏的。

  火神菩萨只管放火,不管点灯。凡是火着就有他的份。因此,大家把他供养起来,希望他少作恶。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

  点灯太平凡了。从古至今,没有听到过点灯出名的名人,虽然人类从燧人氏那里学会了点火已经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放火就不然。秦始皇放了一把火(4)——烧了书没有烧人;项羽入关又放了一把火(5)——烧的是阿房宫不是民房(?——待考)。……罗马的一个什么皇帝却放火烧百姓(6)了;中世纪正教的僧侣就会把异教徒当柴火烧,间或还灌上油。这些都是一世之雄。现代的希特拉就是活证人。(7)如何能不供养起来。何况现今是进化时代,火神菩萨也代代跨灶(8)的。

  譬如说罢,没有电灯的地方,小百姓不顾什么国货年,人人都要买点洋货的煤油,晚上就点起来:那么幽黯的黄澄澄的光线映在纸窗上,多不大方!不准,不准这么点灯!你们如果要光明的话,非得禁止这样“浪费”煤油不可。煤油应当扛到田地里去,灌进喷筒,呼啦呼啦的喷起来……一场大火,几十里路的延烧过去,稻禾,树木,房舍——尤其是草棚——一会儿都变成飞灰了。还不够,就有燃烧弹,硫磺弹,从飞机上面扔下来,像上海一二八的大火似的,够烧几天几晚。那才是伟大的光明呵。

  火神菩萨的威风是这样的。可是说起来,他又不承认:火神菩萨据说原是保佑小民的,至于火灾,却要怪小民自不小心,或是为非作歹,纵火抢掠。

  谁知道呢?历代放火的名人总是这样说,却未必总有人信。

  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你不见海京伯马戏团(9)么:宰了耕牛喂老虎,原是这年头的“时代精神”。

  十一月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署名洛文。

  (2)燧人氏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他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

  (3)火神菩萨我国传说中的火神有祝融、回禄等,他们的名字也用作火灾的代称。

  (4)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战国时秦国的国君,秦王朝的建立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他于公元前二一三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凡“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5)项羽(前232—前202)名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出身楚国贵族。据《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二○六年他进兵秦国首都咸阳时,“烧秦宫室(按即阿房宫),火三月不灭。”(6)指罗马皇帝尼禄(CACANero,37—68),相传他曾在公元六十四年放火焚烧罗马城。

  (7)希特拉即希特勒。他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制造“国会纵火案”,焚烧了国会大厦,却嫁祸于德国共产党人,作为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借口。

  (8)跨灶马的前蹄下有个空隙,称灶门。快马奔驰时,后蹄蹄印落在前蹄蹄印之前,叫做“跨灶”。人们以此比喻儿子胜过父亲。(9)海京伯马戏团德国驯兽家海京伯(CAHagenbeck,1844。保梗保常┐窗斓穆硐吠牛痪湃*十月曾来我国上海表演。



45、论翻印木刻

  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2)出版并不久,日报上已有了种种的批评,这是向来的美术书出版后未能遇到的盛况,可见读书界对于这书,是十分注意的。但议论的要点,和去年已不同:去年还是连环图画是否可算美术的问题,现在却已经到了看懂这些图画的难易了。

  出版界的进行可没有评论界的快。其实,麦绥莱勒的木刻的翻印,是还在证阴连环图画确可以成为艺术这一点的。现在的社会上,有种种读者层,出版物自然也就有种种,这四种是供给智识者层的图画。然而为什么有许多地方很难懂得呢?我以为是由于经历之不同。同是中国人,倘使曾经见过飞机救国或“下蛋”,则在图上看见这东西,即刻就懂,但若历来未尝躬逢这些盛典的人,恐怕只能看作风筝或蜻蜓罢了。

  有一种自称“中国文艺年鉴社”,而实是匿名者们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在它的所谓“鸟瞰”中,曾经说我所发表的《连环图画辩护》虽将连环图画的艺术价值告诉了苏汶先生,但“无意中却把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即是否还成其为大众艺术的问题忽略了过去,而且这种解答是对大众化的正题没有直接意义的”。(3)这真是倘不是能编《中国文艺年鉴》的选家,就不至于说出口来的聪明话,因为我本也“不”在讨论将“德国板画搬到中国来,是否为一般大众所理解”;所辩护的只是连环图画可以成为艺术,使青年艺术学徒不被曲说所迷,敢于创作,并且逐渐产生大众化的作品而已。假使我真如那编者所希望,“有意的”来说德国板画是否就是中国的大众艺术,这可至少也得归入“低能”一类里去了。

  但是,假使一定要问:“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作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呢?那么,我也可以回答:假使不是立方派(4),未来派(5)等等的古怪作品,大概该能够理解一点。所理解的可以比看一本《中国文艺年鉴》多,也不至于比看一本《西湖十景》少。风俗习惯,彼此不同,有些当然是莫明其妙的,但这是人物,这是屋宇,这是树木,却能够懂得,到过上海的,也就懂得画里的电灯,电车,工厂。尤其合式的是所画的是故事,易于讲通,易于记得。古之雅人,曾谓妇人俗子,看画必问这是什么故事,大可笑。中国的雅俗之分就在此: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但我在《连环图画辩护》中,已经证明了它是艺术,伤害了雅人的高超了。

  然而,虽然只对于智识者,我以为绍介了麦绥莱勒的作品也还是不够的。同是木刻,也有刻法之不同,有思想之不同,有加字的,有无字的,总得翻印好几种,才可以窥见现代外国连环图画的大概。而翻印木刻画,也较易近真,有益于观者。我常常想,最不幸的是在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了,学外国文学可看原书,学西洋画却总看不到原画。自然,翻板是有的,但是,将一大幅壁画缩成明信片那么大,怎能看出真相?大小是很有关系的,假使我们将象缩小如猪,老虎缩小如鼠,怎么还会令人觉得原先那种气魄呢。木刻却小品居多,所以翻刻起来,还不至于大相远。

  但这还仅就绍介给一般智识者的读者层而言,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锌板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6)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施蛰存先生在《大晚报》附刊的《火炬》上说:“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本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7),就是在讥笑这一件事。我还亲自听到过一位青年在这“罕见书”边说,写着只印二百五十部,是骗人的,一定印的很多,印多报少,不过想抬高那书价。

  他们自己没有做过“私人精印本”的可笑事,这些笑骂是都无足怪的。我只因为想供给艺术学徒以较可靠的木刻翻本,就用原画来制玻璃版,但制这版,是每制一回只能印三百幅的,多印即须另制,假如每制一幅则只印一张或多至三百张,制印费都是三元,印三百以上到六百张即需六元,九百张九元,外加纸张费。倘在大书局,大官厅,即使印一万二千本原也容易办,然而我不过一个“私人”;并非繁销书,而竟来“精印”,那当然不免为财力所限,只好单印一板了。但幸而还好,印本已经将完,可知还有人看见;至于为一般的读者,则早已用锌板复制,插在译本《士敏土》里面了,然而编辑兼批评家却不屑道。

  人不严肃起来,连指导青年也可以当作开玩笑,但仅印十来幅图,认真地想过几回的人却也有的,不过自己不多说。我这回写了出来,是在向青年艺术学徒说明珂罗板一板只印三百部,是制板上普通的事,并非故意要造“罕见书”,并且希望有更多好事的“私人”,不为不负责任的话所欺,大家都来制造“精印本”。

  十一月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涛声》第二卷第四十六期,署名旅隼。

  (2)麦绥莱勒的连环图画四种参看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序》及其注(4)。

  (3)《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以“中国文艺年鉴社”名义编选,上海现代书局出版。“鸟瞰”,指该书中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它歪曲鲁迅鼓励青年艺术家创作大众化作品的意见说:“苏汶……对旧形文艺(举例说,是连环图画)的艺术价值表示怀疑。因辩解这种怀疑,鲁迅便发表了他的《连环图画辩护》,他告诉苏汶说,像德国板画那种连环图画也是有艺术价值的。但是鲁迅无意中却把要是德国板画那类艺术品搬到中国来,是否能为一般大众所理解,即是否还成其为大众艺术的问题忽略了过去,而且这种解答是对大众化的正题没有直接意义的。”(4)立方派即立体派,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法国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反对客观地描绘事物,主张以几何学图形(立方体、球体和圆锥体)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作品构图怪诞。(5)未来派二十世纪初形成于意大利的一种资产阶级艺术流派。它否定文化遗产和一切传统,强调表现现代机械文明。形式离奇,难于理解。

  (6)《士敏土之图》即《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共十幅,鲁迅自费影印,一九三○年九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7)这是施蛰存在《推荐者的立场》一文中的话,鲁迅曾将该文录入《准风月谈·扑空》的“备考”。




46、《木刻创作法》序

  地不问东西,凡木刻的图版,向来是画管画,刻管刻,印管印的。中国用得最早,而照例也久经衰退;清光绪中,英人傅兰雅氏编印《格致汇编》,(2)插图就已非中国刻工所能刻,精细的必需由英国运了图版来。那就是所谓“木口木刻”(3),也即“复制木刻”,和用在编给印度人读的英文书,后来也就移给中国人读的英文书上的插画,是同类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儿童,见了这些图,便震惊于它的精工活泼,当作宝贝看。到近几年,才知道西洋还有一种由画家一手造成的版画,也就是原画,倘用木版,便叫作“创作木刻”,是艺术家直接的创作品,毫不假手于刻者和印者的。现在我们所要绍介的,便是这一种。

  为什么要绍介呢?据我个人的私见,第一是因为好玩。说到玩,自然好像有些不正经,但我们钞书写字太久了,谁也不免要息息眼,平常是看一会窗外的天。假如有一幅挂在墙壁上的画,那岂不是更其好?倘有得到名画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无须乎此的,否则,一张什么复制缩小的东西,实在远不如原版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耗费。自然,也许有人要指为“要以‘今雅’立国”(4)的,但比起“古雅”来,不是已有“古”“今”之别了么?

  第二,是因为简便。现在的金价很贵了,一个青年艺术学徒想画一幅画,画布颜料,就得化一大批钱;画成了,倘使没法展览,就只好请自己看。木刻是无需多化钱的,只用几把刀在木头上划来划去——这也许未免说得太容易了——就如印人的刻印一样,可以成为创作,作者也由此得到创作的欢喜。印了出来,就能将同样的作品,分给别人,使许多人一样的受到创作的欢喜。总之,是比别种作法的作品,普遍性大得远了。

  第三,是因为有用。这和“好玩”似乎有些冲突,但其实也不尽然的,要看所玩的是什么。打马将恐怕是终于没有出息的了;用火药做花炮玩,推广起来却就可以造枪炮。大炮,总算是实用不过的罢,而安特莱夫一有钱,却将它装在自己的庭园里当玩艺。木刻原是小富家儿艺术,然而一用在刊物的装饰,文学或科学书的插画上,也就成了大家的东西,是用不着多说的。

  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但是至今没有一本讲说木刻的书,这才是第一本。虽然稍简略,却已经给了读者一个大意。由此发展下去,路是广大得很。题材会丰富起来的,技艺也会精炼起来的,采取新法,加以中国旧日之所长,还有开出一条新的路径来的希望。那时作者各将自己的本领和心得,贡献出来,中国的木刻界就会发生光焰。这书虽然因此要成为不过一粒星星之火,但也够有历史上的意义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鲁迅记。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木刻创作法》,白危编译的关于木刻的入门书,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2)傅兰雅(JAFryer,1839—1928)英国教士。一八六一模*清咸丰十一年)来我国传教,一八七五年(清光绪元年)在上海与人合办“格致书院”,次年出版专刊西方自然科学论著摘要和科学情报资料的《格致汇编》(季刊),时断时续,至一八九二年共出二十八本。该刊附有大量刻工精细的插图。

  (3)“木口木刻”即在木头横断面上进行的雕刻。(4)这是施蛰存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攻击鲁迅的话:“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鲁迅曾将该文录入《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的“备考”。




47、作文秘诀

  现在竟还有人写信来问我作文的秘诀。

  我们常常听到:拳师教徒弟是留一手的,怕他学全了就要打死自己,好让他称雄。在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全没有,逢蒙杀羿(2)就是一个前例。逢蒙远了,而这种古气是没有消尽的,还加上了后来的“状元瘾”,科举虽然久废,至今总还要争“唯一”,争“最先”。遇到有“状元瘾”的人们,做教师就危险,拳棒教完,往往免不了被打倒,而这位新拳师来教徒弟时,却以他的先生和自己为前车之鉴,就一定留一手,甚而至于三四手,于是拳术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还有,做医生的有秘方,做厨子的有秘法,开点心铺子的有秘传,为了保全自家的衣食,听说这还只授儿妇,不教女儿,以免流传到别人家里去,“秘”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东西,连关于国家大事的会议,也总是“内容非常秘密”,大家不知道。但是,作文却好像偏偏并无秘诀,假使有,每个作家一定是传给子孙的了,然而祖传的作家很少见。自然,作家的孩子们,从小看惯书籍纸笔,眼格也许比较的可以大一点罢,不过不见得就会做。目下的刊物上,虽然常见什么“父子作家”“夫妇作家”的名称,仿佛真能从遗嘱或情书中,密授一些什么秘诀一样,其实乃是肉麻当有趣,妄将做官的关系,用到作文上去了。

  那么,作文真就毫无秘诀么?却也并不。我曾经讲过几句做古文的秘诀(3),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全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也就是“事出有因”,而又“查无实据”。到这样,便“庶几乎免于大过也矣”了。简而言之,实不过要做得“今天天气,哈哈哈……”而已。

  这是说内容。至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譬如罢,作文论秦朝事,写一句“秦始皇乃始烧书”,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须翻译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这时就用得着《尔雅》,《文选》(4)了,其实是只要不给别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5)也不妨的。动手来改,成为“始皇始焚书”,就有些“古”起来,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简直有了班马(6)气,虽然跟着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这样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称为“学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杂志上投稿。

  我们的古之文学大师,就常常玩着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声,余分闰位”(7),就将四句长句,缩成八字的;扬雄先生的“蠢迪检柙”(8),就将“动由规矩”这四个平常字,翻成难字的。《绿野仙踪》记塾师咏“花”(9),有句云:“媳钗俏矣儿书废,哥罐闻焉嫂棒伤。”自说意思,是儿妇折花为钗,虽然俏丽,但恐儿子因而废读;下联较费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来,没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为防微杜渐起见,竟用棒子连花和罐一起打坏了。这算是对于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实是和扬班并无不合的,错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这一个所谓“错”,就使《文选》之类在遗老遗少们的心眼里保住了威灵。

  做得蒙胧,这便是所谓“好”么?答曰:也不尽然,其实是不过掩了丑。但是,“知耻近乎勇”(10),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头发,中年妇人罩上面纱,就都是蒙胧术。人类学家解释衣服的起源有三说:一说是因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耻心,用这来遮羞;一说却以为倒是用这来刺激;还有一种是说因为老弱男女,身体衰瘦,露着不好看,盖上一些东西,借此掩掩丑的。从修辞学的立场上看起来,我赞成后一说。现在还常有骈四俪六,典丽堂皇的祭文,挽联,宣言,通电,我们倘去查字典,翻类书,剥去它外面的装饰,翻成白话文,试看那剩下的是怎样的东西呵!?

  不懂当然也好的。好在那里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虑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说好丑,所以还不如做得它“难懂”:有一点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后,所懂的也比较的多起来。我们是向来很有崇拜“难”的脾气的,每餐吃三碗饭,谁也不以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郑重其事的写在笔记上;用手穿针没有人看,用脚穿针就可以搭帐篷卖钱;一幅画片,平淡无奇,装在匣子里,挖一个洞,化为西洋镜,人们就张着嘴热心的要看了。况且同是一事,费了苦功而达到的,也比并不费力而达到的的可贵。譬如到什么庙里去烧香罢,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贵;三步一拜才到庙里的庙,和坐了轿子一径抬到的庙,即使同是这庙,在到达者的心里的可贵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贵乎难懂,就是要使读者三步一拜,这才能够达到一点目的的妙法。

  写到这里,成了所讲的不但只是做古文的秘诀,而且是做骗人的古文的秘诀了。但我想,做白话文也没有什么大两样,因为它也可以夹些僻字,加上蒙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倘要反一调,就是“白描”。

  “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十一月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署名洛文。

  (2)逢蒙杀羿见《孟子·离娄》:“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按逢蒙亦作逢蒙。(3)指一九三○年写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后收入《二心集》。

  (4)《尔雅》我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大概成书于春秋至西汉初年,今本十九篇。《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从先秦到齐、梁的各体文章的总集,共六十卷。

  (5)《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等奉旨编撰,共四十二卷,收四万七千余字,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印行。(6)班马指班固、司马迁。他们都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7)“紫色声,余分闰位”语见《汉书·王莽传》,指王莽“篡位”这件事。据唐代颜师古注:“应劭曰:紫,间色;,邪音也。

  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岁月之余分为闰也。”(8)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他的著作,明人辑有《杨子云集》五卷。“蠢迪检柙”,语见《法言·序》。据东晋李轨注:“蠢,动也;迪,道也;捡押,犹隐括也。言君子举动,则当蹈规矩。”按捡押,当作检柙。

  (9)《绿野仙踪》长篇小说,清代李百川著。这里所说塾师咏“花”的故事,见于该书第六回《评诗赋大失腐儒心》。

  (10)“知耻近乎勇”语见《礼记·中庸》。




48、捣鬼心传

  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看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资料,替代了生物学的常识的位置了。最近在广告上所见的,有像所谓两头蛇似的两头四手的胎儿,还有从小肚上生出一只脚来的三脚汉子。固然,人有怪胎,也有畸形,然而造化的本领是有限的,他无论怎么怪,怎么畸,总有一个限制:孪儿可以连背,连腹,连臀,连胁,或竟骈头,却不会将头生在屁股上;形可以骈拇,枝指,缺肢,多乳,却不会两脚之外添出一只脚来,好像“买两送一”的买卖。天实在不及人之能捣鬼。

  但是,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上本领也有限。因为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必须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胡了。“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之所谓“有限”者以此。

  清朝人的笔记里,常说罗两峰的《鬼趣图》(2),真写得鬼气拂拂;后来那图由文明书局印出来了,却不过一个奇瘦,一个矮胖,一个臃肿的模样,并不见得怎样的出奇,还不如只看笔记有趣。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晋人所记的脸无五官,浑沦如鸡蛋的山中厉鬼(3)。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使苦心经营,要它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的范围,现在使它浑沦得莫名其妙,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然而其“弊”也,是印象的模胡。不过较之写些“青面獠牙”,“口鼻流血”的笨伯,自然聪明得远。

  中华民国人的宣布罪状大抵是十条,然而结果大抵是无效。古来尽多坏人,十条不过如此,想引人的注意以至活动是决不会的。骆宾王作《讨武白檄》,那“入宫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几句,恐怕是很费点心机的了,但相传武后看到这里,不过微微一笑。(4)是的,如此而已,又怎么样呢?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我想假使当时骆宾王站在大众之前,只是攒眉摇头,连称“坏极坏极”,却不说出其所谓坏的实例,恐怕那效力会在文章之上的罢。“狂飙文豪”高长虹攻击我时,说道劣迹多端,倘一发表,便即身败名裂,(5)而终于并不发表,是深得捣鬼正脉的;但也竟无大效者,则与广泛俱来的“模胡”之弊为之也。

  明白了这两例,便知道治国平天下之法,在告诉大家以有法,而不可明白切实的说出何法来。因为一说出,即有言,一有言,便可与行相对照,所以不如示之以不测。不测的威棱使人萎伤,不测的妙法使人希望——饥荒时生病,打仗时做诗,虽若与治国平天下不相干,但在莫明其妙中,却能令人疑为跟着自有治国平天下的妙法在——然而其“弊”也,却还是照例的也能在模胡中疑心到所谓妙法,其实不过是毫无方法而已。

  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心传,佛教禅宗用语,指不立文字,不依经卷,只凭师徒心心相印来传法授受。

  (2)罗两峰(1733—1799)名聘,字遯夫,江苏甘泉(今江都)人,清代画家。《鬼趣图》,是一幅讽刺世态的画,当时不少文人曾为它题咏。

  (3)这里所说的山中厉鬼,见南朝宋人郭季产的《集异记》:“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人著乌袴褶来,取火照之,面首无七孔,面莽傥然。”(据鲁迅《古小说鉤沈》)

  (4)骆宾王(约640—?)义乌(今属浙江)人,唐代诗人。曾随徐敬业反对武则天,著有《代徐敬业讨武白檄》。据《新唐书·骆宾王传》,他“为敬业传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读,但嘻笑”。(5)高长虹在《狂飙》第十七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发表的《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中说:“若夫其他琐事,如狂飙社以直报怨,则鲁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我们是青年,我们有的是同情,所以我们决不为已甚。”




49、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中国的自己能酿酒,比自己来种鸦片早,但我们现在只听说许多人躺着吞云吐雾,却很少见有人像外国水兵似的满街发酒疯。唐宋的踢球,久已失传,一般的娱乐是躲在家里彻夜叉麻雀。从这两点看起来,我们在从露天下渐渐的躲进家里去,是无疑的。古之上海文人,已尝慨乎言之,曾出一联,索人属对,道:“三鸟害人鸦雀鸽”,“鸽”是彩票,雅号奖券,那时却称为“白鸽票”的。但我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出了没有。

  不过我们也并非满足于现状,是身处斗室之中,神驰宇宙之外,抽鸦片者享乐着幻境,叉麻雀者心仪于好牌。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2)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3),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那原因就在此。

  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他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

  十二月十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申报月刊》第三卷第一号,署名罗怃。

  (2)这段话见《礼记·檀弓》:“骨肉归复于上,命也;若魄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3)“拔宅飞升”据《全后汉文》中的《仙人唐公房碑》记载,相传唐公房认识一个仙人,能获得“神药”。有一次,他触怒了太守,太守想逮捕他和他的妻子,“公房乃先归于谷口,呼其师告以危急。其师与之归,以药饮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恋家不忍去。又曰:‘岂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愿也。’于是乃以药涂屋柱,饮牛马六畜。须臾有大风玄云来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与之俱去。”又东晋葛洪《神仙传》也载有关于汉代淮南王刘安的类似传说,参看本卷第231页注(4)。




50、《总退却》序

  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没有工夫看小说。所以凡看小说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见是不必怎样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经断之曰:“有闲,即是有钱!”(2)者以此。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之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但是,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馆,那有闲钱做茶钱呢?

  小说之在欧美,先前又何尝不这样。后来生活艰难起来了,为了维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只是偶然也还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这一种洋文坛上的趋势,也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短篇为限。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书中的主角也变换了。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现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飘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还有谁会转过脸去呢?他们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了。

  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于农村的缘故罢。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鲁迅记。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总退却》,葛琴的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短篇小说七篇,与鲁迅作序时的篇目有出入。(2)“有闲,即是有钱”这是李初梨的话,参看本卷第8页注(8)。




51、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文化列车》(2)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3)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对于这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鲁迅先生:

  读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

  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康健。

  杨邨人谨启。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象画得十分分明了。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4)?”这就问得稀奇。李儵(5)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蟊贼”(6)的。“为什么?”——我都由它去。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7)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8)?”的问题也就落了空。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或吴稚晖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现在请放心罢。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9)的旗下,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几个人们中,先生也在内。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10)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纸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11)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12)里,还赏我拿一柄大刀。在礼仪上,我是应该致谢的,但在实际上,却也如大张筵宴一样,我并无大刀,只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这也并不是在广告不收卢布的意思,是我从小用惯,每枝五分的便宜笔。我确曾用这笔碰着了先生,不过也只如运用古典一样,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已,并不特别含有报复的恶意。但先生却又给我挂上“三枝冷箭”了。这可不能怪先生的,因为这只是陈源教授的余唾(13)。然而,即使算是我在报复罢,由上面所说的原因,我也还不至于走进“以怨报德”的队伍里面去。

  至于所谓《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其实是至今没有写,听说北平有一本《五讲》出版,那可并不是我做的,我也没有见过那一本书。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但后一半也未必正是报上所说的三位。先生似乎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但竟还至于遇到“左右夹攻的当儿”者,恐怕那一方面,还嫌先生门面太小的缘故罢,这和银行雇员的看不起小钱店伙计是一样的。先生虽然觉得抱屈,但不信“第三种人”的存在不独是左翼,却因先生的经验而证明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功德。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就此完结。总之,我还是和先前一样,决不肯造谣说谎,特别攻击先生,但从此改变另一种态度,却也不见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请先生也不要因为我的“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谅我,为幸。

  专此奉答,并请

  著安。

  鲁迅。一九三三,一二,二八。

  (1)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2)《文化列车》文艺性五日刊,方含章、陈栾合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十二期停刊。

  (3)杨邨人(1901—1955)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4)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王牙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蜀汉丞相。在《三国演义》中,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和谋略的典型人物。(5)李儵应作李儵,即曹艺,浙江浦江人,曹聚仁之弟。他的《读〈伪自由书〉》一文,发表于《涛声》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6)“人群的蟊贼”这是《社会新闻》第五卷第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署名“莘”的《读〈伪自由书〉后》中谩骂鲁迅的话。

  (7)魏延(?—234)三国义阳(今属河南)人,蜀国大将。《三国演义》一○五回载:“孔明识魏延脑后有反骨,每欲斩之;因怜其勇,故姑留用。”诸葛亮死后不久,他就谋反;长史杨仪按诸葛亮生前预定计策,将他杀掉。(8)阿斗三国蜀后主刘禅的小名。据史书记载和《三国演义》中的描写,他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

  (9)“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杨邨人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中说:“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我们也承认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也承认着属于某一阶级的作家的作品任是无意地也是拥护着其自身所属的阶级的利益。我们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们也就来作拥护着目前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的利益而斗争。”

  (10)“自白”指杨邨人叛变革命的《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一文(载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其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11)这里指杨邨人于一九三○年在他自己所办的《白话小报》第一期上,以“文坛小卒”的笔名发表的《鲁迅大开汤饼会》一文。其中对鲁迅造谣诬蔑说:“这时恰巧鲁迅大师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汤饼会便开成了。……这日鲁迅大师的汤饼会到会的来宾,都是海上闻人,鸿儒硕士,大小文学家呢。那位郁达夫先生本是安徽大学负有责任的,听到这个喜讯,亦从安庆府连夜坐船东下呢。郁先生在去年就产下了一个虎儿,这日带了郁夫人抱了小娃娃到会,会场空气倍加热闹。酒饮三巡,郁先生首先站起来致祝辞,大家都对鲁迅大师恭喜一杯,鲁迅大师谦逊着致词,说是小囝将来是龙是犬还未可知,各位今天不必怎样的庆祝啦。座中杨骚大爷和白薇女士同声叫道,一定是一个龙儿呀!这一句倒引起郁先生的伤感,他前年不幸夭殇的儿子,名字就叫龙儿呢!”

  (12)《新儒林外史》这是杨邨人化名柳丝所作攻击鲁迅的文章,载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火炬》。其中诬蔑鲁迅对他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分”的“乱砍乱杀”。

  (13)陈源教授的余唾陈源曾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其中诬蔑鲁迅说,“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支冷箭儿”。



039《南腔北调集》谣言世家 关于妇女解放 火论翻印木刻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的评论 (共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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