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4 《二心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沉滓的泛起 以脚报国 唐朝的钉梢 宣传与做戏

《鲁迅全集》 ━二心集

目录

18、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19、答文艺新闻社问

20、"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21、沉滓的泛起

22、以脚报国

23、唐朝的钉梢

24、《夏娃日记》小引

25、新的“女将"

26、宣传与做戏

27、知难行难

28、几条“顺”的翻译

29、风马生

30、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31、中华民国的新“堂·吉河德”们

32、《野草》英文译本序

33、"智识劳动者"万岁

34、"友邦惊诧"论

35、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36、答北斗杂志社问

18、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②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新闻》第十四期。

　　②一八艺社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一个木刻艺术团体。该社部分成员在上海从事艺术活动时，曾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

19、答文艺新闻社问

　　——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②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文艺新闻》第二十九期。

　　《文艺新闻》，周刊，“左联”所领导的刊物之一。一九三一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六月停刊。九一八事变后，该刊向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征询对这一事变的看法，鲁迅作了这个答复。

　　②“膺惩”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把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说成是“膺惩”。

20、“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一

　　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②。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③，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二

　　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④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⑤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⑥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⑦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顿民族⑧了的缘故。

　　三

　　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⑨，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⑩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⑾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着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铁蹄践着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⑿，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是中华人赵构⒀，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⒁，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五

　　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六

　　《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⒂，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着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⒃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⒄，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章，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文学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署名晏敖。

　　②“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国民党文人。曾出版《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假借“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后，又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效劳。

　　③“为王前驱”语见《诗经·卫风·伯兮》，原是为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这里用来指“民族主义文学”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制造舆论，实际上也就是为日本侵略者进攻中国开辟道路。

　　④宣言指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连载于《前锋周报》第二、三期（一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这篇胡乱拼凑的“宣言”，鼓吹建立所谓“文艺的中心意识”，即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意识”，提出以“民族意识代替阶级意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它剽窃法国泰纳《艺术哲学》中的某些论说，歪曲民族形成史和民族革命史，妄谈艺术上的各种流派，内容支离破碎。

　　⑤《前锋月刊》“民族主义文学”的主要刊物。朱应鹏、傅彦长等编辑，一九三○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

　　⑥指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进行的军阀战争。这次战争自一九三○年五月开始，至十月结束，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

　　⑦腊丁民族泛指拉丁语系的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人。腊丁，通译拉丁。

　　⑧条顿民族泛指日耳曼语系的德国、英国、瑞士、荷兰、丹麦、挪威等国人。条顿，公元前居住在北欧的日耳曼部落的名称。

　　⑨这是黄震遐《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原文说：“末了，还要申明而致其感谢之忱的，就是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的谈论。傅君是认清楚历史面目的一个学者，我这篇东西虽然不能说是直接受了他的指教，但暗中却有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见一九三一年四月《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

　　⑩成吉思汗参看本卷第144页注④。他的孙子拔都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先后率军西征，侵入俄罗斯和欧洲一些国家。

　　⑾鞑靼、女真、契丹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民族。

　　⑿威廉指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首。“黄祸”，威廉二世曾于一八九五年绘制了一幅“黄祸的素描”，题词为“欧洲各国人民，保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向王公、贵族和外国的国家首脑散发；一九○七年又说：“‘黄祸’——这是我早就认识到的一种危险。实际上创造‘黄祸’这个名词的人就是我”。（见戴维斯：《我所认识的德皇》，一九一八年伦敦出版）按“黄祸”论兴起于十九世纪末，盛行于二十世纪初，它宣称中国、日本等东方黄种民族的国家是威胁欧洲的祸害，为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方的奴役、掠夺制造舆论。

　　⒀赵构（1107～1187）即宋高宗，南宋第一个皇帝。

　　⒁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不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指使，平壤和汉城等地曾出现过袭击华侨的事件。

　　⒂这是《写在黄人之血前面》中的话：“中世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这三种思想，就是希伯来、希腊和游牧民族的思想；它们是常常地混在一起，却又是不断地在那里冲突。”

　　⒃宋人的笔记指宋代庄季裕《鸡肋编》。该书中卷说：“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露居异俗，几所经过，尽皆焚燹。如曲阜先圣旧宅，……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按鲁迅文中所说的元兵，当是金兵的误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语见《论语·八佾》，无，原作亡。

　　⒄城下之盟语见《左传》桓公十二年。指敌军兵临城下时被胁迫订立的条约，后来常用以指投降。

21、沉滓的泛起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作“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自信现在可以说能打仗的，是要操练久不想起的洋枪了，但也有现在也不想说去打仗的，那就照欧洲大战时候的德意志帝国的例，来“头脑动员”，以尽“国民一份子”的义务。有的去查《唐书》，说日本古名“倭奴”；②有的去翻字典，说倭是矮小之意；有的记得了文天祥，岳飞，林则徐，③——但自然，更积极的是新的文艺界。

　　先说一点另外的事罢，这叫作“和平声中”。在这样的声中，是“胡展堂先生”到了上海，据说还告诫青年，教他们要养“力”勿使“气”。④灵药就有了。第二天在报上便见广告道：“胡汉民先生说，对日外交，应确定一坚强之原则，并劝勉青年须养力，毋泄气，养力就是强身，泄气就是悲观，要强身、袪悲观，须先心花怒放，大笑一次。”但这样的宝贝是什么呢？是美国的一张旧影片，将探险滑稽化以博小市民一笑的《两亲家游非洲》。

　　至于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呢，那是“爱国歌舞表演”⑤，自己说，“是民族性的活跃，是歌舞界的精髓，促进同胞的努力，达到最后的胜利”的。倘有知道这立奏奇功的大明星是谁么？曰：王人美，薛玲仙，黎莉莉。

　　然而终于“上海文艺界大团结”了。《草野》⑥（六卷七号）上记着盛况道：“上海文艺界同人，平时很少联络，在严重时期，除各个参加其他团体的工作外，复由谢六逸⑦，朱应鹏，徐蔚南三人发起，……集会讨论。在十月六日下午三点钟，已陆续到了东亚食堂，……略进茶点，即开始讨论，颇多发挥，……最后定名为上海文艺界救国会⑧”云。

　　“发挥”我们还无从知道，仅据眼前的方法看起来，是先看《两亲家游非洲》以养力，又看“爱国的歌舞表演”以兴奋，更看《日本小品文选》⑨和《艺术三家言》⑩并且略进茶点而发挥。那么，中国就得救了。

　　不成。这恐怕不必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未必会相信。没有法子，只得再加上两个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目前的爱国文艺家所主宰的《申报》所发表出来的——十月五日的《自由谈》里叶华女士云：“无办法之国民，如何有有办法之政府。国联绝望矣。……际兹一发千钧，全国国民宜各立所志，各尽所能，各抒所见，余也不才，谨以战犬问题商诸国人。……各犬中，要以德国警犬最称职，余极主张吾国可选择是犬作战……”

　　同月二十五日也是《自由谈》里“苏民自汉口寄”云：“日者寓书沪友王子仲良，间及余之病状，而以不能投身义勇军为憾。王子……竟以灵药一裹见寄，云为培生制药公司所出益金草，功能治肺痨咳血，可一试之。……余立行试服，则咳果止，兼旬而后，体气渐复，因念……一旦国家有事，吾必身列戎行，一展平生之壮志，灭此朝食，行有日矣。……”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⑾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十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上海《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它音。

　　②《唐书》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分别为后晋刘癲等和宋代欧阳修等撰。两书的《东夷传》中都有关于“倭奴”的记载。

　　③文天祥（1236～1283）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岳飞（1103～1142），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名将，因坚持抗击金兵而被投降派宋高宗、秦桧杀害。林则徐（1785～1850），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朝大臣，鸦片战争中，积极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被清政府流放新疆。

　　④胡展堂（1879～1936）名汉民，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右派政客。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谋者，后来同广东军阀结成粤派势力，与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相对峙。一九三一年十月，双方打着“共赴国难”的旗号，在上海举行谈判。胡汉民于十四日曾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说：“学生固宜秉为民前锋之精神努力，惟宜多注意力的准备，毋专为气的发泄。”

　　⑤“爱国歌舞表演”以及下文的引语，见一九三一年十月《申报·本埠增刊》连续登载的黄金大戏院的广告。

　　⑥《草野》原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王铁华、汤增敭编辑，自称是“文学青年的刊物”。一九二九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年起鼓吹“民族主义文学”。作者在下文提到的“文学青年”、“文学小囡囡”都是对他们的讽刺。

　　⑦谢六逸（1896～1945）贵州贵阳人，文学研究会成员，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下文的徐蔚南，江苏吴县人，当时是世界书局的编辑。

　　⑧上海文艺界救国会民族主义文学派打着“抗日”、“救国”旗号组织的文艺团体，也有少数中间派人士参加，一九三一年十月六日在上海成立。

　　⑨《日本小品文选》即《近代日本小品文选》，谢六逸选译，一九二九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

　　⑩《艺术三家言》傅彦长、朱应鹏、张若谷合著，一九二七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⑾“灭此朝食”语出《左传》成公二年，是齐晋两国之战中齐侯所说的话：“余姑剪灭此而朝食。”急于要消灭敌人的意思。

22、以脚报国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的《自由谈》里，又看见了署名“寄萍”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其中的一段，我觉得很有趣，就照抄在下面：“……有一天我们到比利时一个乡村里去。许多女人争着来看我的脚。我伸起脚来给伊们看。才平服伊们好奇的疑窦。一位女人说。‘我们也向来不曾见过中国人。

　　但从小就听说中国人是有尾巴的（即辫发）。都要讨姨太太的。女人都是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如今才明白这话不确实。请原谅我们的错念。’还有一人自以为熟悉东亚情形的。带着讥笑的态度说。‘中国的军阀如何专横。到处闹的是兵匪。人民过着地狱的生活。’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说了一大堆。我说‘此种传说。全无根据。’同行的某君。也报以很滑稽的话。‘我看你们那里会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等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简直要把显微镜来照你们比利时呢。’就此一笑而散。”

　　我们的杨女士虽然用她的尊脚征服了比利时女人，为国增光，但也有两点“错念”。其一，是我们中国人的确有过尾巴（即辫发）的，缠过小脚的，讨过姨太太的，虽现在也在讨。其二，是杨女士的脚不能代表一切中国女人的脚，正如留学的女生不能代表一切中国的女性一般。留学生大多数是家里有钱，或由政府派遣，为的是将来给家族或国家增光，贫穷和受不到教育的女人怎么能同日而语。所以，虽在现在，其实是缠着小脚，“跑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女人还不少。

　　至于困苦，那是用不着多谈，只要看同一的《申报》上，记载着多少“呼吁和平”的文电，多少募集急赈的广告，多少兵变和绑票的记事，留学外国的少爷小姐们虽然相隔太远，可以说不知道，但既然能想到用显微镜，难道就不能想到用望远镜吗？况且又何必用望远镜呢，同一的《杨缦华女士游欧杂感》里就又说：

　　“……据说使领馆的穷困。不自今日始。不过近几年来。有每况愈下之势。譬如逢到我国国庆或是重大纪念日。照例须招待外宾。举行盛典。意思是庆祝国运方兴。

　　兼之联络各友邦的感情。以前使领馆必备盛宴。款待上宾。到了去年。为馆费支绌。改行茶会。以目前的形势推测。将后恐怕连茶会都开不成呢。在国际上最讲究体面的。要算日本国。他们政府行政费的预算。宁可特别节省。惟独于驻外使领馆的经费。十分充足。单就这一点来比较。我们已相形见拙了。”

　　使馆和领事馆是代表本国，如杨女士所说，要“庆祝国运方兴”的，而竟有“每况愈下之势”，孟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②则人民的过着什么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小国比利时的女人们究竟是单纯的，终于请求了原谅，假使她们真“知道立国数千年的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往往有自欺欺人的不治之症，那可真是没有面子了。

　　假如这样，又怎么办呢？我想，也还是“就此一笑而散”罢。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冬华。

　　②“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语见《论语·颜渊》，是孔丘弟子有若的话，文中作“孟子曰”，系误记。

23、唐朝的钉梢

　　上海的摩登少爷要勾搭摩登小姐，首先第一步，是追随不舍，术语谓之“钉梢”。“钉”者，坚附而不可拔也，“梢”者，末也，后也，译成文言，大约可以说是“追蹑”。据钉梢专家说，那第二步便是“扳谈”；即使骂，也就大有希望，因为一骂便可有言语来往，所以也就是“扳谈”的开头。我一向以为这是现在的洋场上才有的，今看《花间集》②，乃知道唐朝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事，那里面有张泌③的《浣溪纱》调十首，其九云：

　　晚逐香车入凤城④，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

　　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⑤。

　　这分明和现代的钉梢法是一致的。倘要译成白话诗，大概可以是这样：

　　夜赶洋车路上飞，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乱丢俏眼笑迷迷。

　　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

　　但恐怕在古书上，更早的也还能够发见，我极希望博学者见教，因为这是对于研究“钉梢史”的人，极有用处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长庚。

　　②《花间集》我国晚唐五代词人作品的选集，后蜀赵崇祈编，共十卷。

　　③张泌晚唐词人，生平不详。《花间集》中收有他的词二十七首。

　　④凤城传说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吹箫，曾引凤凰降临，所以称她住的城为丹凤城。后来又作京城的别称。

　　⑤“太狂生”太轻狂的意思。生，系词尾，无意义。

24、《夏娃日记》小引

　　玛克·土温（MarkTwain）②无须多说，只要一翻美国文学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纪末至现世纪初有名的幽默家（Humorist）。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开眼笑，就是他那笔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莱门斯（SamuelLanghorneClemens，1835～1910），原是一个领港，在发表作品的时候，便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用作了笔名。作品很为当时所欢迎，他即被看作讲笑话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他的遗著《TheMysteriousStranger》③一出版，却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

　　含着哀怨而在嘻笑，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知道，美国出过亚伦·坡（EdgarAllanPoe），出过霍桑（N．Hawthorne），出过惠德曼（W．Whitman），④都不是这么表里两样的。然而这是南北战争⑤以前的事。这之后，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得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爱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连有名如荷惠勒（W．D．Howells）⑥的，也以为文学者的能为世间所容，是在他给人以娱乐。于是有些野性未驯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国，如詹谟士（HenryJames）⑦，有的讲讲笑话，就是玛克·土温。

　　那么，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⑧里的儿童，还笑道：玛克·土温是我们的。

　　这《夏娃日记》（EvesDiary）出版于一九○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虽然不过一种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点，叙述里夹着讥评，形成那时的美国姑娘，而作者以为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脸上的笑影，却分明是有了年纪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纯熟的手腕，令人一时难以看出，仍不失为活泼泼地的作品；又得译者将丰神传达，而且朴素无华，几乎要令人觉得倘使夏娃用中文来做日记，恐怕也就如此一样：更加值得一看了。

　　莱勒孚（LesterRalph）⑨的五十余幅白描的插图，虽然柔软，却很清新，一看布局，也许很容易使人记起中国清季的任渭长⑩的作品，但他所画的是仙侠高士，瘦削怪诞，远不如这些的健康；而且对于中国现在看惯了斜眼削肩的美女图的眼睛，也是很有澄清的益处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夜，记。

　　本篇最初印入李兰译、一九三一年十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的《夏娃日记》，署名唐丰瑜。

　　②玛克·土温通译马克·吐温，美国小说家，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年青时在密西西比河当领港人的学徒，在报告测量河水深度时，常要叫喊“马克吐温”，意思是“水深两口寻”（一口寻合一·八二九米），后来他就以此作为笔名。

　　③《TheMysteriousStranger》《神秘的陌生人》。

　　④亚伦·坡（1809～1849）通译爱伦·坡，美国作家，著有小说《黑猫》等。霍桑（1804～1864），美国小说家，著有小说《红字》等。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他们都是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

　　⑤南北战争也叫“美国内战”（1861～1865），美国北部资产阶级对南部种植园奴隶主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当时美国总统林肯在人民的支持下，采取解放黑奴等民主措施，镇压了南部奴隶主的武装叛乱，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

　　⑥荷惠勒（1837～1920）通译霍威尔斯，美国小说家。他的创作采用所谓“温和的现实主义”手法，回避阶级矛盾。著有小说《一个现代事例》等。

　　⑦詹谟士（1843～1916）通译詹姆斯，美国小说家。一八七六年定居英国，晚年入英国籍。著有小说《一位妇女的画像》等。

　　⑧新土地指当时的苏联。

　　⑨莱勒孚（1876～？）美国画家。

　　⑩任渭长（1822～1857）名熊，字渭长，浙江萧山人，清末画家。

25、新的“女将”

　　在上海制图版，比别处便当，也似乎好些，所以日报的星期附录画报呀，书店的什么什么月刊画报呀，也出得比别处起劲。这些画报上，除了一排一排的坐着大人先生们的什么什么会开会或闭会的纪念照片而外，还一定要有“女士”。

　　“女士”的尊容，为什么要绍介于社会的呢？我们只要看那说明，就可以明白了。例如：

　　“A女士，B女校皇后，性喜音乐。”

　　“C女士，D女校高材生，爱养叭儿狗。”

　　“E女士，F大学肄业，为G先生之第五女公子。”

　　再看装束：春天都是时装，紧身窄袖；到夏天，将裤脚和袖子都撒掉了，坐在海边，叫作“海水浴”，天气正热，那原是应该的；入秋，天气凉了，不料日本兵恰恰侵入了东三省，于是画报上就出现了白长衫的看护服，或托枪的戎装的女士们。

　　这是可以使读者喜欢的，因为富于戏剧性。中国本来喜欢玩把戏，乡下的戏台上，往往挂着一副对子，一面是“戏场小天地”，一面是“天地大戏场”。做起戏来，因为是乡下，还没有《乾隆帝下江南》之类，所以往往是《双阳公主追狄》，《薛仁贵招亲》，其中的女战士，看客称之为“女将”。她头插雉尾，手执双刀（或两端都有枪尖的长枪），一出台，看客就看得更起劲。明知不过是做做戏的，然而看得更起劲了。

　　练了多年的军人，一声鼓响，突然都变了无抵抗主义者。于是远路的文人学士，便大谈什么“乞丐杀敌”，“屠夫成仁”，“奇女子救国”一流的传奇式古典，想一声锣响，出于意料之外的人物来“为国增光”。而同时，画报上也就出现了这些传奇的插画。但还没有提起剑仙的一道白光，总算还是切实的。

　　但愿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女士”们都得在绣房里关起来；我不过说，雄兵解甲而密斯②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而已。

　　还有事实可以证明。一，谁也没有看见过日本的“惩膺中国军”的看护队的照片；二，日本军里是没有女将的。然而确已动手了。这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②密斯英语Miss的音译，意思是小姐。

26、宣传与做戏

　　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②，而是“对外说谎”的意思。

　　这宗话，影子是有一点的。譬如罢，教育经费用光了，却还要开几个学堂，装装门面；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然而总得请几位博士，使他对西洋人去讲中国的精神文明；至今还是随便拷问，随便杀头，一面却总支撑维持着几个洋式的“模范监狱”，给外国人看看。还有，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

　　不过，这些究竟还有一点影子；究竟还有几个学堂，几个博士，几个模范监狱，几个通电，几套军装。所以说是“说谎”，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之所谓“做戏”。

　　但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③，梅兰芳做《黛玉葬花》④，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

　　不幸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例如杨缦华女士用自己的天足，踢破小国比利时女人的“中国女人缠足说”，为面子起见，用权术来解围，这还可以说是很该原谅的。但我以为应该这样就拉倒。现在回到寓里，做成文章，这就是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而且又将那文章送到中国的《申报》上来发表，则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穿了高跟皮鞋了呢？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相像的还多得很，但恐怕不久天也就要亮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冬华。

　　②“Propaganda”英语：宣传。③杨小楼（1877～1937）安徽石台人，京剧演员。《单刀赴会》，京剧剧目，内容是三国时蜀将关羽（云长）到吴国赴宴的故事。④梅兰芳（1894～1961）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黛玉葬花》，梅兰芳根据《红楼梦》中的情节编演的京剧。

27、知难行难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②，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③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④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

　　“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因为这“皇上”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终于无聊，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现在可要阔了，听说想到东三省再去做皇帝呢。⑤而在上海，又以“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⑥”闻：“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十月十四日《申报》。）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⑦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⑧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新月派”的罗隆基⑨博士曰：“根本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项人才代表各种政见的政府，……政治的意见，是可以牺牲的，是应该牺牲的。”（《沈阳事件》。）

　　代表各种政见的人才，组成政府，又牺牲掉政治的意见，这种“政府”实在是神妙极了。但“知难行易”竟“垂询”于“知难，行亦不易”，倒也是一个先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佩韦。

　　②“偃武修文”语见《尚书·武成》。

　　③“治国平天下”语出《礼记·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清帝溥仪（宣统）于二月二十日被迫宣告退位；但按当时订立的优待皇室条件，仍留居故宫。关于胡适见溥仪的事，见《努力周报》第十二期（一九二二年七月）所载胡适的《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⑤溥仪于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北京后，即被赶出清宫，搬进天津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作傀儡，于十一月间把他从天津送往东北；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时，他充当“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康德皇帝”。

　　⑥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一年与胡适同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一九二六年受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总办，后又投靠蒋介石。

　　⑦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等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他因安徽大学学潮被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被蒋以“治学不严”为借口，当场拘押，同年十二月获释。

　　⑧“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倡的一种学说，见于他一九一八年所写的《孙文学说》之中。这一学说认为“行先知后”，“不知亦能行”，批判了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畏难退缩思想；但也夸大了所谓“先知先觉”者的个人作用。后来蒋介石等人利用这一学说，作为他们反革命反人民的哲学论据。《新月》第二卷第四号（一九二九年六月）转载了胡适所作的题为《知难，行亦不易》一文，批评“知难行易”学说，提出所谓“专家政治”的主张，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声言“此说（按指‘知难行易’）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

　　⑨罗隆基（1897～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新月派重要成员。曾留学美国。他写的《沈阳事件》，是评论九一八事变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九月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28几条“顺”的翻译

　　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②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③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这一条格言虽然有些希奇古怪，但对于读者是有效力的。

　　因为“信而不顺”的译文，一看便觉得费力，要借书来休养精神的读者，自然就会佩服赵景深教授的格言。至于“顺而不信”的译文，却是倘不对照原文，就连那“不信”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然而用原文来对照的读者，中国有几个呢。这时候，必须读者比译者知道得更多一点，才可以看出其中的错误，明白那“不信”的所在。否则，就只好胡里胡涂的装进脑子里去了。

　　我对于科学是知道得很少的，也没有什么外国书，只好看看译本，但近来往往遇见疑难的地方。随便举几个例子罢。《万有文库》④里的周太玄先生的《生物学浅说》里，有这样的一句——

　　“最近如尼尔及厄尔两氏之对于麦……”

　　据我所知道，在瑞典有一个生物学名家NilssonEhle是考验小麦的遗传的，但他是一个人而兼两姓，应该译作“尼尔生厄尔”才对。现在称为“两氏”，又加了“及”，顺是顺的，却很使我疑心是别的两位了。不过这是小问题，虽然，要讲生物学，连这些小节也不应该忽略，但我们姑且模模胡胡罢。

　　今年的三月号《小说月报》上冯厚生先生译的《老人》里，又有这样的一句——

　　“他由伤寒病变为流行性的感冒（Influenza）的重病……”

　　这也是很“顺”的，但据我所知道，流行性感冒并不比伤寒重，而且一个是呼吸系病，一个是消化系病，无论你怎样“变”，也“变”不过去的。须是“伤风”或“中寒”，这才变得过去。但小说不比《生物学浅说》，我们也姑且模模胡胡罢。这回另外来看一个奇特的实验。

　　这一种实验，是出在何定杰及张志耀两位合译的美国Conklin所作的《遗传与环境》里面的。那译文是——“……他们先取出兔眼睛内髓质之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眼中生成一种‘代晶质’，足以透视这种外来的蛋白质精以后，再取出家禽之血清，而注射于受孕之雌兔。雌兔经此番注射，每不能堪，多遭死亡，但是他们的眼睛或晶体并不见有若何之伤害，并且他们卵巢内所蓄之卵，亦不见有什么特别之伤害，因为就他们以后所生的小兔看来，并没有生而具残缺不全之眼者。”

　　这一段文章，也好像是颇“顺”，可以懂得的。但仔细一想，却不免不懂起来了。一，“髓质之晶体”是什么？因为水晶体是没有髓质皮质之分的。二，“代晶质”又是什么？三，“透视外来的蛋白质”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没有原文能对，实在苦恼得很，想来想去，才以为恐怕是应该改译为这样的——“他们先取兔眼内的制成浆状（以便注射）的水晶体，注射于家禽，等到家禽感应了这外来的蛋白质（即浆状的水晶体）而生‘抗晶质’（即抵抗这浆状水晶体的物质）。然后再取其血清，而注射于怀孕之雌兔。……”

　　以上不过随手引来的几个例，此外情随事迁，忘却了的还不少，有许多为我所不知道的，那自然就都溜过去，或者照样错误地装在我的脑里了。但即此几个例子，我们就已经可以决定，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②赵景深四川宜宾人，当时复旦大学教授，北新书局编辑。他在《读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一年三月）《论翻译》一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③杨晋豪上海奉贤人，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他在《社会与教育》第二卷第二十二期（一九三一年九月）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问题的，而第一要件是要‘达’！”

　　④《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的大型丛书，收入中外著作两千余种，共四千册。

29、风马牛

　　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②来介绍给我们。这自然是很可感谢的。那些消息，是译来的呢，还是介绍者自去打听来，研究来的？我们无从捉摸。即使是译来的罢，但大抵没有说明出处，我们也无从考查。自然，在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赵先生，这是都不必注意的，如果有些“不信”，倒正是贯彻了宗旨。然而，疑难之处，我却还是遇到的。

　　在二月号的《小说月报》里，赵先生将“新群众作家近讯”告诉我们，其一道：“格罗泼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Oop》③脱稿。”这是极“顺”的，但待到看见了这本图画，却不尽是马戏。借得英文字典来，将书名下面注着的两行英文“LifeandLoveAmongtheAcrobatsToldEntirelyinPictures”④查了一通，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这么一说，自然，有些“不顺”了。但内容既然是这样的，另外也没有法子想。必须是“马戏子”，这才会有“Love”。⑤《小说月报》到了十一月号，赵先生又告诉了我们“塞意斯完成四部曲⑥”，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Zentaur）也已于今年出版”了。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⑦，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⑧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马同是哺乳动物，为了要“顺”，固然混用一回也不关紧要，但究竟马是奇蹄类，牛是偶蹄类，有些不同，还是分别了好，不必“出到最后的一册”的时候，偏来“牛”一下子的。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⑨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但白种人是一切“奶”都叫“Milk”的，我们看惯了罐头牛奶上的文字，有时就不免于误译，是的，这也是无足怪的事。

　　但以对于翻译大有主张的名人，而遇马发昏，爱牛成性，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却也可当作一点谈助。——不过当作别人的一点谈助，并且借此知道一点希腊神话而已，于赵先生的“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格言，却还是毫无损害的。这叫作“乱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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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北斗》第一卷第四期，署名长庚。

　　风马牛，语出《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意思是齐楚两国相距很远，即使马牛走失，也不会跑到对方境内。后来用以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②“国外文坛消息”《小说月报》自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二十二卷第一期起设立的专栏。赵景深是主要撰稿人。

　　③格罗泼（W．Gropper，1897—1977）犹太血统的美国画家，“AlayOop”是吆喝的声音，格罗泼以此作为画册的名字。

　　④英语：“马戏演员的生活和恋爱的图画故事”。

　　⑤“Love”英语：爱情。

　　⑥塞意斯（F．Thiess）应译提斯，德国作家。赵景深介绍他的四部曲为：《离开了乐园》、《世界之门》、《健身》和《半人半牛怪》。按这四部书总称为“青年四部曲”，其中《健身》应译为《魔鬼》，《半人半牛怪》应译为《半人半马怪》。这些书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陆续出版。

　　⑦茄门话即德语。茄门，German的音译，通译日耳曼。Der是德语阳性名词的冠词。

　　⑧同济学校一九○七年德国人在上海设立同济德文医学校，一九一七年由中国政府接办，改为同济德文医工大学，一九二七年改为同济大学。

　　⑨“牛奶路”这是赵景深在一九二二年翻译契诃夫的小说《樊凯》，（通译《万卡》）时，对英语MilkyWay（银河）的误译。

30、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这“顺”的翻译出现的时候，是很久远了；而且是大文学家和大翻译理论家，谁都不屑注意的。但因为偶然在我所搜集的“顺译模范文大成”稿本里，翻到了这一条，所以就再来一下子。

　　却说这一条，是出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三日的《时报》②里的，在头号字的《针穿两手……》这一个题目之下，做着这样的文章：

　　“被共党捉去以钱赎出由长沙逃出之中国商人，与从者二名，于昨日避难到汉，彼等主仆，均鲜血淋漓，语其友人曰，长沙有为共党作侦探者，故多数之资产阶级，于廿九日晨被捕，予等系于廿八夜捕去者，即以针穿手，以秤秤之，言时出其两手，解布以示其所穿之穴，尚鲜血淋漓。……（汉口二日电通电）”

　　这自然是“顺”的，虽然略一留心，即容或会有多少可疑之点。譬如罢，其一，主人是资产阶级，当然要“鲜血淋漓”的了，二仆大概总是穷人，为什么也要一同“鲜血淋漓”的呢？其二，“以针穿手，以秤秤之”干什么，莫非要照斤两来定罪名么？但是，虽然如此，文章也还是“顺”的，因为在社会上，本来说得共党的行为是古里古怪；况且只要看过《玉历钞传》，就都知道十殿阎王的某一殿里，有用天秤来秤犯人的办法，③所以“以秤秤之”，也还是毫不足奇。只有秤的时候，不用称钩而用“针”，却似乎有些特别罢了。幸而，我在同日的一种日本文报纸《上海日报》④上，也偶然见到了电通社⑤的同一的电报，这才明白《时报》是因为译者不拘拘于“硬译”，而又要“顺”，所以有些不“信”了。

　　倘若译得“信而不顺”一点，大略是应该这样的：“……彼等主仆，将为恐怖和鲜血所渲染之经验谈，语该地之中国人曰，共产军中，有熟悉长沙之情形者，……予等系于廿八日之半夜被捕，拉去之时，则在腕上刺孔，穿以铁丝，数人或数十人为一串。言时即以包着沁血之布片之手示之……”

　　这才分明知道，“鲜血淋漓”的并非“彼等主仆”，乃是他们的“经验谈”，两位仆人，手上实在并没有一个洞。穿手的东西，日本文虽然写作“针金”，但译起来须是“铁丝”，不是“针”，针是做衣服的。至于“以秤秤之”，却连影子也没有。

　　我们的“友邦”好友，顶喜欢宣传中国的古怪事情，尤其是“共党”的；四年以前，将“裸体游行”⑥说得像煞有介事，于是中国人也跟着叫了好几个月。其实是，警察用铁丝穿了殖民地的革命党的手，一串一串的牵去，是所谓“文明”国民的行为，中国人还没有知道这方法，铁丝也不是农业社会的产品。从唐到宋，因为迷信，对于“妖人”虽然曾有用铁索穿了锁骨，以防变化的法子，但久已不用，知道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文明国人将自己们所用的文明方法，硬栽到中国来，不料中国人却还没有这样文明，连上海的翻译家也不懂，偏不用铁丝来穿，就只照阎罗殿上的办法，“秤”了一下完事。

　　造谣的和帮助造谣的，一下子都显出本相来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长庚。

　　②《时报》获葆贤创办的报纸，一九○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九年九月停刊。

　　③《玉历钞传》全称《玉历至宝钞传》，题称宋代“淡痴道人梦中得授，弟子勿迷道人钞录传世”，是一部宣扬因果报应迷信思想的书，共八章。其中第二章《〈玉历〉之图像》中有用天秤称犯人的图像。

　　④《上海日报》日本人办的日文报纸，一九○四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原名《上海新报》，周刊，一九○五年三月改为日报。

　　⑤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立分社。

　　⑥“裸体游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顺天时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办的报纸）登载一则题为《打破羞耻——武汉街市妇人之裸体游行》的新闻，造谣诬蔑当时尚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当时中国一些反动报纸曾加以转载。

31、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诃德》②，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谥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的。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然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学子，不是总说女人先来引诱他，诸教同源，保存庙产，宣统在革命之后，还许他许多年在宫里做皇帝吗？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③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诃德”相像的。但此后便看不见一点后文，不知道是也做出了许多奇迹，还是不久就又回到家里去了？以“中庸”的老例推测起来，大约以回了家为合式。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④”。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⑤，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

　　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⑥，有“哭秦庭”⑦，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⑧，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⑨，现在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⑩，棱的《战争》⑾，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青年团”，所以他们都实在打了仗。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不堂。

　　②西万提斯（M．deCervantes，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作家。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共两部，第一部发表于一六○五年；第二部发表于一六一五年。③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旧小说中常把它描写成剑侠修炼的地方。

　　④“青年援马团”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日军在很短时间内几乎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全部领土。十一月间日军进攻龙江等地时，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进行过抵抗，曾得到各阶层爱国人民的支持。当时上海的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要求参加东北的抗日军队，对日作战，但由于缺少坚决的斗争精神和切实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这个团体不久就涣散了。

　　⑤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它袒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九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⑥“舆榇”在车子上载着空棺材，表示敢死的决心。“截指”，把手指砍下，也是表示坚决的意思。据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申报》报导，“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书写血书。

　　⑦“哭秦庭”春秋时楚国臣子申包胥的故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当伍子胥率领昊国军队攻破楚国都城的时候，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

　　⑧孙陵孙中山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

　　⑨“不用古典”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一七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其中第六事为“不用典”。

　　⑩雷马克（E．M．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西线无战事》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

　　⑾棱通译雷恩（L．Renn），德国小说家。《战争》是他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一九二二年出版。

32、《野草》英文译本序

　　冯Y．S．②先生由他的友人给我看《野草》的英文译本，并且要我说几句话。可惜我不懂英文，只能自己说几句。但我希望，译者将不嫌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半的。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京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③；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④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为译本而作的序言，也应该在这里结束了。十一月五日。

　　《野草》英译本的译稿由译者交商务印书馆，后毁于“一二八”战火，未出版。这篇序文在编入本书之前也没有发表过。

　　②冯Y．S．即《野草》英文本的译者冯余声，广东人，当时是“左联”成员。

　　③避居别处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作者因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传闻被列入段祺瑞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中。他在友人的敦促下，从三月下旬起，先后到山本医院、德国医院和法国医院等处避居，直到五月初回寓。

　　④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指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冯玉祥（原属直系）的国民军与奉系张作霖、李景林的军队在京、津间的战争。

33、“智识劳动者”万岁

　　“劳动者”这句话成了“罪人”的代名词，已经足足四年了。压迫罢，谁也不响；杀戮罢，谁也不响；文学上一提起这句话，就有许多“文人学士”和“正人君子”来笑骂，接着又有许多他们的徒子徒孙来笑骂。劳动者呀劳动者，真要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料竟又有人记得你起来。

　　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们还嫌党国屠杀得不赶快，竟来亲自动手了，炸的炸，轰的轰。称“人民”为“反动分子”，是党国的拿手戏，而不料帝国主义老爷也有这妙法，竟称不抵抗的顺从的党国官军为“贼匪”，大加以“膺惩”！冤乎枉哉，这真有些“顺”“逆”不分，玉石俱焚之慨了！

　　于是又记得了劳动者。

　　于是久不听到了的“亲爱的劳动者呀！”的亲热喊声，也在文章上看见了；久不看见了的“智识劳动者”的奇妙官衔，也在报章上发见了，还因为“感于有联络的必要”，组织了“协会”，②举了干事樊仲云③，汪馥泉④呀这许多新任“智识劳动者”先生们。

　　有什么“智识”？有什么“劳动”？“联络”了干什么？“必要”在那里？这些这些，暂且不谈罢，没有“智识”的体力劳动者，也管不着的。

　　“亲爱的劳动者”呀！你们再替这些高贵的“智识劳动者”起来干一回罢！给他们仍旧可以坐在房里“劳动”他们那高贵的“智识”。即使失败，失败的也不过是“体力”，“智识”还在着的！

　　“智识”劳动者万岁！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署名佩韦。

　　②“协会”即“智识劳动者协会”，当时投机文人樊仲云等发起组织的一个团体。成员较复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于上海。

　　③樊仲云浙江嵊县人，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

　　④汪馥泉（1899～1959）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曾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江苏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

34、“友邦惊诧”论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②，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③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④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横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即使所举的罪状是真的罢，但这些事情，是无论那一个“友邦”也都有的，他们的维持他们的“秩序”的监狱，就撕掉了他们的“文明”的面具。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登载南京专电云：“考试院部员张以宽，盛传前日为学生架去重伤。兹据张自述，当时因车夫误会，为群众引至中大⑤，旋出校回寓，并无受伤之事。至行政院某秘书被拉到中大，亦当时出来，更无失踪之事。”而“教育消息”栏内，又记本埠一小部分学校赴京请愿学生死伤的确数，则云：“中公死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氏⑥死一人，伤五人……”可见学生并未如国府通电所说，将“社会秩序，破坏无余”，而国府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十字街头》第二期，署名明瑟。

　　②学生的请愿指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到南京请愿的事件。对于这次学生爱国行动，国民党政府于十二月五日通令全国，禁止请愿；十七日当各地学生联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又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当场打死二十余人，打伤百余人；十八日还电令各地军政当局紧急处置请愿事件。

　　③哀求国联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多次向国联申诉，十一月二十二日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又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军队退入关内为条件请求日军停止进攻；十二月十五日在日军继续进攻锦州时再度向国联申诉，请求它出面干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

　　④冯庸大学奉系军阀冯庸所创办的一所大学，一九二七年在沈阳成立，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停办。

　　⑤中大，南京中央大学。

　　⑥中公，中国公学；复旦，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东亚，东亚体育专科学校；上中，上海中学；文生氏，文生氏高等英文学校。这些都是当时上海的私立学校。

35、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意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中学生》新年号。《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参看本卷第277页注②。

36、答北斗杂志社问

　　——创作要怎样才会好？

　　编辑先生：

　　来信的问题，是要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上海教授们做的，他们满肚子是“小说法程”和“小说作法”。②我虽然做过二十来篇短篇小说，但一向没有“宿见”，正如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会写“中国语法入门”一样。不过高情难却，所以只得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一点在下面——

　　一，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三，模特儿③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四，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④，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六，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七，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现在所能说的，如此而已。此复，即请编安！

　　十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北斗》第二卷第一期。

　　《北斗》，文艺月刊，“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丁玲主编。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二年七月出至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后停刊，共出八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该刊以“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为题向许多作家征询意见。本文是作者所作的答复。

　　②关于小说创作法方面的书，当时出版很多，如美国人哈米顿著、华林一译的《小说法程》，孙俍工编的《小说作法讲义》等。

　　③模特儿英语Model的音译。原意是“模型”，这里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原型。

　　④Sketch英语：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