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注：发现之前的没搬完，so能把之前的删了】

坦率地讲，关于朴树的采访，我是有野心和预谋的。实在是看腻了那些不痛不痒的一问一答，我要的是一次有血有肉的对话。在那个漫长的下午，我们抽完了所有的烟，最后竟莫名伤感起来，他说该走了，说完了这些觉得舒服多了。我才发现自己像个心理医生，忠于职守，但却的确残忍。

            Part1:3:18pm1/28/2000

上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罗大佑，说不出来，说觉得特别吸引人；初三的时候听崔健，感觉里面的力量挺大的。上了高中之后，开始听国外的。我其实一开始爱听极端的东西。我们那一代人（1973年出生，编者注）好象都是这个路数，先听重金属，再听西雅图，再听英国，而我中间缺了很大的一块。我在刚开始听英国的东西的时候，我认识了高晓松，高晓松当时对我有很多影响，他认为音乐都是表象，它只是一个载体而已，它里面传达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无论高晓松的思想停留在什么阶段，但在当时给我的影响特别深，我就觉得一切音乐都是外衣，结果那一年多什么都没听。后来遇到刘恩他们的时候，感觉自己已经晕了。后来觉得高晓松的那种思路不对，还应该听音乐。也说不清楚，就这么下来了。

写歌是从高中时候开始。那会儿我根本没东西要表达，写的歌都是两大类：一类是特风花雪月的那种，假浪漫，另一类就是假愤世嫉俗，其实我没有要表达的冲动。后来从大学退学以后，才慢慢明白我要这么干，我要那么干。

刚退学的时候，我是一个特不现实的人，对未来的生活没什么想法，不知道怎么去谋生，不知道怎么去工作，我根本就没有挣钱养活自己这个概念，可能因为我生活在北京，没地儿住还能住家里，压力不是很大。那会我特有激情，真的是特别有激情，什么都挡不住我。那会儿我在燕山有一哥们儿，他那儿有QY10，我就住在他们家，把鼓、贝司、键盘缩在一盘磁带上，然后带回家，通过卡拉OK模式再加一轨吉他进去。当时特别有乐趣，就这么过了半年，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思维到了一个地方不敢再延续下去了，我不敢一个人待着，如果晚上我一个人待着我会觉得特害怕，就整天玩，大概玩了有两年吧，每年都去DISCO里混，什么事也没干。

后来我没钱了，就四处打听哪儿能赚钱，我的朋友让我写水歌，给我一堆公司电话，我就写水歌去了，卖了一首。后来我一个朋友给了我高晓松的电话。当时我挺瞧不起这帮人的，觉得这帮人挺招人讨厌的，他们也确实没做出什么好东西来，我真 的不喜欢。后来我和高晓松见了面之后，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年轻人，特奔放。我觉得高晓松的人和他的音乐不是一体的。后来就认识了。

当时他跟我谈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确实挺吸引我的。后来他说他一哥们儿从美国回来想开一间公司，你来吧，我说：“行。”当时想法特简单，签完约合约书都找不着了。

98年的时候，“麦田”要同时做三个专辑，宣传都已经做了，叫“红蓝白”。当时那两张专辑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起码歌都写完了。而我这张专辑只写出了两首歌。4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催我录音，我就一直拖着，我确实没那么多歌。到了9月，上海那边的出版社都急了，当时我只有三首歌，没办法只能去录音了。我一边录音一边写歌，录了有七八首歌，录得一踢糊涂，真得是一塌糊涂。我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而且我觉得当时的制作人高晓松也没有驾驭音乐的能力，他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我特别难受，跟公司说这东西绝对不能发表。当时公司经济问题特别大，录音都录不下去了，不能重录，只能改。到99年1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完全绝望了，不想再干这个了，当时我对宋柯（“麦田音乐”老板，编者注）在电话里大吵，我觉得我确实能在一个机会按照我的想法做一个东西。

后来我认识了亚东，亚东特别鼓励我。我那会儿挺腼腆的，平时也不跟亚东说什么。记得有一天我特冲动，跑到亚东家说我想让你给我当制作人，但是宋柯他没有那么多钱，而且也可能不同意。后来亚东说那你把宋柯找来我跟他谈吧。我跟宋柯一说，宋柯说不可能，亚东开价太高了，而且满脑子电子，怎么可能让亚东做你的制作人。后来他们还是谈了，结果宋柯当场就说，行，就这么着了。我特别感谢宋柯。我记得在回来的路上，宋柯对我说，小朴，哥们儿为你能做都做了，你以后一定得为哥们儿负责任。这话我一直记着，好多次我扛不住的时候，我就想我要为宋柯负责任。他确实为我花了不少钱。

录音的时候特别高兴，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去亚东家，有想法就编，就想法就弹琴玩，干到夜里就一起看球，当时正好世界杯。我们想编完十首歌再进棚，可编完五首歌的时候，亚东告诉我说已经可以进棚了，因为王菲在儿艺订了一个月的棚，但她录了一个星期就没歌词了，咱们可以花特少的钱进那个棚。当时我特紧张，因为第一次录音已经把我的自信心都弄没了，好在录音师Benji特别好，他说可以免费为我录前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英国老头儿特友善，而且特负责任，他根本不是为了钱而去做事，他要从他做的事里得到快乐，我觉得这是和中国的录音师本质上的区别。他总是希望录音的乐手和歌手的状态是最好的，哪怕他自己做怪样，也要让歌手进入那个状态。当时真是特快乐。录音的时候我就跟宋柯说，版税我一分都不要了，这么录音太快乐了。

录了五首歌之后，我开始和亚东有一些矛盾，亚东觉得我的歌词跟音乐是分裂的，他做我的音乐的时候没看我的歌词，他说当时觉得那是特别美好的情绪，但看了歌词之后，他觉得很多地方他受不了。然后矛盾特别大。后来有一天录音的时候亚东没来，快完工的时候，亚东来了，心情特不好，他跟我说录音已经没法再进行下去了，我已经没有工作状态了，当时我特难受。后来又是宋柯跟我说，小朴你放心吧，我尽我一切能力去说服他。过了几天亚东给我打电话就咱们还是录吧，但是后来录的那几首歌就比较草率了，挺遗憾的（那几首歌是《New Boy》《在希望的田野上》《别，千万别》《白桦林》和《活着》，编者注）。我还是觉得我挺幸运的，宋柯和亚东都尽力帮助我了，真得挺幸运的！

          Part2:3:33pm1/28/2000

其实那天你给张璐（朴树的经纪人，编者注）打电话说要来采访我，张璐本来是想推掉的，因为前一段我跟公司也急了，觉得现在事太多了，张璐就帮我挡了好多好多事，但是我挺爱看你们杂志的，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脑子也在出问题，这几天我一直在家琢磨我自己……我说不出来……我脑子一团糟……一团糟……我操。

我一直觉得我是个保守的人，我身上没在现代精神，我觉得我生活在八十年代，甚至生活在一个我没经历过的年代，但我可贵的，也可以说是令我痛苦的一面是我会否定和怀疑自己，新的东西来的时候我不会抗拒它。大概几个月前，我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极致。事实上，我不信任这个时代，我不信任未来带给我的任何东西，我特别坚信二十世纪的友爱和怜悯。就在上个月，我看发一篇写甘地的文章，把我感动坏了。他是个禁欲的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美妙的；他是强大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屈服和波动，他太让我震撼了！我觉得我是平和的，我在那里面生活是快乐的。

记得有一次和亚东聊天，聊起中国音乐时亚东说他讨厌中国音乐，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所有的乐器都在一个声部，它不像西方音乐那样有特别复杂的和声表现人的那种矛盾。那会儿我就想，实际上我内心是在矛盾的，只不过我在掩饰，一种高级掩饰，甚至我都认为没在矛盾了，我就开始特别怀疑自己。后来又有一次和亚东聊了四个小时，人就完全崩溃了……我都不知道从哪讲起……我认为……我特仰慕甘地的那种道德，我觉得我的生活中应该有爱和怜悯，有那种道德，但这种东西是不是通向自由的那种障碍？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心理暗示，是不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忽然让我想起两年前看的那部《天生杀人狂》，没有道德只通向他自己。亚东讲他去英国看见河边上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全是年轻人在一起吸毒，就是不管别人，只有我自己，没有一切社会的责任，没有一切道德。

我对爱都很怀疑。我对爱情是特别忠诚的，我觉得我挺有道德的，但是我是不是在骗我自己……就不出来了，晕了。

          Part3:4:11pm1/28/2000

我觉得你们这杂志有点过分渲染了某些东西。我觉得我是个正常的普通人，我所表达的情感只是我的生活，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处于那种状态，我那会儿做得比他们还要极端，当时我觉得那就是我的生活。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东西，我情愿被这些美 好的东西打动。

在我看来，有一些地下的音乐是成熟的，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高贵，可我无法进入那个世界。但还有一些我看就是**，在情感上和技术上都是做作的。我觉得中国还没有达到那种阶段，年轻人还在为吃饭发愁。

我记得去年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新音乐演出，张楚、超载、麦田守望者、小窦他们也去了，我早到了一天去做电台节目，接听众热线。一个听众打来电话说朴树，你明天会唱《白桦林》吗？我说我肯定不会唱，因为这个演出冠名是一个新音乐演出，我要唱那个肯定会被骂下去。他说那你觉得你摇滚吗？我说我不摇滚呀。那哥们儿一下就急了,那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这次演出？你在这次演出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当时笑了，我就只扮演我自己，我觉得我是光明正大的，摇滚乐不是至高无尚的，负责任的东西，对得起自己的东西才是好东西，我觉得我对着台下的观众是问心无愧的，我的想法和做法是干净的。

           Part4:4:28pm1/28/2000

我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抗拒宣传，亚东就曾预言我会在宣传的路上被疯掉，后来果然有几次我接受不了，整个人失去了理智了。

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不能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对着话筒跟大家说一样的话，我受不了在那么多人面前演出。

我觉得我的心理不是太健康，我不能面对太多人。这之间我跟公司，跟张璐，跟宋柯都急过，宋柯一直在给我做工作，我想我应该对他负责任。后来我也慢慢想通一点。我也应该对自己负责任。因为在中国这样糟糕的市场里，我只能生存下去，我只能去选择做一堆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给我自己提供保障；然后我必须花更多的精力让我的心安静下来，这点是特别困难的。

我觉得亚东现在比以前进步多了，他这半年接的东西太多了，该有他名字的地方和不该有他名字的地方都有他，但他在这么多嘈杂的事之间，回到家面对琴的时候，依然能安静下来，他做了好多好多东西。其实这个时代已不允许人们有那么多时间和空间，每个人都有特别多的压力。

每一个人都跟我讲你必须学会面对压力，我觉得自己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本领。这一个月我每天都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之间我崩溃了三次。记得有一次我和张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里指着鼻子互相大骂，骂完我就哭了，我说我不爱过这种生活，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真的，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带给人快乐。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理想就是一定要把学退了，然后留长发在台上甩，但我越大越觉得有什么用呢，这个得不到任何快乐。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作文，写你的梦想。我当时写的我的梦想就是我能有一间小屋子，平房也行，最好是三环立交桥边上，有一个能看见外面的小窗户，然后我能自己谋生，我能养活女朋友，我能买乐器，来了朋友我能请他们吃饭。我现在还是想要这些，我想要中产阶级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不用被生活所迫去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当我觉得我对这座城市厌倦透顶的时候，我明天买了机票就能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现在得到了这种生活，我没有想要更多，我甚至连车都没想过。记得我从海南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忘了这城市里所有的东西，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么冷，风这么大，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接受不了。我认为我处在那种不健康的状态。

去年6月份我在南宁，坐车走高速路去北海，在车上我听一张U2的精选，音量开得特别大。我以前一直觉得那种音乐摧 毁意识强一些，但是那天我感觉到了他们表达是自由和爱，真的是爱。中国人没几个人能感受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受到的教育以及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那些压制；进入社会之后又被价值观压迫，真的感受不到爱。听音乐时我看到热带云、棕榈树、热带的草、热带的山、老人带着斗笠牵着牛，当时我一边听一边哭，我真的是觉得在这之前我没有懂得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

前几天有一个《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我，我说你们西方的孩子从小就觉得世界是这样，觉得天空这么美，你们的教育和你们的生活没有给你们那么多包袱，我们中国的孩子不一样，我们中国的孩子真的是太可怜了。我只是希望游离在生活外面，我不想被生活压迫。

生活是很艰难的，每个人面临的事情都特艰难，而且你必须要面对很多特丑特脏的人，我的承受力特别小，我……经常就……就是想死，但是还有另一些东西在支撑我，我总觉得我是在为那些东西活着，我必须活下来。记得亚东有一天跟我说，朴树，咱死去吧，我说不行，我得等我爸我妈去世后我再死，因为在我父母去世之前我的生命有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在他们去世之后，生命是属于我……我操，这是说什么呢……我坚信这个世界有美好的东西，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能感觉到他们，我觉得特别快乐，真的特别快乐。

         Part5:4:56pm1/28/2000

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来自公司方面的。我不习惯一个感觉就是别人在等你交作业，我特别受不了，华纳和麦田其实都没有给我时间限制，比如说你几月几月必须录音什么的，但是他们会经常在我耳边唠叨，如果你今年9月份不录音的话，以后的环境可能就没有这么顺利，经常有这样的话语，这是让我挺难受的事情。而且每次我参加什么活动，人特别多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特别紧张，我不能见到太多人。

记得签约仪式那天就特别扭，我刚一进门，好几个摄像机镜头一下推过来，当时人一下就傻了，我受不了这种生活。宋柯他特了解我，每次看到我有低潮的时候都会主动来劝我，他说今天是你的日子，你得高兴点，别老拉着脸，但是当我意识到这个屋子里的人都会看我的时候，我会觉得特难受。下完台，又拉我去采访，采访完了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

这几天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在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我看到的是大家削尖了脑袋往里钻，那一张一张脸，我操。是他们找的我，安排的是99新歌联唱，让我在中间唱《白桦林》，唱一分半钟。当时我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后来公司就一直试着说服我，参加这个是有好处的，有利于他们推广我，我做了这个可以免去做其它特别滥的事，可能只用这么一次，明年属于我的时间就会更多。然后我就相信他们了。其实我一直挺相信我们公司（指“麦田音乐”，编者注），他们虽然在一些地方有失误，但的确不是那种功利的公司，他们确实没想用我赚很多钱，只是希望我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我也不明白参加这个会给我带来什么东西，我从未也没想让全中国大街小巷的人都认识我，我需要这个吗，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这自己觉得有点可笑，就我这样的，我会给大家提供大家需要的节日气氛吗？我挺怀疑，我只是希望春节一过，时间都是我的。

        Part6:5:05pm1/28/2000

上小学的时候我是巨健康无比，我当了五年的班长和中队长。到初中人一下就变了，中学没考好，初一上半年还是班长，下半学期班长也给撤了，整天跟小流氓在一起打架什么的；又过了半年，就觉得不愿意跟他们玩，就开始弹琴了。那会儿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听音乐虽然不好，但起码也比出去打架好。

后来一下就不愿意跟外界交流了。上高中的时候，失眠，特厉害，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整星期整星期地不说话。我们家人担心我出问题，带我去医院做心理测试，测试结果是差三分变态。我还记得里面 的问题：如果你死了，你认为你身边的人会怎样，第一是难过，第二是无动于衷，第三是高兴，我毫不犹豫地选第三，一下三分就没了。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家里人急坏了，请各种心理医生咨询，还让气功大师给我发功。后来吃药，我们家人一直没告诉我那药叫什么，先开始吃一片，吃了几个月后吃半片，然后吃四分之一片。我上大学之后，回家的时候翻东西时找到了那种药，才知道是治抑郁症和躁狂症的，我还看见我爸床底下藏的一本书，也是讲怎么治这种病的。

那一段我真得太让他们担心了。我现在好多了，以前我会经常有自杀的倾向，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情绪出现得越来越不频繁了。

说不出来为什么，真得是烦得一蹋糊涂，恐惧，觉得活着特吃力，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后来我明白了，我在写《召唤》的时候，我只认为那种美好的东西过去有，或者说只存在于我幻想中的过去，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我觉得我有能力在我周围发现那些美好的东西。

记得我上一次有那种倾向是在去年9月底，拍高晓松那电影，最后一场戏杀青的时候，我走到演员休息车上发呆，就觉得累了，真是累了，还能怎么样呢？那么多年了，我一直希望能有一张按照我的想法做的自己的专辑，我有了，而且还那么多人喜欢，可那又能怎样呢？我一直希望我能找到一个女孩子，我特爱她，她也特爱我，现在我有了这样的爱情，可那又能怎么样呢？就是不知道还能怎么样，明天只是另一天。如果你要去的下一个地方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