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旗二
清初时期，旗主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后来经过几代皇帝的不断分化，从清朝中期开始，八旗实际控制人都是皇帝本人了。
八旗之间原则上没有排名先后之分，也无实力强弱之分。八旗中的旗人在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差别，不存在上三旗旗人比下五旗旗人享有更多福利的情况。但上三旗包衣和下五旗包衣在待遇上差别巨大，前者是吃皇粮，后者是领王府俸禄。
此外，上三旗旗人比下五旗旗人拥有更多机会，比如皇宫内廷侍卫一般都是上三旗旗人才能担任。在上三旗中，头旗为镶黄旗而不是正黄旗。下五旗则完全没有先后之分
入入关之后，清八旗就开始出现了堕落的现象。
京城旗民聚赌自康熙朝以来就屡禁不止，但当时内城还算清净，尤其是在旗人官丁中还没有那么普遍。但到了乾隆后期和嘉庆时期，旗人聚赌风气愈演愈烈，甚至内 城也是如此。更糟糕的是，旗人聚赌的背后还有诸多王公大臣的庇护。嘉庆七年(1802年)正月，出现“袁锡聚赌案”。嘉庆帝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理此案， 对涉案人员进行了严惩。
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又对京城旗人聚赌案件进行了集中查处。先是御史韩鼎晋奏报，内城聚赌之处甚多，而且很多都是诸大臣的轿夫领头开局。嘉庆 帝立即令大学士禄康及英和负责查办，当即查知有一个杏花天赌场，甚至还有兵部尚书明亮的轿夫参与。但等到缉拿时，聚赌之人早已逃散。嘉庆帝感觉到这起聚赌 事件有蹊跷，立即召见明亮当面质询，明亮说他怀疑禄康的轿夫也在其中。
嘉庆帝于是改命英和与桂芳负责查办此事，经开局轿夫头徐四核实，禄康的轿夫的确也参与了聚赌。后经英和、桂芳查实，徐四等人自从嘉庆十四年起就经常开设赌局，这使嘉庆帝感到非常震惊。
本来，轿夫开局聚赌，有一案惩办一案即可，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明亮、禄康这些身居高位的大员、要员，不仅未能管束自己的下属，而且千方百计地对其予以包 庇，这是嘉庆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嘉庆帝严惩了明亮和禄康。此案的首犯徐四等人处以永远枷号，游示九门。参与聚赌的各犯，枷号一年，期满后发往极边充 军。
到了道光朝，京城旗人聚赌的问题依然严重。道光二年十二月，甚至有太监家属在圆明园附近开设茶馆，招引附近旗民饮酒聚赌。道光五年，闲散宗室福山等人召集无赖聚赌，被革去四品顶戴，发往吉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嘉庆帝一开始并没有从根本上入手，而是继承了康、雍、乾三朝都曾经实行过的增加养育兵额的方法，从皮毛上着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嘉 庆十年(1805年)，嘉庆帝决定在八旗正额之外，增加养育兵额，以缓解旗人人口增加而生计日艰的问题，并一次性增加了3000名兵额。
嘉庆十一年，为了进一步改善生计，嘉庆帝准备恢复裁撤很久的天津满营旧制，但是此议因为财务问题，遭到反对未能实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嘉庆帝还将内务府闲款20万两和户部拨银50万两交给商人生息，用每年的84000两利息，在满八旗、蒙古八旗、圆明园、内外火器营、健锐营、内务府三旗、圆明园包衣 三旗中增设养育兵数千人。游手好闲、不事劳动的寄生生活。嘉庆帝的这一措施，才真正抓住了八旗问题的关键。
嘉庆十七年，嘉庆向军机大臣谕令，要求吉林将军赛冲阿筹办此事，但赛冲阿并未尽心筹划。嘉庆十九年，嘉庆帝改派富俊为吉林将军，才有了进展。
富俊到任后，建议嘉庆帝先屯田，然后再从京旗中派人耕种。这种做法得到了嘉庆帝赞赏。到道光元年，双城堡三屯垦田9万多垧，移驻京旗3000户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富俊计划每年移驻200户，由官府来发给房屋、牛具。
但京旗对于移屯并不积极，两年时间仅仅移驻28户，四年内也只移驻53户，五年移驻76户，八年移驻85户，未实现目标。在八旗特权没有取消的情况下，如果朝廷还继续提供恩养的政策，旗人是不会有积极性去东北垦荒种地。(毕竟嘛，叫一帮这样的人，让他们去自力更生去，这就别想啦)
旗人不愿意种地，当官、当兵，名额又不够，而从事商业、开矿等等之类的也不愿意干
而之后的八旗大家也都知道了它们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在八期之中有战斗力的，也就是蒙八旗了。到了后期，全都得靠汉人士兵来打，八旗已经没了战斗力了，其中有战斗力的蒙八旗也已经在八里桥一战，损失惨重。蒙八旗再后来也没落了。
八旗制度给北京留下的历史遗迹还间接地烙印在了皇城之内，在今天的北京地图上，可以看到许多像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这样的地名，因为过去这些地方是驻守城门的八旗兵的营房。北京宣武门外有一条胡同叫校场口，校场口附近还留有校场头条至五条，这一带曾经是八旗兵练兵、习武的地方。
想当年，德胜门外的西北这一带，是清军正黄旗旗营所在地。有军队驻守，理当太平，于是人们便称此地为太平营。解放以后这个当年的军营所在地被改名为北太平庄。今天的北太平庄军旅不在，容颜已改，只有太平依旧八旗制度从正式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覆灭，共存在了近三百年，它是清王朝统治国家的重要军事支柱。古老的北京城，见证了它由盛及衰、由衰而亡的过程，而历史把这个见证绘记在了今天的地图之上。
