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目录

1、题记

一九三二年

2、“非所计也”

3、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4、我们不再受骗了

5、《竖琴》前记

6、论“第三种人”

7、“连环图画”辩护

8、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9、《自选集》自序

10、祝中俄文字之交

一九三三年

11、听说梦

12、论“赴难”和“逃难”

13、学生和玉佛

1、题记

　　杂文五十一篇，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本版抽出《〈两地书〉序言》（存目），以免与编入第十一卷中的《两地书》的《序言》重复。

　　题记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１）。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爆，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２）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３）一位喽罗儿（４）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５）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６）不过门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７）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８）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

　　（１）南腔北调见上海《出版消息》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家素描（八），鲁迅》，作者署名美子。其中说：“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

　　（２）《五讲三嘘集》参署本书《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这本集子后来没有编成。

　　（３）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并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

　　（４）一位喽罗儿指梅僧。他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发表的《鲁迅与ＨAＬAＭｅｎｃｋｅｎ》一文中说：“曼肯（即门肯）平时在报章杂志揭载之文，自己甚为珍视，发表之后，再辑成册，印单行本。取名曰《偏见集》，厥后陆续汇集刊印，为第二集第三集以至于无穷。犹鲁迅先生之杂感，每隔一二年必有一两册问世。”

　　（５）门肯（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又译孟肯、曼肯，美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他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学院、绅士的“传统标准”，反对一切市侩和社会上的庸俗现象。他的主张曾遭到白璧德等“新人文主义”者的攻击，双方论战数十年。主要著作有《偏见集》，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共出六册。

　　（６）梁实秋在为吴宓等译的《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件极不公平的事。”（７）《自由谈》《申报》的副刊之一。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作者连续在该刊发表杂文；后来将一月至五月发表的编为《伪自由书》，六月至十一月的编为《准风月谈》。

　　（８）《十字街头》半月刊，第三期改为旬刊，“左联”刊物之一，鲁迅、冯雪峰合编。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次年一月即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三期。《文学月报》，“左联”刊物之一，先后由周起应（周扬）等编辑。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同年十二月被国民党政府禁止，仅出六期。《北斗》，参看本卷第３６５页注（１）。《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共出八十二期。《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共出一一七期。《申报月刊》，申报馆编辑和出版的国际时事综合性刊物，也刊载少量文艺作品。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卷第十二期停刊。《文学》，月刊，郑振铎、傅东华等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出至第九卷第四期停刊。

2、“非所计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２）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３）与芳泽（４）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５）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６）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象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７）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白舌。

　　（２）旧时新年各日报多连续休刊几天，所以《申报》到一月七日才出新年后的第一回。

　　（３）陈友仁（１８７５—１９４４）原籍广东顺德，出身于华侨家庭，一九一三年回国，曾任孙中山秘书及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一度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旧时在官场或社交活动中，对人称字不称名；在文字上如称名时，则在名前加一“印”字，以示尊重。

　　（４）芳泽即芳泽谦吉，曾任日本驻国民党政府公使、日本外务大臣等职。

　　（５）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放弃东北三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

　　（６）“国联”参看本卷第３５４页注（５）。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依赖国联，如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外宣言中就说：“当事变之初，中国即提请国联处理，期以国际间保障和平机关之制裁，申张正义与公理。”（７）“自行失足落水淹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各地学生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时，国民党政府出动军警屠杀和逮捕学生，有的学生遭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3、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ＤｉｅＷｏｃｈｅ）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着。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２），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３），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４）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上海《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书评”栏，题为《“苏联闻见录”序》。林克多，原名李平，浙江黄岩人，五金工人。原在巴黎做工，一九二九年因法国经济危机失业，一九三○年应募到苏联做工。《苏联闻见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新旧三都指南京、洛阳和西安。当时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一二八战争时，又曾定洛阳为行都，西安为陪都。南北两京，指南京和北京。

　　（３）胡愈之浙江上虞人，作家、政论家。他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４）《譬喻经》即《百句譬喻经》，简称《百喻经》。印度僧伽斯那撰，南朝齐求那毗地译，是佛教宣讲大乘教义的寓言性作品。这里所引的故事见该书的《三重楼喻》：“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无所知。到馀富家，见三重楼，高广严丽，轩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财钱，不减于彼，云何顷来而不造作如是之楼。即唤木匠而问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作。即便语言，今可为我造楼如彼。是时木匠，即便经地垒作楼，愚人见其垒作舍，犹怀疑惑，不能了知。而问之言：欲作何等。木匠答言：作三重屋。愚人复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为我作最上屋。木匠答言：无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一之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为我作最上者。时人闻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4、我们不再受骗了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２）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３）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ＫAＵｍａｎｓｋｙ）（４）说，一九一九年*校谀箍频恼估阑峋陀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５），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６）（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二卷第二期。

　　（２）实业党苏联在一九三○年破获的反革命集团。它的主要分子受法国帝国主义的指使，混入苏联国家企业机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该案破获后，其首领拉姆仁等被分别判处徒刑。（３）绥甫林娜（XAＨAUG\p^FFTJI，１８８９—１９５４）通译谢芙琳*龋苏联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肥料》、《维丽尼雅》等。唆罗诃夫（ＭAＡABKFKHKL），通译萧洛*舴颍樟∷导遥谐て∷怠毒簿的顿河》等。

　　（４）乌曼斯基（dACqIJSOT\）当时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的新闻司司长。《ＮｅｕｅＫｕｎｓｔｉｎＲｕｓｓｌａｎｄ》（《俄国的新艺术》）是他所著的一本书。

　　（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北洋政府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宣布对德作战，随后，英法两国先后招募华工十五万名去法国战场，他们被驱使在前线从事挖战壕及运输等苦役，伤亡甚多。（６）“公理战胜”的牌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宣扬他们打败德、奥等同盟国是“公理战胜强权”，并立碑纪念。北洋政府也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立了“公理战胜”的牌坊。

5、《竖琴》前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２）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绍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３），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４），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５）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着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ＤAＳAＭｅｒｅｚｈｉ－ｋｏｖｓｋｉｉＺAＮAＨｉｐｐｉｕｓ），库普林（ＡAＩAＫｕｐｒｉｎ），蒲宁（ＩAＡAＢｕｎｉｎ），安特来夫（ＬAＮAＡｎｄｒｅｅｖ）之流的逃亡（７），阿尔志跋绥夫（ＭAＰAＡｒｔｚｙｂａｓｈｅｖ），梭罗古勃（ＦｉｏｄｏｒＳｏｌｏｇｕｂ）之流的沉默（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了勃留梭夫（ＶａｌｅｒｉＢｒｉｕｓｏｖ），惠垒赛耶夫（ＶAＶｅｒｅｓａｉｅｖ），戈理唬ǎ停幔椋恚牵铮颍耄椋暄晴娣蛩*基（ＶAＶAＭａｙａｋｏｖｓｋｉ）这几个人，到后来，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ＡｌｅｋｓｅｉＮAＴｏｌｓｔｏｉ）（９）。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国*谡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年顷，新经济政策（１０）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Ｓｅｒａｐｉｏｎｓｂｒü－ｄｅｒ）（１１）。

　　这一派的出现，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自己说起自己来，则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１２）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１３），是很给他们支持的。讬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１４），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竖琴》。

　　《竖琴》，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十篇：ＭA扎醚嵌抖纯摺贰ⅲ*A*缪┘骁妗独虾淖印罚ㄈ崾耄ⅲ藺伦支《在沙漠上》、ＫA斐定《果树园》、ＡA雅各武莱夫《穷苦的人们》、ＶA理丁妒佟贰ⅲ臕左祝黎《亚克与人性》、ＢA拉甫列涅夫《星花》（曹靖华译）、ＶA英倍尔《拉拉的利益》、ＶA凯泰耶夫《“物事”》（柔石译）。（２）尼古拉斯二世（YTOKFI\a，１８６８—１９１８）通译尼古拉二世，俄国最后的一个皇帝，一八九四年即位，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３）陀思妥夫斯基（iAnAeKS[KGLSOT\，１８２１—１８８１）通译退雇滓蛩够砉骷遥*著有中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都介涅夫（fAUAZ^`]GJGL，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

　　（４）文学研究会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２０）。（５）创造社参看本卷第７页注（５）。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但也受唯美主义的影响，强调“艺术家的目的只在乎如何能真挚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后来他们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对这种错误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

　　（６）波斯诗人指莪默伽尼谟（ＯｍａｒＫｈａｙｙáｍ，１０４８—１１２３）。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曾翻译了他的诗《鲁拜集》（Ｒｕｂáｉｙáｔ）。他在诗里常歌唱饮酒。“黄书”文士，指英国十九世纪末聚集在“黄书”（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Ｂｏｏｋ）杂志周围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包括画家毕亚兹莱、诗人欧内斯特·道森、约翰·戴维森、小说家休伯特·克拉坎索普等。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九月）曾经介绍过他们的生平和作品。

　　（７）梅垒什珂夫斯基（eAUAnG`GDOKLSOJ\，１８６６—１９４１）通译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作家，象征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其妻吉皮乌斯（EAYACTaaT^S，１８６９—１９４５），俄国象征*饕迮耍欠吓纱怼他们于一九二○年逃亡法国。库普林（ＡAfAd^a`TJ，１８７０—１９３*福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后于一九三七年回到苏联。蒲宁（fAＡAN^JTJ，１８７０—１９５３），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法国。安特来夫，即安德烈夫，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８）阿尔志跋绥夫（Ｍ艫c`QhVIjGL，１８７８—１９２７）俄国作家*一九二三年逃亡华沙。梭罗古勃（iAUKFK]^V，１８６３—１９２７），俄国准遥笳髋纱恚*要作品都写于十月革命以前。（９）勃留梭夫（DAFAN`oSKL，１８７３—１９２４）苏联诗人，早期创作受象征主义影响，一九○五年革命前夜开始接触现实生活，同情革命，十月革命后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写过一些歌颂革命的诗。惠垒赛耶夫，通译魏烈萨耶夫，十月革命后写有长篇小说《绝路》、《姊妹》等。戈理基，即高尔基，十月革命后，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大量政论文章。玛亚珂夫斯基（ＢAＢAＭIbOKLSOJ\，１８９３—１９３０），鸵肼硌趴煞*斯基，苏联诗人。他的代表作长诗《列宁》、《好》都写在十月革命之后。亚历舍托尔斯泰，一九一九年侨居国外，一九二三年回国，以后连续发表长篇小说《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等。（１０）新经济政策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区别于从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它的原则是列宁制定的，主要措施是取消余粮收集制而实行粮食税，发展商业，以租让及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的结果，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巩固了工农联盟，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１１）“绥拉比翁的兄弟们”（UG`IaTKJKLhN`I[Lb）通译“谢榔の绦值堋薄Ｒ痪哦荒暧陕状摹⒆*琴科等六人组成，一九二四年自动解散。它的名称是借用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一部四卷本短篇小说集的书名。

　　（１２）淑雪兼珂（ＭAＭAGKjGJOK，１８９５—１９５８）通译左琴科！靶焕の绦值堋*文学团体发起人之一。这里所引他的话，见一九二二年《文学杂志》（俄文）第三期所载《论自己及其他》一文。（１３）瓦浪斯基（ＡAdADK`KJSOT\，１８８４—１９４３）又译沃龙斯基，苏联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曾主编“同路人”的杂志《红色处女地》。

　　（１４）《烟袋》苏联爱伦堡等的短篇小说集，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八年北京未名社出版；《四十一》，即《第四十一》，苏联拉甫列涅夫著中篇小说，曹靖华的译本于一九二九年未名社出版。

6、论“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２）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３），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４）。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５）（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６），“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７）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８）：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９）。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１０）。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１１）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１２）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１３）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上海《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了《阿狗文艺论》一文，他自称“自由人”，一方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方面则对当时“左联”所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进行攻击，认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反击。洛扬（冯雪峰）在《文艺新闻》第五十八期（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上发表了《致文艺新闻的信》，指出胡秋原的目的“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揭露了胡秋原在“自由人”假面具掩盖下的反动实质。由此苏汶（即杜衡）就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二年七月）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认为当时许多作家（即他所说的“作家之群”）之所以“搁笔”，是因为“左联”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霸占”了文坛的缘故；并在文中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于是“左联”也就继续对胡秋原、苏汶等加以反击和批判。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这情形下发表的。（２）这里所说的论客，指胡秋原和某些托洛茨基派分子。当时胡秋原曾冒充“马克思主义”者，并和托洛茨基派分子相勾结；托洛茨基派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诬蔑中国工农红军为“土匪”。（３）“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的话：“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作者，老实说，是多少带点我前面所说起的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４）这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中所说的话：“诚哉，难乎其为作家！……他只想替文学，不管是煽动的也好，暴露的也好，留着一线残存的生机，但是又怕被料事如神的指导者们算出命来，派定他是那一阶级的走狗。”

　　（５）苏汶（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杜衡，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人，当时《现代》月刊的编辑。这里所说苏汶的文章，即上述《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现代》第六期（一九三二年十月）所载《“第三种人”的出路》。

　　（６）“左而不作”见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这搁笔不是什么‘江郎才尽’，而是不敢动笔。因为做了忠实的左翼作家之后，他便会觉得与其作而不左，倒还不如左而不作。而在今日之下，左而不作的左翼作家，何其多也！”（７）苏汶的这些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有了三年的历史。在这三年的期间内，理论是明显地进步了，但是作品呢？不但在量上不见其增多，甚至连质都未见得有多大的进展。固然有人高唱着克服什么什么的根性和偏见。但是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吗？”

　　（８）苏汶说过“笑话”，也见《“第三种人”的出路》：“容我说句笑话，连在中国这样野蛮的国家，左翼诸公都还可以拿他们的反资本主义的作品去从资本家手里换出几个稿费来呢。”（９）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说：“譬如拿他们（按指“左联”）所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这问题来说吧。他们鉴于现在劳动者没有东西看，在那里看陈旧的充满了封建气味的（这就是说，有害的）连环图画和唱本。于是他们便要作家们去写一些有利的连环图画和唱本来给劳动者们看。……这样低级的形式还生产得出好的作品吗？确实，连环图画里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的。这一点难道左翼理论家们会不知道？他们断然不会那么蠢。但是，他们要弗罗培尔什么用呢？要托尔斯泰什么用呢？他们不但根本不会叫作家去做成弗罗培尔或托尔斯泰，就使有了，他们也是不要，至少他们‘目前’已是不要。而且这不要是对的，辩证的。也许将来，也许将来他们会原谅，不过此是后话。”

　　（１０）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他曾特别关注俄国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命运，编写了大量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民间故事、传说和寓言。这类作品，鼓吹了宗教道德，同时也揭露了沙皇统治的罪恶，因而有些遭到了当局的删改和查禁。弗罗培尔（ＧAＦｌａｕｂｅｒｔ＃保福玻薄保福福埃ㄒ敫Ｂグ荩ü∷导摇Ｖ谐て*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

　　（１１）密开朗该罗（ＢAＭｉｃｈｅｌａｎｇｅｌｏ，１４７５—１５６４）*ㄒ朊卓琪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雕刻家、画家。绘画代表作有《创世记》和《最后的审判》等。达文希（ＤａＶｉｎｃｉ，１４５２—１５１９），通译达·芬奇，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代表作有《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

　　（１２）《旧约》即《旧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前部分（后部分为《新约全书》）。

　　（１３）这句话和末句的“怎么办呢”，均见《“第三种人”的出路》。

7、“连环图画”辩护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２）——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３），《最后之晚餐》（４），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５），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６），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７），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ＧｕｓｔａｖｅＤｏｒ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８）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９），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１０），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Ｂｌａｔｔｆｏｌｇｅ）。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ＫａHｔｈｅＫｏｌｌｗｉｔｚ７蛉恕玻保薄场*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ＤｉｅＷｅｂｅｒ）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一，《农民斗争》（Ｂａｕｅｒｎｋｒｉｅｇ），金属版七幅；二，《战争》（ＤｅｒＫｒｉｅｇ），木刻七幅；三，《无产者》（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木刻三幅。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ＣａｒｌＭｅｆｆｅｒｔ），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ＤｉｅＪａｇｄｎａｃｈＺａｒｅｎｖｏｎＷｅｒａＦｉｇｎｅｒ）（１２）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一，《你的姊妹》（ＤｅｉｎｅＳｃｈｗｅｓｔｅｒ），木刻七幅，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Ｆｒａｎｓ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３），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１４）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ＢｅｉＫｕｒｔＷｏｌｆｆ，Ｍüｎｃｈｅｎ），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一，《理想》（ＤｉｅＩｄｅｅ），木刻八十三幅；二，《我的祷告》（ＭｅｉｎＳｔｕｎｄｅｎｂｕｃｈ），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ｏｈｎｅＷｏｒｔｅ），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ＤｉｅＳｏｎｎｅ），木刻六十三幅；五，《工作》（ＤａｓＷｅｒｋ），木刻，幅数失记；六，《一个人的受难》（Ｄｉ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ｅｉｎ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１５）木刻的《巴黎公社》（ＴｈｅＰａｒｉｓＣｏｍｍｕｎｅ，ＡＳｔｏｒｙｉ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ｂ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ｅｇｅｌ），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ＪｏｈｎＲｅｅｄＣｌｕｂ）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ＷAＧｒｏｐｐｅｒ）所画的书，据赵景山淌谒担恰奥硐返墓适隆保玻保*）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Ａｌａｙ－Ｏｏｐ》（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ｏｖ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ｓAＳ⒐淖骷椅也淮笾溃*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ｂｂｉｎｇｓ）（１７），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Ｔｈｅ７ｔｈＭａｎ）。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四号。

　　（２）意大利的教皇宫位于梵蒂冈，宫内保存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重要文物和绘画、雕塑等。

　　（３）《亚当的创造》根据《旧约·创世记》中上帝造人的故事所作的绘画。亚当，上帝用泥土所造的男人。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米开朗琪罗于一五○八年至一五一二年间所作的西斯庭礼拜堂拱顶壁画的一部分。

　　（４）《最后之晚餐》根据《新约·马太福音》所作的绘画，描写耶稣殉难前与十二门徒共进晚餐时，当众宣布一门徒出卖自己而引起群情激动的情景。欧洲有不少以此为题的绘画，其中著名的有达·芬奇于一四九五年至一四九七年间所作的米兰圣玛利亚·格拉契教堂中的壁画。

　　（５）阿强陀石窟（ＡｊａｎｔａＣａｖｅＴｅｍｐｌｅ）今译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原是在马蹄形的壁面上凿成的僧房，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凿，到公元六、七世纪建成，共二十九洞。洞内保存印度壁画很多，也较完整。壁画的内容大多表现佛的生平故事和印度古代人民与宫廷生活的情景，为印度古代艺术的著名宝藏之一。（６）《孔子圣迹图》一部关于孔丘生平事迹的连环图画，明代有木刻、石刻多种。木刻现存最早的有明初刻本，共三十六图，以后又有明万历年间刻本一一二幅（吕兆祥编）。石刻有曲阜孔庙保存的明万历年间的一二○幅。

　　（７）佛陀的本生佛陀，梵语Ｂｕｄｄｈａ的音译，意为“智者”、“觉者”，简称佛。这里指佛教创立者释迦牟尼。本生，梵语Ｊāｔａｋａ（阇陀伽）的意译，“十二部经”之一，是佛叙说自己过去因缘的经文。（８）陀莱（１８３３—１８８３）法国版画家。他作插图的《神曲》为意大利诗人但丁（１２６５—１３２１）的长诗；《失乐园》为英国诗人弥尔顿（１６０８—１６７４）的长诗；《吉诃德先生》，参看本卷第３５４页注（２）。《十字军记》，陀莱编绘的连环图画，共一百幅。

　　（９）《唐风图》南宋马和之所绘的《诗经》图卷之一。《耕织图》，描绘耕种、纺织生产过程的图画。南宋刘松年画过《耕织图》两卷，楼璹画过《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１０）仇英（？—约１５５２）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明代画家。他为之绘图的《飞燕外传》，传奇小说，题汉代伶玄撰，写赵飞燕姊妹的宫廷生活；《会真记》，传奇小说，唐代元稹作，写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故事。

　　（１１）珂勒惠支夫人（１８６７—１９４５）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六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选出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她作插图的《织匠》，是德国作家霍普特曼写的以纺织工人罢工为题材的剧本。

　　（１２）梅斐尔德现代德国版画家。一九三○年，鲁迅曾用“三闲书屋”名义编印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他作插图的《猎俄皇记》，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斐格纳尔（１８５２—１９４２）写的回忆录，记述一八八一年三月民粹派行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故事。（１３）麦绥莱勒比利时版画家。参看本书《〈一个人的受难〉序》及其注（４）。

　　（１４）罗曼·罗兰（ＲｏｍａｉｎＲｏｌｌａｎｄ，１８６６—１９４４）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传记《贝多芬传》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侨居瑞士，反对战争。（１５）希该尔未详。

　　（１６）参看《二心集·风马牛》及其有关注。（１７）吉宾斯（１８８９—１９５８）英国木刻家。

8、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起应（２）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３），却非常失望。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４）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５）。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Ｑ”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６）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７）（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８），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

　　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２）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左联”领导成员之一。当时主编《文学月报》。

　　（３）芸生原名邱九如，浙江宁波人。他的诗《汉奸的供状》，载《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意在讽刺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但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４）别德纳衣的讽刺诗指讽刺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瞿秋白译，载一九三二年十月《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５）对于姓的开玩笑原诗开头是：“现在我来写汉奸的供状。据说他也姓胡，可不叫立夫”。按胡立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时的著名汉奸。

　　（６）“剖西瓜”原诗中有这样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

　　（７）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德国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德国无产阶级、农民和人民大众在一定程度上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失败。

　　（８）“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语见宋代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喜，原作嬉。

9、《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学革命”（３）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４），见过二次革命（５），见过袁世凯称帝（６），张勋复辟（７），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９）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１０）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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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集》。

　　这本《自选集》内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别》、《好的故事》、《过客》、《失掉的好地狱》、《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呐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Ｑ正传》、《鸭的喜剧》；《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故事新编》中的两篇：《奔月》、《铸剑》；《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猫·鼠》、《无常》、《范爱农》。共计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参看本卷第３０５页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编辑是陈独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复、吴虞等。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新青年》团体逐渐发生分化。鲁迅是这个团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学革命”指“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革命果实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所窃夺。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战争。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称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凯扑灭。

　　（６）袁世凯称帝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原为清朝大臣，他在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实行帝制，自称皇帝，定年号为“洪宪”；同年三月被迫撤销。（７）张勋复辟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军时，从徐州带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为等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８）“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凯雷尼信中的话，鲁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语见屈原《离骚》。鲁迅曾引用它作为《彷徨》的题辞。

　　（１０）这两句话，引自《呐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２）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３）的变幻，又在《新小说》（４）上，看见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６）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７），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９）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１０）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１１）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１２），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１３），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牵铮颍耄└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１６）。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１７），有的说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为“破锣”（１９），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２０）是不属于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端赖氖だ贰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２５）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２６）。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２）《时务报》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是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尔摩斯包探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说》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刊除登载创作小说之外，也刊登翻译小说。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译儒勒·凡尔纳，法国小说家。著有科学幻想及冒险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多种。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国小说家。林琴南曾依靠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过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

　　（７）苏菲亚即别罗夫斯卡娅（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杀害。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新世纪》第二十七号（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绍过她的事迹，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玛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物。（９）《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包括戏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父》和《樱桃园》（三者均耿式之译），史拉美克的《六月》（郑振铎译）。（１０）《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内收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俄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１）《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即《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期专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内收鲁迅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沈雁冰译的《芬兰的文学》（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泽民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译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波兰诃勒温斯奇作）等论文，以及鲁迅、沈雁冰等所译芬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文学作品多篇。（１２）指那时曾留学英美的某些绅士派如吴宓等人，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有关论述。

　　（１３）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话，见《民铎》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１４）珂罗连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开柯罗连*疲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尔加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指陈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绝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来，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１７）为了卢布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及《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参看本卷第２２０页注（５２）。（１９）“破锣”反动派对“普罗文学”的污蔑。当时，一般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普罗文学”；“普罗”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无产阶级）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２０）《战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当时有沈叔之的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保福福埂保梗矗担⊥ㄒ胂Ｌ乩眨鹿ㄎ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说钠熳印！癐”，纳粹党的党徽玻玻病场端赖氖だ贰∫獯罄*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２３）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译里苯够樟*家。所作《一周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２４）“复交”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２５）“黑土”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２６）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２）。

10、祝中俄文字之交〔１〕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２〕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３〕的变幻，又在《新小说》〔４〕上，看见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颍龋幔纾纾幔颍洌┑男说了，〔６〕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７〕，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９〕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１０〕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１１〕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１２〕，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１３〕，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搅丝植溃⒍景纤绶颍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牵铮颍耄└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１６〕。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１７〕，有的说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为“破锣”〔１９〕，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２０〕是不属于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端赖氖だ贰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２５〕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２６〕。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号合刊。

〔２〕《时务报》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编，是当时鼓吹变法维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尔摩斯包探案》英国作家柯南道尔（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是书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说》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主编。该刊除登载创作小说之外，也刊登翻译小说。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译儒勒·凡尔纳，法国小说家。著有科学幻想及冒险小说《海底两万里》、《神秘岛》、《格兰特船长的女儿》等多种。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国小说家。林琴南曾依靠别人口述，用文言翻译过他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斐洲烟水愁城录》。

〔７〕苏菲亚即别罗夫斯卡娅（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因参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杀害。清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办的刊物《新世纪》第二十七号（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绍过她的事迹，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玛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话中的人物。〔９〕《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包括戏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贺启明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济之译），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耿济之译）和《教育之果》（沈颖译），契诃夫的《海鸥》（郑振铎译）、《伊凡诺夫》、《万尼亚叔父》和《樱桃园》（三者均耿式之译），史拉美克的《六月》（郑振铎译）。〔１０〕《俄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内收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俄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１〕《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即《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期专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内收鲁迅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沈雁冰译的《芬兰的文学》（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泽民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译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波兰诃勒温斯奇作）等论文，以及鲁迅、沈雁冰等所译芬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２〕指那时曾留学英美的某些绅士派如吴宓等人，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有关论述。

〔１３〕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话，见《民铎》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１４〕珂罗连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开柯罗连*疲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尔加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指陈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绝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来，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１７〕为了卢布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及《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参看本卷第２２０页注〔５２〕。

〔１９〕“破锣”反动派对“普罗文学”的污蔑。当时，一般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普罗文学”；“普罗”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无产阶级）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２０〕《战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当时有沈叔之的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　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斯的旗子。“I”，纳粹党的党徽

〔２２〕《死的胜利》　意大利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３〕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译里进斯基，苏联作家。所作《一周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又有江思、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２４〕“复交”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

〔２５〕“黑土”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

〔２６〕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２〕。

11、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２）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３）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４）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５）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Ｃｅｎｓｏｒｓ（６）（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７），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２）《东方杂志》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３）《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４）“盍各言尔志”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５）佛洛伊特（ＳA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通译弗*抟恋拢碌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乃至常人的梦，精神病患者的症状，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他的主要著作有《梦的解释》、《日常生活的病理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６）Ｃｅｎｓｏｒｓ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７）名人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12、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２），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３）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４），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５）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６）《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７）。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１０）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躍躍毚兔，遇犬获之。此之谓也。然则三十六计，固仍以“走”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否？谨听裁择，并请文安。

　　罗怃顿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二十九日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涛声》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罗怃。原题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２）周木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他的《骂人与自骂》，载《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说：“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自动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又说：“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３）“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段祺瑞（字芝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时，上海市商会等十八个团体于二月十七日为他举行欢迎会。

　　（４）指三一八惨案。参看本卷第２４９页注（６）。（５）整顿风俗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颁行这类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的“整顿学风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致电段祺瑞，主张“男女之防”“维风化而奠邦本”，段政府复电表示“嘉许”，并着手“根本整饬”。

　　（６）陈源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在《现代评论》发表《闲话》，诬蔑爱国学生是被人利用，自蹈“死地”，还诬蔑所谓“宣传赤化”的人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见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的《闲话》）。

　　（７）“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见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央日报》）此后，它成为国民党政府一贯奉行的反共卖国政策。（８）副司令指张学良。他在一九三○年六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

　　（９）“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语见《论语·子路》。（１０）“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制造的傀儡政权。

　　〔１１〕“躍躍毚兔，遇犬获之。”　语见《诗·小雅·巧言》。躍躍，跳跃的样子；毚兔，兔。

13、学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载二十七日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２）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份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上海《论语》第十一期，署名动轩。

　　（２）团城在北京北海公园声门旁的小丘上，有圆形城垣，故名。金时始建殿宇，元后屡有增修。白玉佛，置于团城承光殿内，由整块洁白的玉石雕刻而成，高约五尺，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