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首次建立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可能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大会通过新的党章，改组国民党组织，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选举有共产党员参加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重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180多次，其中主要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京汉铁路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但京汉铁路大罢工却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从“二七”血案中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同盟者，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共产党要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首先要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式，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的设想原本是实行“党外合作”，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倡议得到共产国际的赞同。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大会通过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三）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是到大革命后期的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合作成果：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省市级党部负责人；中共和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为革命军队培养造就一批军政人才；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中共领导广州沙面罢工和海陆丰农民运动，并且帮助国民党在广州创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共四大以后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长期沉寂的北方革命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从主观方面说这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应对复杂环境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这次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四）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是蒋介石在广州制造的反革命阴谋事件。1926年3月18日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接命令派中山舰到黄埔听候派遣，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又传出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的谣言。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也主张给蒋以回击。但是在广州的苏联红军布勃诺夫使团不赞成反击，认为左派力量不足以同蒋介石抗衡，陈独秀受其妥协态度的影响，看不清事件的本质和蒋介石的阴谋。在妥协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被迫撤出第一军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把这批力量派到其他军去，中共中央没有接受他们的正确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共产党，而且打击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这一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因当天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5月21日由原直系军阀部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机关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马日事变束手无策，中共湖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打击。

（五）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生前对其“三民主义”思想作出的最后一个版本的修正，是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和依靠农工的思想体现。但由于其中涉及中国国民党联合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加之孙先生逝世后两党交恶，所以两党对此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说法，并且争议保持。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窃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推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同时在政治上竭力破坏民主共和制度，于是孙中山毅然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于1914年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并先后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不断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罪行。此后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挥师北伐，不屈不挠地同封建军阀展开长达6年的斗争。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奋起抗争过程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认识到真正的革命力量在广大群众之中。他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新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新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治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

（六）新民生主义：“中国国民党之民生主义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更新解释“平均地权”，提出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大革命。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尽管它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同阶级不同，与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时新三民主义有了质的飞跃和巨大的进步：在民族主义方面旧三民主义所突出的是“反满”，矛头指向清王朝，新三民主义则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在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平均地权”的政纲。新三民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因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又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

（七）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它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大革命时期的旗帜，这是孙中山在开拓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道路上迈出崭新的一步。1922年1月香港海员为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改善待遇而举行罢工斗争，这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1921年3月6日香港海员工会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总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为海员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1921年9月海员工会向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和派代表参加签订雇工合同的3项要求，遭到拒绝。11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资本家提出要求，再次被拒绝。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本家提出，并限时24小时圆满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资本家仍旧置之不理，由此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罢工使5条太平洋航线和9条近海航线陷于瘫痪。3月初罢工人数增至10万人以上，席卷整个香港。3月4日港英当局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开枪阻拦、镇压罢工工人，当场打死4人、打伤数百人，制造震惊中外的沙田惨案。英国军警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义愤，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港英当局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要求。罢工持续56天，最终取得胜利。香港海员大罢工沉重打击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中国工人阶级为反帝反军阀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有力地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年5月彭湃开始在家乡广东海丰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1922年7月29日在彭湃的领导下六人农会成立。10月25日海丰县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50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至1922年底全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自然人近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23年1月1日海丰总农会成立大会在海丰县隆重召开，彭湃任会长，随后彭湃又帮助陆丰、惠阳两县农民建立农民协会。

（八）1923年5月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任会长。7月普宁、惠来等县也建立农会，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会长，会址设在海丰，各县设立县农会。这时农会会员总数达2.6万多户，13多万人。农会建立后领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发展农业生产，创办农民学校，免费为会员诊病，解决农民纠纷，深得农民拥护。农民协会发动同“粮业维持会”的斗争，1923年8月和1924年2月海丰农会两次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解散，农民运动进入低潮。沙面工人罢工指的是1924年位于广州沙面的一次工人罢工运动，沙面当时是英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各国驻广东领事的所在地。1924年6月沙面发生越南爱国志士范鸿泰刺杀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未遂的事件，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颁布“新警律”，以限制华人自由出入沙面，中国称之为“沙面苛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孙中山的支持下从7月15日起沙面数千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英法殖民当局限制侮辱中国人民的“苛例”。斗争坚持一个多月，迫使英法殖民当局取消“新警律”，这次罢工的胜利成为“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起点。《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商人及其家眷被允许在通商口岸永久居住，1843年英国驻广州领事与怡和等6个中国行商签订租地合约，地点在十三行地区。英国领事还同广东当局达成协议，限制中国人进出十三行地区，使十三行地区成为划界而治的外国人居留地。鉴于十三行地区位置狭小，又没有码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多次提出扩展租地的要求。1859年英法正式向广东巡抚毕承昭要求租借沙面和西濠两处地方，毕承昭以西濠居民甚多为由拒绝租借西濠，但答应租借沙面水旁官地，两广总督黄宗汉被迫答应其要求。随后英、法又强迫广东当局负责沙面河滨地基填筑工程，筑成一个直径900米、横径 300 米、面积共55英亩的鹅蛋形小岛（约22万平方米）。

（九）1861年七月二十八日又强迫清政府签订《沙面租界条约》，强租沙面，以现沙面一街为界，西面英租界占沙面面积五分之四，东面法租界占五分之一。英、法将沙面土地分为若干区段，除留作领事馆、洋衙门、教会外其余皆批租给外国人，继英、法后美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国相继在沙面设立广州领事馆。英、法在沙面租界内设“工部局”管理，控制治安、行政等权，并设有军队、警察、便衣侦探。在东西两处与市区连接的桥头设有铁闸和碉堡，限制中国人出人。租界四周停有两国军舰，以“领事裁判权”建立司法制度，沙面租界成为外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侵略的大本营。计有5国开设银行9家，洋行30多家，控制外币市场，扰乱中国金融和经济，并从事贩毒、贩工军火等罪恶勾当。自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沉的状态，广州沙面罢工之前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可言，这之前中国工人遭受三大惨剧：第一是上海祥经丝厂烧死女工100余人；第二是山东坊子煤矿淹死工人75名；第三是唐山煤矿压死工人53名。这些惨案应该激起工人的奋起，但当时工人竟无丝毫表示，这可见当时消沉到如何程度。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大会闭幕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成立工人部，各地执行部和地方党部也都设有工人部，不少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各级工部中担任要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除了直接发动和组织工人还可以利用革命统一战线形式，利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通过中国国民党工人部深人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孙中山及国民党左派也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从此工农运动在国民党管辖地区有了合法地位，广东工人运动便在新形势下蓬勃发展起来。

（十）国共合作建立以前广东虽然也有一些工会组织，但情况十分复杂。广州地区工人不到20万人，却有160个工会，其中有些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有些是黄色工会。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广东区委认识到要领导和开展广东工人运动必须建立统一的革命工会组织，为此中共广东区委派出区委有经验的工运委员冯菊坡、刘尔崧、施卜等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以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部长的工人部成立后原负责广东工运的冯菊坡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秘书，刘尔崧、施卜、梁憬然、梁九等为干事，刘尔崧还兼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部长。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发起“劳工统一运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从此广东工人运动便在新的形势下发展起来。1924年5月1日上午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代表70多个进步工团的1000多名代表聚集在河南士敏土厂大元帅府，聆听孙中山关于《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的著名演说。孙中山指出中国和中国工人阶级贫困的主要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要像英国、俄国的工人那样担负国家的大责任，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自由。5月1日下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和廖仲恺的支持下为了解决广东工人运动面临的迫切任务，广州工人代表会在西瓜园太平戏院开幕，与会代表160多人代表70多个工会的10万余工人。大会开幕之日正值国际劳动节，代表大会开幕式与庆祝会同时举行，除大会代表外还有2000多工人参加。大会由廖仲恺主持，廖仲恺报告开会后孙中山发表重要讲话，勉励工人立一个志愿，组织一个工人大团体。

（十一）他说：“工人既然有了团体，就要为提高工人的地位，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摆脱奴隶地位而奋斗。他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要作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勇敢地担负起把中国变成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和抬高国家地位的责任。”孙中山的这次演讲对工人群众起了很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当天开幕式后他们就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的工人、学生达1.5万人。他们沿途高呼“一致联合去干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压迫”、“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等口号，表达广大工人团结战斗的共同要求。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以后便在工人中积极开展活动，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工运骨干。建立工人自己的武装——工团军，以对付反动势力的镇压，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广东工人代表会半年内发展到15万人，广东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声势不断壮大，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此十分恼怒，千方百计找借口进行破坏。夏秋之际帝国主义支持买办陈廉伯组织商团军，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组织所谓“商人政府”。帝国主义一面威胁孙中山不得“压迫”商团，一面对中国人民施加压力。1924年6月广东工团军正式成立，发表宣言，揭露商团横行无忌、勾结帝国主义私运军械人口、阴谋颠覆革命政府的叛变勾当，并宣布工团军将于各种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工团军的成员是从各工会挑选的思想进步、身强力壮、自愿参加的青年人组成，工资由原单位发给或由所在工会津贴，工团军内党团员仍回原单位过组织生活。平定商团叛变后工团军及农讲所学员与农军集中到黄埔训练，教官有李之龙等，工团军受训练后各人均回原来岗位。工团军训练只办过这一期，至1925年12月工人武装（即以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形式出现了。

（十二）1924年6月19日沙面商人在当地域多利酒店欢宴安南总督梅兰，安南革命志士范鸿泰向餐室投掷炸弹，梅兰无恙，2法国人被炸死，6人受伤。英法等领事团便借口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认为广州有各国“危险人物”容留，要求“取缔”此种人。同时颁布规定出人沙面办法的“新警律”，新警律规定：从8月1日起沙面华仆出入概须携带执照，照上须粘主任照片，每晚9时后华人非携带执照，不能入境两次。凡欧美人，日本人、印度人、安南人等均可自由出入。这明显是对中国人民的无理歧视和极大侮辱，是对广东革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公开挑战，这种歧视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做法不能不激起沙面同胞和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这时国民党右派主张妥协退让，国民党左派主张用强硬态度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靠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来解决。广州政府对此进行抗议，对方根本不予考虑。7月15日在充分组织和发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领导沙面洋务工人宣布罢工，英、法租界的中国巡捕也参加罢工斗争，坚决反对“新警律”，强烈要求沙面当局取消“新警律”。接着全市各进步工会纷纷起来响应，用罢工支持沙面洋务工人的反帝斗争，一时间沙面这个往日的闹区变得十分萧条冷落。罢工工人和各银行职员均离开沙面到长堤沙巷一带住宿，此时沙面无人服务，水电两项亦无人照料，领事团大起恐慌。当时急调各外舰水兵上陆勉力维持水电工作，但因不谙机器，竟将水厂总机弄坏，一致不能发动，用水中断，外人餐食已处于无人供应状态。英人无法，便张贴紧急通告，要求广州政府疏通解释，希望各华工复业。但到16日英国领事忽然改变态度，无意接受调停，调陆战队义勇队巡守东西桥，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华工愈加愤激，罢工风潮益形扩大。工人们多次召开反对沙面“新警律”大会，并通电全国：“新警律不完全取消，誓不复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幸全国同胞，共赐援助。”

（十三）罢工初期帝国主义气焰仍然十分嚣张，沙面英领事态度顽固，拒不收回所谓“新警律”。工人代表大会号召广州各界人民团结起来，组织沙面罢工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从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给罢工以大力支援。广州各工团和军政两界人员纷纷向沙面罢工团慰问，募集捐款，援助沙面工友。北京、湖南、香港等地均通电响应，并筹款表示支援。这次罢工使沙面一切商务陷于停顿，帝国主义经济受到很大打击。英、法帝国主义者害怕罢工继续扩大，局势更加难以收拾，当罢工坚持到8月17日时帝国主义被迫屈服，不得不向罢工工人让步，沙面英法领事和洋商答应工人的要求。其解决的条件是：新警律取消，修改旧通行证，华人外人一律平等；通行证一年者附相片，临时通行证不附相片，每晚十时以前通行无证；私家雇役一律复工，补发薪水；公役一律复之补薪，惟巡捕许其自动的辞职；双方不得借故报复。8月13日广州万余工人持旗燃炮，游行各街，庆祝沙面事件交涉胜利。翌日英法领事忽又推翻原议，全体工友愤激异常，风潮较前更烈。这时英法领事见工潮转剧，工界团结极坚，只得推说是出于误会，非有意毁约，反苛例大会要求英法当局须有切实保障始行复工。在国共两党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8月19日沙面工人在经过这样反复的斗争坚持22天，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条件如前，工人、巡捕回沙面复职，工人在欢呼声中复工了。巡捕抵沙面即向工部局辞职，欢送者在桥燃竹，历1小时而返。组织者：刘尔崧，广东紫金县人，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执委、工委书记，广东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周文雍，广东开平县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委员；施卜，广东广州人，满族，中共早期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穆清，四川省合江县人，中共广东区委、省委组织部长，参与组织沙面罢工；冯菊坡，广东番禺县人，中共早期党员、青年团员及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秘书，早期工运领导人。

（十四）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英、法帝国主义的气焰，而且震动广州、香港和澳门，进一步显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沙面罢工是中国工人为中华民族争自由、争平等的政治大罢工，表现中国工人阶级“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的精神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英雄气概。沙面罢工打破京汉铁路罢工以来工人运动消沉的局面，推动和影响全国的革命运动，成为中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沙面罢工后各地罢工事件不断发生，逐渐形成高涨局面，从此整个的工人运动是由守势转到进攻的形式了。国民会议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组织和领导，旨在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实现民主与共和的反帝反军阀的民众运动。192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首先提出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孙中山支持。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1925年3月1日在国共两党联合倡导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共开八次会议，于4月15日闭幕。大会讨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包括国际问题、国内问题、财政问题以及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问题，组织四个专门委员会讨论解决办法。大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坚决否认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重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军阀的主张，争取国民会议的早日召开。4月30日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被京师警察厅查禁，国民会议运动转入低潮。20世纪20～30年代中共、孙中山、汪精卫“扩大会议派”、蒋介石分别阐释国民会议思想：中共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政治问题；孙中山就召开国民会议的意义、议题阐述其思想，认为召开国民会议是为了解决国事；汪精卫扩大会议派召开国民会议的设想仅仅停留在理论设计上，目的是控制国家大权；蒋介石召开国会会议制定约法是为了使其统治法律化，蒋、汪主张的国民会议都排斥中共。

（十五）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8月发表的《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召开的会议，主张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共同举行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后来逐步形成一个反对军阀的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积极支持并重申这一主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广大领土的“国难”严重时期曾于1931年5月5日召开过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1924年12月中共中央、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方针的通告，指出：“此次国民会议及其促成会这个运动不但是国民运动一大时机，并且是我们的党建筑社会基础之一大时机。”并提出9条注意事项：“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个名称无论如何各地必须一致；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促成会，如广东有两个促成会，湖南促成会之外又有后援会都绝对的必须合并。若因鄙视商界或国民党右派不肯忍耐和他们对于此项运动之合作便是很大的错误，至于大商人阶级所号召的什么“和平统一促成会”等组织，民众不但不应加入，且须极力加以攻击；促成会当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分，万万不可使促成会仅仅是党与团变相的团体；在促成会工作的党和团的同志合组一党团，直接受中共地委指挥等。1931年5月5日至17日国民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代表447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44人出席会议。蒋介石政开幕词，鼓吹“今日举国所要求者”，极力推崇法西斯主义，为其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消灭共产党制造舆论。会议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固定下来，会议还通过一些消灭异己力量和“剿灭”红军的决议。会议是蒋介石为了粉饰自己的独裁统治，消除西山会议派、改组派，联络阎锡山、冯玉祥1930年在北平召开的“扩大会议”影响而召开的。这次会议从法律上巩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时又加剧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间的争斗。

（十六）《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即为孙中山起草的关于建设中国的计划，又称《建国大纲》，全文共25条，1300余字，陈述孙中山的建国理念和思想。1924年1月23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同年4月12日经孙中山亲笔誊写，并对原件稍加修改后正式公布。《建国大纲》以三民主义为人民应有之“权”，以五权宪法为政府施政的“能”。《建国大纲》将建设国家的程序分为3个阶段：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建国大纲第一条至第四条宣布革命之主义及其内容，第五条以下则为实行之方法与步骤。其在第六、七两条标明军政时期之宗旨，务扫除反革命之势力，宣传革命之主义。其在第八条至第十八条标明训政时期之宗旨，务指导人民从事于革命建设之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讲《建国大纲》不仅是孙中山近代化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孙中山对其自身思想理论的概括、阐述和新发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1931年5月12日由国民会议通过，6月1日公布施行，至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实施后“自然废止”，但未有主管机关公告，计有八章八十九条。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基本胜利，国内局势底定。按照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建国大纲之规定，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国家将进入训政时期。而这一时期是否需要制定约法争议较大，胡汉民认为国父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和全部遗教，足可作为约法，因此国民政府并不需要另行单独制定约法。基于胡汉民的建议，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追认此前由国民政府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及训政纲领继续有效；以国父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因此国民党暂不制定约法，仅制定国民政府组织法和训政纲领，以补充孙中山建国大纲。国民政府组织法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颁布的一部政府组织法，具体规定南京国民政府各部门的职能。规定国民政府的组织、权限及各院的职能，是行使“治权”的组织法依据。在不到20年时间里共修订11次，其修订以国民政府主席权力为重点，适应蒋介石独裁的需要，以蒋介石个人政治上的进退为转移。

（十七）然而此时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在北平西山开会，坚持要求制定约法，并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抗衡。汪精卫之国民政府立即组织约法起草委员会，最终在太原起草一部约法草案，史称“太原约法”。鉴于国民党之分裂，在开封的蒋中正于1930年10月电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前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商讨约法问题。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国民会议”除了各地农会、工会、职业团体、自由团体等“民选”部分代表外另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若干。1931年3月国民党中常委决定由吴敬恒、于右任等11人为起草委员，5月5日所谓“国民会议”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便原案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重要文件，它的有效期一直延续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公布实施，占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22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会议通过，1931年6月1日由国民政府颁布实施，计有八章八十九条。第一章 总纲共5条，规定领土、主权、国体、国旗和国都。第二章人民权利义务共22条，规定人民有迁徙、通信、集会、结社等自由。但附以“非依法不得停止或限制之”或“依法律”才能享有或行使的条件，义务则有纳税、服兵役、工役等。第三章训政纲领共5条，规定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训政时期国民党为最高“训政者”。人民享有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实际上是对人民应该享受的政治权利的亵渎。第四章国计民生共14条，规定兴办国营、民营工矿企业，国营、民营航业以及发展生产事业，实则为发展垄断资本创造条件。第五章国民教育共12条，规定三民主义为教育之原则。第六章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共6条，规定中央与地方权限之划分采均权原则。第七章政府之组织共2节19条，第一节中央政府规定中央政府之组织与职权，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国民政府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各部会。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第二节地方制度规定设省、县、市各级政府。

（十八）第八章附则共6条，规定约法之解释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之训政时期约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该约法为训政时期即宪政开始之前的临时宪法，依据孙中山建国大纲之规定，训政时期暂由国民党以党治国，对于国民实行民主训练。全国俟有半数省份实施民选，则即召集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训政，开始宪政。序言规定约法时效：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允宜公布约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授政于民选之政府。兹谨遵创立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遗嘱，召集国民会议于首都，由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文件虽然借用来自于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形式，但本质上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带有东方特色的、封建买办性质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体制。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政府主席、委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约法”的解释权也由国民党中央行使。它虽在一些条文上允许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但后来又立了不少“法”，限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于国计民生问题除一些空洞条文外没有给人民实际利益，连孙中山倡导的“平均地权”也只字不提，却规定以“国家”和“中央”的名义兴办工矿企业和垄断专利、专卖事业，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它规定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国民政府对国民党的隶属关系，确认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实际上确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于蒋介石已经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因而事实上他就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因此《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从法律上确认国家权力交由国民党行使，确认国民政府对国民党的隶属关系，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合法化，实际上确立蒋介石的最高独裁者的地位。

（十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虽然也规定人民的政治权利，但同时又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从而在事实上对这些权利的行使加以限制，因此《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一部反民主的、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宪法性文件。该约法为“训政”时期的“临时宪法”，原定在1936年结束训政时废止，但因日本侵华、国家受难，故制宪国民大会一拖再拖，“宪政”迟迟未始。1946年初国共商议组织“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训政时期约法，遭到国民政府明确拒绝。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并附带通过《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一切与宪法抵触之法律须立即废止。同时国民政府颁布《训政结束程序法》，结束训政时期政府运作。1948年初“民选”产生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认为这部约法暴露国民党反动派一党专政的丑恶嘴脸，民国宪政学者认为这部约法制定过程极其仓促，且人权保障较为薄弱。且政权由党代表行使，政府由党产生，政府对党负责，重要法律由党解释，其认为这些弊病对中国近代史和当今中国影响深远。支持者认为国民党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宣布暂实行训政，并明确将一党专政涉及的内容公开以“约法”发布，并以此为限，因而有利于约束国民政府。军政时期为孙中山起草的建国大纲中建设国家的程序的第一阶段。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训政时期为孙中山起草的建国大纲中建设国家的程序的第二阶段，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按照俄共的模式重新建党任总理。《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总理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即独裁权。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写下《建国大纲》，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北伐战争

（一）北伐战争是指1926年到1927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方，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明确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1926年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伐军制定正确的行动方针，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是北伐先锋，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高歌猛进。进入湖北后军阀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后北伐军终于在8月下旬攻下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在战斗中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所在的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更是被誉为北伐名将，曹渊等一批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后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惊人的进展，控制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北伐途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与运输、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有利保障。就在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伐胜利进军之时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面目暴露出来，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被窃取。

（二）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北伐进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以及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北洋军阀，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道路。1924年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贿选”的大总统曹锟，然后邀请孙中山北上。等孙中山北上抵达时冯玉祥已经与张作霖商定，接受段祺瑞进京任“临时执政”摄行大总统，并废除曹锟宪法，终止《临时约法》和取消国会。孙中山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主张召开军、政、商学实力派组成的善后会议。1925年2月1日善后会议召开，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年10月爆发反奉战争，1926年4月反奉战争失败，张作霖奉军占领北京并与吴佩孚修好联合，段祺瑞下台。1926年7月4日为完成总理孙中山的遗愿，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进行北伐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国民党国民政府发动北伐的时候段祺瑞已经下台，当时北洋政府控制在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附庸，占据两湖、河南三省和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后起之秀孙传芳占据长江中下游。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30万人，控制湘（湖南）、鄂（湖北）、豫（河南）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吴佩孚和张作霖勾结，控制北洋政府，在北方向南口、多伦等地倾向革命的国民军进攻；在南方吴佩孚增兵入湘，企图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传芳在赣、闽伺机行动。

（三）国民革命军8个军10万余人（战争过程中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任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邓演达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1军至第8军军长，缪斌、李富春（共产党员）、朱克靖（共产党员）、廖乾吾（共产党员）、李朗如、林伯渠（共产党员）、黄绍竑、刘文岛分任第1军至第8军党代表或副党代表，除第8军驻湖南衡山、安仁地区和第7军驻广西外其余6个军均驻广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以.布柳赫尔（化名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建议下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制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歼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部署以主力进军湘、鄂，另以第1军大部在广东汕头、梅县地区对闽警戒，第1、第4军各一部和第5军大部留守广州。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北伐战争北伐军制定正确的行动方针，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第七军钟祖培旅是北伐先锋。在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北伐军高歌猛进，进入湖北后军阀吴佩孚企图凭借汀泗桥、贺胜桥的险要地势阻止北伐军的进攻，经过浴血奋战后北伐军终于在1926年8月下旬攻下汀泗桥、咸宁和贺胜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9月10日攻占武昌。在战斗中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所在的张发奎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叶挺更是被誉为北伐名将，曹渊等一批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北伐军向江西进军，经过艰苦战斗后于11月占领九江、南昌，并一举歼灭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同时福建、浙江等省的军阀也纷纷倒向北伐军。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仅半年就取得惊人的进展，控制南方大部分省区。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部也控制西北地区，并准备东出潼关来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大局已定。

（四）北伐途中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广东、湖南、湖北等省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与运输、救护、宣传、联络等工作，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有利保障。就在全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伐胜利进军之时蒋介石“反共”的面目暴露出来，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自孙中山逝世北京、国民会议召开无望之后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发动北伐打到军阀的呼声就愈发强烈，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提出“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的口号。2月在北京中中国共产党召开特别会议，提出进行北伐推翻军阀的政治主张。同年春因英国人在在长沙公开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引发长沙各界反英、驱赵、讨吴运动，时任湘军第四师师长的唐生智受王基永的劝导，与国民政府开始接触，随后蒋中正委派陈铭枢前往湘粤边界的砰石与唐生智就北伐展开谈判。最终唐生智决定接受国民政府指挥，本人出任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在此之前的3月因与蒋中正产生分歧，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出走法国，国民党内另一领袖胡汉民出走苏联。蒋中正忙于整顿党务，北伐呼声一度无人问津。与此同时随着湖南形势的恶化，吴佩孚决定以援助赵恒惕为名进占湖南。5月5日李宗仁宣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一职，并赴广州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达成共识，要求国民政府把握湖南战机而进行北伐。5月21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北伐决议案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筹建总司令部、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具体计划。至5月底叶挺独立团进抵湖南安仁、渌田一带，陈铭枢部与张发奎部分别由高州和琼崖两地开拔援湘。

（五）孙传芳连遭失败，求援于奉军张作霖，联合组成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孙传芳和张宗昌任副司令。计划以奉军一部入河南，促吴佩孚反攻湖北，孙传芳反攻江西，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接防苏、皖北部，配合反攻鄂、赣。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铁路（上海-南京）和沪杭铁路（上海-杭州）沿线及皖南地区，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为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蒋介石兼中央军总指挥，率江右军（由第6、第2军和独立第2师组成，程潜任总指挥）和江左军（由第7、第10、第15军组成，李宗仁任总指挥）分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第1、第14、第17、第19军（由孙军第1师起义改编，陈仪任军长）和第26军（由孙军第3师起义改编，周凤岐任军长）自赣、闽分路入浙，夺取杭州、上海，助攻南京。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率第8、第4、第9、第11军由鄂入豫，牵制北面之敌。1927年1月下旬东路军第1、第26军在第2军配合下由浙江衢州向杭州方向发起进攻，在龙游附近击溃孙军一部，于二月上旬进占兰溪、金华后乘胜向淳安、建德（今梅城）、浦江推进。2月11日在桐庐、诸暨、富阳地区遭孙军孟昭月等部4个师抵抗，激战五日后俘敌8000余人，于2月18日占领杭州。在此期间东路军第14、第17军和第1军一部由闽入浙，相继攻占临海、宁海、宁波、绍兴等地，肃清浙江境内的孙军。三月上旬东路军开始进攻淞、沪，至20日第14、第17、第2军和第1军一部经太湖以西攻克常州、丹阳等地，截断沪宁铁路；第1军主力和第26军克松隐、松江、吴江、苏州，迫近上海。21日周恩来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激战后占领上海，第1军一部乘机进入上海市区。

（六）与此同时江左军由鄂东向安庆、庐州（今合肥）挺进，由于孙军刘宝题师、陈调元师、王普旅和叶开鑫残部相继起义，三月四日不战而下安庆，至18日进至庐州、六安之线。江右军由江西沿长江南岸东进，相继攻克芜湖、当涂后，3月20日开始总攻南京，经两天激战后扫清江宁镇、秣陵关、龙都等外围据点。23日第2军进逼中山门、光华门，独立第2师进攻通济门、武定门，第6军进抵雨花台，该军第19师由中华门冲入城内。当晚江右军各部分路进城，占领南京。北伐一直是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概揽孙中山的北伐观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高举护法大旗，孙中山历来视《临时约法》和国会为中华民国的主要象征和共和制度的可靠保证，他曾指出：“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命脉不存在，国体将安托？须知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共和国家之总枢全在国会，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故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可见约法和国会在孙中山北伐观中的地位；重视军事斗争，孙中山为恢复约法和国会先后进行过多次护法战争，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北伐、1915年第一次护法战争、1922后第二次护法战争和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等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孙中山对军事北伐的重视程度；联合其他力量，早期的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事武装，进行军事北伐只能依赖地方军阀。采取利用或联合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的做法致使他领导的多次北伐都因地方军阀的反对和破坏而失败。在共产国际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联合革命力量的重要性，进入以革命的武装进行北伐的新时期。孙中山北伐的主导思想是试图通过战争的方式武装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尊严，挽救濒于失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统一的北伐无疑符合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具有鲜明的进步性。这是北伐战争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时期支持北伐，并努力把北伐纳入革命轨道的理论基础。

（七）与国民党的北伐观相比时中国共产党的北伐观则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北伐，原因是孙中山1924年发动的北伐不仅时机不成熟。而且孙中山在宣言中声明要与奉张、浙卢等“友军”共讨曹吴，更是隐没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混淆革命阵线，这就决定此次北伐不可能动摇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因而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转而改变态度，开始积极主张北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吴佩孚与奉张联合进攻国民军，使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关头，因此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向吴佩孚进行攻击。其途径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同时通过北伐既可以达到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扩大革命的同盟者的目的，又可以借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重视对北伐军政治思想的改造。为保证北伐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选派自己的优秀党员到各军去担任政治工作，以推动北伐军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发表对当前时局的看法，支持北伐。3月暴发“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在国民党左派支持下通过谈判解决事件，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也妥协，支持蒋介石出任北伐军总司令。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共产党在扩大会议上与第三国际的指示中均强调军事和政治并举。北伐的政治纲领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国革命的根基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强调在北伐中维护工农利益的重大意义。之后便在北伐过程中组织农会觉醒农民，工农运动迅速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此举造成国民政府内部左右派的分裂。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国民党的党权，1926年5月15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借口改善两党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他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

（八）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数次商谈，要他接受这个要求。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要中共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对蒋介石采取退让的态度，在未同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成员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的意见并不一致，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要大家接受，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和代理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等只得辞职。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一手控制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1926年10月共产党为实践北伐，于上海发动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军阀孙传芳部对工人、市民进行镇压，工人100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10多位共产党员被杀，起义失败。1927年2月19日革命军占领杭州时共产党为配合国民军进攻上海，发动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共产国际人员指导下进行军事布置。起义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国民军先头部队的配合下经过浴血奋战后起义取得胜利。由于对共产党的态度不同，国民党左、右派出现分裂。右派代表南京的蒋介石与左派代表武汉的汪精卫分设政权，史称宁汉分裂。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欧洲经莫斯科回到上海，与蒋介石会面，汪精卫承诺阻止武汉反蒋，而蒋的蒋介石则支持汪精卫主持党务。2日国民党监察委员吴敬恒、李宗仁、黄绍竑、陈果夫等在上海开紧急会议，提出检举“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汪精卫6日抵达武汉，蒋介石则于9日离开上海赴南京。

（九）4月12日军队开始在上海逮捕、处决共产党人，是为“清党”（中国共产党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7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介石、柏文蔚等及部分监察委员宣布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宁汉正式分裂。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进行分共（中国共产党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自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国民党称为南昌暴动），被迫成立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向北洋军阀实力最强的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军。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军，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雄厚的张作霖军。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这次战争中途共产党被抛弃、被屠杀的教训使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建立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另一条革命道路。二次北伐指北伐战争的第二阶段，1928年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发动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政府自称这次战争是第一次北伐战争的继续，故称这次战争为"二次北伐"。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在击败军阀张宗昌后 张作霖被迫撤回东北，途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形式上的统一。

（十）1928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联合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因国民政府自称这次战争是1926年北伐的继续，故有"二次北伐"之称。1927年9月20日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发表宣言表示要继续北伐，以完成全国之统一，但由于内部矛盾重重而无暇顾及。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为进一步提高身份，增强其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蒋介石打出继续北伐的旗号。而此时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为扩充自己的力量也都有北伐之意，于是国民党中各派军阀在相互利用、相互争夺的基础上取得暂时的妥协，从而展开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2月2日至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了统一全国，巩固其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打出“继续北伐”的旗帜，意图把自己打造成继承孙中山未竟事业的信徒，使国民党各派听其指挥。而此时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实力派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都有北伐之意，于是国民党中各派军阀在相互利用、相互争夺的基础上取得暂时的妥协，并一致展开同奉系军阀的战争。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会议认为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并通过《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2月11日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之后蒋介石以北伐之名对军队进行重新改编。蒋介石把北伐各军编为四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全军共40多个军，约70余万人。北伐部署是：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津浦、京汉两线间的鲁西和直南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石家庄，再转京汉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然后四路会攻京津。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参战兵力约40万。

（十一）1928年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各路战事同时发动。第一集团军在鲁南和津浦线进展顺利，7日发起攻击，9日占郯城，10日克台儿庄，中旬占临城、滕县、兖州、曲阜，下旬占莱芜、泰安，5月1日克济南。第二集团军发起攻击后在直南首克邯郸，后受安国军重兵相抗，苦战于大名、彰德一带，在鲁西则连克郓城、巨野、济宁。第三集团军于4月20日冲出娘子关向石家庄进攻，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受到日本帝国的干涉。1928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1928年5月3日公然武装进攻济南，对济南居民和进驻济南的北伐军进行大肆屠杀，制造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面对日本的武装干涉时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部队撤离济南，绕道北进。1928年5月上中旬北伐军继续向奉军进攻，相继占领石家庄、临沂、德州等地。5月19日蒋介石调整部署，以第一、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兵分三路，进逼京津。5月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进攻，相继攻占邯郸、石家庄、保定、德州、大同、归绥和张家口等地。5月30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命令部队撤离京津，向滦河方向退却，他本人决定出关。国民政府委派南桂馨、孔繁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代表张学良、杨宇霆谈判和平接收京津事项，议定国民政府给奉军撤退以方便条件，奉军未完成撤退以前国民党政府军队不予追击。6月2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发表出关通电，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张作霖在退往沈阳途中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同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即呈请委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6月8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12日傅作义部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蒋、冯、阎、桂联合的二次北伐也随之宣告完成。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要求与各国遵正当手续另订新约。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并入该省；北京易名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

（十二）6月27日张学良返回奉天，7月1日张学良通电停止战争，并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商洽合作事宜。7月6日蒋介石及参加北伐的主要将领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的祭告典礼，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日本帝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定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全国的统一。蒋、冯、阎桂联合进行的北伐实际上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军阀争夺北中国统治权的战争，这次北伐尽管结束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除新、旧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但旧的矛盾和斗争很快就为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和斗争所取代。为了欢迎北伐军，山东、河南人民掀起闯关东的高潮，促进东北地区的开发。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1日—1926年12月5日）是中华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的政权机关，1925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将原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次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由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于27日发布改组政府令。1925年7月1日第一届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国民政府组织法》于同日公布，并按其规定设军事、外交、财政3部。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它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遗嘱，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十三）随后在广州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通过第二次东征、南征，先后消灭陈炯明、邓本殷为首的地方割据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创造有利条件。1926年国民政府陆续增设教育行政委员会（1927年3月改教育部）、司法行政委员会（1926年11月改为司法行政部）、交通部（1925年11月公布组织法）及侨务委员会（1926年9月成立）等机构，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机构主要是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3个部分。军事部是国民政府所属行政部门，只负责军事行政，不具有军队统率职权。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7月3日任命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为军事委员会主席。7月5日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军事委员会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总司令部未成立之前军委会既为国民政府军事行政机关，又是军事统率机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作出国民革命军迅速出师北伐的决议，同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7日公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总司令兼任军委会主席。总司令的职权为统辖陆、海、空各军，并对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负完全责任。总司令部成立后军委会仅是军事行政机关，总司令部成为军事统率机关。总司令部还有更大的一项职权，即出征动员令发出，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后其势力膨胀，亲蒋派伍朝枢、古应芬、张人杰均成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常委人数增至7名（其余4名是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宋子文）。汪精卫受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压，负气出走欧洲，同月谭延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26年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广州国民政府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在北伐战争顺利发展、工农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准备背叛革命。1927年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白崇禧才率军进入上海并占领有利地区进行戒备，蒋介石随后到上海，于4月初约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等10余人举行反共秘密会议，决定立即以暴力手段“清党”。后又与汪精卫密谋，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由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和汪精卫抱有幻想，陈独秀和汪精卫5日发表《联合宣言》为蒋介石叛变辟谣，使中共和革命群众对行将发生的突然事变，缺乏应有准备。11日晚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蒋指使杜月笙诱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12日凌晨被蒋介石收买的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随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蒋介石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次反革命政变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1926年蒋介石夺取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之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蒋介石更日趋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成立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并开始做积极的准备。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戴季陶、吴铁城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成员。

（二）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他即积极推动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1925年5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著作，先后炮制《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妄图用孔孟之道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阉割其革命内容，戴季陶主义一出笼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蒋介石到南昌后立即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随同戴季陶一起前来的还有吴铁城。他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小岛，或送往上海，至于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蒋介石表示考虑再说。中山舰事件后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假意将他撤职。为了实行反共，蒋介石特邀他来南昌，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联络。蒋介石招来的另一个是在天津隐居的黄郛，黄郛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革命政策而去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蒋介石进驻南昌后两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亲去天津相请，年底黄郛来到南昌。12月31日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张静江和陈果夫等人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他是个跛子而把主席的位子让给蒋介石，北伐期间由他代理。他利用职权，伙同组织部长陈果夫强行解散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市党部，并向各地安插亲信，进行窃权活动。同时对广东的工农运动大肆镇压，残杀农会干部，派流氓烧毁省港罢工委员会。

（三）这些人密集南昌，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一个反动的核心。1927年1月20日到25日蒋介石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包下一座仙岩旅馆，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按照在庐山所定的方针，蒋介石立即积极行动起来。他从武汉一回到南昌就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他又公开提出驱逐鲍罗廷。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向日之关系。”一面却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就是苏俄能以平等待我中国，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那能放弃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未始不可以联合的。”又说：“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对于共产党时蒋介石自己讲：“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

（四）北伐开始后进军十分顺利，蒋介石却哀叹说：“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产党在内做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庐山密谋之后蒋介石就公开叫嚣要制裁共产党，说：“现在有一种谣言说中正现在对于共产党的同志有不信任疏远，并且有反对他们的倾向。其实并不能这样说的，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向来是扶助共产党的。但是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共产党将来强大起来了，如其党员有跋息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的。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于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优待共产党员了。如果还同从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是立在国民党员的地位，我就不能作国民党党员。”又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革命的地位上说起来，共产党的成败是要我负一份责任的。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典礼上蒋介石再次发表演说，谓共产不过为经济发展之一方法，有数国情形或适用之，但若中国采行共产制则为大害，徒使中国倾覆与革命耳。1月26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又接见日本海相财部彪派来的代表小室敬二郎，此人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二人进行长谈。蒋向他强调说：“我理解满洲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关系，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流过血，有感情上的问题。我认为对满洲问题，必须特殊考虑。”又说：“我欣赏币原外相的演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握手。”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千太郎，再次表示他非但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尊重现有条件；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

（五）不久蒋介石又接见日本军部的代表永见增辉和松室孝良，此二人带着戴季陶的介绍信来见蒋介石，蒋介石更明确地表示：“本总司令决心已下，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愿意中日提携，共同防共。"蒋介石还接见日本政治家山本条太郎，二人会谈后山本回到北京就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出色的军事领袖。随后蒋介石就派黄郭去上海，直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联络，他向矢田表示对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蒋介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的同时还通过两条渠道与美国建立联系：一是通过王正廷去上海与美国联络，1927年1月26日王正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举行秘密会谈，王正廷告诉美方称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完全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可以不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设法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可成立一个委员会实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联系，孔祥熙是广东省的财政厅长，他通过英国人寇罕与詹金斯联系，寇罕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保镖。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院报告说：“根据寇罕的情报，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又说：“蒋介石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愿做俄国人正在干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并制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又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方作与上述电文相同的表示，蒋介石还派员到各国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

（六）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并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更促使蒋介石下定清党反共的决心，为了清党反共，蒋介石还和南北财阀进行联系，特别是与江浙财阀的联系。江浙财阀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蒋介石和他们又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江浙财阀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蒋介石的好友。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曾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和其他工商界的头面人物秘密集会，蒋在会上明确表达他反对武汉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的立场，得到与会者的赞赏。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也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密谈，双方达成交易。蒋介石要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虞洽卿要蒋介石明确表明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见诸行动，把正在迅猛发展的工人运动压下去。虞洽卿还参加庐山密谋，回到上海后江浙资产阶级撇开原有的拥护孙传芳的上海总商会，另组一个拥护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虞洽卿任会长。3月初蒋介石又派张静江去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一笔又一笔巨款，首先由钱新之、陈光甫按蒋介石来信的要求，资助蒋介石50万元，帮他解决年关的急需。3月29日上海商业联合会认捐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宗敬拍着胸脯说：“要铜钱用，我有。做事体请洽卿、晓籁两位老哥，钱要多少，我出多少。”蒋介石曾感谢地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已议有办法，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七）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当黄金荣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是他的徒弟蒋志清时颇为得意。3月中旬蒋介石特派代表王柏龄（第一军副军长）、杨虎（总司令部的特务处长）和陈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先后到上海，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人黄公馆，先与黄金荣会晤，然后由黄金荣召集张啸林和杜月笙来密商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然后杨、陈两人又到杜公馆再次密谈，杨虎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载在上海反共的关键时刻与当地闻人黄金荣、张啸林、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深相结纳，请其协助。在“三大亨”里杜月笙最为坚决地支持蒋介石，他认为机不可失，只有参加反共，将来才有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帮会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的抉择面前最活跃的要数杜月笙，其反共的积极性要高于黄金荣。于是帮会首先拒绝汪寿华方面的种种支持与要求；其次监视中共和纠察队；再次恢复“中华共进会”，召集旧部，建立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施展铁腕，一举加以解决。黄金荣、杜月笙等还向蒋介石表示：“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全力协助，义无反顾，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乐于从命。”不久他们就带领一批“中华共进会”匪徒扑向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摩擦，为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找到借口。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

（八）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4月1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月3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精卫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九）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严重的右倾麻痹，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收回工人的武装；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

（十）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十一）1927年5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五月紧急指示”，大意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5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那些迫害工农的军官。这份文件被汪精卫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手中得到，国民党高层认为这是共产国际要武装夺取政权，决心清党。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和亲共的武汉汪精卫政权对立，是为“宁汉分裂”。同年5月21日湖南的汪精卫政权下属的一些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6月5日第三国际代表罗易转发电报给汪精卫，要求其增加共产党对武汉政权的掌控，并处分反革命派，扩大农工武装运动。7月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再度知悉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鲍罗廷欲分化国民政府，以助中国共产党武力夺取武汉政府权力之策略后宣布“和平分共”，遂决定取缔共产党言论，又通过“取缔共产议案”，罢黜鲍罗廷及其他苏联顾问。8月1日共产党以“南昌起义”进行全面摊牌，武汉国民党右派在8月开始清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全面破裂。蒋介石通过此事成为被国民党内右派的多数派支持，成了最高领袖，国民党左派遭到排斥或者镇压。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破坏北伐统一，清党使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事业严重破坏，延缓成功的时间。蒋介石虽然不久由于北伐军在徐州失利而下野，但很快重掌大权，完成北伐，开始在中国数十年的统治。

（十二）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在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四·一二事件使共产党的发展严重受挫，共产党认为这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失败。四·一二事件之后共产党内坚持和国民党妥协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被认为右倾投降主义被撤职。陈独秀被认为一味退让，甚至要求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上缴武器，造成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武力清党毫无准备。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共产党联合极少数国民党左派在南昌发动南昌起义，开始组建共产党军队，开展武装革命，直到夺取中国的政权。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的杜月笙则事业顺利发展，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一度持此功谋求上海市长一职未遂。1949年在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失败退往台湾之际杜月笙担心自己当年参与四·一二事件的经历令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便逃到香港。1951年8月16日下午4时50分杜月笙于香港病逝，终年63岁。1927年4月3日汉口日租界的两名日本水兵乘人力车因付车资太少与车夫发生争执，日本水兵蛮横动粗，致使车夫受重伤，并刺死1名前来援助车夫的中国工人，激起民众义愤。日本水兵多人赶来助阵，抽出刺刀刺杀群众，群众忍无可忍，徒手抓捕参与行凶的十名日本人。日本驻汉领事馆调集大批水兵开枪向群众扫射，打死中国民众十余人，伤数十人，酿成四三惨案。惨案发生后在刘少奇等领导下武汉各群众团体举行紧急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同胞的残杀，要求严惩日本凶手，4月6日武汉各界群众在汉口和武昌举行追悼四三惨案死伤民众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